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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资助与关注

　　许多前往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的游客，都会参观位于老城区中心位置一座18世纪的伊斯兰风格大型历史遗迹，它的名字叫巴达墓宫（Bada Imambara）。它看起来既不像堡垒或宫殿，也不像清真寺或陵墓，这在那个时期的建筑中很不寻常。导游讲述了关于它的很多故事，阿比吉特被告知这是当地国王为了抵御英国殖民者而修建的部分工事，但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堡垒。毫无疑问，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这些说法有些偏离事实。事实上，它是由曾经统治北方邦的阿瓦德王国的国王阿萨夫-乌德-道拉（Asaf-ud-Daula）在1784年建造的，目的是为那些因农作物歉收而饱受饥馑之苦的臣民们提供一份工作。

　　有一个关于该历史遗迹的故事留在了阿比吉特的记忆中。据称，这项工程耗时过长，比它本应消耗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工人们白天建的东西，到了晚上，国王就让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官员们毁掉了。国王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主意，是为了给那些同样以农业为生的精英阶层提供一种谋生方式，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因为农作物歉收而挨饿。但是作为贵族，他们宁死也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陷入了如此可怕的困境，因此才有了让这些精英在夜间工作的计策。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荒唐的虚荣，无论这种虚荣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个故事都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要尽可能地保护被救助者的尊严。但这一点恰恰是人们很容易忘记的。尤其是在危机中，人们更容易忘记这一点。值得赞扬的是，这位国王没有忘记。至少历史是这样铭记他的。

　　我们认为，资助和关注之间的失衡应该是社会政策设计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前的辩论中，有些人站到了一个极端，认为对于市场经济中的那些失败者，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他们一些钱，放开他们，任由其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有些人却站到了另一个极端，几乎不相信穷人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因此主张或者让他们听天由命，或者深度介入他们的生活，限制他们的选择，惩罚那些不顺从者。站在前一个极端的人表现得好像公共福利计划受益者的自尊不是问题，站在后一个极端的人却要么不在乎，要么认为如果穷人需要公众帮助，丧失尊严就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很多干预穷人生活的公共福利计划并没有考虑到穷人也渴望获得尊重。因此，即便那些需要社会干预自己生活的穷人也不支持这类社会计划，很多这类政策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或许正是没有考虑到穷人的尊严。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特殊视角对社会政策设计的影响。

　　设计社会福利计划

　　目前，至少在社会福利计划中，没有哪个计划的设计者数量能够超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了。这个计划看似简洁优雅，起源于20世纪中叶，属于现代社会的福利计划，深受硅谷企业家、媒体专家、某些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古怪政客的欢迎。该计划设想政府不管每个人的需求如何，都派发一笔可观的基本收入保障（美国曾经提出每月给每个公民派发1000美元）。这对比尔·盖茨来说无非是一小笔零花钱，但对那些失业者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他们真的失业了，那么他们就算一辈子不工作，也能每个月固定领钱。硅谷之所以喜欢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科技创新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这个计划可以为失业者兜底，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本欲取代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出任法国总统的社会党候选人伯努瓦·哈蒙（Benoit Hamon）曾试图利用这一点来重振他的竞选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偶尔提到此事（她最终也输了）；瑞士对此进行了公投（但只有1/4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在印度，它最近出现在财政部的一份官方文件中，而且参加选举的两个最大政党都在各自的平台上提出了某种形式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事实上，财政部和竞选政党提出的方案，都不是普遍性的，不会把福利金派发给每一个人）。

　　许多经济学家——至少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都赞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应干涉受益者的生活。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许多经济学家已经习惯性地认为人们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有利，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政府官员更了解受益者的真实需求。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把现金交给受益者显然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受益者知道这笔钱怎么花才算最好。如果买食物有意义，他们就会买食物；如果买衣服更有用，他们也有权做出决定。像美国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这样的项目，只能花在食品上，则显得政府之手伸得过长了，对受益者的干涉太多。同样地，如同墨西哥“进步”计划及其诸多效仿者实施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那样，虽然派发现金名义上是奖励受益者的“良好行为”，但其实只不过是让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俯首帖耳。如果某个行为真的是“良好行为”，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做，反之，如果人们不认同，不去做，那么人们的选择更可能比政府还正确。2019年，左倾的墨西哥政府宣布计划用“无条件转移支付”计划取代“有条件转移支付”的Prospera计划，并指出如果要求妇女必须参加健康研讨会和接受医学检查（以及履行其他义务）才能获得社会福利，那么这些事情会成为妇女的负担。

　　如果一个社会福利计划是面向所有人，而不刻意瞄准和监控受益者，那就真是具有一大吸引力。大多数社会福利计划都有复杂的筛选和监控规则，以确保福利发放给正确的人。要确定受益人是否在儿童教育、健康检查等方面满足接受福利救济的条件，成本并不低。在墨西哥，将100比索转移到一个家庭，成本大约是10比索。在这10比索中，34%用于确定受益人，25%用于确保受益人符合获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罗列出来的条件。

　　有些社会福利计划的申请规则纷繁复杂，导致很多条件合适的申请者很难提出申请，这可能会导致实际受益者远远没有预期中的普遍。在摩洛哥，埃斯特·迪弗洛研究了一个存在这种情况的社会福利计划。该计划的初衷是为贫困家庭提供补贴贷款，帮助他们在家里接通市政自来水管道的项目。当埃斯特首次访问这个项目覆盖的社区，评估法国自来水服务公司威立雅公司实施这个计划的效率时，该公司自豪地向她展示了一辆“威立雅巴士”，从一个社区开到另一个社区，向市民提供有关这个福利计划的信息。但奇怪的是，宣传车里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埃斯特挨家挨户地走访，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人们通常对这个福利计划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并不知道怎样提出申请。事实证明，这个申请过程并不算简单。符合条件的潜在申请人在宣传车上无法直接申请，必须带着一些证明自己住所和产权的文件去市政厅申请，还必须亲自填写一份申请表，几周之后再去市政厅看看是否获批了。埃斯特及其同事提供了一项简单的服务：派人到居民家里，把所需材料复印一份，帮居民填好申请表，然后一并送到市政厅。这非常有效：申请率增加了7倍。

　　更糟糕的是，那些被复杂注册过程吓到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在德里，生活困难的寡妇和离异妇女有权每月申请1500卢比补助（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和生活成本，约合85美元）。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申请率很低：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符合条件的女性里面，有2/3没有申请这个项目。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申请程序涉及一套复杂的规则，大多数女性无法理解，或者不知道怎么游刃有余地处理。

　　为了了解申请规则本身或者人们对申请规则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申请率，有人专门开展了一项研究，将1200名符合条件的印度女性随机分为四组。一组为对照组；一组收到了有关福利计划的信息；一组在申请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信息和协助；最后一组不仅得到了福利计划的信息和协助，还在当地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陪同下到办公室去申请。结果表明，如果仅仅提供相关信息，而不帮助这些女性完成申请流程，则只是增加了申请的妇女人数，却没有显著增加最终完成申请程序的妇女人数。如果除了提供信息，还在申请过程中提供协助，则会促使更多的妇女完成申请程序。在申请过程中获得帮助的女性完成所有步骤的概率要高出6个百分点，被带到办公室的女性提出申请的概率要高出11个百分点，几乎是基本概率的两倍。重要的是，那些最弱势的妇女（不识字，完全不关心政治）从干预中获益最多，而如果没有这些协助，这些人恰恰最可能被复杂的申请过程吓得望而却步。但即使有了这些帮助，真正完成申请并拿到福利补贴的人数只有26%（这些福利基本上是无条件发放的）。成功率之所以这么低，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对政府的履约能力缺乏信心，看不到自己辛辛苦苦走完申请程序的价值何在。

　　美国也是如此。从2008年到2014年，美国政府决定，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后，将自动获得学校的免费午餐，无须父母提出申请。事实上，早在2004年，这些贫困学生就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但必须先由家长提出申请，结果太多家长没有申请。

　　美国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也存在类似问题。在3万名符合申请条件却没有申请的老年人中，随机选取一组人，告知他们符合条件；然后，随机选取第二组人，告知他们符合条件，并为其提供相关信息；最后，随机选取第三组人，不仅告知他们符合条件，提供相关信息，还为他们提供申请过程的切实协助。9个月后，第一组只有6%的人完成申请，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二组老人的申请率上升到11%，而在那些得到切实协助的第三组老人里面，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8%。

　　在美国，被认定为穷人是一件有损名誉的事情，这种刻板观念妨碍了符合条件的穷人去申请福利计划。人们相信任何人都能成功，对贫穷的污名化就是这种信念的产物，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方面的证据。因此，许多人拒绝向自己或他人承认自己很穷或者应该得到帮助。我们在加州研究低收入工人时就遇到了一个跟这种观点有关的案例。可以想象，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让别人给自己贴上“领取食品券”的标签，或许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工人的工资是用各种券支付的。但如今，各种福利券的受益人可以选择换一种形式，不再领取各种有形的券，而是接受政府发行的“电子津贴转账卡”，这种卡可以像借记卡一样在结账台刷卡，避免了递交各种券带来的尴尬，或者说羞辱感。但并非所有有资格参与“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于是，布洛克税务公司（H&R Block）就在自己办公室里开展了一项实验。

　　大多数在1月份拜访这些办公室的人都是低收入的工人，他们期望获得退税。在一些由抽签选出的办公室里（未被选中的办公室的访客被视为“对照组”），那些可能有资格加入“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人收到了由一家公关公司设计的小册子。册子中将当地的“电子津贴转账卡”（EBT）描述为“金州优惠卡”（Golden State Advantage Card），宣称这种卡可以帮人们在杂货店买到更多东西，并强调工薪家庭符合申请条件。对照组的成员则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食品券”福利计划，并得到一本小册子，以人们之前熟悉的措辞介绍该计划。无论是对照组所在的办公室，还是被选中的那一组所在的办公室，都拉起宣传横幅，以各自的措辞强化这些信息。我们发现，如果去除了“食品券”这一标签，客户对“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兴趣明显更大。

　　相反，觉得自己会被不公平地排除的想法，则会阻止那些最需要福利救济的人生出申请的念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旨在帮助极端贫困人群的组织反复强调必须确保福利服务惠及每一个条件合适的人。当无家可归的法国人蒂埃里·劳克（Thierry Rauch）听说法国政府将帮助30%的穷人摆脱贫困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显然，我和我的家人不会在那个数字里”。他继续说：“如果服务不是面向每一个人，我肯定会被踢出去。”在“被社会抛弃”了半辈子之后，他对自己能够被福利计划选中完全不抱任何信心。

　　像这种降低福利计划效率的悲观情绪也出现在摩洛哥的社会福利工作中。埃斯特和她的同事比较了Tayssir计划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效果。Tayssir计划是一种传统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目的是解决贫困儿童上学问题。埃斯特实地走访了一个没有参加该计划的贫困家庭，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该计划。这家人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年龄都符合该计划的申请条件。这位父亲解释说，他经常整天外出做工，甚至连续做好几天，不能确保他的孩子们按时上学，担心孩子们会过于频繁地旷课，最终导致他们失去该计划的福利救济，并导致他看起来像个糟糕的家长。

　　数据显示这个家庭的情况并非例外。这类家庭的孩子辍学风险最大，却偏偏没有申请加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条件。他们似乎宁愿主动把自己排除在外，也不想因为表现不佳而被剔除。因此，“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作为帮助贫困家庭改善子女教育情况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获得福利的前提条件，比“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改善弱势家庭子女教育方面更为有效（对其他人群来说也是这样）。

　　钱去哪儿了？

　　既然目前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存在诸多弊端，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会遭到抵制呢？这些抵制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这类普惠性计划在世界各地如此少见？一个简单的原因是：缺钱。落实这种兼顾所有居民的福利计划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每个月向每个美国人支付1000美元的福利计划一旦落实，每年将耗费3.9万亿美元，这比当前美国所有福利计划的总成本还要多出1.3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联邦预算，或美国GDP总量的20%。要在不削弱国防、公共教育等传统政府职能的前提下，为这样一个福利计划融资，就需要取消当前所有的福利计划，而且美国的税率也要提高到丹麦的水平。此外，随着美国人的收入逐渐提高，该计划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福利金会显得越来越小，甚至对于超出某个收入水平的人而言，这个金额无异于零。所以，就连世界各地最狂热支持这种计划的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只是给比较贫穷的那一半美国人口无条件发钱，1.95万亿美元的总成本更容易负担得起，但这样一来，这种计划就有了明显的针对性，而且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陷阱。

　　中产阶层的道德

　　12岁时，阿比吉特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爱上了奥黛丽·赫本。他在勒纳（Lerner）与洛伊（Loewe）创作的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电影版中发现了赫本，赫本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这部音乐剧改编自激进左翼分子乔治·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Pygmalion）。在这部音乐剧中，伊莉莎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演讲（在他提出以5英镑卖掉女儿之前）：

　　我问你们，我算什么？我是个不配得到一点好处的穷光蛋，这就是我。你替我想想，我这号人一年到头受绅士们的欺负，每次想占点便宜，他们总是搬出老一套说辞：“你不配，这轮不到你。”可是我的需要也并不比别人少啊。就拿那寡妇来说，她死了丈夫，一个星期就领了六个慈善机构的救济金，我的需要比起她来也不少啊，我用钱的地方还更多呢，我吃得不少于人家，酒喝得也比人家多，我还需要一点娱乐，因为我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还喜欢热闹一下，需要唱歌，需要看乐队演出，他们跟我要起钱来也不比人家少啊。绅士们的道德是什么？无非是一个从不给我任何东西的借口。 注释标题 George Bernard Shaw, Pygmalio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13).

　　这个剧本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时，贫穷很不光彩，穷人生活非常困苦。为了得到施舍，人们必须勤俭节约，并经常去教堂，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些，他们就会被送到济贫院，在那里，穷人被强制工作，夫妻被迫分开。除非穷人碰巧还背负着债务，就会被投入债务人监狱或被送上一段去殖民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身不由己的旅程。一份描述伦敦贫困形势的1898年的地图将伦敦一些地区划为“最低等区、堕落区、半罪犯区”。

　　我们今天离这个局面不远了。在美国、印度或欧洲的富人中，一提到福利，总会有人摇头，借用发端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如今依然在印度某些阶层中普遍使用的词语，担心福利会把穷人变成“一无是处的废物”（good for nothing）。给他们现金，他们就会停止工作或挥霍一空。在这种偏见的背后，富人怀疑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抱负，缺乏实现目标的意愿，一旦给穷人某个借口，他们就会停止工作，坐等施舍。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的经济灾难暂时给贫困披上了一层较为温和的外衣，因为穷人无处不在。每个人都认识一些突然陷入贫困的人。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笔下那些逃离沙尘暴区的勇敢的俄克拉何马州人一度成为高中课堂的主要内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贫困被视为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对抗和战胜的东西。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最终以林登·约翰逊的“反贫困战争”达到高峰。然而，当经济增速放缓、资源紧张时，对贫困的战争变成了对穷人的战争。罗纳德·里根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所谓的“福利女王”的形象，这个形象存在四个特征，即黑人、懒惰、女性和诈骗。这个形象的典型例子来自芝加哥的琳达·泰勒（Linda Taylor），她有四个假名，被控诈骗8000美元，被判入狱好几年。这比曾经轰动一时的亿万富翁、“英雄”式资本家查尔斯·基廷（Charles Keating）的刑期多了一年半。基廷是里根时代最著名的腐败丑闻——“基廷五人组”丑闻的核心人物，他引发的相关储贷危机导致政府耗费了纳税人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去救助多家大公司。

　　然而，后来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反转：穷人的道德沦丧被描述为福利本身催生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里根在1986年宣布了“反贫困战争”的失败。是福利导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福利不鼓励人们工作，反而鼓励人们依赖福利，这就引发了“家庭破裂的危机，尤其是接受福利救济的贫穷家庭，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1986年2月15日，里根在面向全国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讲中谈到了如下内容：

　　我们面临着滋生永久的贫困文化的风险，这种文化就像任何锁链或纽带一样不可避免；我们还面临着催生另一个美国的危险，那是一个梦想破灭、生活停滞的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同情之名设立的福利计划误入歧途，把原本日渐缩小的贫困问题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悲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那时，美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不断创造奇迹。经济增长为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提供了阶梯。1964年，著名的反贫困战争打响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根据人们依赖福利的程度来衡量，贫困问题停止了萎缩，后来反而开始恶化。我猜你会说贫困赢得了战争。贫困之所以成为赢家，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项目没有帮助穷人，反而破坏了维系贫困家庭的纽带。

　　也许福利最阴险的影响在于它篡夺了供养者的角色。比如，在福利水平最高的州，对单身母亲的救助可能远远超过最低工资的工作带来的收入。换句话说，福利政策可以为她们的辞职买单。许多缺失父亲的家庭都有资格享受更高的福利。一名男性知道如果自己逃避法律上的父亲职责，自己的孩子却会过得更好，那么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现行的福利规定，少女怀孕后可以享受福利，包括为其提供住处、提供医疗护理、提供衣食。她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不结婚，或者不确认孩子的父亲……福利悲剧持续太久了。现在是重塑我们的福利体系的时候了，在这个新体系下，我们要以它使多少美国人摆脱了对福利的依赖作为评判标准。 注释标题 Ibid.

　　这些危言耸听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关于福利对生育率和家庭结构的影响，人们可以把相关的研究成果摆满很多长长的书架。这类文献的一个压倒性结论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即便存在，也是非常小的。里根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确凿的证据，关于福利导致贫困、福利依赖、福利文化、家庭价值观危机，以及贫困与种族存在隐性关联的论调，依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甚嚣尘上。2018年6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录制了一段演讲录音，准备就他提出的反贫困计划改革发表演讲。后来，法国政府公开了这段录音，给公众提供一个了解总统“内幕”观点的机会，让公众了解他的真实风格和坦率观点。我们看到，尽管马克龙的演讲与里根的演讲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他的语气却非常像里根，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当前的福利体系正在走向失败，并且在短短几分钟的演讲内6次提到了让穷人承担更多责任的必要性。

　　在美国，这一精神于1996年转化为行动，当时克林顿总统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它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取代了“对有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对受益人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克林顿还扩大了“劳动所得税抵扣”，这是对贫困工人收入的一种补充（这种政府援助以申请人“必须参加工作”为前提）。2018年，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主张将“必须参加工作”作为获得三个主要非现金补贴（医疗补助、食品补贴和租房补贴）的资格条件。2018年6月，阿肯色州成为第一个对接受医疗补助的成年人实施“必须参加工作”要求的州。有趣的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论调不再是反贫困战争已经失败，而是“我们的反贫困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而且取得了成功”。该报告认为，包括政府税务扶持和（现金、非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美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但与此同时，达到工作年龄的非残疾成年人中，自力更生的比例却下降了，依赖福利者的比例有所上升。如果扩大这些非现金福利计划对于申请者“必须参加工作”的要求，将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在解决物质困难方面取得的进展基本不会出现倒退的风险。换句话说，必须强迫申请福利的人参加工作，通过自身努力挣得晚餐，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背离美国人的职业道德，正是这种职业道德驱使美国人每周工作更长时间，每年工作更多周，超越了其他经济体，这是美国赖以成功的一个长期因素。当然，这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一些痛苦，但这是值得的，以防止大量的穷人懒惰。懒惰是七宗罪之一，清教徒们肯定会鼓掌欢迎。

　　每天都要给我们面包

　　清教徒们更加乐意接受实物援助，而非现金，这是历史上左右两派都有的默契。在印度，左翼最近做出的比较成功的努力之一就是要求出台《全国粮食安全法案》。该法案于2013年通过，承诺每月向近2/3的印度人（超过7亿人）提供5千克的粮食补贴。在埃及，食品补贴计划在2017年和2018年花费了850亿埃及镑（约合49.5亿美元，或者占埃及GDP的2%）。印度尼西亚实施了“家庭福利大米”计划（Rastra），该计划的前身是“贫穷家庭大米”计划（Raskin），目前向3300多万户家庭分发了政府补贴的大米。

　　分发粮食的过程既复杂，成本又高。政府必须负责采购、储存和运输，通常要跨越数百英里。在印度，据估计，运输和储存这两个环节导致该法案的成本提高了30%。此外，还有一个挑战是确保目标人群以官方既定的价格购买低价粮食。2012年，印度尼西亚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提供的大米数量，其实只有既定数量的1/3，而且贫穷家庭支付的价格比官方既定价格高出40%。

　　在印度，政府现在正考虑转向它所谓的“直接福利转移”，即直接把现金转到人民的银行账户，而不是给他们食物（或其他物质福利），因为这样更便宜，也有助于减少腐败因素的影响。然而，这种转向受到相当强烈的反对。反对力量主要由左翼知识分子领导，其中一个人曾经采访了印度各地的1200户家庭，询问他们对现金和食物的偏好。总体而言，2/3的家庭更喜欢食物，而不是现金。在粮食分配系统运转良好的邦（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这种偏好更为强烈。被问及原因时，13%的家庭提到了交易成本（银行和市场都很远，所以很难把现金变成食物）。但有1/3喜欢食物的家庭认为，购买食物可以防止他们受到滥用现金的诱惑。在泰米尔纳德邦的达尔马布里县，一位回答者说：“食品要安全得多。钱很容易花掉。”另一个说：“即使你给十倍的金额，我还是宁愿选择定量的食物，因为食物不会被浪费。”

　　穷人低估了自己

　　并没有任何数据表明这些穷人的担忧是正确的。截至2014年，已有119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无条件现金援助计划，52个国家为贫困家庭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发展中国家共有10亿人参加了其中至少一项计划。这些计划最初都是先搞试点，看看效果如何。从所有这些实验中可以明显看出，没有数据证明穷人会把政府救济金浪费到满足不切实际的欲望上，而非用于现实需求。如果说发放食品和现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得到现金的穷人用于购买食品的资金比例有所提高（当他们得到更多的钱时，由于在食品上花更多的钱，导致食品支出在所有支出中的占比大幅上升）。他们的营养状况也改善了，教育和健康支出状况也改善了。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现金转移会导致穷人增加对烟草和酒的消费。一般来看，无论是现金转移支付，还是定量提供食品，穷人在购买食品方面的支出增幅都是一样的。

　　似乎就连男人也不浪费福利金，当这些钱被随机分配给男性或女性时，食品开支与酒类或烟草支出之间的比例并没有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赞成给女人钱，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男人会把钱拿去买酒，而是因为这有助于恢复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并可能让女性去做她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包括外出工作）。

　　避开蛇坑

　　没有证据表明现金转移支付会减少人们的工作量。经济学家们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需要辛苦挣钱来维持生计，为什么还要工作呢？懒惰的诱惑呢？在《圣经》里，犯下懒惰之罪的人在地狱中将被扔进蛇坑作为惩罚。

　　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他们的钱太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优先解决一系列迫切需求，那么久而久之，就会陷入麻木状态。获得额外的现金或许会鼓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或尝试新事物。在加纳，阿比吉特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一些参与者制作袋子，然后以非常慷慨的价格买下来。同时，从这些女工里再随机选出一些人，给她们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通常是山羊，并培训她们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提振她们的信心（这些女工都非常贫穷，并不一定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尽管照顾山羊增加了这些女工的工作量（但也给她们带来了一些收入，使其不太迫切需要额外的现金），她们制作的袋子数量却增加了，反观那些没有获得生产资料的女工，制作的袋子数量反倒比较少。最有趣的是，当袋子的设计变得复杂时，那些有生产资料和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之间的反差变得更为明显。前者工作速度更快，而且能达到必要的质量标准。最合理的解释是，获得生产资料使她们不必担心生存，使她们更有精力专注于工作。

　　在发展中国家，穷人一般无法获得贷款（或者只能以天文数字的利率获得贷款），而且如果他们创业失败，也没有人给予救助。这两种情况都使他们很难开创自己梦想的事业。持续数年的现金转移既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资金，又在他们创业失败时支撑了他们的消费。也许一份有保障的收入会让穷人愿意去其他地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开创一份新事业。

　　但这种情况或许只适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穷人真的很穷，为他们提供救济金，能够提高他们找工作的能力。但美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每个美国人，不管多穷，通常都能找到工作。懒惰有没有可能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证据表明懒惰不应该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担忧。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大规模随机实验新泽西州收入维持实验正是为了确定“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的影响而设计的。“负所得税”践行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应该确保每个人能够获得某个水平的最低收入。穷人应该缴纳负税，或者说非但不应交税，还应得到政府的救济金，这样他们除了自己挣的钱之外，还有一笔额外收入，但随着他们变得更富有，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现金转移支付就会逐渐减少，直到有一天他们开始缴纳所得税。

　　这种“负所得税”制度与“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不同，因为对于接受救济金和开始纳税临界点附近的人而言，或许存在某些抑制他们工作的强烈因素。换句话说，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不仅担心出现“收入效应”（即“如果我有足够的钱维持生存，就不需要工作了”）,还担心出现“替代效应”（即“工作的价值减少了，我虽然多挣了一点钱，但没资格领救济金了”）。

　　美国两党的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赞成负所得税制度。在左翼方面，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率先提出了这一想法，并提出用该计划取代传统福利计划。在右翼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用负所得税制度取代现有的大多数转移支付计划。1971年，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福利改革方案中提出了这一方案，但国会没有批准。当时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负所得税计划可能诱使受益人减少工作时间，因此政府宁愿直接给那些本可以自己谋生的人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以期鼓励他们拿出更多精力去工作。

　　为了弄清给低收入群体钱是否会降低其就业的意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生希瑟·罗斯（Heather Ross）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一项实验。政客们习惯用奇闻逸事来证明经济政策的正当性，而不是事实依据，这让罗斯很沮丧。1967年，她向美国经济机会局提交了一份随机对照实验提案。这个提案最终得到了资助。正如罗斯所说，她最后所写的那篇论文“价值500万美元”。

　　这个富有灵感的提议最终不仅仅在新泽西州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还扩展到其他地区。20世纪70年代初，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没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长）决定不直接全面实施负所得税计划，而是先开展一系列实验。第一次实验（1968—1972）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地区，后续的实验依次在艾奥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地区（1969—1973）、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971—1974），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验是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和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开展的“收入维护实验”（1971—1982，覆盖4800个家庭）。

　　负所得税计划的一系列实验有力地证明了随机对照实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像这样雄心勃勃的实验项目，直到几十年后，才再次在社会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由于这一系列实验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批实验，所以设计和实施状况远非完美也就不足为奇了。参与者被跟丢了，样本太小，无法得到精确的结果，最令人担忧的是数据收集被污染了。此外，由于实验时间较短，规模较小，难以据此推断一个更持久、更普遍的方案会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如此，综合来看，实验结果表明负所得税计划的确减少了一点劳动力供应，但并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多。平均而言，一年的全职工作时间只减少了两到四周。在最大的那次实验（西雅图/丹佛）中，通过负所得税计划收到政府现金资助的丈夫们的工作时间，与那些没有收到现金的丈夫相比，只减少了9%，相比之下，在该计划下收到现金资助的妻子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0%。总的来说，官方研究的结论是，收入维持计划没有大幅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家庭顶梁柱的工作积极性。

　　美国很多地方政府也试点过“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自1982年以来，阿拉斯加州每个居民每年都会收到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发放的2000美元红利。这似乎没有对居民的就业情况产生负面影响。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虽然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如其名称所示），但与全国性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相比，它提供的现金资助就显得少得多了，假如提供足够多的钱，足以维持生活，那么人们可能会停止工作。一个更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出现在切罗基部落，该部落出租土地修建赌场，向部落里的每位成年人支付赌场带来的红利，每个成年人每年大约能获得4000美元现金，这会大幅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家庭而言，成年人年均收入约为8000美元。一项研究比较了斯莫基山地区符合条件和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在领取补助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发现补助金对家庭的工作时长没有影响，但对改善青少年教育却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

　　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削弱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对我们设计福利政策有什么启示呢？要知道，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免费的急诊室、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以及向穷人免费发放食品的“食物银行”，这个体系虽然不尽完善，但它毕竟是存在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个体系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时常面临着贫困造成的种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全民基本收入”之类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就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兜底方案，让他们更有能力去应对不幸事件，更容易去尝试新事物。因此，这类福利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具有重要价值。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保护自己免受收入风险影响的最常见方式之一是持有土地。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到这些拥有土地的人往往不愿意迁徙，因为一旦迁徙，就会面临丧失土地权益的风险。但有趣的是，对于今天印度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村家庭而言，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的行业，尽管如此，土地所有权仍然对他们很有价值，它意味着这样一种保障：如果其他谋生手段都失败了，他们依然可以靠种地谋生。

　　这种局面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农户数量太多的地区往往难以实现工业化。部分原因在于土地改革的设计方式：当穷人被赋予土地权利时，土地通常可继承，而不可出售。不仅如此，农民群体内部也存在反对土地买卖的强烈倾向。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印度共产党在1977年赢得选举并上台执政后，首要任务是赋予佃农在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永久权利。这项权利可以继承，但不可出售。30年后，依然在该邦执政的共产党政府意识到自己邦的工业发展不足，试图收购农民（包括佃农）的土地，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不得不搁置计划，最后被迫下台。

　　西孟加拉邦的农民想要的补偿之一，是一份作为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或许，如果有某种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来提供这种收入，政府征地的阻力可能会小得多，把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可能会更容易。在第五章中，我们提到了土地使用不当是印度分配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可能是造成经济增长严重受限的原因之一。如果实施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削弱了农民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土地的需求，将有助于弱化这种错误的土地分配方式带来的影响。这种计划还可能让土地所有者更易于接受出售土地的观念，并搬到就业机遇更好的地方。

　　然而，印度目前还没有“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制度。政府目前提出的福利方案仅仅适用于农民群体，而且根本无法维持农民的生计。反对派提出的最低收入保障更类似于负所得税计划，面向穷人，并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开始征税。事实上，很少国家实施了诸如“全民基本收入”这样一种能够为每个居民提供一笔资金保障，而且无须纳税的制度。如果有的话，也无非是针对穷人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的转移支付。但要在发展中国家找到条件合适的申请者，往往特别困难，因为大多数人从事农业或在小公司工作，政府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这使得政府很难遴选出贫困人群，并为他们提供额外收入。

　　由于政府无法按照某个标准去遴选目标人群，那么一种替代方案就是设置一个标准，让人们主动查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就属于此类，而且是适用范围最大的方案之一（也许是美国提出的联邦就业保障法案的某种变体）。每个农村家庭每年都有权在长达100天的工作时间内享受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大多数地方之前的实际工资水平。至于哪些人符合受益标准，无须经过官方的筛选，只要他们的工作符合该法案关于工作类型的规定。那些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人通常符合标准，因为他们每天站在太阳下工作八个小时，如果工作条件稍微好一些，则不在受益者之列。

　　这个法案很受穷人的欢迎，以至于莫迪政府在赢得2014年印度大选后决定不与该法案发生正面对抗（他之前在竞选中曾声称反对该法案）。诸如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这类福利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在那些无法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地方，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工人们可以利用该法案规定的工资标准与私营部门的雇主讨价还价，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此外，雇主们之前串通一气压低工资，实际上是在减少工作岗位的数量，或许这是因为一些人无法或不愿为很少的钱工作。但如今，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私营部门雇用的人数实则不降反升。

　　所有工作福利计划面临的主要症结在于，必须有人创造出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在印度，这个职责往往落在了村级自治组织（被称作“潘查雅特”）身上，但中央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双方常常出于某种原因指责对方腐败。其结果是，当过于强调反腐败时，往往会出现官僚作风和效率低下。一个项目从提出到获批再到落实，往往需要数月之久，还需要村级自治组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这意味着这些项目无法有效应对需求的突然变化，比如突如其来的干旱。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个村的自治组织觉得这个项目太麻烦，那么这个村里人的运气就不好了。在印度最贫穷的比哈尔邦，希望通过该法案同雇主讨价还价的人里面，成功者还不到一半。

　　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腐败，因为负责监督项目的人可以利用权力阻止工资支付并索贿。减少参与监督该计划的官僚机构的层级，使全国就业保障领域的工作人员的财富中位数减少了14%。此外，即使人们找到了工作，通常也要几个月才能拿到工资。

　　所有这些都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好的理由考虑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问题当然是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提高税收，但这种改变不会很快实现。最初，大部分资金将来自其他福利计划的终止，包括一些大规模的、受欢迎的计划，比如电力补贴计划。削减福利计划数量的潜在好处是可以将有限的政府能力集中起来。印度政府有数百个这样的福利计划，其中许多计划基本上没有资金，却拥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和一些基本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德里的副首席部长马尼什·西索迪亚（Manish Sisodia）曾开玩笑说，他上台后，发现政府预算中有一个购买鸦片的计划，原来这是一项早已终止的计划的余留部分，该计划原本旨在帮助那些从阿富汗迁徙到德里定居的难民中的瘾君子。

　　穷国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任何“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都是极其基本的，我们不妨将这种计划称为“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Ultra Basic Income）。《印度经济调查报告》（Economic Survey of India）在2017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按照报告的估计，如果每年向印度75%的人口每人转移支付7620卢比（按购买力平价约合430美元），那么，除了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将使得其他所有人都能超过2011—2012年的贫困线。虽然以印度的标准来衡量，7620卢比非常少（几个经济学家建议的印度“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水平也高于这个数字），但或许足够维持穷人的基本生计。调查显示，这项计划的成本占印度GDP的4.9%。2014—2015年，印度主要的化肥、石油和食品补贴占GDP的2.07%，而十大核心福利计划的成本为1.38%，所以完全削减这些现有项目，将为“全民超级基本收入”的2/3买单。

　　该建议认为将25%的人排除在该项目之外是相当容易的，确实有可能引入一套温和的“自我遴选”法。比如，要求每个受益人每周无论是否取钱，都要前往自动取款机，输入一遍自己的生物识别信息。这种要求具有双重优势：一方面，可以排除条件不合适的申请者；另一方面，稍微富有的人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从而打消申请这项福利的想法。与此同时，制度设计者应该考虑到一些备选方案，比如允许残疾人拿到钱，或者在出现技术故障的情况下也能让申请者拿到钱（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指纹会在工作中被磨掉，从而无法有效输入个人指纹信息）。一旦建立了正确的大框架（“在穷人迫切需要时，就可以申请一些额外的钱”），一种温和的要求（比如每周去自动柜员机输入自己的生物识别信息）至少会促使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那25%人口嫌麻烦而主动放弃申请，同时确保真正急需额外资金的人依然会不厌其烦地提出申请。

　　虽然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支持“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其长期影响的数据。我们的大多数证据来自相对短暂的干预措施。我们无法确定永久的基本收入保障会导致受益者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额外收入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时，他们会重新感到气馁、减少工作，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更加努力呢？如果他们的家庭获得了收入保障，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阿比吉特在肯尼亚对一项大规模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就是希望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44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在12年里每天可以得到0.75美元。在另外80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将接受为期两年的现金资助。在另外71个村庄，每个成年人将一次性获得500美元的补助。最后，在另外100个村庄，没有人获得任何收入保障，但定期收集有关他们的数据。总共有近15000个家庭参与了这项实验。我们将在2020年初看到效果。

　　然而，我们可以从几个国家实施多年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中发现一些长期性的证据。这些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儿童现在已经成年了。这些计划似乎对他们的福利产生了持久的积极影响。比如，2007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推出了“家庭希望”计划（PKH），这是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涵盖该国438个城区（从736个城区中随机抽取）的70万个家庭。该计划具有大多数“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标准特征：参与家庭每个月收到一笔福利金的前提是要送孩子入学，并使孩子获得预防保健服务。在2007年加入该计划的村庄直到今天仍继续获得福利，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惰性，政府从未将该计划扩大到之前作为对照组的那些村庄。经过对比发现，那些获得福利的家庭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持续进步，由专业卫生人员照料的新生儿数量急剧增加，失学儿童数量减半。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也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发育不良儿童的数量减少了23%，完成学业的人数显著增加。然而，尽管人力资本存量和转移支付规模都有所增加，家庭财富却没有显著增加。这是对单纯现金转移支付的长期影响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钱太少，在提高家庭收入方面影响非常有限（大规模转移支付对一个经济体造成的负担确实太重）。

　　鉴于上述情况，最好的福利政策组合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实施“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面向国内所有居民，无论是谁，都能从该计划获得一笔福利金；另一方面，实施补贴金额更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面向那些非常贫困的群体，为申请者设置一个前提条件，比如必须在孩子获得预防保健和教育服务之后才能提出申请。但这种前提条件在实施过程中无须非常严苛，不然会导致很多人望而却步。在摩洛哥，我们看到“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仅仅鼓励受益人将福利金用于孩子教育，而不强制执行这一要求，结果如何呢？它似乎与传统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一样有效地改变了穷人的行为方式。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家庭希望”计划中，申请福利的前提条件也没有执行得非常严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现金转移支付降低了管理成本，避免将最弱势的家庭排除在外，也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锁定目标群体。锁定目标群体的方法就是聚焦贫困地区，依靠社区领导者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穷人，也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去判断。虽然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在评判前提条件方面宽松一些（这样一来，尽管可能导致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领取福利金，但至少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不会被排除在外），而且只要“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为每个人提供一笔最低生存保障金，就能取得最佳效果。

　　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美国（以及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的福利政策也需要重新调整。有太多人怒气冲天，觉得事情在太长时间内没有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问题会自行解决。那么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是美国解决问题之道吗？

　　如果选民相信政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他们对增税的抵触可能会有所减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61%的美国人支持政府的一项政策，即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一份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防止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大多数工作。在民主党人中，77%的人支持；在共和党人中，38%的人支持。65%的民主党人（但只有30%的共和党人）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失业工人，即使这涉及增税，也在所不惜。考虑到这么高的支持率，以及鉴于美国税率低于全球标准，人们可以想象税收占GDP的比例将从26%上升到31.2%。这将使每个美国人每年得到3000美元。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将获得12000美元，达到了贫困线的将近一半。这算不上一笔多大的财富，但对于最贫穷的1/3人口来说，这笔钱不可谓不多。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是资本税，并且资本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增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能会变得更加慷慨。在欧洲，增税空间更小，但可以把住房补贴、贫困人口收入补贴等一系列的转移支付整合为一笔，并且对其用途基本不加限制。这实际上是芬兰在2017年和2018年进行的实验：2000名失业工人被随机分配到“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一笔福利金取代所有传统的福利援助计划，比如住房补贴、失业补贴等。另外173222人构成对照组，没有被纳入这个计划。早期结果显示，接受“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援助的人幸福度普遍提升。这两组人获得的福利补贴总额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与我们迄今看到的情况或许是一致的。

　　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真的能让那些被社会甩在后面的穷人少生一点气吗？这种计划的许多支持者（不包括穷人）似乎觉得它有利于安抚和收买那些在新经济形势下无用武之地以及找不到工作的人。如果他们有了这种计划提供的一笔福利金，就算不去找工作，也不愁生计，从而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但我们迄今所知的一切似乎都表明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曾经问受访者一个问题：“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年为你提供13000美元（没有附加条件），你觉得自己会停止工作或停止找工作吗？”87%的人表示不会。这本书中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想工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钱，而且因为工作给人带来一种使命感、归属感和尊严感。

　　兰德公司于2015年对大约3000名美国人的工作条件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工作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以下几点感受：“工作干得好带来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在做有用工作”“个人成就感”“有机会对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找到了追寻的目标”。他们发现，80%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总是或在大部分时间内能够提供其中至少一种感觉。

　　大约在同一时间，皮尤研究中心搜集了美国人对工作满意度的数据，并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工作给了他们一种认同感。大约一半（51%）有工作的美国人说他们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而大约另一半（47%）说他们工作只是为了谋生。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两项研究得出的数据究竟孰优孰劣，但毫无疑问，许多人关心工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人，往往将工作视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年收入3万美元或更少的人里面，只有37%的人表示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各个行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医疗保健行业工作的人有62%表示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了认同感，这个数字在教育行业是70%，在酒店业是42%，在零售或批发行业是36%。

　　人们在考虑一份工作时，会区分出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或者有意义的工作和不那么有意义的工作。一般来说，收入更高的工作是更好的工作，但你做什么也很重要。即使收入保持不变，人们也可能会拒绝从他们喜欢的工作转到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工作。而且，事实上，当人们失去了他们已经拥有多年的工作时，很难真正地重新站起来，因为许多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大规模裁员后，被解雇的工人的收入从未完全恢复。一般来说，他们找到的工作薪水较低，稳定性较差，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的福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事实有关，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适当匹配，双方能否建立互信和重视，运气的成分很大。一旦你找到了一份工作，自然而然地想要留下来，这样你就会有一份更稳定、更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一旦你失去了这种联系，就很难重新建立，尤其是当你年纪大了，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后。

　　这解释了一些相当惊人和可怕的事情。一项研究发现，当长期任职的员工在大规模裁员期间被解雇时，他们更有可能在随后的几年里很快死去。失业似乎真的会使人心脏病发作。据估计，失业对死亡率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不会归零，因为会出现更长期的问题，如酗酒、抑郁、疼痛和各种上瘾症。总的来说，研究发现，中年失业的工人平均寿命缩短了1年到1.5年。

　　工作转型的代价很高，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大多数经济学分析都忽略了这些。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担心收入损失，担心找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但其他成本在我们的模型中并没有出现。由于经济学家们本能地倾向于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因此，这类计划仅注重提供经济补贴，忽略失业的其他成本或许就不足为奇了。这类计划往往一厢情愿地设想下岗工人终于从工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依靠这类计划生活的年轻退休人员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意义，他们可以在家工作，在社区做志愿者，学习手艺，或者探索世界。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人们实际上很难在原有的工作结构之外找到意义。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启动以来，男性和女性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都增加了不少。对于年轻男性来说，自2004年以来，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电子游戏上。对于其他年龄组来说，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看电视了。2017年，男性平均每天花在休闲活动（包括上网、看电视、社交和志愿活动）上的时间为5.5小时，女性为5小时。看电视是占用时间最多的休闲活动（每天2.8小时）。户外社交活动占用的时间排在第二位，但与第一位差距很大，只有38分钟。在经济大衰退时期，人们花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减少了，而看电视和睡眠占据了一半的空闲时间。

　　但很明显，看电视和睡觉不一定让我们快乐。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通过调查，让人们回忆自己的一天，以及对每一刻的感受，发现在休闲活动中，看电视、玩电脑和打盹给人带来的即时愉悦感和成就感最少，社交是最令人愉快的活动之一。

　　人们似乎很难在独处状态下找出使生活富有意义的途径。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工作环境提供的纪律，然后我们才为其赋予重要性或意义。当人们担心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影响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64%的受访者估计，如果被迫与先进的机器人和电脑展开竞争，人们将很难有心思去寻找让生活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那些拥有更多闲暇的人（退休者、失业者、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比那些有全职工作的人，更不愿意做志愿者。志愿活动是我们在日常活动之外的事，它无法取代日常活动。

　　换句话说，如果说富裕国家真正的危机在于许多曾经自认为是中产阶层的人失去了他们过去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那么“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对富国和穷国的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原因有两个。第一，许多穷国缺乏管理能力，无力运作更复杂的福利计划，而“全民基本收入”简单易行。但美国并非如此，法国和日本更非如此。

　　第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人也肯定希望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和福利，但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东西。世界上有很大比例的穷人和准穷人是个体经营者，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喜欢搞个体经营，但别无选择，而且已经习惯了。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在一个月甚至一天的时间内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工作，这取决于什么样的机遇会光顾自己。他们上午卖食品，下午做裁缝，抑或在雨季当农民，在旱季做制砖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的生活并非围绕工作而建立。他们小心翼翼地与邻居、亲戚、同一种姓的人、宗教团体以及各种正式非正式的组织保持联系。在阿比吉特的故乡西孟加拉邦，“俱乐部”（在孟加拉语中被称作klaab）就属于一个关键组织。大多数村庄和城市社区至少有一个俱乐部，会员年龄在16到35岁之间，他们几乎每天见面，打板球、踢足球、打牌，或者玩南亚特色的桌上运动——克朗棋（carrom）。他们经常把自己描述成“社工”，当某个朋友的家里有人去世时，其他人都会现身，并提供帮助。但这种组织也会以“社会工作”或“宗教仪式”的名义进行一种温和的敲诈勒索，当地政客将这些年轻人用作“桩脚”，给这些俱乐部提供数量不等的捐款，为俱乐部运转及其庆祝活动提供了支持。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使当地年轻人免于陷入麻烦的方法，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不工作，要么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那样他们就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

　　超越弹性保障制度

　　如果“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经济模式造成的破坏，那还有什么能解决呢？经济学家和许多政策制定者喜欢丹麦的弹性保障制度。这个制度赋予劳动力市场完全的灵活性。所谓“完全的灵活性”，意味着只要一个企业不再需要某些工人，可以很轻易地解雇他们，而这些失业者会得到丰厚的失业补贴，并不会蒙受多大的经济损失，政府部门会齐心协力帮助失业者实现再就业（或许需要先接受有效的再培训）。较之于基本让失业工人自谋生路的制度（如美国），弹性灵活制度确保失业不至于沦为一场悲剧，而是生活的一个正常阶段。较之于那种企业与工人签订无限期合同，以致很难解雇工人的制度（法国那套制度就是如此），弹性灵活制度可以让雇主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避免“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冲突。所谓“内部人”指的是那些足够幸运地得到了一份获得法律强力保护的工作的人，所谓“外部人”指的是那些根本没有工作的人。

　　这与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我们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从长远来看，阻止劳动力从萎缩的经济部门重新分配到增长的经济部门既不现实，代价也高昂。对于一个经济体中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工人来说，为他们提供的任何再培训都是有价值的。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就取得了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弹性保障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失业带来的所有问题，原因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失业显然比收入损失的危害大得多。失业常常意味着一个人从一个固定的生活日程和美好的生活愿景中被强行推出来。特别是，老年人和那些多年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公司工作的人，可能会发现工作转型更为困难。由于他们剩余可用的工作年限相对较短，对他们进行再培训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失业会导致他们失去很多东西，而从一份新工作中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如果再迁徙到异地，失去的更多）。唯一相对容易的过渡，是转换到相同的领域和相似的位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第三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有点激进的想法，即一些工人应该得到补贴才能继续工作。当整个行业受到贸易或技术的破坏时，老员工的工资可以得到部分或全部补贴。但只有当某一地区的某一特定行业处于衰退状态时，才应启动这一失业补贴政策，覆盖住那些至少拥有10年（或8年或12年）相关工作经验，而且年龄较大的员工（如50岁或55岁以上）。

　　经济学家本能地对赋予政府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持批评态度。政府如何知道哪个是衰落的行业？

　　政府肯定会犯一些错误，也会滥用权力，我们并不怀疑这一点。然而，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当这些年来贸易一边抢走人们的生计，一边宣称让每个人过得更好时，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想让贸易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就要设计一套好的制度。这套制度应该包括如何鉴定经济上的失败者，如何为他们提供补偿。事实上，贸易经济学家（包括政府里面那些经济学家）有足够的数据了解哪些地区进口增长迅速，哪些地区外包业务增长迅速，美国2018年征收的关税就是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来的。贸易战可能会伤害到经济中的其他许多人，而更有针对性的补贴将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不会造成新的破坏。还可以制定类似的政策，遴选出自动化技术发展最快的行业和地区，并采取干预措施。

　　对于地方政府基于各地情况制定的经济政策，莫雷蒂等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政策最终会把经济资源从一个地区重新分配至另一个地区，并可能从生产率最高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地区。但如果超过一定年龄的人不能或不愿迁徙，就会不清楚自己还有什么选择。如今，大量被社会甩在后面的人散布在美国各地，数百个城镇因愤怒和滥用药物而满目疮痍，在这些地方，凡是能够承担迁徙成本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正在考虑离开。在这些地方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社会政策的目标不仅应该是帮助现存的贫困地区，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避免最终造就更多的贫困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发挥的效果。很多经济学家痛恨这种政策，因为欧洲的农民越来越少，却在牺牲其他所有人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了大量补贴。但他们忘记了，正是这种政策使许多农场躲过了被关闭的命运，让许多欧洲国家的乡村留住了青山绿水和勃勃生机。此前，由于一个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比较多，获得的补贴就比较高，这就促使农民冲动地扩大农业生产，以致出现了大片看起来丑陋的田地。但从2005年到2006年，给农民的补贴金额不再与生产规模挂钩，而是基于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结果便是小型手工农场得以生存下来，我们从中获得了高质量的产品，并留住了美丽的风景。可能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值得保留的东西，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强化欧洲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如果农业生产更加集中，农舍被仓库取代，法国的GDP会更高吗？可能。幸福感会更强吗？未必。

　　美国保护制造业就业与法国保护自然之间的类比似乎有些奇怪，但美丽的乡村吸引着游客，并留住年轻人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样，企业为员工生活而建造的城镇也可以确保留下一所高中、一些运动队、一条有几家商店的主街，以及一种归属感。这也是一种生活环境，是我们都喜欢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应该乐于为这种良好环境买单，就像乐于为植树买单一样。

　　聪明的凯恩斯主义：为公益事业提供补贴

　　2018年，一套与以往存在很大差异的工作补贴制度在美国民主党内部获得广泛支持。2019年，总统候选人科里·布克（Cory Booker）、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都提出了某种形式的联邦担保，即任何想要工作的美国人都有权获得好工作（最低时薪15美元，带退休金、医保金、子女看护援助金以及12周的带薪探亲假），社区服务、家庭护理、公园维护等领域的工作都要满足这些条件，才算好工作。国会里的民主党议员提出了“绿色新政”，其中包括联邦政府为人们提供工作保障。这个想法当然不算新鲜，《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运作方式与最初的“新政”都具有相似的思路。

　　如果印度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的话，就是这样的项目并不容易运作良好。在美国，创造和组织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更加困难，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愿意去挖沟或修路，而在印度，人们却别无选择，时常被要求这么做。此外，这些工作必须能够产生切切实实的现实价值。如果明显让人们看出来这些工作是政府为了增加就业而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些工作并不会提高人们的自尊感。在假装工作和身患残疾之间，人们可能宁愿选择后者。最后，考虑到该计划的规模之大，将不得不由私人公司竞标政府合同来实施，而政府合同向来以高价格、低质量著称。

　　对于政府来说，一个更现实的策略或许是增加采购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预算，以此提高对这类服务的需求，而没必要直接提供这些服务。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政府不要创造那些工作量少而收入较高的工作机会。在发展中国家，这点尤其重要，因为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类活少钱多的工作将导致每个人宁愿排长队碰运气，也不愿接受那些薪酬较低的工作，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冻结和整体就业率的下降。工作岗位必须有用，薪酬必须公平。这样的可能性有很多。虽然自动化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率，但在养老、教育和儿童护理等领域，自动化的影响非常有限，至少目前如此。的确，机器人似乎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照顾幼儿或老人的能力，充其量只可能对人类这一能力构成有效补充。

　　人类在学校和幼儿园很难被取代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机器人接管了所有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从拧紧螺栓到会计），人类的灵活性和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将日益受到重视。事实上，研究表明，与认知技能相比，社交技能在过去十年的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更受重视。关于如何传授社交技能的研究很少，但在传授社交技能方面，人类肯定比软件更具优势，这似乎是常识。事实上，在秘鲁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如果寄宿学校的一些学生的床铺被随机安排在善于社交的学生附近，他们自己的社交技能也能有所提高。相比之下，如果被安排在一个考试成绩好的学生旁边，却无法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人类在护理和教学领域虽然具备比较优势，但相对于那些自动化技术普及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生产率将越来越落后，而且吸引的私人投资可能也会少于生产率增长更快的部门。但照顾老人肯定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目标，目前，这一目标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投资于更好的教育和儿童护理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这需要花钱，而无论政府愿意花多少钱，这两个行业都能吸收。如果这些钱能为人们提供稳定高薪、受人尊敬的工作，将达成两个重要目标：为社会创造有用的东西，提供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岗位。

　　起跑线

　　儿童的代际流动与其成长的社区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出生在美国收入分配下半区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在犹他州的盐湖城长大，则其平均收入将达到全国平均收入的46%；如果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长大，则收入只能达到全国平均收入的36%。这些空间上的差异早在人们参加工作之前就显现出来了：生活在低流动性地区的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小，而且更有可能早早地生了自己的孩子。

　　1994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起了一项名为“向机会迁居”（Moving to Opportunity）的计划，为一些严重贫困地区租住公共住房的数千家庭提供抽奖机会，奖品是政府的住房券，使他们有机会从贫困率较高的社区搬到贫困率较低的社区。其中一半家庭中奖了，利用住房券迁入了贫困率低得多的较好社区。

　　一组研究人员跟踪了抽奖的赢家和输家，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对儿童的早期研究结果有些令人失望：女孩的精神状态更好，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好，而男孩则不是这样。然而，从长期来看，在第一次抽签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生活结果有很大的不同。父母中奖的年轻人每年比父母没有中奖的多赚1624美元，而且更有可能上大学，住在更好的社区，而女孩成为单身母亲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其中一些影响可能也会传给下一代。

　　有些社区的流动性比其他社区更好，拿什么去解释这种现象呢？研究人员还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但社区环境特征似乎与更高的流动性存在显著关联，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校的质量。事实证明，社会流动性与标准化教育考试成绩密切相关。

　　得益于数十年的教育研究，我们对如何提高学业成绩有了相当多的了解。2017年，一项研究总结了在发达经济体进行的196项随机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关于提高学业成绩的干预措施（包括学校干预和家长干预）。尽管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但良好的学前教育和针对贫困儿童的强化辅导似乎效果最好。一些孩子落后于年级平均水平，然后完全失去方向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有效阻止这种局面，一种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学前班阶段就为进入小学做好准备，及时发现他们与别人的成绩差距，在这种差距变得太大之前就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这完全符合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所发现的情况。

　　也有证据表明，在校学习成绩的差异会转化为长远机遇的差异。比如，在田纳西州开展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将班级规模从20～25人减少到12～17人，这在短期内提高了学生的考试分数，增加了他们以后上大学的机会。通过住房拥有率、储蓄状况、婚姻状况和所住社区来衡量，发现被分配到小班的学生以后的生活更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辅导和小班教学需要有更多的工作人员，这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孩子的整个学生生涯也有好处。

　　在这方面，美国面临的限制主要是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资金投入有限，那些急需良好公共教育的地方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如果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则会带来很大不同。此外，美国还存在一个更为普遍的情况，学前教育不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范围之内。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低水平资助引发的一个后果便是，只有28%的美国孩子就读于一些获得补贴的学前教育项目，这与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政府对学前教育提供大量补贴，多年来几乎所有法国儿童都会接受学前教育，最近，法国政府甚至强制要求所有孩子必须接受学前教育。

　　支持学前教育计划的最初证据来自一些早期随机对照实验。这些实验发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干预措施在短期和长期内都能产生巨大影响，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因此宣称，这些干预是减少不平等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实验中有一些规模很小，从而更有可能按照实验者预设的方式开展下去。

　　后来，有两个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分别是美国“全国启蒙”计划和田纳西州“学前教育实验”计划，它们对学前教育项目的评估结果或许令人觉得失望，因为这些项目都在短期内产生了影响，但对考试成绩的影响逐渐消失，甚至在几年后发生逆转。这导致许多人认为学前教育的作用被高估了。

　　但事实上，“全国启蒙”计划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学前教育的有效性似乎与计划的质量有着巨大关联。特别是，全天运作的项目比半天运作的项目更有效，那些包括家访和其他形式的家长参与的项目也更有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随机对照实验也有单独的证据证明家访的有效性，在家访期间，幼儿园教师或社会工作者会向家长示范如何与孩子做游戏。

　　现在的普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明确知道在儿童早期什么是有效的。但我们知道，资源很重要，当“全国启蒙”计划的规模扩大时，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学前教育试点不得不通过削减服务来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了其效率。保持学前教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样做还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幅增加对许多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当这些工作岗位的薪酬足够多时，吸引力更大。这些工作既有回报，又不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真的无法想象机器人去家里拜访父母的情景）。

　　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有必要的教学器具支持，似乎就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和相当快的速度，培养一名高效的学前教师。在印度，我们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利兹·斯皮尔克（Liz Spelke）合作，设计了一套幼儿园数学课程，其中包括一些以数学直觉认知为基础的游戏，这是为那些还没学会读写，甚至还没学会数数的小孩子准备的。试点范围包括德里贫民区的数百所幼儿园，然后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去检验效果。利兹最初对德里的条件感到震惊，那里幼儿园的小门廊里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学生，老师接受的培训也很少，其中许多人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这与她在哈佛实验室的条件大不相同。但事实证明，这些教师经过一周的培训之后，在良好的教学器具辅助下，能够维持贫民窟儿童的注意力，他们玩了几周的数学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进步很快，充满热情，学习了大量的数学知识。

　　托儿服务不足也是美国已婚女性和低收入单身母亲面临的最严重不利条件之一。缺乏高质量的全日托儿补贴意味着，她们要么不工作（因为托儿的费用几乎和她们的收入一样高），要么不得不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尤其是离母亲近的地方），以便于让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在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上，女性会因为生养孩子而付出巨大代价，这是造成男女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即使在先进的丹麦也是如此，男女在生孩子之前的收入几乎没有差别，而从长远来看，孩子的出生造成了男女之间大约20%的收入差距。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性的职业等级和成为管理者的可能性开始落后于男性。此外，初为人母的女性换工作主要是为了加入“对家庭友好”的公司。一个公司是否“对家庭友好”，是根据有年幼孩子的女性在公司员工中的比例来衡量的。但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也有大约13%的女性永久退出了职场。在政府慷慨补贴下大幅增加高质量的全托服务供给，可以让那些低收入女性通过工作获得酬劳，有效提高收入。

　　老年人护理是另一个有巨大发展空间的领域，因为美国几乎没有老年人的家庭护理，也很少有财政资助的养老院。相比之下，丹麦和瑞典的养老支出占GDP的2%。它们建立了一个集中的电子健康数据库，存储了老人的就医记录，有助于医院和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协作。所有80岁及以上的老人（不只是穷人）都有资格接受家访和家政服务，所有65岁及以上的丧偶老人都获得监控服务，以便及时确认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老年人也能获得一笔必要的修缮资助，让家变得更安全。那些需要持续护理的老人最后通常会住进公立养老院，费用由他们应得的公共养老金支付。

　　照顾老年人很有挑战性，而且在美国，这些工作的报酬很低。换句话说，这类工作不是很有吸引力。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迎来改变。我们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来雇用足够多的员工，对他们进行充分培训，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老人相处，并支付足够高的薪酬，让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协助搬家

　　考虑到社区在帮助人们找好工作和抚养孩子方面的重要作用，帮助人们迁居别处堪称另一个重要策略。

　　1994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的问题，在部分城市实施了“向机会迁居”计划，通过向居住在贫困社区的贫穷家庭发放租房补贴券，鼓励这些家庭向非贫困社区搬迁。虽然将这一计划推向全国，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搬到更好的社区是不可能的，但支持部分贫困人群改变所住地区或更换工作应该是可能的。实际上，有几个计划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但其中许多计划除了为贫困工人指明工作方向并帮助其完成申请程序外，几乎没有其他作用。在欧洲和美国，这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经验相当令人失望。它们产生的效果是积极的，但作用很小，而且那些没有得到帮助的工人要为得到帮助的幸运者承担一定成本。

　　另一个雄心更大、成本更高的计划是，将为失业工人自动延长失业保险，使他们有时间接受培训，寻找好工作，不必为了生计接受一份低薪工作，也不必继续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这种计划不仅可以让他们获得短期培训机会，还可以让他们参加更高级的项目，比如进入大学或社区大学深造，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思维，不仅是帮他们找一份工作，而且帮他们找到一份事业。美国的一个随机对照实验最近评估了三个这样的项目。其核心思想是将失业工人的培训期延长至数月，根据那些工人短缺部门的需求培养失业者的专业技能（如医护和电脑维修技能），然后将工人与需求部门进行匹配。两年后的结果令人看到了希望：评估结果表明，在完成培训之后，参与者更有可能被雇用，而且得到的工作也比那些没有参加培训项目的员工更好。总的来说，参与培训者比非参与者多赚29%。

　　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也帮助弱势群体迁徙。无论是在培训期间，还是在新工作开始时，它们为弱势群体的求职者和工人提供托儿、交通、住房或法律服务方面的帮助。这种帮助可以扩大到提供短期住房，并为儿童寻找学校和托儿所。这些项目提供的住房租金抵用券（比“向机会迁居”提供的抵用券金额要少）有助于人们负担得起较好的社区。

　　帮助那些需要招聘员工的公司走出所在社区和当地的推荐人网络，或许也很重要。大多数促进求职者和雇主需求匹配的计划都以求职者为中心，但对于雇主来说，找到合适员工的过程很费时费钱。一项调查显示，招聘一个员工的成本（发布职位空缺、筛选应聘者和培训新员工）占这名员工年薪的比例在1.5%～11%。大公司通常有一个人力资源部门，但对小企业来说，这些招聘成本可能真的算是一大障碍。法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招聘成本高到足以延缓招聘进度的地步。研究人员与应对失业问题的政府机构开展合作，为雇主提供招聘援助，为雇主发布职位空缺，并接收简历，筛选出条件合适的应聘者。他们发现，与那些没有获得招聘协助的雇主相比，那些获得协助的雇主发布的职位空缺往往比较多，而且雇用的固定员工数量也会多出9%。这样的服务可以使雇主超越非正式的人才推荐渠道，扩大应聘者的范围。

　　诸如此类的计划好处多多，能够让失业者获得新技能，并促进求职者和雇主之间实现更好的匹配，这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是有价值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们没有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对于减少失业者焦虑和恢复其尊严的意义也将是深远的，因为这类计划影响到的人群不仅包括失业者，还包括所有觉得自己工作有朝一日或将受到威胁的人，此外，受到这类计划帮助的失业者的朋友们也会从中感到慰藉。同样重要的是，这类计划改变了围绕失业者的固有叙事方式，之前，人们会对失业者说“我们正在拯救你”，现在，人们会说：“很遗憾失业发生在了你身上，但你通过学习新技能，或者通过迁居，正在帮助我们的经济保持强劲活力。”这种叙事方式的改变，会让很多蓝领工人改变之前的一种认知，即其他人发起了对他们不利的战争，导致他们沦为了受害者的认知。

　　比如，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对煤炭宣战”被视为一场针对煤炭工人的战争。或许煤炭工人对自己的工作特别自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自己，直到前不久，煤炭工人还敢同雇主抗争，结果到了今天，却不得不与雇主并肩作战，同政府抗争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由机器来完成的那种对身体有害的危险工作。钢铁工人也是如此。我们一定可以想出其他很多不那么危险，却同样会带来自豪感的工作。

　　尽管如此，当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3月冷冰冰地宣布“我们将把煤炭公司和煤炭工人赶出市场”时，煤炭工人觉得这无情地破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政客竟然不认为有必要向自己道歉或赔偿损失。希拉里随后立即谈到了照顾矿工的必要性，但她那句话伊始的“我们”却在这场辩论中清楚地变成了“我们”与“矿工”的对决。这句话在之后的几个月的政治广告中被反复播出。

　　事实上，每一次工作转型都可以且应该成为政府向承受这些的工人表达同情的机会。转换职业和跳槽都是困难的，但对经济体和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促进人才和雇主实现最佳匹配的机会。每个人都应该像80%的美国人那样，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帮助失业者更好地实现工作转换，是政府应该提供的一种基本权利。但这类计划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不同的是，后者确保所有居民有权获得一笔现金补助，而前者确保失业者能够维系自己的社会认同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中过上一种富有成效的生活，这是一种普遍的权利。

　　许多欧洲国家在帮助人们工作转型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美国。丹麦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训、就业援助等）上面的花费占GDP的2%，这使得丹麦的工作流动性较高（从一份工作直接转换到另一份工作很容易），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也比较频繁。丹麦非自愿失业的人员比例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似，但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速度却快得多：丹麦3/4的失业工人在一年内重新找到了新工作。重要的是，丹麦模式挺过了2008年的危机和衰退，当时的非自愿失业人数没有大幅增加。德国将GDP的1.45%投入到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而在失业率远高于正常水平的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比例升至2.45%。而在法国，尽管一直有人主张政府应该为失业者做更多事情，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维持在GDP的1%。在美国，相应的数字仅为0.11%。

　　事实上，美国也有可以遵循的模式。第三章讨论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为获得批准的公司的工人提供培训和延长失业保险的资金。这个项目非常有效，而且它做的事情正是这类计划应该做的：帮助那些最贫困地区的工人迁居别处。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工人也更有可能改变地区和行业，而且迁居之后，他们的收入可能是之前的两倍。但是，该计划并没有成为帮助员工应对职业过渡困难的模板，它的实施范围仍然很小，这怎么行呢？

　　有尊严地战胜贫困

　　很多人赞成限制企业用自动化技术取代工人。对于自动化技术造成的失业者，大部分共和党人和相当大一部分民主党人都反对政府通过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或者“全国就业保障”计划为他们提供相应扶持。所以，尽管当前一些试点的政府福利计划比较有效，但难以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一些人怀疑政府的动机，认为政府只是想帮助极小部分的人，另一些人则怀疑政府兑现承诺的能力被夸大了。然而，还有一些人的想法，即便是左翼人士和左翼组织可能也会认同，那就是认为政府的做法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理解，缺乏同理心，导致弱势群体不想得到这样的施舍和慈善。换句话说，他们不想接受政府傲慢的资助。

　　阿比吉特曾经在联合国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工作，为联合国制定新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此期间，他经常受到一些知名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低调游说，这些组织试图对应该制定什么目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往往是了解有趣倡议的好方式，阿比吉特非常喜欢跟这些组织交流。其中，与一个名为“第四世界扶贫运动”（ATD Fourth World）的国际组织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为生动的记忆。

　　那次交谈的地点是在欧盟总部一个宽敞的房间。他进去后，立刻注意到他们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没有西装，没有领带，没有高跟鞋，只有布满皱纹的脸、邋遢的冬季夹克，以及一种渴望的表情（这种渴望令他联想到了刚入学一周的大学新生）。他被告知，这些人经历过极度贫困，目前仍然属于贫困群体。他们想参加一个关于穷人想要什么的谈话。

　　结果发现这和他以前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人们踊跃发言，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论了自己的生活、贫困的本质和政策的失败。阿比吉特尽量做出回应，起初，当他持有不同观点时，会表现得尽量委婉，但很快意识到自己小看了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老练程度和反驳能力一点也不逊于他。

　　他带着对“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极大的尊重离开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它的口号是“一起有尊严地战胜贫困”。这是一个把尊严放在首位的组织，如果有必要，甚至高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其建立的内部文化中，每个人都被当作有思想的人，每个人都能得到认真对待，这给成员们带来极大的信心。这是阿比吉特没有预料到的。

　　该组织创办了一家小公司TAE（Travailler et Apprendre Ensemble，译为“一起工作与学习”），旨在为极度贫困的人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去了巴黎东部的大努瓦西，观摩他们的一次团队会议。我们到达时，这个小公司正在为他们的不同活动制定时间表，分配任务，并在白板上起草计划。完成工作安排之后，他们开始讨论公司的活动。在轻松而活跃的气氛中，大家严肃地讨论问题，然后开始各自的任务。这可能类似于硅谷一家小型初创企业的每周例会。

　　与硅谷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安排的活动（清洁服务、建筑和电脑维护）和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会后，我们继续与尚塔尔（Chantal）、吉尔斯（Gilles）以及让—弗朗索瓦（Jean-François）交谈。尚塔尔原来是一名护士，但在一次意外事故后重度残疾。由于多年没有工作，她最终无家可归。这时她向“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为她提供住房，并在她准备好参加工作时，将她安排到了TAE这家小公司。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0年，先是在清洁团队，然后是软件团队，并成为一名领导者。现在她正考虑离职去创办一个帮助残疾人找工作的小型非政府组织。

　　吉尔斯也在这家小公司工作了1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严重抑郁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在紧张的环境中工作。公司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后，他的情况逐渐好转。

　　让—弗朗索瓦和妻子失去了对儿子弗洛里安的监护权，弗洛里安患有多动症，而弗朗索瓦也因为脾气问题被置于国家行政监护之下。他们联系了“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该组织获准在接受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将弗洛里安带到他们的一个中心，接受指导和矫正。弗洛里安在那里了解到了TAE这家小公司。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迪迪埃（Didier）在加入TAE公司之前，曾经是一家传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助手皮埃尔—安托万（PierreAntoine）曾在一家职业介绍所做社会工作者，委托方解释了传统就业模式的局限性。当人们遇到一个困难时，传统就业模式可能会提供帮助。但当失业者积累了多个问题之后，不符合某些工作岗位对应聘者的正常期望，那么失业者往往很快放弃找工作，或者被拒绝提供帮助。与这种传统模式不同的是，TAE的业务是围绕失业者自身的条件而设计的。

　　陪同我们参加会议的“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领导人布鲁诺·塔迪厄（Bruno Tardieu）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在他们一生中，人们都是施舍给他们东西，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做出什么贡献”。在TAE公司，他们被要求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每天一起做决定，互相培训，一起吃饭，互相照顾。当有人缺席时，他们会去查看。当有人需要时间来处理个人危机时，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TAE公司的精神很好地反映了其创办者“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的精神。“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是20世纪50年代由天主教神父约瑟夫·雷辛斯基（Joseph Wresinski）在法国创立的，当时他坚信，极端贫困不是一群人自卑或能力不足的结果，而是系统性排斥的结果。排斥和误解是相互依存的。极度贫困的人被剥夺了尊严和能力。他们获得的教导是要懂得对帮助心存感激，即便他们并不是特别需要这种帮助时，也要如此。一旦失去了尊严，他们就很容易起疑心，这种疑心会被视为忘恩负义和固执己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所陷入的陷阱。

　　在法国，一个雇用了不到12个极端贫困者、生存艰难的小公司，能够给我们的社会政策带来什么启示呢？

　　首先，在适当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并使自己变得富有成效。这种信念催生了法国的一项实验，试图创建“长期失业率为零的地区”，在那里，政府和公民组织承诺在短时间内为每个人找到一份工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为每名员工提供最高1.8万欧元的补贴，无论任何企业，只要同意雇用想要工作的长期失业者，都能获得这笔补贴。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寻找长期失业者（包括那些面临多种困难的人：精神或身体残疾、有犯罪前科等），为他们匹配工作，提供所需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其次，失业者不一定非要在所有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做好各项准备之后才能参加工作。工作可以是信心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让—弗朗索瓦在找到工作后重新获得了儿子的监护权，他儿子为爸爸找到工作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也激励了他。

　　在远离法国大努瓦西的孟加拉国，规模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BRAC）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在他们开展业务的村庄里，极端贫困的人往往被他们的许多项目排除在外（或者这些穷人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社区的帮助下，确定了村里最贫穷的人之后，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生产资料（如一对牛或几只山羊），并在之后18个月的时间里，在情感、社交和经济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训练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在七个国家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这种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印度，我们跟踪评估样本已经有十年了。尽管该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进步，改善了所有家庭的生活，但我们仍然发现，与没有接受该项目的对照组相比，受益人群的生活方式存在巨大而持久的差异。他们消费更多，拥有更多资产，更健康，更快乐，从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极端贫穷人群变成了“正常的穷人”。这与单纯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长期效果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迄今为止一直令人失望。要使这些家庭真正走上富有成效的工作轨道，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还需要我们用他们不习惯的尊重来对待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潜力和多年贫困对他们造成的损害。

　　在社会的保护制度中，对穷人尊严的严重漠视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别令人痛心的例子是我们遇到的TAE公司员工尚塔尔的遭遇。尚塔尔和她的丈夫都是残疾人，当他们需要别人帮忙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时（其中两个也是残疾人），他们得到了临时性的安置，把孩子送到寄养中心。结果，这个临时解决方案最终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只能每周在监督下探望一次孩子。人们普遍怀疑贫穷的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成千上万的瑞士贫困儿童被迫离开家庭，被安置在农场。2012年，瑞士政府正式为其导致父母与子女分离道歉。这种歧视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穷人的“种族主义”，令人想到了加拿大的一种政策：在加拿大，许多原住民儿童被送到寄宿学校，不让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以便让加拿大主流文化同化他们。

　　如果一个社会保护体系以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急需帮助的人，那无异于在惩罚受助者，受助者也会竭尽全力避免与这套体系发生任何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影响的不仅是那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极端贫困人口。当社会体系表达出惩罚和羞辱时，整个社会都会退缩，当一个工人刚刚失去工作时，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得到与那些极端贫困人口一样的待遇。

　　从尊重穷人做起

　　我们完全有可能探索出一种不同的救助模式。有一次，我们驱车前往位于巴黎附近塞纳特市的“当地使命”组织的办公室，观摩一场关于“年轻创业者”计划的会议。该组织的一站式服务旨在满足贫困青年在医疗、社交、就业等方面的需要。“年轻创业者”计划面向那些想要做点小生意的年轻失业者。年轻人围坐在桌旁，阐述自己想做什么。我们听到有人说打算开设健身房、美容院或有机美容产品商店。然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想创业。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没有谈到钱，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谈论尊严、自尊和自立。

　　“年轻创业者”计划的救助方法与就业促进机构的典型救助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方法中，咨询师们的目标是快速确定那些急需救助的年轻人（主要是高中辍学生或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做什么事情，通常是安排某种培训项目，然后指导他们去工作。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咨询师知道什么对各方有好处（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借助某种机器学习算法去了解这一点）。年轻人要么听从咨询师的安排，要么失去相应的好处。

　　迪迪埃·杜加斯特（Didier Dugast）构思了这个“年轻创业者”计划，他告诉我们，传统的方法往往流于失败。来到这里的年轻人之前一直都是被告知该做什么，还被告知他们在学校或者在家里的表现不够好，他们来的时候内心布满创伤，自尊心极低（我们在定量调查中证实了这一点），这往往会转化为一种本能的怀疑，怀疑别人提供给他们的一切帮助，并倾向于拒绝别人提出的建议。

　　“年轻创业者”计划背后的想法是，先从年轻人提出的计划开始，然后认真对待。第一次访谈邀请他们讲一讲想做什么，为什么想做，以及什么地方适合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计划。我们参加了三次访谈：一个想要开一家中药店的年轻女性，一个想要通过网上商店出售自己平面设计方案的年轻男性，还有一个想要为老年人开一家家庭护理公司的年轻女性。在所有的案例中，第一次访谈都很长（每次约一小时），而且社会工作者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项目，从来不会明显地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此之后，进行更深入的访谈，组织几次小组讨论。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集中精力说服这些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命运，并且拥有成功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清楚地向这些年轻人表明成功的途径不止一种，有抱负的中医药剂师可以通过接受培训，成为一名护士或护理人员。

　　我们参与了这个“年轻创业者”计划的随机对照实验。900名申请了这个计划的年轻人被分给了这个计划或其他常规服务技能培训计划。我们发现，参加培训计划的人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且挣得更多。对于那些最弱势的人来说，影响要大得多。乍一看，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尽管是从申请人想创业的念头开始，实际上最后却降低了创业的可能性，其主要价值（及明确理念）是，自主创业计划只是接触和了解这些申请者的一个起点，但未必是终点。该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帮助这些弱势群体恢复信心的疗愈过程。对这些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创业，而是在6个月到1年内找到一份稳定的、有回报的工作。我们还评估了另外一个侧重帮助穷人创业的计划作为对比。该计划择优挑选在创业方面最有前途的穷人，然后帮助他们把初步的项目创意逐步落实，但这个计划能够帮到的人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它选中的人无论得到什么帮助都很可能成功，其效果并不如注重帮助穷人找工作的“年轻创业者”计划那么好。

　　在我们看来，塞纳特市“年轻创业者”计划之所以得以发挥作用，正是源于它非常注重维护年轻人的自尊感。在这些贫穷的年轻人里面，很多人从未被任何公职人员（教师、官员、执法人员）认真对待。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教育研究表明，孩子们很快就理解和记住了自己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而老师又强化了这种地位。老师们被告知，有些孩子比其他人更聪明（但这些孩子们只是被随机挑选的，并不具有代表性），对待他们的方式便有所不同。所以，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弱者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在法国，有一项关于通过干预措施激发年轻人潜能的随机评估，其灵感来自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关于“坚毅”的观点。它向学生展示鼓舞人心的视频，鼓励他们认为自己是强大的，这对他们在学校的正常出勤率、课堂状态，甚至考试成绩都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似乎与孩子们对自己的坚毅和认真程度的看法无关（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孩子们在这些方面给自己打低分）。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对像他们这样的人取得成功的机会变得更加乐观。“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组织与巴黎蒙特梭利高级研究所开展合作，试图尽早打破这种低期望值造成的恶性循环。其运作的“紧急住房援助”计划，运营着一些高质量的蒙特梭利学校，和巴黎市中心为数不多的服务精英的私立蒙特梭利学校一样，光鲜亮丽，管理良好。

　　同样从居高临下到恭敬有礼的态度转变，在芝加哥市中心实施的“成为一个男人”（Becoming a Man）计划中也有所体现。该计划旨在缓和年轻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与其告诉他们使用暴力是错误的，我们更应该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生活在贫困社区的青少年来说，暴力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弱者的印象，好斗甚至打架可能是必要的。身处这种社区环境中的人，一旦受到挑战，就会本能地用暴力反击。所以，“成为一个男人”计划并不是直接告诉参与者暴力并不是正确之举，也不会在他们诉诸暴力时施加惩罚，而是让这些来自贫穷社区的孩子们参与一系列受到认知行为疗法启发的活动，帮助他们识别暴力何时算适当反应，何时算不当反应。实际上，他们被教导，只需花一分钟来评估环境，并评估适当的行动方案。在施加干预期间，该计划使该地区被捕总人数减少了约1/3，减少了一半因暴力犯罪被捕的人数，并使毕业率提高了约15%。

　　受干旱影响的印度农民、芝加哥南区的年轻人和刚被解雇的50多岁白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他们有权被他们是谁，而不是其面临的困难所界定。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希望是人们前进的动力。根据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去界定他，就是将问题的本质归因于他所处的环境，并否认问题存在改善的希望。这样一来，这个人的自然反应就是把自己蜷缩在这个身份中，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在这个变化和焦虑的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吸收那些影响到自己的冲击波，而不让这些冲击波影响自我意识。不幸的是，我们承袭的制度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保障仍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色彩，太多的政客毫不掩饰自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轻视。即使态度有所转变，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深刻的反思，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线索，但我们显然没有找到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我们怀疑其他人也没有。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但只要我们了解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能赢。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