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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崩盘（2010年）

　　安吉莉琪·帕帕珊娜索珀萝（Angeliki Papathanasopoulou）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的丈夫克里斯托（Christos）应该在52分钟内接她下班，因为她和丈夫预约了去医院检查一下胎儿的性别。但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50个戴着面罩的暴徒大喊着“他们活该，烧掉它，烧死富人”，并砸碎了她工作的那家银行的窗户。那是一家位于雅典市中心体育场大街的马尔芬银行（Marfin Egnatia Bank），暴徒把汽油浇到地板上点燃。

　　与其他希腊专业人士不同的是，安吉莉琪和克里斯托是新一代希腊人的代表，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以后回到国内工作。几十年来，希腊人一直喜欢在本土以外的地方接受教育，然后在那里扎根，远离停滞不前的希腊经济、传统的金融体系和低工资。尽管安吉莉琪和克里斯托在欧洲西部有很好的工作可以选择，但他们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因为国家的前景似乎向好。在希腊，一份好工作就意味着一种很不错的生活方式，而在希腊加入欧盟后，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用泛欧货币——欧元取代本国货币。在雅典奥运会即将举办之际，希腊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但在2010年，当安吉莉琪和克里斯托正准备迎接孩子的出生时，在所有拥有大学学位的希腊人中，有几乎1/10的人选择在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

　　安吉莉琪是典型的希腊人。童年时代，她喜欢在希腊海滨小镇的海滩上享受家庭郊游，她还喜欢学习芭蕾，甚至留着像杰奎琳·奥纳西斯（Jackie Onassis）那样的发型。她和克里斯托在雅典大学相识，两个19岁的年轻人当时学的都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她和克里斯托搬到了英国，在那里，她获得了精算学硕士学位，克里斯托获得了金融和银行业硕士学位。回国后，她接受了一份金融分析师的工作，这份工作要求她每天要花12个小时辛苦地计算数字，而每个月她能拿到的税后薪水只有1300美元。

　　雅典的维若纳斯社区杂乱无章，狭窄的街道和小型公寓组成的街区吸引着从世界各地大城市毕业的学生。安吉莉琪和克里斯托在离安吉莉琪工作单位只有不到3英里（约4.83千米）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在那里结婚生活。

　　在她结婚的当天，她告诉她母亲自己就像个公主。婚礼上的一张照片里，新娘容光焕发、黑发飘逸，她的母亲就站在她的身旁，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微笑，而她的父亲就像别的新娘的父亲一样，脸上露出一点儿傻笑的模样。

　　暴徒们在银行的地板上浇上汽油后，他们扔出了一颗燃烧弹，他们吹嘘总共有50颗燃烧弹。很快，三层楼的建筑物里充满了浓浓的、油乎乎的灰黑色烟雾。被困在浓烟滚滚的楼里，安吉莉琪给克里斯托打电话，告诉他银行着火了，她说自己就要死了。她的尸体最终在顶楼办公室里被发现，她趴在桌子上，四肢张开。消防员还发现了她的两名同事，维维·茱莉亚（Vivi Zoulia）和农达斯·塔萨凯里斯（Nondas Tsakalis）的尸体。

　　抗议是希腊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偶尔，雅典的集体抗议活动会演变成暴力冲突，无政府主义者和少数激进分子抗议他们的政府被人控制。

　　2010年5月5日，激进分子正在发泄他们的愤怒，对希腊政府自己造成的债务危机极为不满，但这种愤怒是由那些每当希腊陷入财政困境时就出现在现场、试图收回所欠债务的不光彩的外国银行家引起的。在这个问题上，该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同意游行者的意见，尽管他们不赞成抗议者使用暴力手段。

　　当天，暴徒们在国会大厦前的宪法广场开始了抗议活动。在希腊无名烈士墓前，暴徒们面对的是守卫无名烈士墓的精锐步兵团，士兵们穿着正式的褶皱束腰外衣、紧身白色打底裤、高帮的靴子，站在蓝色地中海颜色的哨所旁边。虽然他们仍在为游客表演行走并展示现代武器，但哨兵已经被暴徒赶出了哨所，烈士墓也无人看守。这群暴徒胆大妄为，他们在广场上向西北方向移动，沿着体育场街来到了新浪街道，在那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对阿提康电影院投掷了燃烧弹实施轰炸，这里是一年一度的雅典电影节活动的所在地。随着冲突的加剧，他们又对马尔芬银行进行了轰炸，安吉莉琪、维维和农达斯三人在爆炸中丧生。

　　三人死亡的当天，美国人开始表现出一丝担忧。尽管道琼斯指数在5月4日和5月5日分别下跌了2%和0.5%，但不同于2008年和2009年前几个月的崩溃式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的趋势已经有所改变。从2009年3月9日的低点6547.05点开始，道琼斯指数在接下来的13个月里有11个月出现上涨，2010年5月5日收于10868.12点，在不到14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66%。其中只有一个月的回调超过1%。

　　由于受到欧洲泡沫经济问题的影响，银行普遍受到冲击，2010年2月8日，道琼斯指数在低于10000点的状态下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好于道琼斯指数。该指数从2009年3月的低点起已经上涨了72.3%。

　　然而，还有很多让人担心的事情出现，美国经济所遭遇的问题正在欧洲爆发出来。许多人呼吁希腊干脆退出欧元区，重新引入德拉克马。当希腊人暴动时，他们似乎对那些做出决定的人选择生活在欧洲其他地方感到非常苦恼。

　　希腊人曾有过被他人统治的历史，这似乎就是他们抗议习惯的由来。甚至他们在1830年从土耳其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条款也是由伦敦的第三方所决定的。例如，希腊人被迫给一个君主命名，这是伦敦方面可以理解的，结果一个拥有绝对非希腊名字的叫奥托的巴伐利亚人当了希腊国王。

　　希腊一旦脱离了土耳其，就背负着所谓的“独立贷款”的重担，这是帮助这个新国家站稳脚跟的极不公平的条件——要向伦敦的银行家们支付巨额费用和高利贷的利息。这些费用是预先付给伦敦银行家的，希腊有义务偿还的钱只有不到一半回到了雅典。

　　即使希腊人想要偿还这些债务，他们也无能为力，这导致希腊的国家财政被外部控制超过了50年。最终在1878年，他们在伦敦的债权人同意接受对到期本金的小额折扣，同时免除了敲诈性费用和未付利息，作为交换，希腊同意将从国有企业和关税中拨出特定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希腊实际上已经同意出售其未来收入作为当前债务减免的条件，122年后，希腊再次采取更加隐秘的策略，随后开始出现一连串的事件，包括安吉莉琪和她同事的死亡，以及将美国股市置于混乱之中。

　　但是，在1893年希腊再次违约，而且不明智地企图吞并被土耳其占领的克里特岛，导致其被国际控制委员会镇压，并进行赔偿，再次丧失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积累了巨额债务。1932年，希腊拒付，这是该国100年来的第5次主权债务违约，这已经成为一种滑稽的习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真正繁荣的萌芽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投入3.5亿美元将农业经济慢慢转向工业。但是随着希腊成为西方、北方和东方民主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斗争的支点，它失去了这个机会。尽管希腊最终进入了西欧阵营，但是那里总是很不稳定。雅典在的里雅斯特以东650英里（约1046.07千米）处，铁幕开始向北延伸，而像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使希腊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了距离。希腊成立了一个民主政府，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却不断渗透着整个边界。

　　欧洲在1945年被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但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瓦解促使欧洲人弥合伤口并重新团结起来。当欧洲其他国家在1992年开始创建欧洲联盟（欧盟）的时候，希腊只能从欧洲大陆最东南方的角落里看到这个名字，尽管欧盟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语（Eurys）。在整个独立过程中，希腊都面临着极其糟糕的运气，伴随着战略上的失误，以及对任何沉迷于外国借贷的社会中的人来说都很常见的糟糕决定。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对希腊来说也是可怕的。在世界其他国家繁荣的同时，它又一次滥用其新获得的经济主权，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使德拉克马贬值，结果造成了不可持续的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工资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一分为二，分为西德和东德。西德成为欧洲经济的中心，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有动力去追求经济的融合发展。两个德国的重新融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并引起了整个欧洲地区的担忧。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提出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要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经济自杀协议”。如果一个重新统一的、好战的德国回到老路上，那么因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对德国的经济影响将会是灾难性的。

　　欧洲一体化之路正式迈出的第一步发生在1992年2月7日，12个欧盟理事会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决定了欧盟的政治方向，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各项标准，作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和共同货币的第一步。其中，以下五项标准体现了以律师的精准度起草的共识：长期利率不超过在过去的一年中利率最低的3个欧盟国家利率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不超过前一年最低通胀率的3个欧盟成员国的平均通胀率1.5个百分点；本国货币曾参与汇率机制2年（汇率机制被设计为共同货币的前奏，其目标是减少国家货币的波动性）；区内各国都必须将国家财政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以下；各成员国必须将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下。通货膨胀率、利率、年度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总额标准相当高，令人望而生畏。许多共同货币的候选国需要精简机构，减少开支。

　　“欧元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时，希腊几乎被排除在外。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被排除在外的危险，因为北方国家担心它们所谓的南方“热血兄弟”无法为这种共同承诺建立起所需要的财政纪律。北方那些冷漠的国家害怕在经济上与不值得信任的伙伴建立联系，因为这些伙伴可能在一片陈腐的狂欢中，突然陷入赤字支出，掩盖他们在商定的债务限额上的分歧，又假装自己是清醒的、有节制的。德国以其日耳曼式的正义感，特别担心在南欧的人，他们会因被纳入“精英俱乐部”而骄傲，然后为赤字支出的刺激所陶醉，他们会假装自己非常正直，而当进行真正的会计核算时，则会显得非常奸诈。虽然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不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但他们可以说出可能的嫌疑人。

　　许多人认为希腊将是违规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由一个被称为“上校政权”的军事集团控制，其政府债务仅占GDP的25%。1992年，18年的军事统治结束后实现了民主，希腊已经拥有了占GDP近100%的政府债务，18年里增长了四倍。他们把钱都花在哪里了呢？1981年，随着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当选希腊总理，希腊高调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进入欧元区的过程中，希腊的社会事业支出从占GDP的10%逐步发展到占GDP的25%。最低社会保障福利翻了一番。公民50岁的时候就有资格享受相当于他们工作时候96%薪水的养老金，舒服地过上一个稳定的退休生活。如果一个人从事的职业是被认为是“艰苦和影响健康”的637种职业中的一种，那么就可以在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退休，因为这些工作比较辛苦和操劳，包括长号手、按摩师、美发师和面包师。

　　1998年5月，欧洲理事会一致同意11个国家于1999年加入欧元区，希腊被排除在外。这是由于希腊的通货膨胀率为5.4%，赤字占GDP的6%，长期债务几乎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达不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

　　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确实做出了削减，但德国的要求是“不救助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欧盟和其成员国政府都不应对另一个成员国政府的主权债务承担责任。对于借贷者和贷款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欧盟也许是所有国家帮助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国家（德国）帮助所有的国家。不同国家的利率要求不同，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在主权债务上的借款利率比德国高出10个百分点，原因是：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信用风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风险高于芬兰或德国，而德国却警告世界：主权贷款并非没有风险，对某些国家的贷款比向其他国家放贷的风险更大，而且可能是持续性的。在21世纪的前十年，评级机构在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方面有大量的不作为，其欧洲分支机构完全无视这一警告。

　　希腊被排除在外是有原因的，它的经济一直是一团糟。2000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300亿美元，而主权债务总额接近1350亿美元，比1992年的情况还要糟糕，远远超过了60%的债务率红线（780亿美元）。没有迹象表明情况会变好，因为那一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了GDP的3%。

　　这个问题与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而引起的抗议密切相关。希腊人认为他们有义务避免纳税——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逃税被视为一种爱国的责任。不幸的是，即使希腊自己开始执政，希腊国民仍广泛持有这种态度。结果是，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社会主义，希腊选民要求大政府和大量的社会项目和福利，同时也将政府浪费和效率低下作为借口，对此民众兴致勃勃。

　　希腊个体经营者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但这并不是因为希腊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创业历史。更确切地说，自谋职业者更容易在税收上作弊，而不像工薪阶层那样能让政府看到收入所得，并在工资中扣缴适当的税款。例如，报摊老板们可以宣称，按照他们的说法计算，他们的年收入仅为1.2万欧元（2001年约为11340美元）。修理工会发布两种价格：一种是不需要发票，即不需要支付税款的价格；另一种是需要发票并进行书面记录、高得多的价格。

　　这种欺骗行为渗透整个希腊经济。医生、律师、会计师和金融服务业的人都是恶名昭著的违法者。希腊私人诊所里，有大约2/3的医生声称年收入低于1.2万欧元，不应纳税。国家卫生系统雇用的医生也不例外，尽管已得到了一份在此数字之上的薪水，也扣缴了税款。需要更加警惕的是那些通过一个“小信封”收受贿赂的医生，其中有一笔不用上税的现金。

　　20世纪90年代，当抵押贷款在希腊购房者中变得更受欢迎的时候，那些收入如此之少的人怎么能买得起房子呢？负责贷款的官员认识到瞒报的现象十分猖獗，他们开始根据估算来判定申请人的实际收入以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在整个过程中，作弊变得既复杂又制度化。希腊的银行开始系统地调整收入，根据职业的信用申请，使用标准化的表格来反映银行对实际收入的最佳估计。平均而言，银行假定自主择业的希腊纳税人，其实际收入要比个人报告给政府并缴纳税款的收入高出92%，或接近报告收入的两倍。

　　在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买房者以欺骗性的方式夸大了他们的收入，以获得他们负担不起的住房贷款，而希腊的借款人则没有效仿美国买房者的做法，他们以欺骗性的方式紧缩了他们的收入，却同样轻松地得到了贷款。

　　希腊还有一个强大的地下经济，其政府成员是常规参与者。对地方官员的小额贿赂非常常见，以至于日常服务的费用也标准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收税员是最贪婪、最容易受贿的政府官员。同样，这笔交易被广泛理解：财政部对纳税人应该征收的税款，只有1/3被纳税人上交给国库，另外1/3的税款被征税人收入囊中，而纳税人将保留最后的1/3。

　　在很大程度上，希腊想要加入欧元区仅仅是为了获得声望，并表示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金融耻辱之后，希腊的经济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希腊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它在地理上更接近亚洲，而不是欧洲的金融中心，GDP还不到德国或法国的1/10，约为西班牙的1/5。但希腊政府辩称，它的GDP规模比包括芬兰和爱尔兰在内的欧元创始成员国要大，而且远远超过了创始成员国卢森堡。欧盟的回应是：这些国家是很自律的，它们符合准入标准，而且每个国家都能尽其所能地承担责任。

　　希腊政府急于让自己的国家受到重视，因此发起了一场金融骗局，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希腊政府操纵了用来衡量物价的一篮子商品。2000年，他们决定希腊人不再在“花园、植物和花卉上”花任何钱，尽管地中海气候宜人，适于种植。电力和水等国有公共事业公司提供的服务成本已被冻结或减少。从1997年到2000年，在希腊试图进入欧元区期间，通货膨胀篮子中的电费实际上下降了29%。在同一时期，希腊可能是文明世界里唯一一个降低“罪恶”税的国家，包括那些在酒精和烟草上的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篮子的成本。在假定的篮子里，柑橘类水果甚至从更昂贵的柠檬变成了更便宜的橙子。尽管没有人在家里种植，但价值昂贵的西红柿还是从通货膨胀的篮子里被拿了出去。

　　但是，这些统计上的扭曲，与希腊为了使其赤字和国家债务达到欧盟成员国资格的门槛标准所做的彻底欺诈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希腊国家铁路是政府年度预算中最大的漏洞之一，但它被成本削减者视为不可触碰。国家铁路的年总收入是1亿欧元，但它的开支是7亿欧元，其中超过一半多的收入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因为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乘客还要多。希腊财政部长指出，政府将通过关闭铁路和对乘客进行补贴，让乘客乘坐出租车以节省铁路运行成本。

　　希腊人是掩盖这些损失的大师。为了使每年6亿欧元的损失不出现在政府赤字中，国家铁路公司发行了价值6亿欧元的股票，政府将购买这些股票，但绝不会出售。他们没有对失败的公共服务进行补贴，而是通过对失败的公共服务发行股票并执行“购买股票”的金融交易，从而避免了整个事件对国家预算的影响。

　　2000年，希腊再次申请加入欧元区，并提交了一份经济进展报告，虽然它的财政状况最初没有达到标准，但这次却奇迹般地改善了很多。希腊报告说，现在的预算赤字已经连续三年下降，暂时符合预算赤字标准，并且符合豁免债务率标准。

　　如大家所知，希腊已经满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它与欧元区的其他经济体实现了“经济趋同”——尽管只是勉强，而且只在一种“试用”的基础上——在2001年1月1日获准进入欧元区，尽管迟到了，而且是侥幸成功。2002年1月1日，欧元硬币和纸币取代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希腊德拉克马及所有其他欧盟国家的货币。

　　但是，如果希腊希望留在欧元区，它仍然不得不将其国家债务削减到740亿欧元（占GDP的60%），尽管最近已经达到了1290亿欧元，但仍超过GDP的10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希腊政府需要同谋，而这些同谋在从纽约或伦敦乘坐飞机时，都是坐在头等舱里。投资银行家们来到希腊，以复杂的金融交易形式向希腊人赠送礼物，这些交易远比购买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要复杂得多。这些交易使希腊出售大量未来政府收入，以换取即时的债务减免，这与该国过去的金融阴谋类似。

　　艾特洛斯交易是这样的，它出售或证券化未来的空中交通管制和机场着陆费用，以一种不合理的折扣给了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公司。但是一次性付清的款项可以将希腊的国家债务直接抹去3.55亿欧元。

　　另一笔交易同样将国家债务减少了6.5亿欧元，希腊以巨大的折扣出售了阿里阿德涅这家国营彩票公司未来的现金流。至少有5家国际银行，包括摩根士丹利和瑞银集团，在迷宫般的交易过程中获得了一份收益。阿里阿德涅这家彩票公司的名字带有讽刺意味，因为这位帮助过希腊忒修斯神的英雄，从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的迷宫中找到了出去的路。

　　但银行家们带来的最大一笔交易是阿特拉斯证券化，这是以希腊巨人的名字命名的，他注定要永远支撑天空。2000年11月，欧盟委员会承诺每年向希腊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资金，作为一项无附加条件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旨在为该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资金，比如将交通系统从陆地延伸到希腊岛屿，并改善农村地区的电信服务。希腊几乎立刻就召集了私人部门投资银行家，他们同意给予希腊政府一笔20亿美元的资金，而银行家们将获得更有价值的经常性年度支付。希腊在收到欧盟委员会的礼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其卖掉了。希腊并没有把钱用在公共工程上，而是花了一大笔钱来偿还债务，骗过了最初出钱的那些人。

　　希腊人似乎相信，像阿特拉斯证券化这样的金融骗局可以让他们留在欧元区，就像希腊巨人阿特拉斯支撑天空一样。但银行家们想要强调的是，为什么像卢森堡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欧元区的特许成员，而希腊却不能，他们把阿特拉斯建设成“一家位于卢森堡大公国的有特殊目的公司”。

　　这些交易没有经济意义，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很明显——每个人都得到了报酬。希腊为了减少政府债务而提前获得了资金。这些参与构建交易的银行在2001年的一笔交易中就收取了3亿美元的费用，而为每笔交易提供担保的评级机构都得到了报酬。

　　尽管这些交易在游戏规则上是有问题的，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秘密的。2001年10月8日，评级机构穆迪很高兴地公布了对阿特拉斯的潜在信用评级。这些投资“被认为是高中级，并且信用风险很低”。穆迪解释说，其评级的理由是“希腊共和国将填补所有缺口”。希腊继续将其计划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2002年11月11日，穆迪升级了阿特拉斯债务，并解释说，评级的提高是“基于希腊共和国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即其作为票据持有人将承担最终风险”。穆迪在上周就提高了整个“希腊共和国”的长期信用评级，因此，最终依赖希腊信用评级的阿特拉斯等债务也得到升级。

　　随着采用通用货币的目标不断取得进展，希腊债务的还款利率和德国的出借利率之间的差异在缩小。欧元取代了德拉克马的那天，希腊支付的长期利率只有5.3%，而德国人并不是那么富裕，他们出借的利率为4.9%。欧元区成员国的加入、欧洲央行支持稳定货币政策的采纳，以及美联储的通用货币版本，都坚定了贷方的信心。还有什么比欧洲央行更稳定的呢？他们不是在让某些希腊人遵守金融规则吗？穆迪公司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希腊安全地进入欧元区，并迅速地进行借贷狂欢。2000年至2010年，希腊政府债务总额增加了130%，从未有过一年下降。

　　为什么欧元区其他国家不敦促希腊控制自己的行为呢？因为希腊一旦退出金融互换和证券化（这些业务至少可以让它看起来更符合指导方针），政府就要开始撒谎了。2002年3月接受质询时，希腊不情愿地将债务水平向上修正了几个百分点。在新的数据被提交时，该国再次受到质疑，并再次向上修正，但这对希腊的说谎从来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希腊从来没有受到制裁。这种欺骗行为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生，其他欧元区国家也无法表现得过于纯洁，法国和意大利都依赖于同样可疑的金融互换来满足准入标准，尽管希腊的欺骗规模很大，其背信弃义的程度和别的国家有根本性不同。

　　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家族是一个与美国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相类似的政治王朝——如果这些美国家族建立了他们所认同的政党。乔治奥斯·帕潘德里欧（Georguios Papandreou）是希腊总理，三次代表社会民主党组阁。他的儿子安德烈亚斯（Andreas）甚至更倾向于左派。安德烈亚斯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信徒，在这个时代，这足以被起诉。在被短暂监禁后，安德烈亚斯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他父亲在希腊政府中声名显赫，他却在美国海军服役，最后还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经济学系主任，那里也是利兰和鲁宾斯坦相遇的地方。之后，安德烈亚斯于1959年回到雅典，并于1963年开始担任父亲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亚斯——这位共产主义者和美国海军退伍军人，1964年当选为希腊国会议员。

　　安德烈亚斯于1974年创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在此之前，希腊政治上有过执意坚持保守路线的时期。正如希腊正从军事统治中崛起一样，公民们迫切希望政府能变成他们所希望的仁慈、有教养的政府，安德烈亚斯为他父亲的政治观点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在1981年的选举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赢得了48%的选票，在议会的300个席位中获得了172个席位，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党派只获得了36%的选票，17个不同的政党参加了这次投票。

　　安德烈亚斯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1989年的选举中因为性丑闻和金融丑闻而失利，他在1993年以总理身份返回，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于1996年1月退休，科斯塔斯·西米蒂斯（Costas Simitis）继任总理。

　　2004年的第一个星期，在担任总理11年之后，曾带领希腊进入欧元区并完成了需要做的金融工作的西米蒂斯准备卸任了，他已经69岁，但头发还没有全白。他说，“年轻一代必须负起责任”。西米蒂斯显然是为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安德烈亚斯的长子、乔治奥斯的孙子接替他的工作铺平道路。2004年1月，西米蒂斯宣布新的选举开始，他相信他的政党有能力将希腊带入欧元区，以及将百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庆典带到雅典，再加上年轻的乔治·帕潘德里欧72%的支持率，将确保胜利。但安德烈亚斯的丑闻和腐败的持久污点，以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与传统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选民失去联系，使保守的新民主党出人意料地赢得了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65个。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 Karamanlis）——新民主党创始人的侄子、一个不同的政治王朝的后裔，当选新总理，在2004年3月10日宣誓就职。

　　起初，彼得·杜卡斯（Peter Doukas）对在新的卡拉曼利斯政府中任职的兴趣不大。在回到希腊之前，杜卡斯已经是纽约花旗集团的一名银行家。当卡拉曼利斯向他施压时，杜卡斯勉强同意担任新政府的预算部长。杜卡斯比许多人更精明，并意识到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来适应自己做生意的方式，杜卡斯要求他的高级职员与他保持一致。他告诉那些人不要“担心迫害或任何事，只要告诉我真实的情况”。他们告诉他的事情让他感到很可怕。据预算部门估计，2004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8.3%，而他们公开报告的预期仅为1.5%。

　　杜卡斯的直接建议是削减那些已经失衡并且远非欧元区授权的预算。但随着百年奥运开幕式的临近，杜卡斯的上级告诉他要保持冷静，以避免刺激到一些群体，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导致奥运场馆无法完工的罢工或示威活动。奥运会的举办使预算情况变得更糟，希腊政府损失超过80亿欧元，几乎是其GDP的5%，是2000年奥运会成本的7倍。在“9·11事件”后的第一个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仅安保费用就接近10亿欧元。

　　随着奥运会后光环的褪去，账单开始到期，预算压力也越来越大。2004年9月22日，财政部长乔治·阿罗古斯科夫（George Alogoskoufis）宣布希腊是以伪造的方式进入的欧元区。阿罗古斯科夫指责他的社会党前任“创造性统计”，表示春天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投票否决了。他说，“财政上的脱轨是由上届政府的行动和疏忽造成的，我们再也不能躲在我们的小手指后面了”，援引屠夫的民间形象，将天平向他倾斜。希腊2000年的预算赤字实际上占GDP的4.1%，而不是上届政府报告的2.0%。2000年，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114%，而不是101%。阿罗古斯科夫承认，从1997年开始，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钟开始嘀嗒作响的时候，该国从未设法将赤字削减到GDP的3%。

　　欧盟委员会立即回应称，他们不会重新考虑希腊加入欧元区的资格问题。在政治上，阿罗古斯科夫的新民主党有一个量身定制的替罪羊，即前总理西米蒂斯，他曾领导过一个因金融腐败而闻名的政党。但尽管欧盟委员会保证希腊将留在欧元区，阿罗古斯科夫却并没有彻底消除希腊的金融危机，而是对其历史上的贪婪丑闻进行了讽刺。他也没承诺不再继续借贷。希腊浪费了其拨乱反正的机会。

　　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5%，他们已经受够了，他们在2007年12月开始暴乱，整个世界陷入财务困境。与此同时，政府最终试图控制开支，而税收收入崩溃了。在2008年2月，希腊公民举行了一次24小时的罢工，一个月后，数百万希腊人再次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抗议一项养老金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控制不断膨胀的养老成本，并且议会将在第二天进行投票。抗议者高呼“这是一场骗局”，他们的目标是使全国瘫痪。他们持续反对政府削减社会支出，同时要求在一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每月最低工资应该加倍。

　　2008年12月6日，一名15岁的学生被一名警察射出的子弹击中身亡，引发了抗议活动，一份报纸称之为“中小学生的反抗”，抗议者很快就开始抢劫和纵火。雅典警方一周内使用了超过4600罐催泪弹后，耗尽了催泪瓦斯。他们不得不派人到以色列去充实他们的补给。

　　面对暴力、失业以及政府收入的下降，希腊政府做了它知道该如何做的事情：开始疯狂地借入尽可能多的钱。仅在2009年，希腊政府就借了670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多了两倍。

　　与此同时，总部在美国的评级机构和希腊的借款机构串通一气，尽管希腊政府的开支从2001年到2007年增长了87%，收入仅增长了31%。然而由于评级机构的功劳，希腊支付的所有借款利率仅为十年前的1/3。穆迪的一位高管后来表示，包括希腊在内的欧元区国家“没有人会违约”，“一切都是安全的”。穆迪主权债务评级公司联席主管后来表示，穆迪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国家，将会一起拉动最弱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在2004年承认希腊伪造了欧元区准入数据后，穆迪甚至没有改变对希腊的评级。标准普尔下调了评级，但也只是略有下调。

　　现在看来，评级机构对实际情况是故意视而不见的，因为所有的证券化交易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报酬，而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评级业务的减少，希腊等国家的评级收入比以前更重要。有人引述了2005年到2010年期间希腊公共债务管理机构总负责人的话，即希腊每年至少向穆迪支付33万美元，每年还要支付高达54万美元的债务评级费用，尽管成本压力迫使评级机构的主权分析师在他们负责的每个国家花费的时间有所减少。

　　这些有利的评级，以及希腊在欧元区的成员资格，使得希腊能够以比其他方式低得多的利率，形成堆积如山的债务。低利率也使希腊人认为借钱比提高税收或削减服务痛苦更少，它不会导致更多的骚乱。两党的希腊政府在21世纪的整个前十年里都在采取这种简单的方法。

　　在2009年爆发的暴力和丑闻中，新民主党受到了冲击，希腊人将他们的愤怒指向了现任者，新民主党被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打败了，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定式，即在形势不好的时候，把“坏东西”扔出去。2009年10月6日，当乔治·帕潘德里欧宣誓就任总理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恢复了对希腊的控制。两周后，帕潘德里欧宣布，新民主党一直在做假账，那一年的预算赤字将会超过10%，这甚至是保守数字。两周后公布的最终官方估计数字是12.7%，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标准的四倍。面对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在被骗了这么久的情况下，三大评级机构中的每一个都最终下调了希腊的信用评级，当时希腊正试图筹集资金填补其预算缺口。

　　希腊的情况在2010年初达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当时基于支付利息和希腊债务本金的基本计算结果告诉金融世界，希腊不可能偿还所有欠下的债务，希腊会违约。主权债务违约不仅对希腊来说是毁灭性的，对欧元区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也是灾难性的。认识到这一点，欧洲领导人于2010年2月10日聚集在一起考虑一揽子救助计划，但第二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粉碎了任何解决方案的希望。

　　德国人无意救助希腊人。德国选民以及许多政客，都认为一揽子救助计划只不过是对他们10年前曾预测的挥霍无度的一种奖励。2010年2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8%的德国人反对任何救助计划。

　　德国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默克尔联盟的一名成员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不会为了帮一个酒鬼而把一瓶杜松子酒放在他面前。”德国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警告德国人，“当心我们的钱”，“希腊人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钱”，这很可能是指希腊人为了掩盖债务而突击进行的基础设施改善基金项目。

　　实际上，确实也不能保证德国人有能力提供帮助。在2008年和2009年最糟糕的时期，德国被迫向自己的银行和保险部门注入了5000亿欧元。默克尔最初表示，德国必须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当帕潘德里欧得到议会批准采取全面的紧缩措施时，希腊承诺打击逃税，德国人慢慢意识到，为了拯救自己，他们可能需要拯救希腊。

　　理由很简单：欧洲是完全相互关联的。希腊欠葡萄牙银行将近100亿美元——从2009年开始，只要有哪个国家愿意借钱给它，它就去借。葡萄牙已经陷入困境，希腊破产也无法幸免。葡萄牙还欠西班牙银行860亿美元，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被欧洲北部度假屋的买家吹胀，它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了。而这仅仅是欧元区的三个国家。爱尔兰受到了德国和英国的影响，过度杠杆化的爱尔兰银行正在崩溃。德国在西班牙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350亿美元，尽管法国还持有另外2200亿美元的西班牙债务，以及超过5000亿美元的意大利债务，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在怀疑意大利是否在与希腊犯同样的罪行，而且规模可能要大得多。希腊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在整个欧元区的GDP中，希腊的规模不到3%，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却不一样，它们的GDP分别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11%和18%。尽管希腊经济规模很小，但人们担心的是，它会在一连串的失败中拖垮其他欧元区国家。

　　即使希腊违约并没有拖垮其他国家，也将是灾难性的。在2010年春季，希腊有2500亿欧元的债务未偿还，希腊债务违约将成为75年来此类信用事件中最大的一起，超过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债务违约，是阿根廷在几年后违约数额的2.5倍，而这已经是希腊违约的最好情况，最坏的情况，则是“传染”和“扩散”。

　　这2500亿欧元中的160亿欧元将在2010年5月到期，而且每一欧元都必须在到期时支付，否则就会违约。虽然这一规定仅仅是技术性的，但它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着严重的影响。数十亿欧元的贷款和衍生品，包括希腊政府债务和保险合同的信用违约互换，每个国家都是有记录的，除了德国，别的国家认为违约是不可能的。如果希腊违约，希腊将无法再以任何利率借入欧元，其剩余债务的大部分将立即到期。衍生品合约和信用违约互换将要求输家向赢家支付他们没有的巨额资金。希腊将再次受到外国银行家的摆布，它再也不能躲在欧洲的小角落，独自行动。希腊的经济依赖于全球贸易和旅游业，违约将使它陷入金融黑暗时代。

　　2010年4月23日，帕潘德里欧正式向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尽管希腊承认自己已经资不抵债，但标准普尔仍花了4天时间才将希腊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第二天，希腊爆发了一场酝酿已久的由欧洲中央银行牵头的救助计划，要求希腊公民实施紧缩政策，而这个国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府，共产党是第三大受欢迎的政党。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迅速从一场大罢工演变成一场疯狂的、持续几天的动乱。抗议者袭击了雅典卫城，希腊共产党敦促“欧洲人民”通过悬挂在帕台农神庙上的古老的苏联铁锤和镰刀来“崛起”。帕台农神庙是一座建于2400年前的纪念雅典娜的寺庙，帕台农的意思是“处女”。由于雅典娜的诚实和拒绝从事不道德的交易，人们为雅典娜建了一座神庙。考虑到这一点，帕台农神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十多年来，它是一个制度化舞弊和肆无忌惮的交易的抗议场所。

　　5月5日，当希腊议会准备对救助计划进行投票时，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戴着黑帽子的暴徒焚烧了体育场大街旁边的马尔芬银行。

　　议会定于5月6日举行投票。救助计划需要做出的牺牲是许多希腊人从未想到过的。他们的政府将不再是社会项目的“喷泉”，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喷出水来”，当他们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这些项目被逃税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慷慨的政府养老金和退休生活阶段，而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刚刚是中年的开始。前一天的三起死亡事件以及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的激烈程度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包括雅典的金融媒体。

　　美国的投资者也在想，这对美国股市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如果希腊在6日会爆发更多的暴力冲突，形势将如何发展。自2010年4月23日收盘报1217.28点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5月5日下跌了4.2%，至1165.87点。5月6日股市开盘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不到2点，尽管每一个交易场内的所有电视都被调播到雅典骚乱的现场直播。视频显示，起火的大楼正是马尔芬银行。随着死者的名字——安吉莉琪、维维和农达斯的发布，很明显，这不再是一个正常的希腊抗议事件，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分崩离析。

　　就在2010年5月6日投票之前，乔治·帕潘德里欧简短地解释了他的国家的情况：“今天事情很简单。我们要么投票，并执行协议，要么宣布希腊破产。”投票结果于晚上7点05分，也就是纽约时间下午1点05分在雅典发布，该计划以172∶121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由于雅典发生的这些事情，美国股市正在走弱，标准普尔的期货价格为1152.50，当日下跌了近1%。一位基金经理认为，希腊公投的影响只会使股市变得更糟，他决定撤出其股票市场的大部分资产。不幸的是，他的这一决定引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猛烈的股市崩盘。

　　即使交易完全是手工操作，交易员也使用算法，但他们对该做什么有基本的想法，或者经验法则，比如，当日元升值或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时该怎么做，始终是由负责实际执行交易的人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的。然而，随着市场变得更加计算机化，大多数交易都采用电子化操作，现在已经被简化为计算机代码的算法指令列表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一台机器在做这项工作时，购买或出售股票、期货或期权，或者几乎任何金融工具，其投入和结果都是惊人的。这些使用交易算法的用户相信，它们比人类交易员有优势，因为算法核心的逻辑和编程会自动以极快的速度发出指令。对人类来说，获得利润的机会太过短暂，难以抓住，而大订单可能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由人类执行，会很容易被自动分解成更小的块儿，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对市场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交易对市场走向的预测变得更少了，现在几乎完全减少到尽快获取数据、在瞬间内处理数据、决定要做什么（取消现有的订单、下新的订单、以目前的价格购买更多的订单、以更少的价格出价等）这三个环节，速度快于其他任何方式。

　　一家小型中西部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想要对冲部分风险敞口，以防美国股市继续下跌。这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与典型的中西部人的谨慎和清醒的特点相一致。当天电视上播放了雅典的暴乱者和安吉莉琪工作的那家银行被烧焦的情况后，这位中西部经理求助于一种对冲算法，以降低自己的销售对价格的影响，但并没有什么用。

　　算法是一组精确定义的规则。在5月6日，“对冲交易”规则的本意是要考虑交易数量，并据此调整卖出的期货合约数量。如果销量上升，负责该算法的程序员假设市场将能够容纳更大，或者更多的销售订单。如果成交量下降，他们将减少卖出订单的规模或数量。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让市场告诉他们胃口的大小来限制对他们自己销售的影响。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是一家规模适中的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位于堪萨斯城的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公司以其常春藤共同基金品牌而闻名，其最受欢迎的产品是2010年5月发行的常春藤资产策略基金，一个所谓的新型“万能”基金，基金经理可以在他认为合适时将其投资于股票或抛售股票，也可以投资债券或任何其他资产类别。它也被允许使用期货对冲风险，这是经理们经常做的事情。常青藤资产策略基金获得了极好的增长，自2005年末以来吸引了来自投资者的210亿美元，2010年5月，该基金占了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管理的所有资金的1/3以上。

　　随着雅典骚乱的加剧，沃德尔和里德公司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世界各地数百万人都在这样做。希腊的麻烦“传染”给了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特别是这些国家的银行，并进一步波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比一个月前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得多。4月，常春藤资产策略基金的经理们绝大多数都很乐观，他们积累的投资组合以压倒性的优势看涨，和股市的乐观情绪相吻合。87%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如果希腊的麻烦开始蔓延的话，这将是最先受到伤害的资产，也是最难被击倒的资产。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决定通过出售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来对冲其在股票市场的仓位。如果市场暴跌，这些期货将会升值并抵消现有投资组合中的损失。这些都是利兰、奥布莱恩和鲁宾斯坦公司在1987年用来对冲投资组合保险的期货，但现在期货已经通过电脑交易了。通过编写一种算法，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能够在没有任何混乱的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对冲，比如交易员拒绝出售他应该出售的合同。

　　这并不是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第一次使用一种算法来出售标准普尔期货作为对冲。他们后来说，在过去三年里，他们已经做了十几次，但在这些情况下，销售总是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随着希腊骚乱在全球各地的电视上被播出，美国股市面临压力，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已没有时间。在希腊紧缩投票之后，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2个百分点，达到1141.00点，而且还在加速下降。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期货价格又下跌了1.1%，跌至1128.50点。随着市场迅速恶化，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想通过出售标准普尔期货来对冲，但他们巨大的基金规模意味着，如果想让对冲基金对基金的表现有积极的影响，他们必须卖出数万份期货合约。再加上股市一小时四十分钟后就要收盘，计划在第二天早上公布的本月最重要的经济数据——非农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变化也有可能使股市大幅走低，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异常紧迫。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转向英国投资银行巴克莱执行其对冲操作。巴克莱银行将向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收取每一笔交易的费用，按照在执行经纪人中很常见的做法，提供给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定制的执行算法。一旦沃德尔和里德定制了某些参数，该算法就会自动通过电子方式执行交易，同时将它们分成小块儿，以防止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自己的销售降低了价格。要做到这一点，该算法将允许沃德尔和里德公司不只是决定要卖出多少合同，还要决定以多快的速度卖出合同。销售越慢，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但在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能够完成它的对冲之前，价格可能会下跌。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希望在市场关闭前出售7.5万份期货合约，总价值约41亿美元。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过去，这种规模的交易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因此，巴克莱银行推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并行算法。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可以选择把价格考虑在内的算法，如果价格下降太多，或者在一个时间段内卖出太多的合同，市场无法完全吸收它们，那么就会放慢速度。然而巴克莱银行提供的三种算法却都把焦点集中在量上，无论价格下跌到多么低，或下跌速度多么快，销售都不会放缓或停止。

　　为了让销售任务迅速完成，每个版本的算法都应该将25000份合同在短时间内分解并售出。在每一分钟内，这三个版本都将尝试在前一分钟内售出总交易量的3%，在随后的每一分钟内占到前一分钟总量的9%。巴克莱银行以及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希望通过前一分钟的交易量来衡量其消化销售的能力。大量的成交量表明，该算法的市场流动性很好，那么它可以发布更多的卖出指令，而不会让市场在自身的权重下大幅下跌。相对小的成交数量则意味着该算法操作下股市不能吸纳更大的抛售，同时减少它试图出售的合同数量。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不把订单塞进市场，以任何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相反，他们会加入其他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通常被称为报价价格，因为这是卖方提供销售合同的价格。但这没什么太大区别。如果市场下跌，而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则加入了那些以较低的新价格出售的市场，那么市场将永远无法复苏。沃德尔和里德公司仍在通过其庞大的销售规模将市场置于无法控制的压力之下。

　　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后来说，他们“认为自己起初发起的交易规模通常很容易被吸收”，但由于该算法本质上忽略了价格和时间，所以才能够更快地移动，并能在此前的销售被吸收之前卖出大量的期货合约。更重要的是，正如利兰、奥布莱恩和鲁宾斯坦公司23年前所了解的那样，市场吸收销售的能力在最需要的时候就会消失。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32分，巴克莱银行开始执行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第一笔交易。此时，距离希腊财政紧缩投票被记录下来还不到90分钟，消息发布后，标准普尔指数期货下跌了一些，跌至1127.75点，当天下跌了3.1%。

　　但很快下跌趋势开始恶化，标准普尔期货的成交量大幅上升。在巴克莱/沃德尔和里德算法工作的第一分钟，有10135份期货合约达成交易。在当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的3个小时内，平均每分钟只有7666个期货交易完成。

　　在第一分钟的抛售结束时，标准普尔指数期货达到1126.50点，下跌1.25点。巴克莱银行的算法试图在第二分钟内卖出价值约5140万美元的912个期货合约，并在随后的每一分钟内继续卖出前一分钟成交量9%的成交量，因为成交量开始增加。在下午2点35分，开始的那一分钟，算法将会结合在一起，试图出售另外的2065份期货合约，价值1.161亿美元，价格跌至1122.50点，这是目前为止的最低值，比前一天结束时低了3.5%。在2点35分，市场成交量已达到31297份，巴克莱银行还将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排队卖出2817份合同，价值1.581亿美元。在此期间，期货价格将降至1120.00点，巴克莱银行将准备再出售2285份合约，价值1.28亿美元。

　　下午2点39分，在抛售开始仅仅7分钟后，成交量就翻了两番，达到42855份，价格又下跌了6点，至1114.00点，跌幅为0.5%，当日已经下跌了50点，跌幅为4.3%。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这些算法会试图再出售3857份合同，价值2.148亿美元，尽管前几分钟的销售并没有被完全吸收。

　　在保持算法平稳运行的混合参数（包括价格和时间），以及现在三种算法使用的单一的、只考虑量的参数之间，就创建了一个反馈回路。以前，由于其他参数偶尔会限制销售，所以买家能够消化这些成交量，并利用其他工具抵消风险，这些工具包括标准普尔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其他指数交易基金（ETFs）——自1987年以来的一种创新——或者是一篮子标准普尔指数成分股，就像指数套利者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股票交易篮子现在也是纯电子和即时的，没有人监督。其他算法已经被电子套利者编程，以购买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所销售的期货，如果整个交易都能实现盈利，那么就卖出一只标准普尔交易所交易基金或一篮子股票。正如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套利者是基于他们认为可以出售的标准普尔交易所交易基金或构成篮子的单只股票所能得到的价格来购买期货的，然后再到市场上下单出售股票，这意味着无论以什么价格卖出都会产生利润。通常，每只股票的价格接近上一次交易价格，但就像1987年一样，套利者们认为，他们能得到的价格只是一种幻觉。

　　尽管套利者付出了努力，每次卖出的成交量达到9%，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持续销售仍无法完全移动到封闭的期货市场之外。相反，在标准普尔期货交易中买入和卖出的自营交易员从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购买了期货，并正在建立他们不想要的库存。或者他们只是立即把同样的期货卖给其他自营交易员，人为地夸大了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认为市场可以接受的数量。这些交易员不想保留任何存货。他们的目标仅仅是通过从咄咄逼人的卖家手中买入期货并卖给激进的买家，在短暂的时间内提供流动性，同时试图在市场愿意支付的价格、出价和市场要求出售的价格之间获得差价。这些自营交易员是否赚钱并不能确定。相反，如果他们的交易规则如同他们所设定的算法一样有缺陷的话，或者如果股市以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行事，那么损失可能会很恐怖。

　　真正的流动性，吸收和分散卖出压力到其他场所和产品的能力正在降低，巴克莱/沃德尔和里德算法错误地将交易量等同于流动性，排除了其他因素，认为流动性正在暴增。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下午2点40分，已有37916个期货合约实现交易，最后一分钟的价格下降到1113.00，标准普尔500指数当天下跌了4.4%，每分钟的交易量在用算法开始交易后的8分钟里几乎翻了两番。随着实际流动性的减少，巴克莱银行的算法却告诉他们流动性几乎翻了两番，这促使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试图卖出3412个期货合约，价值1.899亿美元。自营交易员和指数套利者将购买其中许多股票，这些公司的自营交易员被他们套住了，而套利者则发出了出售这些成分股的指令。但许多指数套利者的算法并不比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机械化算法更好。指数套利者再次发出指令，以任何价格出售成分股股票，相信他们知道价格将是多少，并希望他们是对的。

　　两分钟后，在下午2点42分开始的那一分钟，38943个期货合约实现交易，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由于算法准备再卖出3505份、价值1.94亿美元的合约，价格跌至1107.00。巴克莱银行已经退出了股市。随着算法不断地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出售，流动性永远无法再生。

　　当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在10分钟前开始出售时，标准普尔期货的价格已经下跌了3.1%。现在，价格又下跌了1.8%，低于1110.70，这也是2009年底的水平。截至4月23日，希腊正式请求帮助的那天，标准普尔指数当年上涨了9.2%。虽然在过去的8个交易日里，该指数已经下跌了一半，但在5月5日收盘时当年整体仍然上涨了4.6%。标准普尔指数已经有所恢复，甚至略有涨幅。

　　下午2时42分40秒，买方流动性——这是目前唯一重要的流动性——已经暴跌到当天早些时候股市所显示的买方流动性的14%。

　　随着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持续销售，指数套利者挣扎着购买期货，然后通过出售交易所交易基金或个股来降低风险。尽管这种套利在卖出的时候帮助稳定了期货，但却创造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全电脑化的、由算法驱动的股市中才有可能见到——成千上万的电脑都在寻找利润。

　　每次标准普尔期货价格发生变化，许多交易所交易基金就被重新定价。在每次重新定价时，必须将计算机信息发送给交易所取消现有的订单，每一次取消都必须由另一条计算机信息来确认。新订单必须通过第三条信息发布，任何新订单都必须通过第四条信息进行整合，一旦订单被执行，这些执行就必须通过后台发送和接收的电子信息再次向双方报告。每当期货交易或价格变动时，这一规律也适用于每一个组成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票。随着股票的每一次重新定价，标准普尔和包括这些股票在内的交易所交易基金都被重新定价，另一场暴雪式的电子邮件取消、确认、替换、再次确认开始了。然后，随着这些价格重估推动了每一种交易所交易基金和股票期权的重新定价，信息流量呈指数级增长。单只股票很容易有50个不同的期权交易，因此，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价格的单一变化不是会导致500次的重新定价，而是很容易导致25000次以上的重新定价，每一个都可能产生几个独特的电子信息，再加上由于几百个交易所交易基金的重新定价以及这些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几千个期权所发布的所有信息。这还只是对一个交易者来说的情况。5月6日下午2点开始的一小时内，全球有超过7500名交易员在进行标准普尔期货交易，另外还有数千名交易员用其他工具交易，而标准普尔期货的每一个价格变化都产生数十万或数百万的计算机信息。世界已经知道了流动性的局限性，人们很快也会了解到，交易系统也有类似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人都惊讶于计算机算法会在股市上运行。几十年来，最初的高频交易员穿着霓虹色的涤纶夹克和矫正鞋，在芝加哥两家期货交易所尖叫着他们的出价和报价。他们会在交易卡上涂鸦，记录购买或出售的商品，并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记录此前的购买行为时，就以点头、挥手或叫嚷的方式完成了销售。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把成千上万的买卖合约记录下来，希望市场能有一些盈利。

　　随着期货市场走向电子化，整天咆哮般叫喊的强势交易员让位给计算机程序员。但是电脑也会让各种交易出现令人沮丧的错误。2010年3月，电子化交易员被警告出了错误，大约六周后，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在无意中合谋导致股市崩盘。

　　从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穿过杰克逊大道，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呈柱状的堡垒。银行大楼的北侧，是装甲车进入和离开的地方。往高一点的地方走，在位于拉萨尔街的东边，是经济学家们的办公楼。这里是芝加哥，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关注期货市场，但却忽略了风险，因为这些期货市场的成交量是由男性下指令的（期货市场以男性为多）。现在，只要通过一个电子芯片，交易所的电脑就会主宰你下单的数量和速度。

　　2010年3月25日，这些经济学家——一群苍白无力、太专注于电子交易具体细节的人，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警告称，“竞争中追求更快速度必须与适当的风险控制相平衡，以便使一个明显错误的交易不会通过加速其他交易的回应而破坏市场的稳定”。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机会回应之前，大家都开始担心希腊。

　　5月6日下午2点到3点，标准普尔期货每一秒平均有81笔交易完成，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算法驱动的。这是平均水平，但在几秒钟内，就发生500多宗交易，在某一特定一秒，就有889笔交易，每笔交易都引发了一场暴风雨般的重新定价，随后引发电子订单和信息的连锁反应。但是系统没有无限的容量。

　　通常，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销售在几毫秒内就会产生不同的价格（一毫秒等于千分之一秒）。随着价格变化频率的增加，来往于交易所的信息数量呈指数级增长。银行和交易公司已经安装了光纤线路和微波塔，旨在以光速传播这些消息，世界各地的计算机都被搜索用来制造订单，或者取消订单，或者发布不同的执行消息和订单，如果一个公司的订单实际上被执行，那么系统所能承受的信息流量是有限的。所有的交易，包括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卖单以及它衍生的所有其他信息流量，都使市场走低，同时将系统推向这个极限。市场正处于饱和状态。

　　尽管价格在下跌，但期货仍在交易，套利者出售一篮子股票的订单现在却没有被执行，因为发送订单和确认信息延迟了。1929年，当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落后于市场交易情况时，系统也同样达到了饱和。在1929年10月最糟糕的日子里，排在后面的股票可能只意味着一件事——等待价格再次下跌——而且这种延迟往往足以促使投资者抛售股票，即使他们不知道股市在哪个点位上交易。2010年，由于股市下跌，这个报价机又被拉倒车了，交易量已超过了该系统的维持能力。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高增长板声称，它是美国第一个全电子交易平台。5月6日，它也是第一个开始体验这种问题的交易所，就在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开始销售5分钟后。

　　电子交易不断地互相监控，如果一个交易所认识到另一个交易所出现了一个小故障，那么第一个交易所将要求出错的交易所宣布“自助”交易。自助行为本质上是向金融世界的其他成员发出警告，让他们远离陷入困境的交易所，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下午2点36分59秒，纳斯达克承认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板正在经历问题并宣布自助。通过纳斯达克发出的指令将会在逻辑上忽略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板。对于那些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板的人来说，流动性再次减少。

　　在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开始销售的11分钟后，即下午2点43分，一直在为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提供流动性的自营交易员达到了他们的临界点。一些交易员干脆放弃了他们的系统，停止了买卖。剩下的交易员积累了很大的期货合约库存，他们不想这样做，但他们无法将压力转移到其他市场。他们无能为力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沃尔德和里德公司的卖出强度太大；另一部分原因是随着市场变得不稳定，流动性枯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订单的传递出现问题，因为系统超载和饱和，出售股票的订单没有获得通过。剩余的做市商的自动防故障系统按计划运行，同样也不用经过人类的思考。一些人放弃了他们的头寸，加入了那些已经退出的人的行列，进一步缩减了流动性。另一些人在期货中积累了头寸，但无法抵消或抛售头寸，他们只是以任何可能的价格出售所持有的期货。当他们准备出售时，他们取消了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购买的任何订单。以任何价格购买标准普尔期货的静态订单，无论价格多么低，现在都蒸发到正常情况下的一小部分。一些自营交易员决定以任何可能的价格出售他们不想要的头寸，他们一起准备出售积累的价值1.81亿美元的3300份合同。

　　由于取消了以任何价格买进期货的指令，剩下的少数高频交易员执行了卖出期货的指令。由于剩下的买家寥寥无几，这些交易以不同的价格成交，每个价格都低于之前的价格。每一个较低的价格会引发另一个计算机化的信息“暴风雪”，即取消现有的订单、确认取消、下新订单以反映新价格，并确认新订单。

　　在几毫秒内销售3300份期货合约代表着巨大的交易量，但实际上它是在为数不多的几家仍然参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称之为“烫手山芋”效应的自营交易公司之间发生的，即一家公司将合约卖给另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立即出售给第三家公司，第三家公司再立即将合约卖出，所有这些交易都在几分之一秒内完成，完全消耗了剩余的流动性。这几家公司继续进行交易，因为这是程序早已设计好的。它们也许会相信混乱意味着机会，或者它们的程序员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么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一个对冲基金会试图卖出这么多量。

　　不幸的是，巴克莱/沃德尔和里德算法并没有意识到“烫手山芋”的数量是表明市场已经耗尽了吸收交易的能力的一种信号。而巴克莱银行与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认为，这是一种几乎无限流动性的迹象。因此，他们准备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卖出几乎无限的期货。

　　在资金池内的人类交易员总是明白，有时候执行一个巨大的命令的最好办法就是闭嘴。通过悄悄地卖掉一部分，然后停一会儿，对面的人不知道你已经卖完了，所以他们不能赌这个订单。这有点像欲擒故纵。巴克莱银行的算法，在没有任何人输入的情况下运行，从不知道要关闭。它盲目地继续以每分钟9%的量卖出，与其说是欲擒故纵，不如说更像一个跟踪狂，无论怎么摆脱都甩不开。

　　就在接下来的一分钟，纽约证券交易所自身开始出现问题。虽然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板才是一个纯粹的电子交易平台，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也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子交易平台，房间里的电脑服务器取代了交易大厅里的人。下午2点42分46秒，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全球一些最重要的股票上价格不再保持合理，其报告的价格高于其他交易所。一位分析师后来暗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正在备份，而价格通知被困在电脑化的序列中，等待着发出去，但莫名其妙地被推迟了。延迟导致价格变得陈旧，不再代表当前现实。当它们最终被发出的时候，反映的价格比几秒前或几分钟前的价格高得多。当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获得流动性增加了的错误印象时，准备出售几乎无限的期货合约。流动性的最重要来源，也是美国金融业的代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经历衰弱的问题。

　　从下午2点43分开始，标准普尔期货的1分钟成交量几乎比前一分钟翻了一倍，达到73083份，因为交易公司把“烫手山芋”从一个传到另一个，推低了每一次的价格。沃德尔和里德公司被愚弄了，他们认为流动性再次增加。公司还推出了另一种电脑信息，但这些信息已经被延误和堵塞。在这一分钟里，标准普尔期货下跌了8.25点，跌幅0.7%，至1098.75点。全天下降5.7%，巴克莱银行的算法在一个无法处理少量交易的市场中，排队再签订6577份合同，价值3.61亿美元。

　　下午2点44分开始的那一分钟，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卖出了6577份合同，所有的销售都将价格降至1082.00，当日下跌了7.0%，仅最后一分钟就下跌了1.5%，在这一分钟里，总共有67432份合同进行交易。

　　下午2点45分，交易者开始担心他们的财务状况，因为那些仍持有期货或已经卖出了他们积累的东西的人，后来又积累了更多的存货，准备以任何价格抛掉。沃尔德和里德公司准备再出售6069份合约（占前一分钟交易的67432份合约的9%），价值3.283亿美元。下午2点45分27秒，标准普尔期货下降了12.75点，降幅1.2%，在500毫秒内，最后一个自营交易员清算了他所拥有的最后1100份合同。期货价格达到1056.00点，比上一分钟结束时下跌了26点，比13分钟前沃尔德和里德公司刚开始卖出时下降了71.75点，即6.4%。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当天下跌了108点，达到9.3%，比当年高点（该指数在9个交易日所达到的）低了18%。

　　在最后的15秒里，期货下跌了1.7%，在最后的4分半钟里下跌了5%以上。随着最后下移到1056.00点，几乎所有的买家都从期货市场消失了。即使是那些没有自动关闭的做市商算法，最终也被各自交易公司的负责人手动停止。下午2点45分28秒，交易员们愿意以任何价格购买低于1050点的合同，一直到最后为零，沃尔德和里德公司则计划在这一分钟出售1/6，下一分钟则出售大约1/7。买方市场深度，即市场愿意在最后交易价格合理距离内购买的合约数量，跌至当天早上市场所提供深度的不到1%。如果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决定就像那些自营交易员那样在市场上出售6069份合同，那么这些合同实际上可能会将市场推低至零，就像利兰·奥布莱恩·鲁宾斯坦公司的交易员担心在1987年将市场推低至零一样。在这一点上，作为标准普尔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机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表示足够了。

　　这是期货市场的触底，因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不打算让任何人通过把它卖到零来破坏市场，1056.00将是当天的低点。沃尔德和里德公司只卖出了他们想卖的7.5万份期货合约的一半，但他们在12分钟内卖出了将近20亿美元的股票，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价格和其他任何标准，只基于成交量进行操作。

　　在下午2点45分28秒，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暂停了标准普尔期货交易，这一过程被称为“停止逻辑”。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交易暂停5秒钟，因为市场担心微小的买入利息会导致大量抛售指令的产生，从而导致“瀑布般的极端市场波动”。这让市场有了喘息的机会，使潜在的买家意识到市场价格太低了——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已经把它卖得太过了，他们应该买。在这5秒钟的停顿期间，购买订单开始出现。

　　交易在下午2点45分33秒重新开始，起初的交易价格是1056.75点，比停滞时期的水平高出0.75点，一秒之内涨到1061.00点，又过了一秒，达到1064.75点。那些想以巨大折扣价购买标准普尔指数期货的交易者到了开始出手的时候了，因为价格已经到了15分钟之前的水平。他们还饶有兴致地以稍微高于市场反弹时候的价格购买了沃德尔和里德公司的期货合同。交易者认识到了这是个便宜货。

　　在为期5秒的期货交易中断期间，进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电子信息的流动速度显著放缓，从指数套利者到股票市场的订单都停止了。这一数字在光纤线路上的传输量下降，从一个微波塔跨越到下一个微波塔，在计算机上堆积起来，允许在队列中备份的订单，等待进入它们的相关交易所，或者回到已经放置它们的计算机，然后被释放。股指期货当日触底反弹，但由于通信方面的问题，许多卖出个股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的只被它们下单的交易所接收。股市已经触底，但没人想把股市上一些最重要的股票告诉他人。

　　在下午2点42分46秒，100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是有偏差的。到下午2点44分30秒，偏差已经蔓延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大约250只股票。15秒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问题更加严重，1665只股票的价格延迟平均超过5秒，个别延迟超过30秒，考虑到价格的快速下跌，这在股市交易中是极长的时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据完全不同步，就像出售个股的订单从炼狱中被释放出来，进入市场一样。

　　其他公司也在运行一些算法，这些算法能够识别出一些主要交易所存在的问题。这些算法会自动地将订单从问题交易所转移到规模较小的二级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通常不会进行太多交易。通常情况下，转移是在没有人类交易员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算法是为了帮助公司通过搜索所有的股票交易所，并以最好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获得最佳的价格。但随着更多的订单指向二级交易所，蓝筹股的价格也开始大幅下跌。

　　宝洁公司成立于1837年的万圣节，在此之前，一位岳父鼓励他的两位女婿（其中一位是蜡烛制造商，另一位是肥皂制造商的学徒）和他一起做生意。2010年5月6日，该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消费品巨头，每年销售价值780亿美元的蜡烛、肥皂和其他数千件商品。5月5日，该公司的收盘价为62.16美元，并在第六轮的前期抛售中幸存了下来。下午2点42分，该公司股价仍接近62.00美元，当日有所下跌，但跌幅并不大，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一家消费品公司在动荡时期被视为避风港。毕竟，即使希腊违约，每个人仍有可能购买洗发水。但出售宝洁股票的订单已经开始出现，而且潜在买家看到了标准普尔期货的混乱，并认识到不同的交易所显示的宝洁的价格惊人地不同，他们通常都在不受人干预的情况下取消了购买的订单。截至2点44分，宝洁的股价低于每股60美元，但这一跌幅仍与市场其余部分的情况相符。仅仅210秒后，宝洁的股价降到了39.37美元，比前一天下跌了36.7%，在之前的4分钟里，由于积压的订单的释放，下降了36.5%。在这4分钟里，宝洁的股东总共损失了630亿美元，但他们比咨询公司埃森哲的股东要好得多。

　　埃森哲于1989年与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分道扬镳，而在2010年，它已是一家咨询巨头。2001年上市后，埃森哲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获利者。5月5日，该股收盘价为每股42.17美元，但5月6日下午2点25分之后，购买兴趣开始下降，而出售埃森哲的订单则吞噬了剩下的收益。在两点半的时候，埃森哲的股价仍为41.00美元，跌幅为2.8%，但与大盘保持一致。很快，跌势加速，直到2点47分40秒，埃森哲的股价跌至39.00美元以下。13秒后，情况变得更糟，因为电脑已无法处理排队等待卖出的订单。在2点47分43秒，埃森哲的股价从38.05美元跌至32.62美元，尽管纳斯达克已发出自助警告，3780股股票的卖出订单还是被转到纽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板。下一笔交易只有100股，但它们的交易价格仅为每股5.43美元。由于意识到所面临的问题，它们被送到了一个小型的区域交易所，许多交易员和经纪人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9秒后，另外100股埃森哲的股票以4.04美元的价格交易，随后更多的订单将价格压低至1.84美元。在2点47分53秒，100股股票的交易价格仅为每股0.01美元，这是该系统所能识别的最低价格。在埃森哲股票找到立足点和上涨之前，其他交易的股价也变成了每股1美分。

　　由于这些低得离谱的价格冲击了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继续走低，尽管标准普尔期货市场出现了停滞和复苏。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9869.62点，下跌了998.50点，跌幅9.2%，仅在2点47分之后的几秒内，宝洁以39.37美元的价格交易，而埃森哲则跌至0.01美元。道琼斯指数从那天早晨的高点下跌了1000点以上，因为交易所之间的联系使得价格“合理”地消失了。

　　标准普尔期货下跌的这一反应将被称为“闪电崩盘”，因为300万股股票的价格比前一天收盘时低了90%以上。超过200种证券，包括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在5月6日的某一时刻损失了100%的价值。326种不同证券的价格比当天下午2点40分的价格至少低60%，其中包括组成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2种成分股和构成罗素2000指数的30种成分股。

　　到下午2点52分，损失已经造成了，市场开始复苏，因为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完成了最后的销售目标。他们设法卖出了他们想要卖出的75000份合同，但是考虑到他们是通过压低市场价格销售的，销售额远远低于最初的41亿美元。在市场触底后，约有一半的股票被售出，而由于抄底买家的涌入，期货价格也在上涨。

　　在20分钟的时间里，沃德尔和里德公司执行了6438个交易，平均每笔交易不到12份合约。每一笔交易都产生了大量的电子信息。因此，卖出压力的影响不仅是它推动了市场的下跌，它还将信息流量增加到了难以管理的水平，使通信系统饱和，并导致价格更新滞后，指数套利者的卖出指令在消息队列中需进行数秒和数分钟的循环。这几秒钟和几分钟的时间对于交易活动至关重要，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在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用微波发送订单，因为它比光纤电缆快5毫秒。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10年5月6日仅下跌3.2%，但收盘时较当日低点高出5.9%。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于347.80点，跌幅3.2%，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相似，道琼斯指数收盘时下跌650.70点，跌幅6.6%，但也高于其当日最低点。沃德尔和里德公司并没有打算冲压市场。他们想通过对冲来做正确的事，但他们忘记了市场不会仅仅因为你的需求而提供流动性。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巴克莱银行推出了一种可以被武器化的算法。

　　股票表现优于其他资产类别的一个原因是，你不一定能获得即时流动性。根据头寸规模和市场波动程度的不同，有时你会被你所拥有的头寸所困，即使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退出市场。但市场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它可以慷慨地回报投资者，有时候，它只是奖励你为了陪它走过一程而付出的代价。

　　“闪电崩盘”令人吃惊的是，聪明的人，他们本应该更懂这个道理，但最后却忘记了。事实上，现代股市崩盘就是由无数个忘记这个道理的人造成的，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太聪明，他们都忘记了股市反复提供的教训。股市会产生一种诱人的回报，但也会带来损失和风险。当过度扩张时，股市是最脆弱的；当最需要的时候，流动性就会枯竭。新的金融产品似乎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在未来遇到压力时却可能会创造出更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尽管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股市崩溃都是相似的；人们的行为可能不会重复，但他们节律相似。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这不是关于金钱、数字或个股，而是恐惧和贪婪。人们总是有太多的贪欲，却很少有足够的恐惧——不担心股价下跌，也不担心长期保持低利率而导致泡沫膨胀。我们没有足够的恐惧，担心突然和反复地改变规则，或者不愿意制定合理的规则，仅仅因为我们不同意那些采纳了这些规则的人，而使股市受到干扰。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担心，担心我们所使用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算法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运行。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股票市场允许公司筹集资金，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股市支持了更良好的生活方式，资助了退休和教育，并将继续成为最好的工具。但股市还会有崩溃的时候。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