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圣塔菲和陶斯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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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圣塔菲和陶斯的舞台上
一间意式浓咖啡吧,一个穿L.L.Bean品牌服装的女人把婴儿推入一架Mothercare婴儿车中,一个宣传非洲鼓课程的广告牌,以及几家书店——其中一家提供稀有版本的书——这些让我大吃一惊。从艾可玛保留地出发,我已向东行驶了90分钟,进入海拔7000英尺(约2133米)高的圣塔菲市那扑鼻而来的带有松树香的空气之中。用大地色调手绘的木质店铺瓦板、雅致的浅橙色土坯门面、日产探路者汽车,连同指向“共管公寓开发”的路牌一起告诉我,房屋价格已从约往回1英里处的某条不可见的线条处陡然上升。在盖洛普,一栋带有游泳池和按摩浴池的奢华别墅价值12.5万美元,而在圣塔菲,一间镇屋公寓就价值35万美元。
圣塔菲是蓝领阶层遍布的西南部核心区域的汉普顿(Hampton)加上马利布(Malibu)之合体,那无垠的深蓝色高远天空代替了海洋。在看过印第安保留地和其他地方的满身肉疙瘩的人之后,这儿街道上和店铺里的男女们的瘦削身形——并非因为营养缺陷——令人震惊。
我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身穿华丽的纳瓦霍背心——一种纳瓦霍人从来不穿的服饰——阅读《华尔街日报》的男人。当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匆匆记录时,我的马克笔墨水用光了。我走入一家卖数千元一条的纳瓦霍毯子的商店,询问何处能买到笔,因为我在周围的主广场和圣塔菲市中心街道上看到的全都是精品时装店。商店里没有其他顾客,一个身穿设计师品牌T恤、佩戴昂贵珠宝的女人在用纽约口音讲电话,谈论着联邦快递,她使用一台笔记本电脑。联邦快递、《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在圣塔菲是很寻常的,但是在我游历过的其他任何西南部区域,它们都完全不为人所知:圣塔菲是另一个文化和经济的绿洲、另一个特殊的社区,就像我穿越过的印第安保留地一样,只是它很繁华,不像保留地那般功能失调。然而,它也是一片沙漠之海中的独特岛屿,充满了有着英式华丽公园(由昂贵的自动洒水系统所维持)的、设计师杂志上的房屋,以及带门控的奢侈社区。
我难以获得这个女人的注意,她忽略了我。交响音乐从小扩音器中渗透出来。我离开了这家商店,进入了相似的另一家商店,这次是卖亚洲艺术品的,背景声是室内乐,站在中间的是同一类微节食的、有点波西米亚风的女人。结果,沃尔沃斯超市是圣塔菲市中心唯一能买到廉价笔的地方,但是当我到沃尔沃斯去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租约到期,正在清仓出售剩下的物品。幸运的是,我买到了一些笔。
我找到了一家提供高级墨西哥和黎巴嫩混合菜色的餐厅。三个男人坐在和我相邻的桌子旁,其中一个梳着马尾辫,另一个身穿斗篷、头戴贝雷帽,第三个戴着牛仔帽,上面插着一根羽毛。他们用东岸口音说着话,先是关于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然后是关于“美国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这是我自从进入纳瓦霍人和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自称的——连同指示牌上的——“印第安国土”后,第一次听到“美国原住民”这个词。然后,他们谈论了节食,我无意中听到了关于胆固醇水平……甘油三酯……抗氧化剂……饱和脂肪的寻常闲聊,以及圣培露(San Pellegrino)与本地水硬度的对比。
这家餐厅的街对面,就是美国最古老的公共建筑——用白土坯和深色木材修建于1610年到1612年之间的王宫(Palacio Real)。19世纪70年代晚期,北方联邦军的将军、新墨西哥领土的长官刘易斯·华莱士(Lewis Wallace)在这里撰写了《宾虚》(Ben Hur)。这栋建筑现在是个博物馆:在礼品店里有两个带东岸口音的女售货员,她们满足地谈论着这里华氏70度(约摄氏21度)的阳光和纽约的飞雪冻雨。距离王宫几个街区之外,就是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把核武器秘密从附近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传给俄国人的情报传递点。在另一个方向的几个街区之外,就是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在1880年12月到1881年4月之间被关押的监狱,之后他逃了出去,又在当年晚些时候被派特·加勒特(Pat Garrett)枪击而死。比利小子出生于纽约城,他的真实姓名很可能叫作亨利·邦尼或亨利·麦卡蒂。在圣塔菲,再造个人身份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在于它们目前出现的规模。
西班牙人可能早在1607年就已经建立了圣塔菲,这使它比北美第一个英国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Jamestown)还要老。1825年,最后一位建国之父詹姆斯·门罗总统在其总统职位上的一次最后行动中拨款3万美元用来勘测和标记圣塔菲径,将向西发展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与新独立的墨西哥——在西班牙人离开之后,它现在可以与美国自由贸易了——连接了起来。在1880年铁路到来之前,从莱文沃斯堡附近开始、向西南方向延续到圣塔菲和陶斯的圣塔菲径,是这个大洲上的主要贸易通道之一,也是昭昭天命的一个矢量,它带来了艺术家和作家,以及其他货物。
人们不可能不为以下这些感到震惊:西班牙服装和建筑的美感,矮松、鼠尾草和刺柏的香气,有如刻花玻璃般清晰的光线,以及粉色沙漠和基督圣血山脉(Sangre de Cristo Mountains)那高海拔的远景。“没有任何看到过这里的女人、听到过教堂钟声或者闻到过陶斯的矮松烟气的男人能够离开这儿。”基特·卡森说过。从镀金时代末尾直至“二战”结束,梅布尔·道奇·鲁汉(Mabel Dodge Luhan)主持着一个可移动沙龙——先是在佛罗伦萨,然后在格林威治村,最后到了圣塔菲—陶斯。她在这里发现了“像是音乐中一个简单的乐句,或者诗歌里的单独一行……退回到了最本质意味”的一片景观。乔治亚·欧姬菲、D.H.劳伦斯、薇拉·凯瑟(Willa Cath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吉恩·图默(Jean Toomer)、托马斯·伍尔夫、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以及卡尔·荣格都被圣塔菲区域所引诱,就和另一个专业社区的成员们一样——在距离圣塔菲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第一枚原子弹被制造了出来。J.罗伯特·奥本海默——制造了这颗炸弹的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20世纪30年代在圣塔菲附近的山中拥有一处小木屋,他回应给这片风景的激情,与他的艺术家及作家邻居是相同的。正是他说服美军选择洛斯阿拉莫斯作为秘密研究场地。艺术家和物理学家的混合仍然制造着一种折中的环境。在圣塔菲场地(Site Santa Fe)——一间专长于世界各地现代艺术的美术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和一个系着时尚的纳瓦霍领带的男人谈到了马札尔人在中世纪进入欧洲,他是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他发现了迄今所能找到的最小的粒子,并根据他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中遇到的单词而将其命名为“夸克”。
任何对圣塔菲是否“入时”的怀疑都在1986年终结了,当时,《圣塔菲风》(Santa Fe Style)——一本关于圣塔菲艺术和建筑的休闲画册——成了畅销书。从第一批西班牙人的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圣塔菲以直线发展:从新西班牙的边境前哨,到墨西哥领土的简单首府,再到受西班牙重度影响的现代美国城市。但是就像我很快会看到的一样,现在有两个圣塔菲:由设计师的幻想所占据的老市中心,和南边被称作阿瓜弗里亚(Agua Fria,意指冷水)的不受管制的新定居点——那儿有移动房屋、商业街、一处垃圾场、一个拘留中心,以及为中产家庭提供的“可负担住宅”,其中很多居民是州政府雇员。
1970年,阿瓜弗里亚,或者说圣塔菲南部,仍然是一片开阔的乡村;但是到70年代后期,随着富裕的外地人开始占据圣塔菲市区,它快速地发展了起来。杰西潘尼、西尔斯以及相似的商店已经从市中心区域搬到阿瓜弗里亚,以服务定居在那儿的贫穷的墨西哥移民。阿瓜弗里亚看上去和我去过的西南部很多地方一样,是一片有着杂乱的移动房屋的沙漠。土坯房——这个区域的传统建筑,阿拉伯人的天才之作,由西班牙人带入新世界——现在几乎独为富人所享用。(纳瓦霍毯子是阿拉伯人如何通过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影响了西南部手工艺的另一个例子。)
“是铁路,或者应该说是技术,改变了历史,”当地的一位西班牙语报纸记者卡梅拉·帕迪拉(Carmella Padilla)解释道,“铁路不仅距圣塔菲径很近,它们还带来了奢侈品,并且让大数量的东部人得以来访和定居。自从1980年开始,由于技术再次改变了历史——现在是以家庭电脑和飞机的形式——这种两岸人的迁入已经失控了。
“人们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来到这里,翻修了土坯屋,在周围建起高墙——真正的门控社区——并且继续在纽约城和洛杉矶那样的地方做生意。一些人是真正的响尾蛇,比如来自东部的身穿紧身衣和最昂贵的牛仔靴的女人,她们的丈夫已为其在圣塔菲购买了地产中介证,以让她们保持忙碌。
“当我20年前在圣塔菲长大的时候,对‘拉美人’和‘盎格鲁人’的提及要少得多。现在,我们都有了和自己经济地位相连的标签。因为我报道艺术现场,我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我是拉美裔,但我看上去不像——我并不是又黑又矮——所以人们偶尔会在我面前说一些伤人的话,”身材高瘦、蓝眼棕发、穿着时尚的卡梅拉解释说,“在圣塔菲,如果你看起来格格不入,比如说,如果你不穿看上去昂贵的牛仔裤和时髦的西装上衣,你就会完全被冷落。”这就像是在华盛顿特区不穿套装、不系领带。这里的公立学校反射出了阶层的划分,全国的私校入读比例是12%,而在圣塔菲则是20%,随着更多私校的建立,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圣塔菲是对存在两个美国的进一步证明:拥有股票和互惠基金、在90年代看到自己的资产急剧增加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依靠工资的人——其工资涨幅要小得多,如果有涨幅的话。
“人们会告诉你所有他们来到此地的原因,”她继续说道,“他们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喜爱印第安文化,是因为喜爱西班牙文化。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后,他们和印第安人或说西班牙语的人没有任何来往。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缓慢、愚笨、低效。除了美景和精致的环境之外,他们之所以会来这里的一个潜在理由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没有黑人。”
我回想起前一天在一家咖啡吧无意听到的一段对话。一个穿着橄榄绿鞋子和橄榄色粗线针织毛衣——其颜色和他闪亮的福特探险者汽车相配——的中年男人要了一杯“罗马式浓咖啡”,配有一片柠檬的那种。“在华盛顿,从白宫往错误的方向上走过三个街区,”他告诉一个朋友,“那么,你就麻烦了。就像在《夜都迷情》(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一样。”
自然,他的言外之意承认了把他带到圣塔菲的是什么。但是白人逃离仅仅部分解释了这里在发生的事情。
我朝北驾车70英里(约113公里)前往陶斯,格兰德河从左边逐渐消失,它是一段银蓝色的条纹,从科罗拉多南部的山峦中下来,朝着得克萨斯—墨西哥的边境线流去,沿岸是秋季亲近的阳光下的金色杨树。最后,景观变回了矮松点缀的红色砂岩山坡,它朝着一片海拔7000英尺的广阔沙漠高原隆起,被现在从深峡底部穿过的格兰德河劈了开来。在远处,围绕这片高原北部和东部边缘的,是基督圣血山脉那13000英尺高的、冰川凿刻的峰顶:这是落基山脉的南部壁垒,在25英里(约40公里)外的基特·卡尔森国家森林中,D. H. 劳伦斯的骨灰被放置在一个白色小教堂里。在半途中,山脚附近的荒漠平地上有个斑点,那就是陶斯。
最初为一处普韦布洛的陶斯,是圣塔菲的双倍浓缩版本:比起圣塔菲的60000居民,这里的常住人口为5000人,一些地方更加入时,而它周围的区域比圣塔菲的郊区更加原始和贫瘠。
沙漠终止的地方,就是小镇开始的地方。我看到了木瓦板、美术馆、土坯门面、昂贵珠宝店、善本书店,以及穿粗花呢套装在公园里绕圈遛狗的时尚男女——一个带着口哨的女人站在中间,命令狗狗和它们的主人调转方向,然后再返回;但没有看到拉美裔村庄的瓦楞铁皮屋。在一家书店,我花50美元买了一本劳伦斯1927年版的《墨西哥的早晨》(Mornings in Mexico)。
彼得·拉比特(Peter Rabbit)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他指的是,一个“社区主义者”(commune-ist)。彼得·拉比特的真名是彼得·杜西特(Peter Douthit),他1936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福德,1954年从纽约来到陶斯,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某个时间将其姓名合法地改为了“彼得·拉比特”。“在1954年,陶斯有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他解释说,“但是在合理的规模之下。那时还没有滑雪胜地,而且每个人都必须学西班牙语。当时,你如果不知道一些西班牙语,就没法给汽油缸加油。”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问道。
“克里利在这儿。而且此外还有什么地方能让诗人拿到房屋贷款呢?”
彼得将近60岁,算是个“古人”了,是除了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之外,现在你在陶斯能找到的最原初的市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彼得是一个“前戏中的波西米亚人”,大约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同一时间踏上了“荒路”。我到达彼得位于陶斯郊区的房屋时,差不多迟到了一个小时。没人在意。那是正午时分,彼得和他头发蓬乱、身穿工作服的同居女友安妮,以及一个朋友,正坐在厨房桌子旁抽烟,喝着彼得从肯塔基州买回来的酸麦芽波旁威士忌——他的一个孩子住在那边。要不是一架架的书和扬声器里渗出的轻爵士乐,我就像是在一间移动房屋里,到处都是灰尘。胡须斑白、大耳招风、灰红色长发从加油站风格的棒球帽里突出来的彼得,用一种低沉、嘶哑的嗓音说话,他的表情在直率和顽皮之间交替着。
“是的,”彼得说,“现在每个人都戴着这些棒球帽。开始的时候,它们属于‘给我一顶’的帽子——被摞在商业品牌店里,上面有着商店的名字,顾客会说,‘给我一顶那种帽子’。它们是一种廉价的广告形式。也许是从那些南部的‘好老男孩’、从约翰·迪尔公司开始的,现在它们到处都是。”
彼得协助启动了公社运动。在197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成为地下经典的《排泄之城》(Drop City)。“那是一项关于生活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一个400英亩(约1.6平方公里)公社里的情形如何的研究,是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写成的。《排泄之城》代表的是人们排出的东西,即发生的事情、活动、永不休止的街头剧场。这个公社是生态的、精神的、性感的。它关乎失去的动机,‘拯救狼性’,以及所有那些蠢事。”1979年,科罗拉多州打击有组织犯罪执法队解散了这个公社,并且逮捕了彼得。
“他们在凌晨5点钟到来,有57个带着M16步枪的家伙。我被逮捕,并且被定下了‘试图获取受限制毒品’的罪名。换句话说,我被判为犯了形而上学小丑之罪。”
“你有罪吗?”
“当然,我们做着各种疯狂的事情。这个公社是一种激进的社会实验,是一个严肃的教育机构。我们庇护着逃犯。多年之前,警察认为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在我们这里。”
彼得在科罗拉多州卡农市(Canon City)的监狱里服了一年刑。“那是一次修道院式的经历。我在里面和谋杀犯、强奸犯一起……他们让我吃了苦头。我教其他囚犯基本的读写能力,我也为使他们高兴而撰写色情文章。
“我们认为自己将改变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一艘宇宙飞船,而引擎室必须和厨房搞好关系。在80年代,我们学到了要搞好关系。大政府是坏的,是的,也许共和党人是对的。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社区的时期:就像圣塔菲、陶斯、亚特兰大、拉斯韦加斯。一切皆有可能,你需要的只是想象力和观点一致的成年人,”彼得解释说,“真的,共识的达成是缓慢的,甚至在达成之后也仅对一小群人有效。随着个体们变得更不相信宿命论、更加有能量,美国也许会过大而无法在未来存活。我们将必须分裂成小部分。”
彼得现在以主持陶斯每年一次的世界重量级诗歌冠军赛而闻名。“那他妈的只是一场诗歌阅读。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作‘世界重量级冠军赛’,是因为在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炒作就是一切。”
我注意到餐桌上的诺不溪(Knob Creek)酸麦芽波旁酒。“是的,肯塔基州乡下真是个东西。有个家伙叫波(Bo),波在2点时头上被一枪打穿,之后一直都没有得到昭雪。他有一台加农炮,从他的小棚屋对着下面的土路。波从穿尿片起就开始嚼烟草,而且烟草的痕迹侵蚀了他嘴和下巴之间的皮肤:它们是永久性的、暗色的条纹。波是个白人垃圾。你知道肯塔基州的白人垃圾仍然怎么称呼黑人吗?”彼得露出厌恶的表情问道,“他们称之为‘后院猴子’。‘后院猴子’,想象一下。”彼得和安妮都大口喝着波旁酒。
我喜欢彼得和安妮。与一些开始撰写菜谱、到投资公司工作的60年代知名激进人士不同,彼得和安妮是勉强度日的真正嬉皮士。我和他们一起到了一间廉价的墨西哥便餐饭馆,彼得带着一些嫉妒地谈及了他的朋友,“侥幸”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终生教职的诗人加里·斯奈德。关于90年代的陶斯和圣塔菲,彼得评论说:“是的,这儿有一种设计师的主题公园文化,它是踩着嬉皮士的尸体走过去的。披头士的歌曲已经变成了电梯音乐。艺术馆主要出售着垃圾——那些仅仅因为高价而被游客们当作严肃艺术的俗气的土坯房画作。不过陶斯没有圣塔菲那样糟糕。(大)圣塔菲地区已经有50%的盎格鲁人,而陶斯有65%的拉美人、8%的印第安人,仅有27%的盎格鲁人。陶斯更加偏远,所以破坏更轻。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乔治亚·欧姬菲在这里住过。而且她和斯蒂格里茨结过婚。薇拉·凯瑟也在这里住过,就在这条路下面梅布尔·道奇的那个地方,和D.H.劳伦斯一起。”彼得继续用一种厌倦、疲乏的音调说道:“你看到问题所在了,不是吗?这整个地方就是太他妈新潮了!”
接下来,我驾车前往陶斯中心的当地墓园,基特·卡尔森和梅布尔·道奇·鲁汉被埋葬在空地旁棉白杨的宽大树荫之下。那天早些时候,我看到有人在那片空地上遛狗绕圈。
首先看到的是卡尔森的墓碑,墓园入口处一块木牌对其先行预告:
基特·卡尔森
1809—1868
童子军—公民—军人
“他带了路”
在墓园远处的一角,另一块石志写着:
梅布尔·道奇·鲁汉
2/26/79—8/13/62
从密苏里逃走的基特·卡尔森,在聪明地和公关者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交上朋友之前,通过意志之力将自己重塑为冒险山人,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以充满松树味道的山峦和陶斯的印第安及西班牙文化为背景的名人。卡尔森是部分真实、部分自我塑造的,但是比梅布尔·道奇的假造得要少,梅布尔·道奇用一种无害的自信把戏捏造出了一种生活。出身于沉闷的纽约州水牛城富裕之家的她和无趣有钱的男人们结婚,他们为她精致的沙龙付款,然后就让她独自留下。尽管佛罗伦萨的别墅让她在上流文化精英中享有声誉,但她感受到了意大利仅仅是20世纪早期艺术和文学骚动的次要秀场,格林威治村才是中心,然而其他人已经首先到了那里。她需要一个由自己创造的世界,她在陶斯找到了。她与第二任丈夫离异,和当地一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安东尼奥·鲁汉结了婚,他既增强了她的地位,也成为她的异国情调的爱宠。道奇并没有写下任何值得记住的东西,却通过建立起一种纽约的文化世界可以与之共鸣的公社,成为权威。
但是这种“假面舞会”不正是美国生活的恰当象征吗?对于建国之父们和一代代移民,成为一个美国人通常都意味着创造自己。美国文学中充满了这种自我意志下的身份改变,不论是穷小子吉米·盖茨变成杰·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上流人士,还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将自己同姑姑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的惨淡生活和西部旅行者相替换的萨尔·帕拉蒂斯(Sal Paradise)。圣塔菲和陶斯的深层意义,难道不是超出了白人之逃离吗?正如身穿设计师品牌西部服装的纽约客和加州人们所证明的一样,这两个城镇难道不正是美国人可以打扮起来玩新角色的又一个主题公园吗?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