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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被认可的政府

　　本书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是，总是期待市场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甚至高效的结果是不合理的。比如，在棘手的经济形势下，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人们在适当的时候迁徙他处，但有时也要让人们在维持生计和尊严的前提下留在原地。更普遍地讲，在一个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赢者通吃的世界里，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正在产生巨大差异，如果我们把所有社会问题甩给市场，这种差异将无法逆转。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税收可以用来控制社会顶层的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但社会政策的最终目标并非是单纯地削弱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裕群体，我们还要探索一下如何帮助其余群体。

　　社会政策的任何创新都需要新的资源。超级富豪的财富可能不足以为整个政府提供资金，如果税前收入不平等程度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趋于下降，这种局面将更为严重。此外，以史为鉴，这些超级富豪或许会抵制社会政策的创新，甚至还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其他人也将付出代价。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种局面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并将引发政治挑战，因为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这个国家不可靠，甚至更糟，政府合法性受到侵蚀。如何才能恢复这种合法性呢？

　　税收与支出

　　民主国家通过征税来筹措资金。2017年美国的总税收（把各级政府都考虑进去）仅占GDP的27%，这个数字比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低了7个百分点，其中，韩国与美国并列，只有墨西哥、爱尔兰、土耳其和智利这四个成员国的税收收入在GDP中占比低于27%。

　　任何重大的公共政策都需要更多的资金。即使美国对富人提高税率，达到与丹麦看齐的水平，总税收在GDP中的占比仍将远低于2017年的丹麦（46%）、法国（46%）、比利时（45%）、瑞典（44%）和芬兰（43%）。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果美国的税率提高到上述水平，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大幅下降，因为企业再也无力支付天价工资。虽然对富人增税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最终必然不利于实现增税的初衷。换句话讲，尽管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70%以上的提议在限制收入不平等方面或许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最终不太可能给国家带来预期中的那么多税收增量。

　　只要采取减少逃税的措施，适当的财富税税率就能大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赛斯和祖克曼估计，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每年2%的财富税（这将影响大约7.5万人），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每年3%的财富税，那么只要10年，就能给政府增加2.75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或者说GDP的1%。我们看到，较之于提高边际所得税税率，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财富税其实更受欢迎。即使按照这里提议的税率来征收，税收增幅也能达到GDP的1%。

　　即使在税率较高且征收财富税的欧洲国家，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对普通收入者的税收。换句话讲，让99%的纳税人享有更低税率的税收改革之梦，注定导致美国政府未来依然无法向低收入者重新分配大部分税金。税收改革不仅需要拿超级富豪开刀，也需要针对普通富豪甚至中产阶级采取措施。

　　就目前情况而言，税改是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共同面临的一个“禁区”。对（几乎）所有人增税的提议并不受欢迎。在我们的调查中，48%的受访者认为小企业主纳税太多，只有不到5%的人认为这些小企业主纳税太少。人们对工薪阶层的纳税情况也存在类似看法。难度最大的环节可能是说服美国的普通纳税人支付更多的税金，以便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我们怀疑，经济学家对人们不愿纳税负有部分责任，原因有很多。

　　首先，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如果税收增加，人们将停止工作。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我支持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借口、以任何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减税。”这类人坚持认为高税收会扼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妨碍经济增长，但他们面前的数据并不能佐证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富人不会在税收上涨时停止工作。那剩下的99%呢？他们会停止工作，退隐到农村吗？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经济文献表明，他们不会这么做。

　　最好的例子之一来自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瑞士将“每两年调整一次所得税税率”的制度转变为一种更标准的“付工资时扣缴所得税”的制度。比如，在旧的税收制度中，一个人在1997年和1998年的纳税税率是基于1995年和1996年的收入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纳税税率是基于1997年和1998年的收入水平，依此类推。新制度的运作方式与美国的类似。比如，通过预估的方式确定2000年全年的所得税税率，然后，到2001年初，纳税人填写所得税申报表，进行纳税义务调整。为了向新的税收体系过渡，瑞士必须有一个免税期。瑞士的图尔高州在1999年进行了税收制度变革。1997年和1998年，纳税人为1995年和1996年的收入纳税。1999年，他们开始根据当年实际收入纳税。为了避免向人民征收两次税，1997年和1998年被设定为免税年度，这两年的收入无须纳税。瑞士各州在1999年至2001年之间经历了不同的转变，因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份享受了不同的免税期，具体取决于他们的居住地。此外，还有临时退税，并提前通知了广大纳税人。因此，在人们决定1997年和1998年这两年的工作意愿以及工作时间之际，就已经知道自己将无须纳税。这是一个观察降低税率是否会影响人们工作意愿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免税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劳动力供应情况。答案是：根本没有变化。这对人们的工作意愿没有任何影响，对工作时长也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瑞士的例子非常特殊，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增税似乎并没有阻止人们工作。然而，如果选民认为别人会因为增税而停止工作，那么依然有可能反对征税。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询问了一些受访者，如果税率提高，他们是会停止工作，还是会减少工作？72%的人说他们绝对不会停止工作，60%的人说他们会和以前一样工作。这与我们得到的数据非常一致。我们还询问了其他受访者，看看他们觉得普通的中产阶层将如何应对增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普通的中产阶层会像往常一样工作，50%的人认为他们会停止工作。因此，当美国人评价自己时，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预测朋友和邻居的行为时，就太悲观了。

　　政府是问题所在？

　　人们不愿意提高税收以获得更多服务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美国人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持怀疑态度（英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也是如此）。至少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人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会解决问题，而是问题所在。”

　　2015年，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一直”或者“在大部分时间里”信任政府。59%的人对政府持负面看法。20%的人认为政府无法改善贫富差距，32%的人认为较之于借助增税来为资助穷人的计划融资，降低富人和企业税收以鼓励投资不失为一个更好的方法，有助于提高机会的平等性。

　　这种对政府行动的极端怀疑态度，可能是帮助那些亟须帮助的人的最大障碍，但矛盾的是，许多人偏偏持有这种观点。曼普里特·辛格·巴达尔（Manpreet Singh Badal）是印度旁遮普邦一位年轻有为的部长，他的政治生涯就因此遭遇了挫折。旁遮普邦的农民可以免费用电，地下水也是免费的，结果每个人都过度灌溉土地，导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几年之后可能再也抽不出地下水了。在这种情况下，减少水的消耗量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巴达尔的解决方案是给每个人一笔固定金额的钱来补偿他们，然后收取他们的电费，这样他们就不会抽出超出实际所需的水量，因为成本是对过量抽水的一种威慑。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无异于自杀。这项于2010年1月推出的措施在10个月后被取消了，巴达尔因此失去了旁遮普邦财政部长的职位，最终被迫离开所属政党。农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得到任何钱，而且势力庞大的农民协会极力反对这些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重新执政的巴达尔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的计划是先将48000卢比（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差异，相当于2823美元）直接转到所有农民的银行账户，然后从这个账户中扣除电费。补贴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按照当前的速度，一个农民消耗的电力不足9000个单位，就可以获得补贴（国家估计平均消耗量在8000到9000个单位之间）。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完全明白，这不是一种伪装的税收；换句话讲，这并不是一种从农民那里筹措税金的狡猾手段。这一次政府的动作很谨慎。他们从一个小的试点项目开始，现在正打算开展规模更大的随机对照研究项目，以评估该计划对农民用水量和农民福利的影响。尽管如此，农民们仍然心存疑虑，农民协会依旧声称“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停止对农业用电的补贴”。

　　为什么人们如此怀疑政府？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是历史原因。在印度，人们目睹了太多政府言而无信的情况。在美国，显然存在一种自力更生的心态，尽管这种心态已经确立了很多年，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之上的：对自力更生最引以为豪的那些州，恰恰是最依赖联邦补贴的州（根据联邦补贴在州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来看，高居榜首的是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和蒙大拿州）。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们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有关。政府项目被视为精英阶层为每个人提供的一种补贴，但努力工作的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除外，因为这些人往往不符合接受补贴的条件。但在经济学家的启发下，政府内部一直存在关于财政资金浪费的讨论，如果你当着一屋子经济学家的面提到政府干预，你会清楚地听到一阵窃笑。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激励措施总是一团糟，尽管政府干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往往是笨拙的或腐败的。

　　但这种判断是相对于什么来看呢？问题是，政府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无可替代的（当然，政府做的许多事情超出了它应该做的范畴，比如印度政府运营一家航空公司）。当龙卷风来袭，当一个穷人需要医疗保健，或者当一个行业关闭，市场通常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存在的部分作用是解决其他机构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要证明政府存在浪费，人们需要证明可以通过一种替代方式更好地组织同样的活动。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存在浪费现象，这是毋庸置疑的。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乌干达等国的一些研究发现，政府做事方式的转变可以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仅仅分发一张表明某人有资格参加某个计划的卡片，就能促使更多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去申请福利，从而导致政府发放给贫困人口的补贴总额增加了26%。一旦人们发现自己有资格得到什么，就会更好地去争取。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私营公司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因此，对资源的良好管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

　　与此相一致的是，想方设法减少政府浪费也比我们想象的困难。简单的公式化方案是行不通的，比如，私有化就不是灵丹妙药。事实表明，那些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提供的同一种服务加以比较的证据是非常有限和混杂的。在印度，私立学校学费较低，但随机分配到私立学校的孩子与留在公立学校的孩子考试分数一样低。在法国，私营部门为长期失业者提供的安置服务效率低于公共部门的服务效率。

　　2016年，利比里亚政府将管理93所公立学校的责任移交给了8个不同的私营组织（有些是非政府性质，有些是营利性质），并实施了一个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来评估效果，结果喜忧参半。平均而言，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略好一些，但私立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花的钱也要多得多（是公立学校学生的两倍），因此竞争环境并不公平。此外，这8个组织中有4个比公立学校好不到哪里去。布里奇学校（Bridge Academy）堪称其中一所明星学校，学生成绩不错，但出现这种成就的前提是收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外部资金，并清理了所有超过班级人数限制的学生。甚至一家名为“超越自我”（More Than Me）的美国慈善组织在经营这些学校的过程中，竟然卷入了一桩令人震惊的性虐待丑闻。由此可见，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

　　对腐败的执念

　　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部分根源是人们对政府腐败的执念，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或许是因为政府官员靠纳税人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从而冒犯了纳税人，因此，腐败常常成为政治竞选的核心话题。一种假设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腐败或将消失。这种假设自然有其真实之处，毕竟，当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自己都忙着发财时，你怎么能指望腐败消失呢？

　　但那种认为只需政治决心就能根除腐败的观点忽视了腐败的根源和我们控制腐败的能力。正因为政府做了市场不愿做的事情，他们才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以污染罚款为例。造成污染的人很乐意付一部分罚款给污染控制办公室的官员，以便消除造成污染的证据。但如果让一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企业去管理污染，并收取罚款，情况会有所改善吗？很可能不会，因为他们至少和你一样喜欢钱。此外，私人征税（即“包税制”）的历史告诉我们，鼓励代理人去征税（或收取罚款）有可能会敲诈那些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人。

　　而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名额也是个问题。对于一名学校官员来说，接受一笔贿金为一个有钱却不合格的学生打开一扇门是很诱人的。但这与政府本身无关，而是与名额分配有关。每当一种商品被定量分配时，人们就会强烈地希望以某种方式购买。这一点在2019年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私立精英大学的录取丑闻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有些父母虽然比较富裕，但财力还不足以为其子女支付走后门的全部费用（比如，给大学捐建一栋楼），这样一来，他们就会选择与这个大学的某个顾问合作，这名顾问能把这些父母引向一个成本较低的后门（比如行贿大学的某个体育教练）。

　　更广泛的观点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常常促使我们不去遵循市场的指令。征收罚款没有纯粹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公立的中小学收费之所以很低，私立大学之所以不会根据市场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去收学费，是因为我们希望那些贫穷却有才华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机会。但无论何时，只要有人试图干预市场，就会存在作弊的诱惑。由于政府的工作性质是在市场面前进行干预，所以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尽管初衷是好的，但必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此外，打击腐败绝非没有代价。在意大利，一个名为Consip的政府性联盟组织应运而生，以应对接二连三的腐败丑闻。它的工作是代表政府部门采购物资。它所采购的东西不时地发生变化，因此，有时政府部门不得不自己采购某些东西；而在其他时候，他们依赖于Consip组织。如果政府部门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去采购物资，那么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使用它，但这个平台采购的产品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政府资金，因为市场上通常存在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换句话说，各部门本来可以按照更便宜的价格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只要可以通过Consip组织采购，他们就决定不行使这一选择权。因此，总体而言，这个组织是在浪费政府资金。有鉴于此，相信政府官员，不给他们施加各种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许不失为一个更好的方法。

　　为什么几乎每个人明明知道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买到更便宜的产品，却偏偏通过Consip组织花更多钱去采购呢？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让自己免受腐败指控。政府官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也希望尽力避免麻烦。比如，美国的医生建议病人接受过多的检查以避免医疗事故诉讼。再比如，有些大公司仅仅指定一家旅行社为所有员工提供差旅服务，这虽然有助于降低员工虚报账目的风险，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公司最终会在大部分机票上付出更多的成本，因为员工为了避免麻烦而根本不会去寻求最佳交易。

　　这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目前打击腐败的方式是提高透明度，即政府的工作应该接受外部人士的监督，比如独立的公共审计机构、媒体和公众。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让最终受益人知道自己有权获得什么，从而能让他们发现应得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异，堪称打击腐败的有力工具。然而，正如Consip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味强调透明度也存在一个不足。监督工作往往依赖于外部人员，而这些人员理解大局的能力有限，或无法评估总体社会目标的实现情况，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核实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反过来，这意味着官僚们往往会耗费大量精力去思考怎样做才算正确，才能避免引起关注和避免麻烦。这催生了一种特别注重遵循条条框框的刻板倾向，即使这些条条框框的精神有悖于经济原则，也在所不惜。

　　将官僚和政客们描绘成笨拙的白痴或腐败的无赖（对此，经济学家可能要负部分责任），是极具破坏性的。

　　首先，它引发了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使在政府部门明显需要扩张的时候，相关提议依旧招致反对，今天的美国就存在这个现象。在我们对美国受访者的调查中，对官僚的信任程度和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一样低：只有26%的受访者对公务员怀有“几分”或者“许多”信任感。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少人认为政府能够成功解决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其次，它还影响人们为政府效力的意愿。政府要实现良好运作，吸引合格人才至关重要。但对于一个很有才华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考虑到政府的名声欠佳，从政对他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从来没有一个即将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告诉我们他打算到政府部门工作。把政府归入名声不佳的行列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只要那些能力较差的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名声越来越不佳，这更容易导致人才不愿意加入政府。然而，在法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为政府工作是有声誉的事情，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愿意跻身政府。

　　政府的形象也影响到为其效力者的诚信度。印度的一项研究复制了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针对瑞士银行家的实验，印度的参与者（这次是大学生）被要求在一种私密状态下掷色子42次，并记录每次掷出的数字，不同数字会带来不同的奖励：如果掷出的数字是1，则可获得0.5卢比的奖励；如果掷出的数字是2，则可获得1卢比的奖励；如果掷出的数字是3，则可获得1.5卢比的奖励，以此类推。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空间，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对掷出的数字撒谎，结果撒谎人数的比例与瑞士那次针对银行家的实验大致相同。正如那些被提醒自己的身份是银行家的人在实验中更容易作弊一样，那些在印度打算为政府工作的学生也更容易作弊。相比之下，当这项研究被复制到丹麦时（丹麦对于本国政府部门的清廉非常自豪），研究人员发现了与印度截然相反的结果：那些打算加入政府部门的人作弊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再次，如果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贪腐就是懒政（或者两者兼具），那么他们无异于在剥夺整个社会的创造力，驱逐具有创造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剥夺这些官员的全部决策权是有道理的。这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在最近于巴基斯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给医院和学校的采购人员提供更多的灵活空间，给他们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来购买基本用品，大大提高了他们通过谈判获得低价的能力，从而为政府省下了一大笔钱。

　　在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给政府官员和政府合同设置太多的限制会打击人才的积极性。尽管美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没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愿意竞标为奥巴马医改建立配套设施的计算机系统。原因很明显，做政府承包商受制于太多的条条框框，以至很少有公司愿意这么做。《美国联邦采购条例》多达1800页。因此，为了赢得一份政府合同，擅长文书工作比胜任这份工作更重要。在经济开发领域，那些有系统地竞标并赢得美国国际开发署合同的承包商被称为“环城路强盗”，其他组织即便拥有实地开发的相关经验，也很难从这种政府采购合同中分一杯羹。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腐败无能”的口号造就了一批厌倦政府的公民，他们可能对当选领导人无耻腐败的消息不再感兴趣，从华盛顿到耶路撒冷再到莫斯科，都存在这种情况。他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不抱任何期望，不再集中注意力关注政府。因此，人们对轻微腐败的执念和纵容可能滋生大范围的腐败。

　　美国是第一名吗？

　　美国似乎陷入了僵局。40年来，政府一直承诺美好的事情就在眼前，但这也造就了一种太多人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政府）的社会大环境。政府坚持不懈地追求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再加上富人精心培养大众的反政府情绪，从而阻碍了政府抑制富人财富日益增长的企图。政府长期处于破产窘境，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是不可能提高税收的，甚至那些最具社会意识的年轻人也开始认为政府的工作一点也不酷，所以他们就算无法跻身一个“重磅”的基金，也会转向那些私营部门的基金会，或者加入一个不加掩饰地赚钱的企业。然而，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出路是让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许多其他国家，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虽然法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没有美国那么令人瞩目，但的确有所加剧。从1983年到2014年，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00%，最富有的0.1%的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50%。由于GDP增长缓慢，除富人外，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趋于停滞：在同一时期，剩下的99%的法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25%（每年还不到1%）。这加剧了人们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并导致了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中间派的马克龙政府最近进行的一轮税收改革降低了税收的累进性，提高了单一税，取消了财富税，削减了资本税。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这对于法国从其他国家吸引资本是必要的。这很可能是真的，但它也冒着迫使欧洲其他国家跟进减税的风险，从而引发一场逐底竞争。美国的经验警告我们，欧洲出现这种局面的前景可能很难逆转。明智的观点是，欧洲国家需要通过合作来维持税收。

　　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税收在GDP中的占比远低于美国。中低收入国家的税收在GDP中的占比为15%，而欧洲的这一比例接近50%（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为34%）。在某种程度上，税收制度的不发达是经济性质的结果，经济体的很大一部分被收入难以核实的小公司或偏远农场占据。但在很大程度上，低税率是一种政治选择。印度和中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收入太少，不值得向他们征税。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印度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收入超过这个起征点的人必须缴纳所得税。新税率公布的那一天，提高起征点常常成为头条新闻。结果，缴纳所得税的人口比例保持在2%到3%之间。在很少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从1986年的不足0.1%上升到2008年的约20%。中国的所得税收入迅速增长，从不足GDP的0.1%增长到2008年的2.5%，而印度的所得税收入在GDP的0.5%左右停滞不前。更普遍地说，印度税收在GDP中的占比多年来一直稳定在15%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比例超过20%，这让中国可以选择增加投资，也可以选择增加社会支出。印度新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本应有助于提高逃税的难度，但作为一种按比例征收的消费税，它的财富再分配效果微乎其微。

　　此外，与美国非常相似的是，印度也曾利用税收来限制高收入人群税前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但也不是很成功。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数据，印度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7.3%上升到2015年的20%以上。在中国，人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虽然这一比例仍在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从6.4%升到13.9%。

　　一个有趣的反例是拉丁美洲。多年来，每个人都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增长期间必然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后来，拉丁美洲被用来说明收入不平等过于严重时就扼杀了经济增长）。在最近几十年里，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显著的缓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策干预、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大规模的再分配改革催生的结果。

　　这些国家扩大再分配的方式很有启发意义。在拉丁美洲，财政转移支付计划向来面临着强烈的政治反对，反对者的依据就是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类似于赠予行为，将引发严重的道德后果和心理后果。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因为在美国，对滥用和懒惰的恐惧往往主导着关于社会福利的讨论。从一开始，墨西哥经济学教授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就非常清楚有必要争取右翼的支持。利维教授在墨西哥制订“进步计划”（Progresa）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计划强调“交换”，即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有条件的：这些受益的家庭必须带他们的孩子去看医生，然后送孩子去学校，才能拿到政府的钱。一项随机对照实验证明，那些获得该计划支持的儿童后来发展得更好。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些计划才能持久实施下去。数十年来，历届政府有时会改变这个项目的名称（Progresa变成了Oportunidades，后来又改成了Prospera），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改变了。2019年，新上台的左翼政府似乎即将用一个附加条件更少的、慷慨程度相仿的计划取代该计划。

　　与此同时，墨西哥这种“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效仿（就连纽约市也效仿它）。起初，大多数计划都采用了类似的附加条件，并经常通过随机对照实验去评估计划的实施效果。这一系列实验有两个影响。首先，它们证明当一个政府给穷人发钱时，并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穷人并没有把自己获得的资助挥霍一空，也没有因为得到了资助而停止工作。这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看法。在2019年的印度大选中，两大主要政党首次将为穷人发放现金作为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次，随着各国开始尝试这一模式及其变体，穷人显然并不像“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最初所暗示的那样需要那么多的帮助。公众对财富再分配的讨论出现了彻底的转变，墨西哥实施的“进步”计划以及之后在此基础之上的多个变体对这种转变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即便在拉丁美洲，应对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斗争也没有取得一劳永逸的胜利。最高税率仍然很低，最高收入也没有大幅下降（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中，智利的最高税率维持不变，哥伦比亚的有所上升，巴西的则有升有降）。但是，“进步”计划的经验凸显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认真的制度设计或将成为打破美国等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面临的僵局的关键。

　　搞清楚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比太空旅行更伟大，甚至可能比治愈癌症更伟大。毕竟，这关系到我们对所谓“美好生活”的整体认知。我们有的是资源，但我们缺乏有助于我们跨越分歧和猜疑鸿沟的理念。如果我们能让世界认真参与这一探索，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合作，重新设计我们社会的各项制度，提高其有效性和政治可行性，那么历史或将以感激之情铭记我们这个时代。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