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在家和在职场的工作、青年和退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15章 在家和在职场的工作、青年和退休
20世纪中期大规模地实施了每小时20美元工资制度，大量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得以上升为中产阶层。这个制度以前是成功的，但是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
——路易斯·尤奇特（Louis Uchitelle，2008）
引言
到1940年，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与19世纪后期不同，工作不再是艰辛和危险的苦差事了。大批人士已经离开了农场，前往城市。大大小小的机器大部分由电力驱动，替代了大多数危险的工厂工作，比如1890年的钢铁工人。需求大量增长的职业是文秘和营销，这些职业尽管有些沉闷和单调乏味，却比农场和工厂的工作更加安全和舒适。到1940年，工作时间由每周60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这在2015年仍是标准工作时间。
妇女在家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到1940年，大多数城市家庭用燃油或燃气集中采暖，因此没必要运输木柴或者煤炭。因为有了洁净的自来水，所以家庭主妇也不需要为了洗衣、做饭和洗澡去拉水。1940年时，大约40%的家庭拥有电冰箱，44%的家庭拥有某种型号的洗衣机。从这些方面和其他维度来看，相比1940年以来的岁月，1870—1940年的工作环境改善幅度更大一些。
在1947—1964年婴儿潮时期，妇女忙于养育孩子，很少有人认为参加市场工作是可行的选择。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缓慢攀升，在1999年达到峰值。经济学文献中一直有争论，即1945—1965年家用电器的普及是否影响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在婴儿潮中生育率的短暂上升被视为育儿观念的变化，是人们对大萧条和“二战”的痛苦经历做出的反应。妇女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厨房普遍安装家用电器之时，而是在家用电器普及10～20年之后，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
战后时期既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新问题，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了30%的顶峰，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在1980年之后下降得很快，主要是因为机器替代了人工，以及进口制造业产品激增，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到了2015年，制造业劳动人数占比下降到10%，比较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会成员工作减少，逐渐侵蚀了人们从50年代中期就已形成的愿景——即使一个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蓝领工人，在郊区也有住房，至少有一两辆车。
从工作环境改善中获益的不仅是成年男性和女性，也包括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因为高中教育的普及消灭了童工。高中教育完成率从1900年的10%稳步增长到1970年的75%，之后进展不大。而以前很多来自少数族裔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不能完成高中教育，因此一生注定从事单调的体力工作，拿的工资仅比最低工资高一点。
在“二战”后初期，美国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人比例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主要归功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它给数以百万计的“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但是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教育完成率的国际排名从第1名掉到了第15名开外。尽管过去10年间拿到四年大学学位的比例不断攀升，增长了1/3，但在近些年，仍有多达4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需要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作。即使扣除通胀因素，大学学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涨了10倍。过高的费用推动大学学费快速上涨，尽管助学金和奖学金能减轻负担，尤其是在某些十分挑剔的学校，但是学生的债务负担仍然不断累积，现在总额已经高达1.2万亿美元。
正如伴随着童工消失和高中教育的近乎普及，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发生了转变一样，1940年以来，老年人的生活也有了革命性改变。在20年代之前，并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人们要“工作至倒下为止”，也就说，他们将要工作到身体条件不允许为止，在这之后，他们要依靠他们的孩子或者教会慈善机构和其他类型的私人福利计划。养老革命的第一步是在1935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案》，提供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所有工人在工作期间都缴纳保险费，作为回报，他们有权得到社会保障养老金作为老年生活的保障。
尽管社会保障金相对较少，但私营部门的大企业和有工会组织的公共部门通过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作为补充。当工人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就能安享退休生活。退休的概念很快演变为休闲时间，并催生了建设浪潮，高尔夫球场、退休公寓、亚利桑那州太阳城之类的退休城市纷至沓来，大量人口从东北和北部中心地区流向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的阳光地带。因为预期寿命增加，而社会保障规定的退休年龄直到最近都一直不变，处在退休阶段的时间一直在稳步增加，所以，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融资问题仍将是一个定期出现的烫手山芋。
从农村和工厂到办公室小隔间：更高薪酬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农业和蓝领劳工相当繁重的劳作让位于体力上更轻松的工作，比如会计、行政、工程、管理和销售。从1900年到1940年，技术创新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能从蓝领工作无障碍地转向白领工作，特别是，除两个衰退年份外，在整个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失业率都维持在5.5%及以下。
农业就业人数占比下降是必然的，但下降速度并不稳定。从1900年到1940年的40年间，农业就业人数占比从40%下降到20%。图15.1显示了1940年之后农业就业人数占比变化，到1953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比减半，从20%下降到10%，截至1967年，再次减半，从10%下降到5%，2000—2013年维持在2%的较低水平。农场引进的先进机器代替了人工体力劳动，农场劳动力变得冗余，但这些人被迅速吸纳为城市蓝领或者白领，至少在“二战”后时代的前半期是如此。
图15.1 1940—2012年农业与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表B-35，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40—1947年的数据进行了同口径调整。
从事农业和蓝领工作的人转为白领之后，他们的年薪和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在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层之所以出现历史性增长，他们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出现历史性提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美国制造业衰落和服务业兴起，很多美国人的工作变得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离开了需要体力劳动的危险行业，进入了体力需求很小的开放式办公隔间。白领数量增加提高了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同时，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在采矿业，每10万矿工的年死亡率从1911—1915年的329人，减少到1996—1997年的25人。采矿业和制造业伤亡人数下降减轻了成千上万家庭收入降低和残疾的痛苦。
空调的发明不仅推动了退休人员飞往阳光明媚的南部，还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提高文秘和白领的工作效率。据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打字员的工作效率因空调提高了25%，在1957年的调查中，90%的美国公司认为空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因素。空调结束了人们在闷热环境中工作的历史，整体健康状况可从低死亡率中窥见一斑。由于安装中央空调或房间空调的家庭比例不断增加，在1950年还是0，1993年达到68%，2013年接近90%，人们在热浪中生病和死亡的概率大幅降低。一旦家中装了空调，家务劳动就变得更有效率，闲暇时间也变得更加舒适。
季节性周期由天气决定，受高温和高湿度的影响，工人的生产率随之下降，在最热的天气，员工会提前下班，企业会关门。商店和剧院也会关门，里面热得令人窒息，无法让大量人群感到舒适。夏天的城市空空荡荡……房屋和办公室被设计成能够加大自然通风效果，人们在门廊和通道度过夏天。 注释标题 关于公元前生活的描述来自国家建筑博物馆的Plumer（2012）。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室内管道、电、家庭电话等一系列发明之外，空调是技术进步影响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志。到1970年，大多数室内工作都受益于空调，仅这一项发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70年之前比之后高出那么多。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实际工资前所未有地增长，使有高中学历户主的家庭能够搬到快速扩张的郊区。
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人：白领和蓝领。当时，由于蓝领工人的工会能够为他们争取工资，所以蓝领男性（性别特征不可避免）能够与白领男性做邻居，就算不能和医生做邻居，也能和会计、教师、中层经理做邻居。这种大致的经济平等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实。它意味着，在打破美国战前社会缓慢变化的过程中，战后的美国没有工人阶层和工人阶层政治，相反，有的是中产阶层政治，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他们有更大的理想和自我认同，事实上，更多人期望被视为中产阶层，尽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达到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美国的社会主义就像1906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桑巴特所写的那样，建立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这是对美国富裕的一个隐喻。“二战”之后美国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他们拥有财富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政治上保持中庸，几乎没有什么能证明桑巴特的观点是错误的。 注释标题 参见Beatty（1994，第64页）。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蓝领和白领在志向和成功上的明显重叠，象征着一个稳定而又多元化的中产阶层体验到了平等。克劳迪娅·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把1945年到1975年美国社会经济阶层的“大压缩”写进了编年史，他们断言：“如果80年代产生了铁锈地带，那么40年代肯定创造了钢铁地带。”这一点加上受教育工人供给的持续增加，使得这30年间的工资结构变化很小。一系列这样幸运的现象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资差距进一步缩小。
就像大压缩恰逢经济扩张的黄金年代一样，1975年之后收入不平等加剧也发生在经济增长较慢的环境中，工资中位数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增长。在大压缩年代，工作的多样性、稳定的收入、优质的教育都是自我提高的方式。但最近，收入分配下半端的人群已经开始流出中产阶层。
如果一个人的邻居（或其他相关者）的平均收入会间接影响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结果，那么收入隔离将导致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结果不平等，这会超过收入本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地区，高收入家庭对低收入家庭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各自家庭收入不同，还在于其各自邻居的收入也存在差距。 注释标题 参见Reardon and Bischoff（2011，第1093页）。
当社会顶层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时，邻居的平均收入水平和个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将会被夸大。在1970—1998年，收入分配顶层0.01%人口的平均收入从整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50倍跳升到250倍。顶层收入家庭和平均收入家庭的巨大差距将社会大压缩变成了社会“大分化”，我们将在第18章分析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和后果。
女性革命：从铆钉工到婴儿潮的家庭主妇，再到专业白领
“二战”后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劳动力的崛起，在“二战”期间，520万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了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体验。“铆钉工萝西”成为战争期间美国女性爱国主义和参与服务的象征，当时经济正努力克服成年男性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部分由于女性出来挣钱，更因为工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工资收入，加之定量配给和禁止生产导致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战争使美国有了大量储蓄。个人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943年达到峰值，之后在1944年再次达到峰值27%，远高于和平时期一般年份的5%～10%。
1945年战争结束，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急切地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重新开始正常的平民生活，在此期间养一群孩子是一种社会风气。美国家庭随时准备购买工厂快速军转民后生产的任何东西。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出来、30年代得以完善的能够节约人工的设备很快投向市场。到了1960年，原来的美国厨房已变得现代化了，2000万新建住宅单元都有了现代化的厨房。由于家庭主妇在家务琐事上可以花更少的时间，所以也就有了更多时间照顾小孩，生育率从1945年的2.4%上升到1947年的3.3%，接着缓慢上升到1956年的3.8%，之后在1970年下降到2.4%。
高生育率使妇女忙于养育孩子和照顾家庭，据估计，“60%的妇女花费在家务活上的时间平均为每周56小时，家务活包括膳食准备与清理、服装护理、房屋清理与修缮、缝补、购物、照顾小孩、管理家庭”。这些家庭主妇比她们的丈夫工作时间还要长，工作的天数也更多，她们的丈夫一般每周工作38～40小时。孩子数量越多，家庭主妇负担越重。瓦莱丽·雷米对家庭工作时间的研究表明：“如果家中最小的孩子小于1岁，家庭主妇每周用在家务活上的时间就要多17个小时，每多一个6岁或6岁以上的孩子，每周要多2个小时。如果最小的孩子在1岁到5岁之间，家庭主妇每周用在家务活上的时间几乎要多出7个小时。”
文化期望降低了男性和女性的结婚年龄，1940年男女结婚平均年龄是男性24.3岁，女性21.5岁，到1970年，男性降低到22.6岁，女性降低到20.4岁。在1960年，60%进入大学的女性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会辍学结婚。这种常见的做法体现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它认为美国妇女应当为了稳定而承担家庭责任。举个例子，一篇来自《十七岁》杂志的文章指出：“成为一个女人就是你的事业，你不能逃避。家里没有办公室、实验室，没有提供如此多创造性途径或者行政机会的舞台，家就是一个日常不显眼的地方。”
孩子将女性困在家中，但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妇女或者子女已成年的妇女，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性别歧视，这不仅体现在找工作上，也体现在为从事某项职业比如医学和法律而需要的学术阶梯上。这里没有比桑德拉·戴·奥康纳更好的例子了，她最后成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初她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去40家律师事务所面试都被拒绝了，最后她只获得一份法律秘书的工作。
女性去找原本男性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1961年，一位医学院院长说：“对，我们有一个名额，的确太少，所以我们会尽量排斥女性，我们不希望她们出现在这里，她们也不希望自己出现在这里，不管她们承认与否。”1960年，美国的医生中女性只占6%，律师中只占3%，工程师中占比低于1%。尽管联邦政府一半以上的雇员是女性，但女性在公务员收入最高的四个级别中的占比只有1.4%。 注释标题 参见Collins（2009，第20页）。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婴儿潮结束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时间拉长了，如图15.2所示。尽管存在婴儿潮，“黄金年龄”（25～5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还是从1948年的34.9%上升到1964年的44.5%，之后开始了最快的增长，1985年达到69.6%，然后在1999年达到峰值76.8%，之后是小幅缓慢下降，2014年为73.9%。
图15.2 1950—2015年25～54岁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LNS 11300061和LNS 11300062。
图15.2也展示了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对比，在1948年到1964年的平稳发展后，黄金年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开始缓慢下降，从1964年的96.8%下降到1984年的93.9%，之后到1999年下降到91.7%，2014年下降到88.2%。到1999年，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迅速缩小，后来保持相对稳定，1999年的差距是14.9个百分点，2014年的差距基本上是14.3个百分点。我们将在第18章分析为什么在1999年之后，黄金年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下降，这种阻力减少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从而造成人均实际GDP增长低于时均实际GDP增长。
就像女性劳动参与率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增长一样，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性别歧视减少，女性发现自己有了走向职场白领的发展机会。克劳迪娅·戈尔丁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她描述1970年之后：“有了更准确的预期，她们能够通过正规教育投资进行更好的准备，能够设想拥有更好前途的岗位。也就是说，她们有了职业生涯规划，而不仅仅有了就业岗位。”女性开始作为专业的职业人士被接受，这种进程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粉领职业。1960年，白人男性在医生、律师和经理中的占比分别为94%、96%和86%，而到了2008年，这三个数值分别变为63%、61%和57%。在90年代初，雪莉·比格利（花旗银行副总裁）将这一新环境描述为：
当我正好是青春年华时，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开始有了巨大变化，我所在的法学院的班级里有40%的学生是女性，这在我上大学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马里兰州，女性“专业职员”人数第一次比男性多，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这个职业类别包括医生、律师、科学家、护士和图书管理员等一切专业工作类别。 注释标题 参见Bock（1993）。
到了1970年，文化规范已经改变，足以让社会接受有孩子在家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最小的孩子在6～17岁之间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75年的54.9%提高到1985年的69.9%，之后在1995年提高到76.4%。相似的增长情况也可以在最小的孩子年龄低于6岁的女性中见到。在有些情况下，非常成功的女性在外打拼事业，她们的丈夫则在家中照顾小孩。
目前《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中有18位女性，其中7位，包括施乐公司的厄休拉·伯恩斯、百事公司的卢英德、维朋（Wellpoint）公司的安吉拉·布拉莉，都有或者是一定程度上有一个照顾家庭的丈夫。在一些规模小一点的公司，其女性首席执行官和一些女性高管也有类似情形。还有一些女性，比如IBM的新首席执行官吉妮·罗曼提（中文名罗睿兰），有一位放弃自己事业专心辅佐强势妻子的丈夫。 注释标题 参见Hymowitz（2012，第56页）。
尽管性别差异并没有消失，但是从1970年开始，工资平等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就像图15.3所示，女性年工资中位数与男性年工资中位数之比从1975年的58.8%上升到1990年的71.6%，之后在2010年达到了77.4%，同时每周收入之比达到了81%。年收入不太有利的比例反映出妇女的年工作周数比男性少。
图15.3 1955—2012年性别工资比和实际收入：年收入中位数和周收入中位数
资料来源：年度数据中1955年的数据来自Francine D.Blau and Marianne A.Ferber，The Economics of Women，Men and Work，第二版（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2)；美国人口普查局，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表A-5。周数据中1970年和1975年数据来自Blau and Ferber（1992）；1980—2011年每周和每小时的收入数据来自当前的人口调查；2013年周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Median Usual Weekly Earnings of Full-Time Wage and Salary Workers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Annual Averages。
近年来，在女性取得更快进步的同时，男性进步相对缓慢。除了美国最大的三个城市外，30岁或以下的女性平均而言比其男性同行收入高。另外，在经济衰退时，男性失业人数3倍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蓝领工作中男性居多，而白领工作中女性居多；男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87%和71%。在专业工作上女性占比不断上升，加上男性占多数的很多行业都处在衰退期，意味着很多女性在工作稳定性和前途方面已经能够超越男性。
然而事实却是，在2010年，女性年收入中位数仍然只有男性年收入中位数的77%，而在过去30年，女性大学完成率均超过了男性。正如戈尔丁（2014）指出的那样，性别工资差距的一部分可以用一些可识别的特征来解释，这些特征“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因为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在趋同，教育年限的差异……在收窄。结果就是，差距的残差部分相对于已解释部分会增加”。在解释残差部分时，戈尔丁区分了与性别相关的工资差异的两种来源：职业之间的差异和职业内部的差异。尽管女性的职业选择越来越专业化，但是女性和男性的职业构成仍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技能型粉领职业和技能型蓝领职业有很大不同。例如，几乎所有助产士都是女性，而几乎所有水泥承包商均为男性。戈尔丁的结论是，这些职业选择只能大约解释性别工资差距残差的1/3，剩下的2/3由职业内部的差异解释。
戈尔丁对职业内部工资差距的解释重点关注年龄结构，她发现，“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年龄增加时工资会减少”。换句话说，具有正斜率的男性工资的年龄结构曲线比女性工资的年龄结构曲线更陡峭。比如一个出生在1963年的女性，在25～30岁之间，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是10%，到了45～50岁，收入差距扩大至35%，这种与年龄相关的性别工资差距因职业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企业高管和律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投入了大量时间，报酬增长却不成比例，因为女性在小孩出生期间需要时间灵活，所以付出很大代价。这些职业的关键因素是员工完成任务的可替代性低，需要专人一直负责。戈尔丁将它们描述为：
并不是所有职位都可能改变，总会有全天候的岗位、全职的雇员和经理需要随叫随到，包括很多首席执行官、出庭辩护律师、并购银行家、外科医生，还有美国国务卿。 注释标题 参见Goldin（2014，第1118页）。
另一个极端是，在有些职业中，一个员工可以轻松地替代另一个员工。比如，药剂师的薪资与工作时间几乎成正比，从事兼职工作几乎不会有什么成本。其他一些工作时间灵活而又没有什么损失或损失很小的职业包括医生、牙医、验光师和兽医。长期的趋势是，大型连锁药店和医疗集团将会取代小业主药店和个人医生诊所，这些大集团使得个人不再是那么不可或缺，而是更容易被其同事替代。
大学的限制：大学教育的增长，收益和费用上升
美国民众的职业转变，从农业和蓝领体力劳动转向白领、管理岗位和专业工作，都要求受过更高教育，也只有供应更多大学生才有可能。图15.4显示两组在不同年龄完成大学教育的人，一组是在25～29岁之间完成大学教育，另一组是在25岁以上完成大学教育，后者的比例更高，说明他们在30岁或者30岁以后才完成大学教育，其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那些在25～29岁之间完成大学教育的人更能反映一般人的大学完成率，1940年的大学完成率是5%，1966年是10%，1990年是20%，2013年是32%。
图15.4 1940—2012年25岁以上和25～29岁人口完成大学教育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1947年和1952年到2002年3月的数据来自当前人口调查，2003年到2013年数据来自对当前人口调查的年度社会和经济补充数据（一般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1950年和1940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
随着大学教育程度的全面提升，女性入学率提高了，男性入学率降低了。如图15.5所示，“二战”期间由于男性缺乏，男性和女性的入学率有了明显的倾斜，接着在1949年到1950年，男性入学率高达72%，这是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影响而达到的峰值年份。50年代中后期朝鲜战争后男性入学率有小幅上升，随后男性入学率稳步下降，直到1978年下降到低于50%。在2013年，即图15.5显示的最新年份，女性和男性入学率之比是58∶42。表15.1显示，年龄在25～64岁之间的女性一直在稳步上升，1970年有78%获得高中及以下文凭，在2010年，67%的人都获得高中以上文凭。从1970年到2010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大学就读率每10年提高6个百分点。
图15.5 1940—2012年不同性别高等教育入学率
资料来源：1995年之前的数据来自HSUS表Bc523-526，1995年之后的数据来自SAUS表240。1940年、1942年、1944年、1958年、1960年和1962年为内插值。
美国中学后的教育问题不仅表现为男性大学入学率下降。首要问题是大学实际费用的提高，以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学生助学贷款在2014年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金额超过了未偿信用卡贷款或汽车贷款。不论学生是否获得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贷款都必须偿还。很多背负贷款的大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包括开出租车或在星巴克做咖啡师。也有很多学生被迫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延迟建立家庭、结婚和要小孩的正常时间。
表15.1 1970—2010年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25～64岁女性民用劳动力的分布，%）
注：因为四舍五入，百分比的总和可能不等于100%。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数据用的是当年3月份的数据，受教育程度依据的是完成教育的年数（分别是少于4年高中，完成4年高中但是没上大学，上了大学但是只学习1～3年，大学4年及以上）。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是年度平均数据，依据获得的最高文凭。
资料来源：“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1970-2010，”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December，2011)。
相隔25岁的各同年龄组群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速率递减能最好地衡量美国受教育程度的停滞。真正的进步来自1925—1950年出生的人，其中1925年出生的人现年90岁，上学的平均年限是10.9年，在1950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人现年65岁，上学的平均年限是13.2年，那些在1975年出生的人现年40岁，上学的平均年限增加很慢，只有13.9年，从1970年开始，受教育程度的缓慢提升是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之一。
尽管一些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但是这些大学生仍然比那些非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有更好的结果。图15.6显示，1992年以来，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几乎只是高中生的一半，相对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那些考上大学但没有获得四年制大学文凭的学生的失业率与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更接近。由此看来，大学教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但是，只看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结果，则掩盖了不同职业、不同专业的巨大差异。同样需要大学学历，工程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肯定比英语、艺术史和音乐专业的毕业生有更低的失业率。
图15.6 1992—2013年失业率与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tics，“Labor Force Statistic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序列IDs LNU040227662、LNU04027689和LNU04027660。
图15.7 1995—2012年25～34岁全职工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与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502.30，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Census Bureau、人口普查局，“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96年3月到2013年3月。1995年、2000年、2002年、2005—2012年数据为内插值。
正如大学生平均而言失业率较低一样，如图15.7所示，他们的实际年收入中位数也更高。按照连续的教育阶梯，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收入就越高。在2002年，高中辍学者每年收入23000美元，高中毕业生每年收入30000美元，有四年大学学士学位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毕业生每年收入47000美元，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每年收入60000美元。图15.7所显示的工资都经过通胀调整，所以在过去17年，对于所有组别的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都没有提升，而且对低于学士学位的人群来说，实际工资还下降了。
养老天堂：老年人的退休和生活方式
图15.8显示的是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明从1940年的7.1%稳步增长到1980年的11.3%，之后在2010年达到13.1%。这个百分比不仅反映了预期寿命增加和各个年代出生的人数，也显示了移民变化情况。1995—2005年的停滞呼应了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人口出生率走低，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的退休情况从2008年开始表现出来。
图15.8 1940—2011年退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Census Bureau），表B-34。
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在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通过之前，私人养老金计划只给相当少的一部分人提供福利，1921年的税制改革激励很多私人公司为雇员提供免税的退休金和补偿计划。到1930年，已有1/10的劳动力从私人养老金计划中获益，但是大萧条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安全网，使得大龄工人在失业的同时又失去了收入：
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开始，企业很难获得满足运营费用的资金，包括用于支付养老金。由于利润骤减，雇主被迫大幅削减成本，包括养老金福利。结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要求员工为自己的养老金计划缴费。一些公司实际上废除了它们的养老金计划，一些公司减少了养老金支付。一旦养老金计划被终止，一些退休员工就不能指望再获得养老金。在30年代，新设立的全部由雇主缴费的养老金计划数量非常少。 注释标题 参见Seburn（1991，第19页）。
随着193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出，罗斯福新政立法迫使私人养老金计划进行改革。新制度确保“工人年老时将不再面临贫困，他们由资本主义的福利支持，至少对普通工人来说，不再因为缺乏合适的养老金，妨碍公司退休政策的全面实施”。为此推出了一种新型的三方储蓄计划：政府保障最低线，公司养老金和个人储蓄也为退休积累资金。社会保障制度对企业私人养老金计划的重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私人养老金覆盖率从1940年在劳动力中占比7％提高到1960年的28％。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场革命，它可以为全国的老年人提供资金，使其在退休后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尽管公司待遇确定型养老金和缴费确定型401（k）退休投资计划在过去几年发挥了作用，但社会保障仍然是减少贫困的核心力量，老年贫困率从1959年的35%下降到2003年的10%。65岁及以上或者出生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的人在大萧条和“二战”中度过了他们风华正茂的人生时光，所以他们习惯于应对恶劣的经济现实。“二战”之后，这一代人能够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得稳定的财务支持，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也能够得到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支持。50年代退休一代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不平等也在不断缓解，就像下一代工人能够享受工资和福利的稳定增长一样。
养老金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对社会保障和私人养老金计划无力支付的担忧还属于杞人忧天，私人部门的养老金参与率在1970年飙升至45%，1970年私人养老金计划占美国总金融资产的7%，而在1950年，这个值还只有2%。当《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这部法案于1974年被国会通过）推出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法案强迫企业提供足够的养老金计划和规定养老金在一定的最低工作年限后“可领取”，即有保障。另外，《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还成立了养老金给付担保公司，确保基础养老金的发放，它们在2010年通过4140个养老金计划给130万工人提供了养老金。
退休人员预期寿命增加和收入提高产生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新兴行业。1960年，德尔韦伯（Del Webb）开发公司推出了它的首个有总体规划、有年龄限制的活动自理型社区，这就是有26000个住宅单元的太阳城，坐落在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郡。到2013年，这些有年龄限制的社区增加到771个，很多都提供网球场、壁球场、高尔夫球场、室内外游泳池、健身中心等设施。这些针对退休者的社区普遍提供舒适的环境，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对很多退休者来说，这些阳光地带休闲社区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他们退休之前在破旧和拥挤的寒带地区的生活水平。
从1950年开始，退休就被形容为“一段享受生活并获得全新体验的时光，是对毕生劳动的奖励。是大众旅游，是高尔夫等低冲击运动，是电影、电视等大众娱乐，以及为老年人提供的低价观赏性体育”。退休的典型时间表是将更多时间花在个人的日常活动上，这与工作时的状态完全不同。比如，平均来说，每个人每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是2.75小时，而退休人员每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是4.2小时，退休人员也比普通人员在放松、思考和阅读上花费更多时间，每天最少多出0.3～1.3小时。
40年代退休的人和60年代退休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40年代退休的人被称为“退伍军人一代”，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曾在工厂、矿山和农田中辛苦劳作，退休后就不再做任何工作。60年代退休的人被称为现代婴儿潮一代，他们目前正在进入退休年龄，伴随着美国职业的白领革命以及预期寿命延长，这一代很多人选择全职工作到65岁以上。
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对退休后的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美国人发现他们能够活得更久，也能够活得更富足，因此退休后花费更多、时间更长。由于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企业逐渐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替代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就引发了争议，因为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将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强加给了退休者。尽管Medicare对大病和住院费用提供支付，但Medicare的大多数辅助计划都涉及较高的门诊费，如果医疗保健的相对价格不断提高，高门诊费将会加重老年人的预算负担。
Medicare作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自1965年颁布以来，就向退休人员提供医疗费用，促成了70年代的退休黄金时代。Medicare的弊端在80年代开始显现，之后越加暴露，主要在于它依赖纳税人的资金去支付大多数人（尽管不是所有人）的医疗账单。人口老龄化将加大Medicare在可预见未来的费用，据估算，从2012年到2037年，Medicare的受益人（参加该计划的人）将增加36%，也就是1800万人，Medicare的费用将由占GDP的3%上升到5%。
每天大约有1万名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开始接受Medicare和社会保障福利金。在1960年，每五个工作的人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到2030年，每两个工作的人就要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那些对长期预算预测不屑一顾的人应该重读上述最后一段。7700万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进入社会保障和Medicare体系并不是理论上的预测。人口即命运。 注释标题 参见Portman（2014，第2页）。
由于财政资金被主要放在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其他传统养老金计划上，所以2007—2009年的大衰退和随后的经济复苏放缓大大降低了私人储蓄。由于雇主从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转向缴费确定型401（K）养老金计划，雇员现在为度过低收入期和失业期而从养老金中提取资金的额度有了限制。截至2008年9月，60%的美国工人持有大约3万亿美元的401（K）计划相关资产，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的持有人比例从1983年的30%下降到2013年的15%，大约33%的65岁及以上退休人员只能依靠社会保障生活。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7年10月的平均1568点高位跌到2009年3月的680点低位，很多401（K）计划的持有人采取的行动与股票市场投资的标准建议相背而行：他们将股票换成现金，造成“高位买入和低位卖出”。
根据70年代以来建立的现代退休标准，“如果一个不论何种收入水平的家庭，发现退休后资源不足，导致退休后的生活标准明显降低，那就说明退休计划明显不当”。近期的一些数据表明，49%的中产阶层将在退休后过得贫困或接近贫困，由此可见退休后的舒适生活面临严重的威胁。对很多工人来说，储蓄不够将迫使他们在达到理想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工作。尽管有关年龄歧视的法律禁止公司歧视年老员工，但是很多50岁或以上的工人发现，如果他们不幸被解雇或者雇主破产的话，就很难找到原来从事的同类型工作。
而且，有关年龄歧视的法律也很难被执行。在一份调查中，4000份简历被发送到公司，简历是完全相同的，年龄在35岁到62岁之间。结果发现，年龄低于50岁的人比年龄高于50岁的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多40%。雇主声称老员工不能完成给定任务，因为工作需要体力支持，而老员工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但老年人不是也带来很多问题吗？文学作品中满是老年人难以管理的例子，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到狄更斯的杰里米·弗林特温奇。不过，今天的老年人比过去的老年人好得多，如果米克·贾格尔和凯斯·理查兹能活到60年代末，他们的同代人至少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随着年龄增长，肌肉的确会变弱，但是工作很少需要四肢发达：美国46%的工作几乎对体力没有什么要求。 注释标题 参见Economist（2011年4月7日，第78页）。
结论
不论是在家还是在职场，工作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但1940年之后的70年比之前的70年改善要慢一些。1940—1970年延续20世纪之交的变化趋势，工作变得更加安全，对体力的要求更少。工人不再需要在农场、矿山或者工厂中辛苦劳作，以致常常达到他们的体力极限。早在1940年，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已经接近40小时，而在1900年，每周工作时间接近60小时。40年代到70年代见证了向白领工作的转变，工作变得更加安全，更有前途。工作场所安全性的提高部分是由蓝领工作的转变带来的，这也使工人的工作年限得到延长，长期挣钱的能力得到增强。从40年代到70年代，家庭主妇在家工作的环境也有了飞速改善，从手工洗衣、拉煤运水等费体力的传统苦差事转向70年代家用电器基本实现全覆盖。
尽管1940—1970年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比之后改善得更快，但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中的角色改变并非如此。在6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生育率从婴儿潮那段时期降下来，妇女才有时间从家庭走向职场。战后早些年间，大学里主要是男性，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女性已经占到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到2013年，女性占大学生的比例达到58%。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获得大学文凭，她们能够在高端的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医学领域，也包括法律和商业领域。
受教育程度提高就像在职场和在家的工作环境改善一样，在1970年之前发展得更快。在“二战”之前童工就消失了，因为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比例达到了50%，在1970年达到75%。大学教育程度在战后提升得很快，主要是因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能让上大学免费。拥有高中文凭和大学文凭人数的增加，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力资本逐渐提升，更多的工人能够向经营业主和经理等更专业化、更理想的工作转变。
30年代实施了《社会保障法案》，战后普遍推广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很多工会集体谈判也将这种养老金计划作为谈判协议的一部分，结果，老年人的收入保障迅速提高。工人在62岁就退休，退休之后会过休闲的生活，经常迁移到阳光地带的乡村俱乐部和高尔夫社区。随着预期寿命延长，退休后生活时间可以延长到20年及以上，这引起了人们关注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的确，在80年代以后，一些企业逐渐停止了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取而代之的缴费确定型401（K）养老金计划，会让不坚定的退休者免受不当投资的诱惑，也会使暂时失业和配偶失业的工人提前支取养老金。
本章中讨论的两个主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它们正处于弱化过程之中。这个巨大的转变包括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加上对黑人歧视的减少，带来了更好的人才配置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研究表明，这种转变能够解释1960—199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15%或者20%，但是这种转变正在变得不那么重要，女性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开始下降，白人和黑人的工资差距从1990年起基本稳定。另一个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放缓。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比例在1970年就达到稳定，完成四年制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尽管在缓慢增长，但近年来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找不到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大学学费快速上涨，加上近些年大学生高额负债增加，很可能导致大学受教育程度不再提高，甚至会下降。
间奏曲 理解增长的趋缓
在结束第15章后本书就从第二篇过渡到第三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第10章至第15章详细考察了1940—2014年参差不齐的发展情况。从增长历程的不同维度来看，1940年以来的几十年并没有发生1870—1940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相反，1970年成为增长较快和较慢的分界点。1870—1970年这一百年值得高度赞扬，第1章曾称之为“特殊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在1870—1920年就聚集了动能，从而使1920—1970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时期，较之1870年，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维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尽管在其影响力范围内是革命性的，如在娱乐业、通信和信息技术方面，但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不如先前的电力、内燃机、自来水、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特殊世纪”的其他伟大发明，更不用提工作环境改善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工作时间就从每周60小时降至40小时。
根据定义，人均产出增长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加上人均工时增长。从60年代末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趋缓，而人均产出增长在2000年之前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降低，因为人均工时增加使人均产出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当时，恰逢大量女性从家庭走向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这些转型的女性总体上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全部人口的平均劳动时间。自2000年以来，人均产出增长及其两大构成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人均工时增加——经过商业周期调整之后急剧下降。因为基本数据明确无误地表明经济增长在持续不断地放缓，所以本书的书名《美国增长的起落》就是直言不讳地陈述事实。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篇探讨缘何在1920—1970年经济增长如此迅猛，在1970年以后增长一直在放缓。
1970年以后参差不齐的增长记录
经济各部门的总体数据显示，生产率增长自1970年之后明显下降，而在1996—2004年出现了短暂复苏。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复苏归因于网络、搜索引擎、电子商务以及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额投资。在过去10年里，生产率增长一直比1970—1996年还要低。总体经济数据显示，生产率增长在1970年之后经历了低迷、复苏、进一步下降三个过程，这种描述其实掩盖了不同经济部门的表现存在重大差异。
在第二篇考察的各经济部门中，我们知道娱乐、通信（第12章）和数字设备（第13章）引领时尚潮流，1970年之后增长更迅速。在1950—1970年，广播电视频道的选择仅限于三大广播电视网和公共电视台，除了电视机变为彩色和屏幕加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70年之后创新加速，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大大丰富了观众的收视选择，“时移”因为盒式磁带录像机和数字视频录像机的出现而成为可能。在磁带出租之后，又出现了电影视频流媒体。通信变革在1983年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被打破之后才出现。之后的一系列创新研发出体积越来越小、性能越来越强的移动电话，随着2003年黑莓手机和2007年iPhone的引入，智能手机将移动电话和电脑功能合二为一。与直到今天仍持续稳步发展的娱乐业和通信业相比，数字革命的发展更呈现间歇性特点。以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96—2004年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达到高峰，而其驱动力——制约电脑芯片晶体管密度增加的摩尔定律——在2005年之后开始出现减速迹象。
与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食品和服装方面的创新对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较小。在1940年之前的70年里，食品经历了重大变化，如加工食品的发明，污染和掺假行为的消除，冷冻技术带来的诸多益处，以及食品销售从乡村商店转向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流行的现代超市。如第10章所述，食品的易得性和营销自1940年之后继续取得进步，但增速趋缓。功能更强大的冰箱使1916年就出现的冷冻食品受到更广泛的青睐，食品种类因此更为丰富，包括有机食品和反季节食品的出现。财富不断增加使民众从居家饮食转向外出消费，食品的消费选择更趋多样化，如各种快餐店、送货上门的比萨、各种高低档餐馆。同样，1940年之后的服装发展与之前没有可比性，因为1940年之前女性就可以从市场上购买衣服而不用在家手工制作。战后的服装变化主要是风格的转换，变得更加休闲，从国产转向进口，进口服装物美价廉，衣柜里面的服装也越积越多。
革命性变化之后是渐进式进步，这一主题同样适用于美国家庭住宅的发展。到1940年，美国的住宅已从1870年的孤立隔绝几乎完全过渡到网络化，通过电、燃气、电话、自来水、污水处理管道等，与外部世界完全连接在一起。肩扛手提搬运东西（挑水、担柴和拉煤）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城市在1940年就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点，这是人类生存条件最重要的进步，亘古未有。1940年之后的任何变化都无法与家庭住宅的网络化革命相提并论，除了这些便利设施在1940—1970年的几十年间逐渐普及到小城镇和农场，这种转变也部分归功于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1940—1970年，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了现代燃气和各种电器，从而结束了家庭主妇的繁重劳动，现代意义上的厨房由此诞生，1970年的厨房与今天的厨房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添加一些装饰性物品和微波炉（1970年以后才发明出来）。在整个战后时期，有两个方面的发展持续不断，1970年之后也没有趋缓的迹象，而且有证据表明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持续增强，这就是住宅面积的不断加大和空调的逐渐普及。先是50年代初期房间空调的安装，再后来是中央空调，截至2010年，已有2/3的美国家庭安装了中央空调。
第11章（即关于交通的那一章）的内容显示，1970年之后汽车出行没有大的改进，1970年州际公路系统已经基本完成，替代了过去老化而危险的道路。1970年以来汽车事故大幅减少，主要归功于政府强制性安全措施的实行和公路质量的改善。尽管1970年之后汽车在既定速度下的载人载物能力并没有提高多少，但乘车出行质量稳步改善，这与配备安全设施和休闲舒适设施，如自动变速器和车内空调是分不开的，此外燃油经济性的提高也功不可没。
航空出行自1970年之后也无大的改进，在这一年喷气式引擎飞机完全取代了活塞式引擎飞机。从绝大多数维度看，尤其是座位的舒适性、餐饮服务以及航空的安全性和飞行满意度，航空出行质量在1970年之后开始下降。尽管美国政府在1978年承诺解除规制，但1980—2000年每英里航空出行相对价格的降幅比1950—1980年要小得多，2000年之后下降得更缓慢。正如汽车交通事故死亡率自1970年之后一直在下降一样，航空交通事故死亡率也经历了类似变化，由于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得更优秀、空中交通管控改善以及维修程序变革，2006年之后航空事故死亡率几乎降为零。
医疗卫生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到1950年，美国取得了基本上征服婴儿死亡率的巨大成就，急性传染病也已得到控制。因此，20世纪上半叶预期寿命的增幅是下半叶的两倍。1940年之后转向第二个阶段，如第14章所述，抗生素，特别是青霉素被发明出来，治疗心脏病和癌症的方法也不断取得进步。目前的绝大多数心脏病治疗方法早在60年代时就已经开发出来，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1963年达到峰值之后也开始下降。今天治疗癌症使用的放疗和化疗方法在1970年就基本形成。1970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预期寿命继续稳步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吸烟率的下降和外科手术水平的进步，从而提高了术后存活率，不过增速明显比1950年要缓慢得多。老年人受益良多，他们可以接受髋骨和膝盖置换手术，行动更为方便和灵活。
工作环境的改善自1940年之后开始减慢，对于成年男性工人来说，1940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与1940年之前劳动强度的降低相提并论，如工作时间缩短，机器性能提高，从农村走向城市。对于家庭妇女来说，1940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与消除繁重的家务劳动相提并论，如挑水、担柴和拉煤，因为住宅网络化，有了电、燃气、电话、自来水、下水道，像挑水、担柴和拉煤这样的苦差事都逐渐消失。对于年轻男性来说，1940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与消灭童工和普及高中教育相提并论。对于老年人来说，1940年之后发生的一切变革的重要性都无法与1935年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提并论，尽管1965年建立的Medicare制度庶几近之。“二战”后令不同年龄群体共同受益的重要变革，包括1964—1965年《公民权利法案》和《选举权法案》的通过，主张南方实行种族隔离和奴役制度的《吉姆·克劳法案》被废除，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解放，她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涌入劳动力市场。到1980年，女性成为大学生的主力军，并开始进入专业职业领域，尤其是医疗行业、律师行业和商业领域。
产出的测度误差自1970年后逐渐减小
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在第一篇和第一篇向第二篇过渡的间奏曲中已总结过，即实际GDP的官方统计并没有包括1870年之后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的许多方面。因为实际GDP既可以通过人均产出计算，也可以通过时均产出计算，所以实际GDP测度容易低估进步程度，这就表明，这些关键比率的增速一直被系统性地低估。前一间奏曲提供了1870—1940年具有革命性变化的很多例子，它们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被实际GDP数据所忽视，因为实际GDP没有考虑这些新产品与服务创造的价值（即消费者剩余）。
被实际GDP忽视的最重要的改进包括：电灯的亮度、方便性和安全性；食品种类多样性的增加和因冰箱发明导致食品污染风险的降低；城市街道上马粪和马尿的消失；汽车对马车的替代；汽车和商业航空速度与运载能力提高带来的人类活动范围变化；电话和电报出现使即时通信成为可能蕴含的价值；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的发明带来的娱乐价值。很多人认为有些发明更有价值，如消除担水之苦的自来水的安装；从户外厕所转向室内厕所与浴室；从雇用童工到普及高中教育；最重要的进步或许是婴儿死亡率降低，从1890年的22%下降至1950年的1%。
这些给所有居民无论贫穷富裕都带来巨大价值的革新，到1940年在城市已经基本实现，到1970年又基本普及到农场和小城镇。那么，实际GDP的低估在第二篇涵盖的1940—2015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被实际GDP增长排除在外的许多革新中，最重要的是空调普及带来的舒适性、生产率和空间布局的变化。价格指数完全忽视了电视机质量的飞跃式进步和丰富的节目种类蕴含的价值。医疗实践和科学知识的进步尤其是抽烟有害健康的宣传，不断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这也没有被纳入实际GDP的统计之中。机动车辆和航空出行死亡率在1940年后持续降低。社会变革，如《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转变为职业女性，与自来水和家用电器将家庭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所创造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也没有被测度。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实际GDP的低估程度在1970年之后比1970年之前减少了很多。汽车质量不断提高和住房面积不断增大这两方面的进步被较为准确地计算到实际GDP之中。1986年之后，用于计算实际GDP的价格指数反映了大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性价比的绝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提高。最重要的是，1970年之后，实际GDP低估现象之所以减少，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革新远不如1970年前的“特殊世纪”富有革命性。很多人抱怨实际GDP及生产率方面的数据并没有将智能手机的种种功能计算在内，应该说这些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忘记了，自从有文字记载的经济发展史以来，实际GDP的统计就一直在忽视创新变革所创造的价值，而创新性的变革要比多功能智能手机重要得多。
经济增速快慢的根源
1920—1970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缘何如此迅速，1970年之后缘何增速趋缓呢？未来的增长能否像技术乐观派所预测的那样从过去10年的低迷中走出来，抑或未来的增长如过去10年那样令人失望？问题源源不断，每一个问题都关系重大。第三篇有关章节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推测，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推动进一步的探讨。
第16章考察了过去的发展情况而非展望未来，该章深入研究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数据，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经济进步画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1920—1970年不仅比之前也比此后要迅速得多，而且在这50年里，在20年代至30年代加速增长，到40年代时达到增速高峰，此后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及之后增长呈对称式下滑。1929—1950年，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一次飞跃，即便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实际GDP也增加了一倍多。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大萧条和“二战”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影响程度上。这两次重大事件激发了许多发明，尤其是电动机和生产流水线的出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对生产率提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17章从关注1970年之前增长为何如此迅速转到为何此后增长趋缓这个问题上。基本答案在于两次工业革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在1870—1970年这一特殊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量发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到19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已基本结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数字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强烈，发明创新的主要影响集中在1996—2004年，时间较短，当时互联网、浏览器、搜索引擎以及电子商务的发明引起了商业实践和流程的重大变革，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短暂提高。第17章的要点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长是暂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2004—2014年这最近10年是美国历史上生产率增长最慢的10年。这种对生产率数据做出的论断，可以从下面几个行业的发展得到证实，如办公室、零售店、医院、学校、大学乃至金融部门，这些行业的发展延续着以前的老路子，缺乏革新。总之，由网络革命引发的种种变革波及面非常之广，但到2005年已经基本完成。主要例外就是智能手机的发明和普及，不过到目前为止，智能手机还没有像互联网革命那样对生产率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17章的结论部分认为，未来20年的革新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将会和上个10年情况类似，即比1995—2004年复苏时期要缓慢，但也绝非微不足道。相比而言，第18章的基调更为悲观，因为有很多巨大的阻力共同抑制着美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在诸多阻力中，不平等加剧首当其冲。在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占美国人口1%的顶层收入群体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近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快速增长根源在于“明星效应”，如娱乐界明星和体育明星；赢者通吃综合征（winner-take-all syndrome）导致高端专业人士收入大增，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比率急剧上升；中产阶层和底层阶层收入不断降低，原因包括工会的作用持续萎缩，最低工资不断缩水等；自动化和全球化导致待遇较高的白领和蓝领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剧意味着不论整体上人均收入增速如何，可以确定的是，99%的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将大大降低。
第18章中也探讨了其他阻力。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对生产率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自1970年之后开始缩小，当时高中毕业率从75%上升至80%。尽管四年制大学毕业率持续缓慢增长，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很难找到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虽说平均来看大学学历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较低的失业率，但是大学生负债率也在增加，况且并非每个大学生都处于平均水平。如果大学生所学专业就业前景不太乐观或者需要读四年以上，将来就更会遇到一些麻烦，如学历回报可能无法弥补助学贷款。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教育阻力，即教育程度提高并不能像以前那样快速推动生产率提高。
任何阻碍未来生产率提高的因素都会对人均产出增长产生类似影响。因为在人均工时不变的前提下，这两者的增速是相同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随着女性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均工时在增加，但从2000年之后出现了降低的迹象。随着人均工时的减少（这里称之为人口阻力），人均产出增长低于生产率增长。处于壮年阶段的男性和女性（25～54岁）的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就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总体劳动参与率开始下滑。这种阻力在未来20年内仍会阻碍人均产出增长。最后财政阻力也迫在眉睫，因为如果现在的税收政策和权利型福利（entitlement）在未来20年内维持不变，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会扩大。政府势必会采取减少福利、增加税收的政策，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未来增长将因此降低。除了这些阻力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结婚率下降，由此引发了这样一种预测，即越来越多的孩子将在单亲家庭里成长，高中生可能中途退学，参与犯罪活动。
第18章的结论部分认为，不平等、教育、人口结构和财政这四种阻力将共同发挥作用，意味着未来99%的底层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难以为继，其增幅也将大大低于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为这些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根深蒂固，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所以要设计出加快增长的解决方案将非常困难，也必将充满争议。本书最后附有简短的“附录”，为未来勾勒出一些很可能行之有效的政策方向。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