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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美元崩溃

　　如果美元崩溃，那将会怎样？如果外国人抛售所持美元并放弃这一货币，那将会怎样？如果这些事情发生，美国决策者会怎么做？

　　如果美联储和中央情报局（CIA）现在就着手制订这些情况的应对计划，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虽然近期事件并未消除人们对美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怀疑。如果它真的采取措施，那么它将会从何以促成危机和何以导致外国人放弃美元开始。

　　一个触发因素是美中政治冲突。积聚已久的贸易和外汇纠纷可能会公开化。美国政界人士可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行全面关税，但中国不会就此认输。或者，美中在对待所谓的“流氓国家”的政策问题上出现冲突。想象一下，美国对某个“流氓政权”采取了与中国意愿背道而驰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采取重大举措，以表达自己的抗议。

　　对中国来说，发泄其对美国的怒火并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运用它的金融武器。在所有的美国政府证券中，中国官方机构所持的比例为13%。抛售这些证券将会让债券市场陷入恐慌。一旦中国政府开始抛售，其他投资者就会跟风而至。如此一来，美国的利率就会大幅飙升。美元将会跌至低谷。这种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会导致出口商、进口商和投资者永远放弃美元。

　　这一场景的可信度有多高？历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金融武器与地缘政治

　　利用金融武器实现地缘政治目的一个例子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使用这一武器的正是美国。在超级油轮问世之前，西欧70%的石油是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的（现代超级油轮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无法穿行）。基于该运河，从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运送锡和橡胶至欧洲的成本会大大降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也会降低亚洲和欧洲之间商品运输的成本。因此，英国在苏伊士驻有80000人的卫戍部队，并与法国共同掌控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财务大权。

　　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时的埃及也正经历着民族主义浪潮，并寻求自1952年起从英法联营公司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租借权。1952年7月22日，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埃及的君主政权，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将军上台。纳赛尔上台之后，埃及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之间关系都变得日趋紧张。1954年，纳赛尔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后者同意撤离驻守苏伊士运河的卫戍部队。之后，纳赛尔提高赌注，于1956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作为中国台湾的盟友且一直对中国大陆持敌视态度的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停止对埃及阿斯旺大坝的资金支持。英国早前参与了阿斯旺大坝的设计工作，而英国水文学家也参与了大坝的早期工程，但提供资金支持的是美国，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所处的窘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突然决定凸显了“冷战”政治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影响力。当时，刚刚经历过肠道手术的艾森豪威尔正处于康复期，而外交事务则委托给了一向以强硬著称的杜勒斯。

　　杜勒斯满以为纳赛尔会知难而退，但这位埃及总统却不愿意做出让步。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心目中的金字塔，他要将它打造成现代埃及的象征。因此，他重申从英法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并将运河收归国有。对此，苏伊士运河公司的70000名法国股东愤怒不已。令法国政府更为恼火的是纳赛尔对阿尔及利亚叛军的支持，这使得法国在北非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进一步恶化。

　　为此，法国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份秘密协定。长期以来，以色列就反对纳赛尔对途经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商船的阻挠。不久，它们得到一份紧急情报，获知埃及刚刚从苏联购买了一批“米格”战斗机（这些战斗机是经由捷克斯洛伐克采购的，但这并不重要）。更为严峻的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飞行员已经驾驶这些战斗机抵达埃及。

　　在同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磋商之后，英国同意加入这一联盟。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入侵西奈半岛。英国和法国则出兵夺取运河的控制权，表面声称是为避免运河遭以色列和埃及部队破坏。英法战斗机对埃及机场进行了轰炸（“米格”战斗机自然也包括在内）。纳赛尔不甘示弱，将全部47艘航经运河的船只击沉，致使运河关闭。虽然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商品及石油仍可绕经非洲之角抵达欧洲，但额外的成本却极为高昂，而且航运时间也大大延长。纳赛尔采取的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恐怖的后果之一就是开普敦的舰船大拥堵，有超过平时3倍数量的船只在那里补给燃料。

　　虽然法国伞兵和英国突击队有能力以较低的代价夺取运河的控制权，但损失已经造成。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因此而受到损害。虽然是外交官出身，但保守党首相安东尼·艾登在发起军事行动之前并未征求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位美国总统会支持他对埃及政府采取的行动，因为之前埃及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之所以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艾登已对纳赛尔忍无可忍。艾登向来以自负著称，易感情用事，且当时正值暴怒之时。早在1938年，他就因不满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背着他接触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而愤然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最终导致英国的和解政策（艾登是该政策的主要参与者）破产。在1951—1955年第三次出任外交大臣（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艾登就曾亲自就英国驻苏伊士基地军队撤离问题与埃及进行磋商。

　　此时的纳赛尔已经成了艾登的眼中钉，他决心要推翻这位埃及领导人。折中办法是不可行的。对于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提交的备忘录，他的反应是：“你那份备忘录上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孤立纳赛尔，还有这个‘中立’纳赛尔，这都是些什么胡话？我要打倒他，你明白吗？我要除掉他……我才不管埃及会不会出现混乱。”艾登之所以大为光火，原因就在于这份备忘录建议以外交手段解决与埃及的问题。

　　误会或许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艾登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从未建立起良好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是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后者在建立美联储和推动美元国际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常来说，美国大使应该有一个传递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看法的信息渠道。但艾登与奥尔德里奇关系相当冷淡，后者似乎更关心英国社会而非它的外交政策。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艾登对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信任。麦克米伦盲目地认为英国可以依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个人而言，麦克米伦与美国也有关联，她的母亲就是在印第安纳州出生的。此外，他与美国在任总统之间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当时的艾森豪威尔任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而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之间的战时联络工作就是由麦克米伦负责的。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前夕，麦克米伦在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曾偷偷溜进白宫，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双方有无谈及苏伊士运河问题不得而知，但他给首相传递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艾森豪威尔决意已定，”他写道，“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让纳赛尔下台。”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在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之后，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院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与占领国为伍。杜勒斯看不惯任何与殖民主义沾边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这将会削弱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此外，基于预算考虑，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密友——也不赞成美国提供支持。

　　英国人也误解了美国的选举政治。1956年11月，艾森豪威尔谋求连任的事实给了他们一种信心，让他们以为他会与英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埃及。事实上，美国选民并不愿意美国再次介入一次军事行动。对于以捍卫和平为竞选口号的艾森豪威尔来说，反对苏伊士运河战争会为他赢得政治加分。出乎英国的意料，美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英镑的脆弱

　　这就是地缘政治的整个背景，金融背景则是英镑的脆弱性。英国的国外债主仍在寻求摆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金融请求权，而英国日渐宽松的资本管制则为这些债主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与此同时，受制于高工资、低生产率和对抗式的劳资关系，英国也难以通过发展强劲的出口经济来抵消其弱势金融。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英国的储备甚至就已经快降到被视为最低安全水平的20亿美元。基于这一背景考虑，参与一场昂贵的、不确定的军事行动是危险的。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将会增加航运成本，并会提高进口石油的价格。因此，苏伊士运河冒险行动也就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英国能否维持1英镑兑2.8美元的英镑兑美元汇率的怀疑。

　　这一汇率的下降或许会产生深远影响。那些习惯将其货币与英镑挂钩的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延续这一习惯。它们或许会选择与美元挂钩，因为美国是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也是一个更大的贸易国。如果这样，那么对英镑区的凝聚力以及英镑区成员国在伦敦的银行业务来讲，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苏伊士运河行动之前，艾登政府就已经知道，要想维持1英镑兑2.8美元的英镑兑美元汇率，它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这正是艾登和麦克米伦认为他们会获得美国无条件支持，并对此充满信心的原因。这也正是他们做出严重误判的原因。美国国务院警告说，美国可以提供支持，但前提是英国政府必须承诺撤离其在埃及的军队。11月2日，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停火决议。美英矛盾的公开化导致了英镑挤兑事件。之后，美国明确表示，它不仅要求停火，而且还要求实际撤军。这一声明使得英镑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至此，麦克米伦——他曾是美国政府内阁中主张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坚定支持者——突然改变立场。他也因此被反对党指责为表里不一的两面派，并被冠以“先进先出的麦克米伦”的绰号。但作为政府的财政大臣，他实际上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的真正失败在于此前他对美国将会为英国提供帮助的过度自信。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英国政府一直在推诿，它表示接受停火协议，但仅同意撤出一个营的兵力。资本管控延缓了储备的外流速度，但引来了众多赌注英镑贬值的投机者。考虑到英镑可能贬值的情况，购买英国商品的外国买家要求延期付款，而向英国销售商品的卖家则要求提前付款。

　　妥协是痛苦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团体“苏伊士集团”（Suez Group）并不愿意承认英国已经失去第一位阶地缘政治强国地位的事实，强烈反对撤离全部军队。艾登政府寻求金融支持的承诺，以便确保内阁在撤军问题上达成一致。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仍要求英国政府给出具体的撤军日期。英国人担心设定具体日期可能会引起混乱，导致部队无法正常撤离，并危及驻军的安全。因不堪重负，身体状况欠佳的艾登飞往黄金眼（Goldeneye）休养，这也是小说家伊恩·弗莱明在牙买加的度假地。这并未激起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所有人都知道危机会在12月4日进入最严峻的时刻，因为在这一天，麦克米伦将会就英国的储备情况发布月度报告。它将会表明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已降至20亿美元以下，这毫无疑问会引发新一轮的英镑挤兑事件。迫于这一时间的压力，艾登政府重申了它的撤军承诺，但仍试图避免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它采用了含混不清的语言向华盛顿保证，“（我们）已经决定准时撤离，我们也准备准时撤离”。

　　所有的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他们不做任何事情就能迫使英国让步。12月2日，在财政大臣发布报告两天前，英国内阁同意将12月22日作为撤军的最后时限。12月3日，刚刚休假回来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同意支持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

　　基于此，当12月4日麦克米伦作报告时，他可以说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已经降到20亿美元以下，但同时也可以声明，美国支持英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全部的13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12月10日，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的借款申请得到批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只有代表埃及的委员投了弃权票。这一行动标志着英国金融危机的结束。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的经济大国英国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时代的结束，因为现在它不得不依赖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这就是美国。

　　潜在的美中冲突

　　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外交政策冲突，那么对金融领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上述历史或许会让他们产生一些联想。但就潜在的美中冲突而言，与美英冲突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一方的货币具有脆弱性。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如果中国导致美国债券市场和美元崩溃，那么自身也会遭受严重的财务损失，因为这会压低其所持美元资产的价值。在1956年，就美国政府所持的英国证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不过才区区1美元。因此，即便美国决定不支持英镑，它对美国投资者造成的财务损失也是微乎其微的。美国可以采取可能导致英镑危机的措施，而无须担心引火烧身，导致自身财务损失。

　　相比之下，就时下中国所持的美国政府和机构证券而言，若平均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则超过1000美元。如果中国以此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武器，那么对中国自身造成的损失就很难再忽略不计了。基于中国所持美国证券的庞大规模，到底谁的损失更重尚不得而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国因不高兴而采取危险行动的可能性。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它肯定会权衡再三。

　　同样，在施加压力时，美国也不必担心这会抬高它进入外国市场的门槛。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商品出口只占区区5%的份额。在这些出口中，不足1/20——5%的5%——流入英国。即便因美国拒绝提供帮助而导致英镑大幅贬值，英国经济陷入困顿，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便英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政策，对美国也只会造成很小的影响。正是基于此，美国才肆无忌惮地运用它的金融武器。

　　对照当下的中国，出口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40%的份额，其中1/4的出口流向美国。若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美国出现金融问题，那么中国的出口商也会遭受沉重打击。这一点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就能看出。由于美国境内发生的危机，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跌17%。中国当局可以通过所有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阻止经济大幅下滑。但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在内——并未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世界各国政府在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上也都展现出了合作的姿态，齐心协力稳定全球经济。

　　若美中两国出现冲突，那么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如果中国运用它的金融武器令美国受损，那么美国就会出台贸易制裁措施。这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会比2008—2009年更严重。由于两国都采取对抗方式，所以稳定世界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基于潜在的更大损失，中国将不会贸然采取行动。

　　市场失控

　　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触发美元崩溃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市场情绪的突然变化。或许，某一天早上，投资者醒来后决定不再持有美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亏本买卖。这样，在“聪明钱”的带领下，其他投资者就会纷纷跟进。我们知道，投资者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随波逐流。到时，市场崩溃，投资者纷纷出逃，货币成为投资者恐慌的牺牲品。

　　短时期内美元的大幅贬值——比如，就像韩元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贬值50%一样——会让部分投资者措手不及。任何仍持有美元的人都会遭遇灾难性损失。违约现象将会大面积出现。机构投资者的偿付能力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将被置于危险境地。

　　即便这一风险得到控制，也会有其他的灾难余波。投资者在抛弃美元后积聚的其他货币会大幅升值。欧洲的竞争力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受美元贬值影响，失业率会持续攀升，并最终引发贸易保护主义。

　　在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外国人在使用不稳定的美元时会慎之又慎。出口商将会以其他货币作为贸易的报价和结算货币。债券持有者将会避开美元计价资产。这将会成为美元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的临界点。美国将不再享有超级特权。

　　在上述场景中，只有一个地方是错误的。它的假定条件是美联储不会介入，不会出台干预措施支持美元。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是不会干预外汇市场的。它的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和就业率上升，但这种恐慌并不是正常情况。如果美联储认为是恐慌导致美元大跌，那么它当然会出台措施支持美元，并在外汇市场大规模买入美元。此外，它还会通过上调利率来提高投资者的赌注成本。如果导致美元危机的只是恐慌，那么该货币最终会复原。恐慌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投资者最后会发现是他们反应过度了。美联储的干预可以实现美元的稳定。而通过低买高卖，美联储的干预甚至还会带来收益。

　　要想实施这一计划，美联储还需要朋友的帮助。相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美联储以其自身所持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显然会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同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并无太大区别，当时的美国为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就曾要求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支持。

　　那时，持有美国金融负债的主要是美国的朋友。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债权国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美国并不一致。因此，与先前相比，现在的朋友并不那么牢靠。

　　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利益，但在防止出现美元挤兑问题上，外国政府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它们不愿意看到它们公司的竞争力严重受损。它们不愿意看到投资者遭受不必要的资产负债表损失。维护全球体系（美元在该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定是世界各国的一致立场，因此它们也有采取干预措施的动机。同样，如果美联储的干预措施让它获得收益，那么其他央行的干预措施也会让它们获得收益。由此可见，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它们会齐心协力，避免出现问题失控的局面。

　　赤字失控

　　因此，投资者突然对美元失去信心或出现地缘政治纠纷都不太可能导致美元崩溃，而最有可能导致它崩溃的就是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个危险就是失控的预算赤字。

　　长期预算赤字经常会导致危机的发生。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政府维持赤字的时间越长，它的债务和所支付的利息就越多。这些没有偿付的款项会越积越多，并最终超过一国可用的税收收入。政府或许可以安抚投资者，并告诉他们会尽快恢复稳健的财政体系。但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投资者就会突然醒悟，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大规模抛售证券，进而导致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崩溃。

　　对于美国来说，形势更不容乐观。随着投资者纷纷出逃，债券价格会大幅下跌。利率会大幅上升。由于外国投资者也都在清算它们的头寸，所以美元会进一步下跌。如果所有这些都同时发生，那么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这时美联储或许会再次出手，大量买入债券以支持市场，并防止国库券收益大幅上涨。但相比于先前的场景，此时财政部还会向市场注入大量债务。如果没有私人需求，那么美联储还将被迫买入这些债务。在投资者看来，这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他们将美联储购买债券并向市场注入现金的行为视为通货膨胀的先兆，认为这会导致美元进一步走弱。如此一来，美元的下跌就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面对这些问题，大规模抛售美元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图6-1 美国预算赤字的构成

　　资料来源：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CBPP）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数据的分析（截至2010年2月17日）

　　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命运将最终取决于美国的预算政策。而这其中又涉及多个问题。确切来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之前财政状况的恶化。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将财政收入降到了自1950年来的最低水平（以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基准），而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和两场烧钱的战争使得削减开支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减税和无资金准备开支的增加，使得美国预算从2000年时的盈余到2007—2008年出现结构性赤字（占GDP的4%）。从现在所必须支付的债务利息来看，在将来，赤字对美国的影响只会进一步加大。

　　第二个问题，金融危机导致的巨额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预算赤字是不可避免的；税收收入崩溃，别无选择的政府只能加大公共开支，并用公共开支替代部分在危机中蒸发的私人部门开支。但由此引发的赤字规模也是极为庞大的：2009年，赤字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1%，创下了和平时期的纪录；这甚至超过了世界上除其他6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2010年的赤字规模更大。官方的说法是，这些赤字很快就会得到扭转，但最终能不能成功扭转却不得而知。

　　第三个问题，到2015年左右，美国“婴儿潮”一代将开始进入大规模退休程序，医疗和养老金成本会因此大幅增加，并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赤字。这也正是美国推行医疗保健改革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们没有必要预测遥远未来的问题。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当前发展趋势来看，到201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社会保障金和其他政府信托基金负债净额）将会从金融危机前的占GDP的40%上升到75%。一如众多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如果经济增长潜力遭到危机破坏，那么负债比率的攀升速度还会更快。若经济增长放缓1个百分点，到2011年债务和GDP的比率就会额外上升5个百分点，到2015年就会额外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债务和GDP的比率上升至75%，那么它将很难应对。这种程度的负担对于一个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30%～40%的政府来说是可控的，欧洲就是典型。但对于正常年份税收收入在GDP中只占19%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就颇有难度了。

　　在税收收入中，有1/5会被用于支持利息，所以美国政府愿意通过赤字和发行额外债券来维持其他债务的利息。然而，在某一时刻，投资者将会认清政府的这种“庞氏骗局”计划。他们知道，美国政府最终将会出台措施以压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比如通过通货膨胀方式。因为投资者是着眼于未来的，所以他们会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前抛售他们所持的头寸。

　　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再购买新流入市场的额外美元证券，那么美国的利率可能会上升整整1个百分点。更为严峻的是，外国投资者可能会不愿意再持有美元证券，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相比于单纯地拒绝购买新发行的额外证券，抛售所持的证券对利率和汇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由于担心美元持续贬值，其他国家的居民也就不会冒险以美元作为出口品的计价单位。他们将不会接受美元支付款，就像英国的债主在1956年拒绝接受英镑一样。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这一场景的发展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突变式的。先前一直保持乐观的投资者在某天早上醒来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当前的局势已经无法扭转了。他们将会大规模出逃。美国的利率将会大幅上升。美元将会下跌。美国将会遭遇欧洲在2010年遭遇的那种危机，只不过规模更大。不过这些事并不会在明天一早就发生。从欧洲的经历来看，留给我们采取措施以扭转这一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想避免危机的发生，美元需要采取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并举的措施。时下，联邦财政收入仅占GDP的19%，这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央财政收入。除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国防和债务利息外，美国的开支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占GDP的14%降至当前的10%，所以可自由支配的非国防开支实际上已经无可削减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10%中还存在小额储蓄，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该比例降到5%以下。而且，关于这些开支中存在浪费的看法也只是异想天开。而在2015年之后，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联邦政府的开支可能达到GDP的25%（基于当前的预算方案估测）。而按照当前的法律，在接下来的1/4个世纪，联邦开支会升至GDP的40%，这也就是说，当前的法律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

　　一个和平和解的新时代或许会降临世界，让美国得以削减国防开支。或者，在医疗保健深化改革方面，各方就大幅降低服务交付成本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哪一种场景更值得期待，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恢复财政平衡需要处理好权利的问题。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达到降低养老金成本的目的，但这需要征得各方的同意。此外，放开移民政策也可以缓解社会保障金不足的问题。在美国政界人士所谓的“财政收入增加”问题上，各方也需要达成协议。比如，征收更高的汽油税、拍卖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征收商品增值税。但由于共和党无条件地反对征收任何新税，民主党总统在竞选时承诺不再提高中产阶级的税负，而有着强大院外游说活动能力的美国退休者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又反对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开支，所以在正常的国会政治体制下，各方能否达成有意义的成果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此，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方式就是将决定权从国会议员手中转移到两党委员会心存善念的成员手中。国会将提供授权，并指定委员会按部就班地推进消除赤字的计划。所有的税收和开支项目都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医疗救助也不例外。不同于国会——国会议员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这个委员会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它会全盘考虑整个国家的情况。国会将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而在该解决方案中，所有人都要做出牺牲，但只是做出轻微牺牲。然后，委员会的建议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表决，或通过，或被否决。

　　这并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想法，但也未必就一定能奏效。如果国会不愿意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那么它就不会给予这个委员会以真正的独立性。它不愿意承担义务，也不愿意以表决的方式接受或拒绝该委员会的提议。一个基于行政命令建立的两党委员会，如果它缺少反对党的支持，而且国会也不打算接受或拒绝它的提议，那么它的影响力就会相当有限。即便国会承诺接受该委员会的提议——否则政府将缺少预算并将失去提供基本服务的能力，那么也不应低估美国立法委员犯错误的能力。而最有可能的提案反对意见肯定来自加利福尼亚。

　　在解决财政问题上，如果最终没能在国会和全美范围内达成政治共识，那么程序变更或许会起到帮助。但有意义的改变最终需要政治共识，而程序变更只是手段而已。美元危机可能会促成必要的变革。当然，最好还是不会发生美元危机。

　　美国并非唯一面临财政挑战的经济体，欧洲和日本的负债甚至更重。已经收到早期预警信号的欧元区现在正忙于整顿财政秩序，它最终能否取得成功，我们还要看几年后的情况。日本则刚刚开始整顿，由于它的债务几乎全为本国国民持有，所以它对自己的财政安全较有信心。欧洲和日本面临同一个问题：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化趋势加速。美元的前景或许暗淡，但一如既往地，当想起汇率时，人们难免会问上一句：比什么暗淡？先前，人们在美国经济上下错了赌注，在美元上下错了赌注，他们或许还会下错赌注。

　　他们也可能下对赌注，若是如此，美元将会失去它所拥有的超级特权。

　　美元崩溃后的美国

　　如果美元失去其国际货币地位，那么外国投资者也会对美元请求权失去兴趣。在向美国公司提供贷款时，他们会借给它们其他更可靠的国际货币。他们会要求美国公司发行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券和商业票据。由于担心美元贬值，他们在借款给美国政府时会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美国财政部必须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券。

　　如此一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将必须予以调整，其中最明显的是，美联储将不得不放弃对汇率“善意忽视”的政策。通常，美联储会把政策重点放在通货膨胀和就业增长上。它试图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只有在出现异动的情况下，它才会关注利率。当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涉及货币时，就像2009年11月本·伯南克针对新一轮美元走弱趋向发表的讲话一样，市场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因为就此话题发表讲话实在是太罕见了。

　　对于那些缺少美国这种超级特权的国家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当它们向国外借款时，它们借入的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对贷款国来说并无特别用途。如果当地货币贬值，那么借款国就会遭受重创，因为这会让它们的外币负债变得更高，也更难以偿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就会被迫上调利率以限制货币贬值。这就是新兴市场的“浮动恐惧”综合征，因为它们的负债是以其他国家的货币计算的。这会迫使中央银行放弃其他一些目标，以维持汇率的稳定，避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如此一来，为维持汇率稳定，它们就不得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同等水平的利率，而这也使得央行的行动空间大大缩小。

　　如果美联储也陷入这种困境，那么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它就无法通过大幅下调利率的方式来应对经济衰退。由于美国的利率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所以美元在2001—2004年下跌了30%。基于美国所享有的超级特权，美联储可以对这一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策略。如此一来，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得到加强，贬值对它来说更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在一个大量美国债务以其他货币计价的新世界，美联储将无法再漠视各种金融后果。美元无须贬值到30%，美联储就得被迫上调利率。美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受制于外国央行。美联储在欠发达国家的朋友一定会说“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此一来，美国将会成为一个类似于新兴市场的国家。

　　此外，在遭遇危机时，美国还将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慷慨解囊。在2008年银行停止贷款、金融市场陷入困顿时，美联储可以为急需现金的银行和公司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因为它们的票据是以美联储可以印制的美元计价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银行和公司从国外借入的是美元。为避免美元负债违约，作为韩国中央银行的韩国银行就要为这些银行和公司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源，但这又受限于该行的美元储备，因为韩国银行只能印制韩元。因此，当韩国银行的储备在2008年11月降至“审慎的最低额度”2000亿美元以下时——这意味着它可能会被迫停止发放贷款，恐慌由此产生（不妨回想一下，在1956年时，英格兰银行“审慎的最低额度”为20亿美元；现在韩国银行则是2000亿美元）。外国银行拒绝转期贷款，韩元在外汇市场崩溃。最终，在美联储宣布为韩国银行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后，紧张局势才得以稳定，因为这样一来，韩国银行就可以为其国内银行和公司提供美元贷款，以便于它们用这些资金来偿付美元欠款。

　　在以一个美国银行和公司都必须从国外借入外币的世界，美联储将会发现它的处境同韩国银行是一样的。若遭遇危机，外国银行将停止发放贷款，而金融市场也将陷入困顿，如此一来，不仅美国银行和公司难以获得维持债务正常运转所需的外币，而且连美联储也难以获得外币，因为它无法印制这些外币。它将不得不依赖外国央行提供紧急贷款支持，就像2008年它为各国央行提供紧急援助一样。美国的金融稳定不仅将取决于美联储的正确决策，而且还将取决于外国央行的正确决策。提供支持的外国人或许会要求美国提供某种回报。而面临危机的压力，美国将难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原则上讲，美国政府也可以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支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该组织就是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以来，外国评论人士就一直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唯美国马首是瞻，所以从该组织获得支持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除非该组织的资金大幅增长——这是不太可能的，否则它将难以提供美国银行和市场所需的超大规模的紧急流动性支持。

　　节俭度日

　　如果外国央行和政府不再依赖美国和美元储备，不再准备随时为美元的外对赤字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这将对美国的生活水平造成什么影响？毫无疑问，美国人将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在此之前，由于中央银行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对不需要任何实际资源支撑的美元有着庞大的需求，所以美国每年的消费和投资规模可以超出生产达1万亿美元。同样是这一原因，它每年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规模可以超出出口1万亿美元。但这种日子将会一去不返。原先，美国可以将经常账户赤字保持在国民收入的6%，但这也将会成为历史。美国将不得不削减贸易赤字，它将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要想增加出口，美国就要让它的出口品更有吸引力。它们的成本要更低，它们的质量要更好。这可以通过提高美国产业的效率或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实现。提高效率——提高美国公司和工人产出的质量和数量——自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幸的是，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这需要努力。要想改善本国的贸易差额，美国必须取得相对于竞争国家更高的效率。

　　美国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它有一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他们来自大学和不同的行业，其中很多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国科学家。这里有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业，所以它有强大的创新技术开发能力。由于雇用和解雇的成本较低，而且劳动力市场灵活，所以它可以迅速实现这些创新的商业化应用。此外，美国还有广袤的肥沃土地，这可以用来支持高收益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而在一个粮食短缺的世界，这一部门的发展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也存在劣势。它的很多物质基础设施都已经老化，而且难以按照现代标准进行翻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多为州和地方政府或私人拥有。比如，美铁（Amtrak）就主要依靠货运铁路公司拥有的铁路。在美国，要想修建从纽约到芝加哥的高速铁路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它很快就建好了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此外，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在发展高速铁路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也比美国小。按照中国的计划，到2020年高速铁路总里程将会达到8000英里。相比之下，美国现在城际铁路的速度实际上比20世纪40年代还慢。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就某些任务而言，计划经济或欧洲的混合经济更为有效。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并提议修建州际铁路系统，那么毫无疑问，他会被指控为社会主义者。

　　此外，就美国的劳动力而言，受教育水平逐步提升的速度也已放缓。当前这一代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受教育水平并未大幅超过其父辈的一代。据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数据，1975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仅比其1951年出生的父辈多接受6个月的教育。而相比之下，1951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则比其1921年出生的父辈多接受两年的教育。此外，在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与美国相比，这种教育上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而对于那些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人来说，美国也缺乏欧洲那种有效的职业培训体系。

　　美国的私人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它还要偿还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额外公共债务，而偿还这些债务则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在现存债券到期后，要确保新发行的债券有人购买，美国还得提高利率。对投资者来说，高税收和高利率都是负担。对于资本形成来说，这并不是好兆头。对于美元来说，这同样不是好兆头。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伴随着经济增长，预算盈余可以减少公共债务相对于税收和国民收入的比例。但即便存在这种意愿，要完成这一任务也需要时间。损坏的道路和桥梁可以修复，新的道路和桥梁可以修建，但这种修复和修建同样也需要多年的时间。美国已经加大在教育领域的投资，但同样，一个人也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拿到自己的学位，并最终进入劳动力市场。

　　市场会不会等则不得而知。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美国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进行调整。在生产率不可能出现神奇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出口的唯一方式就是控制成本。雇主可以削减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如健康保险。但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平均劳动报酬停滞和附加福利不断下调之后，这一成本基本上已无再削减的余地。

　　如此一来，美国的调整也就落在了金融市场上面。也就是说，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提升。但它所导致的结果同样令人丧气。前往沃尔玛的购物者会发现中国制造的服装的价格变高了，而高清电视也变得更贵了。但如果美国不再是世界储备货币的唯一提供者，且现在必须增加出口，那么这一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德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时，由于长期被压制的需求得到释放，所以德国出现了强劲的开支增长，而之后，国内需求则陷入停滞状态。不论是对当时的德国还是现在的美国来说，狂欢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着需求增长放缓，德国不得不加大出口以促进就业增长。幸运的是，该国大的工会组织如德国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理解这种挑战，因此在工资限制问题上它们与企业管理层和政府部门达成了一致意见。它们同意维持工资缓慢增加，尤其是在该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州，因为那里的工人平均产出相对较低。

　　2003—2010年，德国工人的平均时薪年增长率不足1%。基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一工资限制政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德国的出口也由此得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出口增幅再次达到进口增幅的一半时，德国便有能力强化它的国际账户了。对现在的美国来说，德国的这一调整极具借鉴意义。

　　这种调整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从2003年经济周期低谷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德国家庭的消费仅增长了1%。虽然德国的例子表明调整是可行的，但同时也表明，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

　　美元的贬值未必会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相对于GDP，经常账户赤字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需要美元贬值10%。因此，要想把美国对外赤字从目前占GDP的6%降为3%，则意味着美元对其他货币将贬值30%。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的贬值已经在2009年完成了。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11个月里，美元下跌了10%。

　　美元在2009年的下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但这并未对美国的生活水平造成灾难性影响。在一年之中，美元汇率会时不时地上升或下跌10%。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它甚至会贬值30%。2001—2004年，为调整通货膨胀，美元下跌了30%，而这并未对美国的生活方式造成实质性威胁。1985—1988年，它的贬值幅度甚至更大。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但美国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出现灾难性的下滑。美元的下跌只是对商场的商品价格产生了一些相当有限的影响。

　　美元贬值是万灵丹吗

　　有人会认为，对于美元贬值和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并使之朝着出口方向发展的调整，应予以欢迎而非抵制。他们的论断是，基于美国超级特权而产生的强势美元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它放缓了在岗学习的步伐，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越来越少了，而且也推迟了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其他制造业大国（从德国到中国）则把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按照该论断，基于弱势美元，现在美国将会增加针对外国消费的制造品的生产，同时减少针对美国家庭的快餐生产。随着各家庭勒紧腰带（缩减开支和瘦身双重含义），好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而麦当劳式的低薪工作则会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公平。关于这一转变的另一思考方式是，美国的出口品将会从外国央行和私人投资者购买的国库券、机构证券和衍生品证券转向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的挖掘设备、波音公司的“梦幻客机”乃至汽车及其零部件。

　　弱势美元的倡导者声称，这一转变还将修正收入不公的问题，因为制造业比金融服务业需要的蓝领工人更多。在过去10年里，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占美国人口0.01%的顶级人士的薪水的大幅增长。简单地说，这些人并不是组装线工人。在这部分顶级人士中，很多都是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和高管、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专业人士。由于美国生产和出口的金融服务产品越来越少，再加上获得好的制造业工作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多，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会得到扭转。

　　通过维持低汇率和增加产品出口等措施，其他国家已经在大力推进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此，他们认为美国也应采取同样的策略，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不仅要像德国一样限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而且还要像中国一样积极维持较低的汇率。

　　贬值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真是这样就好了。如果弱势美元可以神奇地振兴美国产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自然是好事。但美国的环境同德国的环境并不一样。长期以来，德国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资本货物生产国，而且也是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国。现在，它还把触角伸向新兴市场。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但高度发达的学徒培训体系却为它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熟练技工，它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制造业部门衰退过。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增长则缺乏如此有利的起点。

　　与新兴市场如中国的环境相比，它们的差距甚至更大。通过将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仅需几天的培训，他们就能掌握所需技能），中国可以并已经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并提高了数量庞大的非熟练工人的收入。这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条组装线——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以现代标准看，用于生产T型车的技术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就使得美国可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完成工人培训，而在这些工人中，很多都是移民或直接来自农场。

　　时下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同于以前。制造业已经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工业化的扩张正在让世界2/3的人口脱离贫困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那些依赖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只需一个星期）上越来越占据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大量可以转变为工人的劳动人口。中国把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与此相对，美国则需要把快餐店的雇员转变为半导体加工厂的技术工人。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的制造业是国际上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它需要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非快餐店的汉堡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美国人可以获得在半导体加工厂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培训。但重要的是这种技能的传授，而不是单纯地降低劳动力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中，制造业仅占微弱多数。服务（不包括向外国人支付债务利息的服务，但包括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承销服务、工程公司的设计服务，以及软件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商业服务等）占了整整30%的份额。在美国出口的服务中，大多数是由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提供的。农业和原材料加工产品在出口中占了另外15%的份额。拥有广袤的肥沃土地的美国向来都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这是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的出口。不同于没落的家庭农场，农业综合企业部门雇用的工人相对较少。

　　这些都不奇怪。按新兴市场的标准看，美国拥有充裕的资本和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在美国的出口产业部门中，资本和技术工人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众所周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倒闭的都是那些拥有大量生产工人但生产率却很低的工厂。美元汇率下跌30%并无助于美国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与中国的劳动力竞争，尤其是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的情况下。

　　重振美国出口的理由很多，但得益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工人，因为在出口生产中，他们——而不是非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汇率的变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美国人关心——他们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那么就应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改变税制、限制银行家的红利或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等。

　　经济与影响力

　　如果美元失去其超级特权，所引发的后果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正如安全专家所警告的，弱势美元将会让美国更难以发挥其战略影响力，也会让美国更难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美国用以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对外援助资金将会更少。美国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能力也将受到削弱。在强势美元下，如果在西非炼油厂投资，很多国家都会考虑美国的立场以便引进美国资本，但在弱势美元下，美国“收买”外国政府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强势货币国家将去做所有美国已无力承担的事情。比如美国正在削减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的预算，而与之相对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通过在肯尼亚的发射机，每天提供长达19个小时的节目。

　　作为一个国际净债务国，美国将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慷慨解囊，而这又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向美国施压的施力点。在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同时，美国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国际债务国的货币往往是弱势货币，而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际债务国会长期保持大国地位。

　　这类警告一再成为媒体的报道重点，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种误判。实际上，从一个以美元为国际主导货币的世界转向一个现在必须同其他货币分享这一角色的世界，其对美国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从所占GDP的比重中减少3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将不再以美元为其主要储备货币），并不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根本性影响。将美元贬值30%——减少经常项目赤字需要美元有这样一个幅度的贬值，并不会对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先前美元也曾出现过如此幅度的升值或贬值，但并未对美国造成灾难性影响。

　　决定美国战略影响力的根本性因素是其基本经济和财政的健康状况。一个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将会失去其政治和战略实力。一个无法筹得足够财政收入或无法控制其他开支的国家，将无力提供足够的国防预算。美国国防开支已经下滑到历史最低点（仅占GDP的4%），而且仍在继续下滑，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与美元是否仍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无关。适用于军事实力的同样适用于软实力。现在，在非洲众多地区都能看到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援助医生，而且人数超过美国。是国库亏空导致美国无法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导致美国无法招揽更多的富布赖特学者，但这同样与美元是否仍保持国际货币储备地位无关。

　　占世界2/3人口的新兴市场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国防开支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下滑速度甚至快于其在美国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下滑速度。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也提醒我们，导致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和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下滑的根本性因素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这还提醒我们，对美国来说，要想维持和强化其地缘政治影响力，除了整顿财政秩序之外，还需要从整体上提升经济的健康状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力下降不像美国这般严重，因为战后它就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净债务国，经济的不景气让英国政府陷入困顿。正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萎靡而非因为英国是一个净债务国，迫使其于1947年从希腊撤军。同样也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萎靡而不是因为英国欠美国钱，导致其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被迫让步。

　　对一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该国基本经济的健康状况，而非它的汇率或净对外投资国地位。如果需要对汇率和净对外投资国地位的行为做一个统一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同样是基本经济的健康状况。对于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来说，美元上浮或下跌30%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10年间，美国经济会保持2%还是4%的年平均增长率。

　　同样，这里也存在一个危险场景：美元并不是逐渐下跌至某个低水平，而是发生崩溃。如果美元崩溃，那所有的赌注都会烟消云散。在这里，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点，若出现美元崩溃，那么问题肯定出在美国身上。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发生。好消息是，美元的命运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里，而不是其他人手里。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