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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鲨口余生

　　移民问题是大事，大到足以搅动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坛。对于全球一些最富裕的国家来说，移民问题恐怕是所有问题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议题，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杜撰出来的一批凶残的墨西哥移民，到德国移民政策中排外的漂亮话，从法国的国民阵线，到英国的脱欧派，意大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莫不如此。对于来自欧洲主流政党的政治家们来说，一边是他们想要坚持的自由主义传统，另一边则是长长的海岸线上将要袭来的威胁，他们需要努力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移民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但南非的津巴布韦难民、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危机，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公民身份法案引发的冲突，同样让所在国感到惊惧。

　　恐慌从何而来？2017年，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大致与1960年或1990年相同，为3%。欧盟（EU）每年平均接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欧盟移民人数在150万至250万人之间。250万人不到欧盟人口的0.5%，并且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就业和投靠亲人的合法途径获得移民资格的。2015年和2016年，欧盟涌入了大量难民，这很罕见。等到2018年，向欧盟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回落到63.8万人，只有38%的申请获得批准，相当于每2500名欧盟居民中仅有一名难民。这种情况很难被称为难民潮。

　　出于对种族融合的恐惧和对种族纯洁的迷信，种族主义者罔顾事实并危言耸听。一项调查采访了6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和美国）的22500名本地居民，在这些国家里，移民问题已成为最核心的政治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民众对移民的数量和构成均存在巨大误解。例如在意大利，移民在全国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为10%，但受访者的平均看法是26%。

　　同时，受访者严重高估了穆斯林移民，以及来自中东和北非移民的比例。而且他们眼中的移民受教育程度和贫困程度，以及移民失业和依靠政府救济的可能性，都比实际情况更为糟糕。

　　政客们过分地夸大事实，以此增添民众的担忧。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夕，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经常提到99%的移民是成年男性（实际上只有58%），而95%定居法国的移民因为不想工作而“被国家养了起来”（实际上55%的移民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最近的两项实验表明，哪怕是在可以对事实真相进行系统性核查的世界，依靠这种策略也能赢得选举。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两组问题。一组旨在征集受访者对移民的看法，另一组则旨在了解受访者对移民数量和特征的真实了解程度。一部分受访者先回答有关移民实际情况的问题，然后再说出自己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移民的偏见）时，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反对移民。而当了解到真实数据时，他们对移民现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没有改变。在法国，相似的实验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接触玛丽娜·勒庞虚假说法的人更可能会投票给她。悲哀的是，即使勒庞的说法被当面揭穿，这些人仍然顽固不化。真相没能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单纯地思考移民问题就已经让人变得狭隘，就连事实摆在眼前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对移民抱有偏见。

　　事实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一种看上去完全不言自明的经济学观点，因为这种观点的存在，哪怕现实证据支持完全相反的结论，许多人仍然没有办法放弃原来的看法。对移民的经济分析常常沦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三段论，即世界上到处都是穷人，如果他们能想方设法去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任何地方），当然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因此，不论他们原本在哪里，哪怕只有一半的机会，他们也肯定会选择离开，来到我们的国家，从而拉低我们的工资水平，让大部分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变得更加穷困。

　　这种论点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是因为它完全符合高中经济学对供需规律的标准解释。人们想要更多的钱，因此不论何地，只要工资更高，就会成功吸引所有人（供给增加）。随着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降低所有人的工资水平。移民会从中受益，但本地工人会遭受损失。特朗普总统坚持说美国已经“满员”，正是试图利用这种情绪。这套理论的推理过程如此简单，以至在一张小小的餐巾纸上就能完美演示，如图2-1所示。

　　图2-1 “餐巾纸上的经济学”。为什么移民必然导致我们其他人更贫穷？

　　这个推理逻辑简单、具有迷惑性，同时也是错误的。首先，国家（更普遍的情况是地区）间的工资差异与是否有移民没有丝毫关系。虽然确实有很多人不论身处何地都渴望能够离开，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不解之谜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可以离开的时候却没有离开？

　　其次，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大批低技术移民的涌入会伤害到本地居民，包括那些在技能方面和移民最为相似的本地居民。实际情况是，移民似乎改善了自身和包括本地居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处境。这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但与那种关于供需关系的标准说法呈弱相关。

　　离开家园

　　英国的索马里裔诗人沃尔森·希雷（Warsan Shire，又译瓦森·沙尔）写道：

　　没人会离开家园，除非，

　　家园变成鲨鱼的血盆大口，

　　你只能奔向边境。

　　当你看到整个城市也在奔跑，

　　你的邻居跑得比你更快，

　　喉咙里透着血腥味儿，

　　过去和你一起上学的男孩，

　　曾在旧锡厂后面吻得你天旋地转，

　　此时正举着一杆比他还高的枪，

　　你只能离开家园，

　　如果它不让你留下…… 注释标题 Warsan Shire, ‘Home,’ accessed June 5, 2019, https://www.seekers guidance.org/articles/social-issues/home-warsan-shire/.

　　希雷当然意有所指。人们最迫切想要离开的地方（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危地马拉甚至也门这样的国家），远非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调整人们的生活成本差异［经济学家称之为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即PPP］之后，伊拉克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利比里亚的20倍，至少是莫桑比克或塞拉利昂的10倍。尽管也门2016年的收入水平经历了大幅下滑，但其富裕程度仍然是利比里亚的3倍（最近几年缺乏数据）。而特朗普总统最喜欢攻击的墨西哥，则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上国家，其福利制度广受赞誉并被他国效仿。

　　那些试图离开这些国家的人，恐怕不像利比里亚或莫桑比克的普通居民那样，面临着令人无法忍受的极端贫困。他们更多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崩溃而选择离开：墨西哥北部的毒品战争、危地马拉恐怖的军政府，以及中东的内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动荡和暴力。尼泊尔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农业严重歉收的年份，也没有多少尼泊尔人离开国家。事实上，灾年里离开的人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路上的费用。直到尼泊尔国内的政治环境突然变得恶劣，人们才开始逃离。他们是在逃离鲨鱼的血盆大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可以回去的家园。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怀揣雄心壮志，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的移民。比如，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执导的优秀系列电影《阿普三部曲》第二部《大河之歌》中充满矛盾的主角阿普，被夹在农村家中孤独的母亲和城市令人向往的丰富可能性之间；比如一个想移民的中国人可以同时打两份工，为有朝一日能够供孩子去哈佛大学上学而省吃俭用。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存在的。

　　剩下的大多数，就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不论是内心欲望，还是外部环境，都缺乏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极端因素。他们并不打算竭尽全力赚走每一元可以赚到的钱。即使外国没有边境检查，也不需要躲避移民局，他们还是选择留在本国，譬如和城市存在着巨大收入差距的农村。德里有一项调查，对象是贫民窟的居民，其中许多人是不久前从德里东部两个大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迁移而来的。该调查显示，在支付住房费用后，普通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仅略高于2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底层30%的人口每日平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对比，德里贫民窟的生活水准要远远高出后者。但是，那些极度贫困的人（大约有1亿人）并没有选择搬到德里，让自己的收入翻倍。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不会因为更好的经济环境迁移。2010—2015年，希腊的经济危机正值最严重时期，整个国家饱受重创。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只有不到35万希腊人选择了移民国外，至多占希腊总人口的3%。而事实上，希腊在2013年和2014年的失业率高达27%，而且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希腊人是可以在欧洲各国自由工作和流动的。

　　移民抽签

　　但是，或许没有什么好困惑的，也许我们高估了移民带来的好处。在判断移民是否有益时，一个重要而普遍的现象是，我们通常只关注移民人口所获得的工资，而忽视了他们做出移民选择的多种理由，以及他们能够成功移民的多种条件。这些移民可能具备特殊的技能或者非凡的韧性，即便留在家乡也能比别人赚更多钱。就算移民从事的许多工作不需要特殊技能，他们的工作往往也和艰苦勤劳联系在一起，需要耐力和耐心（想想做建筑工或者摘水果，这是许多拉丁美洲移民在美国从事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日复一日地做到这些。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移民收入与仍留在本国的居民收入进行比较，然后像那些鼓吹更多移民的“啦啦队长”所说的那样，认为移民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这正是经济学里所说的“可识别的问题”。为了能够说明是地方差异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工资差异，我们需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

　　研究签证抽签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参与抽签的赢家和输家除了一点点运气之外，在其他各方面往往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获得签证所带来的收入差异不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而只能是签证获签所带来的地点改变。以南太平洋小岛国汤加（该国大部分人都非常穷）申请移民新西兰的签证抽签的赢家和输家为例，该研究显示，成功移民的人在一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的收入。而拿到签证获益最大的是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软件从业者，其收入是印度同行的6倍。

　　岩浆炸弹

　　造成这些数字差异的原因很容易解释：因为这些数字比较的依据是在申请签证抽签的人之间进行。对于那些没有申请的人来说，情况可能大不相同。比如，他们因为缺乏合适的技能，恐怕无法通过移民获益。不过，还有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是关于人们因为纯粹偶然的事件而被迫迁徙的。

　　韦斯特曼纳群岛是远离冰岛海岸的一个繁荣的渔业群岛。1973年1月23日，该群岛的火山喷发了。岛上的5200名居民在4个小时内被疏散，只有1人死亡。火山喷发持续了5个月，岩浆摧毁了岛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的房屋位于岛的东部（被岩浆直接淹没），其中一些房屋是被随机的“岩浆炸弹”击中的。由于不可能建造出能抵御岩浆的房屋，因此房屋是否被破坏完全取决于位置和运气。看起来岛屿东部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被毁房屋和侥幸脱险的房屋的市场价值完全相同，居民也都是同一类人。这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说的“自然实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那些房屋被毁的人和那些房屋安全的人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差异，然后，大自然掷出色子。

　　随后，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出现了。那些房屋被毁的人得到了与其房屋和土地价值相符的现金赔偿，他们可以用这笔钱重建或者购买另一栋房屋，又或者搬到他们喜欢的其他地方。房屋被毁的人当中有42%选择了搬家（而房屋安全的人当中则有27%选择搬家）。冰岛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但运转良好的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税收和其他记录来追踪韦斯特曼纳群岛所有原始居民的长期经济发展轨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详尽的基因数据还让我们可以追踪火山喷发时那些岛民的后代。

　　利用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对于火山喷发时年龄低于25岁的人来说，房屋受损为其带来了日后巨大的经济收益。到2014年，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搬离了小岛，相比那些父母房屋安然无恙的人，那些父母房屋被毁的人每年能够多赚3000美元。这种效应集中体现在火山喷发时年纪尚轻的人身上。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更有可能上大学。而且被迫搬家似乎也使他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份自己擅长的工作，而不是像韦斯特曼纳群岛的大多数人那样变成一个渔民。对于那些尚未花费多年时光学习打鱼技巧的年轻人来说，这条路也更为好走。当然，人们还必须被迫离开（因为岩浆随机的“恩赐”）；那些最大限度保住房屋的人，则仍然像无数前人那样继续捕鱼和生活。

　　关于这种生活惯性，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后的芬兰。由于在战争中曾和败北的德军共同作战，芬兰被迫将一块富饶的领土割让给苏联。在这片区域生活的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重新安置，总人数约为43万，占芬兰全国人口的11%。

　　在战前，这批流离失所者，相比其他芬兰人，除了融入城市（如果有的话）和得到正式雇用的可能性偏低，其他方面都相差不多。然而25年之后，尽管当年匆忙而混乱的迁出必定留下了许多伤痕，但这些无家可归者已经比其他人更为富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流动性更强、融入城市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获得正式的工作。被迫迁居似乎松开了束缚他们的绳索，让他们变得更富有冒险精神。

　　出于对自然灾害的担忧，或者受战争的影响，人们被迫前往收入更高的地方，这些都说明，仅靠经济激励并不足以让人迁徙。

　　他们知道吗？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贫穷的人并没有觉察到迁移是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机会。不过在孟加拉国进行的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这并非穷人不移民的唯一理由。

　　孟加拉国境内没有阻止迁移的法律。然而，即使在通常被称为“蒙加”（“饥饿季节”）的干旱季节，在很少有赚钱机会的农村地区，也很少会有人迁移到城市，寻找建筑和运输等行业的低技术就业机会；甚至没有人会迁移到邻近的农村地区，去种植不同生长周期的农作物。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同时鼓励季节性的迁移，研究人员试着利用不同的方式鼓励孟加拉国北部的朗布尔民众在蒙加期间迁移。当地非政府组织随机选择了一些村民，告诉他们迁移的好处（主要是介绍城市的工资水平），或者在他们同意迁移的情况下，提供相同的信息，并额外提供11.5美元的现金或贷款（这笔钱大致相当于去城市的交通费用和几天的用度）。

　　第二种做法让大约四分之一（22%）原本不会选择迁移的家庭同意一名家庭成员外出工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成功找到了工作。他们在外出工作期间的平均收入约为105美元，远远超过了留在家乡时的收入。他们平均将收入中的66美元汇回或带回给留守的家人。令人惊喜的结果是，当一个家庭每多出一名外出工作的人，这个家庭消耗的卡路里就会增加50%，从而让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从近乎饥馑提升到轻松获得温饱。

　　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才下定决心外出工作呢？难道饥饿还不足以驱动他们吗？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不是绑住人们手脚的限制条件。当非政府组织向随机选择的人群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但没有激励措施）时，这些信息完全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此外，在得到财务支持（以及信息支持）并选择外出工作的人当中，尽管已经拥有了找工作和赚钱的经验，但也只有大约一半的人在第二年的蒙加季里选择回到城市。至少对这些人而言，我们很难说是工作机会在阻碍他们外出迁移。

　　换句话说，尽管那些被迫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外出工作的人确实在经济上有所收获，但我们很难真的认为大多数人只是在等待一个放弃一切的机会，然后去一个富裕的国家。考虑到经济奖励的力度，移民人数比我们预期的要少得多。一定还有其他原因阻止人们选择移民——稍后我们会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针对移民的劳动力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它是否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移民收入增加的代价是牺牲当地人的利益。

　　吊起所有的船？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一直都处于激烈争论当中。但总体而言，现实证据似乎表明，即使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也几乎没有对所涉及人群的工资或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争论之所以一直持续，主要是因为想要说清楚这件事往往并不容易。各国都会限制移民，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允许移民进入。而移民也会用脚投票，自然倾向于前往有更好选择的国家。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果我们用城市的本地人工资与城市中移民工资的比例作图，我们会画出一条优美的往上延伸的线：移民越多，工资就越高。对于支持移民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这也可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象。

　　想要找出移民对当地人工资的真正影响，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并非直接因为追求城市工资而出现的移民变化。甚至这样还不够，因为本地的居民和企业也会用脚投票。比如，可能是移民的涌入将许多本地工人挤出城市，才让留下来的本地工人的工资没有下降。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选择留在移民定居城市的当地人的工资，我们就会完全忽视那些离去者的痛苦。还有一种可能是，新移民吸引企业进驻某座城市，但代价却是牺牲其他城市的利益，我们可能也看不到这些其他城市的工人所付出的代价。

　　戴维·卡德（David Card）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一次巧妙尝试。1980年4月2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讲话，放开对马列尔港的控制，允许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古巴。演讲之后，人们反应迅速，从4月底开始就有人离开。从4月到9月期间，共有12.5万名古巴人抵达美国的迈阿密，其中大部分人没有或只接受过极少的教育。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永久定居在迈阿密，导致迈阿密的劳动力增长了7%。

　　那么工资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为了找出答案，卡德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双差法”的分析方法。他将移民到达前后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就业率的变化情况，与美国其他4个“相似”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坦帕）居民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对比。他希望了解，当“马列尔人”出现时，迈阿密原有居民的工资和工作机会的增加是否落后于其他4个城市的居民。

　　卡德发现，不论是在移民到达后不久，还是几年后，这一对比都没有什么不同。“马列尔人”的到来没有影响当地人的工资水平。卡德还特地研究了在“马列尔偷渡事件”之前就来到美国的古巴移民的工资。他们和新来的古巴移民最为相似，因此也最有可能受到移民涌入的影响，但其结果仍然没有差异。

　　这项研究对于找到移民会带来何种影响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非常重要。迈阿密被移民选中，不是因为就业机会，而只是因为这里是离古巴人最近的登陆点。偷渡事件是突发的意外，迈阿密的工人和企业在短期内都没有机会对此做出反应（工人离开，企业进入）。不论是方法还是结论，卡德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第一次证明了供需模型无法直接适用于移民问题。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也饱受争议，经历了多轮的驳斥和对反驳的反驳。恐怕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能够引发这么多轮的交锋和热切关注。乔治·鲍尔斯（George Borjas）长期对“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研究持批评态度，他是一位直言不讳地支持排斥低技能移民政策的经济学家。鲍尔斯重新分析了“马列尔偷渡事件”的经过，包括选择更多城市进行比较，并特别关注非西班牙裔的高中辍学男性，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群体。鲍尔斯发现在这个人群样本中，相比其他对照城市，在偷渡者抵达后，迈阿密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但之后的重新分析显示，当纳入西班牙裔高中辍学者（看上去应该是最能与古巴移民进行比较的人，却出于某种原因被鲍尔斯忽略了）和妇女（同样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被鲍尔斯忽略了）的数据后，鲍尔斯的研究结果被推翻了。此外，通过和在偷渡事件发生前，与迈阿密拥有相似的工资和就业情况的其他城市对比，研究发现工资或就业并没有受到移民的影响。尽管如此，鲍尔斯仍然坚持己见，围绕“马列尔偷渡事件”的争论仍在继续。

　　如果你拿不准该如何看待这些事，没关系，你并不孤单。坦白地说，争论双方没人因此改变看法，而且他们的想法似乎和政治立场紧密相关。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将移民政策的未来和30年前发生在一个城市的事件挂钩都是不合理的。

　　幸运的是，受卡德研究的启发，许多学者试图发现类似的场景，即移民或难民在没有任何提前警告，也没有限制目的地的情况下前往某方。一项研究分析了1962年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后，将拥有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遣返法国的情况。另一项研究则着眼于苏联在1990年取消移民限制后，在4年内令以色列的人口增长了12%所造成的影响。还有一项研究则考察了大迁徙时代（1910—1930年），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大规模移民事件中，研究人员都没有发现当地人口受到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有些时候移民的影响是正面的。例如，欧洲移民抵达美国后，提升了本地人的总体就业水平，使本地人有更多机会成为领班或经理，同时促进了工业生产。

　　最近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涌入西欧，这也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说明移民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将丹麦作为对象。从许多方面来讲，丹麦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其中之一是丹麦保存了该国所有人的详细记录。从历史上看，难民常常被送往不同的城市，他们的个人喜好或者找工作的能力很少被考虑。需要考虑的只是公共住房是否足够，还有行政能力是否能够帮助难民安顿下来。1994—1998年，来自波斯尼亚、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伊朗、越南、斯里兰卡和黎巴嫩等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丹麦，分布在丹麦各地。随着1998年行政安置政策的废止，移民最常前往的便是其同族人居住的地方，比如首批伊拉克移民多少出于偶然选定的定居处，成了伊拉克新移民的目的地。丹麦的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接收了更多移民，究其原因，无非是在1994—1998年，这些地区有余力安置移民。

　　这项研究与历史上的其他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将这些城市中受突发移民潮影响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变化，与其他城市的相比，并没有发现任何移民造成负面影响的证据。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低技术移民通常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但是目前的政治辩论极其热衷使用夸张的辞藻，也不管真实情况是否支持其论点，让人很难了解辩论参与者的政治观点。那么，在哪里可以听到平和理性的声音呢？如果读者对于在经济学界建立共识的技巧感兴趣，不妨阅读（免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该机构称得上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学术机构）编撰的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第267页。美国国家科学院会不时召集专家小组，就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科学的共识。在有关移民影响报告的专家小组里，有一些人是移民政策的支持者，也有一些人是怀疑者（乔治·鲍尔斯也是其中一员）。他们需要确保报告的内容包括好的、坏的和难听的内容，他们的表述往往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你能够从一群经济学家身上得到的最明确的那种：

　　“最近几十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以10年以上的时间来度量时，总体而言，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非常小，这与新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1997年的发现基本上是一致的。”

　　移民有什么特殊性？

　　为什么经典的供需理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价格越低）不适用于移民？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哪怕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明显不受移民影响，但除非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否则我们总是会怀疑这些情况或数据只是特例。

　　事实证明，许多因素是彼此相关的，而基本的供需关系潜藏其中。第一个原因，一批新工人的涌入通常会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将有助于抵消需求下滑的趋势。新移民需要消费，他们要吃饭、理发、购物。这些需求创造了就业，并且大部分的工作适合低技术的人群。如图2-2所示，这倾向于增加他们的工资，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平衡了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图2-2 重绘餐巾纸上的经济学。为什么更多移民不一定导致工资下降？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需求渠道关闭，移民确实可能对当地人产生“预期的”负面影响。有很短一段时间，捷克工人被允许越过边境去德国工作。最高峰时，德国边境城镇多达10%的劳动力来自捷克。此时，当地人的工资变化很小，但就业却大大减少。原因在于，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情况不同，捷克人在挣到钱以后，选择返回家乡进行消费。因此，德国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出现连锁反应。除非将挣到的钱花在当地，否则移民可能无法为新社区带来经济增长。如果这些钱被汇回本国，东道国将无法获得移民所创造的经济利益。这时，我们就回到了图2-1所描述的情况，沿着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动，却没有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进行补偿。

　　低技术移民可能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第二个原因是，低技术移民减缓了机械化进程。低薪工人的稳定来源，降低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吸引力。1964年12月，在农场打短工的墨西哥移民被逐出加利福尼亚，因为他们被指压低了加利福尼亚本地居民的工资。但他们的离开对当地人没有任何帮助：工资和就业都没有增长。原因是，墨西哥的短工被赶走以后，过去曾经严重依赖他们的各地农场立即着手干了两件事：首先，将生产机械化。以番茄为例，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可以将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提升一倍的收割机，但其推广使用非常缓慢。1964年，也就是墨西哥短工被赶走的那一年，收割机在加州的使用率还是0，而到1967年，收割机的使用率就变成了100%。而在没有受到墨西哥短工影响的俄亥俄州，收割机的使用率在那几年则没有任何变化。其次，农场放弃了那些无法机械化生产的农作物。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至少是暂时地放弃了芦笋、草莓、生菜、芹菜以及腌黄瓜这些美味食材。

　　第三个原因是，雇主可能会希望通过重新组织生产方式，提升新工人的效率，这样可以为本地的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定位。以丹麦移民为例，丹麦的低技术工人最终受益于移民的涌入，其部分原因是移民使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原有的职业。在有大量移民的地方，更多的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作从体力劳动提升为非体力劳动，并更换了雇主。同时，他们也开始从事更复杂、需要更多交流和技术的工作；这与移民刚到丹麦时因为不会说丹麦语而无法与当地人竞争此类工作的情况一致。在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迁徙到美国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职业升级。

　　更广泛地说，这说明低技术的本地人不必和移民直接竞争。他们可以从事不同的工作，移民主要从事不太需要沟通的工作，本地人则从事其他工作。实际上，移民的存在可能会鼓励企业雇用更多工人。移民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而本地人则转向辅助性的、回报更高的工作。

　　第四个原因，移民愿意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这是移民与本地劳动力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移民修剪草坪，制作汉堡，照顾婴儿或病人。当更多移民涌入时，这些服务的价格往往会下降，这便有助于本地人削减生活成本，并将他们从过去的低端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从事其他工作。当本地存在很多移民时，掌握高技能的女性将更愿意外出工作。高技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增加了其家庭或其所在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育儿、餐饮、清洁）。

　　很关键的一点是，移民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那些有志向的人可能会创办企业，并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而素质极差的移民可能只能成为无法划分的群体中的一员，并与本地的低技术工人产生竞争。

　　移民需要跨越的门槛通常决定了哪些人能够选择移民。当特朗普总统将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一些非洲国家（被特朗普贬称为“屎坑国家”）的移民与来自挪威的优秀移民进行比较时，他恐怕不知道很久以前，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还在诗中将挪威移民视为“群氓”中的一部分。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移民时代来到美国的挪威移民，曾有过一项研究。当时，除了船票的价格，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移民。该研究将移民家庭与没有移民的家庭进行了比较，发现移民往往来自最为贫穷的家庭，这些人的父辈的贫困程度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愿意以此为讥讽，因为那个时代的挪威移民正是特朗普本希望敬而远之的那类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挪威移民正是他眼中的“屎坑里的人”。

　　相反，如今从贫穷国家移民出来的人，除了要有钱来负担交通费用，通常还需要有勇气（或者高学历）面对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移民控制系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非凡的技术、抱负、耐心和韧性，帮助他们成为能够创造就业的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美国创业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财富》500强中的美国企业，43%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此外，前25强企业中由移民创办的占52%，前35强中占57%，13个最有价值品牌中有9个是由移民创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于俄罗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迈克·贝佐斯（Mike Bezos）。

　　甚至那些一开始并不特别的人，面对移民到异国的现实，想要致富却缺少社会关系，一心一意追求前程却面临种种限制，反而激发了他们想去尝试新鲜事物。阿比吉特认识许多跟他一样的孟加拉国中产阶级男性，在离家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洗过盘子。但是，等到他们在英国或美国的某个小镇上手头拮据，又有大把时间的时候，最终会做在本地餐馆传菜的工作。而且他们发现，比起想象中的白领工作，原来自己更喜欢做动手的工作。也许发生在那些原本要做渔民的冰岛人身上的事正好相反，当他们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有更多人会进入大学的地方，他们会觉得上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此，将供需分析应用于移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移民的涌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当存在更多移民时，工资并不会下降的原因之一。劳动力市场从本质上讲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供需关系并非描述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情况的最佳选择。

　　工人和西瓜

　　当漫步在清晨的达卡（孟加拉国）、德里（印度）或达喀尔（塞内加尔），有时你会看到几拨人蹲守在主要路口的人行道上，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他们都是求职者，等着那些需要他们工作的人把他们带走，而这些工作往往都在建筑工地。

　　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体力劳动力市场非常稀缺。考虑到大德里地区有近2000万人口，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每个街角都会看到这样的人群。但实际上，如果不专门去找，你是看不到他们的。

　　在德里或达喀尔，很少看到张贴的招工广告。虽然网上和就业门户网站有很多招聘广告，但大多数工作是普通牧羊人无法胜任的。相比之下，波士顿的地铁里到处贴满了招聘广告，不过这些工作对于应聘者来说往往具有挑战性，要求他们解决一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以证明自己的能力。雇主想招人，但又不想让工作变得太容易得到。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招聘不同于在批发市场上买西瓜这样的东西，原因有二。首先，雇佣关系持续的时间比买几个西瓜要长久得多。如果你不喜欢买到的西瓜，下次可以换一家买。但是，即便在对解雇工人没有法律限制的地方，解雇也是颇为令人不快的一件事，而且一旦心怀不满的员工情绪失控，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大多数企业不会轻易雇用任何一个愿意为他们工作的人。他们担心这个员工是否会准时到岗，工作表现是否合格，是否会与同事吵架，是否会侮辱重要的客户或者破坏昂贵的设备。其次，员工的素质比西瓜的品质更难判断（专业的西瓜销售商显然很擅长判断西瓜的品质）。尽管卡尔·马克思对此有话要说，但劳动力毕竟不是普通的商品。

　　因此，企业需要努力了解他们准备雇用的人。这意味着如果要雇用薪水较高的人，那么企业在面试、笔试和推荐等方面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于公司和员工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成本，但这种情况似乎非常普遍。埃塞俄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哪怕申请一个中级文员的工作，也需要消耗几天的时间并往返数次。每次应聘工作都要花掉应聘者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被录用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也是导致应聘人数很少的原因之一。出于上述原因，在雇用低薪员工时，企业经常省掉面试，主要依靠信赖的员工进行推荐。一般来说，即使应聘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企业会雇用那种直接推门进来找工作的人。显然，这种现象完全抛弃了标准的供需理论。这都是因为雇主想要避免承担解雇员工的高成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研究人员曾试图在埃塞俄比亚找到那些愿意进行随机聘用的企业，在接触了300多家企业后，只有5家企业愿意参与该研究。尽管涉及的工作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但企业仍然希望保留对聘用的部分控制权。而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几项研究表明，即便是蓝领工作，也有56%的企业坚持员工需要有工作经验，并且通常要求有前雇主的推荐。

　　这个现象有几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与单纯的供需模型让我们相信的相比，成熟的工人在面对新来者的竞争时要安全得多。他们现在的雇主了解并信任他们：在职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不过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更糟的是，这种情况还有第二个含义。设想雇主会如何惩罚表现不佳的员工，最坏的情况是解雇员工。但是，只有当员工获得的薪酬足够让他们心甘情愿留下时，解雇才是有效的处罚。正如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不愿意只支付给员工最低水平的工资，因为他们不想陷入一则苏联笑话所描述的情况：“他们假装付我们钱，我们假装工作。”

　　这种逻辑意味着，为了让员工好好工作，企业支付的工资通常需要高到让解雇能够带来真实伤害的程度。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工资。这导致企业支付给熟练员工的工资与新员工的差异可能不是很大，因为企业不敢冒险承担后果。

　　这让雇用准移民的动机变得更弱。此外，雇主也不愿企业内部出现工资差异过大的情况，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员工士气低下。有证据表明，即使不平等与生产率相关，但在工资和生产率之间尚未建立直接而清晰的关联时，工人讨厌企业内部的不平等。不快乐的工人不能创造一个富有生产力的工作场景。这也是本地工人没有被廉价的移民迅速取代的原因之一。

　　这与之前提到的捷克移民研究的另一个发现非常吻合：本地人的失业实际上不是损失，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收益降低（相比没有捷克人的德国地区）。德国公司没有用捷克移民取代他们已有的员工。那些已经在德国工作的捷克移民同样受益于企业对员工的熟悉程度。有些时候德国公司会雇用他们同样不了解的捷克人，而不是雇用那些新来的他们不认识的本地人。

　　即使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移民也没有太多机会得到本地人已经拥有的工作机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移民最后往往会从事本地人不想做的工作，或者在没人想去的城市得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并非从别人手里抢夺工作，因为如果没有移民，这些工作的空缺仍将无法填补。

　　技术移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无技术或低技术移民对当地人的影响。但是，就算那些反对无技术移民的人，通常也会对技术移民报以欢迎的姿态。我们所提出的低技术移民不会和低技术的本地人产生竞争的许多解释，都不适用于技术移民。首先，技术移民的工资通常比最低工资高很多。不需要向这些人支付效率工资，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就令人兴奋，而有机会从事这些工作并取得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如此说来，技术移民其实更有可能拉低本地人的工资，这和他们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存在着矛盾。其次，对于技术员工来说，相对于应聘者的个性或可靠程度，雇主更加关心他们是否拥有相应的技能。比如，大多数雇用护士的医院主要会关注应聘者是否符合从事护士工作的法律要求（尤其是他们是否参加并通过了护理委员会的考试）。如果出生在国外、拥有证书的护士的预期薪酬更低，那么医院没有理由不聘用这个人。此外，不经过一系列的面试和考试，是不会有人雇用这类员工，或冒险将这些陌生的员工与彼此熟悉或者建立起关系的员工放在同一位置上的。

　　因此，美国的一项研究毫无意外地发现，城市中每雇用一名熟练、合格的外国护士，本地护士就会减少一到两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国外护士的竞争，本地学生不愿参加所在州的美国护理委员会的考试。

　　因此，尽管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人士广泛支持技术移民，但从本土家庭人员的角度看，技术移民的影响是综合的。这对低技术的本地人有益，因为他们获得了更便宜的服务（大多数为美国贫困人口服务的医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但代价则是令具有类似技能（护士、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的本土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恶化。

　　哪里有大篷车？

　　移民的谬见正在瓦解。并没有证据表明低技术移民进入富裕国家会拉低当地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哪怕是卖水果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移民并不遵循供给与需求的法则。但是，移民问题在政治层面极具争议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种看法认为，想要移民的人太多了。大批成群的陌生人、外国人，会带着外来语言和习俗，制造出刺耳嘈杂的噪声，伺机跨越我们始终如一的单一文化边界。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有这么一群人在等待时机登陆美国（包括英国或法国）的海岸，以至需要动用武力（或隔离墙）加以限制。事实上，除非发生天灾人祸，否则大多数穷人更愿意留在家乡，他们根本就没有敲过这些国家的门，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国家，甚至都不愿搬到本国首都这么“远”的地方。富国的人认为这种情况太反常了，即使面对事实也拒绝相信。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缺乏人际关系

　　人们不迁移的原因有很多。所有会增加与本地人竞争工作机会难度的因素都会降低他们迁徙的意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一个移民来说，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除非雇主是他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同一民族的——要么认识，要么至少了解该移民。出于这个原因，移民倾向于前往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在那里找工作比较容易，可以帮助他们在城市里站住脚。当然，出于种种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的就业前景会变得相互关联。比如，如果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水管工，那么新老几代移民都会找到水管工的工作。不过，亲属关系的作用更大。剑桥大学教授凯万·孟希（Kaivan Munshi）证明了墨西哥移民会明确寻求他们可能认识的人的帮助。他成为一个小型的、联系紧密的印度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rian，也称帕西人）社团成员，恐怕也不是一个巧合。

　　孟希教授观察发现，不论在美国的机会如何，暴雨（灾难）都会让人被迫离开墨西哥。当某个村庄降下暴雨，村里人就会离开，寻找其他的谋生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后去了美国，结果是此后来自同一村庄的移民在美国有了人脉关系。这些人有稳定安全的工作，能够帮助新移民找到工作。孟希教授预测，如果我们设想两个墨西哥村庄在今年遭遇了同样的灾难天气，如果其中一个村庄几年前曾经经历过干旱（导致一些村民移民），而另一个没有，那么受过灾的村庄居民比起没有受过灾的村庄居民更容易找到工作（同时也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他预计，前一个村庄中会出现的移民更多，就业更多，收入更高，而这正是数据显示的结果。可见人脉关系非常重要。

　　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难民的安置。最有可能找到工作的难民，其安置地点会有很多来自同一国家的难民。这些老难民通常不认识他们的新同胞，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必要提供帮助。

　　人际关系对于拥有它的人来说显然非常有用，但那些没有人际关系的人怎么办？这些人显然处境不利。事实上，那些带着推荐信出现的人会剥夺其他所有人的机会。如果雇主习惯雇用有推荐信的员工，那么他们很可能对所有没有推荐信的人持怀疑态度。只要意识到这一点，任何一个有机会拿到推荐信的人都宁愿多等待一段时间（也许认识潜在雇主的人脉关系马上会出现，也许有朋友会开始创业），只有那些连一封推荐信都拿不到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好员工）才会到处登门应聘。但如果是这样，雇主根本没有理由见他们。

　　但这种情况会导致市场的失败。1970年，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他写出了《柠檬市场》这篇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因为人们有卖掉破车的冲动，从而导致二手车市场可能关门停业。这符合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有关新加入劳动力的自证的看法：买家对在售二手车的怀疑越多，他们愿意付的钱就越少。而他们愿意付的钱越少，状况良好的二手车的所有者就越倾向于继续留着车不卖（或将车出售给认识并信任他们的朋友）。只有那些知道自己的车马上要散架的人，才愿意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最后只有最差的汽车或最差的员工进入市场，这个过程被称为逆向选择。

　　人际关系本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帮助，但现实情况是，有人有关系，有人没关系。原本在所有人都没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市场可能良好运转，但这种不平等的现实会导致市场的失败。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竞争会是公平的。一旦某些人拥有人际关系，市场就会瓦解，进而造成大部分人失业。

　　家庭的舒适

　　阿比吉特曾经询问德里贫民窟的移民为什么喜欢住在城市里。他们的回答涉及很多方面：让孩子有更多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更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唯一不喜欢的就是环境。这毫不意外，德里的空气质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当被问及最想要解决生活环境中的哪些问题时，69%的人提到了排水管和下水道，54%的人抱怨垃圾清理。排水管堵塞、没有下水道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常常使印度（及其他地区）的贫民窟散发出介于刺激性和腐烂性之间的独特气味。

　　出于明显的原因，许多贫民窟居民犹豫着要不要把家人带来一起生活。而当一切变得难以忍受，他们就会选择回到家乡，这个过程经常发生得很快。在拉贾斯坦邦农村最常见到的是，村民离开村子外出挣钱，然后每月回来一次。外出工作时间超过3个月的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外出打工者往往倾向于待在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地方，这可能会限制他们能够得到的工作和学到的技能。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贫民窟或者更糟的环境里呢？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租更好的地方呢？通常来说，即使能够负担得起租金，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住房市场往往两极分化，缺少中间的选项，贫民窟边上可能就是这些移民根本无法触及的漂亮小公寓。

　　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缺乏服务国民的基础设施。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2040年，仅印度预计就需要4.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肯尼亚则需要2230亿美元，墨西哥需要1.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城市中，那些相对较小的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地区的土地始终供不应求，价格也随之攀升，直到变成天文数字。比如，全世界最贵的一部分房地产就在印度。由于缺乏投资，城市其他部分的发展十分混乱，穷人经常擅自占用那些恰好闲置的土地，根本不考虑这块地是否有下水管道或者自来水管道。尽管迫切需要居住的地方，但由于担心因为土地不属于自己，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去，因此他们搭起了简易的临时窝棚，显眼得就像城市的伤疤。这就是著名的第三世界贫民窟。

　　更糟糕的是，正如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其著作《城市的胜利》中所指出的，城市规划人员拒绝为中产阶级建造密集的高层住宅，而是建造“花园城市”。例如，印度对城市建筑的高度有极为严苛的限制，比巴黎、纽约或新加坡的相关规定还要严格。这些限制导致印度大部分城市只能大规模向四周延伸，从而导致城市通勤的距离越来越长。尽管没有印度的情况极端，但同样的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已经出现。

　　对于可能出现的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而言，这一系列糟糕的政策会让他们陷入痛苦的两难境地。他们可以选择挤进贫民窟（如果够幸运），每天通勤几个小时；或者甘愿忍受日常生活的痛苦，睡在天桥下、公司地板上、自己的人力车里、卡车底下，或是人行道上，靠街边商店的遮阳篷遮风挡雨。如果这还不够令人沮丧，出于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原因，低技术外来打工者很清楚，至少他们一开始能得到的只是别人不想要的工作。如果你已经穷途末路，当然只能接受这一切，但长久地离开朋友和家人，睡在天桥下，清洗地板或公交车站牌，这样的生活怎么说都难以让人感到愉快。通常能够欣然接受这一切的人，只能是那些有能力将眼前的障碍和痛苦抛在脑后，并打算从餐厅杂工一步步变成连锁饭店老板的外来打工者。

　　家庭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让身体得到放松。穷人的生活往往非常艰难，收入不稳定，健康状况不稳定，因此能在有需要时马上找到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这点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你和周围人的关系越紧密，当坏事发生时你受到打击的概率就越小。你要去的地方可能有一个人际关系网，但是在你长大的地方，人脉会更加深厚和有力。一旦离开，你（和你的家人）可能会失去这些关系网。最后，只有离开愿望最迫切的人，或者家庭条件优越到可以承受相应风险的人，才会选择离开。

　　生活舒适度和人际关系对可能出现的国际移民起着类似的限制作用，但其作用更强。因为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家乡，通常只能独自一人，并在未来许多年里放弃他们所熟悉或热爱的东西。

　　家庭纽带

　　传统社区生活的本质可能是阻碍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做出了下面的简单观察。假设在城市工作每周的收入是100美元，而村里没有工作。但如果你在家庭农场工作，那么你就可以分享农场收入——每周500美元。家里有兄弟4人，因此每个人每周可得125美元。如果离开，你的兄弟们将不会与你分享收入，那么如果在工作的时间相同，并且同样令人不愉快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刘易斯认为，这取决于农场是否需要你。假设无论你是否在农场工作，农场的产出都是500美元，而你去城市可以为家庭总收入增加100美元。你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你最终只能得到100美元，而你的3个兄弟却可以平分农场的500美元。当然，也可能不是农场，家庭出租车也同样可能会让你选择留在家里。

　　刘易斯指出，如果能够摆脱这个模式，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比如，他们可以承诺从农场收入中拿出50美元给你，这样你离开后的总收入就是150美元，而你的3个兄弟每人也可以分得150美元。但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做，也许这个承诺很容易就会被遗忘。一旦你离开，也许他们会否认你曾经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你选择留下来，强调自己的所有权。刘易斯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融合的速度都太过缓慢。但刘易斯的设想对移民因素的考虑太少了。

　　更普遍的观点是，人际关系网（家庭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设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促进了总体的社会利益。例如，因为担心老了以后被遗弃，父母可能会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确保他们长大后没有办法搬到城市。在距离德里不远的哈里亚纳邦，研究人员与招聘后台处理工作的公司合作，向村民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这些工作有两个要求：搬到城市居住，具有高中学历。对于女孩来说，这些信息无疑对她们的父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这项研究没有涉及的村子里的女孩相比，获得信息的村子里的女孩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结婚更晚，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营养状况更好、个头更高。但男孩子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信息干预措施使男孩们也像女孩子一样希望离开村庄赚钱，但父母希望他们留在家里照顾自己，导致男孩子接受的教育较少。事实上，父母为了把儿子留在家中而会给儿子制造障碍。

　　加德满都不眠夜

　　在为村民提供11.5美元前往孟加拉国的一个大城市试水就业市场的实验中，许多参与者最终都大幅改善了生活，就算让他们自己花钱争取这个机会，他们也是乐意的。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如果让他们自己支付路费，恐怕会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些人没有找到工作，两手空空地回到村子。大部分人不喜欢冒险，那些生活在基本水平线附近的人更是如此，因为任何损失都可能使他们陷入饥饿。但这就是那么多人不能勇于尝试的原因吗？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准外出打工者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出门之前把这11.5美元存下来。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回家，而且他们的生活不会比没有存钱、没有尝试外出打工的情况更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就是这么做的。有证据表明，他们也在其他事情上省钱，这11.5美元当然也可以省下来。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行动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高估了风险。尼泊尔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一点。

　　如今，超过五分之一的尼泊尔男性劳动适龄人口至少有过一次出国工作的经历。他们大多在马来西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作，通常和某个明确的雇主签订雇佣合同，然后工作几年。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单纯地认为，因为需要有工作机会才能申请签证，所以出国务工人员会很清楚地了解潜在的成本和收益。然而，我们见到的尼泊尔政府官员却担忧，出国务工人员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恐怕并不了解。官员们告诉我们，这些移民对收入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对国外的生活条件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概念。我们一位尼泊尔裔博士生马赫什·什雷斯塔（Mahesh Shrestha）决定调查这些官员说的是否属实。他加入了一个小团队，在加德满都的护照署工作，准备出国务工人员都在那里申请护照。他采访了其中的3000多人，详细询问了他们对报酬、去向以及国外生活条件的看法。

　　马赫什发现，这些准备出国务工人员实际上对国外工作的收入前景过分乐观。具体地说，他们对自己可能获得的收入高估了大约25%。高估有各种原因，其中就包括提供工作机会的招募者有可能对他们撒了谎。但是这些准备出国务工人员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他们大大高估了在国外的死亡率。一个典型的准备出国务工人员认为，1000个出国务工人员中大约有10个人会在两年时间里被装在骨灰盒里带回国，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只有1.3。

　　接着，马赫什告诉一些尼泊尔准备出国务工人员国外的真实工资水平或实际的死亡风险（或两者都告知）。通过比较获知相关信息的申请者和没有获知信息的申请者（随机挑选）的出国务工决定，马赫什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信息是有用的。获知工资水平的申请者降低了期望，而获知死亡率的申请者也下调了他们的预估。此外，申请者会根据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马赫什在几周后回访时发现，那些获知工资信息的申请者更有可能留在尼泊尔。相反，获知有关死亡率信息的申请者则更有可能离开尼泊尔。此外，由于错误的死亡率信息造成的损害远比错误的工资信息严重得多，因此同时获知这两种信息的人更有可能选择离开尼泊尔。因此，一般来说，与尼泊尔政府的看法相反，是错误的信息导致出国务工人员留在国内。

　　人们为什么会系统性地高估死亡的风险？马赫什提供了一个答案。如果某个来自尼泊尔特定地区（一个小地方）的出国务工人员在国外身亡，那么从该地区前往死亡发生国的出国务工人员将明显减少。显然，准备出国务工人员关注死亡发生国的信息。问题在于，当媒体报道来自某个特定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死亡时，并没有同时报道来自该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因此，人们不知道死亡的人是100个当中的一个，还是1000个当中的一个，而在缺少相应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做出过度反应。

　　考虑到尼泊尔有众多的职业介绍所、大量出入境的工人，以及一个实实在在关心其出国务工人员福利的政府，如果人们还无法获得正确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只能想象大部分各地的准备出国务工人员该有多困惑了。当然，困惑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像尼泊尔这样抑制出国务工，或者在人们过度乐观的情况下推动出国务工。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对移民的系统性偏见呢？

　　风险与不确定性

　　也许马赫什的受访者那夸张的死亡恐惧感应该被看作一种普遍的预感。毕竟，出国务工是离开熟悉环境而拥抱未知的人。而未知，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具有相关概率的一系列不同的可能结果。实际上，经济学区分可量化风险的传统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他将可量化的风险（发生这种情况或另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均为50%）与其余风险区分开来，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称之为“未知的未知数”，奈特式经济学家则称之为不确定性。

　　弗兰克·奈特坚信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截然不同。大多数人不喜欢处理未知的未知数，在不知道确切问题的情况下，会竭力避免做出决定。

　　从孟加拉国农村的外出打工者的角度来看，城市（当然还包括任何外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陷阱。除了不知道市场将如何看待他们自身具备的技能外，他们还担心在哪里能找到可能的雇主，是有雇主争着雇用自己，还是会被单一雇主剥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参考资料，找工作需要多长时间，在找到工作之前如何生存，住在哪里等。他们的经验很少，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他们一定会想东想西，常常犹豫不决，也就毫不奇怪了。

　　穿过黑暗的玻璃

　　移民的前途突然陷入未知之中，所以即使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攒钱来应对各种财务意外，人们还是非常不愿意贸然行动。背后的原因更多是规避不确定性，而不是规避风险。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特别讨厌自己犯的错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其中许多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些变幻莫测的事情使人们感到沮丧，但相比之下，主动做出选择，却仅仅因为运气不好，导致结果比什么都不做更糟，会让人们更加难过。所谓现状，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的基准。相对于这个基准的任何损失都是令人极其痛苦的。这个概念被两位在经济学领域有着非凡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称为“损失厌恶”（卡尼曼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本来也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去世太早了）。

　　继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大量文献证明了损失厌恶的存在，并且利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许多看起来古怪的行为。例如，大多数人为了获得较低的免赔额，会为自己的房屋保险支付巨额保费。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避免在房屋因意外损失之后，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大笔费用（较高的免赔额）的痛苦。相比之下，让他们在当下付出更多的钱（为了获得免赔额较低的保单）的痛苦却比较轻，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这样做是否是一个错误。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容易受骗的买家常常会选择购买贵得离谱的“延长保修”。实质上，损失厌恶使我们对任何来自主动选择的风险——哪怕很小——都极度担忧。除非所有人都在做，否则移民就是这样一个主动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个重大选择，不难想象很多人会谨慎对待。

　　最后，移民是否失败是人们从个人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人们听过太多用赞许的语调讲出来的成功故事，以至他们相信，既然人人都可以成功，我怎么会失败呢？1952年，埃斯特·迪弗洛的祖父、兽医阿尔伯特·格朗容（Albert Granjon）在法国勒芒经营着一家屠宰场。那一年，他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前往阿根廷，接着乘船航行了几周。他在冒险精神的感召下，制订了一个大概的计划，想在那里找些熟人一起养牛。抵达阿根廷后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宣告失败了。农场的条件比他想象的更差，他一直与商业伙伴争吵，其他人抱怨他没有带来足够的资金。年轻的一家人发现自己身处这个国家的陌生荒野之中，还断了收入。那时返回法国并不困难。在战后蓬勃发展的年代里，埃斯特的祖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他的两个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兄弟本来可以出钱帮他们一家返回法国，但是祖父没有选择回去。多年后，祖母伊芙琳告诉埃斯特，空手而归、恳求兄弟出钱帮他返回法国，是祖父无法接受的耻辱。这个家庭历尽艰苦支撑了下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而且因为祖父相比当地人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孩子们在家里不允许讲西班牙语。埃斯特的母亲维奥莱纳通过一门法语函授课程完成了她的全部学业——她在阿根廷从未上过学，业余时间则做家务，给孩子们穿的布鞋打补丁。阿尔伯特最终找到了一份为法国制药公司梅里埃研究所（Institut Mérieux）管理一个实验农场的工作，家里的财务状况终于有所改善。他们在阿根廷待了十多年，然后又去了秘鲁、哥伦比亚和塞内加尔。阿尔伯特在健康状况恶化之后（尽管还很年轻）回到了法国。至止，他的职业发展轨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但艰苦的生活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他回到法国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对失败的恐惧严重阻碍了人们去冒险，许多人连试一试都不愿意。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聪明、勤奋、正直的个人形象，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愚蠢、懒惰和不道德的。此外，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时保持不断尝试的动力。

　　如果保持一定的自我形象这件事很重要，那么对其加以呵护也就说得过去了。我们可以通过过滤负面信息来主动实现这一点，也可以简单地避免采取至少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的行动。如果我过马路时不从乞丐身前经过，也就不会让人发现我不够慷慨的缺点。一个优秀的学生可能会在考试前不认真复习，这样他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借口，就算成绩不理想，也不会影响自己很聪明的自我认知。一个待在家里的准移民总是能够幻想只要自己离开，就一定能成功。

　　想要改变这种维持现状的倾向，需要坚持梦想（埃斯特的祖父阿尔伯特追求冒险，而不是逃避困境），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信。这也许就是移民（除了那些在绝望中被赶出国门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拥有特殊动力的人的原因，也是移民中涌现出那么多成功企业家的原因。

　　托克维尔之后

　　然而美国人好像不符合这个规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愿意承担风险并能够抓住机会，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美国的神话。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19世纪的法国贵族，他将美国视为自由社会的典范。在他看来，永不停息是使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人们一直在跨部门和跨职业地流动。托克维尔将这种不安分归因于没有世袭阶级的结构，以及对财富永不停歇的渴望。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奋斗变得富有，因此不论机会出现在哪里，抓住它就变成了一种责任。

　　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美国梦。尽管相比欧洲，遗传在当今美国人的命运中的作用更大。这可能与美国逐渐变得稳定有关。在美国人对国际移民容忍度下降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流动性也开始降低。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会有7%的人口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不足4%。下降始于1990年，并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加速。此外，美国国内迁移的方式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富裕州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其他州快得多。但从199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富裕州不再吸引更多人。高技术的工人继续从贫穷的州搬迁到富裕的州，但是低技术的工人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依然保持流动，但其流动的方向似乎与之前相反。这两个趋势意味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在技术水平方面越来越分化。沿海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似乎集中到了内陆，特别是东部地区，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等老工业城市。这一系列变化助长了美国社会在收入、生活方式和投票模式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平衡，带来了一种混乱的感觉。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软件或生物技术人员而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或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具有强大吸引力不足为奇。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些城市获得的工资更高，也更容易找到朋友和喜欢的设施。

　　但是，为什么受教育程度低一些的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步伐呢？毕竟，律师也需要园丁、厨师和咖啡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集中在一起应该会产生对低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并鼓励他们流动。而且美国和孟加拉国不同，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付得起全州乃至全国的巴士钱。这里的信息也更加透明，所有人都知道新兴城市在哪里。

　　在蓬勃发展的城市里，只有高中学历的工人的工资增幅低于高技术工人，但这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上述现象。低技术工人也有工资溢价。根据网上发布的薪资信息，星巴克的咖啡师在波士顿每小时的工资约为12美元，在博伊西约为9美元。这比高技术工人的收入要少，但仍然不容忽视（波士顿的咖啡师已经开始抱怨了）。

　　然而，正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帕洛阿尔托、剑桥和其他类似地方的住房成本激增。纽约的律师和大楼管理员都比南部诸州的相同工作挣得要多得多，而且两地律师的薪水差异（45%）要比大楼管理员（32%）更高。但是住房成本仅占纽约律师薪水的21%，却占到了纽约大楼管理员薪水的52%。如果比较扣除生活费用的实际收入，纽约律师的收入的确比南部诸州的律师高出许多（37%），但对于大楼管理员来说则完全不同（纽约的只比南部诸州的多挣6%）。这让大楼管理员去纽约工作变得没有任何道理。

　　旧金山的教会区已经变成这种现象的典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都是一个由不久前到来的西班牙裔移民占主导的工人阶级社区，但它的地理位置对科技行业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单间公寓的平均租金开始飙升，2011年的租金是1900美元，2013年就涨到了2675美元，2014年则上涨到3250美元。如今，教会区一套公寓的平均租金已经完全超出了拿着最低工资的这部分人的承受能力。“教会区雅皮士清除计划”（Mission yuppie eradication project）是通过破坏汽车来驱赶这些技术人员所做的最后努力，这一行动确实引起了人们对教会区住宅高档化的极大关注，但最终该计划还是失败了。

　　当然，在快速扩张的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区划规定，限制建造新的或是密集的住宅。新建筑与已有的建筑不能有太大区别，占地面积必须是最小的，等等。这使得当地在住房需求上升时，很难有高密度社区。与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使得新移民面临相当糟糕的选择：要么搬到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生活，要么出高价住在城里。

　　美国近些年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拥有强大教育机构的地区。这些地方往往是有些历史的城市，房价昂贵，而且很难扩张。许多城市也非常“欧化”，相比发展城市，它们往往更愿意保护自己的历史，因此催生了严格的区划规定和高额租金。这可能是普通美国人没有前往正在迅猛发展的地区的原因之一。

　　如果一个人因为其所在地区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失业，并且考虑是否搬到其他地方找工作，那么房产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只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哪怕转手的价值非常低，他也可以选择住在里面。如果他没有房子，那么在当地经济崩溃导致房屋租金下降的情况下，相比高技术工人，他所获得的收益要更大，因为住房原本占据了他更多的生活预算。经济低迷往往会导致当地住房市场的崩溃，而这反过来却让穷人无法前往其他地方。

　　即使家乡的机会少，其他地方的机会多，人们还是会找到理由留下来。比如，由于法规严格和缺乏公共补贴，托儿服务的价格在美国很高。对于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来说，以市场价格购买托儿服务通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求助对象是爷爷奶奶，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其他亲戚或朋友帮忙。因此，除非可以带着这些人一起搬家，否则搬家是不可能的。当大多数妇女专职在家照看孩子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当今世界，这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此外，工作可能不会一直都有。失业让人没有归属感，而没有家庭地址则会让人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能提供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失业的年轻人搬回父母家。正当壮年的失业男性中，有67%的人与父母或近亲属同住（从2000年的46%逐渐增加）。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意放弃这种舒适感和安全感，搬到另外一座城市了。

　　年轻时进入家乡的一家制造企业，为一个老板工作了大半辈子后，却丢掉了工作，对这样的人而言，不得不重新开始的创伤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许多父辈从安逸的工作平稳过渡到优雅的退休生活不同，他们被要求重新设定期望值，搬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小镇，从最底层开始干一份从未想过的工作。难怪他们宁愿留在原地。

　　回归城市之旅

　　如果人们很难离开受困之地，为什么工作机会不来找他们呢？当然，在其他企业都倒闭的县里，新企业可以从新的可用劳动力、较低的工资和较低的租金中获益。这个想法已经渐渐成形。2017年12月，美国在线（AOL）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史蒂夫·凯斯（Steven Case）和感叹美国腹地迷失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Elegy）一书的作者J.D.万斯（J. D. Vance），共同创立了投资基金Rise of the Rest（其余地区的崛起）。该基金由美国一些最著名的亿万富翁（从杰夫·贝佐斯到埃里克·施密特）投资建立，用于投资传统上被科技投资者忽视的州。一群硅谷的投资者乘巴士（“回归城市之旅”）前往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和阿克伦、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弗林特、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等地。基金发起人很快说明这不是社会影响基金，而是传统的赚钱业务。在《纽约时报》关于这次旅行和基金的报道中，许多硅谷投资者强调湾区存在着交通拥堵、与外界隔离、生活成本高昂等问题，以及“中心地带”的巨大机遇。

　　但是抛开这些滔滔不绝的宣传，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持怀疑态度。该基金的规模仅为1.5亿美元，对于那些基金发起人来说相当于零用钱。贝佐斯虽然支持该项目，但尚不足以将底特律列入亚马逊HQ（第二总部）计划的候选名单。该基金希望引发一些激情，推动一些企业起步，引起早期投资者的注意，并鼓励其他投资者跟进。既然在哈勒姆取得了成功，那么为什么在阿克伦就不行呢？哈勒姆位于土地稀缺的曼哈顿，同时拥有该地区的激情和众多便利设施。哈勒姆迟早会复兴，但我们对阿克伦（或南本德、底特律）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那些地方依然难以为多数年轻富人提供那些诱人的设施，比如漂亮的餐厅、豪华的酒吧，或者提供高品位咖啡师和高价浓缩咖啡的咖啡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除非提供这些生活设施，否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会来，但如果附近没有足够多的喜欢这种生活情调的人，这些设施又不可能发展起来。

　　实际上，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都倾向于扎堆。如果你在美国地图上随机扔飞镖，会发现飞镖留下的洞大致是均匀分布的。但任何行业的实际分布地图都不会像那样，似乎所有的飞镖都被人扔向了同一地方。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声誉的考虑，买家可能会对玉米地中冒出来的一家软件公司感到怀疑。此外，如果每次需要新员工时，都必须说服某人从国内很远的地方搬来，而不是从隔壁公司直接挖人，就很难招到员工。另外，还有监管方面的原因，区划法规通常将污染严重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饭店和酒吧则集中在另一个地方。最后，同行往往形成了相似的偏好（技术员喜欢咖啡，金融家喜欢炫耀价值不菲的葡萄酒）。人群集中让提供偏好设施变得更容易。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扎堆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意味着从小规模开始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在阿巴拉契亚开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总是很难。我们希望“回归城市之旅”能够成功，但不会抱太大的期望（我们也不想在底特律买房）。

　　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

　　真正的移民危机不是国际移民过多。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不会为当地人口带来任何经济损失，并且对移民者自身来说有明显的好处。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常常不能或不愿在国内外流动，以便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这是否表明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政府应该奖励那些搬家的人，甚至可能的话，惩罚那些拒绝搬家的人？

　　考虑到截至目前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限制移民上，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加拿大、南非和苏联政府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强迫迁徙的政策。这些政策通常带有没有明说但非常残酷的政治目标（压制制造麻烦的族裔是其中之一），并往往喜欢用现代化的语言加以掩饰，强调传统经济安排的缺陷。这些案例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启发。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利用价格和税收政策，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使城市的生产部门获益。20世纪70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农业营销委员会。这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大多数委员会的目标是防止生产的市场化，以便委员会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产品，从而稳定城市居民的物价。印度等国家禁止农产品出口，从而保持城市消费者希望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副作用是让农业无利可图，让农民离开田地。这些政策伤害了经济体中最贫穷的人——那些可能无钱搬迁的小农和无地劳工。

　　但是，这段不幸的历史不应该让我们无视移民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人口的流动（国内和国际的）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均衡，还可以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波动。一旦工人选择搬家，他们便离开了遭受经济打击的地方，并对新的机会善加利用。一个经济体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危机和适应结构转型的。

　　显然，对于我们这些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身处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成功的城市中，生活环境如此之好，以至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想住进来。在经济学家看来，成功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从另一个方面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或富裕国家的居民来说，把全世界的人吸引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从工作到公共住房，再到停车位，他们想象大批外来人口会抢夺自己拥有的这些稀缺资源。而他们最担心的是，移民会拉低本地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前景。尽管这种担忧是错置的，但对于过度拥挤的忧虑，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建设中的城市的担忧，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对人口泛滥的恐惧也引起了人们对同化的担忧。如果有太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比如从印度国内搬来的乡下亲戚、定居美国的墨西哥人），他们是会被同化，还是会改变现有的文化？还是说，他们会同化得非常彻底，以至其本身的文化最终消逝，留给我们一个单一乏味的全球化？为了响应经济机会差异而出现的完美且短暂的乌托邦运动，可能会成为其自身的反乌托邦。

　　但是，我们离这种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还远得很。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地区远没有对经济上困难的人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通常更喜欢待在家里。

　　这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鼓励移民确实应该作为一项优先政策。但正确的做法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人民，或采取扭曲的经济激励措施，而是应该清除一些关键障碍。

　　简化整个移民流程并提高沟通效率，让人们对移民的成本和收益有更清晰的了解，将有助于鼓励移民。让移民及其家庭彼此更容易汇款，也将有助于减少移民的孤独感。鉴于人们极其害怕失败，为移民提供一些针对失败的保险也是可行的做法。孟加拉国提供此项服务时，其效果好得几乎就像是销售公交车票。

　　但是，在使移民更受当地人欢迎的同时，帮助（也可能是鼓励）移民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减少他们融入的难度。提供住房援助（房租补贴）、移民前的工作匹配、提供托儿服务等，将确保所有的新移民能迅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适用于国内和国际的人口流动，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更容易下定决心，并让他们更快融入所在国的社区，成为现有正常结构中的一分子。我们现在的情况几乎正相反。除了一些组织在帮助难民，人们没有做任何能够帮助移民更容易适应移民生活的事情。在获得合法工作权方面，国际移民面临着真正的障碍。而国内移民找不到住处，即使看起来有很多机会，往往也很难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应对移民问题的政策不仅是一种被误解的经济学，也是对身份政治的误用。经济与政治的脱节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欧洲移民的黄金时代，接收欧洲移民最多的美国城市从中得到了经济好处。但尽管如此，移民还是引发了广泛而敌对的政治反应。为了应对移民，城市削减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在被削减的公共支出中，那些有助于种族间接触的服务（如学校）或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帮助的服务（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被削减的幅度尤其巨大。在移民最多的城市，支持移民的民主党的选票在减少，那些更加保守的，尤其是支持1924年《移民出生国配额法》（终结了无限制移民美国的时代）的从政者获得了选举胜利。选民对他们与新移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做出反应。当时，直到被理所应当地同化之前，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异类。

　　历史会重演，但这个事实并不会令它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出现变得让人愉快。不过，这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该如何回应这种愤怒。我们将在第四章解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要记住，不管提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还是会有许多人选择不离开。这种固执，违背了经济学家们有关人类行为的直觉，却对整体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它影响了范围广泛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比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的收益远不如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讨论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在第九章，我们会将人口的不流动因素考虑在内，对社会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