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贸易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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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贸易之痛
2018年3月上旬，在头戴安全帽的钢铁工人环绕下，特朗普总统签署命令，对钢铁和铝征收新关税。不久之后，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IGM布斯咨询小组按照自己的专家名录，找到了所有来自顶级经济学系的高级经济学教授，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IGM布斯咨询小组向这些教授提了一个问题：“美国对钢铁和铝征收新的关税能否提升美国人的福利？”65%的人“强烈”表示不赞同。剩下的全都只是表示“不赞同”。没有一个人表示赞同，甚至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不确定。IGM布斯咨询小组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针对空调、汽车和饼干等产品新增或提高进口关税（以鼓励生产商在美国本土制造）是否是个好主意？”所有人再次意见一致，认为这并非好主意。自由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喜欢贸易，但是乔治·布什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经常批评克鲁格曼观点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同样也喜欢贸易。
相比之下，美国公众对贸易的态度充其量也就是喜忧参半，而且负面态度在多数时间里都占多数——并且不是近期才这样。对于钢铁和铝的关税，公众的看法则出现了分歧。2018年秋天，我们进行过一项调查，向一组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提出了与IGM布斯咨询小组完全相同的问题。只有37%的人表示不赞同或是强烈反对特朗普的关税，33%的人表示赞同。然而，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更普遍的观点，都是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过于开放。54%的受访者认为提高关税以鼓励生产商在美国生产是个好主意，只有25%的人对此不认同。
经济学家大多谈论贸易的收益。自由贸易是有益的，这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英国议员兼股票经纪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两个世纪前就解释过，由于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贸易发生，所有国家的总收入理应增长，也就是贸易赢家获得的收益必然超过输家蒙受的损失。过去的两百年给了我们完善这一理论的机会，但很少有经济学家不被其基本逻辑所左右。事实上，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忘记，进行自由贸易的理由绝不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公众肯定不是心悦诚服。他们并非看不到贸易的收益，但他们同样看到了贸易带来的痛苦。他们确实看到了能够低价购买国外商品的各种好处，但他们也会担心，至少对那些直接受到低价进口商品冲击的人来说，收益会被代价抵消。根据我们的调查，4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对低技能工人造成了伤害（21%的人认为他们从中受益），只有30%的人认为价格下降使所有人都获益（27%的人认为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
那么，究竟是公众单纯无知呢，还是他们凭直觉感知到了经济学家遗漏的什么事情？
斯坦尼斯拉斯·乌拉姆的挑战
斯坦尼斯拉斯·乌拉姆（Stanislas Ulam）是一位波兰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现代热核武器的共同发明人之一。他对经济学的评价很低，也许是因为他低估了经济学家毁灭世界的能力——以经济学家自己的方式。乌拉姆向我们的已故同行、20世纪经济学的伟人之一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发起挑战，要他“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提出一个既真实又重要的命题”。萨缪尔森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这是贸易理论的中心思想。“逻辑上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需要在数学家面前进行论证；它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得到了成千上万重要且聪明的人的证实，尽管他们自己从来没能领会过这条教义，而且当有人向他们做出说明之后也没法相信它。”
比较优势是指，国家应该做自己相对而言最为擅长的事情。将它和绝对优势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绝对优势的概念很简单。苏格兰不产葡萄，法国也没有适合酿造苏格兰威士忌的泥炭土壤。因此合理的做法就是，法国应该向苏格兰出口葡萄酒，苏格兰则向法国出口威士忌。但是，当一个国家，比如当今的中国，看上去似乎在不少生产领域都远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强时，人们就会开始感到困惑。
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即使中国（或者他那个时代的葡萄牙）在所有领域都拥有更强的生产力，也不可能销售一切产品。因为到时买方国家卖不出产品，也就不会有钱从卖方国家购买产品。这就暗示了如果有自由贸易，19世纪的英格兰的工业不会全都出现萎缩。很明显，如果英国有什么工业会因为国际贸易而萎缩，那一定是英国生产能力最低下的行业。
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上，李嘉图得出一个结论：即使葡萄牙在葡萄酒和布匹两种产品上的生产能力都强于英格兰，一旦两国之间开放贸易，它们最终还是会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其他部门相比生产力相对更高的领域：葡萄牙的葡萄酒，英格兰的布匹）。两个国家都生产各自比较擅长的产品，然后购买别的产品（而不是浪费资源生产不适合的产品），这必然会增加GNP（国民生产总值），即每个国家人民可消费的商品价值总和。
李嘉图强调必须把所有市场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否则就无法思考贸易的可能性和优势。中国可以在任何单一市场获胜，但不可能在所有市场都获胜。
当然，GNP的增长（英格兰和葡萄牙都获得了增长）并不意味着贸易当中没有失败者。事实上，保罗·萨缪尔森最著名的一篇论文准确地告诉了我们谁是失败者。李嘉图的整个论述假设生产只需要劳动力，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经济变得更繁荣时，每个人都会获益。一旦有了资本和劳动力，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1941年，年仅25岁的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的观点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如何看待国际贸易的基础。其中的逻辑，一旦理解后，你就会发现相当简单。优秀的见解通常都是如此。
有些商品需要相对较多的劳动力来生产，需要的资本相对较少，可以对比手工地毯和机器人制造的汽车。如果两个国家可以获得相同的技术同时生产这两种商品，那么显而易见，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我们会产生如下的预期：一个劳动力富裕的国家专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脱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没有贸易（或贸易受到更多限制）时相比，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长，工资也会随之提高。反过来，当一个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和一个劳动力更充裕的伙伴进行贸易时，我们应该预期资本价格会上升（而工资会下降）。
由于劳动力充足的国家往往是贫穷国家，而且劳动者通常比雇主更加贫穷，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应该会为更穷的国家里的穷人带来益处，不平等的程度也会下降。富裕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按照这个推理，开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工资收益（并使中国工人受益）。
但正如萨缪尔森在之后的一篇论文中证明的那样，自由贸易提升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价值供所有人分配。假设社会向自由贸易的赢家收税并将这笔钱分配给输家，那么即便是美国工人，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可问题就在于，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它的推进是个国际的政治过程。
美即是真理，真理即是美 注释标题 John Keats, ‘Ode on a Grecian Urn,’ 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 Keats, 3rd ed.(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77).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mrem，以萨缪尔森和他的合著者施托尔珀的名字命名，如今在经济学中广为人知）是美丽的，至少与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结果一样美丽。但这条定理是真实的吗？该理论有两个明确而令人鼓舞的含义，一个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含义。开放贸易应该提升所有国家的GNP，贫穷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应该下降，而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可能上升（至少在政府进行任何再分配之前如此）。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现实世界的证据往往无法支撑这一理论。
中国和印度经常会被挑选出来作为贸易推动GNP增长的典型。中国于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脱离于世界市场之外。4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印度的变化没有那么翻天覆地，但或许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在1991年以前大约4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控制着他们所谓的“经济制高点”。进口需要的许可证最多也就是勉强发放，且进口商需要按照进口商品的价格支付4倍的进口税。
基本上不可能进口的商品包括汽车。到印度的外国游客都会在游记里提到“可爱的”大使，一款在1956年版的莫里斯·牛津牌汽车（英国生产的一款没什么特点的轿车）基础上几乎未做任何升级的仿制汽车。这样一款汽车，在当时仍然是印度公路上最受欢迎的车型。车上的安全带和防撞缓冲区完全不知去向。阿比吉特至今都还记得，一次乘坐1936年产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的经历（肯定是在1975年左右），以及坐在一辆拥有真正强大引擎的汽车里带来的那种兴奋感。
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最终引发第一次海湾战争，导致1991年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被切断，进而造成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这对印度的石油进口造成了巨大打击。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大批印度移民离开中东地区，也因此停止向家乡的亲人汇款。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印度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印度被迫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这是IMF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当时的印度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同IMF合作的大国，在经济上继续秉持着流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反对市场经济。而曾经坚持同样意识形态的地方，中国、苏联、东欧、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及地区，已经开始认真采取步骤，让市场来决定谁应该生产什么。
IMF提出的协议将改变这一切。印度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但前提是必须开放贸易。印度政府别无选择。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被废除，进口关税从平均将近90%飞快地降低至35%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经济部门的许多重要人物早就渴望能有机会这样做，他们绝对不想坐失良机。
不出意外，许多人预测这样做将导致灾难。印度的工业一直在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发展，效率太低，以至于无法与世界其他强国竞争。印度消费者极度渴望进口商品，各种限制取消之后会疯狂消费，导致经济破产。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1991年经历急剧下降之后，印度的GDP增长在1992年恢复到了1985—1990年的水平，每年的增长幅度约5.9%。经济没有崩溃，也没有高速起飞。总的来说，在1992—2004年期间，GDP增速缓慢上升到6%，然后在2005年中期跃升至7.5%，并自那以后一直保持着差不多同样的增长速度。
那么，印度应该被看作证明贸易理论智慧的光辉典范，还是更接近于反面的典型？一方面，这种增长平稳地度过了转型期，与贸易乐观主义者的预测相呼应。另一方面，印度的增长在1991年之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开始加快速度，又似乎让人失望。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注释标题 Tractatus 7, in Ludwig von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1921.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edition by Chiron Academic Press in 2017,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这场特别的辩论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世界上只有一个印度和它唯一的一段历史。假如1991年没有发生危机，贸易壁垒也没有被去除，人们又如何能够断言印度在1991年以前的增长不会持续呢？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贸易就已经开始逐渐自由化；1991年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当然加速的幅度很大）。大爆炸是必要的吗？除非我们能让历史倒流，让它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然而，毫不意外的是，经济学家们发现很难不去思考这类问题。这个问题与印度本身关系不大。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印度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发生了巨大转变，与之相关的是印度当时从（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约为4%，现在则接近8%。这种变化是罕见的，而尤其罕见的是，这种变化似乎一直在持续。
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程度急剧加深。20世纪60年代初的韩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越南，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甚至可能更加剧烈。很明显，这些经济体在开放经济之前所采取的那种国家控制在降低不平等方面非常有效，但其高昂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放弃全方位的政府管控，出现更多不同的意见，从而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这才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印度仍然坚持保留部分关税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是明显的贸易壁垒，但和以前的完全不同。取消这些措施有多重要？会进一步加速增长吗？不平等的问题会怎样？特朗普的关税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彻底脱轨吗？新关税真的能够帮助那些特朗普声称要保护的人吗？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基本的想法很简单：一些国家（如印度）在1991年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但另一些多少与之相似的国家却没有。在紧接着1991年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哪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不论是绝对速度还是对比1991年以前的相对速度？是那些选择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还是那些一开始就秉持开放的国家，抑或是那些一直坚持封闭的国家？
在研究自由贸易的领域里，存在着大量浩繁冗长的著作和文献。考虑到自由贸易对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以及在商业出版领域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一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囊括了所有的方面，从正面评估贸易对GDP的影响，到怀疑的立场。尽管如此，必须要指出的是，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支持强烈负面影响的证据。
针对贸易的怀疑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是反向因果关系。印度实现了贸易自由化，而另一个相似的国家没有。这一事实可能反映出印度已经为转型做好准备，即使没有改变贸易政策，其经济增长也会比挑选作为对比的国家更快。换句话说，会不会是经济增长（或增长潜力）导致了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贸易自由化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是省略了因果因素。印度的经济开放是一系列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变革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变革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放弃了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停止试图告诉企业所有者应该生产什么和在哪里生产。还有一个更模糊但或许同样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官僚机构和政治体系对商业部门的态度：承认商业利益是诚实经营者的合法追求，甚至可以称之为“酷”。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区分开来。
第三，很难用精确的数据来衡量是什么构成了贸易自由化。当征收350%的关税时，根本就不会有进口，所以削减一些关税可能不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如何区分相关的政策变化和无关的故作姿态？此外，如此高的税率会导致纳税人采取反抗措施，他们会找到创造性的办法来避税。于是，政府就经常会制定一些晦涩难懂的规则来诱捕违反者。随着国家的经济开放，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不同国家的变化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鉴于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形式的改革，我们如何确定哪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更高？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跨国比较经济问题特别令人担忧。在研究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同的研究人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每一个问题所做出的选择都不同：如何衡量贸易政策的改变？众多造成因果关系混乱的可能的来源中，研究者愿意容忍哪一个？
鉴于这个原因，比较不同国家得出的结果也就很难让人信服。有无数种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选哪一种取决于你愿意接受哪种大胆的假设。
同样的限制也阻碍了检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其他预测。当更加贫穷的国家开放贸易后，不平等程度会降低吗？关于这一问题的跨国研究相对较少，反映出了一种我们将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的模式。贸易经济学家倾向于不去考虑蛋糕应该如何分配，尽管（或许就是因为？）萨缪尔森的早期警告称，至少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
当然也有例外，但这些例外并不能带来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名工作人员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同其他多数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往往更加富有，也更加平等。他们忽视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欧洲的许多小国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这些国家也往往更加富有，更加平等。但贸易往来频繁很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针对这一相当乐观的结论，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原因是，这个结论和我们从一些发展中国家了解到的情况背道而驰。在过去30年里，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已经开放了贸易。让人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们的收入分配几乎总是朝着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基本逻辑相反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些国家中数量巨大（本来它们应当凭此而获益）的低技能工人而言，他们的工资水平落后于技能更高或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
从1985年到2000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印度、阿根廷和智利都通过单方面全面降低关税开放了贸易。同一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而加剧的时机似乎和贸易自由化联系在一起。例如，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墨西哥大幅削减了进口配额制度的覆盖面和进口平均关税；而从1987年到1990年，墨西哥蓝领工人的工资下降了15%，白领工人的工资则提高了15%。其他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也紧随其后。
在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印度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紧随着贸易自由化而来的是，相对于无特殊技能的工人，有技能的工人收入增长了，其他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同样如此。随着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开放，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国内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小组的数据，1978年，中国社会收入水平靠下的全国50%人口和最高的全国10%人口，其总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相同（27%）。而从2001年开始，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各自所占的比例开始分化。到了2015年，收入最高的全国10%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41%，而收入最低的全国50%人口只获得了15%。
当然，相关性并非因果性。也许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贸易自由化几乎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贸易改革都是更大范围的经济改革方案当中的一部分。例如，1990年和1991年，哥伦比亚最极端的贸易政策自由化，是和旨在大幅增加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同步进行的。墨西哥1985年的贸易改革也是在推行私有化、改革劳动力市场和放松管制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印度1991年的贸易改革伴随着取消工业许可证制度、改革资本市场，以及权力和影响力全面向私营部门转移。邓小平所推行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大规模经济改革的顶点，私营企业沉寂了几乎30年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获得了合法地位。
同样，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开放的时间恰好与中国开放的时间一致，因此它们都面临着来自劳动力更丰富的经济体的竞争。也许这就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受到伤害的原因。
仅仅通过比较国家来对贸易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是很困难的。因为增长和不平等都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贸易只是这些因素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如此，已经出现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针对国家内部的研究，确实动摇了人们对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信念。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考察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可以明显减少潜在因素的数量。这些潜在因素如果同时发生作用，会掩盖贸易的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只有一个单一的政策制度、一段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政治纲领，这些让对比变得更有说服力。问题在于，贸易理论最主要的预测，就其本质而言，包含了一个经济体中的每一个市场和地区，而不仅仅是那些进口和出口商品的具体市场和地区。
在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世界里，每一个拥有同样技能的工人能拿到的工资都只有同一个标准。一个工人能拿到多少工资，不是取决于他所在的部门或地区，只取决于他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在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人，如果因为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应该立即搬到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比如蒙大拿或密苏里，从事电镀或是去工厂制造鱼尾板。经过短暂的过渡后，所有具有相同技能的工人将获得相同的工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了解贸易影响的唯一合理的比较对象就是整个经济体。把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人与密苏里州或蒙大拿州的工人进行比较，我们不会有任何发现，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一样的。
因此，十分矛盾的是，如果人们相信理论的假设，几乎不可能对其进行检验，因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唯一影响是国家层面的影响，而我们刚刚论证了跨国比较和国家案例研究的许多缺陷。
然而，正如我们在移民问题上所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倾向于保持不变。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会带来压力，人们也不会搬家，因此工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会自动平衡。实际上，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有许多子经济体，只要影响这些子经济体的贸易政策变化不完全相同，就有可能通过比较它们发现很多东西。
一位名叫佩蒂娅·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的年轻经济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决定认真研究这个想法。她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人们可能会被困在一个地方或者贸易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她研究了印度在1991年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后的相关情况。结果显示，虽然我们认为“印度开始了自由化”，但是影响印度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变化却十分不同。这是因为，尽管所有的关税最终都降至或多或少相同的水平，但由于有些行业一开始就比其他行业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印度贸易改革后这些行业的关税降幅要大得多。此外，印度有600多个行政区域，各个区域占主导的企业类型差别巨大。有些主要是农业，其他主要是钢铁厂或纺织厂。由于不同行业的经营情况差异巨大，导致不同地区关税的降低幅度也差别很大。托帕洛娃为每个印度地区建立了一个指标，以衡量其受自由化影响的程度。例如，如果一个地区主要生产钢铁和其他工业制造产品，关税从近100%下降到40%，那么托帕洛娃认为，这个地区受自由化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另一个地区只是种植谷物、出产油籽，它们的关税基本上没有变化，于是该地区则几乎不受影响。
通过这种方法，托帕洛娃研究了印度在1991年前后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全国的贫困率迅速下降，从1991年的35%下降到2012年的15%。但是，在这种美好的大背景映衬下，更多的领域直面贸易自由化冲击，明显减缓了脱贫的进程。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告诉我们的相反，一个特定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该地区的脱贫速度就越缓慢。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托帕洛娃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受贸易影响更大的地区，童工减少的概率要更低。
对她的研究发现，经济学界的反应出乎意料地粗暴。托帕洛娃接二连三地遭到非常不友好的评论。这些评论暗示，即使她的研究方法正确，但她的答案是错误的。贸易怎么会实际助长贫困？过去的理论告诉我们，贸易对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是有益的，因此她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由于学术精英的排斥，托帕洛娃最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相对于学术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一开始就在推动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因此对托帕洛娃研究的态度更加开明：这多少有点讽刺。
顶级的经济学术期刊也拒绝发表托帕洛娃的论文，尽管这篇论文最终促使她完成了一本专注于这场辩论的著作。现在很多研究论文将托帕洛娃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其他背景下的研究。而且顺带提一下，这些论文在哥伦比亚、巴西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而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提到，最终在美国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几年后，当初发表托帕洛娃论文的期刊向她授予了最佳论文奖，托帕洛娃才得到学院派经济学家一定程度的承认。
黏性经济
托帕洛娃一直坚称，她并非要断言有人因为贸易自由化而受到伤害。由于是将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进行对比，所以她的结论只是，某些地区（受贸易影响最大的地区）在脱贫方面不如其他地区成功。这与她在论文中谨慎强调的一种可能性是完全一致的，即自由化浪潮造成了极大波动，只是对某些地方来说波动更大。她的研究也并不意味着整个印度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只是受贸易影响更大的地区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得更厉害。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受自由化影响最大的地方通常在起步阶段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富裕，因此自由化后的发展相较之下并不算是特别优秀，如此一来反而减少了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在其他论文中，托帕洛娃和她的同事论证，印度贸易自由化给整个经济带来了一些明显的积极结果。例如，印度公司由于面临开拓新市场的挑战，开始引进马上可以销往海外的新产品。再者，它们可以进口价格更便宜，质量更优质，过去在印度无法找到的原料，这意味着它们可以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新产品。这提高了印度的生产力，加上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的其他改革(以及赶上全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的一点运气），促成了印度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长。
然而，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贸易经济学家会感受到来自托帕洛娃论文的威胁。在传统理论中，贸易的好处来自资源的重新配置。托帕洛娃发现，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开放程度低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这一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资源（工人，也包括资本）不容易流动，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应该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托帕洛娃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人，其他不少研究也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资源重新分配有助于消除不平等。但是，一旦我们放弃了人与资本会追逐机会的想法，我们如何才能坚信贸易是好的呢？
如果工人们在跨地区行动时动作迟缓，那么他们在从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时行动迟缓也是合理的。这与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完全一致。在印度，一些邦奉行严格的劳动法，很难解雇工人，或缩减无利可图的企业，允许赢利企业取而代之。这让托帕洛娃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负面影响在这些邦更加严重。
还有大量确凿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发展中国家，土地不会轻易易手。资本也倾向于保持黏性。银行家们不仅在削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贷款时行动迟缓，向业绩良好的公司放贷时同样迟缓。原因则非常有趣：许多负责贷款决策的信贷官员，都害怕为不良贷款承担责任。避免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做任何新的贷款决定；单纯地做一个橡皮图章为之前的贷款放行，不管别人过去做了什么决定，不管将来别人怎么处理贷款。而既例外又不幸的是，当贷款项目即将成为坏账时，银行家们实际上会给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新贷款以偿还旧贷款，希望能推迟违约，兴许还能因运气的翻转而获益。用银行业的话说，这就是“常青藤”贷款。那么多银行，资产负债表看似完美，却突然一夜之间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这种“常青藤”贷款就是其引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借贷保持黏性，意味着本应了结痛苦的企业仍不得不苟延残喘。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新兴企业很难筹集资本。而当新兴企业陷入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之中时，因为贷款官员不愿承担新的风险，这种窘境尤为显著。
鉴于各种形式的黏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坏消息来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时，人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希望问题会自行消失，而不是选择正面应对，调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工人被解雇，工资开始下降。企业主的利润遭受重创，贷款被重新评估，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状。效率没有提高，和失去保护的行业有关联的人则收入下降。
这可能看起来很极端，但托帕洛娃从印度的数据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首先，受自由化影响的地区很少有人口流出。即使在一个地区内，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很缓慢。
更为惊人的是，企业内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许多印度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止一种，因此可以预期的是，这些企业将关闭与廉价进口产品竞争的产品线，重新调整生产方向，生产不那么有劣势的产品。即使在因为劳动法而很难解雇员工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现象。但托帕洛娃的研究发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非常少。企业似乎从不停止已经过时的产品生产线，也许是因为他们发现，转型过程代价过于高昂：工人需要重新培训，需要购买和安装新机器。
保护的对象是谁？
尽管存在这些内部壁垒，但资源最终还是流动了（至少在一些国家是这样），特别是东亚国家的非凡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不管你从特朗普总统和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东亚国家在出口上取得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富裕国家毫无防备地敞开大门。事实上，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实施严格监管，必须符合严格的安全、质量和环境标准。
有人会争论说，对进口的监管往往会阻止进口。加州的牛油果生产商在1914年成功游说联邦政府全面禁止进口墨西哥牛油果，直到1997年这一禁令才被废止。这是为了防止墨西哥害虫入境，尽管事实上墨西哥与美国接壤，而且害虫入境不需要签证。1997年，联邦政府解除了禁令，但加州的禁令一直持续到2007年。更近一段时间，研究人员发现，2008年美国发生危机期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突然变得更容易以食品安全为由，拒绝来进口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来说，在此期间，由于被拒绝入关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翻了两番！显然，从墨西哥进口的牛油果的质量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发生变化，但由于对牛油果的需求下降，把牛油果挡在门外以保护当地种植者就变得更有价值了。经济不景气时，国内要求保护的压力骤然增大，而安全法规常常被作为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借口。
即便如此，有些标准也反映了消费者在安全问题（例如一些中国玩具被发现含有铅）、环保问题（例如在农产品上使用农药），或者工人的状况问题（例如童工）上的真实偏好。确实，公平贸易品牌的成功表明，许多消费者愿意向中间商支付更多的钱，因为中间商可以向他们保证产品符合某些环境和道德标准。如今许多知名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启发，将质量标准定得比任何监管要求都高，使得新的出口国更难进入。
品牌有什么关系？
想要加入这些挑战，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别的特质。
世界贸易组织在2006年为推动贸易倡议设立了一项援助。截至2017年年中，该项援助已经为各种项目支付了3000多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在所有这些倡议和资金的背后提供支持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贸易是这些国家摆脱贫困的途径。ATA（援助工匠协会）是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手工制品生产商进入国际市场，允许研究人员借助他们的平台来验证假设。
2009年10月，ATA获得资金在埃及实施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遵循一套标准程序。首先，ATA要找到一种适合的产品，既能吸引高收入人群，又能在埃及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产。研究小组帮助ATA确定了理想的产品：地毯。制造手工地毯在埃及是重要的就业来源，美国对埃及产的手工地毯也有需求。
其次，ATA必须找到地方让项目落地。他们选择了富瓦（Fowa），亚历山大港东南侧一个两个小时车程的小镇。那里有数百家专门生产某一品类地毯的小型企业。在富瓦，一个典型的工坊是一人经营（绝对不会是女人!），工坊所有者在自己家里或棚子里操作一台织布机。
再次，ATA总是通过非常了解当地情况的中介公司开展工作。中介公司接收订单，并找到小规模的生产商来生产产品。ATA希望能够在埃及工作几年后退出，留下足够强大的中介公司来确保项目可以继续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项目对富瓦镇的一大吸引力就在于，ATA这个项目挑选的是一个本土中介，哈米斯地毯。哈米斯已经将富瓦小镇生产的许多地毯投入了市场，尽管这些地毯大部分没有出口。
接着，哈米斯地毯公司和ATA开始着手决定生产哪种品类的地毯，寻找买家，并形成订单。这一切都需要很大的努力。ATA把哈米斯的首席执行官带到美国参加培训课程，聘请了一位意大利顾问设计地毯样品，并在每个礼品展销会上向所有相熟的进口商展示哈米斯的产品。尽管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哈米斯地毯公司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最后从一位德国买家那里获得了意义非凡的第一个出口订单。
从那时起，生意开始步入正轨。从2012年到2014年，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项目启动5年后，订单总额超过15万美元。一个拥有良好关系和充足资金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一个由非常坚定而又富有才华的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无畏团队，一个在国内有良好声誉的可靠公司，联合起来用了5年时间，才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订单，足够维持35家小型企业。如果没有来自ATA的外部推动，本地中介可能无法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为什么会这么难？很大一部分问题似乎是，从外国买家（通常是大型零售商或拥有自己品牌的网上商店）的角度来看，从埃及的小型地毯制造商那里购买产品就是一场赌博。对他们来说，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客户的期望则是，他们想要完美无瑕的地毯。时机也要完美。如果开始新的春季采购时地毯还没准备好，销售商就会遭受重创。最后，没有办法将全部风险转嫁给制造商。如果因为质量低劣或交货延迟，零售商可以退货或拒绝向制造商付款；但是，相对于由此带来的声誉受损（回想一下愤怒的买家在网上留言曝光美国最大家具电商Wayfair出售劣质产品的事件），或是错过春季采购期限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前面这些损失可谓微不足道。原则上，企业也可以同意惩罚性损失赔偿（比如，制造商同意为其造成的每一天延误赔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但要从一个小镇上的埃及工坊收取赔偿，那就得祝你好运了。因为这家工坊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零售商也不可能检查每一块地毯以避免任何声誉风险，这将花费员工太多的时间。
另一种可能性是，产品的价格如此之低，消费者愿意承担地毯有瑕疵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总有办法把地毯退回去。为什么要把声誉押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产品上呢？为什么不根据价格降低预期呢？
事实证明，这样并不能总是奏效。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价格再低，消费者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们不信任的产品上。我们曾经在巴黎买过一台DVD（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播放器。当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发现放DVD播放器的一个盖子被卡住了。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尝试修好它，又花了一个小时在制造商的网站上寻找技术帮助。最后，我们只能上网，向一位亚马逊的工作人员说了事情经过，好心的他同意全额退款。为了拿到退款，我们必须把DVD播放器放到附近的一家杂货店里。
阿比吉特第一次去杂货店的时候，店主拒绝接收，因为他们有太多亚马逊的快递。第二次，店主让他等了25分钟才取走包裹，因为当时他正在收取另外一个需要登记的包裹。与此同时，我们又从另一家零售商那里买了一台DVD播放器（我们很着急，因为我们想把它作为女儿的生日礼物）。不幸的是，当我们拿到手时，才发现这台DVD播放器和我们公寓里的电视不匹配。我们试图通过产品的网站退货，但是因为订单还没有被记录为完成，所以几天之后才能退货。在我写作的时候，第二台DVD播放器被我们重新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安静地躺在门口的桌子上，仍然没能退掉。与此同时，我们放弃了购买DVD播放器的打算。埃斯特的父亲借了一台给我们。
为什么要讲这么长一段关于我们和DVD播放器不幸遭遇的经历呢？因为这段经历说明了关键性的问题，对于最终消费者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可靠性也是如此，是我们永远无法收回的。阿比吉特去了两次杂货店，花了两个小时修理机器，但亚马逊不会为此向他支付时薪。
或者想想你在某个网站上买到了一件便宜漂亮的T恤，结果洗衣服时所有的衣服都被染上了它的亮蓝色。价值100美元的衬衫现在胸前染上了蓝点。为了找到相同的衬衫，你不得不翻找村子里每一家二手服装店。那么谁会为你被毁的衬衫，或者为你花费的大量时间来买单呢？
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为了保持其优质服务的声誉而大费周章。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节约顾客的时间，他们没有要求顾客退回有缺陷的产品。出于同样的原因，亚马逊希望与一家完全可以信任的生产商进行交易，最好是一家他们之前打过交道的公司，或者至少是一家以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而闻名的公司。对顾客和零售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全球不平等的结构就是如此。愿意购买一块手工制作的地毯或手工印制T恤（贫穷国家在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时有着比较优势）的西方客户，通常远比制造商更加富裕，因此，不论新进产品的价格有多便宜，节省出来的金钱都不足以补偿客户损失的时间或者被毁掉的最喜欢的衬衫。
举例来说，一家埃及制造商试图在T恤市场同中国竞争。按照全球资料库网站Numbeo 2019年3月的数据，中国的平均月工资为税后915美元，而埃及的月工资约为税后183美元。假设每周工作40小时，中国的时薪大约是每小时5美元，而埃及约为1美元。这样，手工印制一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T恤（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T恤），埃及的劳动力成本要比中国最多节省4美元。事实上，成本可能要低得多，因为T恤制造商支付的工资往往比平均工资低得多。作为买家，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很乐意支付这额外的4美元，因为它的质量能让我们安心。亚马逊知道在中国有一个知名且可靠的供应商的情况下，为何要花钱在埃及试验这个不知名的企业呢？
在埃及地毯这个案例中，一个中间商（实际上是两个：ATA和哈米斯地毯）是必需的，因为所有的地毯编织者作为单独的个体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他们规模太小了。最起码，哈米斯有必要的体量来为已识别的优秀制造商建立追踪记录，有效地监督他们的工作，从而建立质量声誉。哈米斯还能教他们提升质量：出口企业的质量提升得非常迅速，技术上也很快超过了那些没有被抽中纳入项目的类似企业。但由于埃及以外的人都不知道哈米斯，所以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想和它打交道，或者给它一个建立声誉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糟的是，当哈米斯终于有机会出口时，它反过来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外国买家也可能会行为不端：不为订单付款，或改变定购的产品种类。哈米斯必须是双方值得信赖的中间商。例如，一个买主要求将地毯浸入茶中并用酸处理，使地毯具有年代感，但不幸的是，当他收到地毯时，他讨厌这个效果，并责怪制造商。
在这种情况下，哈米斯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它可以试着反击购买者，但是在订单完成之前，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往来记录（“是的，有一封电子邮件，但请记住我们在电话中说过的话”）。因此，哈米斯会陷入一种双方各执一词的窘境。而作为一名来自埃及的新玩家，在这种情况下事态发展顺利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埃及的制造商认为他们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工作，如果没有得到报酬会非常生气。他们可承担不起辛苦工作却拿不到报酬的后果。最后，哈米斯常常不得不独自承担损失。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兴的印度软件行业为建立声誉而遭受的痛苦，是我们最先遇到的案例。印度的软件业最初是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附近开始发展的。当时，班加罗尔还是因气候宜人而闻名，但产业却没什么活力的小镇（现在则已经成为一座交通拥挤、仍在无序扩张的大都市）。印度企业擅长为特定客户提供定制产品。如果有公司需要一套全新的会计软件，可以采购为其定制的标准软件，也可以由印度公司从头开始构建。
印度在该领域具有几项明显的优势：大量以卓越的技术著称的工程学院毕业生，互联网普及得很好，英语是第一语言，以及与美国不同的时区。这些让软件工程师可以和美国的客户以不同的班次进行工作。基础设施的需求是最低的：一个办公室、一个小团队、几台计算机。而班加罗尔早在1978年就建立了电子城，一个专门为后来称为信息技术部门的机构所保留的工业园区，并为该园区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通信线路。这让一切都变得更容易了。
对任何拥有合适文凭并愿意努力工作的人而言，班加罗尔拥有的这一切条件，让他们相对更加容易挂出招牌成立自己的软件公司。但是，要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却并不容易。
在1997年至1998年冬天，我们向100多家印度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询问了他们最近两个项目的经验。对于年轻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生活是乏味且艰辛的。客户会具体说明他们想要的东西，企业则会尽力做好，但是客户经常会声称这没有准确地满足他们之前提出的需求。首席执行官几乎总是觉得是客户改变了主意，但客户通常认为是企业没有理解他们的需求。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见不同都是徒劳的，因为年轻企业的交易几乎总是涉及合同。按照合同，无论完成的工作量多少，只有当买方满意时，他们才能获得约定的固定报酬。
我们怀疑选择这种类型的合同，反映出买方认为与遥远印度的一家不知名供应商签订合同是在冒险。与这种解释一致的是，随着印度企业变得成熟，知名度提高，我们看到双方签订的合同从固定价格合同变成了成本加成合同。根据这种合同，买方将为卖方生产软件时所承担的任何时间和材料成本支付费用。我们的故事还解释了，为什么年轻的企业很少能够获得成本加成合同，即使有，也往往是因为该企业已经为客户完成了一个项目并因此建立了声誉。
我们访谈过的一位年轻的首席执行官感到精疲力竭。他感觉自己不论白天黑夜都在为无趣的项目（以及无休止的调试）工作，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他最近接手了一个千年虫项目，要搜寻数千行代码以消除以“1/1/99”形式而不是“1/1/1999”形式写的日期。因为他们得到可怕的警告，如果计算机开始认为这一年是2099年，将会发生巨大的灾难。为此，公司急于修复其数据库。
这项工作是可以预见的——灾难性的成本超支风险相对较小，但让人头昏脑涨。这位首席执行官正在考虑关掉自己的公司，加入一家更大的公司。艰难地完成那些不需要动脑筋的项目，与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客户讨价还价，不断地思考自己是否付得起房租。当他开始自己的软件创业梦想时，他想象的生活可不是这样。
缺乏声誉的年轻企业起步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尽管人们经常提起，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作为当今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是7名工程师拿着从第一任首席执行官的妻子那里借来的250美元于1981年创立的。但是，当今印度最大的两家软件公司，一家是威普罗（Wipro），一家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威普罗的所有者家族，在跨界进入软件行业之前已经拥有了非常成功的食用油产业。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则隶属于塔塔工业集团，其母公司塔塔工业集团的产业范围从食盐延伸到钢铁。这大概不会只是偶然现象。当然，这些公司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钱，都还需要有远见和才华的人才。但显然，金钱是有用的。
品牌也有帮助。古驰（Gucci）最初是一家高端皮革制品生产商，现在售卖从汽车座椅到香水的所有产品。法拉利，开始是一家跑车制造商，现在出售眼镜和笔记本电脑。消费者购买古驰香水或法拉利笔记本电脑，可能不会指望这些品牌的产品会具有特别的创新性。相反，他们只是非常肯定，古驰和法拉利非常看重自己的优秀品牌，不会出售质量低劣的产品。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购买明显非常昂贵的东西能够带来自我吹嘘的资本。
品牌的世界
一个品牌的价值在于能够避开竞争。买方比生产者的富裕程度高得多，这使得卖方或中间商关注质量而不是价格。对于任何潜在的新进者而言，和已有的卖家打价格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向供应商支付的价格往往只是高品质产品对买家价值的一小部分。的确，品牌和分销成本往往比制造成本高得多。对许多商品而言，生产成本不超过零售成本的10%～15%。这意味着即使生产者将生产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对产品的最终价格起到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将生产成本削减50%，只能将买家拿到产品的总成本减少7.5%。
这仍然是一大笔钱，但正如大量文献所证明的，比例变化似乎是买家关心的。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一组被问及他们是否会开车20分钟去买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以节省5美元；另一组被问及他们是否会为一个125美元的计算器做同样的事情。20分钟还是20分钟，5美元仍然是5美元，但答案却大不相同:“68%的受访者愿意多跑一次，以便在15美元的计算器上省下5美元；当计算器的价格为125美元时，只有29%的人愿意做出同样的努力。”关键是，5美元占15美元的1/3，只占125美元的4%。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种情况下转变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不会。消费者不太可能为了节省7.5%的成本而更换卖家。
这意味着中国产品的价格可以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上涨很多。此外，这些产品价格没有理由短期内大幅上涨。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很多非常贫穷的人愿意以目前的工资水平接受工作，所以成本将保持在低水平。像越南和孟加拉国这样渴望成为下一个中国，向世界提供各种各样廉价产品的国家，可能要等上很长时间。而有朝一日，当越南和孟加拉国也富裕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再想要这些时，利比里亚、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也会想要继承同样的衣钵。想想这一过程要花多长时间，就让人有点害怕了。
声誉的巨大作用意味着国际贸易不仅仅与好的价格、好的创意、低关税和廉价的运输相关。对于一个新玩家来说，进入并占领一个市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声誉。这一点，再加上劳动力的黏性，意味着作为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的基础——自由贸易应当撬动人员和资金，让它们更加易于流动——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那么有效。
你持有的公司
对一个刚要加入竞争的新兴国家来说，更糟糕的是，并不是只有你本身的品牌才重要。日本车以制造精良著称，意大利车以时尚著称，德国车操控感也很棒。一个来自日本的新进者，比如1982年首次进入美国市场的三菱（Mitsubishi），会从老的日本品牌取得的成功中获益匪浅。相反，买家不太可能愿意尝试孟加拉国或布隆迪生产的汽车，即使这辆车是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制造，价格低廉且好评如潮。消费者会想，天知道，这辆车几年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对的。为国内市场生产一辆好车可能需要多年的经验。丰田、日产和本田就是这样起步的。
然而，对新来者的怀疑也会变成一种自证预言。如果几乎没有人买这辆车，公司会倒闭，客户服务会中止。或者，如果所有人都认定埃及的地毯会褪色，那么埃及的企业家就会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因此，他们拿不到收益，也就不会投资生产更高质量的地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低期望值的诅咒很难破除。即使一家公司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足够悲观的买家也会认为质量下降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合适的人脉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了解你、愿意为你担保的人。
在西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回国后对本国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并非偶然。他们利用自己赢得的声誉和收集的名片向买家（通常是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公司）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些成功故事的出现可以引发一个良性循环。买家往往会涌向那些已经取得过一次成功突破的公司，而其他人继续与他们做生意，也会让这些买家的信心再次得到保证。大多数接到订单的年轻卖家，意识到这是他们打破低期望值恶性循环的唯一机会，因此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尽最大努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例如，在肯尼亚的玫瑰出口市场，当地生产者与中间商合作向欧洲出口玫瑰花。在这个行业中，买方和卖方都不能仅仅依靠正式的合同来确保对方正常交易。玫瑰花很容易腐烂，所以一旦收到货，买主总是可以声称玫瑰花的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付款。但是，另一方面，卖家也可以声称买家为了躲避付款而故意损坏玫瑰花。这意味着建立可靠的声誉是很重要的。2007年争议巨大的总统选举之后，肯尼亚出现了一段政治动荡时期。当时工人稀缺，运输也很有风险。尚未建立声誉的新生产商竭尽全力继续向买家供货。某些生产商甚至雇用了武装警卫来保护他们的玫瑰。买家们很开心，肯尼亚玫瑰市场也挺过了动乱。
当然，即使是像这样不惜一切代价的方法也不一定能救你的命。一个行业的整体声誉非常重要，只要几个坏鸡蛋就能毁掉一个高质量行业的声誉。认识到这一点后，各国政府已经设法对那些在质量上作弊的个别生产商进行惩罚。2017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大这些惩罚力度。《中国日报》援引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质量管理司司长黄国梁的话说：“现行法律一般对违反《产品质量法》的人进行行政处罚，这种做法太过宽容……建立一个违法者将遭受毁灭性后果的制度将起到威慑作用。”
在这个脆弱而声誉又相互关联的世界里，最理想的情况通常是“产业集群”，即同一行业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地方，所有这些企业都受益于与集群相关的声誉。
印度的蒂鲁普（Tirupur）从1925年就开始开设针织品工厂。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针织品行业一直在增长，主要生产印度男性在衬衫里面穿的白色棉质背心。1978年，一位名叫维罗纳的意大利服装进口商拼命寻找大批白色T恤货源。孟买服装出口商协会将他带到了蒂鲁普。因为对第一批货非常满意，维罗纳又返回蒂鲁普进了更多的货。1981年，第一家主要的欧洲服装连锁店西雅衣家（C&A）也跟随着维罗纳的脚步来到了蒂鲁普。1985年之前，蒂普鲁的出口一直只有150万美元，之后则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到1990年，蒂鲁普的出口额已超过1.42亿美元。尽管该行业目前正面临来自中国、越南和其他新进者的巨大压力，但2016年出口总额达到了13亿美元的峰值。
中国有几十个非常大的专业制造集群（“袜子城”“毛衣城”“鞋城”等）。以浙江湖州织里镇的制造集群为例，这里有1万多家生产童装的企业，聘用的工人达到30万人。2012年，它对该地区GDP的贡献达到40%。美国也有集群，有些比其他更加有名。波士顿有一个生物技术集群，洛杉矶附近的卡尔斯巴德专门生产高尔夫设备，密歇根则以生产钟表闻名。
蒂鲁普的服装行业组织揭示了品牌的价值。整个行业都是围绕着批发商和分包商进行组织，他们负责生产过程的一个或多个阶段，甚至负责货运的其中一段。批发商是见不着的，买家转而与为数较少的知名公司打交道。这些公司拿到订单，然后将订单分发给批发商。这种生产模式的优点是，即使没有人拥有必要的资金建起一个巨大的工厂，大规模的生产仍然是可行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投资，将其交给中间商来整合。这是该行业需要集群化的另一个原因。
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型出口集群中，也运行着类似的系统，其中一些集群的声誉保证了许多其他集群的就业。中间商，就像埃及的哈米斯地毯或蒂鲁普的卖家，负责协调与外国买家的关系。如果任何一个批发商的质量出现问题，他们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要负责质量控制。就像我们在哈米斯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虽然长牙时会很痛苦，但最终的回报可能相当丰厚。
有趣的是，这个系统可能正在改变。世界上最成功的两家公司，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重要商业模式是，由自己取代这些中间商，允许单个生产商在它们的网站上建立自己的声誉（当然需要收费），从而跳过了中间商的认证环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收到从亚马逊网上商城订购的包裹后，亚马逊上的卖家会持续不断地要求你对他们的商品给出反馈。为了追求这些评级，他们以极其荒谬的低价卖给你袜子或玩具。他们希望，等到有一天，他们有了足够多足够高的评级，就可以自行定价了。当然，这些新市场需要一段时间来巩固它们作为质量担保人的声誉（它们可能会失败）。除非这些新市场取得成功，否则一个孤立的第三世界生产商，无论其产品多么好，价格多么低，都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开始竞争。
它值2.4万亿美元吗？
意大利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写道：“旧的正在消亡，新的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症状都出现了。”他本该可以写写关于后自由化世界的文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很多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源通常具有黏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打入出口市场是很困难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任何地方的贸易自由化可能都不会像经济学家通常暗示的那样，像扣篮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在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理应从贸易中受益，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工资会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提升劳动效率所需要的资本、土地、经理人、企业家和其他工人，这些生产要素，在辞旧迎新过程中的转移是缓慢的。
如果机器、资金和工人继续用于旧的生产部门，那么流向潜在出口部门的资源就会少得多。在印度，1991年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影响并不是进出口在数量上巨大且突然的变化。从1990年到1992年，开放比率（所有进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只增长了一点点，从15.7%上升到了18.6%。但最终进口和出口都增加了，今天的印度实际上比中国或美国更开放。
资源最终开始转向生产新产品。由于现有的生产商可以更容易地进口他们需要的原料，因此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在国外也更有销路。例如，软件行业受益于可以顺利进口所需硬件，软件出口也爆炸性地增长。进口硬件一旦价格下降，印度企业就会迅速转向进口。此外，它们还最终引进了新的生产线（供国内和国际生产使用），以有效利用进口产品比较便宜的优势。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有证据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许多政策制定者持有的）观点，就是加速这一进程的最佳途径是采取“出口鼓励政策”，帮助出口商增加出口。战后东亚地区所有的成功例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最近的中国大陆，都使用了一种策略或其他手段来帮助出口商加速扩张。
2010年，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已经拥有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每个月还会增加300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在出口方面是多么优秀，以及中国消费者是多么节俭，中国天然会有一种出售多于购买的倾向，而这理应会推高汇率，抑制出口增长，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鼓励出口是好的经济学吗？通过提高人民币收益确实能够帮助出口商（如果你以同等金额的美元售出鞋子，人民币汇率越低，你得到的人民币就越多）。这使他们更容易承受将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保持在一个低的水平，鼓励外国人购买中国产品，从而帮助建立中国产品的声誉。这样还能帮助出口商积累更多的资本，雇用更多的工人。
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就是为那些被高估的进口商品买单（这是弱势货币的另一面）。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出口商的政策。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民币继续保持着竞争力。即使出口商的扩张速度放缓，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也可以吸纳过剩的产能。即使在今天，中国的出口也只贡献了20%的GDP，其余的要归功于国内生产。
即使鼓励出口确实对中国有效（也可能就是如此），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对于相当多的其他国家而言，同样的策略也不太可能奏效。中国的成功以及其巨大的体量使其他国家难以复制。这些使我们开始怀疑，对于普通的贫穷国家而言，试图打入国际贸易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必经道路。
制造业的衰退与中国的冲击
J. D.万斯在2016年出版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是代表美国被遗弃人民发出的悲痛之声。但是读完这本书，你会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矛盾情绪：到底该在多大程度上谴责受害者？本书的背景设定在美国的阿巴拉契亚。由于国际贸易，该地区的部分经济已经变得空心化。根据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我们知道穷人会受到伤害，而在富裕国家，受到伤害的就是工人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苦难最终竟然在地理位置上如此集中。被遗弃的人民生活在被遗弃的地方。
佩蒂娅·托帕洛娃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印度各地区产生的影响时采用了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被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在美国进行了复制。中国的出口重点集中在制造业，而在整个制造业中，他们又主要集中在特定种类的产品上。例如，在服装领域，一些在美国销售的商品，如女式非运动鞋或防水外套，完全是中国产品的天下。但其他商品，如涂层面料，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产品。
1991年至2013年，美国制造业受到了所谓的“中国冲击”。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份额从1991年的2.3%增长到2013年的18.8%。为了研究这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奥托尔、多恩和汉森设定了一个指数，用来反映美国每一个通勤区受到这种冲击的程度。（通勤区是指数个县集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劳动力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为了工作在这些县之间通勤。）设定这个指数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的：如果中国的某种特定商品出口到美国以外的国家的数量异乎寻常地高，说明中国在这个行业总体上是成功的。那么在美国，生产这种特定商品的通勤区要比生产其他商品的通勤区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女性非运动鞋类的出口增长尤其迅速。因此在1990年，一个生产大量鞋类产品的通勤区受到的冲击影响会更大，而一个主要生产涂层面料的通勤区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因为中国在后一领域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所以，“中国冲击指数”（China shock index）以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为对照，考量美国各类产品的竞争力，进而衡量一个地区的工业结构在面对中国力量时的脆弱程度。
美国的各个通勤区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而发展好坏取决于该地区碰巧生产哪种产品。那些受冲击影响更大的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会大幅减少。更让人吃惊的是，从制造业退出的劳动力没有被重新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失业的总人数通常要高于直接受影响行业的失业人数，而与之相反的情况则非常少见。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集群效应带来的后果。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会勒紧裤腰带，进一步减少该地区的经济活动。非制造业没能挽救糟糕的就业现状。因为如果非制造业做到了，我们应该会看到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非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加。事实上，在受影响的通勤区，低技能工人在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低于其他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下降了（当前一个时期整体工资增长都陷入了停滞），对那些原本就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附近有些通勤区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影响（还有一些区域实际上从中获益，比如从中国进口某些零部件），但工人们并没有向这些地方流动。在受到负面影响的通勤区，适龄劳动人口并没有减少。他们就是找不到工作。
这种经历不是美国所独有。西班牙、挪威，还有德国，都在中国冲击下陷入了相似的麻烦。每一个案例当中，黏性经济都变成了黏性陷阱。
去他的集群化
产业的集聚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发展产业集群有许多很好的理由，但一个潜在的负面后果是，贸易带来的冲击可能会对产业集群造成特殊的伤害，可能会影响到所有集中在该地区的企业。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印度蒂鲁普的T恤产业集群的出口下降了41%。
这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失业的工人将减少在当地商店和餐馆等商业门店的消费。他们的房子也会贬值，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崩盘。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自有房子的价值取决于邻居的房子维护状况有多好。当一个社区的大部分人开始走下坡路时，所有人都会一起走下坡路。房产大幅贬值的家庭，其信贷额度和再融资能力都会收紧，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消费降低会影响到那些商店、餐馆，其中一些最终不得不关门倒闭。便利设施逐渐消失。优质的社区慢慢变少。而地方税基灾难性的减少，导致难以保证整个地区的供水、教育、照明和交通。这些综合到一起，最终会使这个地区彻底失去吸引力，未来也不可能再度复兴。没有新公司会愿意接手已经沦为一潭死水的地方。
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印度或中国的制造业集群，对美国的制造业集群也同样适用。例如，田纳西曾经集中了大量从事制造业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从家具到纺织品，这些都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直接竞争对手。这些企业的倒闭产生了一系列的“鬼城”。田纳西的布鲁斯顿（Bruceton）镇，《大西洋月刊》（Atlantic）曾经介绍过，这里是亨利·I.西格尔公司（Henry I. Siegel Company，H.T.S.）的工厂所在地。在其鼎盛时期，H.I.S.的三家巨型工厂雇用了1700人生产牛仔裤和外套。到20世纪90年代，这家公司开始逐渐缩减规模。2000年，最后的55名员工被遣散。随后，《大西洋月刊》刊登的文章这样写道：
这个小镇一直在挣扎求存。H.I.S公司在镇上的三家巨型工厂早已人去楼空，破碎的窗户、剥落的油漆都在提醒人们这里早已破败不堪。有新的制造业务来过，但它们也离开了。布鲁斯顿和邻近的空心岩（Hollow Rock）镇的主要街道上的商店，一个接着一个都关门了，整个城镇在光天化日下就像一座现代鬼城。在布鲁斯顿镇的中心地区，银行倒闭了，超市和时装店也关门了，过去的超市现在变成了停车场。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一家药店，当地的老人来这里配药。
20世纪90年代，邻近的麦肯齐（Mckenzie）镇上的睡衣厂和一家制鞋公司都倒闭了。这个小镇仍在试图说服新企业来落户。每当听说有一家工厂要搬迁时，市政雇员就会打电话给决策者，试图向他们推销这个小镇。有的企业会有些许兴趣，但目前还没有人定下来。《大西洋月刊》在文中继续写道：
霍兰德（该镇的镇长）说，鱼儿没有咬钩的一个原因就是镇上主要街道的氛围太压抑了。有一家公司本来打算把办公地点设在麦肯齐镇，但当公司高管们来到镇上，看到大街上空荡荡的商业门店时，决定不带家人住到这样的地方……“他们说这里看起来就像是被扔了一颗原子弹，所以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开了……他们甚至都没有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注释标题 这个故事源自《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是阿兰那·谢穆利斯（Aln Semuels），名称为《21世纪的鬼城》（Ghost Towns of the 21st Century），发表日期为2015年10月20日。
我写下这段文字不是想要以此为理由反对产业集群，因为产业集群带来的收益可能非常巨大。但这是一个警告，希望当产业集群崩坏瓦解时，人们愿意站出来应对其后果。
忘记那些失败者
贸易理论家们明显高估了市场对那些直接受到贸易影响的人的照顾程度。即便如此，他们心里始终很清楚，总有一部分人会受到伤害。而他们一直以来给出的答案都是，既然许多人确实受益，我们应该愿意并能够补偿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
奥托尔、多恩和汉森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并对那些受对华贸易影响的地区给予帮助。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地区从公共项目中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拨款，但这些钱太少，不足以完全弥补收入上的损失。例如，将影响最严重的通勤区的居民与受影响最小地区的居民进行对比，前者的人均收入下降了549美元，而政府福利支出仅上升了约58美元。
此外，这些转移支付可能将失业工人推向更为恶劣的境况。原则上，为了帮助因贸易而新近失业的工人，最主要的计划是TAA（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根据TAA，符合条件的工人只要接受了在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培训，就可以将失业保险延长至最高三年。他们可能还会得到经济上的资助来搬家、找工作，或是购买医疗保险。
TAA是一个长期项目，自1974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即便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已经划拨给受贸易影响的县的转移支付当中，TAA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受冲击更严重的地区额外得到的58美元里，只有23美分来自TAA。虽然转移支付确实有增长，但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伤残保险；每十个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中，就有一个人申请了伤残保险。
伤残保险的大幅增长令人感到不安。贸易不太可能对这些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影响，尤其是那些对体力要求最高的工作通常都已经消失了。一些工人无疑会抑郁；对另一些人来说，伤残保险成了他们要生存必须采取的策略。不幸的是，无论哪种方式，成为伤残人士通常就只能在失业的道路上一去不返。例如，有一个退伍军人项目，接触过橙剂（一种可对神经系统产生剧毒作用的落叶剂）的退伍军人，如果近期被诊断出患上了糖尿病，可以凭此申请加入伤残名单。针对这个项目的研究显示，因为政策调整而加入伤残军人计划的退伍军人当中，每100人中就有18人永远退出了劳动就业市场。在美国，很少有人在加入伤残人员名单后还会选择退出，一部分原因是被归类为伤残人士会损害他们的就业前景。因为贸易冲击，不得不申请伤残津贴来维持生计，这样可能会把一些原本可以找到新工作的人完全挤出劳动力市场。
对于那些需要依靠伤残津贴维持生计的工人来说，被归类为伤残人士无异于雪上加霜。那些干了一辈子体力劳动的工人，当身份转变成伤残人士时，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职业，还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因此，不仅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压根儿就算不上对失业工人的补偿，而且失业工人从现有的社会保障机构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这些机构被设计出来的目的看上去只是为了贬低他们。
党派政治在这场灾难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一个失业的人需要医保的时候，奥巴马医改应当可以提供帮助。不幸的是，许多共和党控制的州，如堪萨斯、密西西比、密苏里和内布拉斯加，决定拒绝给予本州的公民选择加入奥巴马医改的权利，借此作为抵制联邦政府的政治作秀。这迫使一部分人不得不申请伤残身份以获得医保。的确，在《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通过后，在拒绝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州，伤残申请人数增加了1%，而在实施医改的州，这一数字下降了3%。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政界人士对于向特定行业提供补贴持谨慎态度（因为其他行业可能会感到被忽视，并向政府游说为自己提供保护）。这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TAA长期保持如此之小的规模。经济学家传统上也不愿意接受基于地域的政策（正如某些政治口号所说，“帮助人民，而不是地方”）。作为少数真正研究过此类政策的经济学家之一，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强烈反对这类政策。在他看来，引导公共资金投资到破败地区就是在浪费公帑。衰落的城镇注定要萎缩，会有其他的新兴城镇取而代之。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公共政策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搬到有着美好未来的新地方。
这种分析似乎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考虑不足。正如我们所知，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同样也会导致集群迅速瓦解。从理论上讲，面对这种范围的衰退，人们最明显的反应理当是选择离开，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没有这样做，至少离开的速度还不够快。相反，在制造业衰退时，结婚的人或生孩子的人都变少了，已经出生的孩子里不少都是非婚生子。年轻男性，尤其是年轻白人男性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变小了。因为绝望，吸毒过量、酒精中毒和选择自杀的死亡人数飙升。所有这些深度绝望的症状，过去和美国内陆城市的黑人社区联系在一起，如今在遍布东部海岸和中西部东部地区、以白人为主的郊区和工业城镇，也上演了同样剧情。至少在短期内，许多这种损害是不可逆转的。辍学的学生、吸毒的瘾君子、酗酒的酒鬼，以及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已经永久地失去了一部分未来。
贸易值得吗？
唐纳德·特朗普认为，解决贸易负面影响的办法是关税。2018年前几个月，特朗普开始对铝和钢铁征收新关税，随后又声称要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不久后又提议再征收1000亿美元。
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应声下跌。但许多美国人，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都本能地认为，美国应该封闭本国经济，尤其是要保护其不受中国的影响。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则唤起了萦绕在美国民众心头对于“史上最恶关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恐惧。1930年，美国颁布《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20000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迅速引发了1930年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该项法案的实施正好赶上大萧条的开端，尽管这项法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但它无疑助长了全面征收关税的恶名。
总的来说，更多的贸易是有益的，这一观点在任何一个经济学研究生的头脑中都根深蒂固。1930年5月，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当时的胡佛总统，支持否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不过，有一些事情是经济学家们确实知道却通常不愿向外界透露的：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贸易的总收益实际上在数量上非常小。真实的情况是，如果美国回到完全自给自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状态，情况会更糟，但没预想的那么糟。
这一观点是阿诺·科斯蒂诺（Arnaud Costinot）和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克莱尔（Andres Rodriguez Clare）提出的，并成功使自己在贸易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声名狼藉。2018年3月，他们应景地发表了一篇新文章《美国从贸易中获益》（The US Gains from Trade）。文章的第一段颇具先见之明：
美国每消费一美元，大约有8美分是花在进口上的。
如果，由于在边境上建墙或是其他极端的政策干预，导致他国的商品被挡在美国边境之外，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美国的消费者们愿意花费多大的代价来阻止这一假设性的政策成为现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代表了封闭经济造成的福利成本，或者与之相对应的，代表了贸易带来的福利收益。 注释标题 Arnaud Costinot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The US Gains from Trade: Valuation Using the Demand for Foreign Factor Serv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 no. 2(Spring 2018): 3-24.
科斯蒂诺和克莱尔研究贸易已有数十年的时间，彼此合作，也和其他学者合作，共同开展一系列研究。这篇文章承袭了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其关键思想是，贸易收益主要取决于两件事：我们进口多少商品，以及这些进口商品受到关税、运输成本和其他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第一，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进口，那么显然，在边境竖起一堵墙并且停止进口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即使我们进口量庞大，但如果我们因为运输成本升高导致进口价格稍微有些上涨，就停止大量进口，这也必然意味着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可用的替代品，所以进口的价值也没有那么高。
计算贸易收益：有点技术含量的题外话
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可以计算贸易的收益。如果美国只进口香蕉、生产苹果，那么计算起来就相当简单了。我们可以看看香蕉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当价格变化时，消费者愿意在苹果和香蕉之间转换的程度。（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交叉价格弹性。）事实上，美国进口的产品类别大约有8500种，因此要计算准确，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产品之间的比较价格弹性，以及所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产品的价格——苹果和香蕉，日本汽车和美国大豆，哥斯达黎加咖啡和中国汗衫……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不过，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来看。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的进口都是一种单一的无差别商品，要么直接消费（进口占美国消费的8%），要么被投入到生产（另占消费的3.4%）。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接近真实的数据。
为了计算出贸易的最终收益，我们需要知道进口对贸易成本到底有多敏感。如果非常敏感，就意味着我们很容易用本地生产代替进口，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价值也不高。另一方面，如果即使成本变化的情况下价值仍然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我们真的很喜欢来自国外的产品，并且贸易促进了福利大幅增长。这里面涉及一些猜测，因为我们实际上说的不是真实的产品，而是成千上万且种类繁多的产品的集合。因此，作者展示了一定范围条件下的结果，从可以很容易找到国内产品替代的贸易产品（此类产品会让贸易收益占GDP的1%），到很难找到替代的（占GDP的比重估计为4%）。
规模很重要
科斯蒂诺和克莱尔比较认可的估计是：贸易收益约占GDP的2.5%，这确实不多。美国经济在2017年增长了2.3%，按照这个算法，一个好的增长年份完全可以让美国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他们的计算有误吗？许多细节可以提出异议，但其数量级肯定是正确的。简单来说，尽管美国对贸易的开放程度很高，但其进口份额（8%）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因此，国际贸易为美国带来的收益不可能那么大。比利时作为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其进口占比超过30%，所以贸易对比利时的重要程度要高得多。
这一点没有那么令人惊奇。美国经济规模很大，也很多样化，因此有能力生产国内需要的大部分消费产品。此外，许多消费是服务行业（从银行到房屋清洁等各种服务），通常（到目前为止）没有开展国际业务。即使是实体制造业产品的消费，也涉及相当一部分当地提供的服务。当购买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时，美国消费者还在为美国的设计、美国当地的广告和市场营销买单。购买这款手机要去闪亮的苹果专卖店，而苹果专卖店则是由当地公司修建，聘用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当地的技术爱好者。
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美国的例子而得意忘形。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有技术和资本在国内某个地方以非常高的效率生产大部分产品。此外，它们也有足够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吸收众多部门的大量工厂以适当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它们的损失相对较小。
那些体量更小、更加贫穷的国家，如非洲、东南亚和东欧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它们的重要程度要高得多。技术和资本在这些国家都很匮乏，而且由于收入低、人口少，国内对钢铁或汽车的需求不太可能大到足以维持大规模生产。不幸的是，这也正是这些国家要成为国际市场参与者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但对于像印度、中国、尼日利亚或印度尼西亚这样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大的问题往往是内部整合。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内部缺少便利的交通而痛苦不已。全世界有近10亿人居住在距离正规公路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其中1/3在印度），离铁路更是距离遥远。在印度，过去每一个邦都有权设定本邦的税率，并经常利用这些税率来偏袒本地生产商。直到最近，印度政府开始对商品和服务实行统一收税，这种现象才成为历史。
小就美吗? 注释标题 《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是德国生态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于1974年所写的一本书，旨在为甘地提出的在农村建设小农场的理念进行辩护。该书全名为《小即是美：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研究》（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最早由伦敦Blond & Briggs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
也许真实的比较优势的概念被高估了，即使是小国，也能依靠自给自足过活。或者更进一步发展这个逻辑，也许每个社区都可以学会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
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中国曾经认为工业化可以在主观能动性的驱动下在每个村庄实现，钢铁可以在后院的炼钢炉中生产，但这场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也是甘地信奉的经济哲学的核心。他所设想的以土布为衣、以土地为食的社会，对印度独立后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长期以来，印度对799种产品实施保护，从泡菜到自来水钢笔、染料以及各种品类的布料，只允许设立在农村的微型企业从事生产。直到2002年印度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才被迫废除这一政策。
当然，问题在于，小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好。企业需要达到最低限度的规模才能雇用专门的工人或者使用高生产率的机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阿比吉特的母亲尼玛拉·班纳吉（Nirmala Banerjee），一位完全持左派观点的经济学家，对加尔各答及其周边的小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这些小企业生产效率的低下程度让她大吃一惊。随后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她的观察。在印度，小公司的生产率比大公司要低得多。
但是企业只有在市场够大的情况下才能做大。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写到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这就是贸易具有价值的原因。孤立的社区不可能出现高产的企业。
的确，通过修建铁路实现国家连通，在许多经济体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1853年至1930年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监督修建了约4.2万英里的铁路。在铁路出现之前，商品是装在牛车上走着土路进行运输的，每天最多能走20英里。同样的商品通过铁路运输，每天可以走差不多400英里，而且成本大大降低，商品损坏的风险也大大减少了。几乎与本国其他地区隔绝的内陆地区也被铁路连接了起来。铁路网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走公路的话，每英里的运输成本几乎是铁路的2.5倍。由铁路连接起来的地方开始进行更多的贸易，变得更加富裕；铁路沿线地区农业产值的增长比非沿线地区要快16%。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美国也是通过建设庞大的铁路网络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国的。尽管铁路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铁路建设，农业用地的价值会降低64%。有了铁路，与其他县的交通更加便利，农民期望获得的收益也就更高，这些就直接表现为农业用地的价格上涨。而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各个地区将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的能力。从1890年到1997年，农业变得越来越本地专业化。农民针对每一块不同的土地（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造成的不同），挑选理论上最适合的作物进行耕种，这种专业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使得农业整体生产力和收入都有了大幅提升。
糟糕的内部整合也会使经济变得有黏性，消除了普通男女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益，甚至会变收益为损失。恶劣的路况阻碍了人们前往城市寻找新工作。在印度，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农村居民获得村外非农业工作的一大障碍，就是连接村庄和主干道的土路。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偏远村庄的消费者最终拿到商品时，价格已经远远高于进口价格，因此这些村民几乎没有享受到国际贸易带来的任何好处。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即便进口商品能够成功运送到这些偏远村庄，这时候的价格也已经不是当地村民可以负担得起的了。贫弱的运输能力，既无法保证生产原料顺利运进来，也无法保证最终产品顺利运出去，消磨掉了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要从国际一体化中获益，就必须改善内部的交通。
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
本章中的例子和分析，全都来自当前声誉卓著的经济学院所进行的前沿研究，但是研究的主要结论似乎让我们站到了几十年来的传统观点的对立面。每一位经济学本科学生都会从课本上学到，贸易带来巨大的总收益，只要我们能够做好重新分配，所有人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本章总结的三个主要经验绝非这么简单。
首先，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的收益相当小。其次，虽然对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来说，贸易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要大得多，但没有灵丹妙药能够让这些国家一蹴而就。正如我们在移民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广泛开放边界并不足以让所有人迁移，消除贸易壁垒也不足以确保新的国家能够加入。宣布贸易自由并不是解决发展问题（甚至贸易问题）的灵丹妙药。最后，贸易收益的再分配已被证明是极其棘手的，受到贸易消极影响的人们已经或正在遭受苦难。
总的来说，商品、人员、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使世界更加富裕。那些足够幸运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凭借适当的技能或优秀的创意，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发挥自己的特殊天赋，最终发家致富，有的甚至拥有了惊人的财富。至于其他人，则是喜忧参半。有些人失去了工作而且找不到新的。节节攀升的收入为更多新的服务工种支付薪水——如厨师、司机、园丁和保姆，但贸易同样也创造了一个更不稳定的世界，工作突然消失却在千里之外出现。收益和痛苦最终以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方式分配，很明显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反噬我们。
那么，重拾保护主义关税有用吗？没有。现在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是转型问题。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黏性经济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但是，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显然会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新涌现的失败者之中，会有很多人来自我们没听说过的地区。我们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这些地区，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还不错。实际上，中国于2018年3月22日和4月2日宣布对128种产品征收关税。这128种产品中，大部分是苹果、梨子和猪肉这样的农产品，而不是手机应用程序。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农业领域的出口稳步增长（从1995年的560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1400亿美元），到如今，美国1/5的农产品用于出口。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是东亚地区，其中中国独力购买了美国16%的出口农产品。
因此，与中国开打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美国农业部估计，2016年，农业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近3/4的岗位是在非农行业部门。在美国，农业就业人口最多的5个州是加利福尼亚、艾奥瓦、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的制造业从业者失业后在家乡附近找不到其他工作。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5个州的制造业岗位无法取代农业工作岗位。读过这一章以及前一章的所有内容后，我们都知道制造业工人在失业后多数不会搬迁。同样，农业工人可能也不会搬迁。美国最穷的10个州里，亚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占了两个。一旦贸易战开打，这两个州就是最大的牺牲品。
对美国来说，贸易战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世界末日。虽然美国可能会保住钢铁行业的一些工作岗位，但也有可能对其他行业造成新的重大伤害。美国经济将会很好，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会生活得更好。
如果不加关税，那要怎么做？
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因之而产生的失败者远高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给出的数量。因此，似乎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提供两种方式，要么帮助失败者搬家或换工作以限制失败者的数量，要么找到一种更好的补偿方式。
贸易的负面影响如此集中，从好的方面看的确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受害者。那么为什么不向那些出局的行业的工人提供帮助呢？事实上，这就是贸易调整援助计划背后的想法。TAA为工人支付培训费用（每年高达1万美元），而受过培训的工人可以领取最多3年的失业救济金。这些恰恰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谋求自立。唯一的问题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项计划的范围仍然太小。
遗憾的是，TAA的规模一直无法扩大，并不是因为TAA作为一个概念非常低效，而是因为资金严重不足。为了获取资格申请TAA，工人必须向劳工部提交相关文件。申请文件会被分派给一位社工，由他进行审核并判定申请者是否符合条件。判定的依据则是工人之前所在的企业工作岗位消失的原因是否符合如下几种：进口产品的竞争、业务外包，或者是其他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受贸易冲击陷入困境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做出这个决定涉及一个复杂的判断，而某些社工会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工人的裁决，然后向他们提供援助。一项研究提出，将一份申请分派给特定的社工，而由此产生的最终判断或多或少有随机性。为了证明这一点，研究人员从一个包含30万个申请人的数据库中挑选案例进行比对。一类申请人的申请被分派给心肠更软的社工，另一类则被分派给心肠更硬的社工。通过对比发现，被分派给心肠更软的社工的申请人更有可能获得TAA，由此更有可能接受培训、更换部门、挣到更多的钱。总体来看，获得TAA的工人一开始必须放弃1万美元的收入（因为他们在接受培训期间无法工作），由政府为他们支付培训的费用。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接受再培训的工人比未接受培训的工人要多挣5万美元。经过再培训的工人和未经培训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想要回到同一水平线则需要10年的时间。因此，尽管很难以培训为理由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也难以承受，对工人来说，TAA仍然是一项物有所值的投资。
那么，为什么像TAA这样效果显著的项目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使用率也不足呢？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的这项研究结果发布之前，不论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都不知道这个项目是有效的。这可能也反映了贸易经济学家对这类政策缺乏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喜欢过于依赖主观判断的项目，担心项目被滥用的潜在可能性。而在政治层面上，把大笔资金花在贸易调整上，会让公众更清晰地认识到，贸易调整的成本实际上非常巨大，而这可能会造成民意的反弹。
一个摆在眼前的做法是扩大像TAA这样的项目，对个人更大方，让申请也更容易获批。例如，可以效仿《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对TAA进行修订，向那些因贸易冲击而“退出现役”的工人支付足够的费用，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接受教育。《退伍军人权利法》规定，退伍军人可以获得最高达36个月的教育补助，可以支付公立学校的全额学费；全日制学生可以获得最高1994美元的学费补助（在职课程则按一定比例发放）；最后还有住房补贴。新的TAA可以照方抓药，再加上延长在校期间的失业保险。我们知道，贸易中断会对当地市场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在众所周知的受贸易冲击影响特别大的地区，TAA可以更慷慨一些，以避免受影响的劳动力市场陷入恶性循环。
从更普遍的情况来看，贸易造成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员和资源的不流动有关。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与国内流动不相匹配。我们在第二章末尾讨论的所有鼓励国内迁移的解决方案，以及迁移者之间的无缝整合（补贴、住房、保险、托儿方面的帮助等），都将有助于适应贸易冲击。
但同样明显的是，无论TAA劝导与否，流动性并不是所有工人的理想解决方案。某些人可能不想或者没有能力接受再培训；另一些人可能不想换工作，特别是新工作需要搬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那些年纪大的工人来说，情况可能尤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再培训会很困难，就算完成了再培训，也不会比年轻人更容易找到新工作。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在大规模裁员之后，年纪大的员工很难找到新工作。55岁时遭遇大规模裁员的男性和女性，在两到四年后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的概率，和那些躲过大裁员的同龄人失业的概率相比，要高出至少20个百分点。这种失业对较年轻的工人也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但影响远没有这么大。
被解雇的老员工往往也是那些长期职业生涯里一直从事某项特定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说，他们从事的工作提供了一种自豪感和认同感，并决定了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让他们接受培训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工作，很难补偿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不向那些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企业（尤其是那些位于受影响最严重地区的企业）提供补贴，只要它们继续雇用老员工？拉里·萨默斯（2009年至2012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最近主张在某些特定领域削减工资税。然而，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减税可能还不足以说服企业保留员工。进一步明确部门和领域，并将减税限定在55岁至62岁之间（可以申请社保和退休的年龄）的已就业工人身上，这样就能够在每个人身上花更多的钱。必要的时候，对公司的补偿甚至可能超过雇用一个全职工人的成本。当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获救，但在最紧要的领域会有大量工作岗位被保留下来。这样，社区不会分崩离析，这些企业也能熬过必要的漫长转型期，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实现这一切最合理的方式是利用一般税收收入。鉴于我们所有人从贸易中受益的程度，我们理应共同承受相应的代价。让农业工人失业的做法，正好让钢铁工人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但这样做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恰好是征收关税会达到的效果。
当然，这项建议并非没有实际困难。受影响的企业需要鉴别，那么就一定会有企业开展游说，试图规避规则。这项提议还可能被视作一种贸易保护形式，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于如何鉴别遭受贸易冲击的企业，TAA计划已经认可了一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一套机制来裁决企业的主张。为了避免被怀疑是贸易保护，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可以延伸到因技术中断而失去的工作岗位。
当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搬离家乡，失去我们理解的美好生活和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很痛苦。而首要问题是我们需要正视并积极应对这种痛苦。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被公众强烈反对自由贸易搞得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早就知道，作为一个群体，工人在富裕的国家里可能因为贸易而蒙受苦难，在贫穷的国家则会从中受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觉得工人可以换工作或居住地，或两者兼而有之是理所应当的。如果工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看法影响了社会政策，并在“失败者”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冲突。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情况正是如此。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