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结论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桑田沧海

　　屋宇建起又倒坍、倾圮又重新扩建，

　　迁移，毁坏，修复，或在原址

　　出现一片空旷的田野，或一座工厂，或一条间道。

　　旧石筑新楼，古木生新火，

　　旧火变灰烬，灰烬化黄土……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S.Eliot），选自《东科克尔村》

　　经济学假想了一个活力不可抑制的世界：人们总是有灵感，随心所欲换工作，从制造机器转向制作音乐，想辞职就辞职，然后决定环游世界。新企业不断诞生、崛起、失败、消亡，由更时髦、更卓越的创意取而代之。生产力在断断续续的跳跃中增长，国家变得更富有。曼彻斯特工厂生产的产品转移到孟买的工厂，然后转移到缅甸的工厂，也许有一天会转移到蒙巴萨或摩加迪沙的工厂。曼彻斯特以“数字曼彻斯特”的形象获得重生，孟买将其工厂改造成高档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那里，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会花掉他们新赚来的丰厚薪资。机遇无处不在，时刻等待着需要它们的人去发现和抓住。

　　然而，作为研究贫穷国家的经济学家，我们早就知道实情并非如此，至少在我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国家并非如此。孟加拉国的穷人渴望移民，但他们宁愿与家人一起待在村子里挨饿，也不敢面对在城市找工作的不确定性。加纳的求职者呆坐家中，他曾经相信教育会给他带来机会，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美好前景成了镜花水月。贸易导致南美洲南锥体地区的大量工厂倒闭，但是很少有新的企业来取代它们。改变似乎总是造福于其他人，看不见，也接触不到。那些在孟买工厂失去工作的人将无法在那些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找到一份大部分人都不想要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意识到，许多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所有经济体都有各自棘手的问题，但肯定存在重要的区别。与印度或墨西哥的小企业相比，美国的小企业发展速度快得多，而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小企业肯定会倒闭，迫使企业主转战他处。印度和墨西哥的零售商似乎一直止步不前，既没有成长为下一个沃尔玛，也没有退出去做其他更有前途的事情（墨西哥的情况要稍好一些）。然而，美国的这种活力掩盖了巨大的地理差异。博伊西的企业纷纷倒闭，而在繁荣的西雅图，企业却欣欣向荣，但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却无力迁居西雅图。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一旦迁居，就不得不放下很多他们珍视的人和事，比如朋友和家人，回忆和归属感。但随着好工作的消失，当地经济陷入混乱，这些选择看起来越来越可怕，人们的愤怒也不断累积。这种局面正出现在世界很多地区，包括德国东部、法国大城市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英国“脱欧派”腹地、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美国红色州，以及巴西、墨西哥的大片地区。富人和有才能的人敏捷地套上了经济成功的光环，但是太多的其他人不得不退缩。这个世界造就了唐纳德·特朗普、贾尔·博尔萨纳罗（Jair Bolsonaro）和英国脱欧，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将制造更多灾难。

　　然而，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过去40年最显著的事实是变化的速度，其中有好的变化，也有坏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崛起、世界贫困一再削减、收入差距的爆炸式扩大、艾滋病形势的跌宕起伏、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脸书和推特、“阿拉伯之春”、专制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看到了上述种种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当阿比吉特还在像婴儿学步般地努力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苏联仍然能够博得尊重，印度当时还在寻思着如何变得与苏联更相似一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刚刚开始他们对现代福利国家的攻击，世界人口的40%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自那至今，很多都改变了，而且很多变得更好了。

　　并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自愿的。有些好主意碰巧流行，有些坏主意也是如此。有些变化是偶然的，有些则是其他事情的意外后果。比如，收入不平等加剧是黏性经济的另一面，这使得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更有利可图；反过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为经济建设热潮提供了资金，为发展中国家城市里那些非技术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减贫铺平了道路。

　　但很多变化是由政策引发的，低估政策的作用是错误的。这类变化包括：中国和印度在私营企业和贸易领域的开放；英国、美国及其效仿者对富人的减税；全球合作减少可预防的死亡；把经济增长置于比环保优先的地位；通过改善不同地区的互联互通状况，刺激国民在国内迁徙，或因为对宜居城市的投资失败而降低了国民在国内迁徙的念头；福利国家的衰落以及最近发展中国家重新发明出了转移支付的福利政策；等等。政策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做大好事，但也有能力造成大破坏。大规模的私人捐助和国家之间的捐助也是如此。

　　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社会科学领域更为常见）。社会科学家们在很多大趋势尚未显现之前就著书立说，论述苏联式政府干预的疯狂野心、释放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潜在的环境灾难以及互联网的非凡力量。聪明的慈善家们正在践行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推动向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以确保更广泛地开展检测，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好的经济学战胜了无知和意识形态，确保在非洲免费分发（而不是出售）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从而使儿童疟疾死亡人数减少一半以上。坏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施舍和对福利计划的压缩，宣扬了国家无能、腐败，穷人懒惰的观念，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又导致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僵局。狭隘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更快的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努力，且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盲目的经济学忽视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爆发式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的加剧，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从而推迟了应有的行动，以致可能无法挽回。

　　正如用自己的观念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写的那样：“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思想很强大。思想推动变革。单靠好的经济学救不了我们。但没有它，我们注定要重复昨天的错误。无知、直觉、意识形态和惰性结合在一起，给了我们看似合理的答案，承诺了很多，但可预见的是，它们终将背叛我们。没错，正如历史一遍又一遍证明的那样，最终占上风的思想可能是好观念，也可能是坏观念。我们知道，“对移民保持开放态度将不可避免地摧毁我们社会”的观念似乎正在赢取人心，但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反面。我们对付坏观念的唯一办法是保持警惕，抵制显而易见的诱惑，对它们承诺的奇迹持怀疑态度，质疑证据，对复杂性保持耐心，对我们知道的和我们能知道的事情保持诚实。如果没有这种警惕性，有关多方面问题的讨论就会变成口号和漫画，政策分析就会被庸医疗法所取代。

　　行动的呼吁不仅是面向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也是面向我们所有人的，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