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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己的限制越多,他离无限的距离就越近。这些人虽然看起来与世界格格不入,但他们像白蚁一样钻入自己的身体,构建了一个奇怪但是无比独立的微缩世界。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象棋的故事》
2012年5月17日
该给吉米打电话了。
吉米是我在威洛斯杂货铺的啤酒交易接头人。这家位于门洛帕克的本地家族经营的杂货铺开辟出一条生意红火的精酿啤酒零售业务,抵挡住了连锁巨头全食超市的进攻。其所在的威洛路,起点位于闪着24克拉钻彩的帕洛阿尔托城边,然后相继经过有着同样金色招牌的门洛帕克,和肯·克西(Ken Kesey)曾经工作过的一家老兵医院。这家医院就是《飞越疯人院》里疯人院的原型。之后就像一场海外探险之旅一样,威洛路陆续穿过东帕洛阿尔托和曾有着湾区最高谋杀率的贫民聚集地[当地的两所学校分别以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凯撒·查韦斯(César Chávez)和非裔美国宇航员荣·麦克奈尔(Ron McNair)命名],在Facebook大门前巨大的随时有游客聚集的点赞按钮前结束。
和所有真正的商人一样,吉米任何时候都会接听电话。星期五半夜12点半想打给他?没问题的。怎么付钱?别管了……先拿好你的酒,下次来店里再说吧。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Facebook终于要上市了。这意味着Facebook的股票将第一次在纳斯达克进行交易。当年,在股票交易所还是一处挤满交易员的物理空间的时候,每天都会有一声开市钟来代表新一天的开始。为了重现这一旧时代的辉煌,每当有重要的新公司上市,纳斯达克就会准备一场敲钟仪式,敲响一只纯装饰性的钟,并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直播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广告屏下熙熙攘攘的游客莫不驻足观望。
不过,扎克伯格有不一样的想法。
西装笔挺地出现在纽约,对这样一家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公司来说,算是有失身份了。不,IPO的仪式必须在Facebook举行。
没错,扎克伯格和Facebook的高级指挥官想要把他们在科技圈的升仙仪式放在Facebook自己的院子里举行。这就像是拿破仑打破公元10世纪以来的传统,坚持在巴黎行宫的后院,而非兰斯大教堂,举行他的加冕仪式。更绝的是,就像拿破仑可以从教皇手上夺过查理曼大帝的皇冠,为自己和妻子约瑟芬加冕一样,Facebook也不需要来自纳斯达克或者华尔街的祷祝。扎克伯格打算自己主持整场仪式,站在他最爱的“水族箱”旁边,自己按下敲响开市钟的按钮。
从这一刻起,Facebook就会有一个面向公众的股票价格。那些不像扎克伯格般拥有狂热使命感的员工,或者身价数字里还没有三个逗号的员工,会变得软弱,开始为那个频繁波动的数字操心。为了防止大家太专注在首发当天的股价上,Facebook的领导们宣布,上市前夜将举行一场黑客马拉松。这里的理论是,如果大家前一天花了一整晚做黑客马拉松项目,那第二天肯定昏昏欲睡,没什么精力关注股价了。和大量说来好听的Facebook理论一样,现实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不过这是他们当时的打算。
作为一名只会写电子邮件的没用的PM,对于这次上市前夜的热身赛,我能参与的事情有限,只能加一点料让它变得更加热闹。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我在办公室自酿了啤酒,然后决定招募一群人一起为IPO的庆祝活动生产一批备用。我的自酿啤酒工具保持完好,正放在FBX的座位下。我们升级了广告部的饮酒设施,我还为团队买了一个真正的啤酒龙头和一台啤酒保鲜机,并在里面装满了本地产的IPA(印度淡色艾尔啤酒)和各式各样的比利时瓶装啤酒。自酿啤酒的首要准则:只有喝着酒你才能酿酒。
大日子终于来了。这天晚上,我在庭院正中间、园区内唯一通宵开放的咖啡馆前,支起了啤酒摊。那个巨大的冒着热气的酿酒桶和下面冒着熊熊火苗的炉子,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扎克伯格路过此地的时候看了我们一眼,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咖啡馆。博兰和我因为在CA功能上的亲密合作,正享受着一段短暂的友谊,他留下来给我帮忙。PMMess也在旁边招呼着,但她对我的热情显然已经冷却了,就算和她关系微妙的老板博兰在场,也于事无补。
我为来来往往的广告部员工,甚至其他部门的Facebook人斟满美酒。在这一刻,空气中充满了嘉年华般的温暖,人性得到了升华,人们对彼此敞开心扉,共同庆贺着宇宙的恩宠,进行着两足灵长类动物之间的深刻交流。
然后啤酒不够喝了。
正在酿造的啤酒还要好一会儿才能好(我们想都不会想再用Facebook糟糕的供水系统做冷却),而啤酒短缺可是个了不得的大罪。于是我给吉米打了个电话。确认好货源后,我问博兰能不能帮忙开车,因为在酒精里游历过比利时以后,我看东西已经有重影了。
我爬进了他那辆破旧的沃尔沃旅行车里,车内棕黄色的皮革由于经历了太多小孩和周末足球赛之旅的摧残,已经磨破了好些地方。里面看起来就像是很多来不及吃饭的人曾经拿着自己的食物坐过这辆车。为了打破同处一个密闭空间的尴尬,我有点突然地问他家住哪儿。“阿瑟顿。”他回答道。这是谢丽尔以及其他真正的科技界大佬居住的社区。“租的房子。”他马上又加了句,可能是看到了我崇拜的表情。
当面对一个不怎么让人享受的社交场景时(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就会变成知名访谈记者特里·格罗斯(Terry Gross)。
“你是怎么从微软来到Facebook的?”
“谢丽尔招我过来的。她说服了我。”
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双唇如此紧贴她的屁股。
“怎么说服你的?”
“这个啊,她基本上是这么跟我说的:‘你看,要么我现在就把你请来Facebook,你直接在我手下工作,要么一年以后你再来,为替代了你拿下这个职位的人工作。’她就这样说服了我。”
呵呵,典型的谢丽尔·桑德伯格式的狡黠。所以这就是吸引博兰这样的人的策略:许诺一个让他们觉得错过了会可惜的职业阶梯。
等我拿到了一份博兰的非正式简历,我们已抵达威洛斯杂货铺。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体会到了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或餐厅的好处,那些无所事事的富人就经常这么干。你可以直接走进去,随便拿你想要的——博兰和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凌晨1点的威洛斯里只有在最后一刻买卫生棉和尿不湿的顾客,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报出吉米的名字。就像我们是这地方的老板一样,我们一把抱起一大桶他们最好的IPA,扔到沃尔沃的后座上,飞驰回了公司。
快进两个小时。
第二桶啤酒也正式消耗干净。一开始的贪杯所带来的飓风般的醉酒状态现在逐渐趋于平静。要假装这是一场有效率的黑客马拉松,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称其为“黑客的办法”,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现在公司已经如此壮大,大部分员工根本没有能力“黑”出任何东西,工程师的数量早就被大量其他工种的员工比下去了。通常情况下,这些不是黑客的人会自行消失,远离极客们的深夜狂欢。但是这次可是上市前夕的派对,没有人想错过。所以每一位销售员、管理员、行政专员以及IT支持人员,都留下来直到凌晨,然后无事可做地瞎逛。公司当然没有提前给我们准备任何有节日气氛或者音乐性的活动。Facebook的斯巴达精神压抑了任何庆祝活动,哪怕是在公司登上巅峰的时刻。今夜之后,这里许多人都会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Facebook许诺给他们的股票期权将变成实实在在的可流动资金。在任何正常的公司,人们都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来庆祝。但Facebook人不这样。公司的组织纪律依然维持得很好。
再快进两个小时。现在是早上5点钟。
我想过要不要回船上睡一觉,但又怕错过了重要时刻。正当我在园区来回走动以保持清醒时,我再次遇到了博兰,这次他手握一瓶陈酿了12年的麦芽威士忌。他和PMMess在位于广告和用户增长团队中间的一块开放区域闲聊。这里有几张桌子,旁边的墙上还留着创意喷绘之夜工程师画的那幅超人的半成品。
他们邀请我加入。虽然我对威士忌并不感兴趣,但拒绝他们也未免太不礼貌了。所以平日里根本不可能聚到一起的我们仨,就这样在这里打发大事发生前的最后一小时时光。一位路过的前广告部工程师后来发来一张我的照片:照片里我神情恍惚,衣衫不整,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里还握着纸杯。当时我穿着印有Facebook标志的拉链卫衣,但卫衣下面露出了AdGrok的旧T恤。
此时的我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我们刚刚花了无数个小时尝试发布FBX,我在睡眠时间上的欠账已经难以估量。但血红的加利福尼亚朝阳正带来新的一天!激动人心的一刻越来越近了!
我们都在外面踱着步,人群开始聚集。一夜之间,行政部搭起了一座有如摇滚演唱会的舞台,脚手架上支起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银幕,四周装饰着彩灯。银幕下方是一个塔形玻璃演讲台,玻璃上嵌有扎克伯格将会按下的开启上市公司纪元的按钮。演讲台背后高挂着三个象征着这数十亿美元商业帝国的令人不得安宁的通知图标:紧挨着的俩小人(新的好友请求)、对话气泡(短消息)以及地球图标(赞和评论)。这三大支柱在Facebook内部被称作“珍宝”(the jewels),它们常驻于Facebook的每一个页面,不管是移动版还是桌面版。这些图标上不时冒出的红色通知数字现在已然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操作条件反射的强化刺激。舞台上的效果正是为了重现一个Facebook页面。
随着黎明的到来,庭院里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到了比肩接踵的地步。欢欣鼓舞的情绪被重新点燃,嗡嗡作响的人群八卦着彼此心中的期望,不时发出欢呼声。靠近演讲台的人开始明显地骚动起来,很快,Facebook的管理层一一登台:扎克伯格、谢丽尔、戴维·费希尔、埃利奥特·施拉格、佩德拉姆·克雅尼、克里斯·考克斯(克雅尼和考克斯都在我的新人培训上讲过话)、贾维尔·奥利万(Javier Olivan,用户增长团队的领导)、格雷格·巴德罗斯(当时广告部的领导)等。
现在是清晨6点25分,历史即将被改写。
和政客的选举造势晚会一样,台上的画面也被同步投射到大银幕上,好让庭院里所有人都能跟上节奏。纳斯达克的一位密使身穿Facebook T恤,介绍扎克伯格为“Facebook的远见家”,就好像他真的需要人介绍似的。
不知何处而来的一个响亮的女声宣布,此刻此景也同时在纽约时代广场直播。显然,中国游客们和“裸体牛仔”合影时,他们头顶的巨型广告牌正在播放我们这里的画面。
人群稍微安静了下来,扎克伯格拿起话筒:“再过几分钟,我将敲响开市钟,我们所有人也将回去继续工作。”
永远专注于我们的使命!
扎克伯格发表了几句庆祝性的讲话,但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你几乎听不清他说了什么。没有肉眼可见的时钟令倒计时更加富有悬念,因为你不知道那一刻会在何时到来。终于,台上的人不知从哪里收到了那充满魔力的信号,开始齐声倒数,5、4、3、2、1!
扎克伯格举掌用力拍下面前的玻璃板,几乎要震翻整个现场。音箱开始播放怀旧的火警声。所有人欢呼雀跃,如同跨年之夜。台上集结的大人物们开始集体拥抱。所有人都举起手机拍下了同样的照片。我们创造了历史!Facebook上市了!我们活在这一刻,亲眼见证了这一刻;我们的朋友只能嫉妒,我们的孙子孙女只能在我们讲这个故事时发挥想象!有多少人能有机会成为比个人伟大的历史的一部分,享受片刻不为个人存亡殚精竭虑的安心?人们通常可耻如私刑现场激愤的群氓,有时候英勇如诺曼底登陆的士兵,很少会像上市时这般收益满满。
人们脸上挂着喜不自禁的笑容,寻找自己的朋友和队友合影,记录下这一时刻。员工们给了这次体验最高级的赞美,把它放到了Facebook时间线的“重大人生经历”里。通常,只有出生或者结婚这样的喜事才能受此殊荣。那是时间线上一块巨大的空间,只放有一个大标题和一张照片,就像是报纸上登载的阿波罗号宇航员漫步月球的新闻头条。标题为“Facebook上市”,附加一句话点评,如“此生仅此一次的机会”或者“一代人仅此一家的公司”。
丘吉尔曾在国会演讲上指出:“民主是一种糟糕的政府组织方式,但是人类尝试过的其他所有方式更加糟糕。”
同样,资本主义是一种糟糕的管理生产的方式,只不过其他方式还要更糟糕。我们应该接受这个现实,而不是把它同瑜伽和约翰·奥利弗一起,变成蓝州的“世俗化宗教”。
我为什么对资本主义抱有怨念?因为它让所有东西都不再神圣,它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中大肆掠夺,将世界改造成了一个庸俗的市场。让一切事物——不管是女人、朋友帮的忙或者一件艺术品——变得廉价的最快的方式,就是给它贴上价格标签。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如此,一位忙碌的杂货店老板拿着他的价签器——咔嚓!咔嚓!——鸡蛋:4.1美元;Sightglass咖啡店的咖啡:5美元;教会区一处破旧的一室一厅公寓:月租金5 000美元。
我夸张了吗?
停下来想想这场IPO仪式到底是为了什么。Facebook的股份将第一次有一个公开的价格。所有的欢呼和盛典都意味着,举着价签器的市场的大手伸了过来——咔嚓!Facebook:每股38美元。然后所有人都为之狂喜。这是科技业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我们这些人“一生仅此一次”的大事。在后现代社会之前,只有源自古代的神圣仪式、战争胜利或者通过共同的歌曲、舞蹈等艺术直接体验了有意义的文化,才会引起人们的狂欢。而现在,不过是因为被贴上了价格标签,我们就兴奋异常难以自已,我们一生的劳作也都有了意义。这是所有创业家燃烧的野心:有一天,创造一家全社会认可的值得被贴上价格标签的企业。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死胡同,这就是在文明的黄昏里,我们仅余的真实价值观,或者至少在西方文明的前沿加利福尼亚州是如此。为聪明的人变得富有而鼓掌吧,期望你也是其中一员。
在他们的私有化文化中的意义已轰然崩塌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世界里的参与者竟会如火人节(Burning Man)的信徒一样,为了营造虚假的重要性而制造一场仪式。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我们应该为他们诉诸人的身份和不同的消费模式而感到惊奇吗?他们就像是从Facebook的广告定向系统里搬出来的一样:“千禧一代小众青年”“都市妈妈”“郊区富人”。
奥特嘉·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曾写过:“人们在悲剧里扮演角色,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的文明世界里悲剧的真实性。”IPO这样的悲情剧本注定会失去颜色,因为人们迟早会感受到真正的悲剧的召唤,那些被诗人们以诗句记录下来的,或者由父亲传给儿子的悲剧。在庭院里欢呼的人群不可避免会有后代,那些后代真的会有一天跪在他们的膝下,动情地问:“爷爷,Facebook上市那天是什么样的呀?”就像前几代人询问关于诺曼底的故事或者西线战事结束的过程?
我很怀疑。即使身为这场伪弥撒的亲历者,我所感受到的短暂的兴奋也迅速被疲劳和慢慢涌起的宿醉所取代。我在想,如果公司文化已经无法再制造类似的大场面,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回船上补了个觉。当我下午重新回去上班时,我以为园区里会没什么人。结果,在广告部所在的楼层上,我看到所有人都兢兢业业地在工位上工作,就好像早上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扎克伯格神教“回去工作”的号召得到了所有人的响应。
为了象征性地对扎克伯格竖起中指,我打开Google财经看了下股价。看起来,纳斯达克在开市时出了差池(尽管他们在庭院里的表演分外出色),Facebook的股票直到东部时间11点才开始交易。官方开盘价是每股42美元左右,收盘价是38美元。波澜不惊的一天,虽然有点反直觉,但这其实是件好事。
虽然因为封闭期我还有好几个月才能开始卖股票,但现在这些真实的、价格会随着市场上下波动的股票,确实象征着我真正的薪资。
所以我到底多有钱呢?
Facebook一开始答应给我的是75 000股,分4年兑现,外加175 000美元的年薪。我经过讨价还价,把其中5 000股提前变成了现金,用来还信用卡、买了辆新车(并骄傲地上了车牌号ADGROK)以及买下我现在住的帆船——所有这些加起来大概20万美元。
这样我还剩下70 000股。
假设我个人和公司都有名义上的绩效(我们年终奖的算法是用个人绩效评定乘以代表公司整体表现的系数,这个系数由扎克伯格多少有些专断地选定),我能拿到7%~15%不等的现金奖励(这不是华尔街)。此外,还有额外的股权激励:绩效还行的话,大概会有小几千股。如果我晋升至高位,或者真正开始爬上职业阶梯的高处,这个数字会大得多。
这样的话,按照上市时的价格,算下来就是:
38美元/股×(70 000股÷4年+3 000股年终股票奖励)+(175 000美元年薪+17 500美元现金年终奖)= 971 500美元/年
不到100万美元。
看起来很多是吗?其实不是。
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会被当作普通收入缴税,包括我得等一年才能拿到的股票。联邦税务局对科技行业的薪资可谓毫不留情。所以我这样一个平日里最大开支仅仅是比利时啤酒和航海用具的人,每年能拿到手的大概也就55万美元,或者说12倍于当时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这在旧金山也就算中产阶级的尾巴吧。如果你的伴侣也拿着科技行业的工资,那你们每年到手的收入可以接近七位数。这足以让你们在这个全美国最贵的城市之一过上正常的(但谈不上上流的)生活。这意味着我和我假想中的伴侣可以买得起房子,不过仍然需要贷款,毕竟诺伊谷的普通公寓价格已经在150万美元左右(想买还可以的独栋房屋?那你需要支付300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可以上私立学校,免受公立学校的折磨。这意味着周末的太浩湖之旅,圣诞节的出国旅行,或者一年也许能去几次夏威夷。这也意味着每三年给老婆换一辆全新的宝马X5,或者给我自己置办一台特斯拉S。
不过也就这样了。如果我失去Facebook的工作,就得跟这一切说拜拜。已经上市的公司不会开出这样的价码,早期公司只会给你一堆充满风险的文件。
个人财富的曲线上只有两个转折点,两个改变你人生的转折点。一个是之前提到的“滚蛋钱”,另一个是更高一级的“全世界都给我滚蛋钱”。
在你拿到第一层次的“滚蛋钱”之前,你得精打细算手上的所有股票和奖金,纠结这几十万美元到底应该买些什么东西。我称所有那些你斤斤计较的小钱为“不缺钱上限”。如果你以前只是在花6美元再来一瓶啤酒时从不多想(相信我,我有过就连花这个钱也需要三思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花60美元在Anchor & Hope餐厅吃一顿昂贵的三文鱼午餐也可以眼都不眨一下了。如果从前你会犹豫要不要花50美元买一个好像没什么用的玩物,现在你可以连想都不用想就扔下500美元换一台新手机或者微型投影仪。就像是曾在什么物价飞涨的国家中生活过一样,你潜意识里对10美元的认知现在得要100美元才能唤起。能够引起你关注的小数点俨然往后挪了一位(或者更多位)。除非超过了1 000美元,否则你根本不会考虑价钱这回事。
“不缺钱上限”的波动变化是只有穷人们才会陷入的桎梏。真正的变化发生在你登上了财富阶梯的第一级之后。“滚蛋钱”就是作为创业者的你自己真的收支平衡了,也意味着你终于不再受外部力量约束了。好好想象一下这个转折点。
Facebook上市那天,坐在电脑前看着股价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快我就醒悟了。我不仅目睹了自己财富的迅速变化(虽然还不到“滚蛋钱”的地步),也看到了身边人的变化,从那些有点荒谬的晚宴(比如每人点两份牛排和超过四位数的人均消费),到停车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保时捷、科尔维特甚至限量版法拉利。Facebook的空气里确实弥漫起腐朽堕落的气息,尽管公司一再倡导节俭。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的情形是,我好像终于可以开始过一种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生活了,银行里不再只有些小钱。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我苹果电脑里的倒计时程序——我把它设定在了我入职一周年,可以正式拿到股票的日子。两个月以后,7月15日,我就能拿到1/4的股票。不能比这更快了。
哦,我们前一晚酿的啤酒怎么样了?我将它命名为“IPO IPA”。就像是这场IPO仪式一样,它有一点点令人失望,比不上“淋湿扎克伯格桌子的IPA”。两周以后,我们终于把这一桶也喝光了,不过那更像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我们真的喜欢。不知为什么,以伟大革命情谊的名义合作、带着淋湿CEO桌子带来的欢喜的人们,酿出了比牵强附会的IPO庆祝仪式上更美味的酒。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