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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尼克松赢了

　　（1969～1972年）

　　第三十四章 沉默大多数的崛起

　　理查德·尼克松眼中的英雄包括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其当选后于1913年公布了所有内阁人选，尼克松于1968年竞选成功后有意效仿，决意在电视上这么做。典礼于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酒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尼克松以“贤内助也该沾沾光”为由，要求各位候任部长携同夫人出席。这一说法惹恼了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性别歧视的傲慢态度。新部长的夫人们似乎乐在其中，美国观众却不以为然。30分钟的仪式在观众中反响平平，一位批评家颇不客气地称其为“政治版的‘我的职业是什么’节目” 。很多人都注意到尼克松老是重复念叨自己的事，他说12位新部长既了解他的特长又明白他的心思，在演讲中他不止10次用到“额外的维度”这个词来说明这种情况。

　　事实上，新内阁缺乏多样性显而易见。所有成员都是富有的来自共和党的白人男性，其中7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即共和党选票的主要来源地区。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商人，其中3人来自建筑行业：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部长）和约翰·沃尔普（交通部长）。缺乏变化倒并非全是尼克松的错，他已尽力想让内阁人员多样化。他早前承诺要组成“一个集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成员于一堂的政府”，将美国“各级政府、劳工阶层及各行各业中的男女精英”纳入麾下。但部分民主党中坚力量所在区域并未积极响应他的提议，三名黑人还断然拒绝出任其内阁成员：小惠特尼·扬，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和纽约文官委员会主席埃尔莎·波士顿。因此内阁成员来源单一而非多样化。一位杂志作家这样评论尼克松内阁：“似乎是更多由灰色卵石而非亮晶晶的钢和玻璃组成”，而建造者也是如此。《时代周刊》曾有言，“这些人稳重、能干，但缺乏热情且资质平庸。”但不管他们有何缺点，这些人的正直却毋庸置疑。

　　威廉·罗杰斯（国务卿），约翰·米切尔（司法部长）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等人都是尼克松的密友。有人以此推论他将比约翰逊赋予内阁更多权利。一些尚不知晓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预言总统智囊团将成为历史，但总统动向监察团认为例外亦有可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渐露锋芒，成为首席顾问。据报道，罗杰斯正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可没人预见到，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竟是通过基辛格的新闻发布会讲话来跟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

　　就职6个月后，尼克松获得一个巨大的鼓舞。宇航局8年前应约翰·肯尼迪总统要求进行的探月计划终于有了回报：阿波罗11号成功抵达月球。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2万个制造商和30万名工作人员投身其中。虽然人们对这一切是否物有所值争论不休，而探月成功无疑是一场美国式的胜利。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月“曾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如今继太空旅行的创举之后，人类实现宇宙间通信成为现实。尽管月球与地球相距甚远，但电视让千家万户能够共同见证登月的伟大时刻”。这里的“千家万户”可不只是美国人，登月过程转播吸引了全球约5.28亿电视观众，这是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探月失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12年前遭遇首次失败后，美国宇宙空间科学已取得长足进步。在1961～1966年，水星号和双子星号系列的16次载人飞行表明人类可以在宇宙中正常生活和工作；徘徊者号、绕月轨道飞行器和“月球勘探者”计划发回的证据显示，月球表面环境不会给宇航员带来危险。但这期间也有一次重大失误。1967年1月，阿波罗1号舱体失火，3名宇航员遇难。计划延迟21个月后，载人阿波罗指挥舱升空。1968年年末和1969年年初，宇航局严格按计划每两个半月就发射一艘阿波罗飞船，以期在肯尼迪总统下达的截止日期1969年5月前完成任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在“1970年以前”安全返航。

　　1969年7月16日上午9点32分，阿波罗11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场由有36层楼高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发射。执行此任务的3名宇航员为：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巴兹·奥尔德林及空军中校迈克尔·柯林斯。运载火箭的第3级将他们送入距地118英里高的轨道。检查所有仪表系统耗时两个半小时，之后重新点燃了第3级火箭，此时转速达24 245英里每小时，足够冲出地球大气层向25万英里外的月球进发。

　　距地球5万英里时，柯林斯调动“哥伦比亚”指挥舱，直到和脆弱的“鹰”登月舱（亦简称l.m.）相对。等到“哥伦比亚”与“鹰”实现对接，土星号的第三级运载火箭便立即被丢弃。星期四是探月第二天，宇航员们让哥伦比亚号的引擎运转一段时间，以便进入将于星期六经过月球背面69英里内的一条轨道。在肯尼迪角时间的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连接船舱的通道，进入“鹰”舱。那一天临近尾声时，宇航员们进入了月球重力场，此时他们离月球不到44 000英里，且飞行舱仍在提速。

　　星期六下午，飞船运行速度降至每小时3 736英里并进入绕月轨道。7月20日星期日早上7点2分，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与休斯敦宇航局载人飞船中心有无线电连接）唤醒宇航员们，因为这一天是正式登月着陆的大日子。在“鹰”舱内，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放下登月舱的4个庞大支腿，指挥中心发令：“出坞”。于是登月舱与“哥伦比亚”号正式分离。阿姆斯特朗说：“雄鹰有翅膀了！”下午3点8分，阿姆斯特朗启动飞船引擎，逐渐下落，向月球静海而去。

　　在距月球表面9.8英里时，飞船进入低轨道，飞翔在月球的环形山和火山坑上空。突然，休斯敦指挥中心的一台电脑发出警告，飞船仪表盘上的警示灯闪烁不停。宇航员们不舍得放弃近在眼前的登月机会，于是遵循一名休斯敦年轻指挥官的指示勇往直前。阿姆斯特朗操作控制器，巴兹·奥尔德林大声读出前进速度和高度等仪器上显示的重要数据。最后降落时遇到些麻烦。阿姆斯特朗发现正要降落在巨大而可怕的西火山坑（位于降落目标以西4英里，由此得名）时，他们距月球表面不到500英尺。如果他打算越过此坑，便会延长飞行时间，燃料将消耗更快；所以必须决定是立刻调头还是冒险降落。就在那性命攸关的时刻，仪表盘上的两盏灯不停地闪烁着“接触月球”！ 雄鹰成功着陆了！

　　“休斯敦，静海基地汇报，‘鹰’舱成功着陆。”时值东部夏令时的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下午4点17分42秒。

　　仔细检查仪器3小时后，2位宇航员向休斯敦请示能否省去原定的4小时休息时间，开始出舱登陆。“同意！”休斯敦答复。于是他们穿上价值30万美元的太空服并将舱内减压。然后阿姆斯特朗背朝外，沿着一架9阶的梯子慢慢向下走。走到第二阶时，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一部电视摄影机的镜头，5亿人便注视着他小心翼翼地走向荒凉的月球表面。

　　在脚上9.5B的靴子接触到月球表面的那一刻，阿姆斯特朗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巨大的一步。”时值下午10点56分20秒，阿姆斯特朗拖着脚步笨重前行。“月球表面物质的纹理很细，走过之后鞋底和鞋帮粘着一层木炭粉一般的粉末。脚印很浅，大概只有1/8英寸深，但我仍能在精细的沙状颗粒中看到自己的脚印。”

　　阿姆斯特朗把一些粉末放进太空服的裤袋里。19分钟后，奥尔德林也出了舱，他忍不住惊叹：“真美，真美，荒芜凄凉，苍茫壮丽。”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在标桩上架了台电视摄影机。外形似蜘蛛的“鹰”舱在60英尺外，正位于摄影机画面正中，后面是外太空的无尽黑暗。月球上的重力为1/6个G, 是地球上重力的16.6%。观众们看着两人像羚羊般跳来跳去，奥尔德林说：“当我在一个方向上要失去平衡时，总能轻易自然地恢复平衡。”他们把一面3×5英尺的美国国旗插在月球上，旗面用金属丝固定在旗杆上。奥尔德林向国旗敬礼。他们还埋下了一个放有67国元首发来的电报的盒子和一块不锈钢钢板，板上刻着：“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的人类首次登月。我们为全人类和平而来。”

　　宇航员们收集了约50磅岩石供科研之用，测量了太空服外的温度：太阳光下是234华氏度（约合112.2摄氏度），阴暗处则是零下279华氏度（约合零下137.2摄氏度）。他们摆好一条锡箔来收集太阳粒子，架好地震仪记录月球震动，搭好反射镜将各项读数发回给地球上的望远镜。午夜时分，他们回到登月舱，在月球上待了21小时37分钟后，两人发动引擎离开。（指挥中心发令：“可以起飞。”奥尔德林答复道：“收到，我们在跑道最前面。”）返回轨道后，他们和在哥伦比亚号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将两部航天器再次对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经通道爬回哥伦比亚号。“鹰”舱则飘入太空，最终会坠毁在月球上。

　　凌晨1点56分，柯林斯让哥伦比亚号朝向地球，发动引擎，使指挥舱脱离月球重力场。返程约需60个小时。当天傍晚，宇航员们发回一张拍自17.5万英里外的地球照片。奥尔德林说：“看着地球越来越近而月球越来越远，这感觉真好。”阿姆斯特朗说：“不管身在何处，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飞船速度为每小时24 602英里，在太平洋上空757英里的高处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在这关键的时刻，飞船的外层防护壳被4 000度高温烧焦。指挥舱被云层包裹，和地面失去联络3分钟。

　　正待命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探测到在13.8英里外，哥伦比亚号正借助3个83英尺长、橙白相间的降落伞急速降落，底朝天坠落在海面上，激起6英尺的大浪，舱内3人将另一边的气袋充气后才使它恢复平衡。“大黄蜂”号搭载的直升机在天空上盘旋，引导航空舱到达指定地点。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舞着变焦距双筒望远镜，船上乐队激昂地演奏着《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全美及很多外国城市，教堂钟声敲响，汽笛长鸣汽车喇叭被按响。

　　刚踏上为期9天的环球行程，尼克松便向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发来问候。此间他访问了6个亚洲国家：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表明其杜绝像越南战争这种情况再发生之决心。前往马尼拉途中，尼克松在关岛短暂停留，期间向记者阐述了“尼克松主义”：“决定亚洲和平的不是美国，而是亚洲本身，主导权在亚洲人民和亚洲各国政府。”在曼谷时，尼克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外部侵略会摧毁民族自由，一个国家若过分依赖保护国终将腐蚀民族尊严。”

　　这话听起来明确直白，但新闻工作者知道，通常当新总统确切言明某事时，事情便将变得不透明了，此次亚洲之行亦是如此。他一边谴责先前美国在越南的投入过量，一边告诉驻越部队：“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他还向泰国人民保证：“美国光荣地与泰国站在同一阵线，坚决打击泰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臆想别人想听的话并说出来是尼克松的老毛病。如果送点月球岩石碎片没让东道主露出笑颜，他或许会暗示马上要派几个师的兵力来。

　　还有种说法：这是尼克松对共产主义态度的一个过渡期。某种程度上，他仍是随时准备与红色力量对抗到底的冷战主义者，但他也相信全球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以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两方面力量的互相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确已发生重大转变。

　　9天之旅临近尾声，他突然灵活起来，前往布加勒斯特与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共度一天。为表示友好，他敞开所乘汽车的顶棚在倾盆大雨中前行。群众反应热烈，他们不仅沿路热情欢呼，还竞相拾起掉在人行道上的纸质美国小国旗，而置本国国旗于街边不顾。

　　为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谈，尼克松在英国作了短暂停留，这是他在5个月内第二次访问欧洲。上任仅17天，他便宣布将出访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几个“蓝筹国家” 。他深信自己独具外交才华，而他也确实与多国元首交上了朋友，尽管其中结交到的最重要的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戴高乐总统不久将退任。就职头一年，他还破例对很多以往冷面相待的国内外人士热情有加。他飞到独立党派中心，把一台曾放在白宫的三角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还亲自用它演奏了“密苏里圆舞曲”。出于礼貌，杜鲁门没言明其实自己一直讨厌那首曲子。尼克松还颂扬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是“公正、诚实和尊贵的象征”。

　　尼克松虽不大亲近媒体，但大部分记者仍对他不吝赞美。《生活》 杂志的休·赛迪写道：“这届政府体现了总统的个人特质——体面、周到、能干、谨慎。”虽然负责白宫新闻的记者认为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做作、不自然，但某种程度上，他们仍感激他为配合报道的努力，毕竟身为总统的确不易。他们感激他注意饮食以免出现双下巴，为上电视尽力保持小麦肤色，并精心挑选服装，旨在塑造优雅有品位的好形象。

　　渐渐地，在人们心中尼克松的形象显得思虑周全却十分孤独，每天在白宫的各个房间中伏案处理那些已泛黄的法律文案和文件，有时在林肯卧室隔壁的书房，有时在街对面的行政大楼。他比林登·约翰逊更喜欢文书工作，但没那么喜欢跟人打交道。42键的按键话机已搬出椭圆办公室，因为对他而言6个键就已足够。与约翰逊相比，他似乎也没那么在意新闻，甚至对关系到自己的报道也不大热心。往届总统用过的电传打字机和电视也被搬到外面的一间办公室。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秋冬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比赛，他似乎总能为此挤出时间。“我知道我所承担的工作理应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但对我而言，它并没有别人描述得那般严重可怕。”

　　“美国中产阶级”是新闻界当下的流行用语，而尼克松则是其最佳诠释。他喜欢文斯·隆巴迪的拼搏精神、盖伊·隆巴多的音乐、艾伦·德鲁里的小说、葛培理的忠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营销技术。他虽大半生都致力于公共服务，却始终对联邦官僚机构怀着中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他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废除邮政部长选举中的酬谢制度（第二年，应他要求，议会创建了独立的美国邮政系统）。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一员，他笃信专家意见，经常向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尔利希曼和霍尔德曼请教。赛迪认为尽管尼克松的纸上纲领偏左，“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却正好相反。往届美国政府经验表明，到底还是人在主宰纲领。”在尼克松看来，学说信条意义不大。他具有中产阶级的独特嗜好，即进行各种尝试、不断试错找到可行办法。1969年，他多次提出税制改革，调整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减少越南驻兵，将冲绳归还日本，试图改革福利体系，取缔细菌战并设法遏制通货膨胀。在上任首年，他还表现出中产阶级的谦逊有礼。当顾问们齐聚祝贺他首次欧洲访问圆满归来时，他摆手叫停：“为时尚早，尚早，一年后才知道它是否是一次胜利呢。”

　　他花起钱来可没那么客气。和其他美国首领一样，尼克松过着铺张奢靡的新式生活。年薪29万美元的他在办公室附近有一套房，在戴维营有一处休养寓所，但仍和普通人一样最大限度按揭购房。最初，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他购进两套价值逾25万美元的砖砌抹灰的平房，以便与密友查尔斯·贝贝·雷博佐在“科科洛博”号豪华游艇上共度闲暇时光。雷博佐是一位靠房地产发家的司机和加油站老板。即便如此，尼克松仍不满足。当园丁们还在比斯坎住宅安装10英尺高的树篱时，他又在加州圣克利门蒂购置了价值34万美元的14幢别墅，花10万美元修了个游泳池，还计划在附近的土地上建4洞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都用总统纹章标记。

　　雷博佐和尼克松另一位密友，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喷雾器阀门发明者），对这两处房产占有约50万美元的抵押权，这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此外，在这两处住宅和其他总统亲朋好友常住的房产（如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上的住所）上，联邦政府的花费高达1 050万美元。大部分钱虽用于修建直升机机场和军事通信等必备设施，但布景、家居和供暖系统的花费也不下几十万。

　　事实远不止于此。单纯从花销上来看，这仅仅才是个开始。4年后，《财富》杂志引用一位前预算局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的家庭开销约1亿美元。并不节俭的林登·约翰逊拥有3架波音喷气式客机，但其夫人去纽约购物还得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尼克松所有亲眷（包括女婿）都搭乘政府专机出行。有5架波音707，11架洛克希德星式喷气式飞机和16架直升机任他差遣。他在戴维营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保龄球馆。约翰逊在任时戴维营年均开销14.7万美元，尼克松在任时已飙升至64万。此外，尼克松各处房产里总计雇用了75名男管家、女仆、厨师、保姆，21名园丁、维修工，100名特工，300名保镖、游艇工作人员以及一队豪车专用司机，他的生活方式王侯风范十足。

　　任职之初的尼克松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史上最伟大的人是带来和平的人。”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自己并不是只谈及越南问题，“我们物质富裕但精神贫瘠，准确无误地探访月球，在地球上却不得安生……我们支离破碎、不够团结。周围都是渴望充实的空虚生命。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却指望别人主动。心灵出现危机，只能从心灵层面寻找解决办法。要找到办法，我们只需审视内心……只有停止大吼大叫，只有平心静气地交谈，才能在交流中互相学习。至于政府，自会尽责认真倾听。”

　　这话确实是对美国困境的明智认识。在刚上任的8个月里，尼克松据此寻求解决办法。他压制好战本性，降低音量，保持低调并认真倾听。寻求意见时，他表现得认真负责；竞选时，他承诺“精简”白宫人员；竞选成功后，他说会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积极寻求“独立思考者”的意见。约翰逊深信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利分配不均和贫穷，而作为共和党人，尼克松及其团队并不赞同并自有说法。他们认为，全国上下陷入苦痛是由于人们不再信仰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加菲读本》提倡的爱国主义。这是小城镇美国人的理念，是共和党的坚固堡垒。信仰的消失并不是这些民众的错，因为如今大部分美国人已搬离小镇，美国上下刮起了攻击最神圣习俗与制度（从国旗到母性）之风。60年代的狂暴风潮未消，弱肉强食仍是主流。

　　但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表明，这种反抗正使美国向右转。80年来共和党人首次赢得弗吉尼亚州的领导权，并且在民主党执掌新泽西州16年后，重新夺回政权。加州第27选区把小巴里·戈德华特推选进了国会。自由派的拉尔夫·亚伯勒在得克萨斯州陷入困境；次年年初，他在民主党预选中败在一个保守派手里。凭借在黑人区宣扬严格执法的主张，原本默默无闻的查尔斯·斯滕维格（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探）赢得惊人的62%的选票出任市长。萨姆·约蒂是美国南方以外少见的种族主义者，在任期间虽然屡屡玩忽职守、争斗吵闹，且他提拔的3个市政专员都因受贿获罪，但他仍3次连任洛杉矶市市长。

　　右倾潮流并不是尼克松在国会陷入麻烦的全部理由。在非常保守的大环境下，国防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1969年，国防部预算20年来首次陷入困境。自朝鲜战争以来，每年国防部都投入巨款用于军备建设，甚至常常无须实名投票表决。国防部经费从110亿美元飙升至810亿美元，但如今将军们碰到个难缠的国会。越南战争受挫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资深陆军士官通过陆军消费合作社捞取回扣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陆军的化学战争部队载着7 000吨神经毒气越过国境并将其倾倒在大西洋里。但最终让国会拍案而起的是导弹问题：国防部打算建立一个花费将高达上千万亿美元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国防部认为，苏联若为防止美国回击而先发制人，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将不堪一击，从此再难翻身；为避免最坏情况发生，实有必要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在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参议员反对派看来，这只会使军备竞赛恶化，还不如把经费用于整治污染、救济贫民窟；且该系统的雷达和计算机太过复杂也难以运转。一个技术人员直言：“历史上的‘马奇诺防线’还少吗？”最后，该提案以一票优势通过，但却是皮洛斯式 的胜利。它为日后国防项目的纷争做了铺垫，也埋下了国会和新政府仇怨的种子。6月4日在空军学院讲演时，尼克松嘲讽49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为“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答道：“对国内和平安定的最大威胁不是河内、莫斯科或北京，而是举国上下的大学和城市贫民窟。”

　　在围绕最高法院候选人进行的两次恶战中，尼克松和国会反对派间的分歧越发严重。参议院同意他提名沃伦·伯格接替厄尔·沃伦担任首席法官；但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联邦法官小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参议院表示强烈反对。在美国劳联–产联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看来，海恩斯沃思是个危害劳工利益的种族主义者。即便这项罪名的杀伤力不够，但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出示证据表明，海恩斯沃思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入股的公司捞取利益。这次提名以55∶45的票数被否决，其中有17名共和党人，还包括少数党领导人休·斯科特。尼克松说攻击海恩斯沃思是“残酷、恶毒而……不公正”之行为。两个月后，他公布其第二次的人选：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优势在于他并不富裕，因此不会像海恩斯沃思有利用公职谋取私利之嫌，可他也有其他不利因素。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演讲中挖出一句话：“种族隔离合情合理，这是美国唯一切实可行又正确的生活方式。”面对这句引言，卡斯韦尔说那句话“实在可憎可恶”，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铁了心反对他。不久，卡斯韦尔又被披露曾积极参与塔拉哈西某高尔夫俱乐部的排挤黑人行动，在法庭上对民权律师出言不逊，且他的判决常在当事人上诉时被推翻。针对最后一项爆料，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罗曼·鲁斯卡好心解释道：“即便卡韦维尔是中庸之辈，但全世界那么多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担任代表？就不能有点儿机会？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布兰代斯、卡多萨或弗兰克福特，这恐怕无法实现，也不需要实现。”

　　事后，有人问鲁斯卡是否后悔发表了那番言论，他答道：“后悔，我真的后悔。”一名共和党领袖说：“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那个字眼——中庸，它简直无孔不入。大批选票正哗哗流走。”在鲁斯卡说那番话前，参议员肯尼迪预计最多有25票反对卡斯韦尔；斯科特预计对手党顶多能拿到“30多票”。结果，对卡斯韦尔的赞成票有45张，反对票51张。主持人阿格纽副总统宣布：“提名被否决。”两天后，尼克松愤怒地对记者声明，只要参议院在民主党手里，“尽管南方的联邦上诉法官和我一样绝对信奉宪法，我也无法让他们到最高法院工作。”

　　这和他在就职演说中倡导的团结一致相差甚远，却是精心设计的说辞：他将抛弃超党派主义并开始反击。当时，美国上下反战游行表明了民众对越南和平的渴望，尼克松转变战略的第一步便是就此发表全国电视演讲。他说游行实无必要，因为他有一个“撤回全美地面部队并用南越部队替换美军的计划”，即“战争越南化”。他相信计划会成功且希望得到“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同胞的支持”。作为对批判者的有力反击，他呼吁道：“让我们为和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谋成功。因为我们应当明白：北越无法打败或羞辱美国，只有我们自己人才能。”

　　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7%听众对演讲表示赞同，仅有6%的人反对。备受鼓舞的尼克松决定让副总统用更为花哨的言辞去打头阵，即阿格纽所谓的“政治两极化”，蓄意孤立反对总统的人。阿格纽嘲讽政见不同者是“一群自我标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他们的支持者则是“热情的寄生虫”和“意识上被阉割的人”，还因此获得总统的热情赞叹。因为当时电视新闻观众高达7 000万，且白宫正为有关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脸，阿格纽便将电视定为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讲演时，阿格纽抨击“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主持人、评论员和制片人独断专行，把影片或新闻评论时间压缩到只剩20来分钟呈现给观众”。“这些并非选拔而出的社会名流就是一个与特权阶级隐秘勾结的小帮派……享受着政府正当赋予的垄断权。”他控诉他们歪曲了“国家为实现国内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一周后，他集中火力攻击新闻界，点名批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哀叹“各大公众信息渠道被垄断，越来越少的人实际操控着公众发言权”。支持阿格纽并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邮件纷纷涌入广播电台和报社。华盛顿方面开始怀疑阿格纽是为自己还是为总统辩护，休伯特·汉弗莱则说，“要是副总统可以独立于总统或政府而表态简直是没有政治常识。他若将你纳入自己的政治阵营，你就得绝对忠诚。”

　　夸张的言辞让斯皮罗·阿格纽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为这就是一个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矫揉造作的年代，吃葡萄和生菜、穿或不穿内衣都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马瑟斯兄弟喜剧团，就因为他们曾让节目嘉宾调侃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

　　许多法庭都忙于处理政治纠纷。分别杀害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西尔汉·西尔汉正被定罪。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试图让陪审团相信克莱·肖（一个路易斯安那歇业商人）密谋杀害了约翰·肯尼迪，这堪称美国司法史上最荒唐的案件之一。关键证人是：一个前出租车司机（在催眠状态下含糊暗示肖有罪）、一个瘾君子、一个妄想狂会计和一个伪证者（最后坦白他的证词系捏造而成）。审讯持续了34天，陪审团用了不到一小时便投票决定肖无罪释放。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市长，蒂莫西·里尔博士竞选加州州长。尼克松任命当时41岁的秀兰·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有人说“因为他希望世界也有个美好结局”）。贝尔纳黛特·德夫林从爱尔兰赶来，向纽约人筹集资金杀害英国士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19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引爆一枚粗制定时炸弹时惨遭意外，双目失明。发誓“在美国发起战争”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下的地下天气预报员组织在芝加哥发起暴乱，结果60人被逮捕、3人被击毙。1969年中连续5个月，曼哈顿恐怖分子轰炸了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征兵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大楼。11月13日晚，警方逮捕了3名年轻人及简·劳伦·阿尔伯特，指控他们密谋炸毁联邦产业。简是一个22岁的才华横溢的斯沃斯摩尔学院的学生，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家庭。其父母缴纳的2万美元保证金因其无故失踪被没收。

　　环境保护主义者对新式大型喷气式客机很不满，纳税人因教师罢工愤愤不平。烟草制造商的日子也不顺畅，因为自1970年年底以后他们就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尼亚加拉瀑布临时改道让度蜜月的人们十分懊恼。相信飞碟存在的人对空军大为光火，后者耗时两年走访11 000个据称有飞碟出没的地点后，得出结论飞碟根本不存在。反战喜剧《和平》荣获1969年纽约剧评人奖惹恼了广大观众，因为其中有一幕是战神将各国冲进大马桶。

　　对众多美国人而言，全国上下兴起的野蛮情绪以芬克尔斯坦事件最为典型。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我好奇（黄色）》离开剧院时，《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师梅尔·芬克尔斯坦试图拍照，结果仰面倒在了人行道上。他说杰奎琳用腿以柔道般的招式将他踢倒，杰奎琳则说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不管事实如何，这位肯尼迪总统遗孀阔步离开芬克尔斯坦和瑞典色情电影院的画面却被另一位摄影师抓拍了下来。她当时穿着黑色紧身皮短裙，背景是“各种红酒烈酒”广告牌，卡姆洛特 似乎已十分遥远。

　　1969年也是大学校园最动荡不安的一年。尽管盖洛普测验表明，670万大学生中有72%从未参加过游行，《财富》杂志调查也发现只有12.8%的大学生“是革命的”或“持有偏激异议的”，而正是这一小部分人闹得美国上下昏天黑地、几近瘫痪。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封校三周。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家遭燃烧弹袭击。1 000名学生和200名教职员工集会要求莱斯大学校长下台。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的管理部门无计可施，只得向警察求助。芝加哥大学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这些孩子中很多都是神志不清的妄想狂”，并把他们比作当初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没变：黑人要求增设黑人研究课程，白人要求结束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队和陶氏公司招募；而不论肤色，所有人都希望越南战争赶紧结束。

　　校园冲突迅速恶化，往往当局还没弄清楚状况便已一发不可收拾。在威斯康星大学，名为黑人联盟的黑人学生组织呼吁罢课，美国青年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成员决定穿过对方的封锁线。双方打成一团，州长连续派来199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以刺刀、催泪瓦斯攻击黑人学生。5 000余名白人进行游行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此类武器，教职员工也支持黑人。威斯康星立法机构的回应则是谴责罢课并削减大学财政预算。

　　在被称为“穷人哈佛”的纽约城市学院，波多黎各与黑人学生把自己封锁在南校区，发表宣言，要求学校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的种族比例、引入黑人研究项目且控制权由他们掌握。考虑到这会危及学术标准及学位含金量，白人学生也坐不住了。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一个大礼堂被焚毁。比尔·加拉格尔校长两次关闭学校，随后索性辞职。无奈之下，教职员评议会通过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下一届新生必须有40%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即便他们未达到纽约城市学院的录取标准。从此，该校再也担不起“穷人哈佛”的美誉了。

　　4月9日，哈佛大学也爆发了冲突。学生们闯进校办公大楼、驱逐校领导、抢夺机密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召集400名州警察强行进入大楼，逮捕了197名学生。被捕学生的6 000名同学在哈佛体育馆集会，投票决定罢课抗议。教员们提议撤销对197名学生的控诉，校长同意，法官却不赞同。他决定每人罚款20美元以示对非法入侵的惩罚；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名25岁的研究生一年徒刑。随后学校正式通过教员决议，同意原先游行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的美军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

　　那年春季，康奈尔大学虽不像其他学校那般动荡，但伊萨卡本地特色也不容小觑，拍摄于那里的系列照片让世界震惊。4月19日，250名黑人本科生占领了学生会中心威拉德·斯特雷特楼，要求成立非裔美国人自治学院。楼内谣传一队白人武装正赶来，黑人学生们便找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样一来事件性质完全改变”，于是决定满足抗议者的各项要求。报纸刊载的照片显示，当大楼占领者们走出大楼时，已武装到牙齿：手里紧握步枪，胸前交叉挂着弹药带。教职员工推翻了校长的决定，不久又反悔。校董们要求进行调查，珀金斯校长随后辞职。

　　这一切都被政府密切关注。可以想见，尼克松政府同情除了造反学生以外的所有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芬奇致信美国所有高校校长，说明美国逾百万大学生若再滥用权力，政府将撤销现有的一切补助。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发出警告，任何采用武力的学生都将被开除并以非法入侵罪被控告。尼克松迅速致信赫斯伯格，称他“亲爱的特德”，“你态度坚决，值得赞赏”，还让他把对学生风潮的看法告诉副总统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要与州长们会晤。赫斯伯格建议要谨慎行事；他认为，“即便最激进的学生也试图让社会看清一些事，这在今天或许值得思考。”官员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拒绝了罗纳德·里根要求由联邦政府进行对学潮调查的提议。

　　若说黑人激进分子在校园兴风作浪，那他们在大多数中心城市却十分低调。第二个夏季贫民窟都相安无事，人们的心境也悄然变化。60年代中期的动乱打开了各城市市政交流的新渠道，大城市也配备了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防暴警察。选举成为黑人关注的新焦点。随着黑人选民登记率飙升，在很多地区选举黑人代表逐渐代替暴力反抗社会成为另一个可行方案。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市第一任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当选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他的竞选口号是：“不为选黑人，不为选白人，只选好人。”

　　尼克松认为新政府在种族纷争中起到“折中”的作用。无论如何，这减缓了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约翰逊的政策是对未能实现黑白学生同校的学校将不再补助。尼克松将其否决并表示：“联邦政府削减资金会影响学生接受应得的教育，这可不是取消种族隔离的目的和胜利。”尼克松在任职初期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承认不管他以前表现如何，黑人已不信任他，觉得他对黑人漠不关心。竞选时，他多次承诺将努力实现“黑人资本主义”，但此后再无下文。反倒是1969年8月，芬奇提议密西西比州各校暂缓取消种族隔离。

　　很多人认为这是在讨好南方白人选民，可惜未能见效。10月下旬，沃伦·伯格出任首席法官后，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都有义务终止双重学制，现今和以后都只能实行单轨制。”尼克松回应“将充分尊重法律”，竭尽全力贯彻该项法令。

　　虽然闹学潮系少数人所为，但为标榜个性，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在着装、言语、行为方面亦刻意区别于成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引人注目是由于张扬离谱的生活方式，但不可否认，他们身上的其他特质亦不容忽视。这是战后婴儿潮的必然结果。1960年，美国14～24岁的年轻人共计2 700万。60年代末人数为4 000万，占总人口的20%。鉴于庞大的青少年团体和富裕的成长环境，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必将发展壮大。只要足够多的年轻人参加了某项活动，该活动定会风靡一时。1969年8月15～17日那个周末举行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便是一例。

　　事实上“伍德斯托克”名不副实。负责策划、宣传的是两个24岁的年轻人，他们最初将地点定在纽约州哈得孙河旁的伍德斯托克村，还登了广告。但由于分区法规和当地人反对，音乐节才被迫迁至距纽约市西北70英里的白湖贝瑟尔的卡茨基尔镇，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600公顷奶牛场。宣传人员希望年轻人能找到这个地方，预计7美元一张的票能卖出5万张。

　　他们严重低估了音乐节的吸引力，40万人浩浩荡荡地涌入马克斯·亚斯格的农场。贝瑟尔也突然成为该州第3大城市。很多涂满迷幻绘画的汽车、摩托车、小型公交车被遗弃在附近公路上；卡茨基尔公路的所有出口都严重拥堵。向如此一大群人收费显然不切实际，主办方只能亏损200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出的第一个岔子，另一个便是天气。两场大暴雨将农场变成一片汪洋。年轻人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簇拥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塑料帐篷和坡屋里。缺水缺食物，甚至没有卫生设施，这场音乐节本可能演变为可怕的灾难。

　　但结果却获得了巨大成功。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一个表演者说：“若想成功，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一家人。”事实证明他们确实记住了。一个警官说：“在我24年的警察生涯中，这群孩子是我见过最有礼貌、最体贴、最有教养的孩子。”

　　最有力的援手来自这群人自身。一个名叫肯·克西的“快乐的恶作剧者”的大篷车队从俄勒冈州远道而来，向人们发放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花生，还搭建了医疗帐篷。猪庄（一个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群居村）的100位社员也及时伸出了援手。但这次音乐节如此成功的真正秘诀是对年轻人具有致命吸引力的迷幻摇滚。亲临现场的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詹妮丝·乔普林都是年轻人心中的英雄。就算在演出现场见不上面，设在舞台周围80英尺高架上的扩音器已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因此，尽管天公不作美且时有不如意，但在这群系着头带、穿着喇叭裤和扎染粗布短袖、戴着念珠的年轻人的努力下，这次音乐节已成为一代人团结一致的象征，以至后世的人们每每提起，都称他们为“伍德斯托克一族”。

　　在外界变幻莫测的年代，同辈群体间加深感情联系是必然。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壮观的摇滚音乐节，但绝非独一无二。同年，最高法院驳回约翰·伯奇协会的反对意见后，在特奈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得克萨斯州的刘易斯维尔（一位治安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球迷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则告诉记者，唯一的问题在于年长的得州人，他们一直盯着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裸泳的年轻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普雷里维尔亦有活动举行。表演者包括感恩而死乐队、罐装的热气乐队、乡下佬乔伊和鱼及铁蝴蝶乐队。

　　这一盛况甚至超越了国界。这已成为一种美国现象，而且美国身为全球霸主，摇滚乐音必然在西欧会得到回应，这其中以英国为最。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上随处可见“助鲍勃·迪伦压沉怀特岛一臂之力”的条幅。15万个“着奇装异服、‘性别不明’的青年”积极响应。音乐响起36个小时后，迪伦本人身着白色套装、黄色衬衫和绿色靴子抵达现场。一个女歌迷脱掉衣服、裸身起舞，尖叫着：“我只想要自由。”伍德斯托克遭受亏损，怀特岛上的活动却盈利颇丰。

　　这里有些悖于常理的东西。活动主办方和表演者都赚到盆盈钵满，但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反主流文化的信条却是坚决反对物质的。与摇摆乐不同，摇滚还背负着精神层面的含义，这也是许多老一辈美国人不喜欢摇滚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摇滚提倡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信条是不爱国的、没有信仰的、不道德的，甚至更为恶劣，这并非全无道理。1969年，人们担心的事终于成为现实，一群嬉皮士胡作非为，犯下堪称美国史上最可憎的谋杀案。在憎恶当代年轻人的人看来，这是噩梦成真的有力证据，而那群长发年轻人逃脱罪责更是挑战了他们忍耐的底线。

　　受害者是身怀六甲的金发女演员莎朗·塔特及其4个朋友。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杉矶仙乐大道10050号一幢能够俯瞰祝福峡谷的宅邸内，有人发现了他们惨遭肢解并被摆成怪异形状的尸体。4个月后，凶手浮出水面：死亡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成员，他们也是另两起谋杀的罪魁祸首。罪犯头子是查尔斯·曼森，一个35岁的惯犯，据说还是个大块头的色鬼。凶手都是他的信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3个任凭曼森差遣的漂亮姑娘。白天，他们扛着机关枪、开着用偷来的大众汽车改制的沙滩车四处游荡（曼森深信将爆发种族战争）。夜晚，他们要么随意杀害陌生人，要么滥交乱交。

　　若曼森及其同伴代表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光明面则是年轻人的社会良知。人类自相残杀、破坏环境让优秀青年痛心疾首。生态问题最少引发争议：保护环境再必要不过，污染已不容忽视。盖洛普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之首。不仅是年轻人意识到这些威胁，社会各阶层都这样认为。联合国宣布计划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总统建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各州长和市长纷纷委派组建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排放11吨粉尘。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拿着13 000人联名签字的请愿书游行到了市政厅。工厂被迫安装新锅炉，使得每日煤烟排放量降至100磅。

　　这对路易斯维尔意义重大，但在美国范围内不算什么，治理污染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各种燃烧行为每年产生1.4亿吨烟尘；单是洛杉矶的汽车每天就排出1万吨一氧化碳、2 000吨碳氢化合物和530吨氧化氮；其他空气污染物包括氧化硫、硫酸烟雾、粉煤灰、煤烟以及砷、铍、镉、铅、铬和锰等微粒，每年仅财产损失就达110亿美元；受烟雾影响，尼龙袜逐渐分解，房屋油漆剥落，建筑物变色发黄，人行道覆盖上了绿色黏液，橡胶发脆碎裂，衣物褪色，窗玻璃被腐蚀，人们的牙釉质脱落，肺病紧随而来。这些腐蚀、吞噬、磨损侵占着人们的身体和工作。

　　这些并非新鲜事儿，但直到1969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才引发全美对环境问题的真正关注。东海岸的哈得孙河、康涅狄格河，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核电站造成的热污染杀死的鱼数量以吨计；滴滴涕给海鲜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美国的象征秃鹰也受此影响而濒临灭绝。据报道，曼哈顿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是联邦政府设定的危险等级的两倍；佛罗里达州国家湿地公园因修建大型机场而惨遭侵占；加州国家红杉公园也因修建通往滑雪胜地道路而面临威胁。

　　19个义愤填膺的环保主义者团体将抗议诉诸法律，机场修建被迫叫停。塞拉俱乐部弄来临时法庭判令，阻止了迪士尼制片厂的修路计划，但也不是长久之计。1969年可以说是金州 环境的灾难年，当年自然条件不佳也是原因之一。三场风暴接连冲击了圣加布列尔山脉，带来52英寸的雨量，桥梁被冲垮，数以百计的房舍被冲到山脚；单是卡彭特里亚就有291户人家、7 200人受灾。圣安德烈斯断层发威，使人们处于地震的威胁中，从旧金山一角直至洛杉矶以东20英里情况堪忧。自1906年大爆发后，断层一带承受的压力不断累积，早就预报过的地震尚未发生。加州人民却无比乐观地面对一切。车尾贴上写着“加州应被公平对待（该被好好震一震）”。1969年加州的畅销书之一《伟大加州之末日》便是有关一场虚拟地震的故事。事实上，现有记录表明，震感较为明显的只有4月28日的震动，震中还是在渺无人迹的荒野。

　　但那一年，地质断层给加州人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本身的危急情况加上人类的愚蠢引发了美国1969年的生态噩梦。1月下旬，一台已钻到大西洋以下3 486英尺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有磨损。为替换磨损的钻头，油钻被撤出。结果突然发生井喷，钻台周围满是直径200英尺的油泡。油井失控带来的巨大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裂缝（地图上没有标注）散播开来，后果极为严重。虽然钻井工人们在11天内堵住了钻孔，但石油仍持续如沸水一般向四周喷涌而出。

　　钻井平台以东6英里便是洁净无瑕的圣巴巴拉海滩，那里的地价高达每英尺2 000美元。2月第一周，深受圣巴巴拉人喜爱的40英里长的顶级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黏糊糊的原油附着在游艇和渔船上，因此而形成的浮垢只有用高压蒸汽才能清除。据一位《运动画报》作家报道，浮油“厚得让海水无法起浪，还发出嘎吱声……我从峡谷穿过回到1英里外的家，身上的石油味都没消散……从空中俯瞰，潮汐线像是用黑色蜡笔在地图上画出的粗重黑线。”

　　这场灾难最使人震惊的是它夺走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蚌类和岩虾即刻死亡；海豚和海狮不见踪影；鹈鹕掉进石油污染的海水里后迅速下沉，再无法挥动被粘住的翅膀；沙滩上满是矶鹞、鸬鹚、鸥、鸊鷉和潜鸟的尸体，它们的眼睛肿得可怕，内脏已被石油灼伤。奥杜邦协会的人说：“现场真是惨不忍睹”；一个路人说“简直令人作呕”。居民们集会抗议，在政府办公楼附近贴满“取缔石油”的海报并组建了名为“清除石油”的新生态团体。各种诉讼案要求的赔偿金额高达10亿美元；清理成本预计需要300万美元。

　　华盛顿收到超过1.2万封电报和信件。一开始政府方面还积极回应。美国内政部规定，当钻探深度超过239英尺时，钻头必须用管道包裹，这其实是传统做法了。更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钻井租约被叫停。众多石油企业的大笔投资受困，于是开始向政府施压。一年前，12家公司斥资6.03亿美元买下太平洋1 000平方英里内的石油钻探权，如今他们要求恢复租约。9月，尽管地质学家警告裂隙仍存在，且失控井道还在渗漏，尼克松政府还是应允了石油企业的要求。

　　年轻人在各种环保游行中的表现尤为抢眼。他们在佛罗里达散发请愿书，召集大批人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门口，还建立“洗刷店”救助受难的加州鸟类。但是，他们到底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仅仅享受反抗的快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有时明显前后矛盾，比如虽积极抗议环境污染，却因为热情地光顾垃圾食品商店而造成另一种形式的污染。

　　自20年代以来，出售高热量低营养食物的快餐货摊逐渐成为美国路旁的一道风景线。直至60年代，它们才遍布郊区，成为特许经营业的主力，形成美国城郊如出一辙的景观。特许经营，即有偿获得某商号的联名经营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标志。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希戈加油站、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也采用了这种模式。但和烤肉快餐馆和冰激凌店相比，它们发展得还算中规中矩。1969年，最高联营权价码来自一家麦当劳汉堡店，其价格达到96 000美元（“供应已超过50亿份”），其后是艾德熊的37 000美元，肯德基炸鸡店是24 500美元（“让你意犹未尽的美味”），冰雪皇后冰激凌店为7 500～30 000美元不等（视位置而定）。唐恩都乐甜甜圈、宝义、哈迪、汉堡王、米妮宝炸鸡、巴斯金罗宾斯冰激凌、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和国际煎饼屋等吸引着几百万青少年。

　　年轻人若认可这些，那他们也会认同那个年代的另一种金融现象：跨行业集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它旗下行业包括酒店、汽车出租行、保险公司、面包店和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热心政治的年轻人而言，跨行业集团是个和政府合同挂钩的肮脏字眼，亦和越南战争相关。而与污染相比，越南战争才是更险恶的敌人。此时，反战游行者和他们的批判者都热情高涨，这代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此时的立场将使他们留名青史。

　　1969年，停战是抗议的核心，首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尼克松提前表态：“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会受到影响。”由此引发大批民众去教堂鸣钟、佩戴黑袖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四处游行，以示坚决反对美国卷入中南半岛战争。星期三，波士顿公园聚集了90 000人、纽约20 000人、华盛顿22 000人。部分大学校园的半数学生加入了示威队伍。惠蒂尔大学代理校长的夫人点燃火炬，表示战争结束才会熄灭它；该校最著名的校友便在白宫里。

　　11月15日恰逢周末，所谓的新动员活动持续了3天。这次的焦点是华盛顿。警方估计将有25万人，新动员委员则说会有共80万人参加。虽无法得出精确数据，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在美国还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白宫宣布总统将在室内观看足球比赛，首批游行的4万人便故意经过白宫，人手一张卡片，每张都写着一个丧生于越南战争的同胞或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字。浩荡的人群从阿灵顿出发，步行4英里来到国会山，在这儿把卡片放进覆盖着国旗的巨大棺材里。

　　一切都井然有序，军队预备的9 000名士兵没了用武之地。总统助理赫伯特·克莱因、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珀等人夸赞了游行队伍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派观点。美中不足的是，周末发生了两起暴力小插曲：一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队攻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雅皮士试图闯进司法部大楼，他们均被催泪瓦斯击退。米切尔得知后表示，尽管“大多数人遵纪守法”，但游行仍伴随着“大量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街头对峙，总之我认为这不是和平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表示赞同，华盛顿方面也并不惊讶。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政府中其他人员态度如何，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定会严惩犯法者。

　　堪称美国版利迪策 的美莱村位于越南南海之滨的广义省，这本是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然而在炎热潮湿的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该村成了567名老弱妇孺的葬身之地。即便在当时，实施暴行的小威廉·卡利中尉及其手下的一排人也不了解这个村庄。他们叫它粉红村，因为在前一晚排长简报会发的军用地图上，这个区域被涂成了粉色。

　　卡利及其属下隶属巴克特遣队，该部队以陆军中校小弗兰克·巴克命名，他3个月后死于直升机坠毁事件，因此再难知晓他在“3·16”事件中是何角色。事件中的挑衅事由也无法弄清楚，这些疑问都在对卡利裁决的军事法庭上提出。该队分属的第11步兵旅查利连已在越南待了三个半月。在此期间，190名队员中的半数死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简报会上，中尉获悉美莱村已被越共第48营占领。于是，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事后宣称不知道该村只有老弱妇孺）命令卡利带人荡平美莱；卡利又将指令传达给下属。黎明时分，他们乘直升机抵达美莱，将m–16自动步枪上好膛，准备就绪。

　　然而他们着陆后，越共不见踪影，那儿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罗·戴维·米德罗说，他们把村民赶到两条铁路交叉而过的“小岛似的”村子中心。卡利下令射杀村民，米德罗是遵从指令的人之一。他后来说：“我用了4个弹夹（68发子弹），杀了大概10～15人。”他旁边的卡利用步枪扫射已被团团围住的村民。接着，他们把七八个人赶到一间棚屋（即步兵所谓的“窝棚”），直接往里面扔了一颗手榴弹。

　　一段l型排水沟是第三阶段屠杀场，它将在佐治亚本宁堡军事法庭为世人知晓并遗臭万年。士兵们在那儿进行了流水作业似的大屠杀。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道：“村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男女老幼被分成小组，被迫站在水沟里以便卡利中尉开火。”另一个目击者讲述了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如何惨死于卡利之手。和尚穿着宽大的白色僧袍，伸出双手似乎在祈祷，嘴里不停地念叨：“没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卡利用m–16步枪的枪托猛砸他的嘴，然后调转枪口“对着和尚的面部开了一枪，轰掉了他的半个头”。至于婴儿，“卡利中尉抓着婴儿手臂把他扔进水沟，随即一枪击毙。”

　　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我们走遍全村也没发现越共。村民们陆续走出棚屋，我们的人就开枪，焚毁棚屋；或者先放火烧屋，将人们逼出棚屋再射杀；有时把一群村民围起来集体扫射，这持续了一整天。”

　　据他的同伴反应，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拒绝参与屠杀，说这是“滥杀无辜”。伯恩哈特表示：“只有少数人说不，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我可不干这勾当，这指令不合法。”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时，大部分人已停火，“但有人仍在开枪……地上、水沟里、稻田里到处都是尸体。”只有一个士兵受伤，他是为了不加入屠杀而故意朝自己的脚开了一枪。

　　目击者中有两个士兵事后的回忆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3部摄影机记录了美莱惨案。其中一部摄影机归军方所有，已交还；另两部是私人财产，因此得以保留。第二个人是直升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高空看到l型水沟时便上报指挥官。他后来说：“我感觉不对头，实在无法理解水沟里怎会有尸体。”汤普森回到村庄救下了16个小孩，陆军部以“奋不顾身”为由授予他“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能表明军方意识到美莱出事的迹象。12天后，巴克上校提交了一份战况报告，称此次进攻“计划周密，执行有力并且成功完成”。用随后国会报告里的话说，“有理由断定美国军方对美莱事件有所隐瞒。”很久之后事实被揭露，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当时为西点军校校长）被降职；他和副师长均遭到公开谴责，他们的杰出服务勋章被没收。但在当时，甚至此后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罗纳德·赖德诺尔（早前在夏威夷就役于查利连队）是第一个为美莱事件采取行动的人，但屠杀当天他并不在场，一个月后他从战友处听说此事。一年后，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将传闻写成报道，给尼克松、主要议员、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各寄出一份。他控诉道：“1968年3月，在越南共和国一个名叫‘粉红村’的地方，确实发生了十分黑暗血腥的事情。”

　　这封信写于1969年3月29日。4周内，陆军部对屠杀案展开全面调查。8月4日，宪兵队长收到证据；同月，国防部收到摄影师黑伯利照片的复印件。9月5日，即卡利被解雇的前一天，他被控杀害109名越南平民，包括梅迪纳在内的其他人也受到指控。举国震惊的审判持续了4个月后，只有卡利获罪。屠杀事件一经爆出，便有人在记者发布会上询问尼克松的看法。他说：“这当然是绝对没有正当意义的大屠杀。”“我们在越南奋战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远离以残暴著称的政府。”

　　1971年，卡利因杀害22名越南人被判死刑。这时国内的氛围却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尼克松也迅速感知到这一变化：大部分美国人似乎认为卡利是替罪羔羊。一个评论员讽刺地把这种看法描述为“根本没这种事，而且越南人活该。”维京出版社宣布斥资10万美元买下卡利回忆录的版权。在卡利被定罪3天后，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售出202 000张。歌曲开头有一段甜美的画外音：“这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的愿望是当一名士兵，竭尽全力效忠国家。”之后便是：

　　我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名士兵。

　　我发誓尽职尽责，力争上游。

　　但我们列队前进时，

　　他们说我是坏蛋，

　　给我打上了烙印。

　　白宫宣称，公众来信中99%的人都反对判决。尼克松下令将卡利从本宁堡营释放出来，转移至部队公寓软禁。两天后，白宫发表声明：“总统于昨天决定，在卡利中尉案下达最终判决前，他将亲自复审并最终定案。”稍后，尼克松又改了主意，但似乎只是在利用战争罪行玩弄权术。卡利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义愤填膺，致信尼克松表示，“对总统在公众的吵嚷声中插手诉讼备感震惊与沮丧。”

　　在罗纳德·赖德诺尔寄出美莱陈述5周后，约翰·查菲海军部长宣布，政府将过问另一个部队军官案件。涉案军官是“普韦布洛”号的海军中校劳埃德·布克。他在朝鲜代表美国官方承认了间谍行径，道歉并保证绝不再犯后，与全体船员得到释放。布克在板门店出示相关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说，布克签署协议是为了“解救队员，只是为了让船员重获自由”。他当时所承认的内容并非事实。但国防部仍对此耿耿于怀。海军建议将布克移交军事法庭处理，查菲否决了这项提议，因为布克和他的队员“已受够了苦头”。

　　此后几年虽换了总统，对军方而言仍是多事之秋。1968年竞选，提及布克丢失船只一事，尼克松说：“除非美国回击此类侮慢行为，不然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从而给美国招致更多‘普韦布洛’号事件。新政府必将竭力杜绝此类行为……不留任何余地。”尼克松就职不到3个月，耻辱的历史重演，而他的反应和林登·约翰逊一样无力。这次出事的是空军版“普韦布洛”：一架被海军称作EC121的改装版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机。EC121并没有武装，载着31位工作人员和6吨监听假想敌的通信电子设备。4月15日，朝鲜将其击落，所有人员丧生。这次的事发地显而易见且不容辩驳。苏联船舰也表示事发地在离岸100到120英里的国际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反应便是报复，但三思之后发现任何方法都不成。除去极为冒险的核战，根本毫无他法。最后，他只能说：“我今天已下令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我们会加强保护。这不是威胁，只是陈述事实。”

　　这透露出因越南问题给政府带来的越发严重的沮丧情绪。在巴黎，美国谈判者向北越表示，美国不打算以武力解决中南半岛问题；在西贡，阮文绍总统获知，美国对单方撤退或签署营造美方战败假象的条款均不可接受，双方的谈判又陷入僵局。

　　拉塞尔发射基地是位于非军事区正南部的海军陆战队阵地，此处屡屡发生自杀式袭击，即越共士兵身负炸弹炸毁铁丝网。在距西贡15英里的美国主要军事基地及其附近也爆发恶战。这一年最受争议的行动是进攻邑碑山，即士兵口中的汉堡高地。美军延续了约翰逊时代的战略，让越共去承受国防部所谓的“最大压力”。一开始，汉堡高地行动是典型的搜索歼敌任务。直升机运了9个营到老挝那条用于进行渗透的走廊地带：阿绍谷。之后的清洗中，第101空降师第187团第3营撞上了师长梅尔文·蔡斯少将所谓的“马蜂窝式”的抵抗。撤退后，该营掘壕固守，并派出一个连猛攻汉堡高地。

　　进攻最终失败，之后两个连袭击山顶也没能成功。第二天，整个营的冲锋被击退后，又增派了3个营。与此同时，美国的飞机大炮也在山顶奋战，2 000枚炮弹、155架战机带来的硝烟让整座山失去了生气。但越共仍坚守不懈，用步枪和手榴弹逼迫美军节节后退。美军连续10次冲锋都未能成功。第8天，1 000名美军士兵和400名南越士兵攻下山头。蔡斯将军称其为“一帮玩命的汉子赢来的伟大胜利”。一周后，一名部队发言人宣布放弃汉堡高地，“我们认为这座山里能拿的都拿了。”

　　参议员们在得知邑碑山行动有46人死亡、308人受伤后异常愤怒。爱德华·肯尼迪认为这是“毫无意义且不负责任”的进攻，他质问道：“当士兵自己都开始质疑行动的合理性时，怎能用命令把他们屡屡推入火坑？”一些共和党人也非常气愤。来自佛蒙特州的艾肯是参议外交委员会中的少数党成员，他建议白宫应“立刻”进行“有序撤离”，将战争转交给“本来的主人”：越南人。来自宾州的斯科特（共和党党鞭）极力主张美军“大规模撤兵”。尼克松在认真听取意见，他在上任第一年对国会意见十分敏感。言论上，他仍是坚定不移的冷战战士，信奉自由亚洲、多米诺骨牌理论 等信条，但行动却变了个样。一位总统助理承认：“越南能够成就美国的可能性有待商榷，但它定会破坏美国。”约翰逊政策明显已经破产。到1969年3月，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死于朝鲜战争的33 639人；每年的战争成本逾250亿美元，引发了势不可挡的通货膨胀压力；1958年的1美元1969年只值75美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预言将爆发政治家的噩梦：因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衰退。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尼克松最得力的外交顾问不是罗杰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以平民身份在《外交事务》发稿时，就提议采取两条平行的谈判路线：一面让华盛顿和河内安排互撤军队的时间表，一面让越共和南越一道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出访西贡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带回了越南新总统的战争政策。莱尔德相信阮文绍部队能提高到独当一面的水平，白宫也认为这是实现战争越南化的大好机会。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岛向阮文绍阐明了该策略，随后宣布首批撤军25 000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事务》中提议，“为降低作战等级”，1969年年底应撤军10万人，到1970年年底“全面撤出地面部队”。克利福德写道：“撤军是最有益、最能提高南越政治成熟度的方法。此外，我认为不能再指望通过军事力量来获取什么，是摆脱这个麻烦的时候了。”这惹恼了尼克松，他对美国电视观众说：“我们比克利福德先生担任国防部长时做得更好，因此有望在他定的日期前完成任务。”总统助理急忙解释这并非承诺。9月，尼克松表示希望“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之前”，让所有士兵撤回本土。年末，一位《生活》杂志作家认为，“因为在政治层面的办法已不太多，尼克松要么从越南撤军，要么等着1972年竞选失败。”

　　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采取了旨在减少美军伤亡的策略。大规模搜索歼敌的方式不再流行，如今是派出1 000个巡逻队，每队100～200人；每队的任务是尽力摧毁敌军及其补给，但需避免伤亡。“防护性反应”代替了“最大压力”，主动进攻变成防御。但策略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两支实力强劲的部队仍留在战场，双方势均力敌，且部队长官都有极强的进攻性。7月5日星期六，这是很有典型性的一周，公布的小规模战斗仅46起，但有155名美国士兵遇难。尽管艾布拉姆斯态度保守，但是大战役仍随时可能爆发。

　　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丘陵山区，酝酿已久的大战终于爆发。一架美军直升机在山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找回尸体。与此同时，1 000名北越人民军正在此处集结准备进攻协德首府。两军狭路相逢，越共军队退入满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随着美军展开追击，汉堡高地的旧戏重演。在进攻北越第二师的美军与南越军总数达到3 000人之前，增援似乎作用不大，双方都在争夺一个名叫102山的沼泽高地。第196轻步兵旅的步兵千辛万苦爬上山顶，却发现那座山已被遗弃，战斗结束。一位美方军官说：“老把戏了，5天恶战，到了第6天就把地盘拱手让人。”但这次也出现了新鲜名堂，还是个凶兆。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拒绝进入迷宫，不愿从直升机残骸中找回遇难者尸体。虽然他们最后也去了，但从此反叛的幽灵便挥之不去，本就乱麻似的越南问题又节外生枝。

　　提及国内犯罪率，尼克松把手举到齐颈处告诉记者，人们“的负面情绪已经到这个高度了”。当时的美国确实治安混乱；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各项重罪发生比率比去年增加10.6%，盗窃案上涨19%，强暴案飙升了16.8%，抢劫案上升了12.5%。劫机案件更是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1950～1967年间，每条航线每年平均上报2.3起劫机案件。1969年，劫机案件数量已升至71起（其中58架都飞往古巴），是上一年的3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夜秀”节目中，约翰尼·卡森说：“劫机事件多得使一家航空公司把宣传口号都改成了‘飞啊，飞啊，好耶 ! ’”

　　航空公司确实为此绞尽了脑汁。机场挂起标牌警告人们劫机可致判处死刑；乘客携带武器将被判刑；允许对旅客搜身。航空公司还向公众集思广益，最终收到的奇葩建议包括：训练乘务员色诱劫机犯；要求乘客裸体登机；在劫机者可能站立的位置安装活门板；利用公用广播系统播放古巴国歌，然后逮捕所有站起来的人。然而只有一个建议起了作用。虽然美国各航空公司都没有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但每位南部航线的驾驶员都有到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路线图，为此各公司常收到古巴委托瑞士政府送来的着陆费及其他杂费账单。

　　这年11月，最严重的劫机事件发生。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85次班机机长唐纳德·库克接通对讲机报告：“有个人想去某个地方，他刚租了架飞机，饮料免费。”此人叫拉法埃莱·米尼奇洛，20岁，是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他拿枪对准驾驶员的头，始终不肯透露目的地。库克稍后说：“我立即怀疑是不是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但不是。”劫机者命令他往东飞。

　　在爱尔兰班戈和香农加油后，他们飞到罗马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上空。米尼奇洛是当地人，看来他想家了。他要求控制塔让他们降落在机场一个偏远的角落，还要一名解除武器的警察当人质，罗马警察局局长甘愿当了人质。米尼奇洛让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后便将其释放。几小时后，米尼奇洛在一间教堂被捕，他说：“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把我弟弟的脑子弄坏了。”而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米尼奇洛似乎成了英雄，他毕竟创下了劫机纪录：在空中经过了17小时，飞行了6 900英里。但政府可没这么看得开，米尼奇洛被判处6年零5个月徒刑。

　　虽然略显疯癫的米尼奇洛在犯罪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他却不是当年最著名的罪犯，此项“殊荣”的获得者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肇事逃逸司机。此人后来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肇事者乃家世显赫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而且事故后果十分严重。直到1969年7月18～19日，特德·肯尼迪都是下一届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者中的领跑人，有望胜过尼克松及其少数党。特德在兄弟鲍勃葬礼上的悼词让美国为之动容。1月份的时候，他在一次党内秘密会议上完胜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并代替对方成为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再展肯尼迪家族的风采光耀门楣。年轻有为的肯尼迪似乎将要青云直上了，无奈查帕奎迪克事件让一切成为泡影。

　　特德和兄弟们肩负许多家族责任，其中之一便是提高其忠实追随者的士气，7月18的野餐便意在于此。当天的主人是特德和几个朋友；客人是在上一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时任劳任怨的6位女士。虽然肯尼迪的这次竞选失败了，那些姑娘仍然在“锅炉房” 中辛勤工作。聚会地点就是在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的查帕奎迪克岛，距马撒葡萄园岛仅250码。

　　6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交代，约晚上11点15分 , 他和其中一个叫玛丽·乔·科佩奇尼的姑娘驾驶克莱斯勒汽车离开。28岁的玛丽·乔美丽动人，被朋友们称为“m.J.”。肯尼迪说他俩准备搭渡船回马撒葡萄园，两人分住在岛上不同的旅馆内，但审讯法官和很多人都不相信。玛丽·乔把钱包落在了野餐地点，她离开时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找室友拿酒店房间的钥匙。她和肯尼迪丢下其他10个人把车开走（包括克莱斯勒的司机），但这些人并不打算就在那儿过夜。由于他俩把大车开走，只剩下一辆小型出租汽车，明显不够其他人返回。此外，最让人疑心的便是肯尼迪拐的那个弯。

　　从野餐地点到渡口的柏油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铺筑路，肯尼迪却挑了另一条通往海边的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他之后说自己是犯迷糊走错了。但第二条路是一条向右折回的急转弯道，并且入口被灌木丛掩盖，必须努力寻找才看得见。法官坚持认为肯尼迪一定知道两条路的区别，毕竟他当天不止一次经过这两条路。

　　肯尼迪和玛丽·乔走的那条崎岖道路叫戴克路，以下半英里便是狭窄的木质弓形桥：戴克桥。戴克桥在碎石路左侧，两者构成一个25度角，然后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从右边海峡而来的海水便由此进出普洽池。这桥正是罪魁祸首，肯尼迪没有拐过25度的弯，克莱斯勒就沿桥右侧猛冲下去，底朝天坠入了10英尺深的渠底。审讯会上，肯尼迪坚称，自己直到“坠桥那一刻”才发现走错了路。

　　……我想起的下一件事是玛丽·乔在我旁边挣扎，也许在打我踢我。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头朝下，水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周围漆黑一片……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喘不过气，肺里满是水；我想恐怕自己会被溺死，当晚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们，我不能活着离开这辆车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还记得竭尽全力推啊挤啊，终于挣扎着浮出水面。

　　被水流带到岸边后，特德又涉水而回，潜入10英尺的水底寻找玛丽·乔。他说自己试了七八次，但最后实在喘不过气，在水下只能待几秒钟。他在岸上躺了15或20分钟后把水呕了出来，然后“走着，小跑着，慢跑着，跌跌撞撞，有多快跑多快”，回到野餐地点，把情况告诉了表兄约瑟夫·加尔冈和肯尼迪家族的追随者保罗·马卡姆。加尔冈和马卡姆同他回到事发现场，潜下水寻找玛丽·乔，但一无所获。和特德一样是律师的两人认为必须报警，他们事后回忆说肯尼迪非常不安，一直念叨“我不相信竟发生这样的事儿”。

　　应肯尼迪要求，两人开车送他到渡口的船台上，正好看见对面马撒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让那两个人回野餐地点，但别把此事告诉其他女孩。然后，他“突然跳进水里，冲动地游到对面”。游经这条狭窄的海峡时，他感觉“水越来越冷，当晚我再次在海浪中浮沉。我知道我快被淹死了”。但他最终脱离了困境，躺在僻静的海岸上休息了片刻，然后走回他下榻的郡城旅馆。

　　回到旅馆后，肯尼迪的行为越发让人难以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那几小时里，我的言行实在令人费解，至少我记得是如此。我没有将此事立刻报告警察是不可原谅的事实。”“我实在提不起勇气，没有那股精神的力量，在半夜两点吵醒科佩奇尼太太并告知她女儿的死讯。”

　　肯尼迪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抱怨隔壁屋的聚会吵得他睡不着。次日早上，他还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游艇比赛。然后加尔冈和马卡姆来了，在得知他没有报警后异常惊骇。肯尼迪在审讯时解释道：“我跟他们描述了我游过海峡时的想法和感觉，还有我多么希望玛丽·乔还活着。”他还说本想打个电话，但埃德加镇的电话显然不行，其实他经过了两部户外公用电话。在加尔冈和马卡姆的陪伴下搭渡船回查帕奎迪克的途中，肯尼迪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作人员问他们是否听说翻车事故，其中一人答道：“我们也刚听说。”只有在那时，在事故发生近11小时后，肯尼迪才试图联系埃德加镇的警方。

　　与此同时，克莱斯勒汽车已被发现。清晨7点，两个年轻人过桥趁潮汐时捕鱼。他们回来时潮已退，看到水面上浮出一只车轮，他们通知了住在附近50码外的皮埃尔·马尔姆夫人。8点20分，马尔姆夫人打电话告知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里纳。魁梧的阿里纳穿着借来的泳衣潜入水中，用无线电把汽车牌照号发回警局以确认车主的身份，然后让消防队员法尔曼·约翰·法勒带来水肺，最终法勒找到了玛丽·乔。

　　警局无线电回复说这辆克莱斯勒汽车登记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名下，阿里纳回到埃德加镇后发现肯尼迪正在等他。肯尼迪说：“那辆车是我开的，你看怎么办才好？这事儿得办稳妥啊。”阿里纳告诉他必须拟一份正式报告，于是肯尼迪和马卡姆回到后厅写了份粗略的报告。他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前秘书”。省去姓氏是因为他不知如何拼写（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等肯尼迪致电伯克·马歇尔，获得法律建议后，再向媒体公布消息。阿里纳同意了并为此等了3个小时，但对方再无音讯。于是他把消息告诉报社，指控肯尼迪肇事逃逸。谈及肯尼迪在出事当天搭船回查帕奎迪克打电话的怪异行为，阿里纳表示：“他若有时间搭渡船走个来回，就有时间来见我。”

　　法医在报告中说：“确实为意外溺亡。”确定再无蹊跷后，未经解剖的尸体被空运回玛丽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埋葬，这一行动在之后给当局招来大量指责。肯尼迪在海尼斯港闭门不出；7天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庭露面并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处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并吊销了他的驾照。当晚，肯尼迪在美国电视节目上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回应，但观众并不买账。肯尼迪尽是自问自答，坚持自己没有“酒驾”，至于他和玛丽·乔有“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绝非事实”。肯尼迪还说，出事后一晚他想了很多，其中就有“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中了魔咒”，似乎在暗示自己事业所受的损失比玛丽·乔的死亡更重大。这让有些人回想起尼克松1952年的“斑点狗”演讲 。和尼克松一样，肯尼迪让选民们帮助他决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从政。马萨诸塞州的人民是他的忠实拥护者，一致希望他不要放弃。一星期后，肯尼迪便重回参议院的工作岗位。

　　法官表示：“可能有理由相信是因为爱德华·肯尼迪驾车粗心大意而导致玛丽·乔的死亡。”但他并不相信他和玛丽·乔当时是驱车前往渡口的说辞。审讯会后，记者问肯尼迪对此有何感想，他答道：“我个人认为，法官报告里的推论和仲裁都不合理，我拒绝接受…… 审讯会上所有问题我都是诚实回答的。”

　　肯尼迪还说：“我希望能在1972年竞选参议员，并能任职满6年。”白宫则力求万全，一旦肯尼迪改变主意去竞选总统，他们就借此大做文章。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6小时后，总统助理派了一名退职的纽约警察去查帕奎迪克。据约翰·迪安所言，这名警察“伪装成报社记者，在每次的记者会上都会提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其实不必如此，当时肯尼迪的支持者已减少，他不再是国会里的万人迷。第二年，肯尼迪的声望降到了谷底，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的党鞭地位提出了挑战，他当初以31票对26票击败了朗，如今却以24票对31票输给了伯德。接着，在一次白宫会议后，他又受到一次对肯尼迪家族的新羞辱：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美国人小像： 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恩·斯波克

　　斯波克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是一切亲力亲为照顾他们，因此斯波克渐渐喜欢上长兄为父的感觉，给弟妹们喂食甚至换尿布。自然而然地，他十分重视孩子，这也是遗传了父母那种新英格兰人严于律己的品德。他们常告诉斯波克，要有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并不惜一切来维护，但这不是斯波克想要的，他打算反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将要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参加卷轴与钥匙社团。1924年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曾一度渴望成为建筑师。但有一年夏天，斯波克在哈特福德附近的纽因顿残疾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担任管理员，又重回了他的清教徒父母为他规划的道路。他目睹过整形外科医师治疗小儿麻痹症患儿的过程，随后表示：“我意识到医生对孩子多么重要，于是也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实习生。儿科和精神病科住院医生，并接受过6年精神分析学培训。斯波克越发地喜爱孩子，而孩子们也很热爱他，称他为“面容慈祥眼神温柔的叔叔”。他的诊室里堆满了玩具，还专为害羞的孩子造了个玩意儿：一小段穿过活动门直达检查台的台阶。他想让孩子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检查，而事实正如他所愿。多年后，斯波克说：“身为儿科医生，我的过错之一便是太宠他们了。”但他可从未真正想过要改变。

　　斯波克在医学院读二年级时和简·切尼喜结连理。一年后，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心理保健》面世，这是当时婴孩护理方面的权威书籍。沃森认为：“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千万不要抱他们在膝上，千万不要摇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对这一切表示坚决反对。“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时，他便写下《婴孩保健常识》，开头几句话就定下了基调：“你其实知道得更多。”简整理并打印了这份手稿，斯波克又亲自编辑索引，按字母排序，从“脓疮”到“烤面包片”等词应有尽有，因为斯波克认为自己“更了解妈妈们对索引的期望。”

　　在出版后的23年里，这本书售出2 200万册并被译成了30种语言。他先后为《妇女家庭杂志》和《红皮书》写专栏；每个星期日下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下属的52个电视台都在播他的半小时节目。同时，斯波克在医学教学领域也声名鹊起，这可是最严苛的行业。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匹兹堡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学。人们认为他反对沃森便是提倡溺爱，这一误解越发严重。对此，斯波克在1956年重写《婴孩护理》一书时解释道：“部分家长误认为我提倡极端纵容，所以在修订版中，我必须强调宽容放任也有限度。”

　　后来，一次更深的挑战使斯波克的良心深感不安。父母给他以保守共和党人的教育，但后来他受富兰克林·罗斯福影响，改信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更成为约翰·肯尼迪的拥护者。但在1962年3月，肯尼迪重启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余加入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全力支持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了1965年2月，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争时，斯波克又有被出卖之感。他致信白宫表示抗议，但一无所获，于是加入了街头游行队伍。

　　斯波克之后这样描述此事：“我感到极度尴尬痛苦，就像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闹市街头。”不过他确实引人注目：1.93米的个头，英俊坚毅的脸庞，随时身着套装、马甲，佩戴怀表，再加上被年轻游行者视为老土得无可救药的浓重北方口音、迂腐的道德标准，活脱脱的老祖父形象并且是一副老派作风。但斯波克的斗志却有增无减。这些年来，批判他的人越来越多，也越发刻薄，嘲讽他的关怀策略不过是纵容溺爱，简直是国家祸害。对斯波克而言，那只是单纯的尊重与公平问题。

　　后来，斯波克加入了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协会及新政治全国大会；他把992份征兵证交给了一名暴怒的司法部官员；又因穿过曼哈顿白厅街征兵站的警戒线进行暴力抵抗被捕。斯波克坐在制图桌旁的长脚凳上，捏着圆珠笔，如往常一般缓慢费力地写下：“抵抗非法当局倡议书”。

　　最终，为挽回赫尔希将军的颜面，政府决定反击，斯波克的将反战游行者纳入军队的命令被司法部否决。5个互不相识的反战领导人被控密谋破坏征兵法。控告理由并非他们犯罪，而是正谋划犯罪。简而言之，他们罪在持不同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他确实比其他人高出一头）。

　　审判于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顿地方法庭进行。法官是85岁的弗朗西斯·福特，一个粗鲁、虚荣、昏庸守成的老头儿。审讯结果是被告有罪。事后一个陪审员对记者说：“如法官所愿定罪。”被告都被判处两年徒刑，其中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各自被罚款5 000美元。

　　斯波克认为：“越南战争触犯了法律和宪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和美国遵循国际范围行事准则的誓言。它绝对是不合法的 … … 我会抗争到底。”

　　他说到做到。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庭认为福特法官持有偏见，推翻了原先的判决。斯波克继续昼夜不停地抗争。越南战争好似永无止境的黑夜，吞噬着无辜的年青一代，而他曾为这些孩子的母亲提供过抚育咨询。自小便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让斯波克丝毫得不到安宁，有时濒死之人的呼喊似乎能够跨越半个地球传到他耳边。沃森博士也许能充耳不闻（“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但斯波克不能。渐渐地，饱经忧患的美国抛弃了反共教条，寻求和平，人们才终于领悟到斯波克的慈悲心才是明智之举。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但尼克松却说斯波克博士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民。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