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章 “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1867—1869年）

　　－译者题注－

　　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囤积股票，立法官员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社会上屡见不鲜的政府腐败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缺失，使这一切仿佛变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谁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

　　－译者导读－

　　•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这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屡屡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有多么触目惊心。当时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由于证券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而后者则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们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而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指使他们控制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并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券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张崭新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了，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德鲁和他的盟友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成功席卷了700万美元后逃离纽约。但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数月里，双方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

　　•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历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直到1929年股灾后，美国才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将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华尔街历史上再也不会有第二家公司能像伊利铁路一样受到投机者欢迎了。伊利铁路债台高筑，资本结构混乱不堪，路线设计政治化，内部管理毫无章法，公司诚信更是无从谈起。伊利铁路博弈中的几个主要投机天才充分利用伊利铁路的这些特点，一次又一次地把天真的投资者引诱到伊利铁路这个圈套里来。

　　1872年，投机者们正在读股票报价机上的股票价格。借助大规模的债券发行和证券投机。美国南北战争迅速扩展了华尔街的规模，而股票自动报价机的发明则大大提高了华尔街的影响力——它可以在毫秒之间将股票价格传遍整个国家。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伊利铁路的股票；专业人士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蜂拥而至，甚至有经纪行打着男女平等的口号，吸引妇女参与伊利股票的投机。”

　　人们对于伊利铁路的狂热，恰巧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股票自动报价机（stock ticker）刚被引入市场的时候。电报令股价在全美范围内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电报发送和接收的两端都需要有熟练的报务员。1867年，爱德温·A. 卡拉汉发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这台机器能够把从交易所大厅通过电报传过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与之前阅读定期的交易活动报告不同，如今全美的经纪人都可以直接跟踪每一笔交易的实况。伊利铁路投机战即将爆发，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战况”要跟踪了。

　　股票自动报价机。

　　至此，伊利铁路投机中最重要的投机商是丹尼尔·德鲁，他同时也是伊利铁路的董事。即使在那个年代，德鲁在伊利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传奇。同为投机者的福勒这样描述德鲁：

　　伊利铁路在他手中就像中国独弦琴 注释标题 又称一弦琴，属于泛音演奏乐器，可以在一条弦上同时奏出两个音，正好对应德鲁‘弹奏’的买、卖两种‘音调’。——译者注 ，他在上面只弹两个音调：当伊利股票价格涨到高位时，他就会高唱：“快来买我的伊利股票啊，快来买我价值连城的伊利股票啊。买吧，快买吧！”

　　当伊利股票价格走低时，他也会高唱：“快卖给我伊利股票啊，快来卖给我一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啊。卖吧，快卖吧。”

　　于是，整个华尔街都为他甜美的嗓音所着迷，他们从德鲁那里高价买进伊利股票，然后又低价卖给德鲁。每天晚上，德鲁大叔都会梦到巨大的钱袋，而第二天他总是梦想成真。随着他的独弦琴响起，财富就滚滚而来——它们都来自伊利铁路。

　　成为德鲁牺牲品的不仅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资者。1864年秋，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也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价位之上时，他不会卖出。11月上旬，伊利铁路股票的价格达到每股102美元，但随后，价格就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年初，它已经跌到了每股80美元。推动股票价格下跌的是一连串的卖空，这是谁干的？还能是谁？就是丹尼尔·德鲁，他正兴高采烈地违背对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说服了一个与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发布禁令，不允许伊利股票发放股息。接着，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给杰罗姆和托宾的贷款，迫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股票来偿还贷款。

　　对于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发了。“格兰特和谢尔曼在猛敲里士满的大门，”福勒写道，“华尔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开始了。”“……那些当初以每股80美元买进伊利股票的投资者一度以为自己捡了便宜，现在却不得不以45美元的价格卖出，甚至觉得连20美元都不值。市场上随处可见5 000股或者1万股的卖盘，股价稍有抬升，巨大的卖压就又立刻把它打了下去。股价最终在每股42美元触底。”

　　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的董事职务。但是，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却越来越浓，1867年年底，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要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业也是如此），而避免价格战的唯一办法是原来相互竞争的铁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

　　美国史上最富有的人

　　《福布斯》2007年公布的“美国史上15大富豪”排行榜，通过个人财富占当时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排列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15个人。其中，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名列第三位，仅次于“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第一位）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第二位）。杰·古尔德虽然略逊一筹，排在第11位，却位于亨利·福特（第12位）、比尔·盖茨（第13位）、安德鲁·梅隆（第14位）、沃伦·巴菲特（第15位）之前。（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三条铁路（以及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纽约中央铁路由范德比尔特掌舵，这无疑是良好管理和高效运营的一种保证。在托马斯·斯科特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称。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依然我行我素，保持自利的管理方式，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就都只是一纸空文。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一个董事会的重要位置。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因为他在波士顿集团手上有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易地控制选举并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将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保证将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帮助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但由于范德比尔特以前在华尔街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策略，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

　　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重新获选成为董事，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上次担任此职务还要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华尔街默默无闻的两个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杰·古尔德。他可能是历史上这场游戏中最聪明的玩家了。

　　古尔德比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年青一代，他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报道古尔德的记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看到他一头扎进了萨拉托加的土耳其温泉。他的胳膊很细，胸部瘪瘪的，脸色蜡黄，还有他的腿，那么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头出名的‘公牛’在现实中长着这么可怜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将餐巾环套在他的脚上，然后推到膝盖。”但是，无论他的身体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都足以弥补他身体上的不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发财，他将用他短暂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实现自己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壮体格，即使用19世纪并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体重也严重超标。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过得好。“无耻！无耻！”当菲斯科还活着的时候，福勒就这样描写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透顶！”

　　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贩家庭，同古尔德一样具有久远的新英格兰血统。在10岁的时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亲反而为他打工。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刚刚20岁出头，那一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受雇于波士顿的乔丹-马什（Jordon Marsh）纺织品公司。凭着出色的推销能力，他成功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而且他擅于突破联邦政府的禁运令，把棉花走私到了北方，供他自己的公司使用。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斯科离开了乔丹-马什公司，公司以6.5万美元买断了他的股份，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在股票方面毫无经验，但他还是在宽街38号开了一家经纪公司，这家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对面。他施展出当初在华盛顿拉拢军需补给官和政客的手段，但华尔街不是华盛顿，这里的大佬们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槟，却把他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很快就输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来。他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让德鲁正在亏本经营的“斯托宁顿线号”（Stonington Line）蒸汽船以23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德鲁为此非常高兴，把他雇为自己的众多经纪人之一，帮助他在华尔街重新立足。

　　很明显，古尔德和菲斯科是在选进伊利董事会时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们简直是天壤之别。福勒这样描写菲斯科：“他总是不停地开玩笑，好的玩笑，坏的玩笑，还有一些极其无聊的玩笑。”而古尔德的侄女这样描述她叔叔：“他出奇地沉默寡言，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在任何场合，他都举止得体。”他们俩都是如此精明，以至他们一见面就立刻意识到对方身上所具有的自己缺乏的东西。他们将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组合。

　　***

　　仅仅三个月之后，德鲁就违背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尔特最痛恨的伎俩——联合坐庄（pool），以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由于他在投机方面有着毋庸置疑的天分，他经常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投机导演”——他在投机操作中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价格刚刚上涨到每股79美元，但随后就立刻跌到71美元，这意味着背后有人在大笔沽空。新闻界人士毫不怀疑谁是幕后的操纵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投机导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时多得多的关于各种股票的谎言，尤其是关于伊利股票的谎言。”

　　联合坐庄集团里有一个成员（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他具体是谁），德鲁曾资助他购买伊利股票。他心存疑虑，偷偷调查了他买的股票出自谁手，却惊恐地发现这些股票竟然来自坐庄集团同一名经纪人。他和其他成员一起找到德鲁，要求德鲁按照承诺把股价拉上去。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德鲁平静地回答道，“现在正准备分钱。”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写的《伊利岁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闻调查的杰作，他们这样解释德鲁的所作所为：“投机集团的总指挥把钱借给了其中一位成员，让他有财力购买集团所有其他会员的出货，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套了进去，然后，总指挥在集团内分配利润。他也会很平静地把原本属于这个牺牲者的钱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分成返还给他。”

　　弗兰克·沃克是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为德鲁阴谋的牺牲者，于是，他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有点儿紧张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进出纽约交通运输的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大。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宣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范德比尔特不习惯接受‘失败’这样一个词，”亚当斯写道，“而且，这一次，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在全华尔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觉，尤为刺痛了他。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使得原本就心高气傲的范德比尔特更加自负，他绝不是那种在尊严受损后，只会坐下来暗自垂泪而无所作为的人，更何况，现在他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在被别人算计后，他一定会拿起他最钟爱的武器——能够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

　　经纪人正在抢购伊利股票。“伊利股票大战”给了华尔街最激动人心的一段时光，它的疯狂程度也说明，当时的华尔街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保证市场的平稳有序。

　　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050股，但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时候，德鲁贷给伊利公司的348万美元，是以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和3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抵押的，这部分债券可以转换成3万股股票，并且可以再从股票转换成债券。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德鲁的投机目的，他随时可以使伊利股票的总量变化10%以上。

　　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如果想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他就必须设法阻止德鲁无休止地发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也译作高等法院或高级法院，像现在一样，在纽约州混乱不堪的司法术语中，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级别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级的法院）法官乔治·G. 巴纳德给予帮助。据斯特德曼所述，巴纳德是一个“坦慕尼奴隶”（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尔特的“资产”中是有编号的。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政府有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spoils system）注定了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腐败。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政府有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注定了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腐败。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早在1857年，贿赂和欺诈就已经大行其道，以至于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律师（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论坛报》（Tribune）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不认为议会大厅将再一次充斥着一群不顾后果、毫无公德、腐败透顶、寡廉鲜耻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电子时代来临之前，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 坦纳（Hudson C. Tanner）于19世纪80年代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图为坦慕尼大厅（Tammany Hall），已于1927年拆除。坦慕尼派俱乐部（Tammany Society）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活跃于纽约社交圈和慈善圈。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它开始介入政坛，成为民主党在纽约的支柱。特别是在1845年爱尔兰土豆病虫害歉收引发大饥荒和逃荒潮，每年10万左右的穷人移民美国，坦慕尼派俱乐部便协助这些人安顿下来，介绍工作，寻找住所，甚至为他们加入美国籍提供帮助。在选举时，这些人自然会投坦慕尼中意的候选人，使得坦慕尼派俱乐部成为纽约市乃至纽约州的选举机器，当选的议员再任命行政官员，整个俱乐部逐渐沦为政商交易和腐败的大本营。（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道：“纽约有一个独特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花钱聘用法官，特别是对于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重要的是诉讼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暗中依赖的法官。”

　　“最高法院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J. P. 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作使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市场混乱，而不是试图利用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问题。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在谈论到“强盗资本家”时，几乎全部闭口不谈这个事实。

　　***

　　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让巴纳德法官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丹尼尔·德鲁本人“卖出、转让、交付、处理和放弃”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德鲁就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了，并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悄悄买入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对于他很快就会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非常有信心，但是，“船长”严重低估了德鲁，据《先驱报》报道，此时德鲁“正在嘲笑这个法令”。

　　德鲁立刻着手把他的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发行了更多的可转换债券，并立刻将它们转换成股票。2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进位于宽街19号威廉奚斯公司的经纪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福勒写道，“5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蝉鸣。”当然，“船长”还蒙在鼓里，但伊利股票的流通盘却已经在刚才增加了20%。

　　随后，德鲁命令忠实于他的纽约上州法官暂停弗兰克·沃克在董事会的职权，同时又让巴纳德辖区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兰克·沃克缺席的时候，伊利董事会不得做出任何决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鲁克林区的吉尔伯特（Gilbert）决定，伊利公司根据需要可以继续将债券转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德鲁、菲斯科、古尔德便处于近乎完美的法律环境之中。正如斯特德曼所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谁还能责备他们？他们只是做了他们爱做的事而已。”

　　整个华尔街陷入疯狂之中。“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福勒在第二年写道，“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Open Board）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George Henriques）以尖利的嗓音依次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仿佛在颤抖。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转到右，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每股80美元。此时，人们全然不顾还没有被拍卖的其他股票，他们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一片‘伊利，伊利’之声。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对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了买单。在强大的购买力下，中午12点时伊利股价被推升至每股83美元。”

　　如果说在大街上只能听到“伊利”的话，那么在威廉奚斯公司（William Heath & Company）的经纪办公室里，听到的只是“新印刷的5万张伊利股票从菲斯科肥胖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指尖流过的沙沙声”。菲斯科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宣称“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不能用伊利股票喂饱这头老蠢猪，我就他妈的该死。”

　　1848年，伊利铁路上一列火车正驶过铁路桥。

　　“新股票”出现的消息以创纪录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伊利股价立刻就“像秤砣一样”掉到了每股71美元。范德比尔特现在遇到麻烦了，因为他是通过抵押伊利股票借钱来买更多的伊利股票。这时，他要是露出哪怕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伊利股价就会立刻崩溃，公众的恐慌会被立刻点燃乃至瞬间吞噬他的巨额财富。身处危境的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退缩，他下令经纪人继续买入伊利股票，股价又被重新推高到每股76.125美元。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将近20万股伊利股票。但是，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范德比尔特也没有丝毫把握。

　　德鲁、菲斯科和古尔德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良好交割”，那么将使这些新股票一文不值，因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收入变现。他们把700万美元装进口袋，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此时，伊利股票几位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总部欢庆胜利。由于笑个不停，德鲁大叔脸上的皱纹已经凝固；古尔德笑逐颜开，一双为钱而生的眼睛闪亮有神；金发碧眼的菲斯科不停地开着玩笑。

　　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时，宴会热闹喜庆的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几位董事知道，一旦被捕，法院会完全站在范德比尔特一边，而范德比尔特对他们是不会手软的。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纽约法律辖区。和其他报纸相同，虽然当天《先驱报》正好举办户外活动，并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它不无讽刺地描述道：“事实上，自从芬尼亚会会员在人身保护权被撤销之夜从都柏林出逃以来，还没有哪次逃跑能比这次更彻底、更迅捷。”

　　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体面，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避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德鲁此时已是70岁高龄，他当然不想锒铛入狱，他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菲斯科和古尔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们正在纽约市最奢华的饭店——代尔莫尼克共进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刚吃到一半，听说警察要来抓他们，他们立刻逃离了酒店，赶到哈德逊河码头，他们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长迅速谈好价钱，雇用了他的船和两个水手帮助他们渡河。

　　那时候的哈德逊河口因为繁忙的海上运输而非常拥挤。这一夜没有月光，河面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水手们因为要竭力躲闪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几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浪所吞没。他们向另外一艘渡船挥手呼喊，对方毫无反应。他们只好抓住了桨轮的护板，有一两秒钟，菲斯科和古尔德，以及华尔街的历史，几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最终两人又挣扎着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泽西。

　　***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陷入了僵局。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新闻报道。《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吸引了过来。

　　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 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水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经济，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官员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官员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泽西，董事会的控制权从德鲁手中转移到了菲斯科和古尔德手中。德鲁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盘上才会觉得舒服，因此非常讨厌被困在这个泽西市的小酒店里，而其他董事则对德鲁的狡诈太了解了，他们很害怕德鲁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纽约先驱报》就报道说：“德鲁已经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并非来自纽约，而是他董事会里的其他董事。”

　　当德鲁和其他人正试图在新泽西站稳脚跟的时候，大战在法院和议会中继续进行。巴纳德法官任命“船长”的一个女婿为伊利股票卖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尽管之前明令禁止卖出伊利股票的正是巴纳德法官。纽约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缓此任命，巴纳德又立刻废止了他的延缓命令。之后，巴纳德接着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当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万美元此时正锁在新泽西银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作为斯威尼的酬劳。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的董事们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甚至忘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错失了一次发财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了，并且允许伊利公司以后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基本上可以说是给了其为所欲为的特权。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震惊了，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码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售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码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是，他还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现在，就在议会面前，这些钞票将被用来达到何种目的，谁也搞不清，但肯定涉及议案立法”。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缴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就立即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用亚当斯的话说，他仍然是一位“优雅从容的绅士”。

　　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用亚当斯的话说，他仍然是一位“优雅从容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比鲁克王式的胜利。公众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的意见越来越多，一向非常务实的“船长”决定立即止损。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个人面谈一下。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买入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未来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范德比尔特想达到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有效率的方式运作。

　　范德比尔特与德鲁的伊利铁路股票之战

　　1867年年底，范德比尔特成为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裁，他意识到稳定经营和改善管理才是铁路发展的正道，而不是互相倾轧和打价格战。避免价格战的唯一办法是形成价格同盟，即卡特尔，但是由于德鲁控制的伊利铁路反复无常，纽约州的铁路卡特尔长期无法形成。因此，范德比尔特决心通过股票收购夺取伊利铁路的控制权。

　　伊利铁路除了公开流通的251050股公众股以外，德鲁还持有3万支可以债股自由转换的股票。此外，作为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德鲁还可以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因此，范德比尔特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的关键在于阻止德鲁增加市面上股票流通总量。

　　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授意之下，纽约州地方法院巴纳德法官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把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禁止德鲁本人插手伊利股票操作。然而，当范德比尔特自信满满的对市面上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买单时，德鲁控制的法官居然裁定伊利公司依旧可以自由把债券转换成股票。由于两条完全相反的法令同时出现，德鲁照旧可以通过债转股变出更多的股票，甚至他还新印制了数万张崭新的“掺水股票”。而由于新股入市，伊利股价立刻下跌，但是范德比尔特为了维持公众信心，仍然在市场上照买不误。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交易所可能禁止新发行的股票进行交割，德鲁就以最快的速度将新股抛售使得700万美元变现，并逃到了纽约法律无法管辖的新泽西。如此一来，浑然不知的范德比尔特被伊利的董事们卷走700万美元，但仅得到了10万支一文不值的股票，不过他立刻通过法庭运作控制了纽约的局面，而伊利的董事们只能在新泽西勉强栖身。

　　此时，伊利铁路之争的焦点已经变为司法之争：伊利铁路的董事们能否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伊利公司此前发行的新股是否合法？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开始争相行贿，而立法官员则借机疯狂敛财。当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荒唐的乱斗之后，他决定从中脱身。最后，筋疲力尽的双方达成妥协：范德比尔特不再追究伊利董事们的法律责任，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范德比尔特在伊利董事会的利益也得到了赔偿，而当初他为了逼空伊利董事们买下的10万股新股也被市场慢慢消化，只不过，伊利股权最后被稀释了40%。伊利铁路的股票之争尘埃落定，范德比尔特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达成了主导纽约州铁路商业模式的目标。（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和走廊之间，恐慌蔓延开来。旁观者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奇克（Chickahominy）或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战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来。没过一会儿，大厅里就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说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了。”

　　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 000美元的议员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第二天，《纽约先驱报》假意关心议员们，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三美元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雪茄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如何才能让他们传承奥尔巴尼先贤遗留下来的信誉和名声呢？”

　　“那些一直坚持要5 000美元的议员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

　　尘埃落定之后，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弗兰克·沃克和理查德·谢尔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万美元，他们也撤回对伊利公司的诉讼。古尔德和菲斯科分别当选为伊利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至于当初为阻止范德比尔特控制公司而发行的10万股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以很艺术的手法在市场上慢慢卖出，以免打压伊利的股价。当然，到了最后，卖出这些股票的收入都归了范德比尔特，而伊利铁路的持股人发现，他们的股权被稀释了40%。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多了200万美元。当菲斯科和古尔德搬进他们的新办公室时，“我们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说，“就是积满灰尘的金库。”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发行更多的可转债券，它们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转换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40万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尔德将新发行的大部分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以免对纽约市场造成冲击。

　　像德鲁一样，古尔德发现，伊利铁路简直就是操纵市场的完美平台。他设计了一个做空陷阱。尽管德鲁很快就要变成一个被动合伙人了，但古尔德还是邀请他参加并投入了400万美元。为了迫使利率上涨，古尔德开始一步步地设法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他大开支票，让银行保证为这些支票承兑，迫使银行留存现金以便为支票兑付做好准备。然后，他又拿着这些保付过的支票作为抵押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进一步挤压资金供应。

　　到10月底，市场波动越来越大，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万股，股价也下降到了每股38.5美元，只有春天时股价的一半。这时德鲁开始有点儿慌了，他开始从坐庄集团中撤出，事实上，他悄悄地卖空了7万股伊利股票。截至11月14日星期六，伊利的价格停在了每股36.625美元，德鲁预计股价会进一步下跌。但是，在星期六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行的例行拍卖会上，因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在大量买入，有8万股伊利股票成交，股价立刻涨到了每股52美元。此刻，他们已经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时放开了资金供应。这时，德鲁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时间，他寄希望于23日在纽约靠岸的卡纳德海运公司的“俄罗斯号”客轮，它会带来伦敦市场上新发行的伊利股票。

　　德鲁还想通过法院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但被古尔德和菲斯科挫败了。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最大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因此对纽约州的法官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一切争斗平息的时候，德鲁损失了130万美元，他以往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一同消散的还有德鲁的华尔街大佬地位。但是，即便德鲁没有在这“一战”役中落败，他的时代也将很快逝去，因为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将改变华尔街的玩法。

　　虽然当时伦敦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但人们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当时伦敦资本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的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到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经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伦敦人仍然无法接受华尔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风，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写道，他们“为了保护自身投资利益而不择手段操控市场的做法过于野蛮，这可能会造成彼此猜忌”。

　　虽然当时伦敦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但人们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当时伦敦资本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的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了，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很多投机商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因而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屠杀和暴富的机会。针对伊利股票投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Chronical）（类似今天的《巴伦周刊》）建议实施以下法律：

　　（1）除非有2/3以上的股东同意，否则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

　　（2）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且必须在通知后进行；

　　（3）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抵押品贷款相关方的检查；

　　（4）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发放股票股息或者以其他目的发行的所有股票；

　　（5）任何违反上述条款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将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议会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议员源源不断带来贿赂收入的体制。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议会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议员源源不断带来贿赂收入的体制。

　　即使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不能实施这些改革，华尔街自身也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变革。华尔街两个最大的机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开始合作，因为交易所意识到交易所的会员（经纪商）和客户（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那时，在交易所占主导地位的经纪商们当然很乐意为他们的客户买卖那些可能有问题的股票，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赚取佣金。但是，当以这些股票为质押向客户提供贷款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数量随时可以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那么谁能知道这些股票的真正价值呢？

　　1868年11月30日，两个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规则，要求对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告。大部分公司立刻循规执行，但伊利公司予以拒绝——古尔德此时正在围歼德鲁。纽约证券交易所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了解伊利公司的情况，古尔德告诉了他们伊利公司的流通股股数——当然，他说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而且他断然拒绝透露是否会发行更多的股票。

　　由于伊利铁路公司拒绝遵守11月30日发布的规则，伊利股票被两个交易所摘牌。它在矿业交易所短暂交易了一段时间，但矿业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租约合同不允许它交易铁路股票，所以伊利公司很快又无家可归了。于是，古尔德创建了美国国民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来交易伊利股票，但是，这个交易所只能吸引很少的经纪人，来光顾的投资人就更少了。1869年，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组建了可以主宰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所。很显然，伊利公司对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依赖，要远远大于该交易所对伊利的需要。

　　美国《证券法》的前世今生

　　在华尔街创立的初期，证券的发行和销售乱象纷呈，这种混乱在伊利大战期间一度达到顶峰——隐瞒股票数量并肆意滥发“掺水股”，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并破坏市场秩序，这也促使交易所和经纪人加强行业自律。1860年，华尔街经纪人自发约定了股票发行的一些基本规则，这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1911年，堪萨斯颁布了第一部蓝天法 注释标题 蓝天法不是指某一部具体法案，而是美国各州证券法律的统称。——译者注 ，此后各州陆续颁布各自的蓝天法，实现了从州的层面约束一级市场。但是数十年后的“大萧条”使人们意识到，蓝天法对跨州的证券发行和销售执行乏力，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1929年股灾后，第一部联邦证券法应运而生，即重点针对一级市场证券发行和销售的1933年的《证券法》，成为今天美国证券法律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869年9月13日，古尔德终于同意遵守新的监管条例，伊利又回到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此时，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万股，差不多是古尔德在不到一年前所说数字的两倍。

　　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主要的经纪商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因此不得不遵守交易所的监管条例，这些条例不但在数目上逐渐增多，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华尔街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 迈德伯瑞当时写道：“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儿，努力抛弃原先相互串谋操纵市场的陋习并接受自律监管。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后者则会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使纽约成为帝国，而作为其中枢的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至高无上的金融中心。”

　　“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儿，努力抛弃原先相互串谋操纵市场的陋习并接受自律监管。”

　　经纪商们采纳了迈德伯瑞的建议，纽约股票市场的自律监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得到长足发展，业务也迅速繁荣起来。这部分地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投入使用和股票自动报价器的发明，交易量稳步增长。在合并后的两年里，纽约证券交易所传统的股票拍卖和公开交易所的连续拍卖继续分别进行，但是到了1871年，前一方式最终被取消了。至此，纽约证券交易所从1868年开始可供出售的席位就完全变成象征性的了。

　　华尔街最终慢慢地长大了，但在完全成年之前，它还有很多路要走。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