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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1987—1999年）

　　－译者题注－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人类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美国新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世纪之交的前夕，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了1万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

　　－译者导读－

　　• 1982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 000点，此后，它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

　　• 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指数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股市下跌唤起了人们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记忆。尽管这一次市场崩溃来势凶猛，而且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这一次股灾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但这一次股灾中人们的命运却并没有那么悲惨，与60年前不同，他们已经学会了分散投资。

　　• 1987年的股市危机期间，美联储对市场进行了救助，以免股市危机演变成全国性恐慌，这与1792年汉密尔顿的做法一脉相承。而在这两次相隔195年的政府干预股市危机行动之间，面对每一次金融危机，杰斐逊主义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据上风。

　　• 在挽救此次危机的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此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格林斯潘。他采取的措施正如60年前斯特朗所说的那样：“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即可。”市场恐慌很快结束了。

　　•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有两个著名人物：鲍斯基和米尔肯。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进行得如火如荼，鲍斯基热衷于风险套利——对潜在的被收购公司进行投机。不幸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内幕信息，最后锒铛入狱。米尔肯则开创了著名的垃圾债券市场，认定这种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的潜在回报高于其对应的风险。他对垃圾债券出神入化的操作使他一度被追捧为华尔街的金融天才。米尔肯最终被判入狱，并被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 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上涨了400%，较1980年年初上涨了1 300%。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每一天的日交易量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交易量都高。

　　• 20世纪90年代后期，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壮大。互联网成为改变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股的兴起、网上投资的出现是华尔街所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同时，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无疑也加速了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后的世界金融市场如何面对跨越国界的金融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华尔街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出这个经济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因此，过去20年更多的是新闻工作者的天下，而历史学家则鲜有作为。虽然华尔街和联邦政府显然已经学会从过去的经济政策失误中吸取教训，但是它们是否能从当前的经济挫折中吸取教训还不是很清楚。事实上，这种教训已经不少。

　　罗纳德·里根的雕像陈列于美国国会大厦中。他是美国第40任总统，也被称为过去100年最伟大的共和党总统，普遍认为，他倡导的自由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任期的末期，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译者摄于2017年）

　　为了使华尔街更好地迎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改革，同时华尔街在通信上也投入巨资。跨市场交易系统和纳斯达克市场开始运营，债券电传系统（Telerate）也于1969年建立，它使得银行的债券部门能够随时跟踪债券价格，这个系统迅速成为美国国债的电子交易市场。美国国债不仅拥有大量本国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投资者持有。1973年，英国路透社开发了全球外汇实时报价系统（Monitor Money Rates），该系统使得全球的外汇交易员可以24小时进行不间断交易。

　　与此同时，参与全球交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从美国本土向其他国家一共打出100万个越洋电话，每一个电话都要通过接线员转接，而且还需要事先预约。到了1970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电话费用的不断下降，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2 500万个。此后，随着微处理器取代接线员，通信卫星大大提升了远程通信能力，通信成本直线下降，这一数字也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到1995年超过了28亿。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在45年内增长了近3 000倍。

　　大多数这种通信已经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只要通过计算机联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瞬间传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人类就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20世纪80年代的交易大厅。1981年，这里是纽约最大的室内空间，但光线非常昏暗，因为各种显示屏在这里堆积如山——它们上面的信息同时出现在世界各地经纪人办公室的显示屏上，这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了一体化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

　　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为新的信息化经济时代做好准备。自从金本位制结束以来，弱势货币国家的领导人就一直在努力抵制着外汇投机商们的袭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把那些对英镑进行投机的瑞士银行家们斥为“苏黎世的侏儒”（thegnomes of Zurich）。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侏儒”的威力已非昔日可比，在地理上也不仅仅限于苏黎世了。

　　1981年，当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就任法国总统后，他试图实施一个偏左倾的施政纲领，包括银行国有化和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赋等，但他很快发现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这些纲领变成现实。纽约、东京、香港、伦敦和其他市场的外汇交易员在追逐他们各自利益的同时，通过已经一体化的全球外汇市场给法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密特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从16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的法国，在这个全球市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到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做了适度的调整——它们中有些国家曾一度试图用计划体制代替自由市场，但现在又开始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模式。

　　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埃及在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的塞德港沉船，以阻挠英法和以色列的进攻。英法试图抢夺运河控制权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美联储公开抛售英镑和法郎，使得英法两国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而且货币贬值，最终英、法在美国的货币攻势和苏联的核威胁之下从埃及撤兵。（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自从密特朗政府控制本国货币的尝试失败以来，全球的主要货币已不再由金本位制决定，而是由国际外汇市场决定。因此，我们再也见不到20世纪70年代那种令人一筹莫展的通货膨胀，尽管这一转变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无力应付那场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那是美国在和平时期经历的最糟糕的一段时光），美元的购买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选民们的真实收入没有增加，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他们的名义收入增加了，所以又不得不缴纳越来越高的所得税。愤怒的选民使卡特成为自胡佛以来的第一位“一任总统”，并选择里根来接替他。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但他同时也必须接受这种政策的后果：一次经济大衰退。

　　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但他同时也必须接受这种政策的后果：一次经济大衰退……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

　　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以天才的融资能力闻名的纽约地产投资商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说过一句名言：“即使花20%的利率去举债，我也不愿因花时间等待最优利率（prime rate，即银行为信用等级最高的贷款者提供的贷款利率）而坐失商机。”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优利率本身已经达到了20%。

　　这一举措将失业率推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10%，公司盈利锐减，道琼斯指数狂泻20%，跌到了800点以下——道琼斯指数第一次达到800点是在15年前。报纸和电视晚间新闻里充斥着里根也要成为“一任总统”的论调。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减退，1982年夏天，美联储开始降低贴现率。股市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在这一年8月的一次疯狂买入浪潮之后开始迅速攀升。1982年，道琼斯指数再次突破1 000点，这是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 000点，此后，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的确，道琼斯指数从此持续上升，除了有一次短暂的较大例外。1985年12月11日，道琼斯指数首次达到1 500点——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上涨了50%；而仅仅一年之后，1987年1月8日，达到了2 000点；又只过了6个月，在1987年7月17日，它达到了2 500点——这在10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1982年，道琼斯指数再次突破1 000点，这是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 000点，此后，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

　　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股市急速上升，不由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伤痛记忆，于是，“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甚至崩盘”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这种悲观情绪的产生不只是由于对1929年市场崩盘耿耿于怀，事实上，利率也再一次开始攀升。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ippo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简称NTT，日本电信业的垄断者）准备在当年秋天首次公开发行350亿美元股票。受到该预期影响，日本投资者为了认购这些股票开始抛售美国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债，巨大的卖压将美国国债利率推到了10%以上。当最安全的投资工具的收益率都如此之高时，很多人开始怀疑是否应该购买平均市盈率高达23倍的股票了。

　　市场在1987年8月25日达到了顶峰，道琼斯指数为2722.42点，随后各种令人担忧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例如，债券利率不断上升，美国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威胁将美元贬值，巨额的贸易逆差，一艘挂有美国国旗的油轮在波斯湾被伊朗导弹击中，等等］，市场开始整体下滑。到10月16日，市场下跌109点，创下历史单日下跌幅度的纪录，市场共下跌了17.5%，降到2246.74点。

　　10月19日，星期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影响完全显现。规模较小的亚洲市场，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开市就开始狂跌，接着是伦敦。然后，最大的市场——华尔街开市了，半小时内，买单与卖单极不平衡，以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00只成分股中仅有25只可以交易，而大部分股票根本就没有买单。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市场表现与华尔街如出一辙，对一种期货的恐慌抛售迅速导致对其他期货的抛售。当美国证监会即将关闭市场的谣言出现后，投资者们更是蜂拥而入，抛售所有的一切。到下午4点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交易量为6.08亿股，是前一周周五所创纪录的2倍，正常交易量的6倍。两家很有声望的老牌投资银行——E.F.休顿和L. F.洛希尔宣告破产，其他60多家小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种情形不由让人想起可怕的1929年。那年，市场在9月3日触顶，在随后几周内下跌了21.6%；而1987年，市场在8月25日触顶，随后下跌了17.5%。1929年，市场曾在两天内（10月28日和10月29日）下跌23%，而1987年，它一天就下跌了22.6%。在这两年中，都有很受市场推崇的分析师（虽然他们并不是市场上最德高望重的人物，1929年的罗杰·巴布森和1987年雷曼公司的伊莱恩·嘉莎莉利）对大灾难做过预测。在1929年，是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和卖空造成了市场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资产组合保险理论（portfolio insurance，滑稽的是，这一经济理论原本是用来降低风险、保护收益的）管理的基金加剧了市场的下滑。

　　这种情形不由让人想起可怕的1929年。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这一回，“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

　　媒体和很多了解华尔街运作方式的人都预见到了这次大崩溃。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是一位传奇的英国金融家，他预见到了这次市场崩盘，并已经在不久前将其所有的股票清仓，他称他的预见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桥牌室里赢了一盘决胜局”。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22.62%，交易大厅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图为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这一回，“泰坦尼克号”并没有沉没。第二天，虽然市场在上午仍然大幅下跌，但到中午的时候已经稳定下来，接着就迅速反弹了。随后，市场在两年内就回到了原先的高位，并在1991年4月17日攀升到3 000点。距1987年崩盘短短的12年后，我们就几乎把它遗忘了，为什么呢？

　　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在1929年，市场中大部分个人投资者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在资本市场，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市场崩盘来临，那些原先因为虚拟资产的膨胀而感觉自己很富有，从而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文不名，他们的消费迅速缩减——由此将整个经济直接拖入泥潭。但是，到了1987年，投资者已经学会分散投资，他们将更大比例的财富投资于证券以外的资产，特别是房地产，因此尽管市场崩盘令人痛心，但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破产。

　　第二个原因是，两次危机爆发时，当局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29年危机发生后，胡佛总统费尽心思一再向公众保证华尔街是个投资的好地方，但结果适得其反，这只能使人们更加担心。而1987年的里根总统却对当时的市场崩盘极少谈论，他这种非常放松的、认为“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的态度反而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与此同时，白宫悄悄地借钱给几家大公司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并且大肆宣扬回购正当其时，这些公司的实际行动比总统所能做出的任何保证都更有影响力。

　　而1987年的里根总统却对当时的市场崩盘极少谈论，他这种非常放松的、认为“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的态度反而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联储的态度和对策。与1929年不同，这次美联储采取了一个中央银行在市场恐慌中应该采取的行动。保罗·沃克尔刚刚退休，接替者是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此时还不像他后来那么家喻户晓，但他知道该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语中的：“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即可。”事实上，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10月20日星期二早晨，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此举的直接效果就是新增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随之，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这个利率决定短期利率）下降了0.75个点——这是一个巨大的单日下降幅度。随着资金流动性得以恢复，市场恐慌也就很快结束了。这是自179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功救市以来，美国中央银行第一次采取措施成功地阻止了市场恐慌演变为一场经济灾难——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托马斯·杰斐逊的阴影终于被永远逐出了这个国家的市场。

　　格林斯潘此时还不像他后来那么家喻户晓，但他知道该做什么。60年前，本杰明·斯特朗曾一语中的：“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即可。”事实上，这也正是格林斯潘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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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历史上所有的繁荣时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新人和新思想不断涌入华尔街的时代。华尔街上欣欣向荣，工作机会过剩，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纽约其他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就业机会的不足，而且使得纽约的市政税收严重依赖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个席位的价格在1974年曾低至6.5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席位价格回升到100万美元以上，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高。

　　就像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和杰伊·古尔德代表19世纪60年代，杰西·利弗莫尔和约瑟夫·肯尼迪代表20世纪20年代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新人物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其中两个特别人物是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博斯基是底特律酒吧老板的儿子，虽然1975年就来到了华尔街，但他的职业生涯到了1982年的股市回暖和杠杆收购业务（LBO，Leverage Buy Out）兴起时才真正起飞。投资银行的传统赚钱方式是把私人公司公开上市，即以一定价格买下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在股市上卖给大众投资者。而杠杆收购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过将已公开上市的公司私有化来赚钱。在操作上，杠杆收购通过借债获得的资金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用未来改善经营后的现金收入来偿还债务利息。杠杆收购成功的秘诀在于准确预测出目标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并由此决定它能借多大规模的债来实施杠杆收购。

　　而杠杆收购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过将已公开上市的公司私有化来赚钱。在操作上，杠杆收购通过借债获得的资金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用未来改善公司经营后的现金收入来偿还债务利息。杠杆收购成功的秘诀在于准确预测出目标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并由此决定它能借多大规模的债来实施杠杆收购。

　　迈克尔·米尔肯。米尔肯在“垃圾债券”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对华尔街的影响毋庸置疑，入狱22个月后他被提前释放，但不久便患上了前列腺癌，于是推动攻克癌症的研究工作，投资医疗、教育等领域获得很大成功，他还创建了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中心，其每年的年会被称为“美国的达沃斯论坛”。（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博斯基靠风险套利（riskarbitrage）来赚钱，这是华尔街上的一个新现象。他首先买入一家潜在的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一般来说，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会上涨，这时他就将股票卖掉，狠赚一笔。在这种操作中，他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收购没有实现的话，他就只好自己兜着了。1982年，当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收购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企图以失败告终时，博斯基损失了2 400万美元。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由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基德·皮博迪公司的马丁·西格尔和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的丹尼斯·林文（Dennis Levine），这些公司都是受人尊敬的老牌公司。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为客户尽职谋利，利用内部信息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尽管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办法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一直都是非法的。而且，博斯基所做的内幕交易使人几乎无法为他辩护——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内部信息。1986年11月14日，美国证监会宣布，博斯基已经承认他的很多行为触犯了《证券法》，并正在接受政府的进一步调查。最后，博斯基被判入狱3年。

　　迈克尔·米尔肯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位会计师的儿子，有着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样，他只需扫一眼就能掌握一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在洛杉矶长大后，他于1970年加入了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事实上，这家公司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与J.P.摩根公司联合，成为德莱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作为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一个见证人，这个影响市场的最重要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洛杉矶，而不是在纽约。由于时差原因，他每天凌晨4点（相当于纽约时间7点）起床去办公室开始为纽约开市做准备。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是为客户尽职谋利，利用内部信息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尽管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办法界定什么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一直都是非法的。

　　米尔肯最擅长的领域有一个不幸的名字，叫作垃圾债券（junk bond）。这些债券通常有比政府和蓝筹股公司发行的债券更高的收益率，但它们的收益率高是因为它们有更高的风险。一些垃圾债券的信用等级被定得很低，原因是发行这些债券的公司已经陷入困境。但是，米尔肯认为，很多垃圾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已经超过了补偿其风险所需的回报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资。米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由微处理器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新技术领域的公司当然蕴藏着风险，但是其潜在的回报足以补偿这些风险。米尔肯把这一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持了诸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公司的起飞，CNN对美国电视新闻行业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麦克格雷（McGraw Cellular）公司，它是一家提供移动电话服务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移动电话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而在今天的城市中，移动电话几乎像手表一样随处可见。

　　但是，米尔肯认为，很多垃圾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已经超过了补偿其风险所需的回报率，所以是很好的投资。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杠杆收购热潮的兴起，米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也开始用垃圾债券为杠杆收购提供融资。1985年，罗恩·佩尔曼就是靠着米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为其发行的垃圾债券的帮助，控股了露华浓公司。第二年，当杠杆收购浪潮达到顶峰时，股市也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年米尔肯从德莱克塞尔公司得到了一份高达5.5亿美元的年终奖金，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薪水最高的雇员。即使让米尔肯在1987年1月1日彻底破产的话，仅他1986年的年终奖金就可以使他成为《福布斯》富豪榜400人名单中的前三名。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伊凡·博斯基为了能够减轻罪责，开始指控别人，他指认米尔肯也是他获得非法内部信息的一个来源。迈克尔·米尔肯在多大程度上犯有罪行？也许，他实际上只是博斯基这类为了自救而乱咬人的骗子和那些希望通过一案成名的野心勃勃的公诉人的牺牲品。直到今天，陪审团对这些问题依然意见相左。而在当时，他被控犯有不少于98条重罪，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足以使他入狱500年，同时他被威胁说他的兄弟也将受到指控，于是他只好与法院达成了妥协——对其中少数较轻的指控认了罪。尽管当时的法官承认，她在米尔肯的账目上发现的问题不超过几十万美元（这个数目还不足米尔肯1986年年终奖金的5‰），但是她依然判处米尔肯入狱10年（是博斯基刑期的3倍有余），并且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无疑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而在当时，他被控犯有不少于98条重罪，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足以使他入狱500年。

　　其实，米尔肯最大的罪过是狂妄自大。他确信他有能力做成任何他所染指的交易，同时也低估了他的敌人。米尔肯作为一个金融家之所以走向毁灭，是因为他没有J. P.摩根那种对事物极限的把握能力和对周围敌对势力的敏锐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纪80年代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人一样，他认为好光景会永远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主人”。

　　米尔肯作为一个金融家之所以走向毁灭，是因为他没有J.P.摩根那种对事物极限的把握能力和对周围敌对势力的敏锐洞察力。因此像很多20世纪80年代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人一样，他认为好光景会永远继续下去，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主人”。

　　垃圾债券与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浪潮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史上并购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之一，被称为第四次并购浪潮。与前三次相比，使用杠杆进行收购是其明显的特征，而垃圾债券则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在杠杆作用下，单笔收购规模大大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单笔收购金额平均为5 000万美元，到了80年代末则达到了3亿美元，且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并购频频发生。

　　这波并购浪潮在私募股权基金KKR对雷诺兹-纳贝斯科公司的“世纪大收购”时达到顶峰。这起收购KKR斥资250亿美元，而其中自有资金仅为20亿美元，其余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垃圾债大王”米尔肯所在的德莱克塞尔公司和另外几家投资银行的债务融资。德莱克塞尔公司通过本次收购所获佣金高达2亿美元。此番“世纪大收购”之后，私募股权基金被《门口的野蛮人》一书打上了“野蛮人”的标签。此后，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层的个人巨额收入被曝光，引发了对资本征税的政治激辩。（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谢尔曼·麦科伊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尽管他只是汤姆·伍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一个虚构的角色。这本小说出版于1989年，毫无疑问，它是所有描写华尔街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一本，就像另一部伟大的美国文学巨著——《格兰特回忆录》一样，《虚荣的篝火》一经问世就成为经典。它用狄更斯般精确的语言捕捉了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打开了一个观察里面世界的窗口，就像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永远是观察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的窗口一样。

　　***

　　尽管1987年的股市发生了大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道琼斯指数依然上升了228.3%，仅次于50年代的239.5%，那时的华尔街刚刚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是道琼斯指数仅有的下跌的10年，那一时期该指数下跌了39.5%。

　　华尔街的坏年景总是跟随着好年景到来，这个规律却不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到此时，90年代还没有过完，而华尔街也常常瞬息万变（例如，如果20世纪20年代是截止于1929年的9月3日而不是12月31日的话，道琼斯指数在那10年的涨幅就是225.5%，而不会因为后4个月市场狂跌变为131.7%）。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已经上涨了将近400%。如果从1980年算起的话，市场已经大涨了1 300%。其间，交易量也在大幅上升，199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平均日交易量已经超过了1987年股市崩盘时的日交易纪录，而该纪录本身已经是前一个纪录的两倍之巨了。如今纽交所的日平均交易量甚至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如今纽交所的日平均交易量甚至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这种趋势会不会继续下去呢？没有人知道，历史学家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所有的牛市都会结束。不论是1929年的大崩盘，还是1966年的市场低迷，这些主要取决于那些超过我们控制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看到的1987年的情形一样，如果监管当局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及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话，股市崩盘的后果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

　　这正是华尔街在新千年伊始所面临的困惑。就像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建立了《国际冰层巡逻制度》（International Ice Patrol）一样，监管的加强往往只有在一些痛苦的经历，尤其是灾难性的事件之后才会来临。只有在饱尝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放任自流的市场中投机者们为所欲为的苦果后，才有了经纪人队伍对市场投机行为的有效抑制。同样，只有当理查德·惠特尼使整个证券业蒙羞之后，美国证监会才开始对经纪人队伍实施监管。

　　就像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才建立了《国际冰层巡逻制度》一样，监管的加强往往只有在一些痛苦的经历，尤其是灾难性的事件之后才会来临。

　　正是美国证监会的有效监管给华尔街带来了60年的稳定（虽然中间有熊市的间歇）和巨大的繁荣，而美国得以坐享全球最大的、最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随后，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一种全新的通信工具——互联网正迅速地将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其速度远胜于19世纪中叶的电报，其力量也无疑远强于电报。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大厅交易员（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的拥有者）才能够在一天之内买卖几十次股票。但是，由于有了互联网，现在只要有几千美元、一台电脑和一根能上网的电话线，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些人被称为日间交易者（day trader），他们往往会在一天结束时清仓。目前，大约有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拥有在线的股票账户，据估计，其中有100万人是日内交易者，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呈指数级增长。对于拥有在线股票账户的投资者，其买卖股票的速度通常是传统经纪人的13倍，有时甚至每天买卖上千次。在线交易方式迅速在华尔街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至于此时华尔街上受此冲击最大的公司——美林公司（它有1.4万名持牌经纪人，他们依靠客户佣金生存的方式直接受到在线交易的威胁），在1999年年中也宣布将向其客户提供互联网在线交易服务。这一举措将在此后数年间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的变化。

　　同时，互联网也被证明是一块为无数快速致富的梦想提供了沃土，就像20世纪20年代大家口口相传的各种秘诀一样，互联网也提供了无数投资论坛供在线投资者讨论股票和交换投资心得。随着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在硅谷逐渐升温，纳斯达克指数也受一级市场热度传导，开启了一轮历史性的暴涨，造就了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指数从1995年不到1 000点，涨至2000年3月10日的5 132.52点；但随后的一天，它便开始急剧下跌，一个月内下跌37%至3 227点——再达到3 227点要到15年之后了。

　　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过热”开始出现，很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到与该公司的商业前景毫不相关或者关联很小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当Ticketmaster（一家提供网上售票服务的公司，股票代码为TMCS）在上市第一天，股价就上涨了300%，这时一家与它毫不相关的提供物业管理的公司Temco Service，因其股票代码TMCO与TMCS相似，股价也不可思议地上涨了150%。

　　其实，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互联网本来就是个传染跟风情绪的最好系统，那么由谁来监管这种正在出现的新交易方式呢？答案是，还没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发现的那样，市场正在彻底地全球化和一体化。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而监管大体上却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

　　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而监管大体上却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市场的监管体系，必然要牵涉世界大国在主权上的实质性让步，但是没有什么是比让一个国家在自由和独立问题上让步更难的事了，人类本性如此。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因为华尔街和政治家们尚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监管框架来保证全球化市场的稳定，同时，也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资本家本身的贪得无厌”，所以，华尔街再次发生如同1929年那样规模的股灾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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