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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越有权势,就越宣称自己没有特权,并且还会使用自己的特权来强化这个观点。
——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
2012年2月1日
扎克伯格发来的电子邮件总是会让人打个激灵。通常来说,他更喜欢用Facebook Messenger(即时通信软件)发消息,所以电子邮件总是意味着有什么严肃的事情出了问题。今天早上,指令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向外透露这封邮件的内容,不然“Sec”就会来找你麻烦。这让人不禁更加紧张起来。
所谓“Sec”,当然了,是我们内部的安全职能机构,专门负责抓捕那些偷看用户资料或者泄露机密信息的人。就像是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局“史塔西”一样,所有在其管辖区域内的人都知道自己被监视着。
邮件要求我们下午4点到“帐篷”集合。由于园区的主庭院还在建设中,Facebook在一个橄榄球场大小的停车场上支起了一个传教集会时用的那种巨大的帐篷,作为公司全体集会的会议大厅。人群在下午4点55分开始向帐篷聚集,来聆听我们的宗教先知的布道。像往常一样,我到得较晚,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
扎克伯格首先宣布,公司已正式提交了上市申请书。人们不禁发出欢呼声,但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然后,有点不着边际地,他警告我们上市也意味着公众对我们会有更多审视,其中将不乏想看笑话的人。而这,是全身上下武装着骄傲和自尊的Facebook人不曾经受过的考验。
考虑到可能会令我们分心的股价和《华尔街日报》可能发表的曲解我们的服务的言论,扎克伯格想要传达一条重要信息:坚持我们的使命!
我在两个离众人有点距离的人背后坐下,仔细一看,发现他们是克里斯·考克斯,整个Facebook的产品总监,以及内奥米·格雷特(Naomi Gleit),从哈佛大学毕业的Facebook第29号员工,众人皆知的当前仅次于扎克伯格服务年限的老员工。
内奥米专注地浏览笔记本电脑上的网页,偶尔和考克斯快速说几句话,几乎没怎么听扎克伯格的演讲。我瞥了一眼她的屏幕。她正在看一封邮件,邮件里有几个链接,她把它们一个一个点开,变成浏览器里一个又一个新标签页。点击马拉松完成后,她开始慢慢地从一个标签页换到另一个标签页,以房产估价员的目光在上面逗留。这是一些房产项目的介绍页,每个页面代表一处旧金山的房产。看清楚一处项目的地址后,我打开我的MacBook,在我们伟大的竞争对手——Google的网站上搜索了这个地址。那是钻石高地一处还算不错但并不特别的地段——一处广受欢迎的安静社区,很多科技界人士安家于此。看来卖方的中介在Google上花了不少心思,有关这处房产的信息很好找到。那是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维多利亚范式的重新定义:全黑的石头、做旧的实木、灰暗的镀锌铁皮以及凸窗之类的抽象古典符号,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不对称的大怪物。网站报价:240万美元。
“上市期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专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大王说道。
每一家超级成功的科技公司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劝诫员工不要因为潜在的股价而分心的挣扎期。Facebook这样的公司很特别的一点是,员工之间的财富持续存在着巨大差异。快速发展的公司聘用了很多新人,给他们开出的工资也不低,但比起留下来的老员工,这些新人的报酬并不能达到改变人生轨迹的程度。
在一个完全被消费主义左右的社会里,有钱的Facebook人和没钱的Facebook人讨论钱的问题,就像是瑞典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伊斯兰国”战士讨论政治哲学问题。所以规矩就是,一定不要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问题。但偷偷摸摸的讨论当然是有的。其中一个小组(我敢肯定这样的组有很多个)叫作“NR250”,基本上就是一群人一起商量怎么当有钱人。组名是“New Rich”(新富阶级)的缩写,数字250表示这个群组最开始只包括前250位员工——至少传言是这样讲的(此刻这个组里的成员应该已经不仅仅只有早期员工了)。是的,他们不管从何种定义来看都是新贵阶层,而且根据各路小道消息(不止一位成员曾经给我透露过里面的八卦),他们的种种做派也很符合新贵阶层的身份。比如,怎样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购买土地以防止别人查到你在囤积封闭的庄园用地,夏威夷茂宜岛哪家度假村最好,怎样预订或者租赁私人飞机,哪个银行的高端信用卡最好等。但是在Facebook园区内,关于这些话题你一个字也听不到。
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正如著名的Google女按摩师邦尼·布朗(Bonnie Brown)在她的自传里所描述的公司内财富两极分化一样:常常是坐在相邻座位上的两人形成鲜明对比。一人在显示器上查看当地电影院的放映时间,另一人在预订周末去伯利兹的机票。可以想象一下,下周一早上他们俩的闲聊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却无比努力地否认自己的存在。当然了,如果你问南方白人有关种族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坚定地宣称南方是种族平权的楷模。英国的上层阶级则会宣扬他们国家是以才为先的楷模。在这里我要强忍着恶心,用一下“特权”这个词,虽然我自己并不是社会正义战士。这些特权阶级的人永远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特权。就像鱼儿意识不到它们在水里,Facebook的贵族们也难以理解他们在公司等级体系里令人骄傲的地位。
这样的态度有着现实意义的后果。很长一段时间,Facebook都没有行业内的标准福利,比如401(k)匹配之类的。英国交易员曾经问过我Facebook有没有养老保险,当时我就开玩笑说,IPO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只不过,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后来加入的员工(包括我)并不会在公司上市之际收获足以改变命运的财富。Facebook最后同意了匹配个人的退休金贡献,但是内部对此话题的激烈辩论反映出有产者和更有产者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有些人不懂问题出在哪里(更有产者),有些人则在担心如何还清他们上斯坦福大学的助学贷款和能否买下位于圣马特奥的一所甚至有点普通的房子(有产者,或者有一点产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那么有钱的人全情投入在这个系统上,哪怕在这一新的社会秩序里,他们并不是受益人。新员工被热情和无知裹挟着前进,但中层管理级别的更资深的员工对现实情况心知肚明。他们知道他们过得还算不错,但那些比他们在职时间更久的上司,也许能力并没有更强,过的却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这是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充分阐释:资本家向他们的管理阶层灌输财产权理念,但是他们依然把控着大部分劳动成果,因为他们不过是要找一个理由让管理层一起来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罢了,而经理和员工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他们任何一方和高级领导层之间的共性。哪怕是摇旗呐喊得最欢的Facebook(或亚马逊,或Google)中层经理,如果是在公司进入成熟期后加入的,都十分清楚他们拿到手的和早期员工及创始人(公司真正的主人)的比起来,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然而这些经理选择了和他们的老板们站在一起,与那些真正每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做斗争。你可以尽管评判马克思主义,但其对于科技时代资产阶级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
公司是这样,国家亦如此: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对话常常忽略有钱人和紧巴巴过日子的普通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鸿沟。Facebook不过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缩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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