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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1857—1867年）

　　－译者题注－

　　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无比繁荣的牛市中，“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译者导读－

　　• 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南北战争。1787年制宪会议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奴隶制的存废问题，险些肢解了这个国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中最大的战争之一，它的规模和破坏力是巨大的，但这场战争的结局却是令人欣喜的。它以北方政府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尽管这场战争的领导人林肯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黑人奴隶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它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战后，美国成了统一、联合的国家，这奠定了其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基础。

　　• 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如何满足现代战争的巨额资金需求，南北战争为此后的战争融资提供了经典范例。华尔街帮助北方发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债券，使它最终战胜了因大量印钞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南方。成功帮助北方走向胜利的华尔街，第一次从早期的私人俱乐部走向大众，同时也在战争所带来的空前活跃的经济活动和巨大的金融需求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在南北战争的4年中，华尔街的规模扩张了几十倍。

　　• 从私募走向公募：在帮助北方政府发行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华尔街年轻的银行家没有采用传统的私下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式，即私募发行，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即公募发行。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

　　• 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印钞票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面对相对于战前高达9 000%的通货膨胀率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结局，而依托于华尔街的融资，尽管也大量印钞支持战争，但北方的通货膨胀率相对于战前只提高了180%，远远低于南方。先进的金融手段与铁路和电报等新兴技术，共同支持了北方赢得了这一决定美国命运和走向的战争。

　　• 南北战争对美国和对华尔街的影响同样深远。具有绝佳讽刺意味的是，当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时，华尔街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场，并使得纽约成为一个繁华都市——“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前所未有的牛市不仅给纽约人带来了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生活，各种交易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尔街，场外交易所的交易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有趣的是，因为日进斗金的经纪商们忙忙碌碌地穿梭在华尔街上，没有时间有规律地用餐，无意中造就了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快餐文化。

　　• 在这一历史时期，华尔街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范德比尔特。这位16岁就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船的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他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尽管他曾在乘坐火车时险些被这种在当时还远称不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生命。

　　• 范德比尔特开始在华尔街囤积铁路股票。依靠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超人的智慧，从未涉足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最大的一次股票围歼战中傲视群雄，成功地击败了最老练的投机商，从而一举确立了他在华尔街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他将不得不面对同样老谋深算的德鲁和另外两位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即将在华尔街共同演绎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场战役的胜败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以及不可或缺的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国家的财富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在拿破仑陷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0多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对峙，其规模空前，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程度几乎与20世纪初的那两场全球大浩劫差不多。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史无前例、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来应对，以免破坏国内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经济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短期贷款来弥补。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 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6 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腹地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南北战争的爆发

　　19世纪初，由欧洲率先引爆的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同时也影响到了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逐渐分裂成南方和北方两个集团。北方采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工业为发展重心，而南方依然保留着种植园经济体系。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和原料，因此随着北方大批新兴企业（如矿山、钢铁企业、冶金企业、燃料企业）的新建和机器制造、纺织等行业的出现，北方资产阶级急需保护国内市场，保障原材料供应；需要提高关税、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特别是需要大量自由的劳动力。

　　相反，南部种植园主为了牟取高额利润，竭力把棉花等原料大批运往英国，并从英国输入大批廉价工业品，因而主张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特别是，种植园经济依赖农奴作为劳动力，因而南方集团希望保留奴隶制，甚至随着西进运动的发展，将奴隶制扩展至西部新成立的州。

　　于是，奴隶制成为南北双方最关注的问题。随着1860年力主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北战争爆发。（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1861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说，“我该怎么办？”

　　林肯雕像，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林肯纪念堂。（译者摄于2017年）

　　为大规模战争进行融资基本只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成果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

　　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

　　1862—1879年，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发行的一种不兑换纸币（不与黄金或白银挂钩），由于背面呈绿色，因此被称为“绿背纸钞”。

　　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同等使用，但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时（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必须接受绿钞，却对自己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队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很可能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劣币驱逐良币

　　格雷欣法则，即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以英国都铎王朝期间王室商人托马斯·格雷欣的名字命名的，指消费者倾向于保留成色高的货币（贵金属含量高），而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但事实上，格雷欣并非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后人发现，提出“地心学说”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其著作中早已提到了这一原理。但所谓“格雷欣法则”的说法已广为流传，人们并没有纠正。而我们今日熟知的说法“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劣币驱逐良币），其实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在其1875年著作中的一句名言。我国古代先哲也早有人提出类似思想，西汉时期的贾谊就曾提出，国家应该垄断货币的铸造，否则会导致“奸钱日繁，正钱日亡”。（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队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

　　如同在证券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北方军队的战绩走势相反。在葛底斯堡战役前夜，287美元的绿钞只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毋庸置疑，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外，华尔街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牟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都安插了探子，也因此他们常比在华盛顿的政府更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比林肯总统更早知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都安插了探子，也因此常比在华盛顿的政府更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比林肯总统更早知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位于华盛顿的葛底斯堡战役纪念雕塑（左图）和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的铭文（右图）。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雕像中的将军为米德将军，他指挥北方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获胜，对整个战争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译者摄于2017年）

　　黄金投机商在投机活动中经常毫无感情地押注北方军失利，他们这一“不爱国”的举动广受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表示希望“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被毙掉”。但是黄金投机商们在这些抨击面前不为所动。对于其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

　　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允许黄金移交在银行内部安全地进行。即便如此，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 Son & 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 P. 摩根、利维·P. 莫顿（后来当选为美国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

　　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子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只要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和之前充满喧闹刺耳交易声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业之后就关门了）大为不同，但对于那些心脏比较脆弱或者神经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他们对这个地方依然望而却步。

　　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借款规模之大，是此前从未有任何其他国家政府做过的。1861年的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 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近42倍。战前，政府的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 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北方军队在公牛溪战役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部长萨蒙·P.切斯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 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钱，但切斯明白，尽管这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但相对政府的长期需求，这仅是杯水车薪。

　　在“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将军的指挥下，南方军队赢得了南北战争中的第一次公牛溪战役（First Battle of Bull Run）。（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杰·库克，被誉为美国第一位重要投资的银行家，内战期间帮助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南北战争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新的债券，被称为“5—20年”公债，这些债券的偿还期最早不少于5年、最晚不超过20年，年利率为6%，以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配售给银行和经纪商，再由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将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债券面值降低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以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的销售方式使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债券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门花钱的速度还快。

　　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债券面值降低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以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随着大量债券和债券持有者涌入金融市场，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回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将从华尔街获得最急需的资本。

　　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

　　几乎在一夜之间，华尔街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依然只在上午10点30分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例行的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涌现，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交易所”（Coal Hole），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就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作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此后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并沿用至今］。

　　煤洞交易所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5年时间，但它对华尔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仍墨守的那种坐在各自席位上的“绅士式”拍卖方式，而开创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指定的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现在仍被称为交易柱（或交易台），因为它们仿照的是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一个个街灯灯柱代表着一个个交易场所，交易商们聚集在那里进行股票交易。

　　这种新的交易体系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也使交易量大幅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高达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0倍，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管理层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 000美元的佣金（在当时，1 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詹姆斯·K. 迈德伯瑞在1870年写道，“全民都加入了这个行业中，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这么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赚得盆满钵满。周日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着，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将士在这场内战中牺牲，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的总和。

　　“……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将士在这场内战中牺牲，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的总和。

　　受1857年经济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那一年进行了改组，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这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作加纳·希尔（Garner 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了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这使得只投入了3万美元现金的公司发起人，在扣除7万美元的或有费用外，净赚150万美元。

　　一个叫作加纳·希尔的公司以高价发行了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这使得只投入了3万美元现金的公司发起人，在扣除7万美元的或有费用外，净赚150万美元。

　　1863年的纽约中央公园。19世纪上半叶，纽约迅速扩张，富起来的人们开始向往伦敦的海德公园和巴黎的布隆森林公园这样的大型城市公园，于是纽约州议会在1853年批准在曼哈顿中心区域建设纽约中央公园。该公园于1859年冬天首次开放，1865年的游客数量即超过700万人，该公园于1871年完全建成，是美国第一个城市景观公园（landscaped public park），被誉为纽约的后花园。（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另外一个交易所——石油交易所（Petroleum Board）也在1865年成立。自从爱德温·德雷克于1859年第一次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采到石油后，从事该州油田开发的公司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油交易所就是为交易这类公司的股票而设立的。由于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未来前景不明朗，因而有人认为石油未来的主要用途将在医药或者化妆品方面，例如可以用来制造发油等。这些不确定性越发煽动了石油交易所里的投机热情。

　　然而，许多经纪人并没有在正式组织机构中开展业务，有些人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当市场不利的时候，他们就突然人间蒸发了，只剩下那些替他们背黑锅的债主。1857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街头流浪者（guttersnipe），常被用来指称这些场外经纪人。但是，到了1863年，他们在场外的交易量已多达每天100万股。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不再像南北战争前那样，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店成为每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拜华尔街所赐，美国人的快餐情结得以发展起来。100年后，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连锁经营潮，在快餐业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产业的过程中，华尔街也发挥了作用。

　　当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大街上的交易由于天黑无法再进行的时候，经纪人们就转移到纽约北城的非正式交易所（其中最主要的交易所是纽约最时尚的酒店——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进行晚间交易。有一段时期，纽约可以一天24小时地持续交易，这种情况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再也没有发生过。

　　由于同时有很多交易所进行交易，经纪人和投资者数量也不断膨胀，所以对市场的监管几乎不存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就像在自家后院举行橄榄球赛一样自觉遵循同一规则，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人为己，买者自负”成了这场新游戏的唯一规则。

　　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就像在自家后院举行橄榄球赛一样，大家自觉遵循同一规则，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人为己，买者自负”成了这场新游戏的唯一规则。

　　这时候，另外一些新人物也被吸引到了华尔街，这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或具有影响力，例如约翰·托宾、伦纳德·杰罗姆（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和他的兄弟阿迪森、弗兰克·沃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曾曾祖父）、亨利·克鲁斯、J. P. 摩根、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但是有一个人，即使是在这些历史巨人之中也赫然屹立，傲视群雄，他就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既不是一个经纪人，也不是银行家，他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基本不涉足华尔街。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成了这场大博弈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范德比尔特于1794年出生于纽约斯坦顿岛，他的父亲在岛上拥有一块农场，站在农场上可以俯瞰纽约湾。尽管供养着一大家子人，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范德比尔特的幼年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他母亲。他出生时就很强壮活泼，6岁的时候，在一次和隔壁家大两岁的童奴赛马中，他差一点儿把自己的马淹死。（虽然在那个时代种族歧视相当普遍，但范德比尔特绝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更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在晚年，他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但当再次遇到童年时代的玩伴时，他依然邀请这位已成为卫理公会派牧师的朋友来到自己家中，并且盛情款待了他。）

　　范德比尔特。他本对华尔街的游戏没有什么兴趣，但在被迫参与后，他在游戏中表现出来的高超手法前所未有。他将近70岁才开始涉足铁路业，并在随后的6年里控制了方兴未艾的铁路业。他后来捐赠创建了范德比尔特大学，死时是美国最富有的人。

　　虽然范德比尔特很聪明，但是他对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非常厌烦，尤其那些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认为老师权威、生搬硬套、死记硬背是标准的教育模式，更让他无法忍受。尽管他在学校待了6年，时间远远超过大多数同龄人，但他终身不愿掌握那些烦琐的英语语法和单词拼写，因而他的言辞是出名的粗鄙。

　　他在16岁时就渴望开始自己的事业。一次，在里士满港口一艘待售的双桅帆船上，他看到了机会。在蒸汽机出现以前，由荷兰人引进的这种帆船是纽约港主要的运输工具，平底双桅杆的帆船最长可达18米，宽7米，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货物。由于吃水浅，它们几乎可以在纽约的任何水域自由航行。

　　范德比尔特向他的母亲提出借100美元来购买这艘双桅帆船，这在1810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母亲和他做了一个很苛刻的交易，母亲告诉他，如果他能在他生日前把一块尚未开垦的8英亩土地清理干净，并且犁好种上作物，她就同意借钱给他。当时离他的生日只有4个星期了，但范德比尔特把一些邻居家的小男孩组织起来及时完成了任务。

　　范德比尔特晚年回忆说：“60年前，在5月那个明亮的早晨，当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双桅帆船，升起自己的帆，把手放在自己的舵柄上的时候，我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比我后来在哈莱姆逼空战役中挣到200万美元时还要强烈。”范德比尔特的职业生涯是从在斯坦顿岛和曼哈顿之间运送旅客开始的，很快他就成为这个港口公认的最可靠的船长。第一个运输旺季结束时，他不但还给他母亲100美元，还多给了她1 000美元。

　　“60年前，在5月那个明亮的早晨，当我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双桅帆船，升起自己的帆，把手放在自己的舵柄上的时候，我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比我后来在哈莱姆逼空战役中挣到200万美元时还要强烈。”

　　1812年的战争确保了范德比尔特事业的成功。军队需要他们能够完全信任和依赖的船运商向保卫纽约港的要塞运送物资，尽管范德比尔特的报价并非最低，但军队还是和他签了合同。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纽约的船运生意并不是靠合同就能保住的，更准确地说，是看谁先抢到生意，然后还要有办法保住它。范德比尔特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厉害，他身高1.83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他肩膀宽阔，直到中年还强壮无比。在1844年他50岁的时候，他率领亨利·克莱的支持者沿着百老汇大街游行，当一个绰号是“扬基沙利文”的坦慕尼派强硬分子（他同时也是当时纽约最好的拳击手）上前抓住他的马缰绳时，愤怒的范德比尔特从马上跳下来无情地痛打了他一顿。

　　到1817年年底，范德比尔特估计他的身家已近9 000美元，同时他还拥有数目可观的一支帆船运输队，但他仍时刻关注着任何新出现的变化和机会。他很快就在蒸汽船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卖掉帆船，开始为托马斯·吉本斯工作，成为吉本斯一艘名为“斯托廷格号”（Stoudinger）蒸汽船的船长。这艘蒸汽船船体很小，绰号“老鼠船”，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新布朗斯维克之间航行。

　　1840年的美国蒸汽船。1824年，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政府授予利文斯顿的蒸汽船航运垄断权违宪，不但吉布斯、范德比尔特等蒸汽船经营者受益于此，日益繁荣的航运贸易也为看似输家的纽约州带来远远高于垄断权收费的利益，更是确保了美国经济向着真正的共同市场方向发展。（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当时，吉本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纽约州政府把在纽约水域经营蒸汽船航运的垄断权授予了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罗伯特·利文斯顿［他出资建造了第一艘成功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蒸汽船——罗伯特·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Clermont）］。立法机构还傲慢无理地将利文斯顿的经营水域定义为从纽约水域一直延伸到新泽西海岸涨潮时的高位水线。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都对这项垄断立法不满。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天才的舰船设计师，他说服吉本斯根据自己的设计建造了一艘更大的蒸汽船，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贝娄娜号”（Bellona），“贝娄娜”是罗马女战神的名字，当时的纽约人深谙历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之意。

　　一方面，范德比尔特每天驾驶着“贝娄娜号”，机灵地躲避着来自利文斯顿的追捕；另一方面，吉本斯在法庭上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利文斯顿公司曾设法贿赂范德比尔特，允诺只要范德比尔特改变立场，公司就会给他每年5 000美元的高额年薪，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会一直陪伴吉本斯先生渡过难关”。尽管在被人冒犯，尤其在被人出卖时，范德比尔特总是显得冷酷无情，但也说明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他是一个正直讲信义的人，同样，他的恐吓和威胁也言出必行。”

　　1824年，吉本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取得一致意见，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宣布利文斯顿的垄断违宪，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对跨州商事有裁决权。这一案例，史称“吉本斯对决奥格登案”（Gibbons V.S.Ogden），无疑是最高法院做出的几个最重要的裁决之一，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经济向着真正的共同市场方向发展。虽然在当时“华尔街”的概念还几乎不存在，但范德比尔特等人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对华尔街甚至整个国家利益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好例证。

　　范德比尔特为吉本斯工作到1829年，之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蒸汽船。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叫“卡罗琳号”（Caroline），以他姐姐的名字命名，这艘船因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跌落结束航程而广为人知，不过那已经是在范德比尔特把它卖出以后很久的事情了。在那个蒸汽机船以“做屠杀人类的批发生意”而闻名的时代，范德比尔特从没有因为失火或者海难而损失过一艘船。到1840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船主了，美国《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因此称他为“船长”，从此，他一直以这个绰号闻名于世。

　　尼亚加拉瀑布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接壤处，水流飞驰而下产生如雷鸣般的巨响，“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意为“雷神之水”。不少船只在此跌落，包括范德比尔特的第一艘蒸汽船“卡罗琳号”。（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范德比尔特永远是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他自信能比任何人更好、更便宜、更快地经营船队，所以他总是单枪匹马地攻击由一小撮儿船运商组成的卡特尔，而当时，卡特尔在蒸汽船领域十分盛行。卡特尔经常发现，与其与范德比尔特竞争，不如直接给他钱让他离开，后者的代价小得多，而范德比尔特也乐于接受这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收到钱后，他就带着船队去另一个地方和新的对手竞争了。到19世纪50年代，他的商业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美洲和欧洲，他甚至亲自开辟了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航线，但在欧洲，他发现，甚至连他也竞争不过享受大量政府补贴的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可能已拥有了高达2 000万美元的财富。

　　但是这也令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时代发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尽管一直以来，他都对这项新技术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但他的这种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833年，当铁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就和这个新生事物打过交道——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并差点儿因此而丧命。事故发生时，火车以每小时24英里（约4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速了）的速度运行，由于前一节车厢的车轴断裂，范德比尔特所在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全部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只有他幸免于难。他从车厢中被甩了出来，在被火车拖行了一段距离后，被甩到了路基上。他的几根肋骨摔断了，肺也被刺穿，几个月后才康复。

　　但是，这也令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时代发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

　　早在1854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纽约-哈莱姆铁路（New York and Harlem Railroad）。这条铁路从纽约出发，延伸到和奥尔巴尼隔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会带着午餐，从铁路线的这一端坐到另一端，然后再返回。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钱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

　　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钱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

　　在快到70岁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就在这时，他决定放弃自己钟爱的蒸汽船并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为此，他知道必须去华尔街，因为哈德逊铁路和哈莱姆铁路的股票已成为华尔街市场的龙头股多年。

　　哈莱姆铁路向北延伸，与东西向的波士顿-阿尔巴尼铁路交于马萨诸塞州的查塔姆，因此可以选择哈莱姆铁路到达阿尔巴尼，与沿哈德逊河东岸的纽约中央铁路形成了竞争。（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895年的哈莱姆铁路大桥。这座铁路桥连接了曼哈顿及其北面的布朗克斯区，历经数次改建翻修，从最初1841年的木制吊桥到如今的升降桥，它见证了这一地区日益繁忙的运载需求和商业繁荣。早在19世纪80年代，哈莱姆铁路大桥就达到了每天超过200列火车的通行水平。（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建成于1852年，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入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入也只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儿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开始时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坐落在第42街的原因。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在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才能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

　　范德比尔特在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在管理上的不足。怀着和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能以更高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使之赢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议会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纽约市内有轨电车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纽约中央火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由范德比尔特出资建于1871年，建成时为曼哈顿的地标性建筑，后于20世纪初原地重建。今天，中央火车站的高度早已被旁边的大都会公司大楼（图中左侧）和克莱斯勒大楼超过。（译者摄于2017年）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有轨电车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但至少，市议会比州议会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的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线路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百老汇大街。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有轨电车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但至少，市议会比州议会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应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趟浑水，对自己的作为毫不避讳，只是平静地把那些沾沾自喜、被冲昏头脑的空头所卖出的哈莱姆股票大口吞入自己的金融大胃中。”

　　卖空者等待着哈莱姆股票价格狂跌的时刻，并一度似乎获得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授予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每股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每股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成员之一。

　　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买进。“每当有人卖空哈莱姆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箱里。”

　　“每当有人卖空哈莱姆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箱里。”

　　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射中的鹧鸪”一样直线下降到每股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的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每股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每股106美元。《纽约时报》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无论空头们准备何时卖给他们哈莱姆的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都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此时，空头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

　　结果，这些空头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这个此前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船长”，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中，一举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幸灾乐祸地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买回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时，许多卖空哈莱姆股票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急忙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也因此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让这些将来他可能还用得着的市议员得以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范德比尔特也因此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让这些将来他可能还用得着的市议员得以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显然对此很兴奋，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今天，华尔街上人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互相庆贺，市议会议员和同谋的股票投机商的那些无耻伎俩和诡计，终于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范德比尔特虽然轻易放过了或有后用的市议员，但对华尔街的投机商就没打算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还为自己增加了一笔横财。

　　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显然认为，由于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因此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就在哈莱姆股票逼空战进入白热化之时，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希望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以此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s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如果由买方决定，则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s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则称为“卖方选择权”（seller's option）。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使用“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的“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通向纽约的三大铁路之一哈德逊河铁路，紧邻哈德逊河，时至今日仍然非常繁忙。（译者摄于2017年）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盟就在事实上宣告了哈德逊股票逼空战的开始，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琪罗之于艺术”。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请求他们“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在于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一直持有这只股票，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就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在资金上几近穷途末路，于是立刻把哈德逊铁路的股票卖掉了。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约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卖方选择权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从每股112美元飙升到了每股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买方选择权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只得面对市场上唯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此时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所构筑的陷阱中的空头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

　　买方与卖方选择权

　　在早期股票交易中，买方选择权与卖方选择权，以及现代期权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有很大区别。早期股票买卖通常在完成当期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因此，交割时间的决定权非常关键：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使用“卖方选择权”来进行。具体来说，早期的卖空方可以在卖出股票之后，再利用卖方选择权拖延交割时间，并在时间窗口内在市场上购进较低价格的股票完成交割，以此通过价格差套利。这些早期的卖方和买方“选择权”与现代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区别在于，现代期权具有选择是否履行合约的权力（right），而非强制性地履约义务（obligation）。（译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后纽约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做空投机商，给自己和同盟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日称：“华尔街从没见证过如此成功的逼空。”

　　接下来第二年，法院裁定，除了30年前的授权外，市议会无权授予任何新的有轨电车线路的经营权。而此时，百老汇线路已经开工建设了，范德比尔特只好到奥尔巴尼（州议会所在地）去寻求帮助，以获得在建中的百老汇线路的法律许可。毫无疑问，他花了大量的银子，从州议会和州长那里得到了该法案将顺利通过的承诺。丹尼尔·德鲁和其他一些人也跑到了奥尔巴尼去做了有利于这个法案通过的证词。但德鲁本性难改，像以往一样，他又耍了一次两面派的伎俩。他私下里偷偷告诉议员，如果卖空哈莱姆股票，然后把这个法案“枪毙”掉，他们可以猛赚一笔。

　　德鲁的计划几乎就是前一年春天使市议会官员损失惨重的投机计划的翻版。纽约州政府的官员们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计划诱惑，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E. C. 斯特德曼，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一位老手，在19世纪末回忆道：“在1864年的春天，奥尔巴尼的政客们应该已经清楚地知晓，就在不到一年以前，纽约市的政客们是如何因为卖空这只股票而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中的。但他们还是愚蠢地、急不可耐地故伎重演，仿佛范德比尔特曾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是因为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财政国库，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的机会比今天更为受限；或许是因为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致智商降到跟一只刚尝过鲜血的野兽一样。”

　　或许是因为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财政国库，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的机会比今天更为受限；或许是因为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致智商降到跟一只刚尝过鲜血的野兽一样。”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范德比尔特富可敌国，但其资产的流动性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种程度。他手里持有大量哈莱姆铁路和哈德逊铁路的股票，但很不情愿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鲁曾预测哈莱姆股票价格会迅速上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1864年年初，哈莱姆股票价格为每股90美元，到3月26日已涨到每股140美元。就在百老汇线路法案听证委员会发布不利于法案通过的听证报告那天——这通常是一项法案将被束之高阁或否决的前兆，哈莱姆股票的价格立刻跌到每股101美元。如果议员们选择在这个价格把他们在高价卖空的股票买回来平仓的话，他们就已经可以大赚一笔了。但显然，他们或是没有听过，或是听过但没有遵从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bulls）能赚钱，看空的人——“熊”（bears）也能赚钱，就是贪婪的人——“猪”（pigs）赚不到钱。他们没有选择平仓，他们期望股价会跌到每股50美元。范德比尔特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召集到一起，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是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他们筹集了超过500万美元的资金，开始买进市场上所有卖空的哈莱姆股票，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不小的数目。3月29日，哈莱姆股票在当天纽约交易所第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09美元，在下午的拍卖中涨到了125美元。到4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24美元，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被告知，他们此时拥有13.7万股哈莱姆股票，但哈莱姆股票总共才发行过11.1万股。差额部分是空头们多卖空的股票。

　　但显然，他们或是没有听过，或是听过但没有遵从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能赚钱，看空的人——“熊”也能赚钱，就是贪婪的人——“猪”赚不到钱。

　　福勒写道：“500个强人，他们头脑聪明，财力雄厚。”但是他们现在在“船长”的掌控之中。当被问及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时，范德比尔特怒吼道：“让股价升到每股1 000美元。”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在坚持正义的同时，也施舍一点儿仁慈，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真的升到每股1 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非常巨大，以至没有人能预测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船长在普世人性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每股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

　　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次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的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

　　直到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都一直享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

　　“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

　　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也因此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起于纽约、止于布法罗，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在这个运输市场中获得“一头雄狮”的份额。

　　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让范德比尔特不得安生。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以控制这条铁路，于是，地狱之门打开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