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快餐、合成纤维及错层式住宅：食品、服装及住宅的缓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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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1940-2015
黄金时代和增速放缓的早期预警
第10章 快餐、合成纤维及错层式住宅：食品、服装及住宅的缓慢变化
说来矛盾，战后郊区住宅区发展失败的原因竟是它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郊区的发展曾经是城市规划引以为豪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俨然成为销售独栋楼房的重要途径。开发商遗忘了20世纪20年代郊区的重要教训：居民区不仅要包含私人住宅，还要包括公共空间，唯此市民方可感到自己能融入一个更大的社区。
——罗伯津斯基（Rybczynski，1995，第126页）
引言
本章标志着从第一篇（1870—1940年）转向第二篇（1940年以后）。第二篇各章论述生活水平各方面的顺序与第一篇相同。1870—1940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0年之后发展情况变得复杂，有的发展非常迅速，有的则非常缓慢。本章论述的主题是食品和服装、住宅和住宅设施。在1940—1970年，衣食方面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住宅和住宅设施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但此后发展趋缓。
我们在第3章发现，在1870—1940年生活水平的所有变化中，食品和服装最不重要。卡路里计算表明，早在1870年美国大部分民众的饮食营养就很充足。国外观察人员惊叹于美国农民和城市工人阶层的肉类消费量。1870—1940年的进步并不包括卡路里摄入量的显著增加，而是加工食品和冷藏列车的出现大大丰富了食品的种类，防控食品污染和掺假行为的立法也首次颁布。
第二种必需品即服装，在1870—1940年，无论是生产场所还是购买场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870年，成年男性和男孩的服装与鞋子绝大部分从市场购买（主要在农村杂货店），而成年女性和女孩的服装则先从市场购买布料然后在家制作。在1870—1940年，进步体现在女性服装从自家制作过渡到市场购买，而不是服装质量和款式的革命性变化。换言之，更重要的是服装购买方式的变化。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农村杂货店被城市百货商场取代，沃德公司和西尔斯公司开创的邮购商品目录业务提供了更为周全的服装购买选择，服装种类远非农村杂货店或小镇商贩能及。
食品消费在1940年之后发展缓慢。那时食品污染相对较轻，城市食品零售都有装满肉食和方便食品的大型冷藏柜，并逐渐转向冷冻食品。服装在1940年之后几乎没有进步，唯一的例外就是出现了免熨烫的合成纤维。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之后服装已从国内生产完全转为进口，销售方式也转向沃尔玛之类的大卖场，这大大降低了服装的相对价格。
本章同时还涉及作为第4章主题的住宅及住宅设施。1870—1940年住宅的变革并非体现在住宅面积和布局上，而是体现在住宅设施的网络化上。到1940年，至少在城市，居民住宅实现了网络化，连接上了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设施。1870—1940年的住宅网络化完全有资格成为人类历史上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住宅及其设施在1940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初期兴建的房屋狭小局促。战后最初的郊区住宅开发始于莱维敦（Levittown），不过当时开发的住宅质量较之于20年代的平房明显要差得多。尽管战后头几年住房质量下降，但情况逐渐发生逆转。我们在本章将会看到，独栋住宅面积（以平方英尺为单位）持续不断地扩大。除了住宅面积，家用电器（空调除外）和其他设备也在不断增加，到1970年时已基本配备齐全，现在认为这些都是理应配备的。
本章不仅涉及住宅面积和住宅设施，还讨论了住宅建设的地点。由于政府鼓励性的政策导向，美国郊区的发展远离中心城市，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离得更远。公路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连接城市，同时也便于市内通勤。与日本和西欧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扶植城市间客运铁路交通的发展，而是任其自生自灭。除了一些中心城市的密集居住区外，大多数家庭只好开着私家车购物、上下班和旅行。最近10年郊区化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和空巢老人，再次对城市生活产生兴趣。
居家食品：1940年已经步入现代
在1940年前的20年里，因为1920—1933年《禁酒法案》的实行和大萧条的影响，人们对食品和饮料的“正常”消费这种概念会感到匪夷所思。大萧条让很多人挨饿，营养严重不良。与1870年相比，1940年的食品和食品营销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更接近2015年的情况。尽管此时美国民众的肉类消费量与1870年相差无几，但那时，人们对肉食通过冷藏车运输和冷藏陈列柜出售已经习以为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70年时冷藏技术还没有出现，许多牛只能赶到大城市待宰，经常变得干瘦。
1940年肉类消费主要以猪肉为主，尤其对工人阶层来说，与1870年情况类似，但从表3.2可以看出，从1870年到1940年，肉类总消费量下降了足有1/3。原因之一是移民的肉类消费量低，他们更偏爱多种原料的饭菜，如大炖菜、牛肉炖菜，由面、西红柿以及少量肉做成的意大利食品。移民不喜欢美国淡而无味的面包，更偏爱自己民族特有的烘烤食品，这些旧大陆的食品制作方法因此都流传下来。
美国民众生食和熟食的蔬菜不论在种类还是在质量上都落后于欧洲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日常消费的蔬菜仅有土豆、卷心菜、莴苣、西红柿、洋葱、玉米、红薯以及菜豆。渐渐地，移民的饮食消费习惯传到当地，美国农民开始种植芦笋、菊苣、鳄梨、甜辣椒、菠菜。柑橘类水果的销售量在1920—1940年增加了两倍。
自助超市的出现使食品零售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节省劳动力的自助服务这一理念源自克拉伦斯·桑德斯（Clarence Saunders），他创立了“滚地小猪”连锁店（Piggly-Wiggly chain），在1916年开设了第一个自助服务超市。向自助服务和大商场的转变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但因为在“二战”期间禁止新建而被迫中断。尽管“超市”一词直到1933年才开始使用，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自助市场的内部面积已达1万平方英尺，而A&P及其他公司的典型连锁店的面积才600平方英尺。超市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流行起来，这既得益于20年代汽车的普及，也因为经济极度萧条的影响，大众更容易接受自助带来的低价位。购物车于1937年首次引入超市，此后超市的崛起导致A&P在1936—1941年关闭了其过半的商店。
尽管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但20世纪30年代还是见证了超市的兴起和冷冻食品业的迅速发展。克拉伦斯·伯宰在1926年完善了冷冻技术，冷冻食品的销售始于1930年3月；然而最初的销售不甚理想，因为30年代的冰箱还没有单独的冷冻层。双层冰箱直到1939年才开始销售，但在此之前，很多家庭已经购买了单独的冰柜，所以到1937年时冷冻食品的销售已经非常可观。
美国人饮食的逐步改善以及购物的相对便利，因1942—1945年战时生产禁令和配额制的实行而中断。实行配额制的食品有糖、油、脂类、肉类、罐装水果与蔬菜。锡罐上的金属用于战时生产，咖啡实行配额是为海路运输保留空间。为生存计，人们只好转向没有实行配额的食品，如鸡蛋、奶制品、新鲜水果和蔬菜。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4月宣布“经济动员”计划不久，就出现了以下情形：
美国所有的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领到一本纸质票证配给本，内含配给券，在购买特定物品时需要出示。很多人乐意放弃罐头食品，然后在“胜利菜园”开垦土地，种植新鲜蔬菜、水果，从而养成一种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在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人中，留守家园的人做出的牺牲与其说是吃苦耐劳，毋宁说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表现。 注释标题 参见Kennedy（2003）。
家庭主妇不得不习惯“配给本食品”。红肉实行配给制而鱼肉和家禽并没有，由此开始推动了战后饮食转向家禽。人们不太愿意吃廉价肉食和肝脏等动物内脏，尽管这些食品所需的配额点数较少。虽然免不了有些屠户私下收受贿赂，肉类、咖啡黑市也时有出现，但配给制获得了很大成功。“自家腌制的蔬菜大受欢迎，约有3/4的家庭每年平均存放165罐腌菜。”
战后食品的发展：龟速前行
图10.1显示的是1930—2013年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上面一条线是居家的食品消费，下面一条线是在外的食品消费。因为食品是必需品，所以我们认为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在1950—2000年上面一条线与这一预测基本吻合。而2000年之后，消费支出占比陷入停滞，这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之一，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000年之后开始下滑。
图10.1 1930—2013年居家食品消费和外出食品消费占个人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NIPA，表2.4.5。
为什么1929—1950年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没有下降？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大萧条期间，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收入大幅缩水而骤降，因此食品支出占比一度上升并不奇怪，因为在非必需品和服务方面的花费减少了。在“二战”期间，几乎所有的耐用消费品都被禁止生产，意味着易损物品如食品以及非耐用品如服装的比重在增加。在1945—1950年战后头几年，因为耐用消费品匮乏，食品支出占比仍然很高。
尽管居家消费的食品是必需品，但外出消费的食品也谈不上是奢侈品，只不过多了一种选择。图10.1中下面一条线显示，外出消费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基本不变（“二战”期间一度膨胀）。当我们用下面一条线除以上面一条线时，得到的是外出食品消费与居家食品消费之比。该比例稳步增加，从1929年的20%上升至1950年的29%，再升至1970年的37%，1990年的60%，2013年时达到70%。从居家消费到外出消费的这种转变在1990年之后明显放缓。
图10.1显示的是食品名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而图10.2显示的则是食品的相对价格。上面一条线表明居家食品消费的相对价格基本没有变化，下面一条线则显示外出食品消费的相对价格在稳步上升。这种稳步上升的相对价格，可以理解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的一个附带结果，因为饭店是把相对稳定的食品价格同逐渐上升的劳动力相对价格结合在一起计算的。即便是快餐店比传统餐馆效率高，也无法阻挡外出食品消费的相对价格逐渐攀升。
图10.2 1930—2013年居家食品消费和外出食品消费的相对价格
资料来源：NIPA表2.4.4。
“二战”之后食品消费模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表10.1显示了1940年、1970年和2010年这三年每类食品的消费量（按照人均年消费量计算，以磅为单位）。肉类消费在1900—1929年急剧下滑之后，开始反弹，到2010年时，人均年均消费量回升至1870年的水平。但是，食品消费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从红肉消费长期转向家禽类消费；家禽类消费与红肉消费的比例在1940年时仅为14%，但到2010年时已经达到89%。导致这种口味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健康考虑，红肉可能增加体内胆固醇含量，易诱发心脏病。同时家禽的大规模养殖降低了家禽相对于红肉的价格，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家禽消费。
表10.1 1940—2010年人均食品表观消费量 （单位：磅，鸡蛋除外）
注：①在2000年，生产植物油的公司数量在增加，这也是该数据激增的原因之一。
②“新鲜水果”一栏包括HSUS甜瓜类，1970年之前的数据无法和1970年之后的数据做比较，主要体现在果汁、果脯和冷冻水果方面。
③该项包括玉米和土豆。1970年的子类标准不一样，因此无法比较。
④该项包括黄油，列在油脂类下。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食品可得性数据系统（USDA ERS Food Availability System），HSUS（1960）G552-84，HSUS（1975）G881-915。
在油脂类食品中，变化最大的就是猪油几近消失，同时，最近几十年来，烹调油、色拉油，包括玉米油、橄榄油、芥花籽油等的消费持续增加。“二战”期间黄油短缺导致人造黄油销售额大幅上升，一直超过黄油的销售额。黄油与人造黄油的消费比率从1940年的7.0降至1970年的0.5。
尽管水果和蔬菜成为美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令人惊讶的是，与1940年相比，新鲜水果的消费在下降，如表10.1所示。人们从柑橘类水果转向加工类果汁，到1970年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保存技术的改进，增强了果汁的保鲜效果。新鲜蔬菜的消费转变与水果的情况大不一样，前者在1940—1970年呈现下降，到2010年时稍有回升。多少令人意外的是，罐装蔬菜的消费仍然比冷冻蔬菜的消费占比高，部分原因是民众喜欢大量利用罐头西红柿制作各种口味的食品，包括自制面酱和比萨。
奶制品和鸡蛋的消费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与现在相比，那时人们更多的是在家里制作蛋糕、馅饼以及烘焙食品，而不是在商店里购买。尽管奶酪消费持续上升，但冷冻奶制品的消费在1970年之后趋于稳定。面粉和谷物产品在1940—1970年持续下降，但随后开始反弹，到2010年时达到1940年的消费水平，这反映了民众对早餐即食燕麦片的青睐。
食品的总消费从表10.1最后一栏可以看出，2010年人均年均消费量为1563磅，约合每天4.3磅，1970年时为每天3.9磅，1940年时为每天3.7磅。食品消费量增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肥胖现象，本章后文将详细论述。就单一食品来说，有些食品的消费量起伏很大。如肉类，下降最大的是羔羊肉和小牛肉，而上升最快的是贝类、鸡肉和火鸡。水果类从罐装水果、新鲜的柑橘类水果转向苹果汁、鲜葡萄以及新鲜的非柑橘类水果。蔬菜类从过去的球芽甘蓝、红薯转向新鲜的菠菜、大蒜、西红柿。奶制品也从全脂牛奶转向各种各样的奶酪。
“二战”后一些饮食趋势延续了早在1900年就开始形成的习惯。1870年时的早餐口味较重，以火腿、玉米片粥为主，而到20世纪20年代，则转向以果汁、咖啡、即食燕麦片为主的清淡食品，另外加点面包片或者甜卷。燕麦片早餐的流行来自大品牌电视广告的持续宣传，其影响力一如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收音机广告。随着分层式冰箱的大量生产，加上单体冷柜的大量销售，“二战”后冷冻食品的消费急剧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冷冻快餐”（TV dinners）以及冷冻蔬菜成为家庭主食。20世纪30年代塑料的出现使剩饭剩菜的储藏不再单靠先前的锡纸和蜡纸。冷冻餐食取代在家现做的新鲜食品引发了人们的抗议，这情有可原，因为这部分地说明了美国饮食质量的下降。
在战后初期，有人宣称冷冻食品终会取代新鲜食品，但这种想法太过乌托邦，多少有点类似电影《飞出个未来》中的主人公杰特森驾驶的垂直起降飞车，最终都化为泡影。1954年一位报刊编辑想象着未来冷冻食品将把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彻底消除家务纷扰，从而降低生活开支，为“美国家庭带来富裕”。这种因冷冻食品而引发的幸福感是冰箱和冷冻技术的不断发展所致。幸运的是，这种由冷冻食品一统天下的预言并未实现。如表10.1所示，冷冻水果占新鲜水果的比重很小，而冷冻蔬菜也从未达到罐装蔬菜的消费量，更不用说新鲜蔬菜了。
食品销售方式的演变：从A&P到全食超市和乔氏超市
食品销售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转向现代化超市，这一转型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完成的。超市食品的销售迅速上升，占食品总销售额的比重从1946年的28%升至1954年的48%，到1963年已经达到69%。顾客满意度和零售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主要归功于两大创新：一是在一个零售店里所有食品应有尽有，顾客购物时不必从一个商户转向另外一个商户，比如从肉摊转向糕点摊，再转到蔬菜摊、奶酪摊。所有商品一次性即可购买齐全。二是食品的挑选过程与支付过程分离。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顾客在综合市场购物时都需要在奶酪摊上支付奶酪钱，再到肉类摊上支付肉钱，而这往往要排很长的队伍。现代超市提供了统一的支付通道，所有商品无论在哪个柜台购买，都可一次付清。到1954年超市平均面积已从20世纪30年代的1万平方英尺扩大至1.8万平方英尺。
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条形码扫描技术出现之前，收银员须把所有物品的标签价格输入电脑。他们需要知道并记住所有商品的价码，除非另有一名职员专门负责称重和计价。这种陈旧落后的操作方式在80年代被现代技术取代，在过去30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今天超市职员可以对所有贴条形码的物品进行扫描，包括熟食和肉类柜台的食品。
战后初期大型超市连锁店食品销售的同质性被后来的多样性选择替代。现在很多顾客购买食品可以选择到传统的超市，也可选择到全食超市（Whole Foods）、乔氏超市（Trader Joe's）、沃尔玛或者好市多（Costco）连锁店。今天我们对很多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如冬天有蓝莓，全年都有从价格较高到非常高的至少三种不同等级的鲑鱼，西班牙的沙丁鱼罐头，还有来自意大利摩德纳等地的多种苹果醋，等等。在1980—2015年的销售转型中，食品种类的增加实际上只是增加既有食品的多样性，而不像1870—1930年第一次加工食品发明浪潮那样引入全新的食品种类，如爆米花、瓶装可乐以及果冻等。
尽管20世纪20年代小型连锁店能够提供300～600种商品，但到1950年，超市提供的选择平均达到2200种，这个数字到1985年飙升至17500种。“二战”之后食品的多样性增加了，但食品消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消费者福利并没有因几种不同风味的爆米花或肉丁这些微不足道的“品牌”翻版而提高。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超市面积越来越大，以至大得离谱，而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开始下降。多余的许多空间被分成几个部门，按照一定的顺序营建各种专柜，如肉类、鱼类、熟食类，甚至鲜花店、色拉吧，最终导致顾客不得不推着购物车在这些日益增加的专柜中转来转去。
超市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遇到挑战。超市连锁店经营转向减少门店，扩大单个门店的规模，降低超市布局密度，这就为7-11之类的连锁便利店销售某些标准食品、烟草、汽油等打开了方便之门。很多顾客去便利店只买很少的几样东西，结账几乎不用排队。很快，一些大的药店连锁店，现在以沃尔格林连锁药店（Walgreens）和CVS连锁药店为主，开始建设较大的商店，店面规模仿照“二战”后初期的超市，并集药品、保健品以及冷藏食品于一身，这与7-11把牛奶和各种软饮料合在一起销售的做法相差无几。
“二战”后食品零售业最终出现了两种分化。一是便利店的出现，其规模比超市小、结账快、便捷。二是大型购物中心的产生，如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好市多等。这些购物中心不仅销售食品，还有服装、家用电器、药品等，几乎一应俱全。现在顾客几乎可以不用超市，利用便利店和大型连锁药店便可满足日常用品的需求，购买大件物品可以到大卖场。最先沦为大卖场商品多样化的牺牲品的，是那些低价位的百货公司，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型连锁店，如伍尔沃斯（Woolworth's）和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
有关沃尔玛发展的争论如同经济学课堂中分析自由贸易一样。进口使消费者受益，因为价格低廉，自由贸易使外贸公司老板和员工受益。深受其害的是那些无法与廉价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内企业，自然包括企业老板和他们的员工。沃尔玛的情况差不多，但也有所不同。当沃尔玛来到市区时，它的食品零售价格降低了25%，所有消费者都从中受益。但同时也击垮了当地一些小型商店，许多人因此失业，他们不得不从个体业主改行到沃尔玛无工会的工作环境中从事最低收入的工作。国际自由贸易与沃尔玛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没有什么能与自由贸易带来的工作出口相提并论。事实上，在不断地疯狂追求低成本、低价位的过程中，沃尔玛不断进口廉价商品，很多人一直指责它对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服装厂恶劣的工作环境采取容忍态度。
然而沃尔玛低价格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容忽视的。官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存在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缺陷，即它不认为沃尔玛的削价是一种价格下跌，因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对同类商店中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种长期存在的“销售渠道替代”偏差（outlet substitution bias）还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所经历的通胀率比高收入群体要低，因为后者购买的往往是稀缺产品和服务，它们的价格上升很快，如私立大学学费、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门票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高端食品连锁店进一步冲击了超级市场，如乔氏超市和全食超市。这两家连锁店都避开了大品牌的包装食品，将自有品牌以相当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如乔氏超市推出的预包装食品，全食超市提供的全方位柜台服务。传统超市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挤压：下面是大卖场的低价位和乔氏超市简单的无附加服务模式，上面是全食超市的有机食品、高端服务柜台以及优质选择。在两面夹击之下，超市市场份额逐渐缩水，一些小的连锁店逐渐被挤垮。
餐馆与快餐
在民众的心目中，战后食品消费仍然继续着外出消费的趋势，在家做饭日趋减少。从各种全方位服务的餐馆到休闲餐饮连锁店，如“苹果蜂”（Applebee's）、“红龙虾”（Red Lobster）、“橄榄园”（Olive Garden），还有大量快餐店，包括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牛排奶昔汉堡连锁店（Steak and Shake）、必胜客，不一而足。外出消费的不断增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仅因为越来越高的收入使消费者可以购买外面的食品，还因为1965—1995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高。
另外一个导致外出用餐增加的因素是三四十年前闻所未闻的技术革新。特许经营快餐店把军事化管理与前沿技术相结合，可以在两三分钟内为顾客包好食品而顾客无须下车。塔可钟（Taco Bell）的工作人员头戴三个耳机，同时与顾客、食品和饮料工作人员联系。他们无须向厨房喊订单，而是直接输入配有POS的电脑服务系统里。这种操作方式在过去20年里几乎遍布各类餐馆。最能说明美国人对汽车依赖的是，美国快餐行业70%的收入是通过提供免下车服务赚取的，这简直可以和福特汽车流水线的效率相媲美。外出消费的食品之所以不断增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快餐店表现出了可与制造业相媲美的高效率：
走进今天的塔可钟厨房，你会发现“美国已经丧失制造竞争力”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每一个塔可钟、麦当劳、温迪汉堡、汉堡王，都是一个小型工厂，经理监管着几十号人，设计轮班方案，记录库存，监督生产线，跟踪食品的生产和质量。一个门店每年的收益可达100万～300万美元，均来自柜台前顾客全天候的购买消费……大品牌公司更是投资上亿美元，并倾注大量心血想方设法降低厨房烹饪时间和免下车服务顾客的排队时间。 注释标题 参见Greenfeld（2012，第66页）。
本书的一个突出主题是科技革新的步伐一直在趋缓，因为信息科技衍生的诸多创新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出现。快餐行业体现得尤其明显，提供快速而准确的外卖所利用的服务系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形，而不是最近10年。
食品问题：收入不平等和肥胖症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到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大幅缩小，1945—1975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时代。此后几十年收入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并持续至今。造成中高收入阶层和较贫穷阶层之间差距的原因很多，也带来种种不良后果，第18章将集中论述。这里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收入不平等、饮食和肥胖之间的关系上。
顶层收入人群和底层收入人群所消费的食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存在天壤之别。最富有的美国人在人均消费180美元的高级餐厅里消费，还不包括红酒。他们从智利和新西兰购买反季节浆果，在全食超市购买15美元1磅的冰岛鲑鱼。虽然经过战后60年的发展，表10.1所显示的美国丰富的食品消费平均水平仍然是美国最低收入人群无法企及的。在2014年，许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食不果腹。17%的美国人，相当于约5000万人，被美国农业部认为“食品得不到保障”。这种悲剧在南方诸州和大城市中心的女户主家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肥胖症发病率增加这一新问题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另眼相看：总人口中有1/3的成年人和1/5的孩子超重。从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民众日常饮食的卡路里摄入量一直保持稳定，但在1970年之后增加了20%，足以让一个成年男性每年增加50磅的体重。这种增加并非因糖类食品的消费引起，而是至少一半以上来自油脂类食品，其余的大部分又来自面粉和麦片。在外摄入的卡路里相当于30年前的3倍。许多外国人注意到美国快餐店提供的食品都是大份的，饮料从以前的8盎司增加到16盎司，甚至32盎司。一些州要求餐馆在菜单上列出食品的卡路里含量，美国人惊奇地发现一顿普通饭菜含有的卡路里竟然高达1500～2000大卡，相当于成年人一天应当摄入的卡路里量。国际比较显示，在肥胖程度上美国是个离群值。在2000年时，美国肥胖率达到27%，而在相比较的23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超过20%，一半的国家低于10%，意大利为8%，法国为6%，日本仅为2%。
肥胖症是贫穷人群的一个特殊问题。美国农业部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领食品券的妇女和孩子更容易偏胖。看起来收入不平等与肥胖症有系统的关联。分析人士指出，水果、蔬菜、瘦肉和鱼类等健康食品的相对价格是最贫穷家庭无法承受的。有关“食品沙漠”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意指城市贫民窟周围的超市食品种类匮乏，但研究发现，不论是在靠近食品琳琅满目的超市的地区，还是在食品沙漠，穷人都依靠糖类、脂类、加工食品等维持生活。
大量经济文献研究了导致美国肥胖症日益增加的原因。一项研究认为，变化的40%归因于居家消费食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但图10.2的数据显示，尽管食品的相对价格时起时落，居家消费食品的价格长期趋势却变化不大。以2009年相对价格为100进行计算的话，1930年、1964年和2009年食品的相对价格均为100。美国的肥胖症是稳步增加的，由此可见，并没有证据表明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导致肥胖症的根源。快餐店和休闲餐饮店提供的油炸食品、快餐以及超大份的甜饮料也是导致肥胖的部分原因。如图10.2所示，外出消费的食品相对价格一直在稳步上升，因此肥胖症的上升应另有原因，而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较富裕的国家平均体重偏重”。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瑞典、法国和日本肥胖症发病率就很低。
有关文献试图运用技术变化来解释美国的肥胖症现象（如孩子长时间玩游戏而不参与体育活动），它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体型仍然比较瘦，互联网革命的这些普遍特征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导致肥胖现象。韩国的青少年据说比美国青少年更痴迷于游戏。这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的焦点回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异上，如收入不平等程度和贫困儿童问题。贫困儿童一边看着电视，一遍吃着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廉价食品，而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往往吃了羽衣甘蓝色拉以后，就去参加足球运动。肥胖症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现象。
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科技创新的速度日渐趋缓。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就是儿童肥胖问题，尤其是贫困儿童的肥胖症，因为这种疾病容易导致糖尿病和心脏病，所以可能造成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寿命延长趋势出现逆转。尽管证据仍有争议，但“这些数据表明年轻一代有可能比他们的前辈更易遭受疾病的困扰，预期寿命也将缩短，现代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寿命的逆转”。我们将在第14章再回到这个问题，说明贫困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终结。
第二种必需品的缓慢进步：服装
从1940年到2010年，无论男性、女性还是儿童的服装消费都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与本书提到的其他类别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本节首先考察服装支出的大幅下滑，进而考察服装购买的方式和地点，最后讨论服装风格和质量的一些较小变化。
服装消费支出占名义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急剧下降，原因之一是服装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图10.3显示，服装消费支出占名义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40年的10.1%降至2013年的3.1%。其实在1940年服装消费支出比重就已经从1900年的13.1%开始下降。如果把2009年价格指数定为100，那么服装的相对价格在1940年为285，到1946年时升至最高363，然后稳步下降至2013年的99。换言之，1940—2012年，总消费年通胀率为3.6%，服装的年通胀率为2.1%，其相对价格的年下降率为1.5%。因此，较之于其他消费品和服务，服装的相对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断下降的。
图10.3 1930—2013年服装消费支出与相对价格
资料来源：NIPA，表2.4.4，表2.4.5。
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能够完全归因于进口服装的影响吗？在过去的30年里，进口服装不断占据美国国内市场。1980年以来的多年时间见证了进口几乎完全取代了国内服装行业。之所以进口，是因为它们非常便宜，故而服装的相对价格下降到原来的1/4不足为奇：1940—1980年，年均下降0.6%；1980—2013年，年均下降速度达到2.6%。
进口服装降低了服装的相对价格，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者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消费支出从其他消费转向服装消费。1940—1980年，进口还未形成气候，人均服装实际消费支出年增长率为1.6%，比人均总消费支出2.4%的增长率低不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80—2012年，人均服装实际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为2.7%，比人均总消费支出2.0%的增长率还高。这种增长体现在每人的服装种类选择上，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下降，更是因为品位和风格的变化。民众从先前花费高达150～200美元购买正式服装，转而到沃尔玛、塔吉特等购买15美元、25美元和35美元不等的廉价休闲服装，如短裤、运动裤、休闲上衣。
服装销售的转变没有食品那么复杂，原因之一是服装销售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便利店出售主食那样的经历。如果我们把服装的销售分为两类，就能更好地理解市场营销的变化，一是亲自到实体店购买，二是通过纸版的邮购商品目录或者电子商务远程采购。1900—1945年，服装销售主要以市中心百货商场为主导，有些商场提供高档服装，如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有些则提供低端服饰，如戈德布拉特百货（Goldblatt's）。同价位同质量的服装比比皆是，竞争发生在地方百货公司之间而非全国连锁店之间。1945年之后，百货商场纷纷在市中心开设主力型百货商店，成为“二战”后初期购物中心的旗舰店，最初位于郊区一环，后来扩展至外环甚至城市远郊。
20世纪30年代食品商店效率的提高源于自选超市的蓬勃发展，它们提供了统一的付款通道。相反，百货商店则仍然保留部门化。如果你购买咖啡壶，就到小家用电器部付款；如果你购买男士衬衫，则到男士衬衫柜台付款。这种分散化的付款系统在市区和郊区百货商店仍然通用。“二战”后服装零售最重要的发展，是沃尔玛及其竞争对手转向提供统一付款通道的自选超市系统，但这需要提供一大片未开发土地，把所有的零售业务放在一起，在邻近入口处设置数条付款通道。
除了人造纤维面料的发明，服装质量在1940—2013年的变化微不足道。绝大部分变化体现在品位而非质量上，如正式的浅顶软呢男帽的消失，女性裙摆的兴衰，休闲装如商务便装、运动服的流行。风格的变化、人造纤维面料的改进使人们渐渐远离了纯棉、羊毛和丝绸制品。在2013年的进口服装中，纯棉制品占49.1%，涤纶和其他人造纤维面料占48.8%，2.1%为羊毛、丝绸和其他面料。
品位的变化非常缓慢。女装从过去的连衣裙转向分开的上衣和下装，女性对裙摆开始反感，从裙子转向长裤和套装。同样，男性也很少穿正式套装，更倾向于非正式服装，如夹克、休闲裤。女帽也在逐渐消失，比男帽消失还早了一二十年。服装市场按照服饰风格和年龄组进行布局，但男士休闲服饰如卡其服和蓝色牛仔裤的流行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带有纽扣的男士衬衫也被马球衫和高领衫替代。对于女性来说，休闲装的流行也模糊了女性日装和晚装之间的区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更喜欢穿着白天能工作晚上能赴约的服装。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女性牛仔裤非常普遍，这种开始时曾经被认为有伤风化的服装如今已成为男女皆宜的便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向休闲装和运动装发展的趋势持续升温。在高级商店和专卖店中经常看到高档的男女紧身牛仔裤，也有在大卖场出售的同样结实耐穿的牛仔裤，价格极为便宜。针织上衣、束腰外衣、裙子、长裤和毛衣/针织衫已经成为普通女性服装。传统鞋型包括牛津鞋、平底便鞋，穿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船鞋和各种各样的运动鞋，如网球鞋、篮球鞋等。很多公司放宽了着装标准，在“休闲周五”这一天，上班族可以穿开领衬衫和卡其裤而不必西装革履。
这一节强调的是服装品位和风格非常缓慢的变化，以及1980年之后服装相对价格的迅速下降。大多数观察人士指出，这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好处的最佳例证，但是伊丽莎白·克莱恩对这种说法附加了一些合理的限定条件。最明显的是制造业工人的失业，这是自由贸易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1997—2007年，共有65万个服装生产岗位消失，这10年也正是从中国进口最快的10年。只有工资差距而无生产率差距，转向从亚洲进口是必然的：
当大家漂洋过海来到东方时，我们也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之后的情形是，不在亚洲就不能制造服装。现在永远不可能关上盒子再回到从前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木已成舟，一切都结束了。 注释标题 参见Cline（2012，第93页）。
从莱维敦小镇到豪宅：战后住宅的变革
到1940年，美国住宅较之于1870年简陋孤立的住宅有了长足的进步。此时城市住宅已配备了五种基本设施：电、燃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管道。而在1870年时这些设施均不存在，高级住宅区也只有自来水和燃气。本章后面的部分将描述美国住宅从1940—2015年的发展变化。首先说明住宅及其设施的特点，然后考察家用电器和其他设施，最后论及美国城区的结构变化，尤其是郊区的蔓延和某些城市内棚户区的衰败。
第4章提供了1940年之前美国住宅具备“现代便利设施”的相关数据。表10.2将数据扩充至1970—2010年。美国1940年开展的首次住宅普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城市住宅都配备了电、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然而这些现代设施在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非常少见。随着城市人口比例从1940年的56.5%增至1970年的73.4%，具备现代设施的住宅比例也大大提高。这些主要的现代设施也在那时基本覆盖到美国的农村地区。
在表10.2中，2010年那一栏出现了大量的空白，这是因为具备现代便利设施的住宅比例已经达到100%，没有必要再做记录。到1950年电力甚至完全覆盖了美国的农村地区，到1970年，又配备了自来水、家用抽水马桶和家用浴室，集中供暖比例也达到78%，到2010年达到94%。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是因为南方和西南有些地方不需要供暖。表10.2中最重要的变化，是1970—2010年空调的普及，中央空调和窗式空调普及率在1970年达到37%，到2010年达到89%。
表10.2 1940—2010年配备现代便利设施的住房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第（1）行中1940—1970年数据来自Lebergott（1976，第260～288页），2010年的值由1970年的值外推而来；第（2）行至第（6）行中1940—1960年数据来自SAUS 1965，表1102，第759页，表1105；第（2）行和第（6）行中1970—1980年的数据以及第（7）行1960—1980年数据来自SAUS 1985，表1319—1320；第（3）行至第（5）行中1970年数据来自SAUS 1972，表1159，第690页；第（2）行、第（6）行和第（7）行1980—2010年数据来源与表10.3相同。
对于新建住宅，我们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加以测度。住宅数量的测度标准，如图10.4，是新建住宅数量（即住宅开工情况）除以家庭数量，以1929年指数100为基准。测度数据表明了20世纪20年代住宅的过度开发及其对30年代造成的严重后果。1923—1927年这5年间的移动平均值最高达到186%，1931—1935年迅速降至31%，降幅为83%。这种移动平均值在1950—1954年达到“二战”后最高值146%。2002—2006年的房产泡沫仅将比例提高到85%，2009—2013年为30%，甚至低于大萧条时期。整体来看，在过去的40年里，新建住宅数量与家庭数量之比大幅下滑，1947—1972年该比例平均值是135%，在1978—2013年降至78%。
图10.4 1915—2013年住宅开工指数
资料来源：HSUS Hc510、Hc531和美国人口普查局。
家庭新建住宅的长期下滑有多重原因，具体包括：“二战”结束之后头10年的过度需求到1970年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住宅建设相对价格上升，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一个更微妙的原因是住宅几乎是永久性存在的。新住宅建设在远离市区的尚未开发的空地上，同时市区100年甚至200年以上的老住宅并没有被推倒。波士顿、纽约、费城以及芝加哥的中心城市和铁路郊区基本上在1929年已经建设完成，几乎所有1929年之前的住宅都完好无损。
如何解释年均住宅建设数量相对于住户数量长期下降这一现象呢？如果住宅永远存在，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不断增长的住宅需求可以通过比人的平均寿命还长的住宅得以满足。那些去世于2015年平均寿命为85周岁的老人出生在1930年，因此现在新组建的家庭可以购买建于1930年前的住宅，不需新建那么多住宅。随着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老住宅比例便逐步上升。
质量的测度由图10.5的浅灰线表示，每年建设住宅的平均实际价值除以每年建设住宅的数量，以2005年指数等于100为基准。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上升之外，1950—2006年住宅的平均实际价值稳步上升。我们把2006年之后的实际价值进一步上升视为典型的周期现象暂搁一边。在大萧条时期和2007年之后的金融危机时期，尽管住宅建设行业崩溃，小型新建住宅和公寓单元房深受其害，但面积大的住宅仍继续建设。2006—2009年住宅价值指数飙升，非常类似于从住房建设高峰的1925年到处于低谷的1933年的住宅平均价值指数上升情形。
从1955年至2006年，住宅的单位住宅实际价值增长了两倍，这可以用住宅面积增大——套内平方英尺数乘以经通胀调整的每平方英尺的实际价值增加——来解释。图10.5有助于我们理解大房子和每平方英尺更高的价值对住宅平均实际价值上升的相对贡献。深灰线表示经通胀调整的单位实际销售价格中位数。多少令人意外的是，代表销售价格中位数的深灰线与代表新建独栋住宅面积中位数的黑线紧密相随。这种紧密对应关系说明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独栋住宅面积的增加。“二战”后独栋住房面积中位数增加了一倍还多。
图10.5 1950—2013年住宅面积中位数（平方英尺）、实际销售价格中位数及单位住宅实际价值的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更令人迷惑的是，图10.5中代表单位住宅实际价值的浅灰线与代表实际销售价格中位数的深灰线趋势并不相同。这里的关键在于“中位数”（即在价值最高到价值最低的住宅中，价值处于中间的住宅）和“平均数”的差别。飙升的单位住宅实际价值反映了先前大小不一的住宅转向了较大面积的住宅（占新建住宅的1/3），而有关面积中位数和销售价格中位数的数据并没有体现这种转变。与销售价格中位数相比，实际价值的增加看上去主要发生在80年代。在1990年之后的25年里，独栋住宅面积中位数继续增加，从1990年的1900平方英尺增至2013年的2364平方英尺。有一半的住宅面积超过中位数，最大的住宅被称为“豪宅”（McMansions），包括在老城区拆迁房原有位置上新建的住宅，也包括位于城市外围偏远的封闭式小区的住宅。1992—2013年，有四个以上卧室的新建住宅所占比例从29%增加至44%，有三个以上卫生间的住宅比例也从14%升至33%，而车库能容纳三辆车以上的住宅比例也从11%升至21%。
“二战”后大部分时期的房价上涨和2001—2006年房产泡沫到2006年达到高峰时的破裂将美国民众分裂为不同的阶层（根据财富数量）。1960—2005年拥有住宅的民众获益良多，为他们申请房屋净值贷款提供了支持，而且如果他们愿意减小住宅面积，又可为退休后提供一些收入。经历2001—2006年房产泡沫的民众则痛苦不堪，他们眼睁睁看着住宅净值急剧下降（即住宅净值由正值变为负值）。房产价值的大幅缩水严重影响了国内总需求和GDP的增长，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15年。
图10.5的数据表明，在整个“二战”后时期，美国住宅质量不断提高，住宅面积也不断增加。住宅面积的增加意味着可以设置更多的卧室和卫生间，但“二战”后住宅条件的改善不仅仅意味着房间数量的增加。从战后初期开始，传统起居室和正式餐厅的面积就被缩减，两者甚至合二为一，成为多功能的全家活动场所，这是战后一大发明。这一家庭活动室最初与厨房紧挨在一起，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又与厨房合并组成一个“大房间”，在“大房间”里做饭，吃饭，孩子们也在那儿玩耍，全家饭前饭后聚在那儿看电视，越来越大的电视成为家庭活动室的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家庭活动室又返回1870年时的原始厨房状态：宽敞的厨房中间放着用于烧水做饭的开放式火炉，家人可以围着火炉吃饭、玩耍，甚至利用火炉烧好的热水在彼此面前洗澡。1956年《日落》杂志曾如是评价：“起居室与大厨房、娱乐室和其他房间连在一起，充满了浓郁的亲情。”
家用电器：数量和质量
1940年之后，在美国新建住宅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住宅设施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进步集中在厨房，在1870—1940年发生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省时省力的主要现代设施如冰箱和洗衣机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商业销售，但表10.3显示，到1940年时美国家庭冰箱的用户比例仅为44%，而洗衣机的比例仅为40%。
表10.3 1940—2010年 注释标题 表10.3显示的是1940年、1970年和2009年的数据，但原书此处为1940—2010年。——编者注 拥有特定家用电器的用户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1970年数据来自SAUS 1972，表1162，第691页；2009年数据来自美国能源部住宅能源消费调查，表HC3.1、表HC4.1、表HC5.1、表HC6.1和表HC7.1。
纽约曾在1939—1940年举办了意识非常超前的世博会，战后初期美国的厨房很快就达到了展览的水平：所有墙壁都安置了壁橱，家用电器有大冰箱或冰柜、燃气炉或电炉。在厨具日益增多的厨房里，还有最新研发的电动洗碗机、垃圾处理机。在独立洗衣间里，无论是在厨房还是在地下室，最初的拧干式洗衣机被旁边带有电动或燃气甩干机的白色陶瓷全自动洗衣机替代。
1959年，尼克松和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参观了美国在莫斯科举办的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标准农场住宅展台，里面的厨房设施一应俱全，旨在让苏联人知道普通美国人优越的居住条件。苏联记者对此大加嘲讽，认为展出是骗局。因为像这种“泰姬陵”式的住房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尼克松反驳道，普通美国人就可以购买得起，每月按揭只要支付100美元。仍居住在公寓的一些国家的人对美国普通中产阶层优越的住房条件羡慕不已，他们有容纳两辆车的车库，房子面积足够容下几乎所有的物品。
表10.3记录了具备特定家用电器的住宅比例的增长情况。这些数据适用于所有的居民住宅，不论是1830年的住宅还是1890年和1955年的住宅。两种最重要的家用电器——冰箱和洗衣机最先普及，这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冰箱，早在1960年时用户比例就达到了98%。洗衣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高的比例，因为居住在公寓里的人们可以使用公用洗衣机，或使用外面的自助洗衣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有关洗衣机的数据需施加一些限定条件，因为上述所指的一些洗衣机是拧干式的，还需要人力，不是带有机械式滚筒的全自动洗衣机。
洗衣机消除了如第8章描述过的用搓衣板洗衣的繁重劳动，而烘干机则省去了在外面晾衣绳上晾晒衣服这种乏味的劳动，何况风吹雨淋是常有之事；若在工业区，衣服上还可能落满油灰和污染物。烘干机较洗衣机的普及所需时间要长些，但很快便赶了上来。到2010年，约有80%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两种家用电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配套出售。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配备炉灶（含烤箱和灶台）的家庭比例在1952年仅为24%，到1990年升至99%。1952年的数据存在争议，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厨房照片显示，炉灶在20年代的新建住宅中就已经普及。最受欢迎的电器是微波炉烤箱，在1980年用户比例仅为8%，但到2010年已经达到96%。嵌入式洗碗机和垃圾处理机在2010年达到60%，考虑到自1950年以来住宅的大量建设，现在看这一比例似乎低了点。
在战后厨房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冰箱走在最前面，到1960年时就已经接近今天的质量和尺寸。在1930—1950年，冰箱平均尺寸增大了一倍。1936年开始发行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在1938年有关冰箱的第一次报告中指出，冰箱能够冷藏食品，而所耗费用是冰柜费用的1/3。但是早期的冰箱质量很差：“食品储存一段时间就会变干。制冷部件周围积累的冰层越来越厚，需要经常除冰。”
自1940年之后，冰箱有了很大改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将食品储存在特定的温度下。1949年冰箱的标准温度为43华氏度（约为6℃），到1957年时逐渐降至37华氏度（约为2.8℃）。到1949年时在测试的冰箱当中只有两款达到要求的0华氏度（约为-17℃）。其他款式能达到5～22华氏度（约为-15℃至-5℃）。到1964年时所有测试款式的冰箱均能达到0～5华氏度（约为-17℃至-15℃）。
除了冷藏和冰冻能力更强之外，到1970年，冰箱与1949年相比已有很大改进。最重要的质量改进就是除霜功能。其他功能的增加还包括冰箱门的分层、可加热的黄油储存柜、蔬菜保鲜盒、肉柜以及可调节的储物架。据估计这些新增功能将1970年的冰箱价格提升了10%，但这些价格提高被能效提高抵消了。从1949年至1983年，一台既定规格和质量的冰箱降低的耗电量相当于价格每年下降1.66%，34年间下降了76%。官方消费价格指数忽视了这种变相的价格下降，这种统计方法并没有把提高电器能效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计算在内。利用同一价格指数，将美元支出换算为实际消费支出，这样计算的实际GDP就低估了因能效提高带来的质量改进。
“二战”后初期电器经常需要维修，随后对所有家用电器包括电视机而言，质量提高的一个共同表现是可靠性增强。《消费者报告》在1949年时抱怨说：“战前冰箱质量很差，人们经常打电话报修，皮带脱落，管道不畅，膨胀阀和温控器也常常出现问题。而今年的冰箱似乎把前三种问题一次性解决了。”到1971年时，有关冰箱的报告便充满了溢美之词，“不同款式的整体质量差异比以前缩小了。质量开始不断提高”。此后《消费者报告》再无关于冰箱质量方面的报告，表明冰箱的总体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战前的洗衣机并非全自动，需要人力将衣服拧干。全自动洗衣机的销售量直到1952年方与拧干式洗衣机持平。正如战后冰箱增加了许多功能一样，洗衣机亦如此，如“即洗即穿”功能，多种水温和多种水位的选择。到80年代早期，所有洗衣机都具备了三个循环功能（集洗涤、漂洗和脱水于一体），两个独立的用于漂白和柔化的自动分液器，以及持续控制水位。正如冰箱尤其是冷冻室的容量越来越大，洗衣机的容量也从1960年的10磅增加到1981年的18磅。
正如冰箱在1945年之后用了20年才能够按照理想的温度储存食物一样，洗衣机也在以前款式的基础上不断改进。1950年的洗衣机被认为“不可接受”，因为“它老是不断地缠结衣服”。到1960年时，大部分洗衣机仍然不能“消除大量的沙子，或者把残留的沙子又遗留到下一轮待洗的衣服当中”。渐渐地，沙子和棉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到1982年时“所有洗衣机都能够消除散落在衣服中的棉絮”。整体来看，1945—1980年洗衣机质量的提高没有冰箱那么明显，主要是因为冰箱除霜能力的大幅提高和变得更加节能，而这些改进都与洗衣机无关。
台下式洗碗机质量的改进与冰箱和洗衣机差不多。洗碗机是在50年代早期引进的，与烘干机和空调同时。质量改进主要体现为内部容量的加大。正如洗衣机的容量从10磅增加到18磅一样，洗碗机也从1952年的6套餐具增加到1980年的11套，碗碟也洗得越来越干净。与洗衣机的功能越来越灵活一样，洗碗机也引入了多种可选的循环功能和水温。
烘干机的出现相对较晚，发明于1930年，“二战”后才开始销售。烘干机并没有经历过绞拧式洗衣机到全自动洗衣机那样的技术改进，只是从头到尾利用热能把衣服烘干。最早的烘干机需用火柴点燃煤气，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时自动点火已经非常普遍。至于洗衣机，主要的进步就是多档热度和时间控制。到70年代，烘干机又添加了自动传感器。
烘干机散发热量，就像冰箱制冷一样，因此我们自然会认为烘干机也经历了能效提高过程。这些节能改进在1974年能源价格冲击之前相对较小，此后进展迅速。能源消耗在1954—1983年减少了一半，因为在烘干机的整个寿命周期中能源消耗的价值是价格的两倍，因此节能增加的消费者福利相当于一台烘干机的购买价，甚至超过冰箱带来的福利。
在提高质量方面，能源效率对空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冰箱和烘干机。最早的中央空调于1923年出现在洛杉矶的葛罗曼大都会剧院（Grauman's Metropolitan Theater），到3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大厦、白宫、美国最高法院、一些百货大楼和零售市场、办公大楼都安装了空调。但直到“二战”后空调才进入美国的家庭生活。1951年，空调才第一次登上西尔斯公司的邮购商品目录；空调的销量从1946年的4.8万台上升至1957年的200万台。
《消费者报告》从一开始就对空调特别感兴趣，1986年的一份回顾性总结中充满了溢美之词：
没有空调，就不可能有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也不可能有休斯敦和洛杉矶，至少成不了我们看到的现代大都市，无法打造阳光地带（Sunbelt），使之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域。没有空调，甚至可能就不会有喷气式飞机旅行、载人宇宙飞船、潜艇甚至计算机。 注释标题 该总结是由Gordon（1990，第270页）引自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在1986年发布的匿名报告（第2页）。关于潜艇的这种论述不准确，因为‘二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潜艇并没有安装空调。事实上，在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里，就有一艘保存完好的德国潜艇，即u-505，导游可以领着12个游客进入幽暗沉闷的舱内，并且会重点说明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当时只有几个风扇在吹风。
我们将在第15章回到这个话题，从两个方面看空调如何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一是人们在凉爽的环境中工作效率比汗流浃背时要高得多；二是空调的出现使北方制造业有可能大规模南迁，新的南方绿地单层建筑因此能够加速替代北方老工业城市中老旧而又低效的多层厂房。下一节我们将会看到，北方工业城市因为制造业工作大量流失而凋零，“二战”后早期大量人口也随同迁移至南方。
空调功能起初比较单一，就是制冷并使空气循环，质量方面的改进较少，不像冰箱那样涉及很多方面。与能效无关的质量改进只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机身重量减轻，从1957年的180磅降至1970年的75磅。重量减轻无形中取消了安装成本，因为购买者可自行安装。第二个方面是从过去230伏的高强电压降至115伏，这个转变到1957年已经完成。第三个方面是在1953年测试的空调中，超过一半的产品没有恒温器，且只有一个风扇。《消费者报告》在1953年评价说所有的空调“噪声都很大”，但是到1965年就认为“所有高质量的空调都非常安静”。
1953—1983年，普通窗式空调的能源需求下降了2/3，换算为年增长率的话，相当于每台空调的价格及运行成本在1953—1983年的年均降幅为2.6%。换言之，窗式空调的质量在过去30年里每年提高2.6%，相当于在过去30年里质量提高了一倍。
先将视听设备以及与电脑有关的设备暂放一边，留到第12章和第13章分别论述。1950年之后唯一增加的家用电器是于1965年引进的微波炉，到1980年前后开始大量销售。其质量的改进与洗衣机、烘干机和洗碗机基本相同。早期的模型是机械控制，一个计时器表盘，单一电源设置。后来有了很大改进，包括温度传感器、不同的电源设置和触控面板。
早期的微波炉尺寸偏大，价格较高。一台微波炉的体积足有一立方英尺，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半立方英尺就足够了。新款微波炉小巧玲珑，占用空间也小。最初的微波炉除了开关没有其他控制键，1958年的售价为495美元。而到1986年，配置多功能控制键的小巧微波炉均价为191美元。经质量调整后微波炉的价格年均降幅为6.7%，是电脑出现之前价格下降最快的家用电器。质量提高还体现在安全性能上。早期的微波炉有辐射泄漏，但到1985年时《消费者报告》发现，“现在大部分微波炉辐射泄漏都非常少”。
对家用电器质量的评估主要基于笔者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份详细研究，成果于1990年发表。80年代中期之后家电质量改进方面的数据缺失，但也不需要，笔者调查研究的基本资料主要来自1938—1986年的《消费者报告》产品评估。这些资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家电产品的质量在1960年之后就没有大的改进，而有些家电则在1970年之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些高耗能家用电器在80年代中期之后仍然继续提高能源效率，如冰箱、烘干机、空调等，但质量的其他方面在1970年之后已达到较高水平。尽管近几十年来洗衣机、烘干机等电器的机械控制换成了电子控制，但产品质量本身并没有相应提高，维修成本反而增加了。本章考察的电器进一步论证了本书的主题，即在很多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前进步迅速，此后步伐大大放慢。
郊区化与蔓延式发展
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预演的高速公路和批量建造的独栋住宅在1939年和1940年看上去都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在开始阶段受到“二战”时强制储蓄推动的消费高潮中，这个遥远的梦很快变成现实。战争结束时住宅供应不足的现象非常突出。
人们和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蜗居在一起。退伍老兵住在由鸡舍改成的临时住宅，甚至露营车里。从前线返回的一批批老兵，战时民众积攒的大量存款，年轻人结婚组成新的家庭，都增加了对住宅的期盼。 注释标题 参见Hayden（2002，第40页）。
一些城市具有良好的铁路系统，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和芝加哥。从19世纪中期以来，火车站周边区域就不断有移民安家落户，但很多城市的郊区等到汽车普及之后才发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住宅需求低迷，“二战”时又禁止建房，1945年之后人口规模日益增加，突破城市中心城区的界限，流向城外。在四五十年代，郊区开始兴建独栋住宅，到七八十年代扩展到外郊区，到90年代之后蔓延至远郊区。“婴儿潮”的出现使家庭规模增大，中产阶层因此迁离城市中心，造成一些城市在中心城区实行居民分区居住，将非裔美国人隔离在所谓的城市贫民窟里。
城市和郊区的划分可能有点夸张。一些描绘二者的形容词也夸大了它们的差距。用来修饰城市的负面形容词有危险、污染、没有生气，正面形容词有多样性、密集和活力；修饰郊区的负面形容词有同质性、蔓延和无聊，正面形容词有安全、健康和绿色。事实上，城市的许多区域和郊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主要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平房带。在纽约市内，位于皇后区和斯塔滕岛的大部分居民住宅都有前后院。许多美国城市通过合并郊区甚至整个县区得以发展，绝大部分城市如休斯敦、菲尼克斯、洛杉矶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郊区性质。1940年前的郊区住宅建立在紧靠街道的小块土地上，由此形成的社区非常紧凑，人们可以散步到公园或者商店。一些配有服务设施的街巷将街区分成多个区域，为汽车的停放留出了很多地方，车库可以安置在住宅的后面，面对巷子而不是靠近街道。
战争结束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追寻郊区梦的激情：
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画面。士兵从战场上归来，渴望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想成家，想购买新房和新车。他们渴望的东西是战前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美国当时正遭受大萧条。战后他们终于迎来了渴盼已久的生活，至少要好于20世纪30年代。新的消费品广告无论宣传什么，他们都乐于接受，热情采购。经过数年的高工资、高储蓄而无从消费，他们买得起这些新产品。 注释标题 参见Coffey and Layden（1995，第139页）。
“二战”之后，开发商以最低造价为主要目标，大规模建设郊区。长岛上最初兴建的莱维敦住宅区最终能容纳8万人，而四居室的科德角式住宅在1949年的市场价只要7990美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出台意味着很多老兵购房无须首付，月供通常比租一套小公寓还便宜。莱维敦住宅的套内面积往往只有750平方英尺，是过去20年里所建中等独栋住宅面积的1/3。的确，这些住宅比起第4章描述的市区平房要小得多。
战后住宅建设以单块土地为基础，前面有大块草坪，也因此浪费了很多土地。建筑之美常因前面双车库的存在而被掩盖。没有中心广场，学校和购物中心零星分散，每个购物中心都被大型停车场包围，这些地方只有开车方能过去。尽管如此，父母还是非常珍惜新郊区的这种私人空间和户外广阔的空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另外还要搭建房屋以扩大室内面积。
起初由于缺乏规划，大部分土地开发商并未考虑商业用地。住在郊区的居民须乘车到最近的有零售商业的城镇或驾车去市中心购物。最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郊区购物中心和大商场开始大规模建设。新的区域购物中心之所以需要建设，显然是因为郊区居民日益增多，附近又没有可供购物的便利店。开发这些购物中心还受到郊区居民较高收入的推动。举例来说，《财富》杂志在1953年的统计显示，当时郊区居民的数量为30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9%，而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29%。郊区大型购物商场成为“二战”后新的城市中心。
最初的购物中心是露天的，如芝加哥附近的老果园（Old Orchard），曼哈顿华盛顿桥对面新泽西州帕拉莫斯的花园广场（Garden State Plaza），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市区的一些封闭式购物中心。百货旗舰店既可以从停车场进入，也可从购物中心内部进入，不过大部分小零售店直接面对购物中心而非停车场。开发商掌控着购物中心的一切，包括标识牌、灯光、长椅以及旨在营造温馨购物环境的盆景。集中管理和规划与无秩序的住宅建设形成鲜明的对比。购物广场与传统“低效率和视觉混乱”的市区购物中心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停车位非常充足，保安值守也使购物环境很安全，送货通道和装货场地的设置避开了运货卡车对购物者的干扰，步行街和空调商店使购物一年四季都很舒适，优美的背景音乐取代了过去街道的喧嚣。 注释标题 前一段落的引语和细节来源于Cohen（1996，第1056页）。
郊区的蔓延和区域购物中心并非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城市外围的居民开始不断地涌入这种有管理的购物广场里购物，不再乘坐公交车或有轨电车前往市中心购物。因为中产阶层顾客转向别处，市区购物中心的顾客就只能是那些没有汽车只能靠公共交通工具的民众。于是市区的一些购物中心逐渐关闭，在那些公共交通网络不甚发达的城市尤其如此。“为了打造理想的市区，购物中心……不仅要竭力消除城市的诸多不便和低效率，还要筛掉在那里居住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蔑视郊区的发展。他们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情景剧中出现的被称为“无脑乌托邦”的郊区甚为反感。郊区的这种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阶层差异——离开城市来到郊区的民众都是原来的工人阶层，包括工厂工人、零售店雇员和教师，他们正处于迈向美国中产阶层的过程之中。到70年代，郊区开始受到批评，民众认为郊区建筑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可言，郊区居民只在乎财物的积累，懒得参加城市的文化活动。
城市密度可以按照都市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量来计算。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每平方英里1414人到纽约大都市区（从东部长岛绵延至新泽西的普林斯顿）每平方英里5319人，不同城市之间人口密度相差很大。令人惊讶的是，洛杉矶尽管因蔓延式发展而闻名，但也是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都市区之一，每平方英里人口多达6999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哈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3286人，巴黎为63298人。对1940—2000年的人口研究表明，都市人口密度持续下降。所有原因指向一个源头——新合并的城区人口密度往往低于老城区，老城市如休斯敦和杰克逊维尔合并土地的速度比合并人口的速度还快。
战后美国都市区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太相同，尤其不同于西欧和日本。最为明显的差别就是人口增长。美国人口在1950—2015年增长了一倍多，而英国的人口增长了15%，意大利增长了17%，德国增长了18%。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如英国绿带实行的分区制和土地利用规划，这种分区制和规划限制了一些欧洲大城市的发展空间，许多欧洲大城市还设立了利于到市中心购物的步行街等。事实上，如果说美国有什么土地利用规划的话，那也都是推动都市区蔓延式发展的，如许多地方规定郊区土地的开发不得低于1～2公顷。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的汽车普及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1929年美国的汽车占世界汽车登记数量的90%，美国是第一个选择了远离市区生活的国家，之所以选择低密度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容易获得汽车交通。不过，与汽车的易得性相比，更多的是第四个原因，即美国各级政府大力资助城市高速公路建设，却任由公共交通和铁路客运萎缩。反过来，郊区蔓延式发展造成的人口低密度，也使依靠公共交通服务郊区在经济上不可行。然而还有一个方面的公共政策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郊区人口密度低的第五个原因，那就是美国政府对抵押贷款的利息实行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这种政策是许多国家没有的。这种税收抵扣使住宅越大越贵减税幅度就越大，因此被称为“豪宅补贴”。这一减税政策加上分区法律的实施，被公认为是美国住宅面积比日本和欧洲大得多的主要原因。
与欧洲相比，美国郊区的蔓延有一些生产率方面的优势，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欧洲主要国家的生产率从来没有超过美国，并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落后。关于欧洲生产率的详尽研究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发行业。在美国，高效的大卖场就建在郊区州际公路岔口，通过实现规模经济，以及把卡车运输和顾客通道分开，提高了生产率。人们驱车经过米兰市中心或者罗马，就可以看到各种小商店，并会惊奇地发现几个人抬着一张床垫从一家商店走出来，送到一辆运输卡车上，而客户可能就居住在附近的一栋四层公寓里。欧洲土地利用规制限制了郊区蔓延，保护了城市中心的步行街区，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大大降低了规模经济和人均产出。
美国还有一个欧洲几乎不存在的问题，即“工业锈带”城市的衰落，底特律最为典型。大量人口从北方工业城市迁移到郊区和温润的南方，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从1950年至2010年，芝加哥的人口下降了25.5%，费城下降26.3%，克利夫兰下降56.1%，底特律下降61.4%，圣路易斯下降62.7%。尽管芝加哥和费城市区非常繁荣，但是克利夫兰、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的市中心部分地区犹如鬼城。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被遗弃的空房子，有的被迫拆除。芝加哥的一位英国领事2012年曾告诉笔者，他任职3个月以来最惊讶的是“中西部城市的彻底衰退和凋零”。有关城市人口密度下降的文献似乎一直没有注意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工业城市的人口骤减。
中心城市的凋零涉及很多原因，种族歧视起了主导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大量南方黑人佃农一批一批迁往北部城市，尤其是芝加哥和底特律，因为在“二战”期间劳动力市场紧张，这些地方存在大量就业机会。福特汽车公司在政府资助下建设了庞大的柳溪工厂（Willow Run Plant），每小时就生产一架B-24重型轰炸机，因此急需大量工人，而不论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福特公司派出大量管理人员前往以农业为主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亚拉巴马巡回动员，吸引美国黑人抓住机会，参与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这种迁移在战后仍然持续，因为战后中西部工业城市的许多工厂民用需求旺盛，急需大量员工。在40年代末，每周多达2000名移居者来到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中心车站。
他们也的确找到了工作，至少在1941—1972年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期找到了工作。但是，他们也面临住房问题。黑人移居者拥挤在为较少数居民（有时也包括中等收入阶层）建造的类似旧式公寓的房子里，他们渴望购买自己的住房。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遏制这一愿望，阻力首先来自联邦住房管理局，它在但凡认为“不稳定”的区域都划出“红线”。在这些地区与黑人毗邻的白人拒绝和黑人住在种族混合的社区，因此一旦一些黑人家庭搬进来，白人就搬迁至郊区居住，然后这些区域就被视为“不稳定”区域。结果，在50年代的芝加哥，购买住房的大部分黑人家庭都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抵押贷款，而只能依靠合同贷款，接受较高的售房价格，按还款合同支付高额利息，这样他们就无法积累房屋净值。城市黑人贫民窟随之形成，蔓延至芝加哥、底特律及其他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几年之后的1964年，同一届联邦政府通过了影响广泛的《公民权利法案》，也同时成为强化隔离政策和加剧城市贫穷的重要因素之一。
60年代之后，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某种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走向衰退。进口产品开始取代原先一直由中心城市制造业工厂生产的产品，美国的跨国公司也将部分甚至所有业务转移到别的国家。与此同时，北方制造业也从老城市拥挤且效率低下的多层工厂搬到城市郊区和南部一些州的“绿地”。随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创造了中心城市繁荣且有工会组织的蓝领工作大量消失，上述双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由于政府的借贷政策和当地银行实行的“红线”歧视，郊区的种族隔离甚至比市区更加严重。
在最为悲情的城市，如底特律、纽瓦克和圣路易斯等，随着工作和人口的消失，许多房主离开住房，一些被拆掉，另外一些则被放火焚烧。“人们经常把美国的中心城市与战后德国的德累斯顿相比较，对于一个能把人类送到月球的富裕国家的城市中心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而感慨不已。”
随着美国郊区发展的逐渐成熟，问题也日益突出，首先是政治的分化。尽管一些城市，如休斯敦、杰克逊维尔、佛罗里达，兼并了大部分郊区，并由政府统一管理，但大部分中心城市的范围是划定的，郊区则由数十乃至上百个当地政府或县级单一机构管理。长岛拿骚县的亨普斯特德区（Hempstead）一份普通的财产税单显示，有15家这类机构都会从一份财产的财产税中分享收入。事实上，在伊利诺伊州一共有7000家独立的政府管理机构。这种政治实体的多样性，缺乏多伦多这类大区域的大都市政府，使居住在郊区的富有白人房主利用政治分化和分区法律逃避税收负担，而这些税收可用于社会福利、学校、安全以及为滞留在中心城市的穷人提供消防保障。
1970年之后大量问题的积累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分化和社会排斥。在长岛，从铁路交通过渡到对汽车的高度依赖切断了和区域机构的联系，重创了当地城镇的商人，在亨普斯特德区，“乡村成为空壳，随着商业和文化功能的分崩离析，区域协调的核心因素已不复存在”。
住宅相对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在1967年，一所新建住宅的价格中位数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9倍，但到2011年时已增至4.5倍。这种增长既反映了住宅建设相对价格的提高，理想地段土地价格的上扬，也反映了收入中位数的停滞，这种停滞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以后收入不平等加剧造成的。尽管工厂、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的分散大大缓解了去往市区的巨大时间压力，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早期来郊区居住的移居者后代逐渐发现，他们在就业率高的中心区域已经买不起房，没有父辈那样幸运。
结论：进步的范围在缩小
正如本章开头所言，自1940年尤其是1970之后，经济发展的广泛性和革命性远不如本书第一篇描述的1870—1940年。从本章分析的三种必需品——食品、服装和住宅——的演进即可看出，这一命题是不言自明的。
食品和服装在1870—1940年发生的变化比1940年之后的任何变化都重要得多。食品消费和销售在187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加工食品的出现，牛奶和肉类的卫生和安全得到保障，食品的市场销售也从过去的乡村和城市商贩转向连锁店和超市。相比而言，1940年之后发生的变化较小。除了罐装食品和包装食品，现在又出现了冷冻食品。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食品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直线下降，从1870年的45%降至2012年的13%，而外出消费（如快餐店和休闲餐馆）在2012年所占比例则要高得多。
1940年之前食品消费的增长绝对为正值，但此后并非如此。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食品消费中卡路里摄入量一直很稳定，而1970年之后卡路里摄入量增加了20%。结果可想而知——美国人从过去的健康精瘦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中的最肥胖者。可悲的是，肥胖症的高发率与贫富差距紧密相连，也表明美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宣告失败。城市贫民窟、食品沙漠和其他形式的贫困导致贫穷人群过度依赖垃圾食品。国家综合医疗卫生系统的缺失造成贫穷人群过分依赖急诊室进行紧急治疗，如果有适合所有收入水平的预防检查机制，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种必需品是服装。该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女性从自制服装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到1940年完成。“二战”后服装变化主要是风格转变，无论是在家还是在职场，都更加注重休闲和廉价。零售选择多种多样，沃尔玛和塔吉特等零售商场的出现让顾客有更多机会选择最廉价的服装，而廉价进口商品进驻大卖场又进一步大幅降低了服装的相对价格。连锁大卖场的崛起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城市中心百货大楼的消失，而进口服装的蜂拥而至几乎吞噬了美国的纺织业和服装加工业。
除了食品和服装，本章还从多个维度分析了住宅的变化。在美国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住宅建设非常之少。数百万民众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存款，工资也远远高于战前，1945年之后，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住宅建设开始大规模兴起。住房供给压力增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婴儿潮”的出现，使人口急剧膨胀，仅在50年代就增加了20%。城市人满为患，而郊区土地价格又极为便宜，因此，美国城市发展之路与西欧不同，美国更为分散，城市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这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导致郊区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膨胀，1950—2010年增加了一倍多，而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人口增长均低于20%。
郊区发展始于小块土地上的小型住宅建设，但所有的郊区住宅都有院落，可以呼吸到户外的新鲜空气，逃离中心城区的拥挤。“二战”后郊区缺乏统一的规划，没有公共空间，也没有公共交通服务。新的住宅建设逐渐变成在更大的地块上建筑更大的住宅，这种典型的美国住房面积的扩大一直持续到2012年，平均新建独栋住宅面积为40年代住宅面积的3倍。由于美国半数的住宅（截至2015年）都是1977年后建造的，所以这些面积更大的住宅装备了全套现代家电和中央空调。战后初期装配窗式空调带有革命性的特征，随着建设年复一年地推进，窗式空调变得越来越不必要。新建住宅的装备远超20世纪50年代的家用电器，增加了新的特色，包括嵌入式微波炉、台下式厨房照明、空调房间里的吊式电风扇以及户外热水浴缸和燃气烧烤架。
虽然住宅面积一直在稳步增加，但主要家用电器装备的轨迹是不稳定的，质量的提高也是如此。本章所划分的前后两个阶段差别巨大。1975年前家用电器的添置非常迅速，普及率和当下无异，但微波炉和空调除外。《消费者报告》对家用电器的多次评估结果相差无几。在40年代末，家电的质量和性能都很糟糕，但随后质量迅速提高。到1970年时《消费者报告》认为所有主要家电的质量瑕疵几乎消失，没有必要再做质量方面的报告。的确，此后《消费者报告》几乎再也没有就大型家电发表评估报告。
除食品、服装和住宅设施的发展在1975年之后几乎陷入停顿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一些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住宅面积不断增大带来的便利。其中，城市人口的低密度，公路系统的高补贴，公共交通的匮乏，都是一些固有的缺陷。结果，交通堵塞成为常态，更不用说远距离通勤带来的高能耗。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加剧，社会不平等也日益扩大，因为高收入人群居住在大房子里，越来越远离被困于城市贫民窟和食品沙漠里的贫穷人群。
除了影响生活水平的绝大多数方面之外，住宅区位的经济意义及生活质量的区位特色与当地政治也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的治理不是强中央政府模式，不是由中央集中收税，然后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和市民的需求进行合理分配。相反，美国一直分割成多个地方治理单元，大部分最富有的居民也因此可以不把资金转移到更贫穷的地区。这一点对地方学校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学校主要靠地方财产税维持运转。财政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居住在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学生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也因此进一步加大。长此以往，地方学校的财政不平等将导致下一代的收入不平等，或许这才是美国“二战”后郊区化最有害的一面。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