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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喜欢、想要和需要

　　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已经成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活动。从美国到匈牙利，从意大利到印度，有的政治领导人要么干脆打起种族主义的旗帜，要么煽动偏见，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并以此作为政治纲领。这样的领导人正在成为本国政治版图里举足轻重的角色，自下而上深刻影响到选举结果和政策制定。2016年的美国，要预测一个共和党人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最有效的因素之一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比如说经济焦虑。

　　我们的领导人每天挂在嘴边的恶意语言，让某些观点的公开表达变得正当化了。可能某些人很早已经抱有这些观点，但很少会大声说出来或付诸行动。有一个事例反映了日常生活里的种族主义。美国一位白人妇女在超市打电话报警，怀疑一位黑人妇女正试图出售食品券，而这一切只是她无意中听到对方的一段电话而做出的推测。在报警的过程中，这位白人妇女几乎直白地高喊道：“我们要建起那堵墙。”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毫无意义：被指控者是一名美国公民，和她的白人批评者都处在这堵假想“墙”的同一边。

　　当然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她借用特朗普总统比喻的“墙”将种族隔离开来以打造她偏爱的社会，这样社会上就没有一个和她不同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墙”会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热点，一种一方梦想而另一方恐惧的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偏好就代表它们本身。经济学家对偏好和信念做出了鲜明的区分。偏好反映的是，在已经掌握可能需要的一切信息——而不是在不知道各自优点，并可能因此被信息动摇的时候，我们更喜欢的是蛋糕还是饼干，是海滩还是高山，是棕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人们可能有错误的信念，但他们不会有错误的偏好——那位超市里的女士可以坚持认为她没有讲道理的义务。然而，在我们陷入更深的种族主义泥潭之前，试图理解人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是值得的。特别是，如果不解决这些偏好代表了什么、从何而来的问题，就不可能思考我们在本书中将面临的政策选择。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的极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区分个人需要和愿望，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重视这些欲望的问题。

　　不幸的是，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缺乏研究，因此帮不上什么忙。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容忍人们的观点和意见：我们的观点和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谁能做出评判呢？我们可以大声说出事实，让人们获得正确的信息，但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喜欢什么。此外，人们往往希望市场能够解决偏见的问题。那些碰巧有狭隘偏好的人理应在市场上消失，因为宽容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举例来说，一位不愿为同性婚礼烤蛋糕的面包师，将失去所有同性婚礼的销售收入，而这些收入将被其他面包师们收入囊中。其他面包师会赚到钱，但他不会。

　　只是现实并非如此。不愿为同性婚礼烘焙的面包师并不会破产，部分原因是他们赢得了其他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偏见可能是一门好生意，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如此。因此，近年来的经济学不得不重视人的偏好，而我们有一些有益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局面。

　　不动如山？

　　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译为“不动如山”）。文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案例，告诫经济学家为什么应该避免纠缠于试图理解偏好得以产生的道理。

　　贝克尔和斯蒂格勒认为，偏好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在仔细检查了所有的信息之后，对于香草和巧克力哪种更好吃，或者北极熊是否值得拯救，我们两个人仍然意见不一致，那么就应该推定，偏好是我们各自人性当中固有的东西。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个错误，更不是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应，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反映了我们所重视的东西的判断。虽然他们意识到，偏好肯定不能一直保持正确，但他们强调，偏好是我们理解人的行为时最好的出发点。

　　人们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一系列随机的奇思怪想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的选择是具有一致性的。对此，我们是部分赞同的。在我们看来，仅仅因为我们可能会行为不同，就认为人们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这既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然而，社会通常会无视人们的选择，如果做选择的人是穷人则尤其如此。忽视穷人的选择，据说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比如说，我们会给穷人发放食物或食品券，而不会直接给他们现金。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理由是我们比他们更清楚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为了一定程度上反对这种态度——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因为我们不否认我们可能判断错误，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我们花了一些力气来论证，穷人的选择往往比我们认定的更加合理。例如，我们讲了一个摩洛哥男人的例子。他先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和他的家人的的确确没有足够的食物。之后，他向我们展示了那台有卫星连接的大电视。我们曾怀疑购买这台电视只是一时冲动，他随即就会后悔这一选择。但这个男人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电视比食物更重要。”他告诉我们。他的坚持让我们提出疑问，电视怎么可能会比食物更重要。然而，当我们沿着当地的道路走了一圈后，就不难理解这种偏好背后的原因了。村子里没有什么事可做，而且考虑到他不打算移居国外，不知道是更好的营养还是吃得更饱对他更有益处；他已经足够强壮，可以从事能够找到的少量工作。在这些偏远的村庄，你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茶摊以缓解日常生活的单调，而电视刚好可以为他那难以摆脱的无聊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摩洛哥人非常坚持他的选择是合理的。他好几次告诉我们，既然已经有了电视，如果还有更多的钱，他就会去买更多的食物。这与他的观点完全一致，相比食物，他更加需要电视。但这与大多数人的直觉和许多经济学标准公式背道而驰。考虑到他在家里没有足够食物的情况下买了一台电视，可以推测，他手里只要有多余的钱会更快地浪费掉，因为他显然是那种顺从非理性冲动的人。反对把钱给穷人的理由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以此事为例，说明穷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在此之后，最近世界各地发表的大量研究发现，随机挑选的非常贫穷的人，从政府项目获得一些额外的现金后，的确花了很大一部分在购买食物上。也许在那之后，他们会买那台电视，就像那个摩洛哥男人承诺的那样。

　　因此，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怀疑，相信人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就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然而，贝克尔和斯蒂格勒希望我们更进一步，他们假设偏好是稳定的，不会受我们周围发生的任何事的影响。以这种观点看来，无论是学校、家长或牧师的规劝，还是我们在广告牌或许多屏幕上看到的各种宣传广告，都不会改变我们真正的偏好。这就排除了遵从社会规范和受同辈影响的可能性，比如因为别人都有文身而去文身，因为别人都希望而戴上头巾，因为邻居有辆豪车自己也去买一辆，等等。

　　作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贝克尔和施蒂格勒不会没有意识到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他们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一个看似非理性的特定选择可能实际上是合理的，而不是封闭我们的头脑，忽视其潜在的逻辑，并将其归因于某种形式的失控的情绪的集合。这一观点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都会坚持所谓的标准偏好，即偏好是连贯、稳定的。例如，许多年前，阿比吉特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家住在曼哈顿，因此经常需要搭乘火车。他注意到，人们经常在站台上特定的地方排队等车。但通常情况下，队伍的排头处离火车的车门很远。这是一种风潮。

　　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可能是，人们只是跟随人流，因为他们偏好和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不符合偏好是稳定的这一观点，因为他们对站台上不同位置的偏好取决于那个位置上站了多少人。为了解释为什么人们加入风潮，而不是简单地假设他们碰巧喜欢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阿比吉特构建了以下的论点。假设人们怀疑其他人掌握了一些信息（也许车门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打开），那么他们就会加入人群中去（也许代价就是忽视他们自己掌握的信息，即火车可能会停在其他地方）。但是那样会使人群更加庞大，所以下一个经过的人看到更大的人群后，更有可能认为这传达了有用的信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可能也会加入人群。换句话说，许多原本不愿迎合大众的个人，因为相信其他人掌握的信息可能比自己准确，因而做出理性决策，结果看起来就像是和他人保持一致。阿比吉特称之为“羊群行为的简单模型”。

　　所有人都做出理性的决定，并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羊群行为会产生信息级联：最初一批人做出决定时所依据的信息会对其他人的想法产生巨大影响。最近的一个实验很好地证明了随机的第一步产生级联的效力。研究人员与一个网站合作，该网站主要汇集关于餐馆和其他服务的建议。用户在网站上发表评论，其他用户则进行“点赞”或“反对”。在他们的实验中，网站随机选择了一小部分评论，并在这些评论发布后立即人为地“点赞”。他们还随机挑选了另外一小部分评论点“反对”。正面的“点赞”明显提升了下一个用户也“点赞”的概率，幅度为32%。5个月后，那些最初被人为“点赞”的评论，比那些得到“反对”的评论，更有可能获得高度好评。尽管这些帖子已经被浏览了100万次，但最初轻轻一推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并仍在增长。

　　因此，流行并不一定和标准偏好的范例相矛盾。即使我们的偏好并不直接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也会传递一种信号，改变我们的看法和行为。除非有充足的理由不去相信，否则我可能会从其他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文身看起来确实不错，喝香蕉汁会让我变瘦，而这个看起来无害的墨西哥男人实际上是个强奸犯。

　　但我们如何解释，人们有时还是会做一些明知不符合当前自身利益的事情（例如，文一个他们认为丑陋的文身，或冒着被捕的风险对一名穆斯林男子处以私刑），仅仅是他们的朋友也这么做吗？

　　集体行动

　　事实证明，标准偏好不仅可以合理解释风潮，也可以合理解释遵守社会规范。其基本观点是，那些违反规范的人将受到社区其他成员的惩罚。同样地，没有惩罚违反者的人会受到惩罚，没有惩罚那些没有惩罚违反者的人也会受到惩罚，然后以此类推。博弈论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无名氏定理，正式证明了这一论点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可以作为理论之一解释为什么规范如此强大。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花费了整个职业生涯，以证明这一逻辑。她的许多例子都来自小型社区——瑞士的奶酪制造商、尼泊尔的森林伐木工、缅因海岸或斯里兰卡的渔民，他们都遵守着适用于所有人的社区成员行为规范。

　　例如，在阿尔卑斯山区，瑞士奶酪生产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依靠公共牧场放牧牛群。如果没有公共的认知，这样可能会导致灾难。因为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每个人都有理由想要自己的牛吃更多草，代价是很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而土地最终可能因为过度放牧而变得荒芜。然而，对于养牛人在公共牧场上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有一套明确的规定。因为一旦违反规定，将被剥夺未来的放牧权，所以所有的养牛人都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在此基础上，奥斯特罗姆认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比私有制要更加有利。将土地分割成小块由独立的个人所有，这样会增加风险，因为在任何特定的小块区域，总是存在某种灾害侵袭草地的可能性。

　　这种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土地（例如，村庄附近的森林）总是作为公共财产为集体所有。只要公共用地得到节约利用，那些自身经济计划遭遇挫折的村民就还保有最后的依靠；从森林里获取食物或从公共土地上割草然后出售，这些能够保证他们生存下来。那些不理解其背景逻辑的经济学家（以及热爱私有制的经济学家）所鼓吹的私有财产对公有财产的侵蚀，通常会带来一场灾难。

　　这也暗示了一点，村民们似乎总是互相帮助，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希望自己在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类似的帮助。维持规范则依赖惩罚，即那些拒绝提供帮助的人未来也无法获得社区的帮助。

　　如果有社群成员在社群之外能够获得机会，那么互助系统很容易会崩溃。因为，被排除在互助系统外的风险不再具有威慑力，这使得人们更容易选择不履行义务。带着这种预期，社群成员更有可能减少提供帮助的意愿，这进一步增加了违反规范的风险。整个互助系统可能会完全瓦解，使所有人的情况变得更糟。因此，社群对那些似乎威胁到社群规范的行为非常警惕，并会采取措施保护社群规范。

　　集体反应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会强调社群的积极作用。但是，自我强制的规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规范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强加的纪律可能是直接为了某些反动的、暴力的或破坏性的目标。有一篇很经典的论文表明，种族歧视和印度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都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维持，即使没有人真正关心种族或种姓问题。

　　假设没有人真正在乎种姓，但不论任何人，只要在性或婚姻中跨越种姓界线，就会被指控杂婚，被当作异类排斥。这意味着没有人会嫁入被排斥者的家庭，也没有人会与他们交朋友或交往。最后，假设有人违背这一规范，和被排斥的人结婚，那么不论此人是谁，都会被视作异类受到排斥。那么，只要人们有足够的远见，而且确实想要结婚，就足以阻止每个人打破规则，不管大家觉得这条规则有多么专制。当然，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打破规范，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没人可以保证会有机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正是印度电影导演帕塔比·拉玛·雷迪拍摄于1970年的精彩电影《家庭祭》（Samskara）所讲述的故事。在影片中，一个婆罗门（也就是所谓的最高等种姓的一员）与一个低等种姓妓女发生了性关系，从而被“污染”。当他突然死亡时，没有其他婆罗门愿意将他火化，因为害怕与他接触会被污染。他的尸体被扔在公共场所任其腐烂。规范之所以成为歪曲版本的群体规则，正是因为群体坚持执行自己的标准。

　　医生和圣人

　　紧密团结的社群和横行霸道的社群之间关系紧张，这种现象必然是古老而普遍的。如今，这种现象已演化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一方保护个人，另一方则破坏社群。从巴基斯坦到美国，这些形形色色的国家正在进行的斗争的核心正在于此。这场斗争一部分是反对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官僚化和非人格化，另一部分是为了维护社群追求自身目标的权利，即使这些目标包括（他们通常也是这样做的），歧视不同种族或性别偏好的人，以及凌驾于国家政策之上强制执行宗教法令（例如，讲授创世记学说）。

　　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甘地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新生的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建立在分散的、自力更生的村庄基础上，是爱好和平与尊重同胞感情的天堂。“印度的未来在于它的村庄。”他写道。甘地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位最引人注目的对手，也就是后来起草印度宪法的阿姆倍伽尔博士（Dr.B.R.Ambedkar）。他出身于最低贱的种姓，当地的学校不允许他进入教室。但他非常聪明，最终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和一个法律学位。他对印度的农村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在他的描述里，印度的农村“是地方主义的污水坑，是无知、狭隘和地方自治主义的巢穴”。在他看来，法律、作为其执行者的国家以及作为其力量来源的《宪法》，是保障贫困人口权利最有力的武器，使他们免受地方当权者对社区的暴政之害。

　　从种姓融合的角度来看，印度独立之后这一进程是相当成功的。例如，传统弱势种姓（SC/STs）与其他种姓之间的工资差距从1983年的35%下降到2004年的29%。这个变化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相比同一时期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印度改善的程度要大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阿姆倍伽尔推行弱势族群优惠政策的结果。在该政策的支持下，历史上受歧视的群体被赋予权利进入教育机构求学、进入政府部门及各种立法机关工作。经济转型也起到了作用。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地成为一个无名之人，减少了对以往村子里人脉网络的依赖，进而使得更大范围内的种姓融合成为可能。新的工作降低了种姓网络在寻找就业机会方面的重要性，提升了来自较低等种姓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广袤的农村可能还没有阿姆倍伽尔担心的那么糟糕。事实证明，农村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打破种姓界限。举例来说，印度的农村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且不论种姓，为所有的儿童提供免费校餐。

　　这并不是说种姓问题已经解决。在地方层面，种姓偏见依然存在。一项对印度11个邦的565个村子的研究发现，尽管法律禁止，但在近80%的村子里仍然以某种形式对贱民“存在合法的禁令”。在几乎一半的村子里，达利特（一种较低等的种姓）不能卖牛奶。在差不多1/3的村子里，达利特不能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任何商品，在餐馆必须使用单独的餐具，而且他们的灌溉用水也受到限制。此外，虽然传统形式的歧视正在减弱，但是因为感受到低等种姓经济上的进步所造成的威胁，高等种姓也会做出暴力反应。2018年3月，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名年轻的达利特男子因拥有一匹马并骑着它四处走动而被谋杀。高等种姓认为这显然是只有自己才被允许做的事情。

　　让事态更加复杂的是，一种新的冲突模式正在出现：种姓族群现在更加视彼此为平等之人，但同时也是权力和资源的潜在竞争对手。在政治上，种姓在投票方面的分化日益严重；高等种姓的选票越来越多地流向了印度人民党（BJP），一个不支持平权行动的政党。另外还出现了许多专门迎合不同种姓族群的政党。这种两极分化带来了后果。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从1980年到1996年间，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低等种姓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越来越多地把票投给被认为属于低等种姓的两个政党。而由高等种姓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则继续把票投给传统上与他们相关的政党。在同一时期，腐败现象激增。越来越多的政客被提起诉讼，有些人甚至在监狱里参加（并赢得）连任竞选。阿比吉特和罗希妮·潘德（Rohini Pande）发现了其中的关联：在低等种姓或高等种姓占多数的地区，腐败现象增加得最为严重。在这些地区，由于投票只看种姓，占统治地位的种姓的候选人几乎肯定会获胜，即便他极度腐败，而他的对手清廉。在人口结构平衡的地区，就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

　　与此同时，对种姓忠诚的重视也使社群能够控制其成员，这往往明显违反了当地的法律。例如，种姓村务委员会（本质上是地方种姓协会）以传统的名义，抵制国家关于性别和婚姻的法令。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则发生过一起离奇事件。当地种姓村务委员会要求一名被65岁男子强奸的14岁女孩不要向警方报案。当这名女孩坚持报警的时候，她遭到了社区一部分老人的殴打，老人有男有女。一个强大的社区可以压迫最弱小的成员（过去是达利特，现在则是年轻女性），而国家基本上无力阻止。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社区成员发现，维护社区控制符合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们服从，种姓族群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为成员提供关系网络，成员可以享受到支持和便利。然而当社区残酷的阴暗面可能会时不时地困扰他们时，就需要一个勇敢的男人或女人来挑战整个社区。

　　“黑人要求变革（零钱）” 注释标题 此处是一个双关语，chnge在英语里既有‘变革’的意思，又有‘零钱’的意思。——编者注 注释标题 ‘Black Guy Asks Nation for Change,’ Onion, March 19, 2008, accessed June 19,2019, https://politics.theonion.com/black-guy-asks-nation-for-change-1819569703.

　　这是讽刺报纸《洋葱报》（Onion） 2008年一篇文章的标题，抓住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总统候选人对美国的非凡意义。长期以来，美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是寄生虫（为零钱乞讨），而奥巴马则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要求文化变革）。这篇文章的标题利用文字游戏突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人们很容易忘记，从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到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当选，之间只有不到45年的时间。自民权运动以来，种族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使得奥巴马当选总统在这个国家成为可能，就像印度2019年当选的总统和总理都是来自过去的低等种姓，这在45年前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尽管如今非洲裔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要好于1965年，但有相似教育背景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逐年拉大，现在已高达30%,超过印度低等种姓和其他种姓之间的收入差距。美国黑人阶层上升的比例大大低于白人，而阶层滑落的比例则大大高于白人。很明显，已经广泛讨论过的，黑人男性入狱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人，以及社区和学校里持续存在的种族隔离，都与此有关。

　　尽管白人男性似乎没有理由在经济上感受到非裔美国人的威胁，但有证据表明，近年来反对黑人的情绪正在上升（或至少更加公开）。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2017年仇恨犯罪的数量同比上升了17%。这一数据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持平甚至下降，但从2015年开始上升，到2017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呈增长态势。3/5的仇恨犯罪针对的是受害者的种族。9名自称白人至上主义者或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关系密切的候选人参加了2018年的国会选举。

　　这次情况不同了

　　然而，自2016年大选以来，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故事不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不信任，而是对移民的公开愤怒，这种愤怒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怨恨。

　　移民不仅“拿走”“我们的”工作，还是威胁白人生存的“罪犯和强奸犯”。有趣的是，在美国，一个州的移民越少，这个州的人就越不喜欢他们。在几乎没有移民的州，如怀俄明、亚拉巴马、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和阿肯色，近一半的居民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威胁。

　　这表明，这种担忧更多地与身份认同有关，而非经济焦虑。这里的逻辑似乎更多的是，在没有太多接触的情况下，很容易把看不见的群体想象成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这种现象早在2016年就出现了，但特朗普的当选让人们更容易公开谈论这件事。一项非常聪明的实验凸显了这一点。研究人员从下列8个深红州招募了在线受访者：亚拉巴马、阿肯色、爱达荷、内布拉斯加、俄克拉何马、密西西比、西弗吉尼亚和怀俄明。在2016年大选前夕，研究人员从经济上鼓励这些受访者向一个反移民慈善机构捐款。具体来说，如果受访者同意授权由研究人员代表自己向该组织捐款1美元，那么研究人员将额外向他们支付50美分。对一些人来说，这种选择纯粹是个人的。对其他一些随机挑选的人来说，研究人员会向他们暗示，研究团队的成员可能亲自打电话来核实他们的决定。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会审视他们的决定并与研究人员进行讨论。在选举前，后一组人捐款的意愿要比纯粹出于个人意志决定是否捐赠的人要低（34%对54%）。但当选举结束后，研究人员再进行同样的实验，结果发现这种差异完全消失了。一个公开表达反移民观点的人赢得大选，让受访者放开顾虑，公开向一个反移民组织捐款。

　　了解美国的移民历史也许能让人略感欣慰。过去那一波来到美国的移民在最终被接受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排斥。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痛恨德国人：“那些来到这里的人通常是本国最无知、最愚蠢的……由于不习惯自由，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当地运用自由。”杰弗逊认为德国人无法融入美国，他写道：“对于其他外国人来说，最好是不要让他们大规模定居在一起。就像德国人在我们国家的聚居地一样，他们在那里，长期保留自己的语言、习惯和治理原则。”早在19世纪，美国就试图限制中国移民，但最终限制移民还是被禁止了。1924年，为了限制东欧和南欧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移民，美国政府开始实施移民配额制度。

　　然而，每一波移民最终都被接受和同化。他们为孩子们选择的名字，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他们投票的方式，他们购买的商品和吃的食物都与当地居民变得一样。反过来，当地人也开始采用曾经的外国名字，吃起了外国的食物：洛奇是美国的英雄，比萨（发源于意大利）是五大基本食物之一。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法国。法国人排斥意大利人，然后是波兰人，然后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每一波移民潮最终都融入了法国社会。但每一次移民潮在最开始的时候，法国人都会认为“这次可不同”。到2016年，这次被排斥的轮到穆斯林了。

　　这些偏好和态度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与过去的敌人和解之后，似乎又要找一个新的敌人？

　　统计歧视

　　对其他群体的偏见行为，可能有一些简单的经济学解释，非常符合贝克尔和斯蒂格勒标准模型的精神。恐吓有时带着经济目的。在1950年到2000年之间，印度的印度教-穆斯林骚乱更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年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如果这个城市的穆斯林社区碰巧比较富裕的话，发生骚乱的可能性会更高。这和一些大型骚乱详细描述的特征是一致的。在这些骚乱中，尽管暴力事件看上去是随机发生的，但实际上目标都是特别针对穆斯林的企业。暴力常常可以方便地掩盖实际的偷窃行为。

　　有时，个人会觉得有必要表达褊狭和偏见（包括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的情绪），借以表明对族群的忠诚。这样的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期间，古兰经读书会的成员增加了。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信仰是为了展示忠诚，以在互助圈中赢得一席之地。在其他情况下，有时人们对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保持沉默，甚至模仿他们听到的话语，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或宝贵的社会关系。

　　最后，还有经济学家所说的统计歧视。我们在巴黎遇到了一位优步司机，他对工作非常热情。他说，在过去（优步出现之前），如果看到像他这样的北非男人开着一辆好车，所有人都会认为他要么是毒贩，要么是偷车贼。大部分人相信且确定无疑，绝大多数普通的北非人比较穷，因此不太可能买得起新车。根据这个统计关联性，他们就会假设，拥有一辆好车的北非司机是罪犯。而现在，他们的假设则成了优步司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统计歧视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警察会更频繁地拦截黑人司机。印度北方邦的印度教多数派政府最近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被邦警察“意外”杀死的人（所谓的“遭遇性死亡”）是穆斯林。那是因为罪犯中黑人和穆斯林的比例更高。换句话说，看似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不一定非要如此：它可能只是在定位某些犯罪特征（毒品交易、犯罪行为）时碰巧与种族或宗教产生了关联。因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统计上的歧视，而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偏见，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基于偏见的歧视。不过，如果你是黑人或穆斯林，最终结果还是一样的。

　　最近一项研究是关于“公平就业”政策（Ban the Box，又称“禁止询问犯罪记录”）对年轻黑人男性失业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统计上的歧视。“公平就业”政策限制雇主在聘请员工时使用申请表。这种申请表上有一个空（box），要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人必须标注。由于美国的年轻黑人男性有犯罪前科的比例要高过其他人群，且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有23个州已经采取了这一政策，希望借此提高年轻黑人男性的就业率。

　　为了测试这一政策的效果，两名研究人员特意在纽约和新泽西实施“公平就业”政策前后，通过网络向两地的雇主发送了15000份虚构的求职申请。他们在简历上使用典型的白人或非裔美国人的名字，以此来引导雇主对求职申请人的种族判断。每当招聘职位需要表明申请人是否有过重罪前科时，他们也会随机为虚构的男性或女性申请人选择其是否有过重罪前科。

　　他们的发现和前人一样，清楚地证明了普遍存在针对黑人的歧视。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同样的简历，“白人申请者”收到的面试通知比“黑人申请者”要多出23%。不出所料的是，在禁令颁布之前，询问是否有犯罪记录的雇主之中，对重罪前科的反应最为强烈：没有重罪前科的“申请人”，相比简历完全相同，只是多了重罪前科的“申请人”，获得面试通知的可能性要高出62%。效果类似于肤色之分。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公平就业”政策大大增加了收到面试通知时的种族差异。在“公平就业”政策实施之前，如果向受到该政策影响的雇主提出申请，“白人申请人”收到的面试通知比“黑人申请人”要多7%。在“公平就业”政策实施之后，这一差距扩大到43%。原因在于，在缺少犯罪前科真实信息的情况下，雇主们会更加倾向于假定所有的黑人申请者有犯罪前科。换句话说，“公平就业”政策导致雇主们依靠种族来预测犯罪行为，这就是统计歧视的表现。

　　当然，人们使用统计逻辑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从中得出正确的推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以色列的德系犹太人（欧洲或美国犹太人及其后代）与东方犹太人（亚洲和非洲移民及其后代）玩一个信任游戏。信任游戏是实验经济学的支柱之一。游戏由两个人进行，其中一个作为发送者，被给予一定数量的钱，并要求与另一个人，即接收者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分享的金额可以是零，而且完全由发送者自行决定。不过，他们都被告知，如果发送者和接收者分享了一部分钱，不论多少，那么分享的金额将增加一倍，并交给接收者完全控制。接收者可以选择与发送者分享部分收益，也可以选择不这样做。这个游戏的目的是推断发送者对接收者的看法；发送者越是认为接收者不自私，他就应该和接收者分享得越多。

　　信任游戏已经在实验室环境中玩了数千次了。通常，发送者将原始金额的一半或更多与接收者分享，然后收回的金额比发送的金额要多。发送者信任对方，接收者也值得信任。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情况是在两名玩家都是德系犹太人时出现的。但当接收者是一个东方犹太人时，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发送者和接收者分享的金额大约只有和德系犹太人分享的一半。结果，发送者和接收者得到的收益都更少。

　　这可能是因为东方的接收者不被信任会归还礼物。也可能是因为东方的接受者不受欢迎，为了伤害他们，德系犹太人发送者宁愿伤害自己。但是，当要求玩家自愿把一部分钱交给伙伴且没有任何回报时，他们给东方伙伴的钱和给德系犹太人的一样多；信任游戏中不同行为的根源似乎是怀疑而不是敌意。

　　有趣的是，在这场信任游戏中，怀疑也延伸到了东方发送者身上。他们对同族人的信任程度并不比对其他人更高。似乎每个人都对东方犹太人抱有一种成见。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刻板印象完全是不公平的。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东方玩家在这场游戏中行为不可信，他们还钱的方式和德系犹太人完全一样。参加实验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他们是被虚妄的怀疑引入了歧途。

　　自我强化的歧视

　　美国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有力地揭示了普遍存在的自我歧视，或是对自身群体的歧视。这个实验证明了他所说的“刻板印象威胁”的力量。在最初的实验中，他告知参加的学生，这项测试是“实验室解决问题的任务”。这时，黑人学生的表现与白人学生相当。然而，当告知学生测试的目的是检验智力后，黑人学生的分数比白人学生低得多。

　　少数族裔并不是唯一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威胁的群体。当女大学生参加一项难度很大的数学考试时，考试开始给出一段文字：“你可能听说过女性通常在数学考试时表现不如男性，但是对于这个特别的考试而言，情况绝非如此。”结果，女大学生在这次考试当中的成绩要比过往优秀。反过来，在参加SAT考试时数学部分得到过高分（这群人对自己的数学能力很有信心）的数学和工程专业的白人男性大学生，在参加数学考试时，当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调查“亚洲人在数学能力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其他学生的原因”后，成绩会比平时要糟糕。这类实验已在不同的环境中重复多次，以测试不同类型的自我歧视偏见。

　　自我歧视往往会自我强化。当被提醒群体身份后，人们的表现会有差异，这使他们更加自我怀疑。针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现在看来非常恶劣（当时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欺骗老师，使他们相信自己的一组学生（一个班上的1/5的孩子）天赋异禀，因此在智商方面会比其他孩子发育得快很多。实际上，这一组孩子是随机挑选的，与其余孩子没什么差别。获得老师更高期望的学生在这一年里课程智商提高了12分，而其他学生只提高了8分。最初的实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批评，包括这种干预造成的道德风险。但是，大量其他的实验已经展示了自证预言的力量。

　　在法国，针对一家法国连锁杂货店的年轻收银员开展了一项研究。这些收银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裔少数民族。结果发现，有偏见的管理者对自己管理的这些员工投入精力较少。收银员在不同的日子和不同的主管一起工作，而且自己基本上无权对排班表进行更改。研究表明，分配到对少数族裔多少有些偏见的主管手下，对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员工的工作表现产生的影响会有不同。在和有偏见的主管一起工作的日子里，少数族裔收银员更有可能旷工；即便来上班，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会更少，给商品扫码的速度会变慢，顾客等待服务的间隔时间也变长了。这种影响在非少数族裔工人中完全不存在。少数族裔员工在被分配到有偏见的主管手下时表现较差，其原因看起来与其说是明显的敌意（少数族裔员工不太喜欢和有偏见的主管一起工作，或者有偏见的管理者不喜欢他们），不如说是低效的管理。例如，少数族裔工人报告称，有偏见的主管不太喜欢到他们的收银台鼓励他们拿出更好的表现。

　　对女性领导者的歧视往往带有自证预言的意味。在马拉维的村子里，男性或女性农民被随机挑选出来，学习一项新技术，并将其传授给其他农民。女性通过培训记住了更多的知识，而那些接受她们培训，听取她们意见的人，实际上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但大部分农民不听她们的。他们认为女性能力较差，因此很少注意她们。顺着同样的线索，在孟加拉国，当女性接受培训成为部门主管时，客观评估她们的领导能力和技术素质，会发现她们和男性一样优秀。然而，她们的部门员工却认为她们不如男性。想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部门的表现也受到了影响，员工固执地认定，这证明了他们认为女性主管不如男性的偏见。一开始对女性不公正的偏见，导致女性在自身并没失误的情况，实际的表现不如男性，然后这一切又加强了女性低人一等的地位。

　　非裔美国人会打高尔夫球吗？

　　这些自证预言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们可以预知的程度。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最终成为带有偏见的却是自证预言的受害者；除了体育，你从来不会听说白人男性在任何领域被系统地低估。这种偏见看起来源自一种根植于社会背景的刻板印象。

　　一项针对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和白人本科生的研究表明，这种刻板印象有多么深入人心。参加实验的学生之前没有打高尔夫球的经验。实验要求他们做一系列的高尔夫球练习，练习的难度会逐步提升。在第一组实验中，一半的参与者在开始前被要求在一份问卷中写明自己的种族（标准的“事先提点”，让参加实验的学生把群体认同放在第一位），另一半人则没有。随后，所有学生都进行高尔夫球练习，以测试“一般运动表现”。当没有事先提点种族时，白人和黑人学生的表现非常接近。但是，一旦突出种族，高尔夫球是一项“白人”运动的刻板印象（这是在泰格·伍兹出现之前）使得非裔美国人的表现变差，而白人学生则表现得更好。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在第二组实验中，研究人员没有事先强调种族，而是将学生随机分配到两个测试小组。两个小组都会被告知，练习的挑战性将越来越高。然后，其中一个小组会被告知，测试的目的是衡量与运动天赋相关的个人因素。“运动天赋”被定义为“完成需要手眼协调的复杂任务的天赋，比如射击、投掷、击球或击打其他移动物体”。另一个小组，同样的测试是用来衡量“运动智商”，即“在运动表现中与战略思考能力相关的个人因素”。在“运动天赋”的设定下，非洲裔美国人的表现远远优于白人。在“运动智商”的设定下，白人的表现远远优于非洲裔美国人。所有人，包括黑人自己，心中都牢固树立着一种刻板印象，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是天生的运动员，白人则是天生的战略玩家。这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通过实验得到的这组证据，和贝克尔-斯蒂格勒（BeckerStigler）构建的关于偏好是一致且稳定的理论，两者很难达成一致。“运动智商”和“运动天赋”，以及这两者所谓的和种族之间的关联，很大程度上是短暂的社会建构概念。很明显，这些群体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方式，正是这些社会建构概念的一个产物。

　　表现得像白人

　　贝克尔和斯蒂格勒希望我们远离偏好背后的社会背景，但社会背景却不断地重回视线。我们不仅在吃住上有偏好，在和谁交往上也有偏好。

　　我们会避开自己怀疑的人，搬到有更多同类人的社区。反过来，这种隔离影响了生活机会，滋生了不平等。当一个社区的大部分居民是穷人和黑人的时候，它获得的资源会更少，所有这些对在那里长大的孩子的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15年至1970年间，也就是所谓的“大迁移”期间，当黑人搬到北方的白人城镇时，白人就搬走了，留下的往往是更糟糕的学校、每况愈下的基础设施和更少的就业机会。

　　这些社区变得更加穷困，更加破旧，出现更多的犯罪倾向，越来越不利于取得经济成功。生活在大迁移期间白人抛弃的社区里的黑人孩子，从收入最低的1/5上升到收入最高的1/5的概率比其他社区要低得多。很明显，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中之一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邻里规则行事。暴力就不出意外地成了社区的常态。就像在麻省理工学院，要求修四门课却修五门课的本科生的常态一样。

　　有一个聪明的实验，旨在证明这些规范的力量。一群洛杉矶的高中生，大部分是拉美裔，有机会参加一个免费的SAT考前辅导班。实验人员随机挑选一部分学生，告诉他们，他们的选择会被保密，另一组学生，实验人员则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选择可能会被公开。在非荣誉班级里，后一组学生参加辅导班的人数较少（61%对72%），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想让朋友发现他们有学术抱负。

　　的确，无名氏定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学生被发现是书呆子，他们的朋友可能会抛弃他们，任何和他们交谈的人也会被逐出圈子。这种情况大概是真实的。但这一规范在拉美裔学生中生根并非偶然，他们有憎恨白人文化规范的历史，有时有很充分的理由；这些拉美裔的男孩和女孩似乎担心“表现得像白人”。这种担忧在他们的历史中有着很深的根源。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在美国的亚裔孩子会养成习惯，躲避那些过于用功的朋友。在贝克尔-斯蒂格勒的世界里，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只是因为人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如此，拉美裔学生没有理由会有时变得勤奋，而亚裔学生会变得懒惰。历史和社会环境似乎在引导我们走向一种规范，而不是走向另一种。

　　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偏好 注释标题 Ernst Fehr, ‘Degustibus Est Disputandum,’ Emerging Science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inaugural talk,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Barcelona, Spain, October 7, 2015.

　　为了研究社会环境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方式，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一组银行家作为实验对象。他们被要求抛10次硬币，并在网上报告他们的结果。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如果抛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次数超过一个阈值，每报告一次超出的正面（或反面），就可以得到20瑞士法郎（约合20美元）。没有人检查他们的报告是否准确，这就产生了很强的作弊动机。

　　关键的对比在于，在实验开始前，部分参与者会被问及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以突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角色；另一部分参与者则会被问及银行家角色相关的问题，有效地突出了他们作为银行家的身份。那些自认为是银行家的人报告了更多的“正面”，次数多到不可能是纯粹的概率问题。根据估算，那些自认为是普通人的人，作弊概率为3%，而自认为是银行家的人，概率则上升到了16%。

　　并不是因为银行家们更善于找到诀窍在游戏中表现得更好；游戏中的每个人都是银行家，选择突出他们身上哪一重身份（银行家或普通人）也是随机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职业，似乎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道德自我，一个更愿意作弊的自我。

　　换句话说，人们表现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有着不同的偏好。在特殊情况下，环境选择了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人格。在苏黎世的实验中，环境就是实验参与者是否将自己视作一个银行家。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上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或娱乐，我们所属的俱乐部，我们想要加入的俱乐部，所有这些造就了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偏好。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出于对标准偏好的忠诚，已经非常努力地把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但越来越明显的是，这是一个无望的追求。

　　积极的信念

　　一旦我们开始承认，我们的信念，甚至是我们自认为的深层偏好，都是由环境决定的，那么很多事情也就顺其自然了。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与罗兰·贝纳布（Roland Bénabou）关于积极信念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深刻见解。他们认为，迈出理解信念的一大步，是不要把信念太当真。我们关于自身的信念，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情感需求塑造出来的；当我们令自己失望时，会感觉很糟糕。我们在关于自身的信念上投放的情感价值，会扭曲我们关于他人的信念。例如，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偏见而受到指责，我们就会用看似描述客观事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对北非裔的收银员没有任何成见，但是反正他们也不会对我的鼓励做出回应，所以我就不麻烦他们了”）。

　　我们不喜欢改变想法，因为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这就是阿比吉特坚持认为总是软件出错的原因。我们会避开某些信息，不会迫使我们自己面对各种道德模糊之举；我们跳过移民儿童被关在拘留所遭到虐待的新闻，以避免想起一个事实：是我们支持的政府在用这种方式对待儿童。

　　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策略拖入困境。我们不喜欢自认为种族主义者；因此，如果我们对他人抱有负面看法，我们会倾向于通过指责他们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我们越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些移民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应该受到谴责，我们就越能心安理得地看待这些被关在小笼子里的孩子。我们反而会寻找一切能够证明我们正确的证据；只要能够支持我们的初始立场，我们会过分夸大每一条新闻，不论其内容有多么单薄，并且忽略其他不支持我们立场的新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最开始的本能防御反应被一套精心构建的、看似强有力的论点所取代。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觉得，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意见，根据其“坚定”程度判断，要么是暗示我们道德缺失，要么是质疑我们的智商。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的观点之争就会演变成暴力。

　　认识到这些模式有许多重要的含义。首先，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众所周知的做法，指责人们是种族主义者，或称他们是“应当被严厉谴责的人”，很明显是一个糟糕的主意。这样做伤害了人们的道德感，进而激怒了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倔强。他们会立即停止听你说话。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把极端的种族主义者称为“好人”，并强调“双方都有坏人”，显然是一种获得人气的有效策略（无论在道德上多么应该受到谴责），能让那些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自我感觉更好。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事实或事实核查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观点产生多大影响，至少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移民背景下观察到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可能性。当最初的“你怎么敢挑战我的信念？”这样的反应减弱，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停止说出真相，但是用一种不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定的方式来表达，会更加有效。

　　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认为自己是正派的人，运用涉及他人的评判之前，先肯定对方的价值观，这样可能会减少偏见。如今的社会心理学家建议，父母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发自内心地友善待人，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友善待人。孩子们所要做的就是表现出他们天生的善良。这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这种策略在自尊尚未受到连续打击时更有可能奏效。在反移民和反黑人情绪最强烈的地区，低收入白人面临的一部分问题是，以某些肉眼可见的方式，他们的生活正越来越接近那些被鄙视和讽刺的“其他人”。1997年，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一篇以黑人社区现状为背景的文章中写道：“社区失业率居高不下所造成的后果，比居高不下的社区贫困率更具破坏性……当今市中心贫民区的许多问题——犯罪、家庭解体、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等，根本上都是工作岗位缺失的结果。”

　　20年后，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写道：“威尔逊的书引发了我的共鸣。我想写信告诉他，他把我的家乡描写得很完美。然而，引起这种极为私人的共鸣，感觉很奇怪，因为他描写的不是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乡巴佬移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心的黑人。”

　　威尔逊对黑人社区社会问题的描述，非常契合如今雪上加霜的铁锈地带（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的白人社区。由于自我价值和凌驾黑人及移民之上的优越感相捆绑，社会环境的趋同加剧了贫穷的美国白人的危机感。

　　恢复自我意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否认（例如：“我们可以坚决反对堕胎，因为我们社区里没有一个女孩曾经怀过孕”）。另一种是通过夸张嘲弄对方，拉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当一个白人只有通过申请伤残才能获得福利救济时，对他来说，仅仅指责黑人或拉丁裔单身母亲一定是福利女王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是里根时代的侮辱。既然白人也得靠福利生活，那么侮辱就得升级——她一定是帮派分子。

　　这强调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政策，将援助之手伸向经济活动幸存者之外的地方。对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贸易和其他破坏性因素而工作面临威胁的人，要努力恢复他们的尊严。这些政策必须有效地抗衡自信心的丧失，老派的政府援助单靠自己是无法奏效的。现在需要的是全面地重新思考社会政策工具，这也是本书第九章的主题。

　　任意的连贯性 注释标题 Dan Ariely, George Loewenstein, and Drazen Prelec, ‘‘Coherent Arbitrariness’: Stable Demand Curves without Stable Preferenc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73-106.

　　我们知道，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回避相关证据，以免被迫修正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对其他种族或移民的看法）的观点，因为这与他们对自身的看法密切相关。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经过了特别的深思熟虑才形成了这些最初的观点。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最为著名的实验之一，是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共同完成的。实验挑选的大学生每人会随机获得一个杯子或者一支钢笔。随后，卡尼曼和塞勒立即提出要从刚得到物品的学生那里把它们买回来。与此同时，他们还为学生提供机会，可以从他人手上购买自己没有得到的杯子或者钢笔。令人惊奇的是，刚拿到物品的卖家可接受的出让手中杯子或钢笔的价格，远远高于没有拿到同样物品的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两至三倍。既然谁最后拿到杯子还是钢笔，完全是一个随机的结果，那么被选中拿到其中一样东西这种随意行为，绝对没有理由会在估值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竞价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肯定是，那些最后拿到杯子的人开始更喜欢杯子，而那些拿到钢笔的人对钢笔也是如此。这表明人们评估杯子和钢笔这类物品价值时并不涉及什么内在或深层的因素。

　　另一项实验则揭示了一种更为戏剧化的任意性。实验要求学生对轨迹球、酒瓶和书籍三样物品出价。在出价之前，实验要求学生写下自己的社会保险号码的最后两位数字，并在数字前面加上一个美元符号，想象这是他们要出价的产品的可能价格。他们显然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险号码和一个酒瓶的价格毫无关联，但他们还是被自己写下的“价格”所影响。社会保险号码以80或80以上的数字结尾的学生，和社会保险号码以小于20的数字结尾的学生相比，对同一件商品的出价要高出200%到350%。在其他大多数方面，他们仍然按照标准模式行事，例如，随着价格上涨，他们的购买意愿会下降，并且最愿意购买更便宜的商品。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些产品在绝对意义上对他们价值几何。

　　当然，杯子和钢笔不是移民和穆斯林。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地在暗示，这种任意性也适用于在更严肃的问题上的偏好吗？确实如此。

　　罗伯斯山洞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社会偏好中，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与他人有关的偏好。1954年，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和卡罗琳·伍德·谢里夫（Carolyn Wood Sherif）进行了一项实验：邀请20名11岁至12岁的男孩去俄克拉何马的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州立公园参加夏令营。男孩们被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各自在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不同地点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两组人最初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两组男孩被介绍互相认识，并被引导进行竞争，例如举行拔河比赛。这在两组人之间制造了敌意，导致他们互相辱骂，以及试图破坏另一组人的财物。在最后的几天里，研究人员人为地制造水源短缺，想以此来推动两个小组进行合作。在最初的犹豫之后，两组男孩开始了合作，几乎忘记了他们的敌意。

　　这个实验的某些版本被重复了很多次，基本的见解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有趣的是，有一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一开始被分隔开来，缺少了彼此交往的经历，即便如此，任意的标签也会对我们的忠诚产生重大的影响。只是给随机选择的一组参与者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就会让组内成员喜欢本组的名字多过其他组。成年人和11岁的孩子都是如此。

　　罗伯斯山洞实验的两个部分都很重要：一是制造分裂很容易，二是再度团结是可能的。正是因为制造分裂很容易，所以当今世界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皆是操纵仇外情绪的愤世嫉俗之人，这种现象足以让人感到极度恐惧。他们造成的伤害不是永久性的，但如果不小心地加以消除，就会给一个国家留下可怕伤痕。在卢旺达，比利时殖民者为了在统治期间拉拢盟友编造了一个神话。在基本上同宗同源的人口里，将图西人列为高等种族，胡图人列为低等种族。殖民时期结束不久，图西人全盘接受了他们传言中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胡图人的怨恨。这成为一个关键性推动因素，导致了1994年那场可怕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同时，偏好和真实内心不一定是一致的。因此，给别人贴上带有个人偏好的标签，如“种族主义者”，其他“某某主义者”，或者“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人”，这种行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人既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说出充满偏见的话语，通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痛苦或沮丧。那些先投票给奥巴马，后来又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可能连两位候选人各自的政治立场都分不清楚。但在他们投票给特朗普后，将他们视为种族主义者而摒弃他们，这既不公平，也没有帮助。

　　同质性

　　由于我们的偏好受到我们交往对象的强烈影响，因此社会分化的代价尤其高昂，因为这些分化之间几乎没有融合；人们倾向于选择和自己相像的人进行交往。在美国学校，黑人青少年大多与黑人交往，白人与白人交往。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同质性。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对于那些来自学校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别无选择，只能结交相对更多的他们群体之外的朋友。

　　这并不一定是强烈偏见的证明。最大群体里的学生不接触群体之外的人很容易解释。他们很容易遇到和自己相像的人。因此，只要对自己的群体有轻微的偏好，他们就没有理由接触群体之外的人。

　　轻微偏好的源头不一定是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负面看法；可能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和自己说一样的语言，打一样的手势，有一样的幽默感，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喜欢一样的音乐，或者对某件事合适与否有着无须言语的默契，那么我们当然更容易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阿比吉特是印度人，尽管过去70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直存有敌意，但他却很容易就和巴基斯坦人攀谈起来，对此他一直感到非常惊讶。他说，什么是有趣的，或者什么是私密的（提示：南亚人很爱管闲事），什么创造了亲密感，又是什么疏远了这份亲密感，这些都是我们所有南亚人的本能反应，是分裂无法摧毁的东西。

　　当我们遇到来自其他群体的人时，这种非常自然的行为模式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我们犹豫；我们小心翼翼，因为担心被误解而吝啬我们的人性温暖。抑或是我们慌慌张张地向前走，无意之中冒犯了别人。不管怎样，一些重要的东西丢失了，结果是我们不太可能与来自其他群体的人顺利沟通。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多数人会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结婚的原因。196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推翻了美国对跨种族婚姻的禁令。然而过了50多年的时间，只有大约1/6的美国新婚夫妇是跨种族婚姻。在印度，74%的家庭表示，他们认为应该在种姓内部进行婚配。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每个种姓的男性都在寻找与自己姐妹相当的女性（换句话说，就是熟悉的人），对女性来说也是如此。而要找到符合要求的人选，最佳地方自然是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之中。

　　回音室和全息图

　　这样的行为导致了偶然的，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隔离。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所有人选择泡在一起的朋友都是和自己相像的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完全分隔开来的孤岛，岛上全是彼此相似的人。这助长了明显怪异的偏好和/或极端政治观点的激进化。固执己见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我们不会接触到其他的观点。造成的后果就是，即使在一些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上，诸如疫苗是否会导致自闭症，或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出生地等，甚至在口味问题上，不同的观点也会持续存在。我们之前观察到，人们可能会理性地选择压抑自己的观点而加入一个群体。但是，理所当然的，不接触群体之外的任何观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们最终会形成多个意见对立的封闭群体，缺乏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沟通的能力。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奥巴马政府成员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称之为“回音室”。在那里，有同样想法的人只听彼此的话，逼迫自己陷入疯狂。

　　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基本上应该属于客观事实的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例如，41%的美国人认为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变暖，但同样数量的人要么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于自然周期（21%），要么认为地球根本没有变暖（20%）。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公众民意随着不同的政治路线而被深刻地分割开来：“民主党人远比共和党人更容易强调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气温上升（81%对58%），人类活动是根本原因（54%对24%）。”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人一定会更加支持科学。举例来说，科学界的共识是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害，但绝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害，并支持给转基因食品贴标签。

　　一直和同一群人交谈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往往在大部分问题上持同样的观点。折中政治立场在一个坚定的群体面前越来越站不住脚，即使这个群体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不再说同一种语言。两位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kzow）和杰西·夏皮罗（Jesse Shapiro），是研究媒体的顶尖学者。他们在文章中如此评论美国的众议员：“民主党人谈论‘遗产税’、‘无证工人’和‘富人的税收减免’，而共和党人则提到‘死亡税’、‘非法移民’和‘税收改革’。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对民主党人来说是‘全面的医疗改革’，对共和党人来说则是‘华盛顿接管了医疗保健’。”现在，只要听一听议员们的用词，就可能预测出他们隶属于哪个党派。毫不意外，党派偏见（定义为一个观察者从一句话就能推断出一个国会议员所属党派的难易程度）在最近几十年呈爆炸式增长。从1873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比例基本没有变化，从54%上升到55%。但1990年之后，其比例急剧增长；到了第110届国会（2007—2009），这一比例达到了83%。

　　正是由于观点和词汇的趋同，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以及英美两国的政治竞选才会因为获得脸书（Facebook）的数据而得到了巨大的帮助。例如，大部分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在广泛范围内的问题上都或多或少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词汇。因此，只需要一些零星的想法，就可以预测我们的政治观点，应该怎样对我们精准投放宣传，什么类型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当然，一旦真实的人物欣然接受了这种做法，可以准确预测出民众的喜好并以此来打造自己的形象，那么创造角色、虚构个人简介，然后将其注入在线对话，就变得容易多了。

　　这种孤立也为有经验的政治企业家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可以以完全不同的形象向完全不同的人群推销自己。2014年印度总理大选，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大选期间，他利用许多选民认为是真人的全尺寸三维全息图，成功地同时出现在许多集会上。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也成功地获得了不同群体的认同。对于与全球都有联系的雄心勃勃的年轻印度城市人来说，莫迪是政治现代化的化身（强调创新、风险资本、灵活的亲商态度等）；新晋的、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认为，莫迪最有可能坚持他们植根于印度教传统的民族主义观点；对于经济上受到威胁的高等种姓来说，他是抵御（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穆斯林和低等种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堡垒。如果这些群体的成员聚在一起，每个人都被要求描述“他们的”莫迪，他们的答案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其他人无法承认。但是，这三个群体运作的网络是完全独立的，不需要在内部达成一致。

　　全新的公共空间？

　　选民的尖锐分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政策分歧的层面。不同政治色彩的美国人开始积极地互相憎恨。1960年，大约5%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和党外人士结婚，他们会“感到不高兴”。到2010年，近50%的共和党人和超过30%的民主党人“对两党联姻的设想感到一定程度或者非常不满意”。在1960年，33%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党内的普通成员是聪明人。相比之下，只有27%的人认为对方政党的普通成员是聪明人。到了200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62%和14%！

　　如何解释这种两极分化？20世纪90年代初，党派偏见开始急剧恶化。自那以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互联网的扩张和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截至2019年1月，脸书在全球拥有22.7亿月度活跃用户，而推特拥有3.26亿月度活跃用户。2014年9月，超过58%的美国成年人和71%的美国网民使用脸书。（我们不在其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关于互联网的信息都是二手信息。）

　　最初，虚拟社交网络被宣传为新的公共场所，新的联系方式，因此应该减少同质性。原则上，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和远方的人因为共同兴趣联系起来，比如宝莱坞电影、巴赫康塔塔（Bach cantatas）或者养育孩子。这些人可能在其他方面与我们不同。相比只能靠身体亲近，网络上的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机会，对朋友的选择更加不拘一格。他们可能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就各种事情交换彼此的意见，而非利用明确的议题把大家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想法。事实上，在脸书上，20亿用户中有99.91%属于“大分支”，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在这个“大分支”中，任意两个人之间只有4.7“分离度”（你必须跨越的“节点”数量）。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几乎每一个出入于社交网络的人的观点。

　　然而，虚拟社交网络大多未能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整合其用户。一项针对220万涉及政治的推特用户（标准是在2012年选举期间关注至少一个与美国众议院候选人有关联的账号）的研究发现，在这些用户当中，大约有9000万网络链接。保守派用户的关注者当中有84%是其他的保守派，自由派用户的关注者中有69%是自由派。

　　脸书和推特的功能就像回音室。民主党人会传递民主党候选人制造的信息，共和党人也做着同样的事情。民主党候选人推文的首次转发有86%来自自由派选民。共和党的相应数字是惊人的98%。考虑到转发，自由主义者用户有92%的信息出自自由派来源，保守主义者用户则有93%的信息出自保守派来源。引人注目的是，这不仅适用于政治推文；对于这些参与政治的用户来说，推送给他们的非政治推文也同样被歪曲了。显然，即使是在推特上讨论飞蝇钓（一种用模仿飞蝇等有翅昆虫的诱饵钓鱼的方法），人们也更喜欢将其和某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联系起来。社交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社区充其量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公共空间。

　　但是社交媒体有什么特别之处，导致了这种两极分化？早在脸书出现之前，分裂人群、散布假新闻的政治策略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报纸一直以来都有着极高的党派偏向性，而印刷媒体早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就依赖政治抹黑得以生存，并一直持续到早期的美国共和国（音乐剧《汉密尔顿》里，恶毒的新闻报道迫使汉密尔顿承认他的桃色事件）。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的噪声机器”通过有线电视和谈话广播做到了极致完美，正如戴维·布罗克（David Brock）在他以此为标题的书中详尽记录的那样。

　　一个更加有力的能够证明旧媒体的破坏性的证据，来自卢旺达大屠杀。在种族灭绝之前和期间，RTLM（千丘自由广播电视电台）鼓吹对图西族人实施灭绝。他们将图西族人蔑称为“蟑螂”，为了将种族灭绝辩称为自卫，他们宣传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图西族民兵）可能犯下了暴行。有些村子因为山脉阻挡了无线电波没有收到RTLM广播。相比之下，收到RTLM宣传的村子里的杀戮远远多过这些没有收到宣传的村子。总的来说，RTLM的宣传估计要为10%的暴力事件，或者是5万图西族人的死亡负责。

　　根茨科和夏皮罗为2009年（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就像上辈子那么久远了，但互联网当时已经相当活跃）的线上和线下新闻各自计算了一个“隔离指数”。“隔离指数”是指，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分别接触到的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数量差异。他们的发现似乎表明，线上和线下的两极分化程度都差不多。保守主义者在网上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60.6%，相当于一个人从今日美国网站上获取的所有新闻。自由主义者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53.1%，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持平。因此，互联网的隔离指数（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为7.5个百分点，略高于广播新闻和有线电视新闻的隔离指数，但低于全国性报纸的隔离指数。而且，这一指数比面对面接触的隔离指数要低得多。在2009年，保守主义者的朋友大多是保守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的朋友则恰恰相反。互联网的隔离指数很低，是因为在根茨科和夏皮罗的数据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用户访问的大多是“中间派”网站，而那些最有可能访问极端主义网站（如Breitbart）的人也访问了许多其他网站，包括那些观点相左的网站。

　　尽管互联网用户当中的两极分化确实有所加剧，但生活中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所有人口统计所划分的群体中都加剧了。65岁或以上、上网可能性最低的人群中，两极分化的程度最为严重，而在年轻人群（18岁至39岁）中，两极分化程度最低。传统新闻媒体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对有线电视新闻内容的文本分析显示，自2004年以来，福克斯新闻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向右派倾斜，而微软全国公司广播节目则向左派倾斜。电视新闻的观众群体也在分化。直到2008年，福克斯新闻的观众群体中，共和党人的占比一直稳定在60%左右。从2008年到201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0%。多年以来，福克斯新闻变得越来越保守，吸引了更多的保守派选民，他们反过来又倒逼福克斯新闻变得更加保守。这种现象已经开始影响投票模式。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县，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福克斯新闻通常都是在很难接收到他们的信号的地方出现，因此人们不太可能选择去订购这个频道。在这些县，人们不太倾向于投票给保守党派。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呢？根茨科和夏皮罗认为，国会的转折点似乎是在1994年。那一年，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接管了共和党，并组织起草了“与美国的合同书”。这也是政治顾问开始在设计和测试信息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第一年。社会科学家对设计和测试创新，包括信息发送感兴趣，这让我们感到很不安。

　　互联网不起作用了

　　即使政治两极分化早于互联网的兴起，但是对虚拟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对我们政策偏好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首先，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未发生的其他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些创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由于很多明显或不明显的原因，对比那些上网和不上网的人，就像对比年轻人和老年人一样，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谣言往往是在互联网上制造和传播的。之后，这些谣言才会被福克斯新闻传播到老年人的耳朵里。也许年轻人不会因为这些谣言而动摇，可以摆正自己的心态，因为他们清楚互联网上充满了错误和夸大。而老年人，习惯于相信电视主持人——主持人低沉洪亮的声音念出的新闻稿才代表着权威。这也使老年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关注。第一，新闻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正在扼杀可靠的新闻和分析。制造假新闻当然成本低廉，并且在经济上获益颇丰。因为假新闻不受现实约束，很容易制造符合读者口味的阅读内容。但是如果你不想编造，你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复制粘贴。一项研究发现，在法国，新闻网站和媒体传播内容中有55%几乎完全是剪切和粘贴的，但是其中只有不到5%的新闻注明了来源。如果一组记者制作的一篇新闻被立即剪切并粘贴到许多其他网站上，最初的消息来源如何从自己的付出中获得回报？这也就难怪过去几年里，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人数直线下降，从2007年的近5.7万下降到2015年的近3.3万。不仅新闻工作者的总人数正在减少，平均每家报纸旗下的新闻工作者人数也在减少。维持新闻业作为“公共空间”（以及正确信息）所在的经济模式正在崩溃。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事实，人们更容易陷于谎言和废话之中。

　　第二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是，互联网允许无休止的重复。回音室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只能接触到自己喜欢的想法，还在于我们会在一天之内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接触到它们。虚假用户在脸书打造“爆款”故事，真实用户为其付费点赞，这两者相结合，强化了一些信息天然的不断重复的倾向，进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无休止的重复让人们陷入疯狂（就像政治示威使用重复的圣歌一样），让人们更难停下来审视故事的真伪。

　　即使真相最终被揭露出来，谎言的多次重复也会使一个分裂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并强化极端主义的观点。我们只记得无休止地谈论墨西哥人（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被信任的人）而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代移民，不论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成为罪犯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低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当然，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用“另类事实”来填充市场。2016年总统大选前流传的115条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被浏览了3000万次（支持希拉里的假新闻也存在，但它们的浏览次数只有800万次）。

　　第三个原因是，互联网交流中鼓励直截了当和缩写晦涩的语言（推特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了公民语言规范被侵蚀。结果，推特变成了一个试验最新恶意宣传的实验室。政治企业家们乐于在推特上传播最疯狂的言论，然后静观其在网络上发酵，观察自己是否玩得太过火。如果至少在目标群体中（例如，通过是否转发或点赞来判断）看上去有效果，他们就会把这条言论纳入未来可能的政治竞选方案。

　　第四，现在还出现了自动定制。2001年，桑斯坦在撰写关于回音室的文章时，担心用户有机会选择自己收看什么新闻。渐渐地，没有必要去选择了。复杂的算法使用机器学习预测技术，试图根据我们的身份、以前的搜索记录等，来找出我们可能的喜好。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按照人们的喜好提供相应的产品，这样他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脸书曾经因为使用算法向用户推送新闻而面临巨大压力。2018年，脸书承诺调整文章推送的优先级，将朋友和家人的帖子置于媒体内容之前。但你不需要登录脸书也能看到这类情况的发生。2018年7月2日，在埃斯特的谷歌主页上你能看到，《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贸易逆差是中国的问题》；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最新专栏文章；《纽约时报》上一篇关于千禧一代社会主义者的文章；一篇关于世界杯的文章；《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关于哈佛新任校长劳伦斯·贝科的文章；一篇关于西蒙娜·威尔的葬礼的文章；《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一篇关于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对最高法院最新法官人选看法的文章；以及不可避免的关于Pixel手表的文章。只有两条新闻她显然不感兴趣：一条关于法国的一个囚犯坐直升机越狱的新闻（读了之后会发现其实非常有趣）；一条是福布斯新闻的报道，是关于比西·菲利普斯因为要给她和自己的孩子各自不同的航班改期，和达美航空公司打官司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她当天所接触到的全部右翼媒体。这种定制无处不在。甚至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专业称呼是NPR One）也称自己为“公共广播的潘多拉”，其应用程序会根据你过去听音乐的记录向你提供你喜欢的音乐。在NPR的自由思想回音室里，算法会为用户精准推荐他可能想要听到的内容。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用户主动选择想要阅读的内容时，他们至少还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可能更喜欢阅读熟悉来源提供的文章，但也会足够富有经验地承认这些来源反映了自己的偏见。韩国一项巧妙的实验证明，这种精明老练是非常真实的。从2016年2月到11月，两名韩国青年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让用户可以访问新闻媒体发布的有关时事的策划文章，并定期询问他们对这些文章和这些问题本身的看法。起初，所有用户都随机收到一篇可能是关于任何问题的文章。几轮过后，一部分随机挑选的用户有机会选择新闻来源以接收这些来源的文章，而另一部分用户则继续接收随机选择的文章。实验产生了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用户确实对他们读到的内容做出了反应；他们按照推送来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更新了观点。第二，正如预期的那样，那些有选择权的人选择的文章通常与他们的党派偏好一致。第三，尽管如此，在实验结束时，那些选择文章的人比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改变了更多的偏好，而且他们通常向中立性的偏好转变。这与回音室效应截然相反。总的来说，能够选择有倾向性的内容可以让用户少一些党派之争。原因是他们准确地理解了他们选择的信息来源的偏见程度，并在接收信息的同时部分地消除了这种偏见；然而，随机分配文章的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偏见，因此仍然对内容持怀疑态度，他们的观点也没有改变多少。

　　如果能够在美国复制这个实验，那将会非常有趣。其效果也取决于读者的政治参与度。目前还不完全清楚，美国的许多互联网读者是否有意识地努力纠正他们所读内容中的偏见。但这项研究提出了无缝定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的无缝。纠正倾向性要求理解来源的倾向性是什么。当我们总是阅读出自同一来源的新闻时，我们对这个来源很熟悉。但是，算法为我们提供的文章来自整个互联网，其中有些出自熟知的来源，有些出自不熟悉的边边角角，有些可能根本就是假的来源。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知道如何解读这些信号。而且，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出选择，我们甚至可能不记得去纠正。

　　一起赛跑

　　随着我们失去相互倾听的能力，民主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更接近于对各个不同群体的人口统计。因为每个群体投票更多的是基于对群体的忠诚，而不是明智地权衡轻重缓急。即便推选的候选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儿童猥亵犯甚至更糟，只要几个群体组成联盟，有了最多的人头数，就能够赢得选举。而且只要支持者担心另一方可能夺走领导权的程度足够高，候选人在赢得选举后就不需要为自己的支持者提振经济或增加福利。知道了这一点，他或她就会尽其所能地激起这些恐惧。在最坏的情况下，赢得选举的政治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权力，然后控制媒体，关闭任何非主流声音发声的渠道，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人能够和他争夺权位。欧尔班总理（Orban）已经在匈牙利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其他许多人也不甘落后。

　　再者，各国的暴力循环的范围正在扩大，在美国是针对黑人、妇女和犹太人；在印度是针对穆斯林和低等种姓；在欧洲是针对移民。当下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族群撕裂对立的社会氛围。受其影响，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平民，都毫不掩饰地污辱责骂对立族群。不可否认，这可能也是导致暴力循环范围扩大的原因之一。印度和巴西的杀人暴徒，以及最近美国或新西兰的枪手和土制炸弹制造者，似乎都是因为同样的谎言不断重复，最终被偏执思想的旋涡所吞噬。族群撕裂和对立还没有发展成内战或种族灭绝，但过往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对他人的反应与我们的自信密切相关。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基础上的社会政策，才能有助于普通公民更能接受对人宽容的思想。

　　在群体层面进行干预是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种族主义、反移民的观点以及政党路线之间缺乏沟通，都源于最初缺乏接触。1954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戈登·奥尔波特提出了一个理论，他称之为接触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人际接触是减少偏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通过花时间和别人在一起，我们学会了理解和欣赏他们，作为这种全新的欣赏和理解的结果，偏见减少了。

　　众多研究者围绕接触假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近的一项评审认定了27个检验奥尔波特假说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接触减少了偏见，尽管评审提醒要注意接触性质的重要性。

　　如果实验的结果是正确的，那么中小学和大学显然是关键所在。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着相比过去更高的可塑性，而学校和大学就把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聚集到了同一个地方。在美国一所大型大学，宿舍是随机分配的。而一项研究则发现，白人学生如果凑巧和非裔美国人分到同一个宿舍成为室友，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平权法案；和其他任意的少数族裔分配到同一宿舍的白人学生，经过大学第一年之后，在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和其他族裔的成员进行社交互动的意愿会更高。

　　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可以更早开始。德里的一项政策变化展示了把不同背景的小孩子聚集在一起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从2007年开始，德里的精英私立学校被要求为贫困学生提供入学名额。为了研究这一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他们随机挑选出孩子，让这些孩子负责选择接力比赛的队友。在这些孩子之中，有些人上的学校已经接收了穷人家庭的孩子入学，有些人上的学校还没有。然后，在学校内部，一些孩子和穷人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学习小组（根据名字里第一个字母来分组），而另一些则没有。为了帮助他们决定在比赛中与谁搭档，他们都有机会观察其他人进行测试赛。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无论挑选谁来当队友，都必须同意和被挑选的孩子相约一起玩耍。研究发现，来自富裕家庭、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过贫困学生的孩子，会避免挑选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以免与他们相处，即使他们跑得更快。但是，由于这项新政策，那些在学校里和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过一定接触的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选择跑得最快的孩子，即使这个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因为相约一起玩耍看上去不再那么可怕。那些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同在一个研究小组的孩子，甚至更有可能邀请贫困孩子和他们一起跑步和玩耍。熟悉发挥了它的魔力。

　　争取公平录取的学生与哈佛大学

　　这一证据的一个含义是，教育机构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其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会持续地影响偏好。美国的平权行动最初的设想，一部分是作为对历史不公的补偿，一部分是将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竞争环境拉回到平等的水平，因为白人拥有几代人的高等教育优势。但实际上平权行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关于接触对宽容影响的27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这种融合是我们让社会变得更宽容、更包容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问题是，平权行动本身现在就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想法。

　　2018年春天，纽约市在重新设计精英公立学校的招生系统时遇到了困难。这些精英学校当下的招生系统是基于一项考试，而录取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非常少。与此同时，亚裔美国人以歧视为由起诉哈佛大学以实现多元化为由，人为地限制亚裔美国学生的录取人数。此外，特朗普政府一直敦促学校停止在做出录取决定时将种族因素列入考量范围。到目前为止，美国最高法院顶住了各方的压力禁止任何种族歧视，但不清楚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在印度，争论则主要围绕历史上受歧视的种姓在教育机构和政府工作中的实际配额展开。高等种姓对这种配额制度强烈不满，尤其是初看时感到它保留的名额因为分配比例失当，使得低等种姓获得了更多的特权。而在高等种姓看来，低等种姓不那么需要这些名额。（低等种姓被诗意地称为“奶油层”。）为此，高等种姓频繁地发起抗议活动和法律诉讼，挑战配额制相关法律的有效性。印度法院系统一直对这种抱怨抱以同情，并将获得配额的资格同收入条件挂钩：你必须足够贫穷才能获得资格。与此同时，其他社会团体一直在游说，希望政府将它们纳入配额。这将最终产生稀释配额的效应。结果，围绕是否保留这一制度的争斗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一直不断地上演，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价值”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争论的核心是，考试分数提供了一种客观标准衡量价值，也是一种衡量候选人是否适合这份工作或大学入学资格的标准。因此，平权行动是对“有价值的”候选人的歧视，正如他们在印度的称呼一样。考虑到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的全部内容，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命题。自我歧视会破坏自信和测试表现。就因为你刚好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小到大被学校老师和工作主管轻视、俯视、无视、鄙视的经历让你更加难以达到目标。再者，我们都知道，家里堆满了书籍，餐桌上的话题经常围绕着数学或哲学的要点问题，不管你是否一直喜欢，当你写大学论文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就成为一个明显的优势。一个低等种姓候选人，高中毕业考试的表现和阿比吉特一样优秀，必须经历更多的磨难才能获得那个政府的工作职位或大学入学资格。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候选人可能拥有更高的天赋。

　　两位一流实证经济学家，戴维·卡德和彼得·阿西迪亚科诺（Peter Arcidiacono），在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对哈佛大学一案中，被诉讼双方聘请作为各自一方的证人。他们之间争论的本质，是价值观念的模糊不清。站在原告一方，阿西迪亚科诺认为，亚裔肯定受到了歧视，因为被录取的亚裔在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上的表现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加优秀。换句话说，同样的考试分数，亚裔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低于白人学生（或非裔美国人）。

　　站在哈佛大学一方，卡德对阿西迪亚科诺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异议，强调保持学生父母背景和专业选择多元化的目标是合理合法的。但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卡德和阿西迪亚科诺对“人格评分”的解释。人格评分旨在表现申请人的领导品质和正直品格。亚裔学生人格评分较低，但在学业和课外活动方面的评分较高。一旦将评分加总，我们会发现，亚裔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并不比白人学生低。

　　对于卡德来说，这证明哈佛大学没有歧视。阿西迪亚科诺则主张，这种人格评分正是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的方式。在这场辩论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与历史相似之处没有被忽视。20世纪20年代，时任哈佛大学校长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试图引入配额制度，以限制犹太人入学。这一招失败了，但他建立了“整体”录取制度，重视个人品质而不是分数，以此来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争取公平入学的学生想要证明，这种情况正在再次发生。

　　这场辩论说明了对价值观念本质上的背叛，以及构成品质的主张是什么样的。一方面，“个人品质”可能反映的是（也许是无意中）属于哪个有着秘密握手仪式的俱乐部，而普通的公立学校则未曾教授这些。人格评分可能确实是一种不那么值得称道的方式，可以将某一类学生拒之门外，并确保精英地位在两代人之间顺利延续。另一方面，在申请人当中，非洲裔美国人的人格评分系统性地高过白人或亚裔，这一点很可能反映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为哈佛大学招生要求优秀的学业成绩，那么只能这样认为，一个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可能拥有非比寻常的个人能力，尤其是因为这个孩子可能不得不在更糟糕的学校或者更有挑战性的家庭环境下挣扎求存。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作为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旗舰院校，哈佛大学显然需要找到地方安置来自各个社会群体的学生。而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相较于该群体在总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拥有过多的代表，那么既不可能是民主制度的期望，也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但我们需要就平权行动的设计展开更透明的社会对话。当下，平权政策的落实是规避种族概念，而不是直接面对，这可能远远谈不上完美。哈佛大学的挑战既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能是值得的，它让社会直面自身的矛盾。

　　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接触进而影响偏好，从这一狭隘目标的角度来看，对平权政策日益增长的怨恨构成了一个问题。奥尔波特最初的假设是，接触会减少偏见，但前提是满足某些条件。他特别强调，当接触发生的环境中，群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有共同的目标，彼此开展合作，还有政府、法律或习俗的支持时，偏见才会减少。极具争议的融合不太可能产生这些条件。举例来说，如果高中生感觉他们正在为大学的入学名额彼此竞争，而更糟糕的是，如果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竞争所针对的对象，那么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憎恨其他群体。

　　板球课

　　这是一项非常现实的忧虑，并且被最近的一项巧妙的研究所证实。在印度的北方邦，一名研究人员组织了一个为期8个月、有800名球员参加的板球联赛。这些参赛的球员是从1261名球员中随机挑选出来的，全部都是年轻男性。在联赛中，大约1/3的球员被分配到全由同类种姓球员组成的球队；其余的球员则分配到不同种姓球员混编的球队。和其他研究一样，这项研究发现了合作接触的许多积极影响。和单一种姓队伍中的球员相比，在种姓混编队伍中打球的年轻人在实验结束后，和其他种姓的人成为朋友的可能性更高，而且交朋友的对象不会局限于自己球队的队友。当他们有机会自己选择球队时，为了应对未来的比赛，他们会选择更好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选择是基于才能，而不是种姓。

　　但是他们的比赛对手也很重要。一些球队会被随机分配与其他种姓球队打比赛。与只与自己的种姓对抗的人相比，这些球员与其他种姓的人交朋友的可能性较小，甚至比那些从未与任何人比赛的球员还要小。竞争削弱了接触的效果。

　　这些不太乐观的结果直指一个重要的观点，接触可能不足以产生宽容；可能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无论是1998年还是2018年，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胜利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正是如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巴黎郊区以破旧的住房项目和焚烧汽车的骚乱而臭名昭著，但法国队的一些冠军球员正是在那里成长并学会了足球技巧。这一事实确实创造了友谊和共同目标。在法国队夺冠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93区（这是巴黎北部一个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并不都是逃学、犯下轻微罪行的懒惰流浪汉。在法国队赢得胜利的“黑白混种部队”（意为黑人、白人、北非阿拉伯裔）的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孩子凭着自律在努力奋斗。

　　为和平分区

　　由于通过大学进行融合有明显的限制，混合社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选择。问题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omas Schelling）所证明的那样，混合型社区有不稳定的倾向。假设房主们乐于住在混合社区，但不愿住在主要由其他群体主导的社区。那么，他们必然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碰巧搬走，然后被其他群体的人代替。周围的环境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而且现在他们都开始担心，如果有更多的人搬走，比如说因为这些搬走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或者不那么宽容，最后他们也会被迫离开。一直纠结其他人搬走是否会发生以及何时发生，这种紧张感最后会变得无法忍受，因此任何有能力逃走的人最终都离开了。这就是谢林所说的临界点。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不断加剧。戴维·卡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看起来确实存在一个临界点。如果社区里黑人的比例低于一定数值，那么这个社区仍然会保持稳定；如果这个比例高于这个数值，在随后的几年里就会有大量的白人人口外流。例如，芝加哥的临界点特别低。如果一个社区的黑人人口比例在1970年不超过5%，之后就会保持这个水平。但如果超过这个比例，白人的比例很快就会直线下降。卡德和他的同事发现，美国城市的平均临界点在12%到15%之间。

　　临界点的逻辑暗指隔离政策，阻止的方法，是为低收入居民建造公共住房，并将这些住房分散到整个城市。这样就没有“纯洁”的社区存在了。我们曾在巴黎的一个高档社区住过一年，隔壁的一栋楼是一个住宅区。孩子们都在同一个社区学校上学，在同一个公园玩耍。在那个年龄，他们显然生活在同一个宇宙。也许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样大胆，因为新加坡利用严格的配额制度确保了每个住宅区都有一定程度的种族混合。但似乎在每个街区保留一定比例的公共住房是可能的。

　　实施这一政策的挑战主要在政治层面。如果有政治意愿，想象一下如何做好似乎很容易：把公共住房分散到各处，给每个人一个抽签号码。每次推出新的可用住房时都进行一次公共抽签，简化手续，让核查中签者是否得到住房变得容易。困难之处在于，高档社区的公共住房很容易被当地政客用作利益交换获取支持，但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就有可能克服这种诱惑。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当大多数穷人仍然生活在低收入社区时，共享学校是另一种融合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儿童需要被转移。过去在波士顿，为了促进学校的多元化，用校车接送大量的孩子。然而，这种做法不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小孩子不喜欢被校车接送。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允许指定的低收入社区的儿童在社区外上学。美国的教育机会委员会（METCO）项目，曾组织校车接送少数族裔孩子到多数族裔学校上学。结果显示，该项目对少数族裔孩子有益的同时，也没有损害多数族裔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后者，过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白人聚居区，现在终于接触到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群体。正如我们所见，这对于他们的世界观和偏好有着长期性的影响。

　　重新摆放躺椅？

　　在面对仿佛一场海啸的偏见大潮时，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加起来，看起来也显得微不足道。但这样可能会漏掉本章的重点，即这种偏好不仅是模糊的不安意识这种社会疾病的起因，同样也是这种疾病表现出来的一部分，甚至更多症状。我们感觉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出了错，我们在经济上正经历煎熬，以及我们不再被尊重和重视，所有这些引发了我们的防御性反应，表现出来后就是世人熟知的偏见。

　　这有四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有些人会表达种族主义情绪，会和种族主义者亲近，或者为他们（“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人”）投票。他们会有这种情绪，是因为怀疑这个世界不再尊重他们。对这样的人表示蔑视，只会加重这些情绪。第二，偏见不是一种绝对的偏好；甚至所谓的种族主义选民也会关心其他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印度北部曾经历过一个主要以种姓为基础的两极分化时期。然而到了2005年，这种分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曾经支持明确以种姓为基础的政党（相对于不那么明显的以种姓为基础的印度人民党——莫迪总理的政党）的低等种姓民众，已经开始质疑，是否从支持的政党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其中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玛雅瓦蒂（Mayawati）决定重塑形象，将自己打造成所有的穷人，包括贫穷的高等种姓的领袖。在此基础上，她赢得了2007年北方邦的选举。她追求的是广泛的包容，而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

　　不久以前在美国，一度令人痛恨的《平价医疗法案》那不同寻常的历史走向，极大地触动了我们。巴拉克·奥巴马，一个备受鄙视的肯尼亚黑人，他提出的这项标志性政策新方案，被许多共和党的州长抵制。作为《平价医疗法案》下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一个关键机制，许多共和党州长甚至拒绝为扩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提供联邦补贴。然而，到2018年中期选举时，在深红色的犹他、内布拉斯加和爱达荷这三个州，已经开始就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最终，这三个州都通过了这项提案。堪萨斯和威斯康星也选出了新的民主党州长，他们发誓要扩大医疗补助计划，这是他们的共和党前任没有做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突然之间成了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投票给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他们的观点通常还是非常保守。但在医改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似乎已经决定无视共和党建制派的警告，按照自己理解，选择对他们有利的行动。经济学以“特朗普”的方式战胜了特朗普（Economics trumped Trump.）。

　　这和我们提出的第三点息息相关。选民重视种族、民族或宗教，甚至是种族主义观点的表达，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这些观点抱有非常强烈的感情。选民们确实意识到，政治领导人在适宜的时候会选择打民族或种族牌。他们仍然投票给这些政客，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体制深恶痛绝，他们相信所有的政客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妨投票给看上去或听上去和他们相似的人。换句话说，种族或偏执的投票往往只是漠不关心的表现。但这意味着，要改变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强调选举的利害关系就可以。印度北方邦，其政治活动是以种姓为基础，并以此闻名。2007年，阿比吉特和他的同事想了一些办法，就是综合运用歌曲、木偶戏和一些街道戏剧等手段，向北方邦的选民传播简单的信息，“为发展问题投票，不要为种姓投票”。在他们的努力下，10%的选民在选举投票时没有选择自己的种姓政党。

　　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与偏见做斗争，最有效方法可能不是直接干预人们的观点，尽管这样做可能看起来是很自然的选择。相反，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要让公民相信，值得花上一点时间参与其他的政策问题。那些政治领袖们承诺了很多，甚至做足了姿态，但实际上能给出的，可能不会比这些姿态更多。因为，任何事情，要多做一点都是不容易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建政策公开对话的信誉，证明它不只是一种用华丽辞藻辩白的无所作为的方式。当然，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缓解很多民众的愤怒感和被剥夺感，同时承认这样做既不容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

　　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解释过的，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开始的旅程。我们从最了解和最理解的问题开始：移民和贸易。即便如此，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也倾向于给出绝对的答案（“移民很好”，“自由贸易更好”），而没有详细的解释和必要的警告，极大地削弱了答案的可信度。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的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学家当中，也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这些问题包括，增长的未来、不平等的原因、气候变化的挑战。

　　我们将尝试利用同样操作，去除这些主题的神秘面纱。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比我们迄今为止已提出的观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不得不说的内容有时会基于更加抽象的讨论，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论点的证据也不那么充分。尽管如此，这些问题对我们关于未来（和现在）的看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我们不直面这些问题，就无法谈论如何制定更好的经济政策。

　　在所有这一切中，偏好的作用至关重要。显然，谈论增长、不平等和环境时，不可能不考虑需求和欲望，也不可能不考虑偏好。我们已经看到，“想要”不一定是“需要”——人们似乎根据自己的社保号码而不是饮酒的愉悦感来衡量酒的价值，而“需要”不一定是“想要”——电视是需求还是欲望？这些当然是接下来几章的核心关注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提出的论点，以及我们表达的对世界的看法，有时是含蓄的，有时是明晰的。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