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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扰乱宁静

　　人类生活痛苦和混乱的一个主要的根源，似乎是人们过分看重一种永久状况与另一种永久状况之间的差异。贪欲的根源是过分看重贫困与富有之间的差异，野心的根源是过分看重私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虚荣的根源是过分看重默默无闻和声名远播之间的差异。受到这些过度的激情影响的人，不仅在个人的实际处境中是悲惨的，而且还经常为了达到他愚蠢的目的而扰乱社会的秩序。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资本主义的收尸人

　　商业信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最完美的形式只属于世界上最开化的、政府最精明的国家。它供养了军队，武装了海军，超越了数字本身的原始作用力，在智慧、财富和管理有序的工业基础上，搭建起国家的骄傲。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美国参议院演讲

　　1834年3月18日 注释标题 这条引言的一个版本被镌刻在曼哈顿市中心穆迪大厦的铜制门上。穆迪是一家信用评级机构，它面对大银行表现出的无能被认为对次贷危机负有部分责任。

　　2007年11月

　　“嘿！信用指数是怎么回事？”

　　我从4台铺满代码的蓝色显示器屏幕前抬起头，这个金融方阵内的东西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得懂，但它的产物维持着整个世界的运行。说话者是乔纳森·曼（Jonathan Mann），或者按交易部这层楼的人对他的叫法，就是“JMann”。他肩上挎着高尔夫球杆袋，双臂垂至球杆袋底部，一副亵渎金融之神的模样。

　　信用利差，即全球大企业的FICO（费埃哲）评分，正在“爆炸”，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对金融业的信心在萎缩。把这一情形比作耶稣受难也不为过。

　　“不清楚，我们会继续观察，JMann。”我答道，眼睛几乎没有从4台显示器上离开。他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回到了自己那个拥有更多显示器的座位上。

　　JMann负责维护高盛的交易信用指数，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整合一些大公司的证券产品，这些产品和共同基金类似。与股票世界不同，信用世界的价格不是由企业未来价值的模糊征兆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对企业在未来倒闭的概率的预估决定的。在信用交易这片土地上，只有葬礼，没有婚礼或新生儿受洗。我们以死亡下注，赌这个或那个公司会生存还是死亡，就像沉迷于赌博的收尸人。

　　JMann关心的信用指数不是我真正关注的问题。通用汽车、西南航空、福特汽车才是我关注的东西。我越过屏幕看了看查理·麦加雷（Charlie McGarraugh），他是耶鲁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负责航空和汽车公司的交易，我是为他做量化分析的仆人。我们为深奥的金融衍生品建立复杂的定价模型，维护着一条干净的数据流，这让我们对这个严酷无情的世界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以此获取我们的奖金。今天，他像往常一样，一起床就满头大汗地大声向楼层里或者电话那头的人高喊着报价。他的初级交易员罗布·杰克逊（Rob Jackson）坐在旁边，将交易一笔笔录入风险控制系统。一笔笔交易被我写的代码消化，产出定价模型，这些模型帮助交易员在这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中游走，创造更多交易。

　　在对市场充分信任的情况下，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债券的价格是多少？该死的查理·麦加雷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是为高盛操作航空公司信用的“做市商”（market maker）。作为公众眼里的金融经纪人，他既是市场的导流器，也是市场的驯兽师。他既被完全不受他控制的市场力量不断冲击，又能用他自己掠夺性的设计来扭曲市场。

　　两年以来，查理一直下注于美国汽车工业的衰退以及几家航空公司的倒闭。距离捡一个超级大便宜，我们总是差一次福特平托车式的安全召回事故，或连续几个月的航空燃油价格高企。可想而知，如果一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机坠入山谷的消息在他的新闻客户端闪过，查理苍白的脸上一定会浮现出撒旦般的微笑。通过我的代码，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他马上就能看到我们将因此赚多少钱。然而，虽然面对不断扩大的房地产信贷危机，但是汽车业与航空业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信用。该死的飞机继续在天上飞着，燃料价格依旧在低位，也没有人意识到2008年款的庞蒂亚克Vibe车型有多差劲。

　　在这层楼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恐惧与贪婪，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理性也会偶尔降临。这就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在又一次宿醉之后，头昏脑涨地看到沾满呕吐物的床单，不禁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要这样作践自己？我的人性去哪儿了？”

　　加入高盛时，我刚刚结束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手忙脚乱的5年物理学博士生涯。上学期间，我的博士津贴高达每年19 000美元（税前）。

　　高盛公司2005年的平均年薪是521 000美元。这是包括每一位拿高盛工资条的交易员、销售员、投资银行家、秘书、送信员、擦鞋工以及擦窗工人在内的平均年薪。毕业时很多东西我都扔了，但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忘记从我狗窝一样的学生宿舍中收走——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写的《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是一本关于华尔街投资游戏的经典参考书。

　　我加入高盛时的工作是？

　　我是高盛公司信用交易部负责定价的量化分析师。也就是说，我要为全球最大的信用交易系统每天买卖的海量信用衍生品做数学模型和定价策略分析，稍后我再说衍生品是什么。对高盛来说，它是什么并不重要，谁来做比较重要。

　　高盛相对于华尔街其他银行有一点特殊，它基本完好地保留了合伙人管理的架构。每一位新员工理论上都受雇于一位特定的合伙人，相当于他的“马仔”。于当时的我而言，那位封建领主是一位矮个儿、秃顶、眼神骇人的，有着奇怪的《圣经》人物名字的伊莱沙·威塞尔（Elisha Wiesel）。这位伊莱沙正是著名作家、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独子。他父亲把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写成了《夜》（Night），这本书是全美国许多高中生的必读书目之一。这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父亲也许是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儿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毒且贪婪的小人。

　　伊莱沙的“大副”，也就是我那时的老板，和我是同乡。我和这位老板都来自佛罗里达州，但他毕业于加州理工大学的数学系。他就是瑞安·麦科维（Ryan McCorvie），或按内部通信系统里人人都有的三个字母的缩写，也叫RTM。他个子很高，手臂纤细，身材瘦削却有圆滚滚的肚子。其个人特色之一是前臂上的无穷大符号（∞）文身。在高盛工作期间，他总是竭尽全力遮住这个文身。

　　这出好戏里还有几个其他角色。

　　交易员虽然机智而狡猾，但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注意力可以覆盖的范围，与一个喝多了红牛饮料和吃多了“快活牧场”糖果的多动症小孩没什么两样。他们与高盛和其他竞争对手公司的交易员进行交易，发布价格，买卖证券及衍生品，既要保持自己的账面数字健康，也要用公司的钱投下恰当的赌注。他们的工作就像是在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顶上跳踢踏舞，同时抛接冒着火星的链锯。

　　销售员是完完全全的工具性角色，他们的集体智商也就只有两位数。他们唯一的任务是讨好并吸引潜在客户，展示出一副看起来对市场和交易成竹在胸的腔调，然后偷溜出去从交易员那儿为客户的某一笔交易讨要一个特殊价格。

　　至于量化分析师，人称策略分析师，或者高盛内部称呼的“策略”，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大多数是像我一样失败的科学家，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他们在研究了多年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正被一个叫“交易员”的挥舞着高尔夫球杆的大猩猩死盯着问“信用指数是怎么回事”。我们释放量化分析的魔力，为古老的买卖方式带来现代计算机的“新鲜的祝福”。但是，把精巧的模型和运算速度飞快的计算机交到交易员手上，就像把手枪和烈酒同时交给青春期男孩。量化分析师是给枪装子弹的人，同时他们也要看着点交易员，保证交易员不要把子弹射到自己脚上。

　　虽然是整出戏里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量化分析师却没有收获应得的尊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交易员养的狗。任何一位对自己诚实的量化分析师都会勇于承认这一点。我们是如此依赖于交易员的收益，以至于有些人的双膝已经跪出了老茧。

　　我们唯一可以闪亮登场的时刻是在某些极其棘手的交易出现的时候。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的交易员会扔过来一大摞债务合约，请求帮忙。浏览这些文件就像是观看劣质色情片的近景镜头：你无法辨别镜头的朝向，也不知道画面中出现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以及更重要的，这该死的是谁和谁。对这些合约的量化分析，就是详细列举未来的风险和备选方案，其实到最后这也没那么重要。最后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曲棍球手通过电话对一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曲棍球手提出的价格表示同意，然后两人马上进入各自的下一笔交易。

　　量化分析师就像是性狂欢派对上的阉人，或者是几乎每一部有关“二战”的好莱坞电影里都会出现的英国人——他们不过是为了增加一些异国情调和老派的优雅，对剧情发展根本没什么作用（除了在帮好人挡子弹的时刻）。

　　在这里工作也不是没有回报。当博斯油画里的末日景象降临金融市场之时，高盛的每一位列兵、卫官、将军都会抛开等级之间的嫌隙，摆出共同为贪婪的欲望奋斗的团结方阵。和华尔街上几乎所有其他投行不一样，高盛真的把每个部门、每个资产类别的风险系数都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5位。几乎把全部身家都搭在高盛股价上的合伙人会召开一个又一个紧急会议，全力挽救即将沉没的大船。在各种骚乱（包括《说谎者的扑克牌》描述的戏剧性的斗争）之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高盛人失去冷静超过两秒。我们虽流了血，别人却已战死。我能够在前排见证这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金融大戏，也算是三生有幸。

　　衍生品是什么？好，我马上为你造一个出来。我刚刚在一张纸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如果我的作品得以扬名——多亏了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以及千千万万善良的读者，那么这张带有我签名的纸就会变得很值钱，幸运的话，也许能值好几千美元。但是，只是但是，如果我死的时候依然默默无闻，那么这个签名的价值就基本上为零——也许比零还要少，毕竟还得有人来销毁它。关于衍生品，你只需记住这一点：衍生品的价值并不来自它所代表的事物本身，而是来自很多其他因素。在上述例子里，这个其他因素即我死后作为作家的知名度。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份衍生出来的价值最高和最低能达到多少？如果最高和最低之间的范围很宽，银行家就称其为“高杠杆”状态。这个签名的价值可能是零，也可能是好几千美元。即使我成功了，支撑签名价值的我的写作水平也仅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波动，但由于不朽的文学作品面世的随机性，这份衍生品的价格是真的很有可能爬上高位的（或者低至零）。

　　那CDS（credit-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又是什么？CDS和汽车保险差不多，只不过它承保的不是一堆被叫作汽车的玻璃和钢铁，而是一大堆借出款项。设想有个没事干的浑蛋用钥匙刮伤了你的车。维修费500美元，保险公司帮你出。如果是车被偷了呢？保险条款规定你可以得到全款赔付。CDS的基本理念与此类似。你购买某人的债券就相当于借给了他一点钱，如果他不还钱或者只还一部分怎么办？如果你买了CDS，卖给你CDS的人就会赔偿你拿不回来的那部分。

　　但是，两者相似的部分仅此而已。

　　与汽车保险不同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你的汽车的名义拿到CDS报价和条款，即使他或她实际上不拥有这辆车的任何一个零部件。也就是说，除车主以外的人也能给车买保险。他们不仅能从别人那里买保险，还能自己卖保险，即自己开一家小型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并提供赔付。如果风险问题导致市场上保险的总体价格高到令人难以承受，此时贪婪的玩家就会出现，表示他们乐于以更低的价格把保险卖给你。也许因为他们知道你喜欢把车停进车库，所以哪怕你住在一个危险的社区，实际上你的车也是安全的，过高的保费对你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些人自己就是偷车贼，而且正打算偷你的车。他们既想偷走你的车，又想用失车事件骗取保险公司的赔付。所以他们在偷车前会从别人那里买保险。华尔街也做这种事。

　　英语里的“信用”一词是“credit”，它源自拉丁词汇“credere”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形式。这个拉丁词意为“选择相信”。这可以说是金融世界里最特别也最有趣的现象了。类似的“选择相信”的倾向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你老婆也许背叛了你，但你选择信任她；你在网上商店买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发货，但你依然相信它。信用衍生品就是专门针对企业实体，把这种信任明确地以金融合同的形式写在纸上，包装起来。与其他证券产品，比如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股票或者原油期货不同，信用衍生品甚至不是某件实物的理论价值。它是一件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预期价值，而这种预期价值建立在某项未来的义务得以完成的概率之上。

　　我刚进入科技界的时候，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从华尔街转行到广告技术领域。问这个问题的人肯定对这两个行业都不懂，否则答案是很明显的。一直以来，我的工作都没有变：给人类的期望值定价——不管是对通用汽车的债券，还是对Zappos上被人收藏的鞋。两者之间的差异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唯一不同的是所涉及金钱的数额。

　　2006年初，因为一个我很快忘掉的原因，我走进了位于布罗德街85号高盛总部的利率交易部。扑面而来的是令人反胃的快餐油脂的气味。在两整排的工位上，本应坐着的是精神集中地对着电话报代码的交易员，现在却是一群吵闹的穿着靓丽的21世纪百货高级西装的“小朋友”。围着他们的成堆成堆的员工（穿着明显不是从21世纪百货买来的西装），就像一群跃跃欲试地准备执行私刑的暴民。艾伦·布拉齐尔（Alan Brazil）是高盛公司负责按揭贷款战略的董事总经理，他正在发放一个个用纸包着的看起来很油腻的东西，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某位司令员在上战场前给士兵发放弹药。

　　这当然就是著名的吃白城堡汉堡大赛。

　　忘掉那些500万美元起的交易吧，人们现在正忙着赌哪一位高盛“小跟班”能够在一小时内吞下最多的白城堡汉堡。下注的方式是典型的拉斯韦加斯风格，赌的是每位参赛选手在不呕吐的情况下，最多能吃掉高于或者低于多少数量的汉堡。围观的人群完美地展示了被激活的贪欲，他们张牙舞爪地高声叫喊着。严肃的交易员互相比画着，然后把下注情况都记在本子上。这个场面和他们执行那些百万美元级别的交易时没什么两样。

　　大家最青睐的选手是一名叫里奇·罗森布拉姆（Rich Rosenblum）的年轻分析师，他使用了日本籍“大胃王”小林尊的比赛技巧来吃这些汉堡。这个技巧是把汉堡先劈成两半，然后把那两坨面包和油脂的混合物放到水杯里浸湿，以方便下咽。

　　不被看好的是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金发女实习生。她看起来只有一打汉堡那么重。她的身边围了一圈她的朋友，他们争抢着在旁边的下注本上写下与她的体型毫不匹配的大额下注。这是因为他们对她在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的秘史有所了解，这真是内幕交易的极佳范例。

　　金发女生果然发威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她飞快地吃下15个汉堡，直逼第20个，马上就要赶上目前领先的里奇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旁边那个看起来早就受不了了的亚裔胖小孩突然喷出一块块已被嚼碎的汉堡。身经百战的汉堡大赛教父艾伦·布拉齐尔飞一般地跳起来，抓过一个塑料垃圾桶，接住了秽物。金发女生的支持者非常明白，在这场大赛中风险和机遇并存，他们开始疯狂地手舞足蹈起来，希望把她的注意力从旁边的呕吐物上移开。如果让她看到对手狂吐不止，必然会造成连锁反应！艾伦明智地护送亚裔小孩和垃圾桶离开，让其他人继续比赛。里奇·罗森布拉姆最后吃掉了26个汉堡，成功夺冠；普林斯顿大学的金发女生也吃下了超出预期的汉堡数量，达到了内幕交易团伙获胜所需要的数量。计时结束时，这群人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然后同样迅速地，人群四散开来，所有人又都回到电话交易或者风险报告中去了。接下来一整天，这层楼闻起来都像快餐店的厨房一样。但是，资本主义的车轮没有停止向前。

　　当然了，汉堡并不是唯一可以拿来打赌的东西。分析师还会被要求参加俯卧撑比赛，人们同样下注某人做的俯卧撑数会不会超过或低于某个数字。于是，当你拿着资本主义交代的重要任务走进这层楼的时候，你会偶尔撞见一位分析师和一位身材极佳的销售部副总经理正满脸通红，拼尽全力地做他们第237个俯卧撑。被汗水浸湿的衬衫贴在他们背上，周围下注的人在呐喊助威。

　　每个星期五下午，为了打破周末前人们萎靡不振的状态，交易部会一起玩一个有趣的游戏。所有人把自己的工牌扔进一个袋子里，然后拿出20美元至100美元不等的现金（职级越高的人贡献越多）。首席交易员会一个个把工牌从袋子里拿出来，喊出工牌上的名字。最后一个被拿出来的人将赢得奖池中的全部奖金。这个游戏严格遵循“赢家通吃”的规则，只有一个人能拿走最后的大奖。当工牌只剩下最后20个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好玩了：大家开始围在一起做交易。工牌还在袋子里的人售卖自己得奖的希望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样他就可以提前套现并规避风险。合理的价格计算起来很简单：如果奖池中有2 000美元，并且还剩10个工牌，那么一个工牌的价格就是2 000÷10=200美元。然而，真实的交易往往并不是这样的。实际的成交价总是会有溢价，而且越接近最终开奖（袋子里工牌越少），溢价的百分比就越高。从人的心理来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不理性地为潜在的大笔收益买单，而且收益的可能性越高，人们愿意付出的价格也越高。这里还有一个结构性的作用力：现在是纽约市的星期五下午，所有人都十分需要可以在周末挥霍的现金。因为用的是交易部同事的钱，米其林一星店的牛排吃起来会更香。赢家如果最后没有把自己的工牌卖掉的话，将拿走厚厚一摞20美元和100美元面额的现金，而其他所有人只能拿回自己的工牌。到下午5点时，整层楼都人去楼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华尔街其实提供了无尽的享乐。人们全身心投入地、无拘无束地大胆追求收益，这像极了年轻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它是你唯一思考的事情，也是你唯一想思考的事情。但是大公司的礼节还是要遵守的。别忘了，我们可是在为上帝工作（上帝显然也在做高盛的工作）。所以，在某个周五下午竞争尤其激烈的俯卧撑和工牌大奖赛后，整层楼的员工都收到了一封关于公共场所礼节的邮件。其主旨是赌博在交易部是不被允许的。这让我想起《奇爱博士》里乔治·斯科特饰演的角色在五角大楼的主控室与俄罗斯外交官摔跤的场景。他们受到了斥责：“先生们，请不要在这里打架。这里可是战情室！”

　　在华尔街期间，我有幸见识了一场史诗级大转变的尾巴。我在衍生品市场的角色，只允许我远观这一转变，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和我们的故事有一些关系。

　　在2000年9月，远早于这里记录的事情发生的时间，高盛收购了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公司SLK。SLK是一家老牌股票经纪公司和做市商，主营业务是公开交易的股票和期权。他们雇用了一支庞大的交易员队伍，就是那些穿着彩色夹克衫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厅里对着彼此胡乱比画的人。几百位交易员用着由两位程序员编写的、跑在少数几台机器上的期权定价基础模型。

　　到2007年，这几百位交易员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位交易员、20位建模和维护模型的程序员以及几百台运转极快的计算机。你会问为什么在交易所依然能看到那些穿彩色夹克衫的人呢？他们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恐龙模型一样，只是摆在那里好看罢了。实际上，他们早已被交易所附近昂贵的闪烁着指示灯的方盒子所替代。这些机器被尽可能放在离交易发生地最近的地方，用世界上你能买到、租到并埋到地下的最短的线缆连接。

　　在这个新世界里，唯一的速度限制来自摩尔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商业逻辑运行的最快速度取决于芯片在不烧毁的前提下能够达到的最快数学运算速度以及光纤里的光脉冲速度。重要的是，发生在SLK的事不是某种技术创新淘汰掉传统职业的陈词滥调，而是即将改变全世界的大趋势的前兆。未来，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决定都将通过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来做出，而人类只需要参与逻辑本身的编写。金融业最先看到了这一创新的重要性，因为牵涉的利益巨大，在计算性能上增加任何一点优势都意味着极高的收益。

　　硅谷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做出一个值得引用的论断：“未来只有两种类型的工作——人类告诉计算机怎么做以及计算机告诉人类怎么做。”从华尔街我们仅可以看到第一类工作的模糊形态。下一个在金钱和技术方面能够发生如此惊人变化的领域将是互联网广告（虽然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之后，是交通、住宿、外卖等行业。把这一理论推而广之，计算将不再仅仅是用来填充人类工作流程的工具，比如会计师的计算器。将来我们要用人来填充已基本全部交给计算机的工作流程，比如Uber（优步）司机，但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

　　这里还有另一堂课。

　　从人到机器的转变主要发生在股票领域。在金融世界里，和债券相关的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依然是一个原始的“大喊大叫式市场”，这里的交易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即时消息系统。资本在这里的流通速度取决于人类舌头弹跳的速度和键盘上手指敲击的速度。其中一大半原因是大公司的债劵组成非常复杂多样。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企业往往有好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不同的债劵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简而言之，这些东西没有经济学家所讲的“可互换性”，不像1/4英寸的螺钉长度或瓶盖直径一样可以互相交换尺寸。

　　信用衍生品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针对通用汽车公司债务违约的保护，显然只是针对某一次事件的保障。唯一可变的是保障期限的长短。但就连这个可变的保障期限也有标准时长，比如三个月或三年。还是以车险打比方，保险公司为你的“老爷车”评估保费时，不可能把这辆车的所有特征组合——颜色、车轮型号、是否曾经被改装以及车里的汽车香水等都考虑进去。他们只关心厂家、型号、生产年份、车辆的位置以及你要投保的金额。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市场上总共加起来也就那么两三百种汽车保险。CDS产品也差不多。

　　那为什么不把CDS放到交易所公开交易呢，就像Google的股票那样？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不是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的内部传言是政府会利用这次危机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盛曾短暂地考虑过主动进行一些自我监管，把所有交易都放入交易所的公开市场。它最终决定不这样做的理由和我后来在Facebook听到的理由几乎如出一辙：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领先者依靠信息不对等足以操控市场价格，而不用只是接受市场价格，这些领先者缺乏增加透明度的动力。证券的买卖差价（bid-ask spread）——高盛买入和卖出同一个金融产品的价差，对信用衍生品来说十分重要。高盛只需把一页纸从左手传到右手，让自己从风险的买方摇身一变为卖方，就能大赚一笔。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固然能增加总体成交量和相应的佣金，但一个开放的信用市场会削弱高盛独占的信息优势，使它卷入激烈的竞争之中，更不用提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督了。即使开放可以把市场做大，高盛也宁愿舒服地独占一块小市场，它不想沦落为大市场里的一位普通玩家。因此，许多市场可以说是很低效的，而低效的原因恰恰是它对市场目前的控制者有利，哪怕这只是短期的利益。

　　正如我之后观察到的那样，华尔街和硅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羡慕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内心生活是多么恬静美好。如果你是基督徒，凡事照福音行事即能得到救赎；如果你是正统犹太教徒，只要每天穿上黑衣，戴上宽边帽，在613条戒律前打钩，就可以平静而安详地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当你在夜深人静时凝望星空，也不会突然哀叹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华尔街比宗教还简单。你作为人的全部价值只需一个数字来定义：年底老板向你揭晓的年终奖金额。华尔街的薪水都是这个模式：基本工资当然也过得去，但年终奖才是真正的大头儿。这份奖金的额度非常灵活，从零至基本工资的数倍不等。

　　因此，每年12月中旬，交易部所有人都在合伙人办公室外排好队，就像圣诞夜弥撒上排队领圣餐的人一样，等待着从华尔街的大餐桌上掰下来一小块面包屑。一整年的血汗与泪水，在这一刻有了意义。整个纽约的经济都会受到这些奖金的鼓舞。

　　如果没有这个数字，你作为纽约市上等人的地位也就随即失去。你在汉普顿的房子，在上东区的复式公寓，孩子三万美元一年的学前教育，你都可以对它们说拜拜了。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有蟑螂屋一样的魔力：你好，欢迎，请进，进来了就别想出去。在你享受过几轮奖金的洗礼，习惯了每年1月中旬银行账户上飙升的数字之后，你将很难想象没有这些钱的生活。这正是华尔街的银行高管喜闻乐见的事情。如果在华尔街投行工作的人是条狗，作为其身份的标志，它也会炫耀套在脖子上的名贵项圈和绳子，却不知道其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我的项圈不算很名贵，但已足够把我的脖子拴牢。

　　这个关于犬科动物的比喻是有一天我在茶歇时间阅读《纽约时报》时想到的。《纽约时报》的商业板块在我这个活跃的市场参与者看来是如此过时和反应迟钝，它还不如叫历史板块。所以我能在上面瞧见一条关于硅谷的创业公司获得新投资的新闻也算是奇迹。与发生在华尔街的令人压抑的新闻相比，这个调性积极的标题看起来就像是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新闻里引用了Adchemy公司（一家在线广告技术公司）CEO的话，这家公司刚刚拿到第三轮融资。这条新闻是关于运用数学知识做广告的。我浏览了这家公司的网站，发现一个叫“研究科学家”的职位。我一时间心血来潮，几乎像是决定参军或者文身的男人一样，把我的简历发了过去。然后我就完全忘了这回事。

　　一个星期以后，Adchemy公司负责招聘的人打电话邀请我去加州面试。反正我除了围观资本主义的大塌方也没有什么事做，就接受了邀请。几天之后，我回到了我三年前离开的旧金山湾区。也许是因为我根本就不上心，严苛的面试过程对我来说反而很轻松。我和一位名叫戴维·考恰克（David Kauchak）的刚毕业的博士抽到了有关生日悖论的概率问题，和研究副总裁一起在一整面白板墙上写满了冗长的算式。我唯一还清楚记得的事是我在租车行弄到了一台福特野马，那磨人的面试结束时是下午6点，离我的回程航班起飞还有整整三个小时。

　　于是我终于开始去实现我此次旧金山之行的真正目的：我匆忙赶到教会区，把租来的车停在了这个多少有点不太平的社区，去时代精神酒吧点了一杯血腥玛丽。它还是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完美。一口气喝下这一品托的伏特加、泡椒水、番茄汁和大量芥末粉组成的混合物，吞下腌四季豆和两颗橄榄，我跳上了我的福特野马，以最快的速度向机场驶去。Adchemy公司已经被我完全抛在脑后。

　　一周之后，Adchemy公司打来电话，正式邀请我加入。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命悬一线，至少在即将成为我前同事的高盛同事们看来是这样。直觉告诉我，与世隔绝的科技世界将成为末日来临时唯一的避难所。于是我一边在高盛的交易中心用私人电话与Adchemy公司讨价还价，一边看着如银河般迷人的曼哈顿天际线，感觉自己就像是正在下沉的船上唯一在为救生筏吹气的人，而其他人只会使劲往外舀水和大喊“遵命，船长”！

　　离职的前一周，我与高盛唯一不那么浑蛋的一位高级职员吃了顿饭。斯科特·温斯坦（Scott Weinstein）曾短暂地当过我的老板。他曾领导电力能源的交易团队和CDS量化分析团队，我作为后者的一员，曾在他手下战战兢兢地建过模型、评估过风险。他在高盛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比同属董事总经理这一层级的大部分人都年长10岁左右，但他从来没有混到过合伙人的位置。由于毛细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吸烟的习惯，他一激动，整张脸就会呈现出番茄般的红色，而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很激动。再加上他水桶般的身材和喜欢停顿但语速极快的略带东海岸口音的说话方式，你会觉得他随时会爆发出马丁·斯科塞斯式的暴力行为。他或许是我在整个交易部这层楼认识的唯一真诚的人。

　　我们坐在高盛总部47楼的餐厅里，望着曼哈顿下城和纽约港的360度全景，聊了聊这场金融界末日事件诱发的高盛内部的各种奇事。最后，我们终于尴尬地聊到我要离职这件事。在高盛，我不过是牛屁股后面的一只小苍蝇，但至少在我自己的小圈子里，我离开“战场”加入远在加州的不靠谱的创业公司这件事，还是有人关心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我疯了。

　　“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样的大公司，冒险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吗？”我问斯科特，同时指了指我们身边蜂群一样的金融民工们。这些拿着叉子搅拌沙拉的“小蜜蜂”一吃完饭就得回到他们的“蜂巢”里去。

　　他说：“我父母开过一家小公司，我亲眼见过他们为此承受的种种压力……各种沉浮不定。生活的不确定性让他们过得非常艰难。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也经历那样的生活。高盛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至少一时半会儿不会倒下。我不想过没有安全感的生活。”

　　几个月后，斯科特·温斯坦在高盛20多年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他谢幕的舞台是银行信贷部，即在这次金融业大溃败中受到最大重创的部门之一。当时，银行信贷部的气氛十分紧张，斯科特和首席交易员的一次争吵逐渐升级成两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最终以斯科特被解雇收场。斯科特很快在另一家银行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职位，但追求安全感的忠诚员工被解雇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令我始终耿耿于怀。

　　以我在创业公司和大公司这几年的经历来说，包括或者说尤其是在Facebook的经历，我总是尽量让自己更多地投入到变幻莫测的市场、运气、用户之中，不想为无聊的办公室政治浪费时间。那些积极比拼自己受欢迎程度的人往往资质平庸，他们赢得成功的唯一手段是欺瞒并做足表面功夫。斯科特·温斯坦的不幸遭遇对我来说是他（或者其他所有人）给我的最好提醒。可惜我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下却忘了这个提醒。

　　这次午餐后的一个星期，在处理掉与我当时女友合租的公寓里的个人物品之后，我跳上一辆折顶敞篷宝马轿车，朝着日落的方向开去。6天之后，我来到了加州，开始我全新的冒险。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