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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扬扬”（1869—1873年）

　　－译者题注－

　　1869年9月，美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操纵案。多头投机者古尔德和菲斯科精心组织了一个黄金囤积计划，他们一度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市场供应量的黄金合约，于是，黄金价格一路飙升，“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扬扬”……

　　－译者导读－

　　• 在伊利铁路投机案中一举成名的古尔德和菲斯科成为华尔街新生一代的弄潮儿，他们开始酝酿导演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华尔街大戏：逼空黄金市场。

　　• 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还没有完全恢复金本位制 注释标题 金本位制是指各国将货币币值与一定数量和成色的黄金予以固定比价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通过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通保证了黄金能够在商品和货币之间相互转换。同时，黄金平价机制使各金本位国家货币的汇率得以自动调节，从而稳定了国际经济秩序。‘一战’之前，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大多限于发达国家，多数国家实行银本位和纸本位。 ，金币和绿钞可以同时流通，但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黄金几乎从流通领域彻底消失了。而在纽约的黄金交易市场，有关黄金的投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当时的黄金市场上，只需缴纳少量保证金就可以购买数额很大的黄金合约，这种杠杆效应使得黄金投机成为最为危险，同时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机活动。古尔德的计划是买断纽约黄金市场的所有黄金供应。如果他能成功，那么，所有黄金的购买者，尤其是那些为实现套期保值而卖空黄金的国际贸易商，将在绝望中眼睁睁地看着古尔德操纵的黄金价格升至天价而无能为力。

　　• 为了实现这个看似“绝妙”的计划，古尔德必须要保证做到一件事情：阻止联邦政府的干预。如果联邦政府觉察到他的操纵计划而决定干预黄金市场的话，政府国库中储存的大量黄金就可能随时进入市场，黄金价格将会一落千丈，古尔德的计划也就会被彻底粉碎。于是，他煞费苦心地编织了一张关系网，设法结识了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并使这位对金融一窍不通的南北战争英雄相信：政府应该让黄金市场自由运行而不得进行任何干预。

　　• 万事俱备之后，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了他们的囤积操作，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量的黄金合约，黄金的价格扶摇直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与其对手的殊死搏斗吸引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所有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古尔德集团正在囤积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证券或其他商品，而是黄金——财富的象征、全球通行的法定货币。

　　• 如梦初醒的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古尔德愚弄了，他下令干涉黄金市场，但是，他的命令来得太晚了——这场金融噩梦刚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尽管，我们将在下一章知道，格兰特个人的金融噩梦还没有开始）。在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这场黄金恐慌也迫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在黄金和绿钞同时存在的复本位制下，黄金价格的投机具有无法阻挡的诱惑。在这场黄金囤积案发生的10年之后，美国最终回归到金本位制。

　　• 黄金投机战后三年，陷于一场复杂感情纠葛中的菲斯科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随着华尔街这一代投机家离开历史舞台，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式野蛮色彩也开始渐渐褪色。

　　• 1873年，曾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美国当时最为显赫的库克银行破产了，这直接引发了一次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一轮经济和股市繁荣。

　　19世纪时，黄金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因而，1869年9月，古尔德和菲斯科企图在纽约市场逼空黄金无疑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胆的一幕。即使在当时，华尔街最苛刻的批评家也无不佩服他们的胆量。“在所有的金融运作中，”亨利·亚当斯在1871年写道，“逼空黄金是最引人注目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也许正是这种光环和危险，使得古尔德先生对此极为着迷。”

　　“在所有的金融运作中，”亨利·亚当斯在1871年写道，“逼空黄金是最引人注目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也许正是这种光环和危险，使得古尔德先生对此极为着迷。”

　　到19世纪中叶，黄金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的法定货币。英格兰银行自1821年起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大不列颠王国也在此时走向国力巅峰。当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1/4，甚至超过当前（指1999年）美国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英国同时还主宰着世界贸易。英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使英镑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而英格兰银行实际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

　　因为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暂停了金本位制。尽管1865年北方军队赢得战争胜利后，绿钞和黄金之间的价差已经大大减少，但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美国法律中，有一条关于绿钞的条款含糊不清，它就像战场上一颗还没有引爆的炸弹，时时刻刻都有爆炸的危险。1862年美国第一次发行绿钞时，国会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按法定比价具有同等价值。但是，立法者很快就发现，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一条款导致黄金立刻从流通领域消失，它们被悄悄地藏进了千家万户的床垫下和保险箱里。

　　国会很快废除了《法定货币法案》中的这一条款，但它并没有废除另外一项条款，即允许使用等价绿钞来履行指定以黄金履约的合约。这项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无法执行，所以从来都无人理睬，但它的存在却构成了古尔德操纵计划的第一个要素。

　　到1869年，黄金交易室的黄金交易量已经达到平均每日7 000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是投机性的。事实上，由于保证金要求很低，在黄金交易室里进行黄金投机的人可能须臾间变得腰缠万贯，也可能弹指间回到一贫如洗，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想象的。

　　1870年，詹姆斯·亚布拉姆·加菲尔德在领导一个国会委员会调查已经过去的黄金恐慌时，黄金交易银行的查尔斯·J. 奥斯本作证说：“如果愿意的话，用1 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价值50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而古尔德相对还稍微保守一点儿，他估计1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价值2 00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身为伊利铁路总裁的古尔德，尽管手上掌管的现金远远超过10万美元，但仍认为纽约市场上的实体黄金存量从未超过2 000万美元。当他第二年在国会作证时，他推测市场上有大约价值1 400万美元的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300万～400万美元的金币。

　　黄金交易室。到1869年，黄金交易室的黄金交易量已经达到平均每日7 000万美元，而且大部分是投机性的。（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市场上实体黄金供应稀缺也是古尔德敢于大胆实施他的计划的一个要素。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要素：虽然黄金交易室里聚集着众多投机分子，但也有正经商人出于生意需要买卖黄金。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黄金为支付介质，贸易商在出口商品时以黄金结算货款。但是，在贸易合同签订和黄金交割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那么贸易商就会蒙受损失。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贸易商惯常的做法是在黄金交易室卖空与应收货款等值的黄金。如此，若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可以在黄金交易室卖空获得的利润以弥补货款损失，反之亦然。这种避险操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套期保值”，至今仍是所有商品市场最主要且不可或缺的交易方式之一。尽管这些声誉至上的国际贸易商人拥有的财产远远多于那些在黄金交易室进行投机的乌合之众，却很容易沦为古尔德这种嗜血成性之人的攻击目标。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贸易商惯常的做法是在黄金交易室卖空与应收货款等值的黄金。如此，若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可以在黄金交易室卖空获得的利润以弥补货款损失，反之亦然。这种避险操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套期保值”，至今仍是所有商品市场最主要且不可或缺的交易方式之一。

　　位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詹姆斯·亚布拉坶·加菲尔德雕像。他摒弃“任人唯亲”的“政党分肥制”，而采用任人唯贤的做法，并因此遇刺。他死后，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出台了美国公务员制度史上最重要的《彭德尔顿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译者摄于2017年）

　　古尔德看准了这一机会并决定加以利用。只要用相对来说很少的钱，他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整个纽约市场上黄金总量的黄金合约。在他下手的目标中，有很多是纽约市的贸易大户，他们出于商业原因必然会在市场上卖空黄金，却可能因此被古尔德狠狠榨干。古尔德在黄金交易室里签订的黄金合约尽管指明要用黄金交割，但在法律上却没有强制力。因此，即使古尔德的计划出现意外，他只要拒不履行合约即可脱身。菲斯科后来也加入了古尔德的计划，用他的投机语言来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除了声誉，什么也不会失去”。

　　当然，他们还面临另一个大问题：联邦国库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黄金供应，仅仅在华尔街的分库中就储备着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可供随时调配。仅凭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就能粉碎任何图谋逼空黄金的企图。为保万无一失，古尔德必须买通美国政府，至少确保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他们还面临另一个大问题：联邦国库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黄金供应，仅仅在华尔街的分库中就储备着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这些黄金可供随时调配。仅凭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就能粉碎任何图谋逼空黄金的企图。为保万无一失，古尔德必须买通美国政府，至少确保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古尔德与格兰特总统未曾谋面，但是他要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面还是很容易的。古尔德千方百计地与格兰特总统的妹夫，埃布尔·拉什伯恩·科尔宾成为朋友。科尔宾既是投机商也是律师，一年前刚刚迎娶了格兰特总统已近中年仍待字闺中的妹妹，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统家族的一名准成员。为获取科尔宾的信任和忠诚，古尔德提出全资为科尔宾购买价值15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黄金价格每上涨1美元，科尔宾就可以稳稳坐收1.5万美元收益（当然，这样一份合约也没有花掉古尔德多少钱，因为他可以以很少的保证金购得）。科尔宾欣然接受了古尔德的馈赠，只是要求把这笔黄金记在妻子名下。

　　同年夏初，总统和第一夫人途径纽约前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古尔德在科尔宾的官邸见到了总统，并护送总统夫妇到码头乘坐前往福尔里弗的蒸汽船。这艘船的主人正是在那里恭候已久的菲斯科，当然这绝非巧合。古尔德、菲斯科和纽约的其他几位商界人士一起陪同总统前往福尔里弗，旅途中，古尔德曾想方设法从总统嘴里套出他对黄金市场的看法，但总统对此却总是闪烁其词。在总统之后的夏季出行中，古尔德又多次为总统鞍前马后。有一次在一座剧院——菲斯科名下的剧院看戏，他成功地在公众面前塑造了一个自己与总统十分亲密的形象。

　　当财政部驻纽约的部长助理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古尔德和科尔宾百般进言，最终说服总统任命丹尼尔·巴特菲尔德将军担任这个职务。财政部部长助理负责管理联邦国库纽约分库，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他亲自执行。在这个职位上放一枚自己的棋子，是古尔德实施计划的关键一步。

　　巴特菲尔德家族开创了巴特菲尔德快递公司，并入股创办美国运通公司。巴特菲尔德曾在南北战争中军功累累，并获得了国会荣誉奖章。他也因为谱写了美军军号曲《归营曲》而留名至今，他的雕像现在依然屹立在纽约的河滨大道，与格兰特总统的墓地相隔不远。在巴特菲尔德刚上任不久，古尔德为他提供了一笔1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据传还给他开设了一个无须支付保证金的黄金账户。

　　整个夏季，古尔德和他的坐庄集团都在购入黄金。夏末秋初，秋收农作物开始向国外出口，商人们像往常一样在黄金交易室卖空黄金来避险。在这种卖空的压力下，7月27日还高达140美元的黄金价格到8月21日就已经跌到131.625美元了。即便如此，古尔德仍继续补仓，编织他的空头陷阱。他还设法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科尔宾写的评论，读上去似乎是一条官方将要允许黄金价格自由上涨的声明。9月2日，格兰特总统和夫人在从纽波特前往萨拉托加的途中再次经过纽约的时候，与科尔宾共进了一次早餐。科尔宾又一次向总统游说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价格。格兰特总统为人正直，有时甚至有点儿天真。他答应科尔宾会指示财政部在执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之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

　　而总统并不知道，古尔德躲在大厅的后面偷听了餐桌上的这次谈话。

　　到9月中旬，古尔德集团已经持有价值超过9 00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只要财政部不动用其黄金储备，这个数目是纽约市场上黄金供应的数倍。与此同时，古尔德再一次施展了他左右舆论的手腕。他开始散布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都参与了这桩交易。第二年，黄金交易室仲裁委员会（负责仲裁黄金交易室里的各种争端）的主席在作证时说：“操纵黄金市场的投机商与美国政府的所有人沆瀣一气，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的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美国，腐败之彻底，以致“美国政府是逼空黄金阴谋的同伙”这样的流言也能够轻易地被大众接受。

　　到9月15日，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38美元。卖空者开始感到资金压力，因为他们必须支付与其空头仓位相当的绿钞。古尔德心里明白，这些实力雄厚的商人很可能会向财政部部长乔治·S. 鲍特韦尔施压，使其卖出财政部的黄金以降低黄金价格。为应对这一压力，古尔德让科尔宾给他的总统大舅子写信，再次详细阐述了让市场决定黄金的价格的种种必要性（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让古尔德来决定黄金的价格）。但智者千虑亦有一失，古尔德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古尔德让他的私人信使把信送到了当时正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南方华盛顿市度假的总统的手里。在当时，从纽约到达那里需要一天的时间。毫无防备的总统甚至是乘坐古尔德为他提供的伊利火车专列前去度假的。信使把信件交给了总是随同总统出行的军务秘书贺瑞斯·波特将军，然后由他递给了总统。总统看完信后对信使说，他没有回信要寄。出于好奇，波特将军问总统这个信使是谁，总统反而愣了一下，他以为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普通邮差，只是想借送信的机会见见总统而已。

　　但是，波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总统，信使是专程从纽约赶来的。格兰特这才恍然大悟，他被科尔宾愚弄了。

　　但是，波特明白无误地告诉总统，信使是专程从纽约赶来的。格兰特这才恍然大悟，他被科尔宾愚弄了。因为他知道科尔宾绝不可能雇用一个私人信使长途跋涉来递送这样一篇关于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总统夫人此时正在给科尔宾夫人写信，总统立刻让夫人在信中写道：“告诉你的丈夫，我的丈夫对他的投机买卖非常愤怒，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终止所有投机行为。”

　　而此时的古尔德，刚刚收到了信使发来的电报：“信已送达，一切正常。”于是，他以为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便说服菲斯科积极地参与到这项投机操作中来。他需要的并不是菲斯科的钱，而是他的表演天赋。从一开始，菲斯科就认为这项投机操作太危险了，所以他一直谨慎小心，未敢贸然进入。当古尔德使他确信总统也参与其中以后，“他立刻就加入了行动之中”，正如第二年加菲尔德在听证会后的报告中所述：“菲斯科的巨大影响力和极具煽动性的狂热简直就是在给投机活动火上浇油。当菲斯科冲进黄金交易室公然挑衅华尔街和财政部的时候，他带给华尔街的恶毒影响可与罗马政客和阴谋家喀提林带给放任的罗马青年的毒害相提并论。”

　　根据菲斯科事后的证词（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不能作为非常可靠的历史资料），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持有了价值5 000万～6 000万美元的黄金合约，并且召集了他自己的经纪人团队随时为他效力。持续买进的效果已初步显露，9月20日，星期一，黄金价格为每盎司137.375美元。第二天微涨到每盎司137.5美元。但是，星期三，当菲斯科第一次亲临黄金交易室里的时候，黄金价格立刻暴涨到每盎司141.5美元。

　　当天下午，科尔宾的妻子收到了总统夫人的来信。对于科尔宾来说，他所有的资本就是他和总统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一下，他被吓坏了，只想尽快从古尔德的计划中脱身。古尔德许诺给他10万美元，要求他缄口不言，不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夹在总统和古尔德两个实力人物之间的科尔宾束手无策。但是，古尔德意识到胜算无几，他现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全身而退。

　　此时的菲斯科还在通过他的大肆鼓动和公开购买行动来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而古尔德已经开始悄悄出售他手中的黄金了。但是，一些原来比较谨慎的卖空商（包括华尔街几乎所有的经纪行）这时已经支撑不住，他们开始购买黄金准备平仓，所以黄金价格依然上涨到了每盎司143.375美元。黄金交易量激增。在一般情况下，黄金的日交易量只有7 000万美元，但在9月23日星期四这一天，黄金交易银行的黄金清算量超过了2.39亿美元。

　　第二天清晨，天气晴好，早在黄金交易室10点开盘之前，纽约的金融区就已经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了。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他们的经纪行威廉奚斯公司设有一个指挥点。当市场开盘的时候，菲斯科指示他的主要经纪人买下市场上在售的所有黄金。10点30分，巴特菲尔德将军电告华盛顿：黄金价格已经达到150美元，而且还在继续攀升。黄金交易室里挤满了狂热的人群，第二天的《先驱报》报道说：“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每个人的大脑都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婪极度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

　　“这里是两个赌博集团的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不停策划着各种阴谋，他们冷酷无情，贪婪极度膨胀。金子，金子，金子，喊声一片。”

　　黄金交易室里的人越来越绝望，就像一个闹闹哄哄的疯人院。形似时钟的报价器上，指示实时黄金价格的指针疯狂地上下跳动，力图跟上黄金价格的走势。而在这个国家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许多黄金报价器都失灵了。加菲尔德解释说：“这些指示器受控于其背后复杂的电动装置。电流通过与黄金交易室直接相连的电报线传输，将最新的黄金价格传送到指示器上。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电报员们为了跟上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这些电线已经因超载而熔化或烧断了。”

　　即使在离纽约很远的城市，从波士顿到旧金山，所有的商人都聚集在黄金报价器前，商业活动几乎完全停止了。在最疯狂的两个小时里，黄金交易室里的交易几乎是整个美国唯一的金融活动。货币本身被挟制——古尔德和他的同伙正在试图逼空的不是猪肉，不是大麦，也不是棉花，而是黄金——财富的象征，全球通行的法定货币。一个目睹了当时景象的人几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宽街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有的没穿外套，有的衣服上没了领子，有的帽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就像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一样。但是任凭他们悲痛地大喊、尖叫、紧握双拳，黄金价格依然在稳步上升”。

　　11点30分，巴特菲尔德给华盛顿发电，报告说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158美元，不断有卖空商奔向威廉奚斯公司的办公室，想赶在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平仓。

　　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在他的诗中记述了这段异乎寻常的历史，在所有关于华尔街的诗中堪称经典杰作（当然，这类诗数量不多）。

　　天哪！金价上涨之声传不歇

　　从华尔街、威廉街、宽街到新街！

　　全国黄金知多少

　　一只巨手全握牢

　　再掷百万又有何妨

　　哪怕将华尔街扼亡

　　在金交所地狱之上

　　喷泉兀自水落水涨

　　黄金竞价之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响

　　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扬扬

　　好似撒旦亲自出手施展魔力

　　推高金价——每分钟上涨百分之一……

　　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头恐慌，一直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的华尔街商人突然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卖空了一种价格似乎正在无限上涨的商品。但是，此时黄金价格继续上涨的原因已经不是因为市场上还有巨大的购买需求，而是因为市场上几乎没有卖家了。虽然古尔德和他的同伙私下里正在尽力出货，但菲斯科还在虚张声势，制造他们还在全力买进黄金的假象。

　　11点40分，巴特菲尔德再次致电华盛顿，报告财政部黄金价格已经涨到160美元。此时的巴特菲尔德定是得到了确凿的内部消息，知道华盛顿已经准备有所行动了。否则，在当时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安排手下的经纪人约瑟夫·塞利格曼开始卖出黄金。

　　同一刻，11点40分，菲斯科的一个经纪人艾伯特·斯派尔斯喊道，他愿以160美元的价格购买5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没有人接单。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出价，突然，詹姆斯·布朗——一个德高望重的经纪人坚定地喊了一句：“成交！”

　　那一瞬间，就像脸上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一样，市场立刻恢复了理智，恐慌刹那间消散。在短短几秒钟内，黄金价格就降到了140美元。讽刺的是，就在此刻，巴特菲尔德得到授权出售国库里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遏制这场恐慌，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布朗的举动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可谓孤注一掷。很显然，是愤怒迫使他如此背水“一战”。在第二年作证时，他说：“我们从133美元开始参与，从那时起就一直被迫付出高价。当那帮穷凶极恶的家伙把价格推到144美元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难道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所作为而甘心被这群无耻之徒掠夺吗？”

　　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整个华尔街安静得像“刚刚经过一场大火或天灾”一样。《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一场突如其来的平静降临整个华尔街。上午一直高声喊叫而嗓音沙哑的经纪人们，此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核对自己的交易记录，低声交谈着。每几分钟，主持人就敲一下小锤让大家保持秩序，就这样，黄金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些亏欠的空头或多头账户开始平仓。”

　　这场黄金恐慌留下的金融乱局从未得到彻底的清查整顿，其中的种种猫腻只是被掩盖了起来。甚至古尔德和菲斯科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也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纽约先驱报》确信他们大赚了一笔，第二天它写道：“撒旦得意扬扬地坐在肮脏的战利品上。”直到1877年，也就是整整8年之后，古尔德才了结这场黄金恐慌带给他的最后一场官司。在国会听证会上，当被问及赃款何在时，菲斯科轻松地回答说：“在忍冬盘绕之处”。这句话立刻让所有美国人浮想联翩。忍冬是金银花的别称，当时多种植在厕所外，以掩盖难闻的气味。

　　黄金恐慌仅仅只是买方恐慌，虽然那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但其对华尔街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只有那些诸如1837年和1857年发生的卖方大恐慌才可能改变华尔街的性质。相比之下，这场恐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加菲尔德是健全货币的坚定拥护者，他清楚地知道黄金恐慌的根源，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如果法律继续认可（黄金和绿钞并存的）复本位制，”他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并允许人为操纵其比价的话，那么黄金投机依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换句话说，为了阻止“黑色星期五”再次发生，美国必须回到金本位制。事实上，美国用了整整10年时间才完全回归金本位制。如果不是古尔德给美国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美国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回归。

　　换句话说，为了阻止“黑色星期五”再次发生，美国必须回到金本位制。事实上，美国用了整整10年时间才完全回归金本位制。如果不是古尔德给美国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美国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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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三倍多。小麦产量在这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此外，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也逐步消退了，战前的通货紧缩再次出现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商品价格同时下降，企业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这造成了美国经济虚假繁荣的表象。然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一点一点地被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更是加快了经济腐朽的速度。人们普遍认为黄金恐慌的发生，格兰特政府难辞其咎，甚至是格兰特政府姑息养奸，乃至为虎作伥所致。而所谓的特威德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见钱办事”的贪墨之风。威廉·M. 特威德是坦慕尼协会，一个立足纽约已有100多年的民主党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能成为势力强大到可以只手遮天的城市大佬，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很多美国城市都出现了这种人物。不过，在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的笔下，他成了纽约市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 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坐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 400万美元。与20年前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做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 000万美元。

　　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坐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 400万美元。与20年前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做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 000万美元。

　　但是，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连接中西部地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上百万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修建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利欲熏心，打起了鲸吞联邦拨款的主意。他们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洋气的法国名字——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贷公司），使其成为该条铁路线建设的独家承包商。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疯狂索取天价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和国会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任副总统舒伊勒·科尔法克斯。行贿的方式不是直接送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备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兑现。

　　特威德法院大楼是曼哈顿第二古老的地标性建筑（仅次于市政大厅），现用作纽约市教育局的办公地。（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现在，在主板（Big 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到此时，它的日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已是司空见惯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市场的约束力越来越大，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曾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因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尽管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心态却不失幽默。他曾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

　　当我刚来到华尔街一百股一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纷传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时，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船长”。古尔德盯上我后，把我驱逐出了华尔街，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发狗崽子”了。

　　古尔德和菲斯科依然是伊利铁路的实际控制人，两个人在位于西23大街的大剧院（Grand Opera House）里办公。在这个大剧院里，菲斯科监制出品了多部戏剧。186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行的新规给伊利管理层在华尔街市场上操纵伊利股票设置了重重阻碍，而且此时大部分伊利股票也已经被英国人买下了，但是古尔德和菲斯科仍然可以保持对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做法是，拒绝交付新股东名下的股票，从而剥夺了这些股东的投票权。当然，他们豢养的法官会确保纽约的法庭按他们的要求办事。

　　田纳西·克拉芬，女权主义者，和她姐姐一起设立了经纪行及报纸——这对美国女性都是第一次，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视为异类，还传出她与范德比尔特的绯闻。在她们设立经纪行近一个世纪后的1967年，穆莉尔成为首位获得纽交所席位的女性会员。今天，女性从事证券业务已经成为常态，自2017年以来，纳斯达克、港交所、纽交所先后迎来了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或主席。（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同时，他们继续与其他连接西部的主干线铁路公司大打价格战。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的运牛费用从每车皮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皮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

　　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往返于布法罗和纽约的中央铁路线上“牛”满为患，而伊利铁路上几乎完全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买断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然后通过几乎免费的中央铁路运到纽约贩卖，大发横财。“船长”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被对手击败而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发誓“再也不跟这帮骗子打交道”。

　　虽然受了点儿小侮辱，范德比尔特这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他结识了两位不一般的女士——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芬。她们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出版报纸和鼓吹“唯灵论”（spiritualism），伍德哈尔甚至参与过美国总统竞选。丧偶不久的范德比尔特向美丽的田纳西·克拉芬求婚，但田纳西因为有一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而遗憾拒绝。

　　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向“船长”求助，表示想向他借钱在华尔街开办一间经纪行时，幽默诙谐的（这一点鲜为人知）范德比尔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听到“女经纪人”这个名词时有多么震惊和难以接受。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性从事诸如法律和医学等专业性的职业，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而华尔街更被认为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根本不适合女性参与。

　　姐妹俩在宽街44号开了间经纪行，生意看起来很兴隆，这得益于“船长”，也得益于媒体的关注——它们实在无法想象女人买卖股票和债券是怎么回事。这为姐妹俩带来的游客多于顾客，以至她们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则启事，上面写道：“所有访客请说明到访目的，请勿逗留。”但克拉芬姐妹毕竟不是真正的女权先锋，她们很快就对华尔街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事务感到厌倦。她们的业务被华尔街其他的经纪商看成一场笑话，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个经纪行最终没能在1873年的大恐慌中生存下来。而女性首次真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席位是在近100年之后。

　　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因为参与与华尔街无关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他担任过纽约民兵第九团的陆军上尉，自掏腰包为第九团（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制作了漂亮的新军服，并组建了一支最好的军乐队。他还参与戏剧制作，出品了几部大戏。此外，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后，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救灾活动，安排伊利专列火车把救灾物资运送到灾区，并下令伊利铁路上的所有其他车次为这趟专列让道。这一善举打动了全美。

　　但是，最让菲斯科出名的还是他的风流韵事，或许这是菲斯科唯一不情愿的出名方式。虽然菲斯科的婚姻不算完满，但也算相安无事。大部分时间，他和妻子分居两地，他住在纽约，离他的大剧院不远，而他的妻子则住在波士顿他为其建造的大房子里。在纽约，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菲斯科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他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名叫乔西·曼斯菲尔德的黑发女子。她丰腴的身材在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受欢迎得多。菲斯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丧失了他平日的精明，以致根本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

　　菲斯科在大剧院的大街上给曼斯菲尔德买了套房子，很快他就搬进去与她同居了。他的妻子一向对他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住在波士顿。但要命的是，曼斯菲尔德却转而爱上了菲斯科的生意伙伴埃德温·斯托克斯。斯托克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但有精神障碍。斯托克斯家族在19世纪初包船从英国移民美国，斯托克斯的叔叔曾住在从前的上流社区麦迪逊广场，过着非常舒适体面的生活，尽管此时的麦迪逊广场已日渐衰落。虽然斯托克斯完全有经济实力自立门户，但他的家人深知他的精神缺陷，一直对他严加看管。

　　1870年，曼斯菲尔德命令菲斯科搬出他为她买的房子，菲斯科只好照办。但他依然很迷恋她，继续给她支付生活费用达数月之久，希望她能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菲斯科开始调查斯托克斯侵吞他们合办的布鲁克林炼油厂款项的情况。于是，一连串的诉讼与反诉开始了，记者们全部拥到法庭上，报道无休止的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上，曼斯菲尔德供述了她和这两个男人的关系，于是整个事件肮脏混乱的内幕在报纸上炸开了锅。

　　最后，1872年1月，斯托克斯精神崩溃了。他跑到大剧院和菲斯科对质，但菲斯科已经离开了大剧院，去拜访一位住在中央大酒店（Grand Central Hotel）的旧友。中央大酒店位于第三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叉口，是当时纽约购物区的中心。于是，斯托克斯又赶到了中央大酒店，而菲斯科还没到。当菲斯科来到酒店正准备上楼的时候，斯托克斯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掏出手枪向他连射两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菲斯科的大肚子，菲斯科立刻从楼梯上栽了下去，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紧接着斯托克斯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菲斯科应声倒地。

　　1871年10月9日的芝加哥大火（Great Chicago Fire）几乎摧毁了半个城市（上图），而灾后重建工程却使得芝加哥成为率先应用钢筋水泥建造摩天大楼的城市（下图）。（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菲斯科自己挣扎着爬上了楼梯，酒店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附近的会客厅，并且立刻叫来了医生。而斯托克斯根本没想逃跑，他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到纽约市一个令人生畏的监狱，这个监狱有着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坟墓”。一开始，菲斯科的伤势似乎并不严重，但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表明，第一颗子弹把他的肠子打穿了4个洞，引发了腹膜炎，这在当时是无药可医的。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所引起的轰动，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是今天唐纳德·特朗普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大厅里被洛克菲勒家族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不到一个小时，报童们就在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菲斯科被枪击了！”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大酒店的外面。警察局长增派了250多名警察看护“坟墓”监狱，因为有谣言说，一群下决心要绞死凶手的暴徒正在朝监狱赶来。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所引起的轰动，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是今天唐纳德·特朗普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大厅里被洛克菲勒家族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经纪商拥进了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伊利股票“晚间交易会”自发形成了。虽然经纪商们“对于菲斯科在盛年之时被人冷血枪杀表示了一点儿同情”，但如《纽约先驱报》报道所说，他们仍是一群利欲熏心的无情之人，报纸引用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说，“伊利股票肯定要涨”。事实确实如他们所料，星期一早晨一开市，伊利股票的价格就涨到了每股35.25美元。

　　位于华尔街的特朗普大厦。特朗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房地产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朗普大楼几乎遍布美国各大城市。（译者摄于2017年）

　　虽然经纪商们对菲斯科的壮年早逝表现得很冷漠，但当时的普通大众却不是这样。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卫道士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菲斯科哗众取宠的表演和混乱的感情纠葛，而大众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会记得他虽出身贫寒，但不坠青云之志，他的成功完全是用汗水换来的。”《纽约先驱报》第二天报道说：“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虽然他也用了不少华而不实或者半野蛮的手段，但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追求自由的信念和慷慨大方的精神，这使得他的那些性格缺点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菲斯科一向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里，总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向他请求免费乘车，或者借钱购买杂货、煤块，通常他们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他那天之所以现身中央大酒店，也是为了去看望他的一位已故朋友的年轻遗孀和孩子，他一直在悄悄地资助他们的生活。

　　虽然菲斯科仅仅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小歌剧的演出中穿过军服，但在纽约民兵第九团的组织下，菲斯科的葬礼是19世纪纽约市最宏大的军队葬礼，仅次于林肯和格兰特的葬礼。在葬礼队伍行进的时候，有10万人出来为他送行。当天夜里，他的遗体被运送到家乡布莱特博罗（Braffleboro）埋葬。人们三五成群，在1月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铁道两旁，默默致哀。几年以前，他曾慷慨地出钱把布莱特博罗的公墓用铁栏杆围起来，他当时开玩笑地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铁栏杆有什么用处：“里面躺着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不想进去。”

　　詹姆斯·菲斯科。“无耻，无耻！”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写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透顶！”他以无穷无尽的兴致参与华尔街的大游戏，直到在一场三角恋爱中被枪杀。

　　菲斯科的伙伴古尔德也在那年春天失去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夏天《纽约时报》不断曝光了特威德集团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终导致特威德集团解体。那些一直在为伊利铁路管理层服务的法官现在忙着自保，但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弹劾了。古尔德被逐出了伊利铁路公司，公司股票应声上涨，戏剧性地让古尔德大赚了一笔。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在西联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运作中攫取财富，直到1892年因肺结核去世，终年56岁。

　　***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菲斯科被刺杀，这非同寻常的10年标志着华尔街作为一个主要金融市场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随着华尔街最显赫的大玩家突然离世，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狂野西部色彩也开始渐渐褪色。但是，1873年的大恐慌才真正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杰·库克曾经因为帮助联邦政府成功发行战争债券、为南北战争筹资而成为最知名、最德高望重的银行家。战后，虽然他依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自己的银行——杰·库克银行却没有那么兴旺。他依然在政府债券市场中拥有较大的份额，还拥有几条铁路的股权。其中一条叫北太平洋的铁路是最让他头疼的。他为了资助这条铁路的修建发行了价值1亿美元的债券，但是这笔钱在铁路完工之前就用尽了。187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这条铁路线给予额外财政补助，并授权库克全权代理。于是，库克又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了更多债券，铁路沿线的北达科他州甚至把它的首府命名为俾斯麦，以吸引德国投资者来参与这个项目。库克试图用他在推销战争债券时的手法来推销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收效甚微。铁路建设困难重重，大桥坍塌，路基被冲垮，到1873年年初，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只能给工人打白条，并且公司的银行账户也已严重透支。《费城纪事》（Philadelphia Ledger）把它与18世纪初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半欺诈半空想的金融投资骗局，千家万户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是英国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左图），与密西西比泡沫、郁金香泡沫并称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甚至曾担任英国铸币局局长的艾萨克·牛顿（右图）也在这次泡沫中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 000万元人民币），牛顿感慨道：“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人们的疯狂。”南海公司夸大业务前景，通过贿赂政府向国会推出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的计划，其股价由1720年年初的约120英镑急升至同年7月的1 000镑以上。市场上随即出现不少“泡沫公司”浑水摸鱼，英国国会通过《泡沫法案》予以规范，连带触发南海公司股价急挫，至9月跌回190镑以下，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此时，库克正和J. P. 摩根共同承销新发行的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一次他们又选择了欧洲作为主要市场。虽然实际的承销费用仅仅只有15万美元，但是承销债券募集的资金可以全部推迟到1873年年底再交给政府。假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售完所有债券，他们就可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笔资金。摩根此时正和费城的一个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克塞尔合伙经营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 Morgan and Company），他并不需要这笔钱。相反，库克已快被逼入绝境，急需这笔钱周转，但不幸的是债券销售进展十分缓慢。（常有人指责摩根蓄意“摧毁”库克，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债券销售进展缓慢究竟是摩根蓄意所为，还是市场条件所致。）

　　9月，库克陷入严重的财务深渊。秋季来临，欧洲市场明显对美国证券越来越冷淡，资金供应再次触底，更多的铁路公司陷入了财务困境，政府丑闻又相继爆出，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华尔街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灾难的边缘。

　　灾难最终降临了。9月13日，星期六，凯恩-考克斯公司（Kenyon, Cox and Company，丹尼尔·德鲁的公司）宣布破产，停止营业。第二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恐慌还没有发生。但是到了星期三，股市开始下跌，交易量放大，卖空行为也明显增多。知情人似乎正在趁损失不大的时候离场。翌日，9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点，库克在纽约的合作伙伴范斯托克宣布库克银行纽约支行暂停营业，很快在费城的库克银行总部也被迫步其后尘。于是，美国当时最显赫的银行家破产了。

　　这条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引爆了华尔街，“一匹名叫‘恐慌’的炭黑色的脱缰野马”呼啸着冲上了华尔街。当消息传到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撼天动地的咆哮，仿佛可以让整栋大楼颤抖，里面的经纪商已经完全了失去理智。”《论坛报》写道。而在交易所之外，“恐惧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各种谣言充斥着华尔街，甚至有传言说“船长”也濒临破产。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范德比尔特从未以保证金的形式购买过股票，而且他所持有的股票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无数与他合作的经纪商和银行却被迫停止营业，甚至很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的公司股价也遭到了重创。9月20日，星期六早晨，西联公司的股票价格从每股75美元骤跌到每股54.5美元。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迅速传到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纽约先驱报》认为这种失控的恐慌是一种完全可以摧毁强大帝国的力量。一位经纪商则称这次崩溃为“自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灾难”。星期六上午11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第一次宣布无限期休市。格兰特总统、财政部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从华盛顿来到纽约，与纽约金融巨头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范德比尔特告诉他们，这次崩溃的原因在于铁路盲目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扩张所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联邦债券。他对媒体说：“用公众的钱在穷乡僻壤修建铁路，这无异于公然犯罪。”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迅速传到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一位经纪商则称这次崩溃为“自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灾难”。

　　由于此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最终，联邦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在市场上买入联邦债券，以此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证券交易所禁止其会员在交易所之外进行证券交易，但大部分会员对于这项禁令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场外交易。随着崩溃的恐慌日渐消退，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于9月30日（星期二）重新开市，股票市场慢慢得以恢复元气。但是，这次大崩溃沉重地打击了整个经济。南北战争后的繁荣景象荡然无存，美国经济艰难地挨过了6年的衰退后才逐渐好转。到那个时候，华尔街已经成熟了许多。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