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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有谁在俯视孩子的睡容时，不曾思绪飘浮，遥想来日他如何看着自己冰冷的脸庞？

　　有谁在母亲吻上自己的眼睛时，不曾揣想当年父亲追求母亲时，被她亲吻是何感触？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生命之殿》

　　2011年9月3日

　　一般认为，生第二胎比生第一胎要轻松多了。就算依然有风险，你也知道风险在哪里，不会有想要控制一切的妄想。该来的总会来的——脐带可能绕在胎儿脖子上——但你也帮不了什么忙。

　　由于我已经搬出英国交易员的房子，暂住在旧金山市里一处别人转租的公寓里，我是通过电话才得知她要生产的消息的。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次为她接生的奥克兰凯撒医院。然而，和那次不同，这次生产并没有在一集《纸牌屋》的时间内结束，而是变成了我一直都很害怕的苦等。

　　在30个小时的紧张和无眠之后，我有了一个儿子。

　　英国交易员和我就孩子的名字问题再次发生了互不相让的争吵，正如我们给女儿取名佐薇·阿亚拉时一样。要找到一个同时兼具犹太和西裔特色的名字，对男孩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谈判迅速演变成彼此不肯妥协的个人偏好间的较量。

　　然后是割包皮的问题。英国交易员的犹太传统要求要做，但她本人立场并不坚定。我朝我儿子的“小弟弟”看了一眼，突然震惊于割包皮这个想法。

　　你想对它做什么来着？

　　我以我对名字的投票权交换了对割包皮手术的完全决定权（但是我依然保留对中间名的全部权利）。英国交易员选择了她最爱的名字——诺厄。我还算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既和《圣经》相关，也包含“造船者”这样的含义。

　　我选了佩拉约作为中间名，这个名字出自公元8世纪西哥特人的一位圣人。他开启了西班牙长达7个世纪的对伊斯兰统治的反抗。就这样诺厄·佩拉约来到了这个世界，我成了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的父亲。

　　我父亲给我的建议，大概和这本书里的建议差不多，基本上都是明确地告诉你这一生中不要去干什么事情，而这些基本上全都被我无视了。不过偶尔，他也有洞察秋毫的睿智，在我如同郊外荒地般枯燥的童年生活里留下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珍宝。

　　其中有一个珍贵的建议和当时迈阿密激增的毒品交易有关。那是充满活力的20世纪80年代，贩毒在迈阿密还是一个半可行的职业选项。但做这行不是长久之计，尤其对有家有室的男人来说。我们松散的社交圈子里就有几位朋友从事这一职业，包括一位邻居。

　　“去当个毒贩（marimbero），你个人面临风险倒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会盯上你的家人。他们随时会来找你。”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谁搞砸了一次交易或者错过了一批货，那些毒枭，尤其是哥伦比亚来的那些野蛮人，就会找到你的家人，掳走你的女儿或儿子，然后一根一根把他们的手指头砍下来寄给你，直到你偿清他们的损失。我父亲继续从事着他利润相对较低的房屋买卖事业，我的手指头也保持了完好无损。

　　当我看着我眼前的新生儿和生下他的女人，这段记忆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和英国交易员的浪漫之火在我心中还有余温，如有必要可以重新点燃。但是，这意味着布尔乔亚式家庭生活的全面回归，财务、贷款、昂贵的学校，安定的生活带来的一切限制就全都回来了。对我来说，只有什么都不需要的男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在我财务自由（即拥有“滚蛋钱”）或者成为一个稳定赢利的企业的老板之前，我只是一个被工作契约捆绑的奴隶，哪怕工资也许还不错。期权等待期给我带来的束缚，丝毫不亚于给孩子换尿布或者付学费。

　　兼顾在Facebook的工作和父亲身份意味着要做出不小的牺牲，这就像是成为一名迈阿密毒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当然，工资高是不错，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来调节生活水准，所以你将一直被你的行业和雇主控制。这让我想起在高盛的日子，我身边都是把自己典当给昂贵生活方式的职场精英——历史在这里又重演了一遍。当我想不出新的广告定向策略时，Facebook虽然不会砍下小佐薇的手指头寄给我，但他们完全有能力让我的舒适生活就此停步。这样的话，佐薇每月高达2 500美元的幼儿园学费就没了着落。我真的想成为《推销员之死》里的威利·罗曼吗？不开心地工作一天后回到家，喝一杯啤酒，再看看小佐薇的眼睛，就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第二天继续满身怨气地（再次）忍受老板的无理要求？想想如果我每月的对账单里再多出一份湾区房贷，几次帕洛阿尔托晚餐约会和两份幼儿园学费，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所有30岁以上的Facebook同事都是这样被Facebook绑在船上的。Facebook说“跳”，他们唯一会问的是“多高”。于是他们跳了，嘴里默念公司的《圣经》，也不管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留下身后穿着印有公司标志的连体衣的新生儿和Facebook上被其他奴隶同事点赞好几百次的照片。

　　你毫无疑问会觉得我这样的观点很自私，这样的咆哮不过是一个自私的浑蛋在为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开脱。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在一位我十分憎恶的暴君式父亲的管教下长大，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他的压迫，现在要我再把自己奉献给另一位君主，这让我感觉极其糟糕。我做不到，哪怕面前脆弱的新生儿诺厄激发着我作为父亲的本能，哪怕机灵可爱的小佐薇充满了魅力。

　　英国交易员和我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达成了一个赡养协议，以加利福尼亚州儿童福利推荐水平为基础。和内战时富人给平民一点钱让他们顶替自己去上前线一样，我花钱卸下了作为父亲的责任，主要是害怕随责任而来的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我保留了探视权，但鉴于我和英国交易员跌宕起伏的“双边关系”，那只是有条件的探视权。这个安排让人很不好受，但反正我也很怀疑自己当好父亲的能力（英国交易员也怀疑）。依据我自己的经验，没有父亲总比有一个糟糕的父亲要好。

　　而且就居家环境来说，我当时还在旧金山教会区的一系列出租屋里搬来搬去，不过很快住宿的事情就解决了。我用Facebook提前支付给我的现金买了一艘37英尺（约11米）长的帆船。这艘船不知为何停在巴尔的摩，我用卡车拉着它横跨整个美国回到了奥克兰，又在船坞里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重新组装才放它下水。我在旧金山湾区最南边的一处船只停靠点为它找了个固定位置，就在Facebook以北几英里的红木城。每天，我就从这个迈阿密大佬波西米亚风格的小家里骑自行车去上班。正如前文所述，我住进帆船的决定并不来自我想要特立独行的冲动，更多是出自对与帆船生活相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本能抗拒。我总觉得，如果有一艘船等着我，Facebook就没有办法那样严密地控制我的生活。浩瀚的大海随时在等待和召唤着我，在我耳边低语，叫我解开缆绳离开码头。

　　再说了，在湾区，你到哪里去找月租金700美元的房子？ 经济增长新动力（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