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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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
寻找工作、忍受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保持一份稳定收入的不确定性，是许多工人，可能也是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写照，不管他们在哪里工作，是在农场还是海上，是在工厂、森林还是矿山，都是如此。对许多工人来说，受伤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种伤害或是直接的，也可能是致命的，或是与工作相关的慢性潜在肺病和其他疾病。那些工作最接近自然环境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农场主、渔民和伐木工人——也不得不与变幻无常的降雨、干旱、海洋变化、森林火灾和技术变化等因素做斗争，因为这些因素可能给他们造成季节性或者永久性的经济损失。
——哈维·格林（Harvey Green，2000）
引言
生活水平的改善通常由人均消费水平随时间的增长来衡量。本书采用加里·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拓宽了消费的概念，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福利是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与家庭提供时间的联合产品。该分析框架强调家庭生产等同于市场生产，并调整GDP，使之包含家庭生产的产品，无论是19世纪70年代家庭缝制的女装，还是20世纪50年代家庭烘焙的蛋糕。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一直试图通过测算新产品出现时的消费者剩余，推进研究进程。如第7章所述，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是最大的收益。
本章将生活水平的概念拓展到包括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在1870年，8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危险、沉闷和令人不快的工作。由于农场主和农场工人都在户外工作，因此都受干旱、暴风雪、洪水和虫害的影响。蓝领工匠、技工和普通工人暴露在普遍有危险或有害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如钢铁厂的高温环境、容易受伤的铁路工种或是屠宰场污秽、恶臭的环境。从1870年到1940年及以后的变化逐渐降低了那些艰苦繁重的工作与不太繁重的工作之比，经济学家所说的“工作负效应”也显著下降。文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等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其工作即便不是非常愉快，至少也比过去少耗费体力。与此同时，工作时间稳步下降，从1900年一周通常工作60小时减少到1940年以后一周通常工作40小时。
本章将首先描述美国人普通工作经历的变化。成年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活过65岁，退休的概念产生了。在1870年，对于能活过65岁的少数男性来说，65～75岁年龄组的男性劳动参与率达到了惊人的88%。随着预期寿命提高，65岁以上人群的生活转变产生了新的重要意义。在187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仅为34%，到1940年已跃升至56%，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77%。
正如老年人口一样，变化同样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在1880年，12岁以后花费在全日制教育上的时间快速下降，很少有年轻人进入高中，在14～15岁的男孩中，劳动力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50%。但到1940年，随着受高中教育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童工几乎消失了。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在1940年后大大缩小。14～15岁的女孩不太可能像男孩一样参与市场上的工作，但高度参与家庭生产，作为母亲操持家务的帮手做很多艰苦的家务劳动。正如我们在第3章描述的，女装和童装大多是从商店买布料在家缝制的，女孩要全力投入，与母亲一起为全家人做衣服。
工作环境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改善，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变化，远离了最令人不愉快和最危险的职业；二是同样重要的，主要职业的工作环境不断改善。到20世纪40年代，没有一个职业的转变比农业更彻底，19世纪70年代原始的马拉犁在1910年后被燃气机，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拖拉机替代。在制造业中，随着落地式和手持式电动工具替代了靠橡胶和皮带低效传动的集中式蒸汽动力，工人变得更加独立。1870年后，钢铁行业逐渐消除了炎热和危险的工作岗位。在1900—1920年进步时代期间，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和其他食品相关行业恶劣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1911年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后，工作环境骇人的血汗服装工厂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当年的纽约内衣工厂和近年来揭露的孟加拉国服装厂差不多，生产环境差得要命。
1940年之前，工作生涯始终存在的问题是不安全感，不仅包括周期性的失业风险，还包括任意解雇的风险。这种任意性体现在公司会任意解雇一个已丧失高强度劳动能力的工人，也体现在季节性的停产或者公司特定车间停产，遣散工人时不提供任何收入补偿。本章也认为，教育能发挥多种作用，包括消除童工现象，让青少年的生活变得更愉快，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章会讨论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增加支出提高教育程度的一些成就，至于各级政府在提高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其他贡献，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青少年和老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成人劳动参与率的历史趋势是劳动经济学最常见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年的劳动力性质。如图8.1所示，成年女性（25～64岁）劳动参与率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870年的12%提高到1940年的26%，又从1950年的32%提高到2000年的72%。尽管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后，女性一次性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更多是逐渐演变的。唯一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时期是1910—1920年。在1880—194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每10年平均增长2.2个百分点，而在1940—2010年，每10年增长6.5个百分点。
图8.1 1870—2010年按性别划分的25～6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HSUS序列Ba 393-Ba 400，Ba 406-Ba 413，Aa 226-Aa 237，Aa 260-Aa 271，以及2012 SAUS表7和表587。
从1890年至1980年，所有年龄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提高了，但25～34岁年龄组比4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的速度要慢一些。节省时间的现代家用电器带来了更多的女性劳动力供给，同时文秘、销售、护士和教师等青睐女性的职业导致更多的女性劳动力需求，所有这些，都导致“二战”前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上升，“二战”之后快速上升。
在本章涵盖的1870—1940年这段时间，25～64岁的男性劳动参与率稳定在95%以上，每10年仅下降0.4个百分点。在本书第二篇第15章我们会看到，壮年男性劳动参与率1970年后加速下滑。
青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教育机会的扩大和对童工迫害的结束。图8.2显示了按性别划分的10～15岁和14～15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1880年，10～15岁男孩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比重达到惊人的30%，14～15岁男孩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比重甚至高于50%。这些比例反映了有偿雇用，排除了在农业家庭从事无偿劳动的青少年，因此，19世纪后期青少年的实际劳动参与率肯定要高得多。1910年至1940年，14～15岁男性劳动参与率从42%下降至10%，这与同期高中入学率提升最快恰好一致。
图8.2显示，在每一个年龄组和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青少年女孩的劳动参与率比男孩少了一半。14～15岁女孩的劳动参与率在1910年达到20%的峰值，随后到1940年已降低到4%。虽然相比青少年男孩来说，女孩参与市场工作的重要性相对较小，但如果考虑到家务劳动，这种差距很可能会逆转。在19世纪末，用现代标准看，日常家务劳动非常艰苦，女孩在家务生产的每一方面都是母亲的助手，从打水洗衣做饭到做衣服，再到照顾更小的孩子，都是如此。
图8.2 1870—1970年按性别划分10～15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HSUS序列Ba 356—Ba 390。
图8.3涵盖了16～24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当我们分析年龄较大和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劳动参与率时，同样会发现1940年之前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1940年之后，差距逐渐缩小，但趋于一致的情形绝大部分发生在1960—1990年。对年轻男性来说，劳动参与率从1910年的87%下降到1970年的63%，随后在70年代出现了短期的逆转。年轻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反映了“二战”前中学教育的普及和“二战”后上大学人口比例的增加。
图8.3 1870—2010年按性别划分16～2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HSUS序列Ba 391，Ba 392，Ba 404，Ba 405，Aa 223，Aa 225，Aa 257，Aa 259，以及2012 SAUS表7和表587。
对男性来说，如图8.4所示，在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65～7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得更快。在早期，由于人均预期寿命较短，65～74岁的人比较少，但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在增加。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人们会惊讶于竟然有88%的65～74岁的人还在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社会保障制度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出现，更没有针对农民和城镇体力劳动者的私人养老金计划。由于妇女很少有工作，老年男性只有一直工作，直到生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死亡为止，别无他途。一个直截了当的概括可能是“他们工作至倒下为止”。
1870年老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88%，这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一些客观判断：1870年，只有25%的美国人居住在城镇。这么高的老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祖父在农场帮着做家务或者在家庭经营的杂货店帮忙。在城市里，老年男性可能不会在工作繁重的建筑工地或工厂工作，但可能是零售或服务场所的帮手，类似于今天在沃尔玛工作的老年“迎宾员”。65～74岁老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870年的88%下降到1940年的53%，再下降到1990年的24%。老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没有出现类似的下降，在1870—1940年基本上为10%或略低于10%，1940—2010年略高于10%。无论怎样，很显然，在罗斯福新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很久之前，65岁以上男性就开始有退休的了。
图8.4 1870—2010年按性别划分65～7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HSUS序列Ba401，Ba402，Ba414，Ba415，Aa238，Aa240，Aa272，Aa274，以及BLS表3.3。
本节出现的三大主题是：（1）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逐渐与男性相当；（2）教育兴起和童工消失；（3）退休制度在19世纪后期仍未建立，但逐渐向现代社会转型，劳动合同和养老金计划使男性（现在也包括女性）从60岁开始就能享受闲暇生活。
工作：繁重、乏味、危险和不稳定
在过去140年间，工作的不愉快（经济学家称之为“负效用”）显著降低了。尽管家用电器带来的家庭生产改善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增长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人们很少关注工作不愉快减少的问题。经济发展改变了职业分布，节省劳动力的电动和气动机械降低了特殊工作任务的难度，减少了工作中的不愉快。
产业的增长和衰退如何影响就业的产业结构呢？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工作条件比其他大多数产业更加艰苦，因此，从这些行业转到另一些行业将降低工作的负效用。在1940年之前，特别是在1930年之前的多年时间里，铁路雇员伤亡事故高发，铁路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不愉快的。
从职业角度而非产业角度对就业进行分类，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如表8.1所示，我们将1870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插入三个中间年份1910年、1940年和1970年。这种分解使我们能够对艰苦和重体力工作所占比例与那些不愉快程度较低的工作所占比例进行数值估计。职业排序是从最上面最不理想的工作开始排到下面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在第（1）行，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从1870年到1970年持续下降，到2009年几乎消失。在1870—2009年，44.8%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其他行业。
蓝领就业包括工匠、技工、重体力劳动者，其中大部分在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通信业工作。1870—1940年，这些职业所占比例从33.5%增加到39%，然后缓慢下降到1970年的35.8%，随后快速下降。在蓝领工人中，工匠的地位较为稳定，1870—2009年所占比重仅从11.4%下降到8.3%。技工中有许多是制造业的流水线工人，在1870—1940年所占比重从12.7%快速增长到18.2%，随后经历了长期下降至2009年的10.2%。蓝领就业结构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变革，机器人取代流水线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和离岸业务使得制造业就业的比重与战后初期的峰值相比有所降低。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于搬运和挖掘等体力劳动被机动车和日益先进的机器所取代，“重体力劳动者”这一职业类别几乎消失了。
表8.1 1870—2010年 注释标题 原书此处即为1870—2010年。——编者注 按就业类别划分的劳动力的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1870—1970年数据来自HSUS序列Ba1034-Ba1046；2009年数据来自2011 SAUS表605的自雇者和表615的雇员。
虽然1870—1970年蓝领工人的比重没有降低，但农业劳动者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加的白领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我们注意到，在表8.1中的白领工作类别中，家政服务人员的类别几乎消失了，从1870年的7.8%下降到2009年的0.6%。在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类别中，经营业主的份额大幅下降，尤其是在1940—1970年，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比重却成倍增加。1970年后，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比重的绝对数增长最快，人们因此批评美国的商业公司已经变得过于臃肿和官僚化。专业人员比重的绝对数增长最快的时间发生在更早之前的1940—1970年，1970年后仍然以较低的速度保持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专业人员份额的不断上升反映了教育和卫生部门就业的比例上升；而且，专业人员类别的增长也是大学毕业率不断提升的自然产物。
最简单地概括减轻工作负效应的这一转变，是直接加总计算从事相对不愉快工作的就业人员比重，无论他们是在户外工作，经受风吹雨打，包括提重或挖掘，还是在自动流水线做单调重复的动作。为此，我们将所有从事农业劳动、蓝领工作以及家政服务工作的人都视为从事“不愉快的”工作，将其他人视为从事“愉快的”工作。这种两分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零售店的收银员可能与流水线工人一样从事重复单调的工作，但制造业或建筑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可以创造出让其感到自豪的作品。
然而无论如何，自1870年以来，工作性质的转变是非常惊人的，因为那些不愉快的职业所占的比重从最初那些年的87.2%下降到2009年的21.6%。而且下降速度相对稳定，每10年约下降5个百分点，其中，1870—1910年的下降速度最慢，每10年约下降3.2个百分点，1940—1970年下降最快，每10年约下降6.8个百分点。
基于工作不愉快的两个维度，即一种是身体劳累和费力，一种是不挑战体力但重复和乏味，我们转向三分法，情形变得稍微复杂。首先我们划分出真正不愉快的工作类别，包括农业劳动者、蓝领工人和家政服务人员。中间一类是乏味和重复性工作，包括蓝领工匠、技工以及除家政服务人员外的其他服务人员。第三类被称为“非常规认知”类，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
依据这种三分法，1870年后跨世纪的大转变主要是从真正不愉快的工作到重复性的职业，而向“非常规认知”类就业转变的空间很小。只有在1970年以后，由于非常规认知类工作取代了真正不愉快的工作和重复性工作，工作性质的转变才呈现明确的积极进展。不愉快的工作与非常规认知工作之比1870年为7.9，1940年为2.1，2010年为0.1，这是美国过去140年经济增长的伟大成就之一。
无论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上述职业分类都大大低估了工作环境的改善，因为他们假设一份既定职业的工作在2009年和1870年都是一样的，都充满繁重、艰苦、乏味和重复。只需要来对比一下：1870年农民用马或牛拉犁，自己在后面扶犁，要遭受日晒雨淋和昆虫的侵袭；但在2009年，农民坐在带空调的巨型约翰迪尔拖拉机驾驶室里，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进行精准播种和确定间距。2009年的农民在台式电脑屏幕或平板电脑上读取农业报告，了解农作物的价格。
这种变化的维度扩展到几乎所有职业。在本章后面对钢铁工人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一些最不舒服和最艰苦的工作，特别是那些暴露在高温环境之下的工作，早在1890年就已经开始消失了。正如重体力劳动工作被逐步淘汰一样，重复性工作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改变，空调减少了重复性制造、文秘和销售工作的不适。“二战”之后，存储式打字机、大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消除了文档的重复录入，银行对账单、电话账单和保险单也不用人工录入了。
每周工作：更少的小时和更少的天数
在19世纪后期，不管是不是重体力劳动，都会因为时间长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疲劳。在我们的故事开始时的1870年，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下降到每天10小时，而1830年开展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机构认为每天工作11小时以上是常见的做法。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1.5～12小时，直到1874年法律规定每天工作不应超过10小时。在19世纪后期，一个工人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到1920年，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6天，每天8小时，再到1940年，每天工作同样的时间但每周工作5天。从1940年之前经历了剧变之后，标准的40小时全职工作周在战后保持了惊人的70年稳定状态。
工作时间的快速减少使凯恩斯在1931年做了一个非常有名但事实证明非常错误的预测，即社会生产率会快速提高，使每个工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我们的劣根性仍然会根深蒂固，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畅意，他就必须干一点工作。比起现在的富人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为自己多做些事。如果有些什么细小的任务要担当，或者有些日常琐事要料理，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当工作量超过这一限度时，我们将努力减轻每个人的负担，对于到那时仍然必须完成的一些工作，我们将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分配。3小时一轮班或每周15小时的工作，也许会使上述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以缓解。 注释标题 参见Keynes（1931，第363页）。
图8.5显示了测算工作时间的两种方式。深灰色线呈现私人非管理类生产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这些数据序列从19世纪90年代时约为每周58.5小时下降到1950年后的每周41小时左右。下降开始于1900年，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加速下降，在20年代停止下降，然后在大萧条时期骤然下降。如果跳过大萧条和“二战”，我们会发现，每周工作时间在1900—1923年由58.5小时下降至49.6小时，在1929—1950年又从48.7小时下降到41.1小时。
图8.5 1870—2013年非管理类生产工人的平均周工作小时及雇员人均工作小时
资料来源：平均周工作小时，1964—2013年的数据来自圣路易斯联储经济数据（FRED AWHNONAG）序列数据；1947—1963年的数据来自Jacobs（2003）表2.6第一列并做了同口径调整；1900—1947年的数据来自HSUS序列Ba 4575并做了同口径调整；1900年前的数据来自Huberman（2004）第977页表4。雇员人均工作小时，1870—1948年的数据来自Kendrick（1961）表A-X和表A-VI并做了同口径调整；1948—2013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当期就业调查数据并做了同口径调整。
图8.5中浅灰色线是整个工作时间与雇员总人数的比率。这条线的走势有很大的不同。每周工作时间缩短限于中高收入阶层的雇员，他们不在生产工人序列。更重要的是，浅灰色线包括了农业劳动者，深灰色线却不包括。由于1899年时约一半的就业是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时间是每周45.5小时，而制造业通常是60小时或以上，因此，1870—1940年浅灰色线下降的幅度仅是深灰色线的一半。
战后的两列数据趋势差异很大。生产工人数据序列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周全职工作小时数在战后一直相对稳定，小波动主要是周期性的。但更广泛意义上的雇员人均工作小时显著减少，尤其是在1950—1980年。这主要反映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且倾向于从事兼职工作。更长的假期、更多的节日和更长时间的病假都推动工作时间与就业人数之比不断下降。
美国其他领域的许多进步，从电气化到机动车的出现，再到婴儿死亡现象的消失，都集中在1900—1940年这段很短的人类历史中，工作时间快速下降也是如此。克劳迪娅·戈尔丁将1910—1920年工作时间下降的部分原因归结于进步时代的立法，这些立法对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做出了限制。1940年以来的进步不仅使正常的全职工作时间很少得到减少，而且有些还产生了反效果，违背一些人的意愿，促使他们做兼职工作，因为雇主试图逃避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费用，而在很多情况下，雇主不需要给兼职雇员支付这些费用。在2015年4月，足足有660万人在从事兼职工作，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更愿意从事的全职工作。
多拉·科斯塔发现的新调查数据显示，按职业和性别划分的工作时间偏差很小（高收入群体除外），这一结果令人惊讶。她的大样本数据涵盖了19世纪后20年的好几个州，记录了男性平均每天工作10.2小时，女性工作9.5小时。工作通常是从早上7：00到下午5：30，包括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事实上所有受访者在周六都与工作日工作同样的时间。每周大约60小时的工作强度与图8.5所示的生产工人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同。科斯塔使用的调查仅限于非农经济，因此不包括农业劳动者，而农业劳动者从全年来看周工作时间较短，因为他们在冬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此，科斯塔的数据为图8.5的深灰色线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与基于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的浅灰色线并不矛盾。
科斯塔的调查证据说明，在1890年，工资收入处于最低10分位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而工资收入处于最高10分位的人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林德夫妇在1925年对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调查，再一次证实了工人阶层和中上阶层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别，他们发现普通工人阶层每天从早上7：00开始工作，而商人阶层通常从上午8：30开始工作。
对减少工作时间这一运动的解释集中在企业和工人领袖广泛传播的理念，即减少工作时间会提高工作业绩和增加产出。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实际工资使逐渐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可能，因为每周60小时到72小时的繁重工作使男性劳动群体筋疲力尽，只有很少时间或者几乎没有时间享受闲暇，更不用说帮助妻子干家务了。由于这些压力，周工作时间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和20世纪头20年内，出现了四次快速下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而且存在争议。有工会组织的一些行业率先起步，而联邦政府限制工作时间的第一部法律的出台，也使铁路雇员在1916年就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许多州开始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时间，这是进步时代的一个表现。政治家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包括1912年进步党纲领中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的政策呼吁，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8小时工作制的支持。
美国农场主：遭受阴晴不定的天气、侵蚀的土壤和不可预知的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农业依靠土地的肥力、天气，以及借助动物和机械动力减轻人类上千年来忍受的重体力劳动。我们在此关注肥沃的中西部和大平原地区，当时成百上千万人从东部或国外移民到这里。1862年出台的《宅地法案》，为每一个想要获得并垦殖土地的人提供了160英亩的免费土地，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向西扩展。1862—1913年，联邦政府向定居者授予250万英亩宅基地权益，30个州有400万定居者向联邦政府申请2.7亿英亩的土地权益，占美国当时面积的10%。联邦政府的这一鼓励政策使边疆向西推进到俄克拉何马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北达科他州。然而，最终只有约40%的土地权益变现。“干旱、虫灾、低（农产品）价格，以及与世隔绝，致使成千上万的农场被废弃”。
从欧洲或者美国东北部地区来的移民对气温的变化毫无准备。来自堪萨斯州的早期回忆录记载，阴凉处的温度为108华氏度（约为42摄氏度）。“风是炎热和干燥的，草都要烤干了，见火就着……小花园……也枯萎了，许多妇女开始痛苦地抱怨孤独和没有树荫，中午的小木屋就像烤箱。”平原上的其他危害包括夏季和冬季的强风，冬季暴风雪来临时的严寒，原始小木屋里几乎无处藏身，另外还有虫灾，1874年蝗虫入侵最为严重，蝗虫肆虐农作物，受害面积从达科他地区直到得克萨斯州。
虽然土地过度扩张的最终结果直到1934—1936年沙尘暴灾害之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水土流失的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大平原的原有植被，包括野牛草，开始毁于19世纪70年代的野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牛羊放牧，又进一步受到耕种小麦作物的破坏。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整个大平原地区都遭受中度至剧烈的面蚀和轻度至剧烈的风蚀……每平方英里千万吨的土壤被风和水卷走……仅密西西比河每分钟在墨西哥湾就沉淀15吨泥沙”。
即使土地最初可能是免费的，但建设一个农场难免需要费用。中西部地区并非完全没有树木，在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森林里，必须砍伐林木。据估计，一个劳力再加上一群牛一个月才能砍伐一英亩。在没有树木的大草原上，必须除去草皮，由于“草根千年以来几乎坚不可摧地缠绕在一起”，所以除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建立一个农场的估计总费用依据农场的位置和规模而异，但一组估计表明，在年均工资约为400美元时，一个农场的年花费从40英亩农场的981美元，到160英亩农场的3013美元不等。结果，许多农民因为储蓄或贷款不足而无法拥有自己的农场，从而变成佃农。在1900年，佃农经营农场的比例从65岁人口的20%到25岁人口的60%不等。
无论农场位于干燥的大平原还是更青翠的中西部地区，无论经营者是业主还是佃农，在某一季节内每天的日常农活变化都不大，但季节之间的变化较大。农场家庭在黎明时起床，父亲和男性孩子早餐前就去户外喂动物、挤牛奶、捡鸡蛋。虽然城市只有少数居民不幸从事街头清理动物粪便工作，但所有的农场男人，特别是青少年，都不得不每天或每周清扫马厩、猪圈和鸡舍的动物粪便。
春种、夏忙、秋收都要靠手工劳动，农场里能帮忙的也就是几头牲畜。将饲料青草变成干草，与收获玉米或小麦一样，有很多工作要做。奶牛生小牛时需要格外关注，春季尤其如此，在春季还要给绵羊剪羊毛。在冬季，农民们“打连枷、剥玉米粒、做烤烟……他们修围墙、修家具、修挽具……搬家。在北部地区，农民在冬季切割冰块以供出售或夏天使用。”
在19世纪后半叶机械化发挥作用之前，由于低生产率和收获时间有限，农民能耕种的土地也很有限。如果全部农作物必须在两周内收获，一个硬劳力收割一英亩土地需要整整两天时间，那么一个农场主的种植面积按雇用的工人算每人不能超过7～10英亩。因为农业劳动者非常难找，尤其是在收获季节，这就使农民家庭有明确的需求生养更多的孩子。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多元化，种植在不同时期成熟的作物，将收获季节尽可能多延长几周，以及在机械设备发明后尽快采用。美国农业的机械化，虽然落后于制造业，但超过了欧洲。美国中西部的广袤土地能够让巧妙的发明者找到一些方法，在减轻人类劳动投入的同时，获得同样的农作物产出。
上千年来，农业劳动都是重体力、长时间和依靠肌肉力量。在19世纪，农业逐渐发生了转变，主要动力从人力转向马和机械设备，后来内燃机最终替代了马匹。在19世纪30～40年代之前，很少有马匹从事农业生产。到19世纪，从金属犁开始的机械工具的发展使马成为重要的动力来源。几十年后，铸铁犁被能够减少拉犁所需动力的钢犁取代。一个减少人力苦差事的简单发明是坐式犁，农民可以坐在上面而不是跟在后面，不久就发明了多铧犁，可以同时犁好几行地。
一些发明家，包括胡塞（Obed Hussey）和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对1833—1834年机械收割机的发明共同做出了贡献，它能比五名镰刀手收割更多的粮食。麦考密克的最初模型是一个能收割稻谷的原始装置，“有一个旋转的卷轴，把稻谷吸卷进去扫入一个平台，人一边跟着平台走一边把稻谷耙成堆。到1880年，这一机器能自动用麻绳绑好一捆捆的稻谷”。所有这些收割机，虽然越来越复杂，都需要一两组或更多的马来拉，但不断的改进使它们变得更轻，马拉更省力。除了用马拉犁、收割机和其他移动的机器外，“马还通过类似于快走、踏步等为拖拉渡轮提供动力的方式，为打谷、玉米脱粒、磨面、打捆、打包以及扬场提供固定的动力。”
马匹在19世纪中后期2/3的时间里用于农业，在同一时期，如第5章中所述，马匹越来越多地成为城乡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农业的机械化滞后于制造业，部分原因在于蒸汽机太昂贵、太笨重，个人农场无力购买。因此，在农业生产和城乡交通运输中马匹比蒸汽机更占优势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蒸汽机体积庞大和成本高昂（另外还给城市带来噪声扰民，机器震动破坏街道）。需要设计一台自驱动的、能够在“柔软不平的地面运行而不下沉或翻倒的燃气机。换句话说，一台像马一样自驱动的燃气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内燃机的出现。
虽然干旱、高温和虫害仍是大平原上独有的问题，但即使在中西部距芝加哥不到200英里的最肥沃地区，农场主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要遭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如果他们无法保护自己和牲畜免于暴风雪的危害，面临的后果就是债务不断增长。他们日益依赖国际商品市场，面对的价格“像天气一样不可预知”。良好天气和丰收将导致供给过剩和较低的农作物价格，而需求不断增长导致的价格上涨诱使农民继续往西发展，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种植更多的粮食，这又会使粮食价格下降。“这种情况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处在时好时坏的边缘。”
在20世纪的电影和电视剧中，集中展现西部形象的是牛仔而不是自耕农。在冷藏列车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把牛直接赶到那些作为消费目的地的城市。牛仔的主要工作是喂牛，在牧场上把牛养肥，聚拢牛群，再把牛赶到目的地。聚拢牛群是牛仔文化流行形象的中心，在铁丝网围栏发明之前，它取决于开放的牧场范围。铁丝网围栏让牧场主能够保护自己的牧场，不让别人的牛侵入。牛仔们没有自己的牛，他们是拥有牛群的牧场主的员工。牛仔的工作条件可以被形象地描述为：
当你彻底掌握了养牛业务之后，这包括学会不怕让泥土进到你的耳朵里，不怕骑马跳入冰冷湍急的溪流里，不怕让你的马全速奔跑，在漆黑的夜里设法让受惊的牛群停下脚步，根据受惊公牛的蹄声判断行进路线，这样你就能得到高工资，每个月可能从25美元到60美元不等。 注释标题 引自Charles A.Siringo（1886）的《得克萨斯牛仔》（A Texas Cow Boy），参见Danbom（2006，第167-168页）。
到1915年，关系农民家庭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拖拉机和小型联合收割机开始为买得起它们的农场主减轻种植和栽培任务。在1935年，6.1个人工小时就可以收割一英亩小麦，还不到1880年所需20个人工小时的1/3。到1940年，通过观察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种植小麦的农场主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变化，“我们这里不再种植小麦，我们制造它……我们不是农夫，也不是农场主，我们生产一种产品来卖”。农业学校和种子公司的研究部门在开发杂交玉米种子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种子能带来更大的收成，有更强的抗旱和抗虫能力。到1940年，全国杂交玉米的种植比例已经达到24%，艾奥瓦州达到77%。
本节主要涉及美国中西部和大平原各州的农场，那儿的环境虽然不安全和不稳定，但要比原南部邦联各州强过好几个数量级，原南部邦联各州实行分成制，以前的奴隶变成了佃农。事实上，佃农在南部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常见。1880年，在8个中西部的核心州，佃农经营的农场比例为19.2%，相比之下，在深南部（Deep South）的6个州，这一比例高达43.1%。到1920年，差距进一步拉大，分别为28.9%对60.9%。这些比例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在南部，黑人佃农的比例约为75%。
分成制不同于标准租约的地方在于，地主拥有建筑物、工具，可能还有骡子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雇用佃农和佃农全家做通常与棉花种植有关的所有农活。通过付出劳动，佃农会获得他所种作物的收入的一半。因为在工资支付之前农作物仍归地主所有，所以，这样的安排等同于使佃农成为一个工资劳动者。由于工资直到农作物收割后才能拿到，佃农不得不向地主借债购买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又由于债务总额往往超过农作物的价值，佃农实际上变成契约仆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南方生活，特别是对黑人佃农来说，是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绝和缺乏联系的。许多农场家庭成员从未走出过他们的出生地。道路很差或几乎不存在，出行只有靠步行、骑马或马车。在东北部和中西部非常普遍的罢工在南部大中城市都不曾出现。绝大多数城镇只有一个十字路口。
疾病、高温和危险：美国的非农工作环境
在本书第一篇所述的1870—1940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转变，从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国家。在城市地区（超过2500人的地方）生活的人口比例从1870年的25%增长到1900年的39%，1940年又增长到57%。美国城市人口从1870年的980万增长到1940年的7430万，增加了6倍多。城镇增长的人口不仅包括认为城市优于农村而选择了城市生活的国外移民，还包括从农场迁移到城市的移居者，他们或因为收成不好、气候恶劣、止赎（foreclosure）、破产而被赶出农场，或者认为城镇能有更高的工资、更好的闲暇活动和更少的隔离而主动离开农场。
采矿业紧随农业之后，工作环境也非常艰苦和危险。虽然没有受到变幻莫测的天气或成群昆虫的危害，但由于很大一部分矿工都在地下而不是在露天矿坑工作，所以采掘业有其自身固有的危险。当木支架断裂以及经常出现的因为管理方要求多生产而粗心大意时，就可能发生塌方。空气总是潮湿的。爆炸是常见的威胁，因为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可能被煤油灯点燃，20世纪30年代之前煤油灯是用于照明的唯一形式。任何矿物的开采过程都可能引起肺部疾病，但煤炭开采带来的独特的尘肺病会使煤矿工人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在冬季，矿工可能整整一个星期都看不到阳光，因为他们在日出之前就开始了10小时的轮班工作，轮班结束后太阳就下山了。
煤尘碎屑钻进皮肤，永久不能移除。矿工在巷道里工作时必须弯下腰来，最后佝偻得像个侏儒，工作极度劳累，浑身酸痛。 注释标题 参见Smith（1984，第222页）。
紧随采矿业之后的糟糕工作环境是芝加哥等地的大屠宰场，我们在第7章中已经谈到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描述的情景与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之间的联系。从工人进入工厂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要接受无法忍受的气味、景象以及包括动物尖叫声在内的噪声的联合打击。芝加哥的一些公司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方法，甚至早于亨利·福特在汽车行业的应用。这份工作不仅令人厌恶，而且枯燥乏味，每个工人都站在同一位置，整天做着同样的“刮削、分切、掏内脏的动作”。更糟糕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波动，不可预知。当屠宰工人早上离开家上班时，他们不知道是在中午还是在晚上9点回家。
在钢铁行业，极长的工作时间和糟糕的工作环境使劳动者的不幸生活更加晦暗。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12小时工作制替代了10小时工作制，每两个周日工作一天成为常态，工作环境更加恶化。钢厂取代了铁匠铺，而工厂必须连续作业，企业对工人加紧了控制，坚持每天12小时两班制而不是8小时三班制。每周工作时间介于72小时至89小时之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成功废除每天12小时工作制的改革运动。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910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将近3/4的钢铁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平均而言，钢铁行业劳动者每周工作72.6小时。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钢材需求大幅波动迫使管理者必须无情地削减成本，否则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当一吨钢的价格从1880年繁荣期的85美元降至1885年萧条期的27美元时，只有成本最低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除了原材料以外，炼钢最重要的成本是劳动力成本，企业会不断努力减少劳动力需求，同时尽可能削减工资。人称“队长”的工头加快工作节奏。一位来美国访问的英国钢铁制造商离开美国后写道：
在这个国家，老板驱使雇员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们从雇员身上压榨最大的工作量，而雇员似乎没有反抗的意愿或能力。 注释标题 引文和关于钢铁价格的事实描述引自Brody（1960，第3页和第28页）。
另外两位英国游客，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在1886年访问美国。他们发现，美国雇主对工人的体能要求明显高于当时的英国。“美国劳工比英国更早地开始工作，工作更加勤奋，而且平均死亡年龄几乎比英国早10年。”他们发现，最温和的违规行为都要被罚款甚至被列入黑名单，受到恐吓，“许多工人告诉艾威林夫妇，他们害怕被人看到与他们夫妇交谈，怕因此失去工作”。许多员工被迫签署誓言，承诺在雇佣期间不属于也不会加入任何工人阶级组织。
雇工不仅在压力难以承受的节奏中工作，而且工作环境是带有侮辱性的。没有储物柜存放外衣和外带午餐。洗手间和厕所较少且配备不足，经常没有肥皂和卫生纸。经理不肯在洗手间装灯泡，怕这样会鼓励员工在厕所里阅读，而不是回去工作。一些工厂配备了打扫厕所的服务员，但主要工作是记录工人在厕所花费的时间：如果在厕所待的时间过长，就会被扣减工资。因为没有可用的淋浴设施，满身污秽的钢厂工人在换班结束时，会把灰尘等脏东西都带到街上，一旦不小心碰到其他人，就会招致抱怨。
在使用机械之前，男人们不得不用铁锤将烧红的铁块锻成想要的形状，工厂管理者形容，这是“一份非常艰苦和折磨人的工作，他们在高温潮湿的水蒸气中连续工作，这样的环境本身就使人衰弱”。用钢铁工人的话来说，也就是“提前在地狱旁边工作”。随着机器取代了人力，不仅不需要那么多劳动者，也不需要那么多技工了，而在以前，培养一个金属成型技工需要多年经验积累。大钢厂用大量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同质劳动力稳步取代了能工巧匠。
林德夫妇的研究记录了从自主手工艺到机器驱动的同质化工人劳动力的转变趋势：
发明和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取代了工艺大师的肌肉和灵巧的手，不知疲倦的一组组钢铁侠一遍又一遍做着非常专业化的事情，而人类劳动者仅仅是“操作”或“照看”，使它们能按照叮当作响的有序而又重复的流程运行。 注释标题 Lynd and Lynd（1929，第39-40页）提供了制作玻璃罐的案例分析：‘1900年后不久，吹瓶机的发明……消灭了所有与此相关的技能和劳工并使几乎一成不变的传承自埃及的手工流程变得像石斧一样过时。’他们提供的细节可以让我们计算，每天每个工人生产十几种玻璃罐的数量从1890年的36个增加到1925年的825个，这意味着年均增长率为9%。
图8.6展示了机械化在推动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如图所示，我们选取了1869—1929年的每工时马力和每工时产出的年均增长率。我们发现在1869—1889年，两个序列都是增长的，尽管在这一时间段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相关，而在1889—1914年，每工时马力增长恰好两倍于每工时产出的增长。经过1914—1919年增长缓慢的短暂沉寂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每工时马力和每工时产出都快速增加，20年代末仍在快速增加，但速度有所减缓。
图8.6 1869—1929年制造业每工时马力和每工时产出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Jerome（1934）表15，Kendrick（1961）表D-II。
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出现爆炸式增长，经济史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保罗·戴维认为，1919年之后制造业生产率快速提高有一半应归因为电动机容量的增长。戴维认为，导致制造业电气化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是高电价，以及开发小型电机的时间太长，而小型电机能够提供足够的动力，替换以前将单个工作站与集中化的蒸汽动力源或水动力源相连接的转轴和皮带系统。戴维认为，向单一电机组转变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工作环境的改善。
天窗的发明使车间可能变得更明亮、更清洁，原来头顶上的传输装置已被架高，以前布满大量灰尘和油脂的各式旋转皮带也被拆除，原先这些地方都不在安全检查的视野内，被皮带卷入的工人有致残或死亡的危险。 注释标题 参见David（1990，第359页）。
工业伤亡者：死亡、伤害和频繁失业
19世纪后期，煤矿死亡事故发生的概率是每天一到两次。“事故源于冒顶、拉煤车失控、透水和爆破故障。”1930年，煤矿发生的每工时伤害几乎是制造业的5倍。煤矿工人并非独一无二，对于所有蓝领工人来说，工作场所都有生命危险。就在1907年上半年，阿勒格尼县（包括匹兹堡）的工厂、矿山和铁路等工作场所，共有526个工人死于事故，另有167个工人丧失劳动能力。在1870—1900年，匹兹堡每10万人的工业事故死亡人数从123人增至214人。据林德夫妇在1925年对工人阶层家庭的调查，在1923年的事故中，1/5的工人丧失劳动能力，从而失去收入，超过一半的工人损失了不到8天的收入，但29%的工人失去了三周或更长时间的收入。工人死亡率是每10万人50人。最危险的行业是钢铁业：
金属熔液溅到工人身上。不稳定的铁坯堆得到处都是，热地面穿透木底鞋烧到了脚。模具和高炉发生爆炸。机器没有防护罩。站在热炉旁边一整天搅拌铁水，引导它通过轧辊，直接运走，把物料倒入高炉，浇成钢模具，工人汗流浃背，尤其是在夏天，钢厂就像是地狱。 注释标题 参见Kleinberg（1989，第27页）。
那些选择逃离令人窒息的工厂和臭气熏天的屠宰场的人们，通常会选择从事建筑行业，尽管这份工作不稳定，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季节性变化。但建筑工人也会面临特有的一系列危险，他们可能会被脱落的沉重建筑材料砸倒和挤压致死或致残。在铁路站场上的户外劳动者会被行驶的列车撞死，这通常发生在夜间，语言不通的移民尤其容易受伤，因为他们不懂警示标识和信号。
对受伤工人或者死亡工人的家庭予以补偿的法律保障基本不存在。在19世纪晚期，法院的裁决假定那些在钢铁厂、煤矿、铁路或者洗涤业就业的人们已广泛了解并能够承担这些危害的风险。雇员之间的粗心大意导致受伤或者死亡不会被视为雇主的责任。管理人员通常将工伤事故归责为雇员的粗心大意和饮酒。
尽管在制衣厂工作可能被视为一份安全的职业，尤其是与在钢铁厂或者煤矿的工作劳累相比，但制衣厂的工作环境并不令人愉快。在纺织业占多数的女性移民不仅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也不安全。缝纫针可能刺穿手指，有时候会把手指切断。工人通常被锁在车间里。美国制造业历史上最著名的灾难或许是1911年3月发生的纽约三角内衣厂大火，火灾导致148名员工死亡，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年轻女工。这座工厂的工作环境与2012—2013年发生火灾的孟加拉国的服装厂极其相似：
火焰在八楼蔓延，许多工人跳楼致死。紧闭的大门上趴着大量烧焦的尸体。根据新闻报道，雇主为了防盗，工厂大门当时是锁死的。 注释标题 参见Taft（1983，第135页）。
那里虽然有防火通道，但是700名仓皇逃离的工人无法同时冲上防火通道逃生。衣服和头发着火的女工跳楼致死。这起悲剧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导致工作场所安全法规得到修订。
19世纪后期不仅工作极其艰难，男人要找到工作养家糊口也同样艰难。由于经济繁荣和萧条反反复复，他们不可能都找到想要的工作。1873—1878年发生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1893—1897年又发生一次，19世纪80年代中期和1907年经济危机后出现了短期经济衰退。从1907年经济大恐慌到1909年中，钢铁行业4万名高炉工人中足有一半失去工作。1880年是相对繁荣的一年，但匹兹堡工人阶层仍有30%的男性失业超过一个月。
不确定性是普遍的，不仅是下一年度的财务状况，还有下周的收入。根据当时的报道，工人有时到了班上才发现工厂已经倒闭，或者自己已被解雇。公司没有任何义务预先通知合约终止或提供遣散费。裁员时间可能持续一天，也可能是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总需求的不稳定首先对建筑和钢铁等传统周期性行业造成冲击，并很快扩展到服务业。当汽车销售量下降时，不仅汽车生产工人下岗，汽车经销公司的销售员也要走人。
在本书涵盖的1870—1940年的末期，失业对家庭收入的打击因联邦政府提供的失业补助得到部分缓解。1938年颁布新政之前，对工人失业补助完全是州层面处理的。在1910年至1920年的10年间，48个州（除了4个州外）都通过了工人失业补助立法。此前，如果有微薄的积蓄，失业家庭只有依靠这点积蓄度日，一些私人慈善机构也为这些家庭提供食物和住所，夏天的时候，在一些人口不多的城市，一些菜园也为这些家庭提供生活补给。中上阶层对失业工人阶层家庭因收入减少受到的打击基本不会同情（因为他们一般不会失业）。他们指责工人自找麻烦，把工人描绘成“愚蠢而危险的一帮酒鬼”。
妇女外出工作：职业歧视、低工资和重复劳作
在“二战”之前，与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女性有偿工作现象要少得多。未婚女性主要从事“适合女性的工作”，包括家政服务人员、文员、教师和护士。也有女性在制造业工作，主要集中在纺织和服装业，大部分职业女性是没有子女的年轻人或者是寡妇。正如钢铁行业的机械化消除了熟练工人的成就感，迫使员工沦为同质化和高度组织化的劳动力一样，缝纫机的发明创造了典型的血汗工厂，一排排妇女坐在缝纫机前，在监工催促下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工作。在1870年缝纫机出现之前，严酷的状况表现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较低的报酬：
我从黎明工作到日落，没有停下来吃一口东西，一天只挣25美分。在失业那段时间，我一天只吃一片饼干，为了找到工作四处奔波。缝制一件衬衫8美分，我一天早出晚归可以缝制三件。 注释标题 参见Kesslar-Harris（1982，第79页）。
虽然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多数女性没有工作，但如果认为在外工作比在家里工作更容易、更舒适，孤独感会更少，那么因此而外出就业的人就会感到极度失望。事实上，在大多数行业，女工的工作环境比男工的更糟糕。女工一般技术不太熟练，没有任何工会或其他支持团体，她们都挤在一些工资低、工作环境有点骇人听闻的行业。公司倾向于雇用女性，因为女性更善良，更关心家庭，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的想法，不太可能加入工会或采取其他抗议形式。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的机械化降低了工作的体力要求，雇主发现，女人可以与男人做同样的工作，而且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例如，机械化改变了鞋厂工作的性质，使女工比例从1870年的5%提高到1910年的近25%。
许多女工也在做男蓝领的工作，这些工作更常规化，个人主动性要求更低。一个例子是此前独立的产婆不复存在，因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医学协会要求过去在家里分娩的妇女去医院分娩，实际上打破了产婆的饭碗。女性图书馆管理员、护士和教师都要接受男性主管的监督。但是女性的工作环境也有一定改善。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思想前卫的女性第一次开始试探性地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从事的职业包括：
大学教授和校长、药剂师、摄影师、牙医、制造商和管理人员。一些不太富裕的本地白人女性成为秘书和文员，在这些扩大了的新劳动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注释标题 参见Kesslar-Harris（1982，第119页）。
在1920—194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部分来自农业产出份额稳步下降、服务业份额增加带来的对文秘人员需求的增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初中入学率和毕业率的激增；高中毕业率也从1910年的9%上升到1940的52%。第三个原因是家用电器的逐渐普及（如第4章所述），包括电熨斗、真空吸尘器、抽油烟机、冰箱和洗衣机。女性的工作从家庭服务和血汗服装工厂转移到文秘和销售工作，工作环境稳步改善，那些肮脏和艰苦的工作环境被更清洁和更舒适的现代办公环境和销售大厅取代，每周工作时间通常也减少了。
家庭妇女的命运：与世隔绝和所有家务活
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工人阶层的家庭主妇与那些受雇家政服务人员没什么区别。“结婚等于给一个女人判了在家做苦力的终身监禁。这是世界上最单调乏味的工作，女人无法逃避。”一个19世纪90年代在北达科他农场长大的孩子在做了祖母后回忆起当时在农舍中的生活：
（她）带着一丝怀旧之情回忆当时用洗衣盆、搓衣板洗衣服，用熨斗熨烫衣服，用铁锅和烧柴的灶做饭，种庄稼和保存食品，缝补衣服，清洗肮脏的煤油灯：“我讨厌再过这种生活。那时我们搞一次大扫除就要用整整一天时间。” 注释标题 参见Strasser（1982，第3-4页）。
在访谈期间，她推测大约在1923年，她们的农舍开始使用电灯，这是比较早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家庭都要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进入现代电力世界。
除了铸铁炉子之类的重要发明和手动打蛋器之类的小发明外，100年前的1900年左右，烹饪过程大致相同。厨房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通常也是唯一供热的房间。人们用手来和面，烘焙面包和蛋糕，没有美膳雅牌（Cuisinart）的厨具可用来切蔬菜，而且必须自己生火做饭。“在1900年，烹饪与其他家务活一样，妇女仍然是主要劳动力，她们的女儿则照着妈妈的样子学。”
家庭主妇的单调工作周周相同。“只有遇到严重疾病或意外灾难才能打破这个正常程序：周一洗涤，周二熨烫，周三修补，周四缝纫，周五从事其他清洁工作，周六烘烤食物。”每周的洗衣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直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在大部分美国乡村，在洗衣服那天，妇女先打来足够的水，装满一个大锅，再用煤或木柴加热，然后用凹凸不平的搓衣板洗衣服，洗干净后，用双手拧干，再把衣服挂在晾衣绳上。“届时需要取水，还要砍柴加热，用手清洗每件衣服，然后用清水漂洗干净，最后再清理灰烬，这就难怪那些有条件的人家经常雇用洗衣妇了。”随着收入的提高，一些人有财力把衣服送到商业性的洗衣店，因此洗衣店的收入在1919—1929年翻了一番。
在下水道出现之前，比洗衣服更令人不快的家务活是倾倒液体垃圾，包括“肮脏的洗碗水、烹调废油，当然还有夜壶里的排泄物”。洁净水源和户外未处理废弃物的消失不仅解除了妇女繁重的家务负担，也是导致婴儿死亡率在1890—1950年划时代降低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在1940年，33%的家庭仍然使用木柴或煤炭做饭，20%的家庭没有电灯，3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40%的家庭没有室内厕所，44%的家庭没有室内淋浴设施或浴缸，58%的家庭缺乏集中供暖设施。
自来水、下水道和家用电器的到来究竟为妇女减少了多少家务负担？根据林德夫妇在1925年对120户工人家庭进行的一次调查：2/3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妻子每天工作4～7小时。如果平均每天工作约6小时，每周7天全部工作，周工作时间约42小时，比当时男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48～50小时略少一些。3/4的受访者称，他们母亲的工作时间更长，但调查结果没说长多少。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来自同一次调查中40个“商人家庭”主妇的回应，这些妇女中有1/3雇用了一位全职家庭仆人，但是她们的母亲在1890年有2/3雇用了一位全职家庭仆人。从雇用全职仆人变为每周请人上门一次，这主要是出于费用考虑，“今天这类劳动一天的开支等于母亲那个年代一周的开支”。
雷米（Valerie Ramey）和弗朗西斯（Neville Francis）设计了一套更系统化的方法，将一周工作划分为不同类型。他们将男性和女性每周花费的总体时间按活动内容分为四部分：上班工作、家庭生产、闲暇时间和个人护理，后者包括睡觉、洗澡和吃饭。而闲暇的定义则取决于对特定活动的愉悦度进行评级的现代家计调查。令人惊讶的是，当按愉悦度分为1～10分时，工作的愉悦度为7分。我们注意到，工作的这种高愉悦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经过一个世纪，工作的愉悦度提高了，不再那么令人不悦。
基于活动愉悦度评级的调查结果，休闲活动（即比上班工作更愉悦的活动）包括了运动、与孩子一起玩耍、泡酒吧、看电影、阅读、散步、外出就餐、休闲旅行、兴趣爱好、婴儿护理、锻炼和园艺。家庭生产类别的愉悦度低于上班工作，包括做饭、购物、儿童和老年护理、来回跑腿、家务、房屋维修、支付账单、清理庭院、打扫屋子、洗碗盘、洗衣服和看医生或者到汽车维修店。
雷米和弗朗西斯根据四类基本活动，即上班工作、家庭生产、闲暇时间和个人护理，将整个20世纪的时间使用做了归类估计。他们的主要结论来自雷米单独写的一篇论文，文章指出，对于那些25～54岁的壮年人而言，家庭生产时间只有略微减少，从1900年的每周26小时减少到2005年的每周24.3小时，尽管出现了那么多从1900年的角度看令人惊奇的家用电器：当我们看到以下事实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那些壮年女性确实受益于家用电器：她们每周的家庭生产时间从1900年的50.4小时缩短到2005年的30.1小时，而同一年龄组男性的每周家庭生产时间从3.7小时增加到17.3小时。雷米和弗朗西斯估计，18～64岁女性的家庭生产时间在1925年是每周43.8小时，非常接近林德夫妇根据调查粗略估计的42小时。
20世纪的转型包括两种不同的趋势——女性家务负担减轻，男性工作时间减少，这样男性能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产，包括照顾孩子、房屋维修和清理庭院等工作。男性活动增加部分反映了从农村住宅到城市郊区住宅的转变，因为在农村时户外维护算作工作时间，而现在住在郊区的爸爸们需要修剪草坪和修补房子。从市内公寓到郊区住宅的转变也提高了土地与家庭规模之间的比率，要求男性做更多维护工作。
雷米认为，家庭生产时间几乎没有改变，因为在这方面男性多花的时间接近于女性少花的时间，所以家庭生产人均小时和户均小时看上去差别不大。在此基础上，数据进一步说明，每个家庭（包括青少年、妇女、男人和65岁以上的老人）在家庭生产方面花费的时间从1900年的每周78小时减少到2005年的每周49小时。虽然在这段时期家庭的平均规模几乎也下降了相同的比例，从每户4.7人减少到2.6人，但任何试图得出结论说家庭生产人均小时数没有下降的人都忽略了家庭生产的基本规模经济。家庭主妇在给全家做早餐或晚餐时，是为两个还是四个孩子做饭没有什么差别。
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家用电器的发展没有明显减少家庭生产时间，1925年林德夫妇的调查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受访者认为，虽然家务体力活减少，但被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抵消：
今天的人们更讲究饮食。在就餐时他们更关心怎样吃得更舒适，穿得更得体。从前我们的母亲不知道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但现在我们应该为孩子做这一切。 注释标题 参见Lynd and Lynd（1929，第173页）。
乔尔·莫克尔把这个谜题——家用电器的发明和推广没有减少家庭生产时间——称为“科万问题”（Ruth Schwartz Cowan problem）。莫克尔的分析与林德夫妇的调查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走得更远，他把这个问题与19世纪晚期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和提高卫生标准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要花更多时间打扫房间，而且也要花更多时间给孩子洗澡。当代人并不认为健康是不可避免的神的惩罚，而是个人责任问题。
进步确实提高了收入吗？
1900年左右，45%的蓝领工人是熟练工人，包括“铸模工、木匠、机械师、骡机纺纱工和煤矿矿工”，他们很难使其家庭生活水平脱离贫困。他们的餐桌上可能有充足的食物，但他们的幸福总是面临风险，他们可能失业、生病或受伤。工人按小时挣工资，为了保住工作，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美国，没有人会同情那些不幸的工人。他们被社会遗弃，工厂外有大量失业者在申请工作，经常是那些刚刚来自欧洲的移民。
比半熟练工人级别更高的工人属于工人阶层中的贵族，他们是不可替代的熟练工人，“包括许多轧钢工、机车工程师、制模师和吹玻璃工”。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些收入最高的体力劳动者年收入可以达到800～1100美元。而在工人阶层中约有1/4的人生活在底层，处于“赤贫状态。许多人以捡垃圾、乞讨和行骗为生”。
彼得·舍戈尔德对1906年匹兹堡的22个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进行了具体研究，结果发现，最高技能的工人（例如砖瓦匠）和技能不太高的工人（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达到2∶1。他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笼统地认为19世纪初美国工人阶层都在为生计挣扎，这个看法过于简单了。
匹兹堡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在两个世界……金字塔顶端是那些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人，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的房子，在室内浴室洗澡。他们的家庭能够享受到“美国标准”……金字塔底部是城市庞大的劳动人口，他们挤进简陋的旧式公寓和迅速老化的木质住宅，使用室外公厕和水龙头，隔壁就是钢厂和熔炉的噪声、强光和恶劣的气味。他们的孩子在坑坑洼洼的街道和开放的下水道旁边玩打仗，他们的休闲就是睡觉。 注释标题 参见Shergold（1962，第225页）。
到1914年，制造业名义平均工资增长了30%，从每小时17美分增加到每小时22美分，即每天2.04美元。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亨利·福特在1914年初宣布将高地公园工厂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产生的轰动效应。当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是为了降低劳动周转率，再加上一点点的利他主义。劳动周转率是一个普遍的地方性问题，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工厂依赖那些尚未结婚的移民，这些人四处迁移，只为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环境。举例来说，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个矿山负责人声称，他一年仅需要1000名工人，但前前后后共雇用了5000名工人。制造业工厂的无技能工作仅需要受过很少培训或根本没有受过培训的工人，这使得移民工人一旦对工作不满意，就马上辞职，并搬到另一个城镇，换份工作。
福特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多，但这样的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他把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结合起来。他新成立的社会部雇用了200名代理，他们要访问13000名员工的家庭，建议他们如何形成适当的生活方式。因为福特要求员工已婚，调查员家访的目的不仅要观察清洁标准，也要确保员工已婚。在家访中，单身男性员工经常借用年轻未婚女性扮演妻子。父爱主义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福特有法务人员帮助员工购置房屋；一支由10名医生和100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特别是为那些受伤工人；同时还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
但是，对于移民工人的那些非美国习惯，工厂并不宽容，100人因请假庆祝东正教圣诞节而被解雇。改革家塔贝尔（Ida Tarbell）参观了社区，打算揭露压迫性的福特体制，但是他最后总结说，“不管你们叫它什么——慈善、父爱主义或者独裁统治，结果是你的所有付出都物有所值”。
关于实际工资，图8.7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历史角度，它描述了非管理类生产工人每小时实际工资与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用指数来表达，1940年等于100。这幅图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1940年之前实际工资增长速度超过时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后来增长速度很慢，尤其在1980年之后。1980年后的这种分化现象与大量文献研究是一致的：1980年之后不平等扩大，劳动者收入份额下降，很大一部分生产率收益流向收入分配的顶层1%。
更令人困惑的是，1940年之前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快速增长，特别是在1920—1940年实际工资激增，尽管大萧条年代劳动力需求下降。这期间的工资增长率如图8.8所示。结果相当引人注目。在1870年至1940年的70年间，与劳动生产率相比，实际工资增长率几乎高出1个百分点，年增长率分别为1.51%和2.48%。但1940年之后，这个关系倒了过来，生产率增长2.25%，实际工资增长1.56%，两者之间的差异达到0.69个百分点。
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阶段是1910—1940年，增长率为3.08%。比1870—1910年高1个百分点。关于这一变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早期无限制移民压低了实际工资，而“一战”终结了大规模移民，美国在1921年通过了反移民配额限制，且在1924年和1929年进一步收紧配额。罗斯福新政立法对建立工会的鼓励也同样重要。结果，在1936—1940年实际工资增长率迅速提高，达到4.64%。
图8.7 1870—2012年生产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和实际时均GDP，收入分配底层的90%人群
资料来源：工资信息来自MeasuringWorth的生产工人薪酬；价格平减指数1929—2010年的数据来自NIPA表1.1.9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并做了同口径调整，1929年前的数据来自MeasuringWorth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做了同口径调整；GDP 1869—1928年的数据来自Balke and Gordon（1989）表10，1928年后的数据来自NIPA表1.1.6；总工时数信息来自BLS和Kendrick（1961）附表A-X。
1940年之前，特别是1920—1940年实际工资的快速增长，部分可以归因于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和鼓励建立工会的罗斯福新政立法，但是，技术变革才是推动实际工资提高的终极力量。这涉及许多方面——推、拉、装载和起重机器改变了就业结构，从普通体力劳动者转向从事重复性工作的专业操作人员，成为制定机器的布置方案、培训新员工和维护机器的主管、工程师及维修师。企业开始提高工资减少人员流动，因为，如果有经验的工人辞职，新来的人一开始肯定跟不上，装配线速度可能会马上减缓。这种工作性质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汽车工业的崛起及其采用装配生产线这一生产方式。19世纪70年代黑暗邪恶的钢铁厂和20世纪20年代福特与通用汽车装配线的平稳运行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8.8 1870—2010年生产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和实际时均GDP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工资信息来自MeasuringWorth的生产工人薪酬；价格平减指数1929—2010年的数据来自NIPA表1.1.9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并做了同口径调整，1929年前的数据来自MeasuringWorth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做了同口径调整。
童工：教育的机会成本
正如图8.2所示，1920年之前童工很常见，尤其是14～15岁的男孩，1870年的劳动参与率达到50%。农民让孩子五六岁就做简单的家务，比如捡鸡蛋。一些做餐厅等生意的人也让很小的孩子参与工作。“我大约五岁起就开始在餐厅洗盘子……我站在一个可口可乐箱子上洗盘子”，一位童工后来回忆道。纺织厂愿意雇用童工，因为他们能在机器之间狭窄的空间里穿梭。一些家长需要额外收入来填补家庭预算窟窿，因此经常鼓励10～15岁的儿童谎报年龄找工作。
这些全职的小工人实行8小时到12小时轮班制。有一些公认的“男孩工作”。在煤矿，8岁的男孩担任矿井风门“看门工”，他们不断打开和关闭风门，使运煤车顺利穿过地下通道。“碎煤男孩”从开采出来的煤炭中挑出并扔掉杂质。在制造业，男孩将冷却铁板切割成条状，开关炉门，以及为熟练的吹玻璃工人开关模具。男孩和成年女性一样，每小时工资通常是成年男性的一半，日工资为0.75美元至1.25美元。
尽管到1890年北方大多数州有强制性的学校出勤和童工法律，但执行得并不彻底。南方各州故意不通过类似法案，以期与北方纺织工厂相比能占据竞争优势。但是在南北两方，纺织工人的孩子都是从学校一出来就马上进纺织厂工作。对于纺织工人家庭14～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美国东北部，76%已经参加工作，在美国南部四个州，94%的孩子已经挣钱补贴家用。上一代的不平等又变成下一代的不平等，那些收入较高的父母尽可能延长孩子在学校的时间，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旦结束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就立即成为劳动力。
与城市蓝领工人相比，农场家庭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多接受学校教育，因为农场青少年即使离开学校，也无法找到能贴补家用的工作。与城市孩子相比，农场孩子有更多自由，小城镇上的男孩也有更多的闲暇时光，而且不用那么辛苦，正如汤姆·索亚和其他小城镇故事中的年轻主人公一样。辛克莱·刘易斯以怀旧的笔触写道，他自己“作为一个孩子，过得很快乐，在索克湖游泳和钓鱼，或坐在木筏上到充满危险的河流深处游弋……步行去仙女湖野餐……好时光，好地方，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男孩来说，乡村就在不远处。“乡村道路引领着孩子捕鱼打猎，或者仅仅在树林里东奔西走，寻找刺激。乡村道路与赤脚男孩、狗和鱼竿是20世纪早期小城镇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那些童工，那些工业环境的受害者来说，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额外教育的机会成本是一个核心概念，可以解释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不同教育程度。城市制造业中心的机会成本最高，选择在制造业或血汗服装工厂工作就完全排除了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机会。农村青少年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因为只是指望他们在春耕和秋收时帮点忙，而且能按季节上学。事实上，高中毕业率最高的地区是美国中西部，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称之为“教育带”。1910年，除了新英格兰地区外，高中毕业率最高的州是艾奥瓦州、印第安纳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中北部各州排名要高于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各州。1910年，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高中毕业率与最早加入联邦的那些州差不多。
到1870年，北部和西部大多数孩子都识字，并完成了小学教育。但在1876年，在4500万总人口中，每年高中毕业生人数只有2万人。高中与小学的出勤率仅为6%。1870年，只有1%的适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1910—1940年是中学教育扩张速度最快的时期，如图8.9所示。尽管1910年美国青少年中仅有9%拥有高中文凭，到1940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1%，到1970年，达到了76.9%。在1910—1940年，每10年毕业率上升14个百分点，在1940—1970年，每10年上升8.7个百分点，1970年之后一点都没有上升。“二战”后中学出勤率和毕业率的激增使大学入学率迅速提高。
图8.9 1870—2012年17岁人群中公立和私立高中毕业生比例
资料来源：HSUS序列Bc264，NCES《教育统计摘要》（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13），表219.10（1985年后）。
结论
本书始终贯穿一个逻辑：在1870—1940年，世界从多个维度发生了革命。在每一章中我们都不断发现，在1870年至1940年间，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1890—1930年这一较短时期。此前各章显示了电气化、住宅网络化、汽车、通信、娱乐、婴儿死亡率与大多数传染病的根治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在很多维度，生活都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进步；到1930年，电、自来水、下水管道、电话、民用燃气或天然气几乎完全覆盖了美国城市地区，更不用说马车几乎全被汽车取代。
本章列举了1890—1930年取得的进步，增加了一些维度。这40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时期，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危险艰苦的体力工作慢慢过渡到更开心、更舒适的工作；孩子们不再受到矿山和工厂的剥削，能够坐在安静的高中教室里学习；自来水、下水道和家用电器的首次出现把家庭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萧条和“二战”打断了这些方面的进步，但在战后25年中，全部人口都享受到了这些福祉。
工作负效用（或“不愉悦”）出现了三个维度的下降。最明显的一个维度是，每周工作时间大幅下降，从1890年的大约每周60小时减少到1940年的每周40小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1890—1910年的钢铁行业，每周工作时间达到甚至超过72小时。第二个维度是职业分布的转变，从艰苦恶劣危险的工作向愉悦一些的工作转变，包括生产线操作工和白领。第三个维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本章的中心，因为它描述了1870—1900年工作群体从繁重艰苦的工作环境向1910年之后工作环境持续改善的划时代转变。
工作环境的明显改善体现在1870年46%的劳动力作为农场主或农场工人从事农业劳动，还有46%从事蓝领或白领工作（其余8%包括非农经营业主、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大多数农业从业者都是经营业主，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通常也有一些抵押贷款和债务。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在独立性方面有很大优势。没有哪个老板能决定他们的工作时间或行为，抑或任意解雇他们。农民的“老板”不如说是天气、昆虫和农产品价格的结合体。变幻莫测的天气、不可预知的虫害，以及同样无法预知的农产品价格暴跌风险使每个农民不仅身心疲惫，而且面临经济风险。但是无论如何，中西部和大平原地区农民面临的风险怎么也不如南方黑人佃农受到的侮辱和经济剥削严重。
本章用19世纪晚期美国蓝领工人受到的内心痛苦和屈辱来取代“过去的工作很艰难”这类模糊的概念。煤矿的危险和屠宰场的恶劣环境堪比在安德鲁·卡内基这类雇主的强硬政策下工作的钢铁工人所处的悲惨环境，但是善意的现代人只记住卡内基向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捐赠。每天12个小时轮班，没有储物柜，只有原始的卫生设施，闷热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凸显了强势雇主和弱势雇员之间的不平衡。经理人员可以找任何理由立即解雇工人，包括认为工人变老、身体变弱。工作时间每年不同，如果因为商业周期、维修重建或需求不旺而停产，工人就会被赶到大街上，不给任何补偿或失业保险金。
女性的生活充满了辛苦、无聊和乏味，无论在农场还是在城市，都是如此。一小部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发现自己被锁定在适合女性的工作中，包括服装厂工人、文员、护士或者教师。女性工资通常是男性工资的一半。在女性劳动力市场上，大多数是未婚年轻女性，主要从事家政工作，这个行业占全部劳动力的8%。在电视剧《楼上楼下》和《唐顿庄园》描述的世界中，女性从事的许多工作虽然不像男性蓝领工人从事的工作那么危险，但同样受到固定的长时间工作和无情的工作纪律的约束，每天过着卑微的生活。
本章主要追溯了工作环境如何随时间推移，在多个维度发生改善。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农场工人比例下降，制造业工人工作时间减少，并且由于工人抗议和源源不断的移民潮被配额限制拦住，员工纪律变得不那么专制。1895年后，家庭主妇的繁重日常家务因一系列创新而得到改善，这包括自来水、下水道、铸铁炉子和邮购商品目录里的很多商品，尤其是1920年后主要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包括洗衣机和冰箱。
本章从更宽阔的视野讨论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家庭不仅关心他们要买多少东西，还要考虑将市场上采购的商品转换成自制食品是否容易。男性工人非常关注养家糊口的难度。工作时间逐渐缩短，专制纪律取消，雇主更加尊重员工。19世纪70—80年代勤劳勇敢的农民、矿工、制造业工人的后代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工作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束后，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终于得到了改善。
在1940年之后，职业分布和特定职业的工作强度仍在持续变化。但到1940年，已完全实现工作时间从每周60小时向战后普遍实行的每周40小时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按时间描述的工人福利的改进还说明了1870—1940年另一个维度的独特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后，没有任何其他时代能将这么多因素组合起来，推动生活水平如此迅速地提高，推动人类生存条件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