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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承担和降低风险：消费信贷、保险和政府

　　你的行动不要过于谨小慎微，人生就是一场实验，经历得越多就做得越好。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1841）

　　引言

　　家庭的福祉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也取决于收入的波动性。本章主要论述那些能使家庭生活水平随时间推移而熨平的制度，尤其是消费信贷和保险制度。消费信贷让人在购买房屋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时，能够延期支付，不必为支付全部购买价格而必须提前储蓄。保险则通过提供理赔以弥补失业期间的收入损失、火灾的毁灭性损失，以及负担家计的人丧生带来的损失，帮助减少收入波动性。

　　我们从消费信贷和抵押融资开始说起。消费信贷是20世纪20年代导致当时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的一项新发明吗？抵押融资有哪些基本变化，由此促进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建设热潮，形成大量的办公楼、住宅公寓和别墅？最古老的金融制度是海事保险和人寿保险，最早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保险在1870年到1940年是如何发展的？本章也会讲到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在减轻微观和宏观经济风险方面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从19世纪末自由放任制度转向了罗斯福新政的多维干预。

　　在1870—1940年，美国经济开始了向大众消费社会的长期转变。在19世纪后期，大部分美国人属于工人阶层，大多从欧洲直接移民过来，绝大部分家庭生活贫困，家庭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购买食物。但到1940年，随着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人们已经可以购买50年前被认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商品，而且到1940年，城市住宅几乎都实现了网络化，连通了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家庭有充足的可支配收入购买家用电器，到1929年，家庭汽车的登记率达到了93%，而在1900年这个数字还是0。家庭如何购买“喧的20年代”建造的大量房屋？他们有机会获得抵押融资和消费信贷吗？如果可以，这些消费金融元素是何时开始的？它们发展传播的过程又是怎样的？现代形式的分期付款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扩展，但是对消费信贷的普遍依赖要追溯到19世纪初，形式上表现为乡村杂货店向农场客户提供信用，典当商向它们的城市客户提供类似的信用。

　　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是否一直都有？在汽车发明后的几十年里，汽车保险的性质是什么？本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消费金融、保险和降低风险。我们可以将风险和不确定性看作一种外部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资本家不需要支付的一种副产品。

　　即使在19世纪后期自由放任的环境中，政府也以多种方式干预经济发展。政府行为包括一系列立法、为修建铁路和建造家园拨备土地、食品药品监管、设立公立大学和农业研究站、专利制度、存款保险、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偿，以政府项目的名义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风险，提高安全性和福祉。

　　农场和城市的借贷：消费信贷的早期形式

　　19世纪后期，消费信贷在美国农村已非常普遍。农民从邻近的乡村商店购买鞋子、衣服、咖啡和酒之类的商品，这些商店准予赊账，到下一个收获季节才支付。对于住在北部和西部的农民来说，购买马匹、手推车、马具、家具和种子，通常一半价款用现金支付，另一半价款则等到下个收获季节后才支付。对信用的管理是非正式的，包括从邻近的杂货店赊购布料和针线，当然，店主只是在预期消费者能够支付价款时才会赊销。

　　赊购商品但不还款的概率非常低，因为这将导致失信，也会让欠账农民及其家庭在一个紧密联系、大家彼此熟悉的社区中，得不到邻居的信任和尊重。在19世纪初，“还债是一种美德，无力还债则罪不可恕”。相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信用体系在美国得到更早和更自由的发展，部分原因是典型的美国农民（南方以外的）都拥有自己的土地，然而在欧洲，佃农更为常见，上层家庭通过世代相传拥有大庄园。在欧洲，贷款人面临的社会耻辱问题通常是宗教等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在美国，借款人面临的耻辱则是被认为“身无分文”。

　　流动商贩补充了乡村商店向偏远农场和小城镇等提供信用的作用。这些流动商贩的资金由批发商提供，批发商希望把自己的商品卖到美国农村的偏远地方，而这种背书性质的金融最早可以追溯到芝加哥或者纽约。

　　边疆地区贸易的杠杆率非常高。人人都在欠钱，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期，把商品全都卖出去的唯一办法是“及时”。边疆地区的利率如此之高是不难理解的。城市银行和批发商将资金借给小城镇的商人，然后这些商人把商品借给农村消费者……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潜伏着破产和止赎。 注释标题 参见Cronon（1991，第323页）。

　　因此，一个农场主如果能够支付在当地乡村商店购买的小物品，就能在他所处的农村社区里保住面子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可能因为灾难性事件面临破产或对整个农场的止赎，影响家人或朋友，比如说因为干旱歉收或者全国性的粮食价格下降，就像1920—1921年或者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发生的那样。

　　北方的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杂货店赊购日常生活用品，也从当地的银行借款，用于购买土地和建造农舍。因为针对农场的借款一般不超过6～8年，“借款者在市场中通常会寻找新的抵押贷款，支付新贷款的手续费，应对不可预知的利率”。19世纪后期是一个通货紧缩的年代，农场价格和农场收入在缩水，债务的票面价值是固定的，并不随着全国性的通货紧缩而改变。由于没有中央银行和全国性的银行体系支持，农场主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农场主或借款人离纽约越远，支付的利率越高。在北部，有效的真实利率是10%。

　　农场主除了购买土地，购买建造住宅的材料，以及在杂货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之外，也需要资金购买新发明的大型农业设备。1850年时，农场主使用从圣经时代以来少有改变的设备，但是新的发明，比如麦考密克收割机能够提高生产率，如果农场主买得起这类机器的话。一个农场主总的年收入是600美元，相比而言，麦考密克收割机在1850年的价格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要100～150美元。于是，麦考密克公司提供一台价值125美元的机器，但订金只要35元，尾款在收获后支付。这并不是分期付款，尾款需要一次性付清。

　　对于南方的小佃农来说，债务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房屋或者牲畜，而是为业主或者地主工作。收获之后，作物价值的一部分会被支付给佃农，而这个部分的比重取决于地主提供给农户使用的其他投入品的多少。作物的收入款能够用来偿还上一年用掉的借款，通常不能还清全部债务。未偿债务会把佃农变成奴仆，如果佃农为躲避债务而试图逃到另一个地方，暴力就可能发生。对佃农收取的利率通常在40%到60%之间，债务的日积月累使借债者成为“债务包身工”（debt peonage），但“南部农村的人口高流动率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与债务包身工广泛存在的说法有矛盾”。

　　在南方各州，小农场主能够利用“作物留置权”制度，把未来收获的农作物作为贷款抵押，获得信贷。收获的农作物交给有抵押留置权的人，这个人将农作物卖掉，然后用收入偿还农场主的债务。因为南方的道路和铁路比较少，商人在农村的十字路口获得了当地的垄断地位并对此加以利用。十字路口的商人因此能够同时作为贷款人和农作物经纪人而获利。煤矿所有者和南部农村土地所有者的角色是相似的，工人在公司零售店赊欠的债务由公司从工资里扣除，煤矿工人因债务融资负担和在公司零售店里高价购买物品而穷困潦倒，难以移居他处。

　　城市典当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美国历史上的殖民时代，然而，随着密集的城市中心的发展，它在提供消费信贷中的作用到19世纪早期才日益凸显。典当行的服务依赖于城市就业的不可预测性，就像在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城市就业不仅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受特定行业和特定工厂就业不稳定的影响，因此是不稳定的。在芝加哥堆场，一个员工周一下班回家后，并不知道他在周二将会工作4个、8个还是12个小时。

　　典当行“抵押和赎回的周期”有每周的和季节性的，每周的事件包括薪水和到期的租金支付，季节性的事件包括在春天抵押冬季的衣服，然后在秋天赎回。1935年，纽约市一家著名的典当行是这样记录的：一块金银手表、一件羊绒大衣、紧身胸衣和一副望远镜。在19世纪后期，由于典当行成为处理失窃物品的工具，监管措施不仅限制典当行的利率，而且要求所有物品和抵押者的身份都在警方登记。

　　现代消费信贷最早起源于1845年，那时钢琴和风琴可以分期付款。收入的提高使中上收入阶层可以购买一些大件家具，比如说大的餐桌、餐具柜和沙发。典当行并不适合对这些大型物件提供贷款，因为它们作为抵押品并不方便运输。取而代之的是“动产贷款”（chattel lending）的发展，动产贷款抵押的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的法律权利。这种新的贷款形式更需要信任。1850年，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开始通过代理机构以分期付款的形式销售缝纫机。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台胜家缝纫机能够以1美元的首付买到，每周只需支付50美分，分期付款的购买形式从高收入阶层延伸到工人阶层，也包括新移民。

　　在19世纪后期，“工资转让”（wage assignment）贷款也得到了发展，它类似于今天的“发薪日”贷款，以借款人未来工资的法律所有权作为抵押。这些贷款的管理需要新的信息收集方式，因为借款人可能对其工资的数额和工作的稳定性撒谎。贷款人更倾向于那些工作稳定的借款人，比如政府工作人员或文职工作人员，他们有时也会行贿以取得借款人的工资记录。在未能偿还的情况下，贷款人可以申请获得借款人工资的一部分，然而，在法律措施执行之前，贷款人往往只能逼迫借款人“基于对借债的社会羞耻感”来还款。

　　动产贷款和工资转让贷款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因为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更有甚者，贷款人蔑视国家强制执行的贷款利率上限，利率要价很高的少数贷款人常被贴上“放高利贷者”的标签。

　　人们为什么要如此鲁莽地从这些人人皆知的像鲨鱼、水蛭一般冷酷的勒索者手中借款呢？答案很明显……大多数借款人被那些不足以靠自己的收入来应急的突发事件压得喘不过气来。 注释标题 参见Ham（1912，第1页）。

　　通过高利贷和有时诉诸暴力的讨债方式，少数贷款人使借款人由合理的资金紧张陷入债务缠身而不能自拔，这些贷款人还“经常受到腐败的警察、法官、市政公务员和工资管理人员的庇护”。因为这些信贷形式是地下经济的组成部分，所以没有关于其重要性和规模的记录。19世纪末期，工人阶层信贷的地下世界与两个世纪前差别很小，它被托尼（R.H.Tawney）描述为“间歇性的、不规律的、无组织的、人格化的，有时鬼鬼祟祟的邻里交换”。

　　在1870—1940年的零售购物中，从现金到信贷的转变并不是直线形的，而是U形的。起初，信贷在美国农村占主导地位，在城市典当行中作用也很大。城市化带来了从信贷到现金的转变，在1910年到1912年，食品市场上日益增长的A&P连锁店取消了信贷，转向只用现金交易。由城市大型百货公司和邮购商品目录创造的零售革命的早期，大多数商人都要求现金支付。

　　百货商店相对小型商店来说，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价格，但也拒绝打折，并且主要是现金交易。没有了讨价还价，每次购物都是直线交易，店员可以直接处理，不需要经理的参与。然而，百货商店之间的竞争，至少在大城市中心，逐渐促使从全现金政策转向记账账户，这种转变最初仅限于最富有的人士。直到1902年，梅西百货在纽约仍然维持全现金政策，然而，沃纳梅克在费城开始向部分大型物件（比如钢琴）提供无首付的分期付款。彭尼、西尔斯公司和沃德公司都在世纪之交与梅西百货一起实行全现金政策。

　　大型邮购商品目录商的信贷政策都被记录在它们厚厚的商品目录册的介绍页上。尽管西尔斯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提供货到付款（C.O.D.，不同于下订单时就交付现金），但到了1902年，货到付款就被取消了，所有购物都必须预付现金。以1902年的支付技术，这意味着支付必须通过以下方式来提交：“通过邮政汇票、银行汇票、汇票快递、现金或者购物券，我们不接受印花税票、外国购物券和到期购物券，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

　　年度邮购商品目录的介绍在广告史上可能是最长的。1902年西尔斯公司邮购商品目录的介绍将近10000字，字体很小，但也令人耳目一新。传递的信息是很明确的，即西尔斯公司的顾客之间是平等的、民主的。不论消费者购买多少商品，都没有折扣。这里不提供信贷，因为相对通常用现金支付的顾客来说，信贷文书和利息费用意味着商品成本更高。目录不是免费提供的，收费50美分，这是为了降低商品的成本。以下这些开头两页的摘录体现了这种民主平等的意味：

　　在同等质量下，我们给出的商品价格是其他商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的，为了维持无可比拟的低廉价格，我们不得不请求所有消费者依据订单全额支付现金……我们已经停止货到付款的做法……目的是继续维持更低的价格，给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价值……任何使用货到付款提供商品的商家……都不可能像我们目录上标注的10万多种商品那样，给消费者提供相同的价值……花50美分得到我们的商品目录，这样就不需要任何广告花费，我们已经实现了大幅度的节约，这相应地降低了我们的销售价格。 注释标题 参见西尔斯—罗巴克邮购商品目录（1908，第1-2页）。1908年那本厚厚的目录包含10万种商品，有1162页，每一页写有商品的不同种类（比如，4种类型的铁锅，或30种银茶杯，或50余种刀具），因此，说有10万种是有点夸张的。

　　1890—1910年转向现金支付和之后重新回到消费信贷的转变不应被夸大。在1900年到1913年移民高峰时期，纽约下东区有5000～10000名商贩走街串巷卖东西。商贩担任本地零售商和第4章讨论的密集居住在大贫民区的顾客之间的中间人。零售供应商给商贩提供信用，允许商贩向客户赊销。一份回忆录的作者记载了他的母亲在1899年如何从一个商贩那里无首付就购买了一块丝绸台布，然后每周支付25美分，分10次付清。

　　当付款使用现金而不是信贷时，“现金”又是什么呢？上文提到的西尔斯接受的支付方式包括：邮政汇票、银行汇票、“现金”（比如纸币）以及某种购物券。没有提到的是个人支票，它不同于银行汇票，如果账户中没有足够的资金，会面临跳票风险。用个人支票和用纸币及硬币支付之间的差别，因交易类型和购买者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中高收入阶层用支票购买除最小金额外的所有东西，用纸币和硬币支付小额交易，而工人阶层则用纸币和硬币支付所有交易。191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前一年，零售银行的存款75%由支票组成，21%是纸币，4%是硬币。这些存款既包括同一时间作为零售交易发生的支付，也包括对以前交易的未偿信贷支付。

　　当期购买延期支付成为购买耐用消费品的主流

　　早期的信贷形式，比如南方农业和杂货店的农村贷款，通常要求在收获季节一次性偿还本金。城市典当行提供货物质押贷款，在赎回时接受一次付清。在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中，贷款人一次性偿还贷款，在平均收入低的情况下，这是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金融债务。分期付款的发展，避免了为全额偿还未清偿贷款而储蓄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借款人被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定额偿还分期贷款，利息已计入分期付款中。

　　分期付款往往被认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消费型社会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的繁荣。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家具、钢琴和缝纫机早在1850年就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卖给高收入家庭，首付1/3的价款，剩余款项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支付。尽管19世纪没有信贷记录，但分期信贷很少有拖欠，因为贷款人是高度歧视性的，仅将信贷发放给那些有稳定生活来源、稳定婚姻和工作不受经济周期与行业波动影响的中高收入家庭。

　　20世纪早期见证了消费信贷的快速转变。消费金融新世界的出现，使大多数工人阶层能够获得“持续的、有规律的、有组织的、一系列非人格化的，而且通常是可见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官僚式交易”。到了20年代，“当期购买，延期支付”已变得司空见惯。消费信贷的新时代被它的拥趸称为“仅次于从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大变革”。在1905年到1915年之间，之前只能用现金交易的百货商店开始对可以用来抵押的家具和其他大型家用设备提供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与邮购商品目录企业所做的一样。

　　尽管大多数大型百货商店的经营在1900年仍以仅接受现金为基础，但到了20年代，就全都转向了信贷账户。菲尔德百货在芝加哥的收款部门到1929年增至18万个账户，该账户数是1920年的两倍。大多数大型百货商店发现，信贷销售占其业务总量的比重从50%增至70%，1913年到1929年，受监管的小型贷款机构的数量增加了6倍。

　　与19世纪末的高利贷和典当行相比，这些提供消费金融的非人格化大机构在收款时更激进，更不能容忍个人暂时的不幸。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拖欠或未能全额还款的消费者，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克扣工资或诉诸法庭，采取报复行为。通常认为，尽管1929年底的股市崩溃是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1929—1930年收入和工作开始中断，家庭对消费信贷的过分依赖和逐渐增加的杠杆也加速了股市崩溃和通货紧缩。

　　在1900—1929年，没有什么发明像汽车那样传播迅速，在1900年路上还没有一辆汽车，到了1929年，美国家庭的汽车拥有率已达到93%。“分期付款对消费信贷的作用就像移动流水线对汽车工业那样。”金融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体现为解决季节性供需不均衡。流水线生产方式要求生产稳定，使成本最小化，但在生产敞篷车的早期，夏季购买要比冬季多很多。大型汽车生产商有足够的影响力迫使当地汽车经销商加大库存，这些经销商就需要一种融资方式，解决待售汽车的大规模库存问题。

　　经销商的借款需求促进了金融公司的发展，这些金融公司通常是独立的，有的也属于汽车生产商所有。玛莎·奥尔尼将这些金融公司的发展描述为“维持汽车生产商对经销商的影响力，同时解决批发库存资金不足问题”。尽管汽车金融的分期付款计划可以追溯到1910年，但直到1919年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建立后，现代意义上的汽车金融才开始出现。尽管亨利·福特坚决反对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但到了1919年，2/3的福特汽车销量还是基于分期付款，这并非由福特公司自己一家融资，而是由与福特经销商们合作的当地金融公司融资。

　　到了1924年，3/4的汽车是贷款购买的。在20世纪20年代汽车销售量爆炸式增长中，汽车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条件逐渐放松。支付方式由最开始的首付50%，分12个月分期偿还，很快降到首付1/3或者更少，而且还款周期延至两年。据奥尔尼计算，20年代汽车贷款的实际年利率通常是34%。

　　逐渐增加的消费信贷账户能够解释20年代耐用品的销售热潮吗？奥尔尼的主要假设是：在家庭收入和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逐渐增加的消费信贷造成了对耐用品需求的增加。而且，她的回归分析发现，除了三种传统商品——瓷器、银器和家具——不受技术变革影响外，这种需求增加确实发生了。但是，奥尔尼的分析不太可信，因为她将关注点全部放在需求上，没有考虑供给的革命性变化。

　　新产品出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降价销售，最具代表性的是电冰箱和洗衣机。汽车作为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在1910年到1923年间经历了大幅度的价格下降和品质上升。电和内燃机的发明使这一革命性变化成为可能，加上奥尔尼发现的传统商品（比如瓷器）没有变化，共同提高了如下可能性：20年代耐用品消费热潮并不是因为消费信贷的易得性，而是因为新发明的产品大幅降价。所以，新产品的易得性促进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与此同时，消费信贷的易得性便利了新产品的购买。

　　图9.1比较了非住宅消费信贷占名义GDP的比重和实际耐用消费品支出占实际GDP的比重。这幅图提出了一个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是否真的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热潮。1900—1910年，耐用消费品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提高到6%，在1925—1929年，这个比重经过连续五年的小幅上涨超过了6%。这算不上什么需要解释的大事件，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比平稳增长，说明虽然耐用消费品支出快速增长，但GDP的其他组成部分的总额（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住宅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也在相应地快速增长。

　　图9.1 1900—1941年非住宅消费信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Olney（1991，表4.1和表A.7）和Gordon（2012a，表A-1）。

　　不同于耐用消费品支出占实际GDP之比，图9.1中灰线显示的是未偿消费信贷余额占实际GDP的比重，1900年到1915—1916年之间快速上升，1919—1920年下降，然后在1929—1930年迅速上升，之后小幅下跌，直至1934年的又一次爆炸式上升使1941年的占比远高于1929年的占比。消费信贷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值得怀疑的，1900—1936年，消费信贷占比由3.6%上升到8.6%，然而在同一时间段，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比实际上由5.7%下降至5%，日益增长的信贷易得性与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比重的上升和下降，看起来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

　　在20世纪20年代，耐用品市场转变成以信贷为基础的购买体系，在很多方面与“二战”后岁月具有可比性。到1929年，分期付款信贷融资占新车销售的61%，占二手车销售的65%。汽车不是唯一使用分期付款信贷的产品。据估计，在20年代后期，消费信贷融资还被用于“80%～90%的家具、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18%～25%的珠宝、75%的收音机和80%的留声机”。贷款购买奢侈品，比如汽车和电器，被认为是从20年代开始的，改变了人们原来以借钱购买为耻的社会氛围。这使工人阶层有能力购买上一代时几乎不存在的新产品。

　　信贷的到来被视为著名大熔炉里的最大催化剂……它为大市场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大批量生产，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单位成本，19世纪美国经济腾飞的活力正源于此。 注释标题 参见Gelpi and Julien-Labruyère（2000，第101页）。

　　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繁荣及其根源：抵押融资变革

　　最早提供分期付款的是美国政府，1800年的《哈里森法案》提出，把公共土地卖给农民，首付是25%，在接下来的4年中分3次付清余款。1800年到1820年，西北地区总共有19.4万英亩土地是以这种方式卖掉的。

　　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29%的家庭有未偿抵押贷款。比如，在波士顿地区，通常一个家庭被要求支付购买价款的一半，如果这所房子的总价是3000美元，那就是1500美元，另一半靠借款。然后第一笔抵押贷款以5%～6%的利率从储蓄银行以及抵押贷款经纪人那里获得，金额是总销售价款的40%（1200美元），第二笔300美元的抵押贷款从房地产中介机构那里获得。利息在接下来的3～8年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金在贷款期限结束时支付。

　　抵押贷款合同的细节在不同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都是不同的，一些贷款可以延长至20年。抵押贷款债务的最大持有人是个人、储蓄银行和建筑与贷款协会（building and loan associations）。后者率先实行摊销贷款（amortized loans），即每月的支付包括利息和本金的偿还，所以在贷款到期时没有一次性的还本付息。尽管还款时加上本金提高了每月还款金额，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可以由延长还款期限来抵消。摊销贷款是一项有价值的创新，因为它同时降低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风险。到20世纪20年代，摊销贷款已经成为标配。

　　在19世纪90年代，印第安纳州曼西市建造的房屋大部分用于出租，但是据林德夫妇估计，1923年出租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0%。人们将这一变化归功于1900年后建筑与贷款协会的发展，它使很多工人阶层会员有可能考虑自己拥有住房。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75%～80%的曼西市新家园是为房主自己建造的，有四个协会为他们提供抵押贷款，一位银行高管推测，那些购房者中85%的借款者是工人。

　　同一时期的金融创新是房地产抵押债券的发展，它极大地推动了20年代建造大型和小型公寓楼的不可持续的大繁荣。只需提供极少的首付款，建房者就能够在建造之前获得资金，用于整个建造工程。“尽管在战前只出售了价值1.5亿美元的债券，但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房地产债券总投资被认为接近100亿美元。”

　　在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建设热潮的10年，住房拥有率飙升，原因之一是信贷条件的普遍松动，很多家庭因此能够拿到第二笔和第三笔抵押贷款。未偿抵押贷款从1919年的12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30年的430亿美元（也就是说，从占名义GDP比重的16%提高到41%）。图9.2显示了抵押贷款债务占GDP比重和图9.1已分析的非住宅消费信贷比重。左轴和右轴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住房抵押贷款高出非住宅消费信贷7倍。图9.2的趋势线显示，从1900年到1922年，未偿抵押贷款价值大约占GDP的20%。

　　图9.2 1896—1952年非住宅消费信贷和住宅抵押贷款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Olney（1991，表4.1），Gordon（2012a，表A-1），以及HSUS序列Dc903。

　　由于非抵押贷款融资的短期性质和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复苏，1939年非抵押消费信贷占GDP的比重比1929年高出很多。与此相反，尽管抵押贷款融资在20年代发展的时机是类似的，但是在30年代的表现完全不同。由于1929—1932年的经济崩溃，抵押贷款融资比率从1929年的41%飙升至1932年的69%，随后由于30年代住宅建设很少，抵押贷款融资比率从1932年的69%下降到1941年的27%。

　　图9.3提供了另外一个证实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在20世纪20年代爆炸式增长的证据。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占住房财富的比重，由1916年的14.3%增加到1929年的27.2%。图9.3中，1916—1920年的急剧下滑非常明显，这是战时和战后通胀导致的结果，1929—1932年的大幅上升是1929—1932年“大收缩”（Great Contraction）时通货紧缩导致的结果。1933年后价格的上涨、在30年代以及“二战”期间几乎消失的住宅建设，都有助于解释1932—1948年住宅抵押贷款与住宅财富比率的下降。

　　图9.3 1890—1952年非农住宅抵押贷款占非农住宅财富的比重

　　资料来源：Grebler、Blank and Winnick（1956，表L-6，第451页）。

　　实际上，汽车比住宅更容易获得信贷，因为它的贷款抵押物是可移动的，这也有助于解释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汽车销售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当然，也有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汽车很难获得抵押贷款。林德夫妇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曼西市80%的住宅是卖给房主的，很多新房主都是工人阶层，而伍德不认可这一点，他那未经检验的评论认为，处于收入分配低端50%的家庭不可能获得贷款，“低于这个标准，他们不能够也不可能获得贷款”。

　　总的来说，促使从租房转到自有住房的最重要支撑是信贷制度的发展。从1890年到1930年，抵押贷款更容易获得，首付要求更低，第二笔和第三笔抵押贷款的选择更多，全国住房拥有率整体攀升至50%。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抵押贷款融资的利好刺激因为银行倒闭而暂停，在30年代后期有所恢复，在“二战”后金融环境变得更便利。

　　人寿保险：最古老的金融制度

　　保险是能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福利的众多金融制度中最古老的形式。早在公元前900年，罗得岛的海洋法就规定，用社会成员的捐款来弥补船舶和货物在海上的损失，由此开启了“用所有社会成员的微小损失来防止任何单独个人的巨大损失这一实践”。通过将海上损失的概念从直接的船舶和货物价值，拓展到失事船只所雇海员的价值，人寿保险得以发展。在15世纪至16世纪，寿险被嘲笑为一种赌博，在法国和意大利尤其如此。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率先开始发展保险业，16世纪50年代诞生现代保险制度的伦敦“伦巴第街”是以意大利的伦巴第命名的。1583年，第一份正式的人寿保险单在伦敦吉本斯签发，它“不仅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古老的人寿保险单，也是已知的第一例向法院提起和解诉讼的人寿保险案”。

　　美国的第一份定期寿险是在1759年提供给费城长老会牧师的。直到美国内战，人寿保险单都是规定保险金额、范围以及保费金额的简单文件，没有现金或者贷款价值，而且不像之后发展的那样，寿险并不是储蓄工具。在19世纪最后30年，寿险转化成其现代形式，有大量委托代理人积极销售带有现金或贷款价值的保单，可以灵活地改变保单的受益人。人寿保险基于如下理念：虽然死亡是确定的，但死亡日期是高度不确定的。对于规模足够大的群体来说，群体的死亡率在某一给定年份波动很小，除非是战争和流行病时期。在20世纪初期，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人寿保险公司必须将一定比例的未偿保险（insurance outstanding）以资产形式持有，用于向保单受益人支付受益金。

　　到了1900年，为对冲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延迟储蓄的倾向，寿险被当作一种强制储蓄的方法。像消费信贷的分期付款计划一样，它是基于相对较小的定期付款，迫使家庭的户主为将来的不确定性预留储蓄，包括他们自己的死亡。1905年的一篇论文写道：

　　它并不是通过一个人的手传递了什么，而是他持有了什么，这将给他一种能力。这种持有是困难的，任何有助于一个人持有其收入并把这些收入变成可获利资本的措施，都将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制度设计能够像寿险那样，让如此大比例的人群可以轻松地储蓄，所以，在经济生活中寿险非常重要。 注释标题 参见Oviatt（1905b，第186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寿险制度不仅提高了家庭储蓄率，也增加了国内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借助强制储蓄这种便利工具，寡妇和她的孩子也避免了对私人或公共慈善机构的过分依赖。

　　在上述论文于1905年发表时，人寿保险公司的资产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875年占GDP的4.5%，到1905年的10.4%，这个变化如图9.4所示。191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增长到14.5%，然后由于战时通胀导致保险公司的名义资产缩水而跌落到8.4%，随后又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未偿保险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在1929年翻倍变为16.9%。就像战争期间的通胀侵蚀了未偿保险占GDP的比重那样，大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滑坡使得这一比重在1933年飙升至37%，随后由于经济复苏和“二战”期间名义GDP的快速增长，这一比重开始下降。在1880—1905年这段很长的时间内，每年以4%的速度保持增长，1905—1929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929—1941年的年均增长率相当快，达到3.5%。因此，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未偿寿险以远超名义GDP的最快速度扩张。

　　图9.4 1875—2010年寿险公司资产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Gordon（2012a，表A-1），ACLI人寿保险概况（2013，图2.1），以及HSUS序列Cj741。

　　寿险公司资产占GDP的比重变化既不能说明强制保险数量的变化，也不能说明保费和受益金的变化。1915年，大约25%到30%的人口购买了人寿保险，这个比例相当于成年男子占总人口的比例。因此寿险是比较普遍的，它不仅覆盖了中高收入阶层，也几乎覆盖了工人阶层。工人的人寿保险为其妻子和孩子提供了未来的受益金。1915年，保费收入总额占GDP比重为2.8%，其中2.1%返回给社会作为抚恤金，剩余部分用于弥补寿险公司的成本，盈余部分都被用作保险公司的投资。截至1926年，仍在生效的保险金额达到了790亿美元，占GDP的81%，是寿险公司资产129亿美元的6倍多。

　　通过寿险实行强制储蓄使得提供保单贷款成为可能，1915年，保单贷款占保险公司资产的15%。考虑到就业在每年甚至每周都有不确定性，就像第8章讨论的那样，寿险贷款可以给户主提供现金来源，以帮助家庭度过失业期。另外，寿险贷款也可用作消费信贷的首付款，以及在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消费贷款。

　　在今天来看，寿险代理人的作用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寿险总保费收入的20%左右是由代理人征集的，他们在每周的客户拜访中不仅要收取保费，还要支付股息和红利所得，准备死亡证明，甚至支付索赔。

　　代理人走进了工人阶层的日常生活。他们知晓所有家庭，了解他们的快乐和悲伤，知道他们的收入和支出，他们的娱乐，他们的工作——他们特有的人生。代理人通常是他们的顾问、知己和朋友，总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他就是数百万人眼中的他，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代理人就是公司。他们知道代理人的背后是公司，代理人可能会变，但是公司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注释标题 参见Fiske（1917，第320页）。

　　降低投保人的死亡率是符合寿险公司利益的，因此在20世纪早期，大多数大型寿险公司会提供个人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信息。有些公司分发了几百万份小册子，内容涉及预防肺结核、儿童护理、牛奶纯度、污秽和其他潜在危害。一些公司甚至提供免费的医疗体检和护士探访，这种自私的父爱主义类似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社会部（详见第8章），社会部会定期探访员工，以确保他们已经结婚，品行端正。

　　除了上文讨论的商业寿险公司，同步发展的还有兄弟会组织提供的寿险制度。兄弟会保险制度在1868年首次推出，之后到1915年都在增长，它覆盖了1/3的强制寿险，其余2/3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这种可供选择的保险制度基于组织的成员相对年轻和健康，成员受低于商业保险的价格吸引。但是，兄弟会的人寿保险计划没有预见到成员不可改变的老龄化，以至于积累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死亡成员的索赔。在1915年的纽约州，兄弟会持有的保单资产只占其受益凭证（benef it certif icates）的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年商业保险公司的这一比例达到了28%。由于资产持有量不足，兄弟会的很多保险计划失败了，其余的被迫提高其成员的缴费率。结果，在1915—1925年，兄弟会的保险份额由33%下降至15%。

　　火灾保险和汽车保险

　　即使在今天，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火灾发生率和火灾死亡率仍然位居前列。1979—1992年，美国火灾死亡率为每百万人口26.4人，相比而言瑞士是5.2人，荷兰是6.4人。由于缺乏数据，我们无法比较不同国家在一个连续时间序列内的重大火灾发生率，但是历史记录显示，19世纪时而发生的大型火灾摧毁了一些中心城市的大片区域，从人均来看，火灾在美国摧毁的城市数比欧洲更多。1849—1906年，重大火灾摧毁了圣路易斯、芝加哥、巴尔的摩和旧金山的中心地区。自1906年以来，多次火灾摧毁了单体建筑和街区，但是没有哪一次城市火灾的破坏程度能和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相比。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旧金山湾区的洛马·普雷塔大地震破坏性很大，以致海湾大桥的一段被翻卷进了海里，但并未引起火灾。

　　火灾保险起源于18世纪早期的英国，企业家们成立公司，以确保财产拥有者可以抵抗1666年伦敦大火造成的那种灾难性的财富损失，大火导致3/4的城市建筑被毁。就像人寿保险那样，费城是第一批以成立“灭火公司”的形式发展火灾防护的美国城市之一，到1752年已成立了7家“灭火公司”。同年，美国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在费城成立，叫作费城保险公司。经过19世纪逐渐发展之后，火灾保险发展成为现代的形式。就像人寿保险公司起到的教育作用和医疗服务作用一样，火灾保险公司对建筑师、建房者和防火部门都起到了辅助教育作用，帮助他们改进施工方法和其他方面的火灾防护。

　　1871年芝加哥大火和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大火都是巨大的灾难，检验了火灾保险行业的资金和组织结构。在芝加哥大火中，49%的被毁建筑都投保了，民众普遍担心的是保险公司可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的确，51%的小型保险公司因无力支付索赔而倒闭。尽管如此，大多数索赔最终获得了赔付，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也使重建迅速启动。芝加哥位于水路的交汇点，也是全美领先的铁路枢纽，这确保了它未来的发展，所以重建资金不仅来自保险索赔，还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涌入的投资资金。

　　发生在旧金山的地震和大火可以与发生在芝加哥的大火直接比较，因为价格水平在1871—1906年基本没变。旧金山的总损失是芝加哥的2.0～2.5倍，受灾建筑物中投保的比例也相当，基本是一半。尽管灾难发生后，有些保险公司违约了，但超过80%的保险索赔被赔付了。旧金山事件的幸运之处在于存放在公共档案馆（Hall of Public Records）的财产账户明细没有被毁坏，这为保险索赔和灾难导致的其他金融后果提供了解决依据。

　　汽车保险起初类似于古代的海事保险，保护汽车（或船舶）上的人或货物不受损害，避免直接损失。汽车保险与海事保险最主要的不同是，汽车会彼此相撞，而船舶很少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必须认定汽车事故的过错方。在20世纪20年代，就像本书提到的很多其他议题一样，是强制汽车保险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发明的汽车的事故死亡人数是今天的20多倍，每1亿英里的汽车死亡人数从1921年的24人降到2012年的1.1人（见图11.6）。

　　早先那些年，汽车行驶可谓无拘无束，政府设立停车标志和发展电子交通信号的步伐非常缓慢。在早期的几十年间，较高的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受多种因素影响：最开始的开放式轻型汽车没有封闭的车厢，没有驾驶训练和驾驶执照，粗制滥造的两车道道路，没有车速限制和警察监控车速，没有交通信号灯，以及没有安全带或者任何其他安全设备。

　　尽管最早的汽车保险条例是在1897年签发的，但是直到1925年康涅狄格州率先立法，一些州也跟着立法要求强制购买汽车保险之后，汽车责任险和碰撞损失险的销售才开始飙升。另有一些州缓慢跟进，更有一些州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才实施强制保险立法。最早的保单与今天类似，包括涉事汽车乘客的人身保护、任何一辆车的损害、医疗费的赔偿责任、对未投保司机的保护以及对碰撞及轻微事故的综合覆盖。到了1935年，全国伤亡和担保承保人局（National Bureau of Casualty and Surety underwriters）将这些要件集合成一份标准保单。

　　当前，汽车保险最大的两个提供商是州立农业（State Farm）保险公司和好事达（Allstate）保险公司，前者成立于1922年，后者成立于1931年。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两家公司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业务都一直立足于早期人寿保险的商业模式，即独立的保险代理人销售保单、提供信息和负责理赔。不同点在于，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是由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名叫乔治·米歇尔的农场主成立的，他看到大型保险公司对城市和农村投保人要求相同的费率，即使后者不太容易发生事故，对此他感到愤愤不平。他建立公司的初衷是给美国中西部农民提供更低的保险费率，这点可以从公司的名字中看出来。州立农业保险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投保人共享股份的互助公司。与之不同的是，好事达保险公司是由西尔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1931年建立的，作为西尔斯公司销售轮胎、电池和汽车配件的补充。西尔斯公司通过在自己的零售商店中锁定好事达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并以邮购商品目录的方式提供保险来降低成本。直到1995年，好事达保险公司才成为独立的股份制公司。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一些但并非所有的系统性风险

　　在1870—1940年，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部门的发明和创新驱动的资本积累。尽管19世纪后期被普遍描述成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但是，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助下，联邦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并对过度发展进行干预。在本节中，我们不仅要说明政府为降低生活风险而采取的措施，比如立法降低肉类和牛奶的污染，也要说明政府支持整个经济增长过程的政策。

　　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有很多方式，就像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那样，政府的干预行为包括《宅地法案》，赠予土地用于建造铁路，在1906年引入食品和药品监管并随后出台法案，1920—1933年实施禁酒令。其他政府干预行为包括成立赠地学院和农业研究站，建立专利制度，进步时代出台反垄断法。此外，还有一系列罗斯福新政立法，旨在达到两个目的：减少大萧条的严重影响和在“二战”后提供永久福利，包括存款保险、银行监管、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偿。政府干预当然也有负面效应，包括20世纪20年代限制性的移民法和高关税。下文将讨论这些促进经济发展和降低风险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和行动。

　　《宅地法案》一直饱受争议，将西部土地直接赠予任何一个申请土地的人，被视为是对自由市场的干扰。如果没有宅地的赠予权，缺乏监管的土地投机生意可能吸引相当数量的定居者，他们希望通过购买土地，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相比政府赠予铁路部门的土地来说，通过《宅地法案》赠予的土地区域都离铁路更远，不太理想且价值更低。因为铁路部门的土地不适用《宅地法案》，所以根据《宅地法案》申请土地的人只能得到铁路部门土地边界之外的劣质土地。最好的土地都被铁路部门垄断，迫使许多农民签订租约，租用由铁路部门拥有的较为理想的土地。

　　在1850—1870年的20年间，联邦政府将美国大陆面积的7%划归铁路部门，主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用于开发西部广袤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的资本不是任何单独一家公司能够负担的。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土地和矿产资源就无法得到。美国人民渴望将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地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部连成一体，而快速扩张的铁路将提高政府拥有的土地的价值。政府将土地赠予铁路部门并不是无条件的；相反，土地是按照完成一定的新铁轨长度的比例来赠予的，在铁路部门履行交易合同规定的责任之前，政府不会将赠予土地的所有权移交给铁路部门。

　　铁路土地赠予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外部性，铁路的修建提高了行驶速度和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农业移民和商业活动因此受益颇多。这些外部性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新鲜蔬菜和来自芝加哥屠宰场的新鲜肉类，被装进冷藏车送往东部地区，以及各种原材料通过芝加哥送到西部平原。正如威廉·克罗农记载的那样，芝加哥提供向西部扩张的原材料，同时企业家把树木通过密歇根湖从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运往芝加哥，在芝加哥把树木锯成木材，然后运往西部大草原，用来建造房屋和谷仓。反过来，西部平原的牛群通过铁路运送到芝加哥屠宰场，接着通过冷藏车向美国东部供应牛肉。

　　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法案之一。所谓的土地赠予制度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合作拨付土地，建立农业研究站和州立大学与学院。《莫里尔法案》在每个州和地区都建立了赠地学院。由此产生的州立大学代表了由国家政策建立的国家教育体系。1890年的第二部《莫里尔法案》产生了单独的全黑人学生入读的大学，其中大多数位于南方各州。不久之后，在一些世界领先的院校，如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带领下，羽翼渐丰的研究型大学在最初的本科院校周围，建立了很多研究生院和系。尽管大多数大学和学院的成立资金来自州政府，但联邦政府通过农业部为农业研究活动提供了大多数资金。

　　1870—1940年，美国农业的人均和亩均产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主要得益于私人企业家如赛勒斯·麦考密克和约翰·迪尔等发明的农业机械。政府主要通过农业推广服务，提供单个农民不可能独自完成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类服务的推动下，“土壤肥力保持、作物品种改良、植物病虫害控制、动物繁殖和饲养，还有农场产品市场营销和流通原则”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得以开展。这类服务的范围不仅涵盖耕种，也包括家庭生产，同时还提供食品、烹饪、营养等方面的信息。其中的一个挑战是将这些研究信息传递到基层，在1929年就有600万个私人农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农业县都有国家资助的代理机构，向56000个农村社区示范改进后的耕作方法。

　　赠地学院还必须把它们1862年的最初使命，即提供继续教育和技术转让，特别是农业教育和技术推广，与为农民子弟提供大学教育这一更广泛的目标结合起来。到1980年，赠地大学的学生人数占全美大学生人数的18%，占博士毕业生人数的66%。这些学院和大学的农业导向一直备受批评，被认为没有为城市工人阶层提供机会：“没有劳动拓展服务，短期课程很少，没有示范项目，没有展览会，没有为劳动者提供任何与农业获得的服务相媲美的类似服务。”

　　也许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府活动是专利局和专利审批程序。基于1776年之前一些殖民地复制英国模式，专利保护原则被写进了美国宪法。到了1870年，修订的专利法要求发明者公开其发明的具体细节，这有助于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并鼓励下一波发明。专利局公平、公正、受人尊重、不收受贿赂、没有腐败，用适度的成本为发明家及其发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从1887年《州际贸易法案》出台开始，联邦政府就从一个自由放任的体制过渡到部分规制的体制，它建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并授予其规制铁路运费的权力。到1915年，州际贸易委员会控制了铁路运输的方方面面，当时铁路面对来自汽车，后来是商务航空的竞争，正开始慢慢衰落。

　　进步时代的一些立法减少了私营经济中的商业行为引起的风险。病牛肉或变质牛肉，以及掺假牛奶和受污染牛奶，都被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随后的立法解决了，就像我们在第7章讨论的那样。1906年的法案是对厄普顿·辛克莱在其《屠场》一书中描述的芝加哥屠宰场恶劣条件的一次非常迅速的立法回应。辛克莱揭露的屠宰场的内部运作，与艾达·塔贝尔揭露的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非常类似。洛克菲勒被描述为“金钱崇拜的受害者”，为了出人头地不择手段，非常无耻。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导致21年后最高法院决定拆分标准石油托拉斯。在20世纪初期，尽管有反垄断措施和减轻受污染食品造成疾病风险的措施，普通家庭生活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商业规制，强制推行度量衡。在20世纪20年代，赫伯特·胡佛从1921年到1929年任商务部部长，给商业制定了一系列标准，从坚果和螺丝钉到汽车轮胎和水暖配件。零部件尺寸的标准化加上1913年由亨利·福特引进的流水线，是美国在1940—1945年大规模扩张武器制造并成为民主世界军火库的鲜为人知的原因。

　　在今天看来，进步时代的绝大多数立法是无可争议的而且早就该推行。但1919年到1933年实施的《禁酒法案》让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了日常生活，引起人们的广泛抗议和反抗。可获得的最好估计显示，酒精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没有下降，因为消费数量的下降会被非法交易引起的价格上涨所抵消。生产率并没有因员工的清醒而提高，因为他们会设法获得非法烈酒，有时会用家庭自酿酒来替代失去的啤酒和红酒。事实上，效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酒水生产的强制分权化。联邦酒税消失，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对富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这也是禁酒的又一个不良后果。

　　1870—1940年的岁月见证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资。在这段时间，洁净自来水和下水管道通到大多数城市家庭，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靠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不是靠私人企业，这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段时间也见证了专业化的而不再是志愿性的警察和消防单位的发展。自1870年以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资助教育经费扩张，1910年到1940年完成了从小学教育到高中教育的普及。事实上，所有对网络化住宅（第4章）之类的伟大发明的规制都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不是由联邦政府实施的。同样，汽车行驶证和司机驾驶证也是在州政府层面颁发的。

　　农民容易遭受干旱、冰冻、洪水和虫害。工人，就像在第8章中所见，不仅容易受宏观经济周期带来的失业影响，还受特定雇主每天和每周工作时间要求不确定的影响。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按小时工资支付，当钢铁厂停产修理高炉时，或者因为一头牛冲撞屠宰场大门造成临时裂缝时，工人就会因为这段时间不工作而拿不到薪酬。当领班或者主管心血来潮，觉得工人不用心工作，或者因工人抱怨工作环境而决定惩罚工人时，工人就可能失业。农业领域的风险之一是因银行倒闭而失掉存款，银行倒闭潮在1931—1933年蔓延到了全国，当时全国的2.5万家银行中有1万家倒闭。

　　1870—1940年，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减少风险的最重要措施是1933—1940年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第一部有长期影响的立法是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它几乎完全消除了银行破产和储户因此失去毕生积蓄的可能性。接下来1935年出台的《社会保障法案》，终于给美国的老年公民提供了稳定的退休收入。失业津贴开始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所有州都实行了失业津贴。然而，失业津贴也只能减少部分风险，因为失业津贴的保障水平不超过之前工资收入的40%～50%，最开始只限于保障6周，后来延长到26周。

　　罗斯福新政增强了联邦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已被《宅地法案》和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所证明。新政的首要任务便是实现农村电气化，考虑到城乡间的巨大差距，1929年城市家庭几乎实现了电气化，而农村仍很缺电。农村电气化管理局（REA）使很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即使在工作很难找到的困难年代也是如此。虽然农村电气化工作与东南各州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的发展相互关联，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它把电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一位怀俄明州牧场的女士记录了通电那一天的场景：

　　这是我的纪念日，因为电通到了它从未来过的地方，电炉散发着热量，洗衣机在转动，电水泵将我从手动抽水中解放出来。旧的手动抽水泵埋在6英尺深的雪地下，让它永远待在那儿吧！再见了，小山上的旧厕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来了，我的旧生活结束了，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注释标题 参见Cannon（2000，第133页）。

　　为了提供工作岗位和减少失业，新政的其他计划也开始实施。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在1938年的顶峰时期创造了30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总劳动力的7%。该署专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道路和房屋，因建造了美国现存的很多邮局而广为人知。平民保育团（CCC）主要雇用年轻人从事体力活，每次限制在33万人以内，工作重点是植树，增加国家公园的便利设施，以及改善国有土地的基础设施。迈克尔·达比披露了20世纪30年代奇特的就业定义，它排除了为政府机构比如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平民保育团工作的就业数据。据达比估计，1941年官方公布的全国失业率是9.9%，如果将那些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平民保育团工作的人算作就业而非失业的话，实际失业率低于6.6%。

　　总结

　　1870—1940年的70年见证了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变革。前面第一篇中的各章记载了食品、服装、住房、交通、信息、通信、娱乐、健康和工作环境的改善。从这些方面看，1940年日常生活的品质与1870年完全不同，尤其是在美国农村。类似地，本章追溯了现代社会的消费信贷、保险的出现，以及创造了1940年制度的政府政策，相比1870年的美国，这些制度更接近于现在的制度。消费信贷允许分期付款购买，这使得在完全付清商品价款之前就可提前享用商品；保险保护家庭免受火灾带来的重大损失，以及一旦家庭主要劳动力因事故或疾病意外死亡时，可以给家庭提供收入保障。

　　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转变带来了信贷供给的变化。在1870年的美国农村，信贷一直主要由地方杂货店提供，并由小型地方银行为农场提供抵押贷款。随着城市的发展，有更多人依赖城镇的信贷，比如典当行。1900—1910年信贷使用出现低潮，因为只接受现金支付的邮购商品目录越来越成为农村人口的服装和工具来源，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百货商场成为大中型城市的主导供应源。在整个19世纪后期，超过一半的家庭收入用于购买食品和服装，剩下的用于支付房租（对于农民来说是偿还贷款），所以基本没有剩余收入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

　　1910—1929年的经济繁荣提高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20世纪20年代，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蓬勃发展。分期付款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中产阶层购买诸如缝纫机和钢琴等物品，后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分期付款都很普遍，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同样热衷。从1910年到1925年，邮购商品目录商和百货商店从早期依赖现金购买转变到引进分期付款。消费信贷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很多家庭购买了他们的第一辆汽车，这10年间，户均汽车拥有率从1919年的29%增长到1929年的93%。早期大型家用电器（主要是冰箱和洗衣机）也得到消费信贷的支持。抵押贷款的充足供给促进了房地产业前所未有但也是不可持续的繁荣，因为它没有注意到20年代限制性的移民立法对未来人口增长下降的隐性影响。

　　人寿保险在19世纪末期转化为储蓄工具，每一份保单都具有现金和贷款价值。转眼到了20世纪初，人寿保险不仅在中产阶层，而且在工人阶层中也已非常普遍。人寿保险贷款因能成为购买汽车或者住宅的首付方式，而变得极受欢迎。人寿保险公司的财务受到规制，它们必须维持一定水平的资产充足性以应对常规的索赔要求。

　　正如私人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汽车保险减少了日常生活的风险一样，私人部门不能或不愿意提供因而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也有类似作用。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之前，最初与风险有关的主要政府行为是在1906年成立食品药品管理局，旨在减少牛奶、肉类和其他食品掺假或被污染的风险。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台了另一项更有意义的减少个人风险的举措，当时新政为了消除银行破产给个人储户带来的风险而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了防止年老时身无分文的风险，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为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风险，设立了政府管理的失业保险。

　　早在食品药品管理局成立和新政实施之前，联邦政府通过向铁路部门、拓荒者、州立学院和大学、州立农业研究站等免费赠予土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美国专利局通过有效管理，激发了人们的发明动力。1870—1940年，自来水和下水道的建设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品质，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然而，1916—1940年修建的高速公路网是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出资的。尽管给美国城市供电的输电线路由私人企业出资，但延伸到美国农村，特别是南方农村的电网线路是由联邦政府通过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出资的。最后，联邦政府也参与管制过度垄断，在1887年设立州际贸易委员会，在1890年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政府的某一行为不论是减少了风险，还是促进了经济发展，都是对私人经济的强大补充，推动1870—1940年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划时代的大幅提高。

　　间奏曲 世纪中叶从革命向演化的转变

　　1940年标志着本书从第一篇翻到第二篇。与任何其他分界线一样，将1940年作为分界线的选择有点随意，因为它大概处于1870年和2015年的中间。正如书名《美国增长的起落》，本书的中心议题是，一个时代增速加快，接着下一个时代增速放缓。图1.1对此给出了直观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人均产出从最初半个世纪（1870—1920年）的增长，到随后半个世纪（1920—1970年）的加速增长，以及在最后大约半个世纪（1970—2014年）的缓慢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测度创新的最佳指标，如图1.2所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与此相同，在1920—1970年呈加速之势，在1970—2014年出现减速，1970年之后的增长率只不过是1920—1970年的1/3。

　　因此，本书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分水岭是1940年，它并不能代表快速增长与缓慢增长之间的界限。实际上，1940年位于快速增长时期的中间。这一解释同工业革命的顺序有关。基于蒸汽机及其衍生物，具体包括铁路、汽轮以及从木材到钢铁的转变，1770—1820年的发明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的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末期各种发明——尤其是电和内燃机——的结果，它极大地影响了1920—1970年的人均产出与生产率。在1940年至1970年间，人均产出与时均产出持续快速增长，部分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三项最重要的衍生品——空调、州际公路和商用航空运输，与此同时电视彻底改变了个人娱乐世界。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自1960年开始，并持续至今。如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给人类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其辐射范围相对较窄。实际上，第二次工业革命覆盖了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通信、信息、健康、医药以及工作环境等。相比较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给娱乐、通信和信息等其中几类需求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范围较小，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1970年之后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的增长开始减速。本书的第二篇将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给生活水平的某些维度带来的划时代变化，叙述1940年之后取得的进步，相较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根本性改变，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活水平的其他许多维度产生的影响逐渐弱化。

　　产出测度没有包含1870—1940年的革命性变化

　　第一篇的各章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1870—1940年现代化的来临。在这70年间，美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变速度比之前人类历史上相同长度的任意其他年代的改变速度都要快。在1870—1900年，很多发明喷薄而出，并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开发，随后在20世纪中叶的数十年内得到普及。截至1940年，电与自来水在美国城市已经随处可见，在农场和小城镇要滞后一些，但是美国农民和城市居民从汽车带来的革命中获得的收益基本同步实现。变化出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明显的是，1870年美国城市彼此隔离的住宅单元到1940年已经变得“网络化”，住宅通过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同其他经济领域相连。尽管在1940年许多美国农民还在翘首以盼通上电和自来水，但在那时，由于收割机和农业拖拉机等发明的出现，农场生产率出现井喷式增长。在1920—1950年，收割机和农业拖拉机等发明已经普及。

　　在1870—1940年，除了美国南部农村地区，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居住在超过2500人的城镇中的人口比例从25%提高至57%。截至1940年，只有较少的美国人居住在隔离的农场里，远离城市文明、文化和信息。而且，只有较少的人容易受到严寒、酷热、洪涝、干旱和季节性虫害的侵扰。

　　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能体现。在1870年，人们还没有冰盒子。但是在1870—1920年，冰盒子已经成为主要的家用器具，用来保持食材的新鲜。不过人们需要定期更换冰块，才能保证冰盒子的效能。1910—1930年电冰箱的发展是同时提升消费者福利和生产率的一个经典创新案例。电冰箱的温度可以保持不变，消费者因此受益；由于不再需要许多人在北部州切割冰块并向南部州运输，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到了提升。截至1940年，几乎40%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电冰箱，且在“二战”之后不久，这一比例就上升到100%。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70年内提高了3倍。按2009年价格计算，实际人均GDP从1870年的2770美元增加至1940年的9590美元。但是，实际GDP的测度忽略了1870—1940年生活水平的许多重要进步，也多多少少忽略了1940年之后的进步。相比于煤油和鲸脂油的不便、危险和昏暗，电灯带来了明亮与安全，而电灯正是没有被纳入实际GDP的众多进步之一。

　　实际GDP没有核算食品多样性增加带来的价值，在1870年之后，从玉米片到可口可乐等加工食品的发明，铁路冷藏货厢带来的新鲜肉食增加，都扩大了可选择的食品种类。实际GDP并没有核算现代城市百货公司这一发明带来的价值，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现代城市百货公司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了大量商品，带来了诸多便利，实现了规模经济。实际GDP也没有核算上千页邮购商品目录这一发明带来的价值，在1900年，邮购商品目录使向美国农村人口提供的商品数量成倍增长，更不用提这些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从前。

　　在1900—1940年，汽车取代了马匹，但实际GDP并没有核算城市街道和乡村公路告别马粪和马尿带来的价值。实际GDP既没有核算汽车带来的速度提高与承载能力增强的价值，也没有核算汽车灵活性带来的产生“自助游”这一新行业的价值。

　　在1910—1923年，福特T型车经通胀调整的价格大致下降了80%，而在1935年前，汽车价格并没有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范围，因此，实际GDP并没有考虑1900—1935年汽车价格的划时代下降以及质量的提升。

　　实际GDP没有核算电报的即时通信价值、电话的语音通信价值、通过留声机复制音乐的价值，以及全国无线广播网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实现新闻或娱乐即时可得的价值。对于在屏幕上播放几组移动无声图像的5美分影院与1939年平均23美分便可观看让人眼花缭乱的彩色有声电影《乱世佳人》的多维度体验之间的质量差别，实际GDP也没有计算在内。

　　实际GDP没有核算婴儿死亡率下降的价值，1890年，新生儿的死亡率为22%，而到1950年已经下降到1%。据估计，这一变化创造的福利价值比所有其他来源增加的消费者福利总和还要高。实际GDP并没有考虑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变化。人们之前在钢铁行业工作，每周工作72小时，需要忍受炎热、汗水和各种危险，后来人们在装有空调的房间，担任职员或者从事专业工作，每周只需要工作40小时。

　　实际GDP没有核算洁净自来水增加了消费者剩余的价值，家里安装了水龙头，人们不必像以前那样，从附近的水井或小河往家里运水。实际GDP没有核算消灭室外厕所的价值，到1940年，处理人类排泄物的高效且无声的下水道在城市和乡镇已经得到普及，而过去的室外厕所需要人们动手费力清理。实际GDP没有核算在室内封闭浴室泡澡或淋浴的舒适性和私密性的价值，在1870年，普遍的做法是在厨房这个公共区域用大盆烧水洗澡。实际GDP没有考虑女性的解放，以前，妇女们按照惯例要每周一用搓衣板洗衣服，每周二晾晒衣服。自来水、洗衣机、电冰箱、汽车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有其他发明都与GDP数据“有关”，但是这些发明在GDP统计中价值为零。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无论用什么方法测度，在本书第一篇涵盖的1870—1940年，实际GDP增长率显然被大大低估了。这就需要开展一个包含多个项目、有众多研究人员参加的重大研究计划，根据实际人均GDP的标准来源，尽可能准确地估算，这一时期增加的消费者福利究竟有多少被低估。迄今为止，有关研究都是针对单个产出类别。据估计，铁路相对于运河的价值能占到每年实际GDP的3%，拖拉机的发明占每年实际GDP的6%，1938年电影的发明占每年实际GDP的3%。尽管还没有对1870—1940年包括电和内燃机在内的众多其他发明的价值开展相关研究，但是不难想象，没有计入经济增长的价值应该等于GDP的100%。实际上，据诺德豪斯估计，20世纪前半叶人们预期寿命提高的价值，大约是按消费支出标准测度的GDP的两倍（详见第7章）。

　　1940—2014年缓慢的演化式增长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

　　1940—1970年见证了快速增长的延续，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改变了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第二篇各章描述的各个生活水平维度，有些在1970年后发展速度放缓，有些则不然。第10章展示了食品消费、服装消费和住宅设施在1940—1970年的过渡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其中大部分现代住宅设施在1940年前都已经被发明出来，并进入几乎每家的厨房。尽管第11章承认1940年之后汽车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利，但是2014年的典型款汽车与1940的典型款汽车之间的共同点要比1940年的汽车与1870年的马匹与马车的共同点更多，而且1940年之后出行速度加快更多应该归功于公路的改进，而非汽车速度的提高。第11章还记录了商业航空运输的发展，截至1970年，各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已经借助喷气式飞机建立了全国性的航空运输网络。1970年之后，航空出行的各个方面都增长缓慢：运输量增长更加缓慢，票价下降速度没有过去那么迅速，而且因为座位空间变小，航班经常因为安全检查而延误，所以航空出行舒适度也在下降。

　　卫生和医疗是第14章的主要内容。同样，卫生和医疗在1940—1970年增长迅速，但是1970年之后增长放缓。20世纪下半叶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仅仅是上半叶提高速度的一半。1940—1975年出现了医疗超速发展，而在1975—2014年医疗进步很小。青霉素在“二战”之前就已发明，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得到普遍应用，其他抗生素和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索尔克疫苗）与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萨宾疫苗）也加入了进步的行列。在20世纪60年代初，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达到峰值，几乎与此同时，大众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作为癌症的主要治疗方法，放疗和化疗早在70年代就得到了广泛应用。1965年，美国建立了Medicare（联邦医疗保险）和Medicaid（医疗补助），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服务。

　　我们在第15章将会看到，在1970年之后，工作环境和教育的进步同样放缓。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10%提高到1970年的将近80%，童工消失了，但在1970年之后，高中毕业率基本没有进一步提升。由于实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并对州立学院和大学进行巨额补贴，1945—1975年大学毕业率的增长速度要比1975年之后的增长速度更快。截至1940年，标准全职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已经从60小时降至40小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工会运动，不仅确定了8小时工作制，还确定了公司需要为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用。1970年前获得的其他进步还包括1964—1965年确定的《公民权利法案》、女性解放运动，同时，1970年也是成年女性大规模从家庭工作转向市场工作的开端。

　　因此，第10章、第11章、第14章和第15章的相关证据表明，生活水平的多个方面，包括食品、服装、住房、汽车和航空运输、医疗卫生、工作环境以及教育等，在1970年之后都发展缓慢。第12章揭示了娱乐和通信领域的快速增长，第13章则关注信息技术（IT）革命的实质。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每户家庭都购置了黑白电视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彩色电视机也基本普及，但是，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节目选择仍然受到很大限制。从80年代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开始，然后是盒式磁带录像机（VCR）与数字视频录像机（DVR）带来的时间位移（time shifting，简称“时移”）和电影租赁，最后是视频点播和视频流，节目选择随之大大拓宽。通信领域的变化呈更快的加速之势，在198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电话服务提供和硬件制造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之后，尤其如此。正如第13章所记录的，80年代在商业和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大型计算机被个人计算机替代，个人计算机在90年代通过万维网的发展与通信相连接。在所有转变中，速度最快的是信息技术革命。1995年之后，这种连接因为加入了通信所以更名为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在2007年通过智能手机及其对社会交往的革命性影响而达到顶峰。

　　1970年之后增长减缓的维度

　　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970年之后，虽然娱乐和信息通信技术等依然保持着一定速度或者以更快速度发展，但生活水平的其他维度的提升速度较为缓慢。在总体经济数据中，怎么会出现这种互相冲突的趋势呢？尽管GDP在测度方面有缺陷，忽略了1970年前后创新和科技变化方面的许多收益，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还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作为生活水平提升的基本测度指标，用时均实际GDP增长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测度指标。

　　根据定义，人均实际GDP增长可以分成两部分，即时均实际GDP增长加上人均工时增长。在人均工时下降比如人们享受更长假期时，人均产出的增长就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人均工时增加比如女性从家庭工作进入市场工作时，人均产出增长就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需要牢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GDP既可以作为人均产出的分子，也可以作为时均产出的分子，所以已经列举的GDP的所有测度误差同样适用于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相较而言，人口总数和工作时间总数作为比率的分母，测度还是比较准确的。因此，GDP没有计入的生活水平方面的许多提升对人均产出增长要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大。

　　图E.1 1953年一季度到2014年四季度人均产出、人均工时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

　　从图E.1可以看出1953—2013年的趋势增长率，包括经济绩效的三个基本测度指标——人均实际GDP（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工时，该图经过调整过滤了商业周期的起伏。底部深灰线显示的是人均工时趋势，这是理解1953年之后60年的关键。人均工时在1953—1975年呈负增长，在1975—1998年呈正增长，并在1998年之后呈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人均工时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工人普遍希望用部分新增收入换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减少周工时和每年的工作周，换言之，休假时间更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由于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所有这种缩短工时的历史趋势在1975—1998年被打断了。许多女性原来的市场工作时间为零，现在工作大量时间，导致人均工时增加。1998年之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浪潮开始消退，工作时间再次退回到长期下降的历史趋势中。2008年之后，由于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工作时间下降进一步加剧。

　　根据定义，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加上人均工时增长。这就意味着代表人均产出增长的浅灰线是代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黑线与代表人均工时增长的深灰线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像1953—1975年和1998—2014年那样，人均工时呈负增长，浅灰线的增长率就低于黑线的增长率；如果像1975—1998年那样，人均工时呈正增长，浅灰线的增长率就高于黑线的增长率。浅灰线表示的增长率是高还是低呢？通过观察1891—2007年这一较长时期，我们看到人均产出每年平均增长2.1%。任何产出量每年平均增长2.1%，每隔33年都会翻一番。因此，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均产出每隔一代人就会翻一番。在世纪的长河里，孩子们会期盼，不管在任何年龄，他们通常都会比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时要富裕一倍。

　　图E.1中浅灰线代表的是人均产出趋势增长。在1953—1968年，人均产出高于2.1%的历史趋势；在1968年之后，则低于2.1%的历史趋势。1999年之后，浅灰线呈稳定下降趋势，并在2013年和2014年达到零。在这些年间，劳动生产率按每年0.6%正增长，正好与人均工时的负增长相抵消，因此产生了人均产出零增长趋势。最重要的是，正是1999—2014年人均产出增长趋势的急剧下跌定义了本书的标题，即《美国增长的起落》。在2004—2014年的10年间，人均工时的负增长相对平稳，年增长率为-0.6%，因此美国增长的下跌同时伴随着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时均产出）的下降。

　　增长的急剧下降，尤其是2010—2014年这5年的经济下滑，并未出现在政府的任何文件里，因为图E.1中描绘的增长率表示假设的经济增长或者“潜在”的经济增长，剔除了商业周期的影响，即假定失业率不变。当失业率下降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会比潜在增长率更高。由于经济从2007—2009年的不景气中复苏，所以失业率从2009年末的10%降低至2015年年中的5.3%，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达到1.6%。一旦失业率停止下降，并稳定保持在复苏之后4.5%～5.5%的典型范围内，人均产出潜在增长的最佳估值如图E.1中浅灰线2014年的数值所示。

　　人均产出增长令人失望的表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显然，浅灰线是黑线与深灰线之和，受到黑线表示的生产率稳步下滑的拖累。在1953—1964年，代表生产率增长的黑线的年平均值为2.72%，而在1977—1994年，年平均值稳步下降至1.44%。生产率增长下滑的近一半反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对生产率刺激的减弱。在1995—2004年的10年间，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充分有效地将生产率增长趋势恢复至平均2.05%。但在2004年之后，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推动力逐渐消失。在2005—2014年的10年间，平均趋势生产率增长只有1.30%，到2014年底只有0.6％。

　　因此，伟大发明的收益递减导致图E.1中黑线代表的趋势生产率增长出现起伏。两次工业革命的最大不同点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这到底有多重要呢？2014年，美国人均实际GDP为50600美元。如果1970—2014年和1920—1970年的生产率按照同样的速度快速增长，那么2014年人均实际GDP将达到97300美元，几乎是当前人均实际GDP的两倍。对每位美国男性、女性和儿童而言，这46700美元的差异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力量对比的显著象征。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