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大跨越：哪些奇迹缔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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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增长加速和放缓的根源
第16章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大跨越：哪些奇迹缔造了它
我不认为有不可能之事。我发现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世上的一切了如指掌，能够肯定地说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
引言
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在20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大跨越是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如果经济持续保持1870—1928年的年均增长率，那么1950年的时均产出将比1928年提高52％。而现实是，1928—1950年增长了99％，相较于1928年之前的60年推动增长的一切，包括“喧嚣的20年代”本身，这一经济增长的加速也是相当引人瞩目的。
20世纪如此之多的进步都发生在1928年到1950年间，乍看起来，很是令人意外。到1928年，19世纪末的伟大发明已进入大多数城市家庭。电力给城市和村镇带来了光明，几乎所有城市住宅不仅通上了电，还连通了煤气、电话、自来水和下水道。汽车比电力的影响更广泛，改变的不只是城市，还有乡村。到1926年，艾奥瓦州93％以上的农民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从1900年的零开始，全国家庭机动车拥有率在1929年达到90％。
大跨越之谜的部分原因是数据和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1928年至1950年间经济进步的连续记录。相反，因为大萧条10年之后紧接着“二战”时期的生产奇迹，正常的经济运行反而变得模糊了。宏观经济“熄灯”就像是一块黑幕，使我们无法确定大萧条和战争年代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任何方面。从1929年到1933年，产出、工作时间和就业崩溃了。大量机器闲置，许多建筑空置，这样我们难以知道那些年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速度。而且这种扭曲一直持续，贯穿1933—1937年的部分复苏期，1938年的严重衰退期，进而是1938—1945年经济产出的持续爆炸式增长，这是由于当时受到庞大战争支出的影响，经济复苏了，1944年战争支出相当于1939年整个经济规模的80%，实际GDP几乎是1939年的两倍。随后，令许多经济学家惊讶的是，1945—1947年的战时支出刺激政策迅速消失之后，经济并没有崩溃。一些神秘手段使得“民主国家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的生产成果在战后转化成丰富多彩的房屋、汽车和电器。
本章的任务就是要解释美国经济史上的这个根本性迷思：是什么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如此显著地超过了以1928年之前的60年为基础的预估趋势？本章认真分析了“跨越”这个词。它将实质内容和推断结合起来，不仅关注创新的速度，也关注如果没有那些永久改变了经济生产能力的“点火器”，将会发生什么。虽然本书研究生活水平的长期趋势，而不是经济周期波动，但通过研究周期和趋势的相互作用，也说明了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大萧条是否永久延缓了美国的增长？如果没有“二战”是否会发生战后那样的繁荣？1928—1950年，劳动投入、资金投入和生产率转化是如何发生的？
本章首先量化了跨越。第一步要问的是“跨越发生在哪里？”根据定义，人均产出等于劳动生产率（时均产出）乘以人均工时。我们分别定义这三种要素的跨越，这些跨越是基于每种要素在1870—1928年记录的相同增速而得到的1928年后的趋势线。我们发现，到1950年，生产率增长远远高于先前趋势，而实际人均GDP略高于先前趋势，这就意味着人均工时低于其历史趋势。
对相关解释的研究从基本经济学理论开始。实际工资的增长趋于提高生产率，因为公司会用资本替代劳动。新政通过立法，使成立工会更加容易。除了推高实际工资之外，工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百年目标。这样一来，人均工时在战后初期比20世纪20年代明显减少。
度量创新和技术变革速度的传统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产出除以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加权平均。劳动投入的度量不仅要考虑既定工作年份劳动时间的变化，还要考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我们对资本投入的度量是针对本书新设计出来的，并根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投资行为某些不同寻常的方面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的细节在数据附录中给出。
本章最新颖的观点是，“二战”本身也许是促成大跨越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将从经济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究战争的有利方面。战争创造了家庭储蓄，1945年后，这部分储蓄花费在战争期间没有出现的消费品上，这是“被抑制的需求”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判断：尽管“二战”给美军带来了灾难性的伤亡（虽然与其他参战方更巨大的伤亡人数相比，美军伤亡人数已经少得多），但也造就了使美国经济摆脱30年代后期长期停滞的经济奇迹。事实上，这一章会从各个能想象到的维度，说明“二战”本身“拯救经济”这一判断是令人信服的。这些维度包括教育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由赤字融资创造的大量家庭储蓄使新的中产阶层有能力购买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耐用消费品。
供给侧的效应更加微妙和有意义，其中包括国家资本存量的巨大扩张，政府出资建设新的工厂和设备，随后交由私人公司运营，生产飞机、船舶和兵器。政府资本的扩张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不仅包括战争期间生产军需品的工厂，还包括30年代至40年代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增，国家高速公路网连绵不断，金门大桥、旧金山海湾大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以及博尔德（也就是后来的胡佛）水坝等重大项目接连竣工。另一个提高生产率的渠道是“干中学”。1942—1945年战争的供给约束迫使每个企业使用新技术提高产量，突破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约束。
随后对大跨越的解释转向那些直到1929年仍没有被充分利用的20年代的创新，以及30年代至40年代的新发明。根据某些度量标准，从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发明数量和授予专利的数量来看，30年代是最有生产力的10年。本书前几章概述了30年代的技术进步，包括电器的质量和传播，汽车质量的改进，商业航空运输的到来，面向每一个农场和村庄的网络电台节目的普及，电影质量累计提升和观众的累计增长，第一例磺胺类药物的发明带来的健康不断改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其他领域的发明在本书前面的各章没有明确提及，特别是化学品、塑料、石油勘探和生产等领域。
这一跨越有多大？产出、生产率和工作时间
在本书中，我们将“生活水平”等同于实际人均GDP，同时我们也承认实际人均GDP增长大大低估了实际生活水平即家庭福利的提高。这种低估的原因在于度量新发明的价值面临困难，这些都被排除在实际GDP的历史度量之外。本节在使用官方实际GDP数据的同时，也承认由于新发明的好处无法度量，增长率的低估程度无法确定。
大跨越的幅度首先如图16.1所示。对数尺度的向上倾斜的直线代表1870—1928年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的增长趋势，均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但1928年之后的实际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的走势并不像趋势线那样表现。图16.1的主要特点一目了然。第一，1928年前实际值对趋势线的偏差较小。但从大萧条时期开始，两条实际值的线不仅迅速偏离趋势线，而且相互之间也迅速偏离。人均产出，如灰色线所示，在1929年到1933年剧烈下滑，但在“二战”期间飙升。接着在战后，人均产出高出趋势值（1947—1964年）10％～20％，随后又高出趋势值（1965—2014年）20%～35％。时均产出在1929—1933年的大收缩期间几乎没有下降，并在1935年回到了趋势值。到1941年，时均产出高于趋势值11％，到1957年高出趋势值32％，1972年高出趋势值44％。1928年后生产率增长奇迹也许是20世纪美国经济史的核心谜题。
图16.1 1890—2014年实际时均产出和人均产出与1870—1928年趋势外推的对比
资料来源：参见第16章的数据附录。
图16.2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928年后人均产出和时均产出的时间路径如此偏离，它显示了对时均产出和人均产出趋势值的百分比偏差，并添加了第三条线，即人均工时对1870—1928年历史增长路径的偏差。我们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几个鲜明的时间段。1929—1941年的大萧条展示了人均产出和人均工时同时出现剧烈下降与回升，根据定义，这意味着30年代时均产出周期变化很小。所有曲线在“二战”期间的1944年达到巨大峰值，这表明1933—1944年人均产出的高涨几乎可以均分为时均产出和人均工时的大幅上升。
图16.2 1890—2014年实际时均产出、人均产出和人均工时与1870—1928年趋势外推的对数比率
本章要解决的谜题的核心在战后很快便发生了。人均产出从1949年的高出趋势值39％下降到1950年的14％。人均工时下降得甚至更多，同一时间段从18%下降到负13％。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劳动生产率却由于战争永久性地提高了。表16.1显示了某些年份三个数据序列相对于其1870—1928年某些趋势值的对数比率。成为基准年的年份包括：1928年、1941年（“二战”前的最后一年）、1944年（战时生产高峰年）、1950年、1957年，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年份1972年，当时劳动生产率对趋势值的比率达到战后高峰。
表16.1中所讲述的故事给出了本章将要解决的一些问题。首先，相对于1870—1928年的趋势值，表中显示的每一年里时均产出都稳步提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生产率的急速提高？人均工时对趋势值的偏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其中的原因包括1935—1950年在工会争取下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以及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增加了孩子的数量，妈妈们需要留在家中照顾家庭，从而减少了总人口的工作时间。因为人均工时相对于趋势值的下降幅度小于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所以，战后经济的人均产出水平明显处在1870—1928年的趋势值之上。
表16.1 相对于1870—1928年趋势外推的百分比对数偏差，样本年份
注：实际工资趋势指1891—1928年。
资料来源：形成图16.2和图16.3的基础数据。
什么造成了高工资？罗斯福新政和工会的作用
为了解释劳动生产率的急速提高，从基本经济理论开始是最好的起点。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实际工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总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乘以时均产出。如果收入中的劳动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也是如此。实际工资的增长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急速提高吗？
图16.3复制了图16.2的黑线，这条黑线显示了时均产出偏离1870—1928年趋势线的比率。与此相对比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最佳度量指标对趋势线的偏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比1928年之前的趋势值快得多，劳动生产率也是如此。如图16.3和表16.1第四行所示，1941年实际工资已经高出趋势值近14％，略微超过劳动生产率比趋势值高出11％的幅度。实际工资上涨可能部分反映了罗斯福新政立法的影响，特别是1933—1935年的《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和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瓦格纳法案》）。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只有少数几个行业有工会，主要是汽车和其他耐用品生产行业，这些行业工会在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方面的影响可能溢出到其他无工会的行业。1950年实际工资相对于趋势值的比率与实际生产率相对于趋势值的比率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随后在1950年到2007年间，则高于实际生产率相对于趋势值的比率。
图16.3 1890—2014年时均产出和实际时均工资与1870—1928年趋势外推的对数比率
1950—1973年，实际工资高于趋势值的幅度大于实际生产率高于趋势值的幅度，这一事实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在这一时期是增加的。逆向变化发生在1973年至2014年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大幅上升，是克劳迪娅·戈尔丁和罗伯特·马戈研究的收入分配“大压缩”现象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逐步下降，与过去30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一致的。第18章中我们将再研究不平等现象。
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高于1928年之前的趋势值，部分是因为在30年代工会不停地努力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8小时工作制是1935年《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条款，它制定了关于成立工会和工会加入自由选举行为的新规则。三年后的1938年，新政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生效，该法案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和超过40小时要强制性支付1.5倍工资的现代制度体系开始运行。
8小时工作制的转变对提高生产率肯定有直接影响。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一直呼吁重视缩短工时，减少工人疲劳，从而提高工人工作效率。另外，很多机构进行重组，以减少工作时间，并在8小时里完成以前10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不过，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刺激肯定来自更高的计时工资，特别是在30年代末期，推动了公司节约使用劳动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二战”期间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劳动力质量的作用：受教育程度急剧提高
生产率增长源泉的研究被称为“增长核算”，在20世纪50年代由罗伯特·索洛首创，爱德华·丹尼森、兹维·格瑞里奇斯（Zvi Griliches）和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在60年代做出了更多有价值的贡献。这种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细分为四类：
1.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通常由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表示；
2.资本数量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
3.资本质量的提高；
4.余值，也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残差”，甚或称为“度量我们无知的指标”。虽然常作为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度量，但余值不仅涵盖了重大创新，还融合了增量式修补（incremental tinkering）以及其他任何能够提高效率的因素，包括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工作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作。
劳动力质量往往由受教育程度衡量，“二战”前后美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显著上升。从1900年到1970年，美国青少年的高中毕业率从6％上升到80％，这是推动生产率提升的重大转变。到1940年，美国一半的青少年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业，剩下的相当一部分在辍学之前曾经上过高中。这就为1941—1945年的“民主国家兵工厂”克服生产挑战创建了一支更为强大的劳动力队伍。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能够更好地操作更新且更复杂的机器，无论是在流水线还是在办公室。
四年制大学毕业率提高最快的时期是在1940—1950年的10年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于1944年通过，规定由联邦政府为每一个“二战”老兵上大学提供资助。由于1610万人，或者说是1940年人口的12％曾经参战，因此该法案的影响非常大，并在1946—1949年为全国高校带来大量入学人口。《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也为那些想要完成高中学业的老兵提供资助，为购买住房者提供低息贷款，为退伍第一年提供失业救济。
受教育程度提高还表现在其他方面。美国工人只有小学学历的比例从1915年的75％降至1960年的30％，到2005年只有3％。在1915—2005年的同一时间段里，接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习了大学课程（没有毕业）的比例从4％提高到48％。
因为1928年前后受教育程度稳步上升，所以这无助于解释本章的核心难题，即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在1928—1972年比在1928年之前增长快那么多？受教育程度尽管是经济增长不可否认的积极因素，但不能作为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产生大跨越的因素。对于确切原因，我们必须看其他方面。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20世纪中叶生产率的爆发
标准生产理论将产出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及质量联系起来。上一节考察了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劳动力质量变化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劳动生产率跃升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当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学家惊叹于1961年约翰·肯德里克关于经济增长核算数据的开创性贡献时，一个惊人的变化跃然纸上。产出与资本投入比率（资本平均生产率）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几乎翻了一番。
这种翻番如图16.4所示，该图显示了1920—1972年GDP与资本投入的比例。灰线使用了最新数据来源，显示了实际GDP与资本之比，其中资本与肯德里克使用的资本概念相同。1923—1929年，这一比率在非常接近1928年的100％左右徘徊，在大萧条时期最糟糕的几年里下降到78％，随后恢复到1935年的95％和1941年的144％，并且在1944年达到峰值220％。正当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经济将重新回到30年代的可怕情形时，战后却迎来了一个大惊喜。1950年，产出资本比率下降到176%，相比于1928年这是一个巨大变化，1950—1972年的平均产出资本比率为185％。
图16.4 1920—1972年GDP与初始资本和修正后的资本投入比
数据附录总结的后续研究确定了三组测算问题，它们都有助于说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产出资本比的急剧上升。由于误测造成50年代的资本相对于20年代被低估，因此，运用新调整的资本投入数据加以替代就会增大50年代的资本，结果就是产出资本比降低，如图16.4黑线所示。依据官方数据，1950年的产出资本比为176％，相比之下，根据修正后的数据则要低得多，为141％。因此，1935年后产出资本比率的急剧上升，大概有一半可归因于数据附录中探讨的测算问题。
虽然如图16.4中黑线显示，修正后的产出资本比率在1972年仍是1928年的147％，但到2013年这一比例逐渐降至108％。简单地说，产出的增长速度在1928—1972年要比资本投入快得多，而在1972—2013年则要慢得多。1928—1972年产出资本比率的年化增长率是每年0.9％，在1972—2013年下降到每年负0.8%。这段历史提出了本章后面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修正后的产出资本比率从1928年的100%增加到1950—1972年的平均150％？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的关注，包括大萧条和战争对生产实践和产业效率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及以后创新的基本速度。
现在，我们拥有确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可得到的度量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最好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公式是固定的，等于产出除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加权平均值，其中劳动投入的标准权重为0.7，资本的标准权重为0.3。劳动投入等于总的工作时间乘以受教育程度的指标。资本投入采用数据附录中经调整后的资本概念。图16.5显示的是据此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在1890—1900年的最初10年到2000—2014年延长了的10年之间，每10年的年均增长率。横轴标出每个10年的最后一年，因此，图中最高的柱形标识为“1950”代表着1940—1950年这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
图16.5 1900—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每10年的年均增长率
注：显示的年份表示之前10年的年均增长率。标示有2014年的柱形表示2001—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这段历史表现为上下交替、阶梯高矮不等的“楼梯形”。1940—1950年这10年的不同寻常跃然纸上。此图证实了亚历克斯·菲尔德所强调的20世纪30年代是比20年代更有效率的10年，但2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1890—1920年开始加速。质疑来自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和保罗·戴维（关于“二战”）的判断，他们认为，“战争……对民间投资实施限制，造成私人资本积累严重下降，并阻碍了正常的生产率增长”。“二战”期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并且国防生产的停止并没有阻止战时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延续至战后。
图16.5展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史给本章其余部分提出了一系列难题。是什么样的创新过程，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再到40年代稳步加快，但此后又放慢了？是什么样的增长过程使得即便在1945年、1946年停止了战时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仍然保持高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生产率的爆发受益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有多大程度的滞后效应？在下一节，我们首先分析始于30年代至40年代的经济动荡的影响，随后转向分析20世纪上半叶各种发明出现的时间及其效应。
从大萧条和“二战”造成的动荡中寻找各种解释
1928—1950年产出资本比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划时代跃升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在多大程度上与大萧条和“二战”造成的动荡有关？第一个问题是实际工资迅速增长和每周工作小时数减少的相互作用，这两者都使劳动力雇佣变得更昂贵。第二个问题是补充性的，在20世纪30年代令人绝望的10年中，削减成本的压力迫使企业使用较少员工，而在“二战”期间面临的首要压力是产出最大化，两者都要求组合更高的机器速度和更大的工作努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个问题是30年代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如果没有大萧条是否还会发生。
实际工资上涨。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追溯了20世纪30年代生产工人实际工资的高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因于罗斯福新政的亲劳工立法。实际工资上涨会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倾向吗？尽管在30年代和“二战”期间资本支出是受压抑的，但这主要是对建筑物而言（占1928年资本存量的77％）。30年代设备投资强劲反弹。设备投资与设备资本价值的比率在1928年为13.6％，但在1936年上升到14.4％，1937年16.1％，1940年15.8％，1941年17.1％。设备投资表现活跃，这其中的部分设备投资代表了从劳动到资本的替代，这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外，30年代末的新资本投资也反映了持续创新。30年代后期生产的铁路机车、卡车、拖拉机以及工业设备，其质量大大高出20年代的类似产品。
“二战”时期的高压经济。产出、工作小时数和生产率的各项指标在1942—1945年都猛增。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经济转换为最大化生产的体制，如果能找到足够工人三班倒，每一台机器和每一栋建筑每天都会24小时使用。如图16.2所示，1945年后，劳动生产率没有表现出哪怕暂时的一丁点儿下降。虽然婴儿潮时期以铆钉女工萝西为代表的妇女从工厂工人转变为母亲，人均工时急速下降，但劳动生产率继续上升，远高于1870—1928年的趋势。
早在1941年，经济就处于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的紧张状态。钢铁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1941年达到97％，“二战”期间的任何一年都和这一年一样高。早在1940年春天机床就供不应求，等到了1941年春天，一个领先的机床供应商老板会对着积压的订单摇摇头说“需求是无限的”。虽然最有名的“干中学”例子是亨利·凯泽（Henry Kaiser）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建造的两个造船厂，它们建成一艘标准自由轮所需的天数大幅减少，但是战时生产最大化的压力肯定推动了生产技术的永久性进步，而在和平时期这是不会发生的。1942年凯泽造船厂开始计划生产时，需要整整8个月才能完成一艘自由轮，但到次年，竣工时间已缩短到几个星期。在这两个船厂之间的一场独特比赛中，从预制件到船坞组装，整条船实际上只需要4天时间。这种出色的生产成就部分归功于超过250名员工的来信，信中建议的方式使生产更为高效。
造船厂的例子可以推广到整个制造业。近期对“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研究不仅关注凯泽船厂，还关注生产B-24轰炸机的亨利·福特的庞大工厂。从1941年3月开始，福特工厂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造完毕，并在1942年5月生产出第一架飞机。该厂原本设计以每小时一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生产轰炸机，它一直在为达到这一速度而不懈努力。作为干中学的一个经典案例，该厂生产速度逐渐提高，1943年2月达到每月75架，1943年11月每月150架，1944年8月达到每月432架的高峰。
凯泽和福特的例子只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以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形式连续干中学的最著名案例。
庞蒂亚克已将其复杂的欧瑞康高射炮的生产成本降低了23％。克莱斯勒道奇分部……工程师在制造“短波雷达系统”时绞尽脑汁地降低成本，使之比8个月前降低了57％。该公司的回转罗盘……仅消耗最初费用的55％。
在整个战争期间，爱国主义和目标意识将工人和管理层捆绑在一起，而且工人比以前更渴望提高效率（通常采用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的方法）。“二战”后生产率之所以仍然保持高水平，最明显的原因是尽管军事紧急状态结束了，但“技术变化不会倒退”。人们不会忘记。一旦取得进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永久性的。
20世纪30年代末期生产率的出色表现表明，如果说“二战”后由于国防开支枯竭而使总需求迅速下降，不利后果也只是影响就业而不是生产率。然而需求并没有枯竭；相反，军事需求几乎立即转向居民采购。在1946—1947年，需求的闸门已经打开，制造商迅速转产，开足马力，紧张地满足冰箱、炉灶、洗衣机、烘干机和洗碗机的需求，更不用说汽车和电视机了。在努力完成看似无限的订单时，他们采取了在“二战”高压经济中学到的高效生产的一切方法。
“二战”期间几乎每一个生产消费品的公司（除基本的食品和服装外）都必须生产别的东西，每个生产商在这一过程中都学得更加高效。在战争期间，珠宝商制作炮弹引信，割草机生产商制造榴霰弹，盖戳机生产商制造炸弹装置，男鞋制造商制作头盔内衬，真空吸尘器制造商制作防毒面具部件，手推车制造商转而生产机枪的弹药车。战后制造业的每一个部分都曾经深度参与了制造军事装备或零部件，战时学习所得在战后就转变成永久的效率提高。
虽然战时生产需求对提高资金利用和效率水平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但推动生产流程顺畅运行、提高生产效率的较早尝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就开始尝试有意识地从管理的角度努力提高生产设施使用率，节省生产过程中的产成品库存。这可能有助于解释30年代的一个悖论：尽管资本和劳动力的整体利用率下降了，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增长。虽然总需求很低，但新的方法使提高产出资本比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可能，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萧条中劳动时间投入的减少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其中部分原因是零售业的结构转向大企业，如马歇尔百货公司、梅西百货和西尔斯公司，这要求供应商的货物流不能中断。
关于“二战”是否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学界还存在争议。尽管大多数耐用消费品禁止生产，但人均实际消费（2009年美元）在1944年仍然与1941年大致相当。罗伯特·希格斯认为，官方数据高估了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因为真正的消费价格增长在战时价格管制下被大大低估了。如果现值消费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实际消费价格任何一次不可测算的提高，都会造成实际消费支出不可测算但同比例降低。不可测算的提价来源包括贿赂、黑市以及商品和服务质量不可测算的下降，包括排队等候和配给造成的消费选择扭曲，迁移导致的拥挤，租金管制造成租赁房屋保有量下降进而导致房屋短缺加剧。
对这一批评有三个回应，范围从狭窄到宽泛。从窄处来说，1200万人，或者说1940年人口的9％转入军队，意味着减少了9％的平民分享可用的个人消费支出。由于测算的实际消费量在1944年与1941年相当，这意味着平民的人均实际消费增长了9％。这里可能存在测算误差，但误差只有大于9％，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说平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有所下降。所有用于军队这1200万人的食品、服装和住房（无论是在军营、营地或在船上）都由政府提供，并计入战时政府支出而非个人消费支出。
更广泛、更重要的一点是，战时的繁荣尽管也存在不便之处，但它标志着在大萧条的10年煎熬和看起来永无休止的失业之后，也就是在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on）的著名短语“长期停滞”之后，整个国家的前景和预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萧条对整个国家的幸福感有剧烈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相当一部分人的食物、服装和住房都很差。这种极端贫困被战时经济消除了。最不富有的人口和其他人口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显著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因此，“二战”时物质消费水平停滞不前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即使1944年总消费量与1941年相比并不高，但1941年看起来也像是天堂了，因为这一年总的实际消费水平比1930—1939年的年均消费支出提高了28％。事实上，尽管对“二战”期间的消费者福利持消极评价，但希格斯也同意如下更广泛的观点：
战争经济……几乎打破了每个人在看似没有尽头的大萧条期间所持有的悲观预期。30年代漫长的10年里，特别是后5年，很多人开始相信经济机器无可挽回地停止了运转。军工生产的狂热活动……驱散了绝望。人们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生产所有这些飞机、轮船和炸弹，也就可以生产数量惊人的汽车和冰箱。 注释标题 参见Higgs（1992，第57页）。
第三点甚至更重要的一点是，本章不是探讨“二战”期间生产和消费了多少，而是研究与1928年之前的增长趋势相比，50年代的经济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跨越。正如本节所探讨的，战争本身可能直接促成了战后的成果，也可能扭曲经济进步的时间过程，掩盖创新和1941年之前多年就已取得的其他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战时设施。虽然在1930—1945年民间资本投入停滞，但在这整整15年的时间里，由政府资助的资金投入数量迅猛增加。特别重要的是，政府出资建设了一些生产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的新工厂，但交由私人公司经营。这些政府所有的工厂支付的工资、薪金和赚取的利润都被算作私人部门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历来都将私人部门实际增加值和私人部门的投入相比较，不算“二战”中政府出资建造的全国建筑物和生产设备存量的增加。对“二战”使用的资本最明显的数据遗漏来自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1940年至1945年美国机床数量翻了一番，而所有这些新机床几乎都是由政府而不是私人公司购买的。政府资助的设施不是都在制造业。1942—1944年，在海上运输受到德国潜艇攻击的威胁时，为了在战时条件下安全运输石油，作为紧急措施，美国政府资助修建了“大口径”和“次大口径”石油管道，从得克萨斯州到新泽西州超过1300英里。这两条管道成为战后全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政府拥有的一些工厂规模巨大，前所未有。前面我们提到，政府资助的福特公司设在密歇根州的柳溪工厂通过干中学，在1944年顶峰时期每小时生产一架轰炸机，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车间”。该厂一共雇用了5万名工人。在工作间里将数百万零件和紧固件用长达半英里以上的生产线连接起来，这一壮举是大规模生产史上前所未有的。需求是发明之母，福特柳溪工厂与凯泽造船厂也许是“二战”创造了长期增长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其中，政府保障固定加价（即固定利润），实际工资从一开始就比任何已知的工作高，在这种由政府融资的体制下，公司、生产设备和工人可以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本章开头的引言里，亨利·福特也许给出了最好的阐述——在1942—1945年，这位美国的生产天才以汽车产业为引领，将想象力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想象得以实现、战时目标得以完成之后，从中得到的东西并没有在经济中消失。
长期解释：城市化、封闭经济和资本质量的提升
城市化和农业的衰落。现在我们转向一些对大跨越的补充解释，这些解释不依赖于和大萧条及“二战”相关的特定事件。在试图解释1929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先从城市化入手，城市化使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工作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作，推动了整个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20—1960年的城市化进程比之前或之后更快吗？在1890—1920年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时期，城市化率从35.1％增长到50.8％。从1920年到1960年，城市化率从50.8％上升到69.7％，增长速度每10年大约相同。因此，城市化本身并不能解释1928年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加速。
移民和进口。从1870年至1913年，大约3000万移民抵达美国海岸；他们涌入中心城市，但同时也进入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各州。他们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使美国人口以每年2.1％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且新移民创造了等量的需求和供给，因为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失业——事实上1913年的失业率只有4.3%。所有这些新人口都需要有房子能居住、有工厂能工作，而工厂要安装机械设备，所以新移民促进了资本投入的迅速增加。
这种情形与1921年和1924年严格的移民法案颁布后移民大量减少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年移民率从1909—1913年的平均每年1.0％下降到1925—1929年的平均每年0.25%，人口增长率从1870—1913年的2.1％下降到1926—1945年的0.9%。反移民法案一直被视为大萧条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20年代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的过度建设都是基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预期，然而这并没有发生。
移民法和严厉的高关税制度（1922年《福特尼—迈坎伯关税法案》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在1930—1960年的30年间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在30年代，由于缺乏近期移民的工作竞争，工会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并推动工资上涨。高关税壁垒使美国制造业在总部位于美国的工厂中引进所有可用的创新，没有出现过去几十年中普遍存在的外包现象。缺少移民和进口的竞争提高了底层工人的工资，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分配不同寻常的“大压缩”。因此，严格限制移民的立法和高关税造成的美国经济封闭可能间接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实际工资上涨、国内经济对创新投资的重现，以及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不平等的普遍缩小。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创新能解释大跨越吗？
本书第一篇分析伟大发明时，区分了初始发明和初始发明带来的延续性发明，19世纪后期两项最重要的发明是电和内燃机，这些经常被描述为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它们可以带来许多延续性发明。
电力作为通用技术带来的延续性发明是生产率的基本驱动力，例如电梯；电动手和机床；有轨电车、高架火车和地铁；许多家用电器，从电熨斗和吸尘器到冰箱、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和其他许多家电；最后是空调，空调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电影院，30年代进入写字楼，并在50年代至60年代进入美国家庭。内燃机作为通用技术也带来了一系列类似的延续性发明：如汽车、卡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超级市场；郊区和个人旅行的方方面面，包括汽车旅馆、路边餐馆和航空旅行。
虽然我们并不需要在电力和内燃机之间选择其中之一作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通用技术，但一位作家在1932年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说明在所有时代最重要的发明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然后可以通过电线长距离输送，再转换成任何需要的能源形式。这段话还描绘了现代世界有多少东西在作者写作的1932年已经发明了，非常有趣。
没有了它，不仅有轨电车要回到用马拉，而且汽车和飞机都将停运。如果没有电磁火花设备，汽油发动机将如何运转？电灯当然会消失不见，随之而去的是大城市黄昏后安全性的最大保证。电话和电报都将闲置不用，日报因此只能关注本地消息……无线电报、电话和广播会全部消失。发电厂将不得不与每一个工厂单独连接起来，因为电力的远距离传输将停止。河流只能给坐落在岸边的工厂提供电力……医院行医将不再有X射线设备，家庭将没有电力用于照明设备。船舶在海上遇险，无法再发出SOS求救信号，并且不能再使用陀螺罗盘、无线电导航或火灾的信号设备，这样沉船就会像以前一样经常发生，却无法抢救或提供帮助。 注释标题 参见Abbot（1932，第17-18页）。
那些试图用发明来解释大跨越的人经常引用艾尔弗雷德·克莱因克内希特（Alfred Kleinknecht，1987年）的大作，他按照每10年计算了发明，并宣称拥有重要发明最多的10年是20世纪30年代。事实上，如果我们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都包括在内，就会看到，这30年贡献了克莱因克内希特列出的1850—1970年这120年间最重要的39项发明中的26项。我对发明史的解读提出了相反的结论——30年代的突出表现是延续性发明，而不是基础性的通用技术的发明。例如，30年代是军用和商用活塞式动力飞机完善的10年，但这不是新的通用技术。它代表了1879年内燃机的发明与怀特兄弟1903年使第一次飞行成为可能的空气动力学设计的结合。同样，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电视的发明结合了1879年发明的无线电传输和1907年李·德福雷斯特发明的使商业电台成为现实的真空管。
亚历克索普洛斯和科恩（Alexopoulos and Cohen，2010）对创新史的研究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虽然他们的研究仅限于1909年至1949年。他们批评了利用专利数据度量创新速度的做法，原因有二：一是基础发明的时间可能比商业可行版本的引入早几十年，二是专利没有提供未来商业可行性的任何信息。相反，他们将国会图书馆目录中有关技术的手册和其他书籍进行了穷尽搜索，并比较了关于某一项创新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批书）出现的日期和初始商业化的日期。他们的数据支持了菲尔德强调30年代尤其是在1934年之后出版的技术书籍比他们考察的40年间任何其他时间段的数量都多。1911—1934年平均数量为500～600本，1941年单调飙升到930本，1942—1949年平均约为750本。
值得考虑的一种通用技术是1913年12月1日亨利·福特引进的汽车制造流水线。流水线是从许多之前的研究者的想法发展而来的，可以追溯到理查德·盖瑞特1853年的英国蒸汽机厂。流水线带来了一场制造业革命，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加速增长（如图16.5所示），值得与电动机获得同样的赞誉。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和保罗·戴维将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快速扩散归因于福特将其详细的操作方法“有意开放的政策”，这些方法“促进了这些新技术在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快速推广”。有趣的是，保罗·戴维强调的电动机在制造业的姗姗来迟与流水线技术的迅速普及形成鲜明对比。
流水线与电动工具一起，彻底改变了制造业。1913年之前，货物由各个工作平台的工匠制造，这些平台依赖蒸汽机和皮革或橡胶带提供动力。整个产品由一两个员工来制造。而在10年之后，按照福特流水线原则组织生产，每个工人都控制了电动机床及手持式电动工具。流水线的另一个优势是它节约了资金，特别是“地面空间、仓库的库存，以及缩短加工时间”。
电力和流水线很可能不仅能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20年代的激升，也可以解释在30年代至40年代的激升。有两种类型的证据表明，设备资本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电气化。第一类是原动机（prime mover）的马力，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类型生产资本特定年份的数据；第二类是以千瓦时计算的发电量。分析者在解释美国制造业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马力和电力使用的作用。表16.2第一行显示了特定年份私人设备资本的不变美元价值，由数据附录得到。
表16.2 1899—1950年样本年份的原动力马力和净发电量（千瓦时），1929年=100
资料来源：HSUS Colonial Times to 1957，序列S2、S6、S11、S13、S19和S33；可变折旧的私人设备资本数据来自图16.4的基础数据。
总马力作为四大类设备的指数（1929年=100）给出，这四大类设备是汽车、工厂、农场和中心电站。在绝对量上，安装在全国车队上的马力超过所有其他类型的设备资本，但不幸的是，马力数据既没有区分用于个人旅行和商务旅行的汽车，也没有区分卡车和公共汽车。汽车马力的里程碑包括1910年超过役畜和1915年超过火车。工厂马力增长要慢得多，1940年和1950年的指数与私人设备的马力指数数据非常相近。工厂马力数据令人费解的方面是20世纪20年代没有增长。1929年后农场和中心电站中的马力比私人设备增长更迅速。
总马力的任何指数都被汽车的马力所淹没，因此我们采取汽车、工厂和农场马力指数的简单算术平均，同时略去电力公用事业的发电量，因为它是中间产品，而不是私人投资。马力与设备资本的比率，如表16.2第7行所示，1899—1919年每10年温和上涨13％，然后到20年代加速到每10年24％，30年代为21％，40年代为17％。
不同于马力的序列数据，它在1899年开始安装蒸汽动力时就有坚实的基础，发电量的序列数据于1882年从零开始，因此预计它在初始年份将增长最快。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部门的发电量数据，它在1929年到1941年间增长了57％，快于20年代的36％和40年代的31％。如果用发电量与私人设备资本的比率来表示，工业发电量的增长率在20年代增长了18％，30年代增长了36％，而40年代只增长了3％。发电量与私人设备资本的比率在20年代增长了54％，30年代增长了37％，40年代增长了34％，其中大部分发电量来自电力公用事业公司。
总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汽车的马力和发电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设备资本的增加。尽管私人设备存量在1929年到1950年上涨了50％（以对数形式），但汽车马力增长了2倍，总发电量增长了2.3倍。卡车登记量在1929—1941年增加了45％，公共汽车增长了2倍以上。所有这些新增加的卡车和公共汽车在1941年比1929年动力大得多。虽然我们没有卡车和公共汽车各自的马力数据，但从第5章的表5.2中可以知道，一台受欢迎的经典低价汽车的马力从福特T型车（该车型在1913—1925年占主导）的20马力增长到福特A型车（该车型于1928年引入）的40马力，再到1940年雪佛兰的85马力。卡车和公共汽车的马力肯定也按类似的比率增加。
菲尔德（Alex Field）认为，推动20世纪30年代生产率激升的最重要的产业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配送行业。至此，本章已经指出，在交通运输/配送行业生产率增长有两个不同的来源：政府对高速公路的高额投资，以及与1929年相比全国的卡车运输车队在1941年有多得多的马力。由工业企业带来的1929年之后电力生产的迅速增长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30年代机械工业用电量迅速增长，这就与菲尔德的判断产生了矛盾，因为菲尔德认为30年代是“电气化转型”的“尾端”。30年代的高用电量反映了电力设备不仅应用在制造业，也应用在批发和零售业的冷藏柜上，并且广泛使用在经济的其他部门，最早的例子包括有空调的电影院和办公楼。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电力生产的大发展由于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较大的发电锅炉降低了发电的单位成本。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规模的日益扩大与更高的温度和压力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技术发展使得密封锅炉更加可靠。在电力利用的例子中，更高的热效率和生产率的演变不是一个突破性发明的例子，而是“增量式修补”，也就是不停地努力改进现有技术。全新的发明以及增量式修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来源，尽管有关数据让我们无法区分两者。
除了电力和内燃机对提高生产率发挥了作用外，还有哪些创新推动了三四十年代生产率的增长？从1910年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到20年代至30年代，配送系统发生了革命，掀起了连锁店和自助商店运动。20年代食品连锁店的数量翻了两番，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率提高。但连锁店最初以老式的“柜台和货架”形式运作，顾客在每个商品部前排队，店员既要从货架选取商品，又要收款。直到连锁店发展了自助服务，顾客可以走动挑选，运营一个店所需的员工数量下降了一半以上，实实在在的生产率提高就发生了，这大部分发生在1930年之后。
与运输和配送行业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1929年后石油及相关化工行业的创新和发现爆发了。美国石油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刻发生在1930年10月，得克萨斯州东部油田被发现，那里有“美国本土最大和最丰富的石油储量”。化工行业，在19世纪晚期由德国企业主导，1930—1950年在美国起飞。许多类型的塑料在1930年之前被发明出来，其中包括赛璐珞（1863年）、聚氯乙烯（1872年）、玻璃纸（1908年）、胶木（1909年）和乙烯基（1927年）。但是，塑料的发明时间表凸显了20世纪30年代可能是化工产业史上创新成果最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有聚偏二氯乙烯（1933年）、低密度聚乙烯（1935年）、丙烯酸乙酯（1936年）、聚氨酯（1937年）、聚苯乙烯（1938年）、特氟纶（1938年）和尼龙（1939年）以及氯丁橡胶（1939年）。从塑料发明史来看，5项发明产生在1839—1894年，4项发明产生在1894—1927年，7项产生在1933—1939年这一短暂的时期。菲尔德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化工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实用的副产品，包括使铁路枕木寿命翻番的涂料，还有快速干燥的油漆，能减少喷涂一辆车所需要的时间，从几周缩减到几小时，同时还引进了不锈钢和铬。塑料常常能够节约燃料、制造成本和资本成本。
汽车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发动机的动力，这一性能在1920—1940年迅速提高，也取决于轮胎的质量。由于橡胶技术的进步，用更大、更耐用的轮胎装备卡车和拖拉机成为可能。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拖拉机的动力变得足够强，轮胎变得足够大，从而使农业生产率革命成为可能。菲尔德推测了关于更大的引擎和更好的轮胎所起到的作用，它们连同第一个（州际公路之前）全国公路系统，使卡车从30年代起能够承运全国货物，与铁路竞争。
一个极其平淡但很重要的改进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代表了生产率提高的潜在来源。“美国制造体系”一直以标准化和有能力生产相同的产品组件而著称。在第2章中，我们记录了欧洲观察家对1851年水晶宫美国成就展的惊叹：“美国机器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这个世界热切希望机器做的。”但零部件的标准化在1851年还未实现。用于同一目的的产品种类繁多；据称在1917年，美国出售的用来砍树的单刃伐木斧有994840种。“在这个大范围内有34款，4个等级，35个品牌，还有11种涉及光洁度，19种涉及尺寸。”
美国工业效率最重要的改进之一，就是赫伯特·胡佛总统建立了美国国家标准局。其目的是建立规格统一的零部件体系，下至螺钉和螺栓，致力于“简单做法、消除浪费、节约材料，工人培训最少化，减少并节约物资采购和不便利的库存，消除混乱，进而提高生产速度”。标准化的一个典范是“二战”期间生产的数百万个万向接头，这种接头可以将主动轴的匀速转动变换成从动轴的高速转动。零部件标准化能够让本迪克斯公司（Bendix）设计这些接头，并由23家没有过往经验的公司来制造。正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这些平凡的组件，如螺母、螺栓和螺钉以及驱动器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工业效率才实现了巨大的提高。
结论：什么引发了大跨越？
现代经济史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均实际产出在经历了从罗马时代到1750年的两千多年增长停滞之后，经济增长能够结束休眠状态，开始苏醒？与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相关的是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增长开始放缓，不仅美国和日本如此，很多西欧国家也如此？尽管由于战争破坏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混乱，日本和欧洲经济增长的时间不同，但经济放缓是实实在在的；确实，在过去的20年中，欧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只及美国的一半。第三个问题是本章的焦点，为什么在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增长如此迅速，尤其在1928年到1950年之间？
本章的主题是重点介绍美国经济增长的时间过程，这个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费解。为什么自1890年起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10年节点图看起来像在一座山上的长途跋涉，逐渐上升到20世纪40年代的10年，从那时起又逐渐下降？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1972年后的增长放缓之所以被视为令人失望，正是由于1928年至1972年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前所未有。
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对本书至关重要。本章力求量化，然后再确定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跨越的原因，从而解释在1930—1940年和1940—1950年这两个10年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何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这两个10年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而中断了，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里可能有许多解释，而且不可能将定量的重要性排在最前面。然而，在整个这一章中，我们已经能够排除一些可能的原因。教育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长期提高在1910—1928年到1950—1972年之间与1928—1950年之间同样重要。同样，美国人口从农村农场和小城镇迁移到超过2500人的城市一直在持续进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1928—1950年的速度比1870—1928年的速度稍慢。
本章最新颖的方面是提出大萧条和“二战”直接促成了大跨越。如果没有大萧条，可能就没有新政，也就没有《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和《瓦格纳法案》，从而无法推动工会化，直接间接地推动工资急剧增长，缩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反过来，20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参加“二战”之前，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都有助于迅速提高生产率。实际工资的跃升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在私人设备投资数据中已经得到证实，数据表明1937—1941年设备投资与资本的比率明显高于20年代末期。
大萧条另一个更微妙的影响可能是促使企业重组，产量和利润的大幅下滑导致成本削减，最明显的就是裁员。然而，产出并没有在30年代降为零，而且同样的产出用更少的雇员生产反映出能带来高效率的新思想和新技术，其中不少是从20年代延伸而来的。汽车马力在30年代大大增加的数据表明，电动机床和手持电动工具的动力和效率在30年代可能也同样经历了显著提高。事实上，我们在表16.2中给出的证据表明，1929—1950年单位成本不变的资本设备的马力以及单位资本耗电量，都实现了持续增长。
对于“二战”高压经济期间出现的提高生产率的干中学现象，人们基本上是肯定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速度和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提高，就像建造自由轮那样。“二战”期间劳动生产率激升最显著的方面是它似乎是长期的；尽管1945—1947年的战时国防开支迅速减少，在战后几年，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下降。战时需求成为发明之母，这些大大小小的创新，在战后也没有被遗忘。
除了现有工厂和设备效率的提高，联邦政府资助了制造业的一个全新部门，配备了新工厂和新购置的生产设备。战后高水平的生产率部分原因可能是1940—1945年美国机床的数量翻了一番。美国联邦政府采购的由私人部门生产的设备数量猛增。从1940年到1945年，联邦政府采购的生产设备大致相当于战前1941年私人部门已有设备总额的50%。而且由于所有采购发生在1941年至1945年，这笔资本比1941年私人拥有的存量资本更现代化且生产率更高。
在大萧条之后紧接着“二战”到来的一系列解释之外，我们需要考虑创新本身的速度。或许大跨越最重要的来源是机器质量的提高，每美元设备资本的马力和用电量的大幅增加说明了这一点。相较于1902—1929年添加到生产过程中的每100单位电量，1929—1950年又增加了230单位。保罗·戴维正确强调了1882年第一座电站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制造业生产力革命之间的长期延迟。但是，将20年代作为突破性的10年就忽略了电力在制造业和经济其他部分的全面扩张发生在1929年到1950年之间。
大萧条的创伤并没有让美国的发明机器减速。如果有的话，创新的速度也在30年代后半期回升了。这清晰地体现在亚历克索普洛斯和科恩收集的有关技术书籍出版的数据中。20世纪30年代或者1920—1950年这一更长时期在美国发明创新史中的主导地位，得到克莱因克内希特关于每10年发明量数据的支撑。前面各章已经提供了无线电和电影质量迅速提高、汽车质量大幅提升的证据。到1940年，汽车制造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生产的汽车可以开到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速度；与这个技术奇迹相匹配的公路一直等到1958—1972年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才大规模实现。
本书对石油和塑料的关注很少，因为这些都是中间产品。不过，从得克萨斯州东部油田的发现到如今司空见惯的各色塑料，3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这10年熠熠生辉。1941年在生产转移到战时用途之前，将塑料应用于各种耐用生产品（producer durable）和耐用消费品是当时的尖端。在体现“二战”期间美国国内艰苦生活的最受欢迎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女士们在自己的腿上画上条纹，以取代那些当时已经买不到的人造丝袜和尼龙丝袜。
两个最重要的结论来自本研究中关于经济增长的重大迷思之一。首先，“二战”将美国经济从长期停滞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战争，1939年后的经济增长肯定是惨淡的。其次，19世纪末期的伟大发明要比过去多得多，特别是电力和内燃机，不断推动生产方式推陈出新，这不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还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亚历克斯·菲尔德用他振聋发聩的论断振兴了美国经济史，他声称30年代是“最进步的10年”。对于我们来说，确定1941—1950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甚至更快，无损于菲尔德论断的惊人想象力以及他所收集的丰富论据。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