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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章 多事之秋

　　在1968年的美国，香港流感和时兴发型大行其道。有着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拥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央铁路实现合并，运输服务质量却不及合并前的一半。头等邮递服务的资费由每盎司5美分涨到6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相继去世。米娅·法罗和法兰克·辛纳屈离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而这家饭店自富兰克林·皮尔斯开始，先后接待过至少7位总统。中国成功爆炸了第7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遗骸出现在苏联境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飞机在格陵兰岛图勒附近坠毁，其残骸中含有的钚 –235污染了方圆若干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遭遇饥荒。

　　当然，有些事情还算顺利。巴巴拉·史翠珊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给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剪掉了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皮特·西格唱反战歌曲的片段，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这类歌曲。这一年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只有25％的患者活过了半年。《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称，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小蒂姆悄悄地走入了舞台的聚光灯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躲避征兵令的人。《大家笑》为读者献上了几个生动的涂鸦艺术：“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角膜供移植使用的仓库）”“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保持干净”“森林火灾可防止熊出没”以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证准备好了”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的牛奶》。同年，艾伦·德鲁里的《保存与保护》也面世了。《时代周刊》问道：“德鲁里何时才能封笔呢？”

　　据官方透露，国防部当年的预算为720亿美元，从这个创纪录的、让人忧心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年美国的境况不容乐观。（当年罗斯福政府被公众指责将国家带入“救济院”时，全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也不过88亿美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S·乔尔森被告知，枪支控制法案不再那么强硬，他不得不接受新制定的数字时，他回应：“这会让数十万美国人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美登记的汽车总数已达9 990万辆，78.6%的家庭有至少一辆车，1/4的家庭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的车，美国交通大拥堵因此变得越发严重。未满21岁的男子大都留鬓角、穿喇叭裤。年轻人想表达对某事物的肯定时，他们会称赞它“强悍”“够味儿”或者“超脱”，如果你不赞成他们的看法，那你要么太古板，要么有病。

　　那年，“舞影”赢得了肯塔基德比赛马会的名头，却在赛后被指控注射兴奋剂而被剥夺了比赛资格；随后，让所有人不解的是，它又被赛事组委会官方宣布为冠军，而奖金则颁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州，联合煤炭公司的第9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名矿工。美国“天蝎”号潜艇失事，99人遇难。这本应是当年美国海军的头号灾难，却由于美国另一艘轮船在朝鲜附近海域的离奇经历，而不那么受世人瞩目。

　　美国“普韦布洛”号轮船被五角大楼坚称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它是一艘电子侦察船。船上安装了天线和错综复杂的雷达系统，这使它能在缓慢通过日本海时，捕捉朝鲜境内的陆上电子装置发出的各种电子信号以搜集其国内情报。只要它一直保持在离岸12海里的朝鲜领海范围以外，其航行便是完全合法的。朝鲜对这艘船也是知晓其内情的。1968年，在它首次执行任务的头两个星期，朝鲜试图用巡逻船以及低空飞行的米格式战斗机分散其注意力。1月23日，当一队朝鲜巡逻船驶来并开始包围它时，“普韦布洛”号的船员并不觉得惊奇。接着，其中一艘巡逻船发出信号：“立即抛锚，否则我方会开火！”这样的警告倒是第一次。“普韦布洛”号的船长劳埃德；m·布克回答说：“我们是在国际海域。”朝方要求：“马上随我船靠岸检查！”布克并未理睬，直到另一艘巡逻船开始倒退着逼近。因为看见巡逻船的船舷护板缠了防撞击的绳索垫子和橡胶轮胎，布克立即用无线电联系驻日美军基地并报告：“这些人要动真格了。”趁巡逻船上的人还未上船，他下令船员尽可能销毁这艘侦察船上的一切机密设备，撕碎密码数据，用长柄大锤、斧头以及手榴弹等砸毁侦测装置。

　　美国海军船只被朝鲜扣押的消息在美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自1807年英国扣押美国“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迪安·腊斯克称其为“非常严重的事件”，无异于一次“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美国战舰强袭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解救被扣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希望海军能够扣押“任何在公海航行的”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但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采取了腊斯克的建议，保持冷静。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并非绥靖主义者，但他指出：“我们要解决的战争问题已够多了，没必要再自寻烦恼。”国会中的其他一些人表示，发动战争只会使“普韦布洛”号上的船员遭殃。美国两度向苏联求助，想让其充当调停者，但都遭到拒绝。美国前最高法院法官、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理会过问这次事件，但并未成功。

　　最后，这次事件由美国和朝鲜代表谈判解决，谈判地点设在板门店的铅皮顶棚屋内。15年前，美朝两国军队正是在这里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朝鲜中央通讯社则播放了他们所谓的“布克的坦白”，说他承认实施了“犯罪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对此“没有任何借口”。朝鲜方面还公布了一封来自“普韦布洛”号司令官和船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朝鲜给他们“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但这封信行文非常不自然，几乎全用洋泾浜英文，因此并不可信。在美国，汽车的挡泥板上贴起了写着“铭记‘普韦布洛’”的标语，好像这次事件会被人忘记似的。

　　就在“普韦布洛”号被扣一星期后，北越军队在3 000英里外的越南南部地区发动了越南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已经预料到此事的发生，而且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敌军此行的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溪山基地。溪山在很多方面跟奠边府类似，处在满是弹坑的红土山丘间的盆地底部，横跨越南共产党向南越渗透的主要路线。一名美军少校向记者解释说：“这里好像是个瓶塞，如果他们能突破我们的阻击，那么直达海岸的整片农村地区都会被他们占领。”

　　这个盆地确实是敌人的攻击目标之一，2万北越军队被派往这里加入战斗。该地被北越军围困了76天，直到“飞马行动”的3万名美国士兵驰援才打破包围。然而，溪山并不是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地区各种规模的人口聚居中心。

　　1月30日（星期二）晚上，南越城市的人们以一种末日狂欢的心情，庆祝越南农历新年。第二天是猴年的第一天，也是一年中最不吉利的一天，情况比他们预想的更糟糕。如果他们懂得怎样去观察并且找对了地方，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是不祥征兆。比如，大批年轻力壮的陌生人借助舢板、小轮摩托车和自行车进入城镇。此外，送葬的队伍出奇得多，一切仪式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敲锣、吹笛子、放鞭炮和抬棺材——后来人们得知，棺材里面并没有尸体，而是另有玄机。午夜后不久，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沉入梦乡，白天进入城里的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英部队成员）集结起来，袭击了南越首都内的重要建筑和其他空间以及另外100个南越地区的城市，具体目标有：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大楼、广播站和发电站以及外国使馆，其中还包括了在上次恐怖袭击事件后花费了250万美元刚重建完毕的美国大使馆。

　　共有约6万名越共士兵参加了新年攻势。经过长达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内的大片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一步步地将越共军队赶出大的人口中心。最激烈的战斗是交火双方为争夺古都顺化而展开的，那里70%的房屋成为废墟。在槟椥省，越共军队在遭受空袭和炮击后终于被击退。一位美国官员对此次战斗发表了令人难忘的评论：“为了保全这个城镇竟然必须要摧毁它。”在清点死亡人数时，美军指挥官发现敌人的损失远比美军和南越军队惨重，于是自豪地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约翰逊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军事意义上讲，越共发动的这次攻击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在电视节目中说：“很显然，越共的军事目标……并未达成。”

　　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艾肯说：“如果那算是失败，恐怕越共军队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认为美军应当对新年攻势中取得“某种胜利”的“错觉”有所警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部分美国大使馆和一些大城市都能被称作彻底的失败，我猜想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越共军队要是占领了整个国家，那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彻底溃散。”另一位参议员的问题代表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难道不是一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吗？”当然，这的确是所有美国人之前所得到的信息。就在两个月前，总司令威斯特摩兰还曾报告说，他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现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之后指出的那样，新年攻势造成的真正恶果是“美国采用的消耗战术”的说服力以及威斯特摩兰——“那个如今是约翰逊最重要政治伙伴的人”的可信度降低。如果威斯特摩兰在战争问题上不再让人信任，那约翰逊也不再可信。他的政府班底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约翰·加德纳辞去了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一职。戈德堡不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麦克纳马拉离开国防部，由克拉克·克里福德接替。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驻军人数已经升至54.9万人，死亡人数达22 951人。截至6月23日星期日，越南战争持续时间已经超过美国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也都在越南战场上，若是在其他历史时期，这可能会博得民众的同情。然而人们对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痛苦感受已消解了那一点儿同情心。逃避征兵令的人和陆军逃兵的人数已经多到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起了侨民区。接着，夏季到来，在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抗议者的反战气势更加猛烈。其一是，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申请再增派20.6万人；其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被撤销。”而在之前的战斗中美军为了守卫这个要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而今一切的壮烈牺牲都付诸东流，此时的威斯特摩兰压根儿不需要这些。

　　4月10日，白宫宣布更换美国驻越军队总司令。自6月30日起，新任总司令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莱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时代周刊》杂志称他是“一个强硬、坦诚直率的新英格兰人……即便是秋海棠，他也能激发它的斗志。”）目前，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军队有序撤退的人，因为形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自越南撤兵是迟早的事。撤兵行动曾经有望尽快实现。到5月，河内方面提议在巴黎展开和平谈判。谈判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酒店进行，美方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将和北越代表春水出席和谈，后者原是胡志明政府的外交部长，三年前刚退休。

　　和谈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经过为期6周的艰难外交协调后，双方代表团总算是进入了谈判会议室，可是接着他们又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争吵不休。与此同时，敌人不断发动进攻，5月因此而成为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一个月，当月就有2 000名美军士兵丧生。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联合大会上表示，除非越共表现出对美态度上的某种“克制”，否则美国就不会休战。哈里曼向他建议说，那似乎不太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巡视越南后，报告说，越南共产党正在“重新调整、重新组织、重新装备”军队，以准备发动下一轮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威斯特摩兰的新一轮攻势计划进行了详细地研究，该计划代号为“完胜行动”。

　　尼克·卡岑巴赫声称北部湾决议为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该粗暴言论曾引起了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不满；到了1967年10月，迪安·腊斯克评论国家安全形势时说，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于“10亿中国人”，该言论使得麦卡锡怒不可遏。麦卡锡随后表示：“当此之时，我想我应该叫停这场战争。”在正为寻找总统候选人奔走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敦促下，麦卡锡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根据民意测验预测，他最多会得到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增加他初选获胜的可能性：北越的新年攻势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这些人剔净胡须、梳洗打扮一新，就是“为尤金而保持干净清洁”。

　　在3月12日初选当天，麦卡锡出人意料地拿下了42%的选票，而约翰逊获得48%的选票。若把共和党临时倒戈的选票算进去，麦卡锡的票数是28 791票，十分接近约翰逊的29 201票，他几乎能打败总统了。突然间，林登·约翰逊不再是无法战胜。此次投票带来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并未参加初选，在不久之前的1月20日他还表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我都不会站到林登·约翰逊的对立面上。”他事后解释，自己犹豫是因为他的参选将会使整个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分裂。这时候，他宣称正对自己重新进行评估，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的那个星期六，他宣布说：“今天我宣布参与竞选美国总统”，他的支持者因此欢欣鼓舞，这却激怒了麦卡锡的拥护者。

　　第二场大规模初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当地的选情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正趋于瓦解，即便是一贯忠心的民主党政治家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子女转而支持麦卡锡。肯尼迪虽未参加那里的初选，但新闻每天都会报道，他的力量正不断壮大。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奈以及阿瑟·施莱辛格加入了他的团队，劳伦斯·奥布赖恩辞去邮政部长的职务，替他管理竞选团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总统于3月31日发表电视讲演。他已下令减少对越南的轰炸，还谈到了美国内部存在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罪恶后果”。他说美国民众需要团结一心。接着，他还说：

　　“我得出结论：我不应该让总统竞选与党内的分裂牵扯在一起，这次竞选过程中的党内分裂加深无疑是令人忧心的……我认为自己不应为个人的党派原因而浪费一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因此，我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党的候选人提名而去竞选下一任总统。”

　　一旦那些由于约翰逊的退出产生的影响消失殆尽，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将更清楚地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竞争将在麦卡锡、肯尼迪以及即将对外宣布要参选的副总统汉弗莱中展开。这三个人中，只有麦卡锡参加了威斯康星州的票选，他已经和约翰逊较量过。而约翰逊的退出太晚，无法将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去。麦卡锡占据了民主党初选中57.6%的选票，而尼克松面对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位强大对手的竞争，仍获得共和党初选中81.3%的选票。

　　汉弗莱于4月27日宣布参选。除了在俄勒冈州麦卡锡以微弱优势胜出以外，其他所有州全部是肯尼迪获胜。肯尼迪最强硬的主张在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救济扶助穷人和弱势群体。黑人运动的领袖成为他的天然盟友。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尤其如此，金认为越南问题是阻挡黑人进步的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黑人在军队中的人数超过规定比例，原本应该花在改善黑人在贫民窟里生存状况的钱被用在了战争上。金说：“没有人能够否认，战争本身对民权运动命运走向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1968年4月，金在孟菲斯，支持由1 300名垃圾工人发起的为期两个月的罢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报纸嘲笑他住在一个豪华的假日酒店，房间价格是29美元一晚，于是他搬到黑人开的每晚13美元的洛林汽车旅馆。4月4日晚饭前，他靠着二楼306房间外面的铁围栏，对下面的工人讲话。在街对面的一个极不起眼的房间里，一个狙击手正蜷伏着用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的瞄准镜盯着他。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过金的脖子，深嵌进他的下巴，伤到了他的脊柱。金从围栏边上跌了下去，坠落在旅馆的墙壁边，僵硬的手伸向他的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以后最伟大的非暴力运动领袖，他的意外死亡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纵火、抢劫以及其他犯罪活动。168个城市遭到破坏，华盛顿是其中被破坏最严重的城市。那里发生了711起纵火事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号召黑人“拿起枪来”，许多人都照做了。光是在首都就有10人死亡，死者中有一个白人是被人从车上拉下来后用刀捅死的。约翰逊总统下令联邦所有的建筑物降半旗致哀，这是黑人从未享受过的礼遇，但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白宫周围街区的建筑也被付之一炬。美国上下有2 600多起纵火事件，2 600人被捕，21 270人受伤。5 500名警察被征调来维持秩序——这个数字是溪山保卫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

　　伴随着黑人灵歌和教堂钟声，两头骡子拉着的老式农用推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灵柩，走向墓地。据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送葬的全过程。送葬队伍有5万 ～10万人，当时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都在其中，例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休伯特·汉弗莱。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葬礼，尽管葬礼就在他所管辖的州举行。马多克斯拒绝关闭学校，抗议为金降半旗。但是他不愿缅怀的这个人再也不会被这些顽固的偏见所伤。产自佐治亚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金的墓志铭，上面的文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5年前，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中，他曾引用这首诗来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那个狙击手用约翰·威拉德的名字，租了用于实施谋杀那个房间。威拉德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后者本身也是个化名。现场的目击者看见他开着一辆挂有亚拉巴马州牌照的白色野马汽车扬长而去，车上还贴有墨西哥的旅游标签。这辆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联邦调查局发现，凶手用高尔特的名字花了2 000美元买下这辆车。他现在成了全世界警察通缉的逃犯，于是他逃到了多伦多。在那里他更换了新名字——拉蒙·乔治·斯尼德，并弄到了一本加拿大护照，其中需要经过的唯一程序就是发誓声明那就是他的名字。他用345美元买了一张去欧洲的旅游机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再飞去伦敦。然后他就消失了，毫无疑问，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他还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在孟菲斯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的指纹。在对司法部53 000名通缉罪犯的指纹进行了长达15天的比对鉴定之后，调查人员确认他是詹姆斯·厄尔·雷。他曾多次因伪造罪、汽车盗窃和持枪抢劫被判刑。1967年4月，雷从密苏里州州立监狱越狱。而后，加拿大骑警接替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追捕他，全欧洲的海关工作人员也被知会要注意拉蒙·乔治·斯尼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逮捕。他戴着手铐，穿着防弹背心，双腿套在盔甲裤里，被引渡回美国；因为没有人想让奥斯瓦德事件重演。他被关在一辆6.5吨重的卡车里转移到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钢板封住。他认罪以后被判99年监禁。而他作案的资金来源仍旧不得而知。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凶手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残忍的暴力事件，断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头号种子的生命。罗伯特·肯尼迪在其兄于达拉斯遇害后说：“一个暗杀者从未改变过历史的进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兄长的死改变了历史，他的死亦然。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他以42%对27%的票选结果击败尤金·麦卡锡，在内布拉斯加州又以51%对31%的绝对优势取胜。1968年6月4日，星期二，在汉弗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他战胜了休伯特·汉弗莱，接着又在最大的初选区加利福尼亚州击败了麦卡锡。

　　那天，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肯尼迪带着妻子以及10个孩子中的6个享受了一个美好早晨，他的妻子艾塞尔正怀着他们的第11个孩子。之后他回到洛杉矶的大使馆酒店，在512套房里查看大选报道。午夜，他乘坐电梯前往位于酒店使馆房间的选举总部，在那里与兴高采烈的志愿者们进行了一次简短会谈。会谈最后他讲道：“非常感谢你们，下一站是芝加哥，我们一定会在那儿获胜。”他的朋友和贴身随从模仿他的口吻说：“接下来就去‘工厂’。”那是一个有名的迪斯科舞厅的名字，他们打算在获胜后同他去那儿庆祝一番。但在那之前他还得去新闻办公室交代几句话。因为从主席台到使馆房间入口处的走道挤满了人，所以有个参加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门离开。肯尼迪的贴身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非常不赞成这个主意。但参议员说“没关系”，于是他们走到了一个闷热且散发恶臭的回廊里。肯尼迪停下脚步和一名17岁的勤杂工杰西·佩雷斯握手，随后又就关于汉弗莱的一个问题回答说：“一切都得回到那次斗争——”

　　然而他永远也说不完了。帕萨迪纳的一名记者看见围观人群中伸出一只手臂和一把枪。杀手将右手肘架在吧台上，朝着离他仅4英尺的肯尼迪开枪。肯尼迪的朋友，奥运冠军雷弗·约翰逊还没来得及打掉凶手手中的枪，他便一口气把艾弗–约翰逊牌短管左轮枪中的8发子弹全部打光了。6个人受伤倒在大厅地板上，其中5人伤得较轻。第6个人，也就是肯尼迪，受伤，生命垂危。他中了两发子弹，一颗伤害不大，另一颗穿过他的颅骨进入大脑。艾塞尔跪倒在他旁边。博比 喊叫着要喝水，他接着问道：“大家都没事吧？”那个勤杂工男孩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博比捧着念珠，艾塞尔祈祷着，300多磅重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瑞尔死死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衣杀手。

　　人群中有人吼叫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杀手喊叫说：“我要解释！让我说句话！”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质问他说：“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凶手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国家。”这听起来是个荒谬可笑的理由。随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以他精神状态异常的角度来看，他的确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对于洛杉矶的其他人来说，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初选的一天；然而，对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来说这一天是以色列–阿拉伯六日之战的一周年纪念日。他的名字叫西尔汉·比沙拉·西尔汉，是个土生土长的约旦人，他仇视以色列，而肯尼迪则同情支持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阿拉伯人唯一的作案动机。

　　气息奄奄的肯尼迪最先被送往中央医院，后又被转送到更大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心脏按摩，他暂时活了下来，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手术，但一切都是枉然。1点44分，经过短暂的挣扎后他还是死去了。林登·约翰逊斥责美国国内枪支的“疯狂流通”。他随后派总统专机把肯尼迪的尸体带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又一次携同灵柩乘坐波音707客机飞回美国东部。联合国降半旗以表哀悼，如此对一位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的人表示敬意，实在是前所未有。飞机到达纽约时，已经有上万美国民众聚集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排队为他送行。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上了蜡烛，朋友们轮流为他守夜。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念着悼词。

　　仪式由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安迪·威廉斯献上歌曲《共和国战歌》；唱诗班吟唱了《上帝赞歌》。随后送葬车队开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列由两个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火车正等候在那里。火车的目的地是华盛顿，但是由于铁轨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人，这趟旅程竟耗时8个小时，到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晚上。在只有街灯的照明下，列车经过黑暗的市政府大楼，穿过波托马克河到达阿灵顿。鲍勃的墓地在那里静默，那是木兰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几英尺外就是他哥哥的墓碑。简短的仪式后，国旗被折成了三角形交给艾塞尔。乐队开始演奏：

　　亚美利加！亚美利加！

　　上帝眷顾着你！

　　为了你的善与美，

　　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

　　1968年，从1月1日到6月15日，全美爆发了221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遍及101所大学，有将近39 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建筑物被炸毁，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遭到粗暴对待，墙上写满脏话，学生还用这些污言秽语辱骂警察，其中不乏来自七姐妹女子学院中的出身上流社会、教养良好的女孩的“杰作”。在那几个月内，受到学生暴力侵扰的高等院校有：费城的天普大学、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欧柏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美国）三一学院、塔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迈阿密大学等——当然少不了哥伦比亚大学。

　　直到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的第三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发生了新事件，校委会推翻了上一年的决议，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租用费。该事件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乱的影响更为严重。这是自4年前伯克利骚乱以来最大的校园冲突事件，从某方面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此前，该组织对于公众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大学生政治组织。8年之后，该组织拥有5 500名会员，在200多所大学设有分部，它是学生厌恶集权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组织开始确立武装斗争的道路。它的领导人视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死敌，这三者全部由这一组织自己定义。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已经被这三者所腐化，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尤为严重。

　　在欢乐的日子里，晨边高地校区的学生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军歌曲：

　　纽约的主人是谁？

　　纽约的主人是谁？

　　嗨，我们拥有纽约！

　　嗨，我们拥有纽约！

　　谁？

　　哥–伦–比–亚–大–学！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醒学生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确是曼哈顿这块价值2.3亿美元的地产的所有者，其中还包括洛克菲勒中心所占的土地；而这些地块大多被附近日益衰落的哈莱姆公寓楼群所占据，哥伦比亚大学因此成为贫民窟的大房东。6年前大学又向市政府租借了晨边高地公园附近的30英亩地中的2.1英亩，无意中为之后要爆发的骚乱提供了温床。哥伦比亚大学打算斥资1 160万美元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体育馆。居住在附近的酒瓶遍地的哈莱姆贫民窟里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楼层。由于当时这片街区到处是妓女和吸毒者，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设想，但凡有一点公民自尊感的居民都应该会支持这个项目。但他们错了。

　　抗议的租户称该计划为“鸠占鹊巢”，是“对公园的亵渎”。就在这时，大学的管理层又犯下一个大错。从已公开的一份体育馆建筑设计图来看，朝着大学那一面的入口奢华讲究，而供哈莱姆居民出入的门则又小又普通。社区团体的领袖斥其为“一座按人分等级的设施”，哈莱姆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愤怒地控诉，“社区居民的权利遭到了掠夺”，150名示威者喊道：“体育馆必须停止修建！”他们向体育馆的工地进军，还拆除了部分围栏。参加抗议的白人包括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马克·拉德，还有许多他竭力鼓动来的支援者。

　　拉德是埃德加·胡佛眼中的那种新“左”派主义者。胡佛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称为“一个受共产党支持，又反过来认同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的激进青年团体”。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讽刺地说道：“共产党人没法接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根本找不到它。”事实上，该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员非常少。他们的言行常常蛮横得离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们行事非常“高调”。拉德在其中表现得异常活跃。气球在晨边高地上空升起的那天，他刚结束去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访问的三周行程回到美国。就好像为了确认胡佛先前的设想，他称赞古巴是一个“极具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64岁的格雷森·柯克，这是一位冷漠且能力不足的管理者。之后，由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在柯克的领导下“态度专断，引发不信任”。早在4月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收集了1 500个请愿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由12个大学组成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研究组织，柯克对此毫无回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指控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项目“旨在压迫越南人民”，以及在美国“建立抗暴设备，以便对黑人实施大规模种族灭绝措施”。

　　那个星期二，推倒体育馆施工现场的围栏后，拉德带着一伙人登上了爬满常青藤的汉密尔顿楼进行示威，那里是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那里受到一位有调停意愿的代理教务长的接待，他表示尽管自己“在此类情况下毫无满足任何要求的打算”，但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现在对和解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后，趁机把代理教务长以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扣押了26小时。哥伦比亚大学之围拉开序幕。

　　第一天晚上，一些白人学生发现了另外的情况：黑人力量。他们中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他们来说还不够有战斗力。有说法称，黑人学生带着枪支准备和警察展开枪战。他们的白人兄弟认为建体育馆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部分人感到情绪上很受伤。其中一人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现在，美国已面临很多群体隔离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六点，也就是4月24日星期三，拉德发布通知说汉密尔顿楼不需要任何白人。所有一切都被交给黑人处理，他和他的手下控制了洛氏图书馆，并在那里张贴告示说：“已解放区域。自由进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内。他们闯进校长办公室，将室内洗劫一空，信件和文件被拍照，其他东西则被乱扔一气。这些人还吸他的雪茄，喝他的雪利酒。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他们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扰乱大学秩序的行为是对的。他们引用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建立的一些原则，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大学管理层和纳粹一样罪恶。

　　当时，该组织有700人聚集在那里。星期四，100人占领了社会科学院的费耶韦瑟楼。另有100人占领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5幢大楼被侵占。他们在这幢大楼的阳台上挂了一个条幅：“拉德楼，第5解放区。”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并油印了要发表的声明。其中的要求包括赦免他们全体人员，柯克不答应，表示如果不采取惩戒行动，这些破坏行动会“摧毁大学校园的整个结构”。此时另一部分学生似乎一度能将这群动乱分子驱逐。（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个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就是最适宜生存的群体。”）柯克不想再让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管控。他还让步了：体育馆的全部工程暂停。示威者在大楼里喊：这还不够！他们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脱离防务分析研究所，还提出了刚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负责做杂事的人送来食物、毛毯和整罐凡士林。他们需要凡士林，因为他们听说它可以抵抗警察释放的梅斯毒气。他们以为警察会释放梅斯毒气。

　　他们是对的，警察果真来了。第一批警察到达晨边高地时，30名哥伦比亚大学新聘教职工挡住了到洛氏图书馆的通道。事情陷入了僵局。接着大学董事投票“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行为果断实施惩戒”。于是，他做出了他后来称作此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清楼——1 000名警察排成楔形进攻战队。汉密尔顿楼成为第一个进攻目标。黑人学生很顺从。黑人律师到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整个撤出过程。黑人学生安静离开后，整个大楼恢复了整洁。

　　白人学生占领的大楼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只要学生表现出任何反抗苗头，警察就用警棍驱赶，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下混凝土楼梯。警察向围观的人保证——围观的人有几千人，只要他们好好待在警察封锁线外，他们就会安然无恙。但后来当警察了解到，围观者支持学生这一方时，他们也遭到了毒打。最后，有698人被捕。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停学一年。考克斯被派去调查这次暴乱。经过21天对79名证人的调查取证，考克斯和他的同事发布了一份222页长的报告，该报告对大学管理层和警察皆严词抨击。报告虽未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说话，但指出学生们的暴力行为“和警察的残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后者才是造成如此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的原因。调查委员会发现，柯克及其同事在考虑事情的优先等级时，“习惯把学生列在最后”，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事件的抗议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事情背后的实质动因是学生对越南战争和国内种族主义强烈的不满情绪。

　　《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校园暴乱中，激进的白人学生通常来自郊区的富裕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都属自由派，且这些学生大多学的是人文学科而非自然科学，他们是班上的资优生，绝大多数还是犹太人。例如，21岁的特德·戈尔德。他和拉德同是哥伦比亚大学暴乱中的领导者，也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名主席。戈尔德告诉记者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带来一个充满革命性的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建设一个革命的美国。”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段，一个从未违反过停车标志警示的人在红灯前没有停车。他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发现，但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他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法规；只有机器人才会遵守。他闯过了另一个关卡；一个月之后，他便能心安理得地做这件事；再过一个月，每当他接近交叉路口，即便是红灯亮了，他也会径直冲过去。尽管他对这种联系不太在意，但他还是会感到愤怒，因为当他去最常光顾的加油站时，若非主动要求，服务员不再像从前那样替他检查机油，也不再为他清洗挡风玻璃。他换了家加油站，那里仍是如此。大约就在同一时间，他的新车的一扇车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把门拆下来，发现竟是底特律流水线上某个不知名的工人留了个可口可乐罐在里面。

　　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还有其他的事。某天早晨，你发现你的牛奶箱里出现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没有牛奶了；牛奶公司已经停止配送，你得去商店里购买。邮递系统简直让人无言以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邮递服务的骇人经历。女服务员错把别人点的餐端给你。出租车司机找不到你的目的地。你的晚报没有送来。药剂师搞错了你要的处方。新买的清洗烘干两用机是伪劣商品。送货员并行停车，还不愿意把车挪开。到约翰逊任期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笑话。人们展示的标志牌上写着：提前计划。

　　建筑产业一塌糊涂；一项工程能延期6个月完工就算幸运了。班机不按时起飞，甚至晚点，你必须等着，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终于着陆了，你却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送到了另一个机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经常旅行的人都购买特别设计的并能够塞到座位下的行李箱。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时间表都不可信。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两次被人要求支付自己本已付清的账单，一切似乎都不再有条不紊。从水管设施到电视再到F–111飞机，全都变得一团糟。一位纽约妇女没打越洋电话却欠下了长途电话费。她拿起电话要投诉，却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拉小提琴；原来是和某家唱片公司的电话线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用自己的信用卡，却因为雷克斯·里德这个人被记录已死而被逮捕。《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个男人向自动售货机开枪，直到子弹射光的新闻。

　　维修工人和销售员犯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错的责任虽难以界定，但它却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还能否顺利进行。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规则不断被破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彻底被抛弃。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是由社会的繁荣发展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则将其归咎于人们的过度放纵。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把抗议学生比作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显然国内的动荡情形与越南战争脱不掉干系。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他们父母的支持下躲避征兵令，医生还会谎称他们有健康问题来帮助他们逃避，这些年轻人并不因此感到内疚。躲避征兵的人和逃兵跑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开始新生活，得到了数百万人的同情。由于最先到达瑞典的4人是搭乘“无畏”号飞机来的，他们因此被称为“无畏4勇士”。那里的人都对这个名字的含义很了解。在侨民区的居民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说：“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美国会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另一派认为在这场灾难发生前，美国能得到救赎。”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令实施以来，还没有如此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开始打破这些规定。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大麻跟其他的毒品不同，它不会让人上瘾；它又不像烟草那样对吸食者有害；也不像酒精一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常常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吸食大麻。1969年的某个时期，警察会定期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进行“缉毒”（又一个新词语）。

　　夏季暴乱中的抢掠者并未被逮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随意抢夺；警察在一旁看着他们，无动于衷。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这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用货物和设备换取人的性命。”确实，这样看来，是否进行逮捕，取决于这个人的身份、行为以及作案地点。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内西按照金的原定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间的圣地上建立一个“复活城”。他带领1 000名穷人占领该区，政府不但没有扣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反而给他们提供移动厕所、电话亭、电源线、淋浴设备，甚至还给分配给他们一个邮政编码：20013。6月下旬，负责露营地安全的警官阿尔文·约翰逊愤怒地辞职不干了，理由是“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强奸、抢劫以及砍人事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而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仍旧是漠不关心。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镇压了1919年的波士顿警察罢工运动，获得了美国人民的认可，最终成为总统。他曾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利，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公务员罢工是“不可想象且不能容忍的”。从那时起，这个规定便被写入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某些州还写进了诸如康顿–瓦德林法之类的法律。尽管如此，1966年1月1日，迈克·奎尔仍带领交通工会组织发动罢工，此举造成165英里的地铁和530英里的公交线路停止运行，几乎使曼哈顿市区陷入瘫痪。当奎尔收到法院要求他带领罢工队伍复工的命令时，他在电视镜头前当众撕毁了命令。市政府被迫接受调停并向他妥协。

　　1968年，与公众利益相悖的罢工活动包括孟菲斯清洁工人罢工，而马丁·路德·金在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曾支持过该运动。同年还发生了一次垃圾工人罢工，这使得纽约街道上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积了10万吨，洛克菲勒州长最后不得不妥协，同意拨款，给垃圾工涨425美元的工资，而这个要求早前曾遭到林赛市长的否决。接下来，纽约警察设起围栏包围了市政大厅，叫喊着“警察权力！”他们以编造的各种疾病请假，冷眼旁观司机们违规占用公交车的停车位或其他禁止停车的地方。消防员工会的领导者为了讨价还价，告诉消防员不再执行诸如房屋和消防设施检查等日常任务。1968年秋，纽约5.8万名教师中的大多数先后三次罢课。接着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虽对头顶上不少盘旋待降的航班感到担心，但仍旧有意放缓引导降落的速度。

　　公共服务业工作者的反抗高潮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75万邮递员中有超过20万人决定停止送邮件，因为他们的年工资经过21年才从开始时的6 176美元涨到8 442美元。尽管他们的领导提醒他们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处以1 000美元的罚款、一年监禁，还会失去养老金以及被禁止申请政府提供的其他工作。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 的全国邮递工作者联合会下属曼哈顿–布朗克斯分会的6 700名成员仍然投票支持罢工。不久，大纽约地区的其他邮递员也加入其中。这次罢工在之后扩展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以及旧金山等地。

　　这是美国邮政服务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给公共服务正常运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纽约平均每天往来的邮件和包裹多达2 500万件；全美国平均数为2.7亿件。许多公司不得不暂停营业。纽约的银行收不到他们每天平均3亿美元的存款，40万依靠救济金的家庭领不到他们的支票，股票经纪公司不得不使用装甲车押运华尔街的债券。罢工的第6天，国民警卫队接手处理纽约的邮件；第8天，邮递员才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跟进行罢工的其他公务员一样，他们也从这次非法罢工活动中获利。国会投票决定给他们涨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算起，还决定建立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外，还会对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更多关注。

　　1968年发生的反常事件中还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选问题。厄尔·沃伦尽管活力依旧，但由于年事已高他还是决定退休；3月19日那天他年满77岁。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的决定。这是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从未有一个法庭在决定其所处时代的前进方向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在沃伦的领导下，最高法庭开始为破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定有关学校祷告的事务、共产党员的权利、色情产业、被告的逮捕与认罪以及立法机构席位重新分配的“一人一票”的法规铺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以上最高法院的开庭。林登·约翰逊作为总统，总想事事亲力亲为，现在他要亲自任命一位新的最高法官。他提名大法官艾华·福塔斯担任最高法官，由得克萨斯州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位。

　　这两个人都是总统的老朋友。福塔斯跟总统的关系非常亲密，三年前就是总统安排他进入了最高法院。约翰逊就是约翰逊，非要将这两项新的任命复杂化。他要等到参议院确认了他对福塔斯的任命，才会同意沃伦的退休申请。然后，一旦福塔斯安稳就职，索恩伯里就可以接手他的职位。但是共和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可以在11月入主白宫。他们称福塔斯和索恩伯里为“跛脚鸭”，攻击福塔斯是总统的“亲信”。

　　密歇根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成为17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的领袖。刚开始，他们似乎干不成大事。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称这种所谓“任人唯亲”以及“跛脚鸭”的攻击“肤浅无聊”。他说：“没有人会去找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到最高法院任职。”他还补充说，林肯、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都任命过自己的朋友。德克森谴责格里芬说：“现在该是我们对所用语言更谨慎些的时候了。”即便是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在最高法官这个职位任命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福塔斯看似并无担忧。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福塔斯的提名得到国会认可前，总统可以让沃伦留任，是有许多先例的；许多较低级别的联邦法官被任命时，他们的前任仍在职。

　　现在的问题出在福塔斯自己身上。他遭到严厉盘问，度过了可怕的4天。根据宪法，以他现在的证人立场，他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将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赤裸裸地违反。然而，反对党的参议员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朗读福塔斯所参与的自由派决定上。接着他们就他担任大法官期间的行为表现方面进行质证。这也是三权分立的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痛心。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他理应远离行政部门，但他并未这样做。他承认自己参与了白宫召开的关于越南战争以及贫民窟暴乱的会议，还坦承自己曾因为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发表“越南战争对经济造成影响”的言论，打电话训斥了他一番。福塔斯抗议说，法官给总统提建议的先例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一旦跟约翰逊总统扯上关系，人们总会觉得进行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只需一根稻草的重量便可以压垮骆驼背，委员会得知，福塔斯曾因给一系列暑期班授课而获得1.5万美元，而这些钱来自于那些有可能在最高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涉案的商人。

　　司法委员会以17∶6的票数通过了任命，但共和党人和南部参议员企图阻挠国会做出决定。要想结束这种阻挠，需要获得参议院2/3的票数支持，这时，德克森拆了福塔斯的台子。他说，他不会支持停止阻挠的行动，他甚至不确定他会投票支持任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杀害一名芝加哥警察的罪犯施以死刑的判决，因此得罪了德克森。最终讨论的投票结果是45票支持，43票反对，远不及所需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提名。总统“深感遗憾”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表示他绝不再提名。随后，5月的《生活》杂志披露，福塔斯还接受了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提供的2万美元的酬金，而路易斯曾因被控股票操纵罪而被告上法庭。尽管他已经归还了这笔钱，华盛顿方面仍感到非常震惊，看到其他事件可能即将被揭露，于是他辞职了。随着福塔斯和戈德堡的离开，一位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显然未来的最高法院将不再会那么开明了。

　　美国人有自己的方式来粉饰和崇拜他们的英雄上，他们会把英雄捧上天，然后一脚踹开。1968年秋，美国迎来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想要的既不是往日的崇拜，也不是现在的诽谤，而仅仅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已。她是一个美貌与性感兼具的女人。对于美国历史上这个糟糕透顶的周末来说，正需要一个拥有这些天赋及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作为第一夫人的确更伟大，但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杰奎琳·肯尼迪使这个国家的悲伤变得庄严典雅。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女人能超越她。但后来，她需要安宁，但只要她还是寡妇，这个愿望似乎就无法实现。在华盛顿，游客乘坐的观光车停在她家门前；她搬到纽约后，计程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按喇叭。

　　为了避嫌，她只跟婚姻美满的公众人物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伦纳德·伯恩斯坦常常伴她左右。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以戴维·奥姆斯比–戈尔之名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哈莱克勋爵，现在是个鳏夫。新闻界表示，他有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任丈夫。电影杂志则说是另一位年迈的希腊船王，影迷们则权当是笑谈。

　　1968年10月17日，他们无法笑出来了，因为杰基的母亲当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也就是那个年迈的船王。奥纳西斯的父亲是一名士麦那烟草商人，他累积了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的财产。此外，他旗下资产还包括100艘轮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以及一艘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还有一座希腊小岛——斯科皮奥斯岛。相信这个报道的那些人不认为新娘的母亲失去了理智，或者这个婚讯是个荒谬的笑话，他们讨论能给这对夫妇送什么。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轮船以及戴比尔斯钻石矿都是人们建议的选项。

　　“杰基，你怎能如此？”这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快报》的头条标题。奥纳西斯比她还矮了两英寸，都可以当她的父亲了——他比她要么大23岁要么大29岁，这得取决于你相信哪天是他的出生日期。奥纳西斯离过婚，这就意味着杰奎琳没有可能得到教会的祝福。最糟糕的是，新郎完全没有社会良知，而社会良知却是肯尼迪信条的核心部分。奥纳西斯曾说，他认为完美的安身之所应是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他的确在许多国家欠下了数目惊人的税款，在美国也不例外。一名先前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评论说：“她为了丑恶阔佬 宁愿抛弃自己的白马王子。”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个希腊的竞选搭档，现在人人都想效仿他。”人们普遍认为要是鲍比·肯尼迪还活着，她一定不会这样做。

　　婚礼于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一个叫作小贞女的小天主教堂里举行。郁金香是用船王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空运来的。新娘当天穿着一件瓦伦蒂诺定制蕾丝婚纱。她的两个孩子担任花童。新郎的孩子则作为证婚人。希腊东正教的婚礼仪式一共进行了45分钟，之后这对夫妇从圣餐杯里领取了圣餐，并戴上了象征繁衍和圣洁的柠檬花编织成的花环。亲吻《新约全书》后，他们围绕圣坛跳起了仪式性的舞蹈。之后在白色游艇上举办了招待会。希腊海军以及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船严加防范，防止记者靠近岸边。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巨大的镶着一圈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还有配套的耳环——价值120万美元。

　　这才只是开始。根据资深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的报道，这对夫妇婚后的第一年就花掉了约2 000万美元，之后他们的开支仍旧保持着每周38.4万美元的水平。光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价值500万美元。由于他每年的收入大约是5 500万美元，这些花费根本不算什么。躲避新闻媒体的跟踪，可不是件易事。在她的身份还是肯尼迪夫人时，她同意在婚礼前夕召开一次媒体见面会。会上她说：“我们希望婚礼是非公开的，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柏树林掩映下的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双方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子女参加。大家都应该理解，即使是某些十分出名的人，在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这些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心里的感受也与普通人无异。”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想方设法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人物，被追踪报道是难免的。摄影师们的跟踪更厉害。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远摄镜头拍到了她全裸享受日光浴的照片。但让她遭受最大打击的并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报道，而是来自于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报道将她称为“公共罪人”，称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抗议说“只有上帝知道”谁有罪，谁没罪，他恳求世人“友爱、相互尊重和敬爱”。然而，梵蒂冈的教会法学家却固执己见。他们裁决说，在上帝看来，美国首任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的结合是对神的亵渎。

　　理查德·尼克松参加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于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开始，当时他以本杰明·查普曼的名字入住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没过多久，用假名就行不通了，因为他的照片重新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更因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79%的选票，从而成为共和党的头号总统竞选人。此后他的竞选一帆风顺。乔治·罗姆尼说自己过去“被洗脑了”，才会支持越南战争，因此一开始就被打败。纳尔逊·洛克菲勒退出了竞选，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再参选后他又回归了，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唯一后果是使他失去了早期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挑选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前，阿格纽在马里兰州以外的地方并不为人知。他自己也坦承说，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大会上被宣布后几小时，一名记者在亚特兰大市区拦住路人问：“我会对你们说出两个词语。你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它指的是一种疾病。”第二个人说：“它是某种蛋的名字。”第三个人的回答稍微沾了点边，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拥有一家造船公司。”

　　《时代周刊》评论说，阿格纽的资历“并不让人信服”。但他还是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克松想要一个顺从听话的竞选伙伴，充当类似他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那种角色。很难评估阿格纽对总统选举局势的影响，因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而是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阿格纽谴责“虚伪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我们口中的辛苦工作和爱国主义。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卑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两年一直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早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发表讲话说：“如果你到一个黑人居住区看过，那么你就已看清了所有。”阿格纽将一名第二代的日裔美国记者称作“肥胖的日本佬”，称波兰裔美国人为“波兰佬”。他的言行非常粗鲁，以至于有一个抗议者在他面前举条幅抗议，上面写着：“要求斯皮罗立即道歉。省得我们之后麻烦。”其他抗议者用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则是：“如果你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就是罗斯玛丽的婴儿”。

　　在总统竞选初期的几周里，落选者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原因之一是先期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非常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像是在迈阿密海滩进行冗长无趣的仪式一样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深重的厌倦情绪像垫子一样压抑着整个大会。”合唱团唱着歌曲，乐队演奏着音乐。约翰·韦恩朗读了鼓舞人心的“为什么我以身为一名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也都处于倦怠状态：如阿特·林克莱特、康妮·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克。政治家的枯燥演讲似乎没完没了。唯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大会外围。有消息称，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因为其黑人身份而被禁止参加招待酒会。迈阿密的黑人因此暴发了骚乱，电视台的主播们报道，70名警察全副武装进入了骚乱区域，之后有消息称有4名黑人死亡。尼克松在一个黄色便笺本上草草写出了一篇演讲稿，这次讲话不久就会闻名全国。在讲话中，他号召人们找回美国过去的“受梦想所激励的上进精神”。

　　美联社报道称，共和党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大会参加者的记忆中是最为严密的”。第二次肯尼迪遇刺事件吓坏了特工处，因为当时约翰逊安排该处负责所有重要候选人的安全。在大会举办的城市，特工乘坐直升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其他特工端着狙击枪和望远镜在楼顶密切监视着往来的人群。一支30人的防暴小队整装以待。全部1 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都要上交所携背包和钱包以供检查。有些民主党人抱怨做得有些过了。两周之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召开。

　　芝加哥即将发生的暴力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那里具备了形成暴力事件的充足条件。戴维·德林格领导下的负责协调80个和平团体的庞大组织——终结越南战争委员会，对芝加哥警察大肆嘲讽。嬉皮士、雅皮士、和平哨兵、麦卡锡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自己预测说总数将达到10万人，他们会在大会的举办地点国际圆形剧场外面示威。市长理查德·戴利对他们实施了严厉打击。他把芝加哥变成了一个武装阵地。剧场外的检修孔被沥青堵上。大厅周围布满了7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围栏顶部还有棘铁丝。全市的1.15万名警察被分成两班，每12小时轮换一次。5 5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也严阵以待，白宫下令从得克萨斯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 500名陆军也在等待命令。最终发现之前的估计太夸张，只有大约一两万的示威者前来与警察对抗。

　　大会上（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此），汉弗莱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唯一真正的争论在于如何在政党层面上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主张、倾向鹰派的政策，以1 567 3/4票获得胜利，而倾向鸽派的另一纲领则得到1 041 1/4票。这些数字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越南战争的严重分歧。4年前，林登·约翰逊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最后以压倒性优势取胜。芝加哥大会原本定在他60岁寿辰那个星期召开，那个星期二正好是他的生日。现在他甚至不能去参加会议。特工处说这样做太冒险。

　　“停止战争！”顶层座位上的年轻人高喊道。（次日出现了荒谬的转变，市政府的雇员霸占了所有座位，挥舞着写有“我们爱戴利”的条幅。）然而，这星期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大厅内的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事的反应。与会代表通过电视观看市区发生的一切，参议员阿贝·鲁比科夫从主席台望向下面15英尺外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谴责他们“在芝加哥街头使用盖世太保战术”。戴利和他的助手站起身来，边挥动着拳头，边用下流粗俗的话辱骂他——看电视的人能从他们的口形看出他们在骂什么——鲁比科夫冷静地回答道：“接受真相是如此困难。”

　　事情的全部真相通常复杂难解。如果警察能有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那般的勇气和严守纪律的决心，他们的行为就不会遭到议论。与此同时，必须公正地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被公开的挑衅行为激怒了。之后，他们展示了从被逮捕人员手中缴获的一百多件武器：有折叠刀、插着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图钉的棍子、顶部装有剃须刀片的球棒、混凝土砖块以及石块等。

　　8月3日，大会召开前的那个星期四，青年国际党（雅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了一头名叫“比加瑟少年”的体重有125磅的猪，宣布要推选这头猪当总统；因此引起了一连串后续的事件，这件事就在主要候选人所住酒店的窗户下发生。嬉皮士和雅皮士戴着念珠、穿着凉鞋、胡子拉碴，在人群中十分显眼，他们在芝加哥占地1 185英亩的林肯公园的北面建立营地。他们周末会弹吉他、朗读诗歌并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点的宵禁时间，有12人被捕。没有一人反抗。星期日，仍有2 000人聚集在那儿。下午5点，他们请求警察允许他们把卡车开进公园，作为乐队的表演舞台。警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接着，警察逮捕了雅皮士领袖杰里·鲁宾。愤怒的人群喊道：“死心吧，我们绝不会走！”他们一边学猪叫，一边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解释，说最后这句话说明不了什么；它只是一种源于德国的在国际上流行的学生口号。警察没有理会他。在宵禁期间，他们会拿着警棍冲进公园里。星期一晚上，他们又这样做了，只是这次行动更暴力。遭到驱赶的示威者沿北面的公路逃走了。

　　星期二那天，70名牧师和教士竖起了一个10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定会战胜》和《共和国战歌》。那天晚上，300名警察用催泪弹驱赶他们。被袭击的青年人用石头和瓶子反击，喊道：“开枪呀，猪猡！”以及“打我呀，猪猡！”事件高潮发生在星期三。示威领袖宣布，示威人群会从格兰特公园的露天舞台游行到圆形剧场，以此展示他们在反战上的团结。德林格告诉8 000名听众说：“如果你不能控制暴力行为，那么请离开。”许多人因此离开了。尽管是“非暴力”的，一名芝加哥官员仍说：“今天不允许有游行活动。”

　　游行果然没有举行。取而代之的是后来被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骚乱”的事件。警察用扩音器喊道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现在马上离开。”示威人群听从了警告，从康拉德·希尔顿酒店退到了格兰特公园对面密歇根大道的一个狭长区域内。撤退时，他们发出猪叫的声音，学德国法西斯喊“欢呼胜利”，并用各种粗鲁言辞来嘲笑警察。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汇处，两队警察正等待着他们。在卡车和那三个总统候选人所在的总部希尔顿酒店的屋檐上有电视屏幕发出亮光，现场被照得一片光亮。人群挤在一块，前后推搡着，挑衅警察，说他们不敢还手，这时，警察呈两列攻击队形向人群发动攻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警棍，把单个示威者拖到早已等在一旁的警车上。人群中有数百个女孩在尖叫。这种极其混乱的疯狂状态持续了18分钟。而真正发生的不过是一场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间的斗争。一名记者说 :“街上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正在伤害他们。”诚然，警察也是有他们父母的。

　　整个一星期里，除了几次大规模的冲突外，巡逻人员和示威者之间以及非示威人群之间的小摩擦也不断发生。仅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报社工作人员受伤。在不同的时间，围观人群、神职人员，还有至少一名跛足者都挨了警察的棍子。《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人休·海夫纳遭到毒打，英国劳工党成员安妮·克尔太太在希尔顿酒店外遭到棒打，并被关进了监狱。酒店大堂里的客人们也遭到了暴打并被逮捕。酒店空调机组的管道吸入催泪毒气，然后将冷气送入2525a套房，在那里休伯特·汉弗莱正通过电视观看自己获得提名的场景。星期五，警察说他们被楼上窗户扔出的沙丁鱼、鲱鱼、啤酒罐、烟灰缸、鸡尾酒杯和冰块等物品砸中。他们猜想（虽不能完全确定）这些投掷物来自15楼角落的1505a房间和1506a房间，那里是麦卡锡竞选的总部。在没有法院文书也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警察们闯入酒店，坐电梯上去，把房间里的人暴打一顿。

　　示威人群要求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小幽谷中过夜，如果戴利市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些流血事件或许可以避免。这样一来警察可以守在公园边上，等着示威人群厌烦后离开。然而事实却是，市长实行宵禁措施，冲突因而不可避免，而且使其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青少年聚集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上，喊着：“全世界都在看！”并不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冲突，但美国大多数的人都注视着——估计有8 900万人正在观看，其中就有在比斯坎湾的兴高采烈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于星期三晚上8点5分在笔记本里写道：“民主党完蛋了。”事情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汉弗莱的竞选最初就呈现出让人讨厌的摇摆不定时，他的支持者们陷入绝望。他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民主党人离他而去，他们内心完全倒向了麦卡锡，成为给他的竞选戴空白胸章的无用人；此外他不仅没有资金支持，而且缺乏有效的组织，而同时又无法摆脱林登·约翰逊的圈套。约翰逊也不施以援手。他对汉弗莱持斥责态度，似乎认为他是卑劣的。当被问及对汉弗莱的评价时，约翰逊草草地回答说：“他太爱喊叫了！”

　　在这年初秋的几星期里，的确有些事需要他呼喊。尽管准备不够充分，汉弗莱还是一路旅行，途经新泽西、特拉华、密歇根、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科罗拉多以及加利福尼亚共8个州，一天经常要做多达9次的演讲，这展示了他的充沛精力，同时他的属下缺乏判断也显而易见。汉弗莱的副手们在前期并没有替他做好准备工作，听众不多且情绪不高。在费城，陪同汉弗莱的一个当地男孩乔伊·毕晓普都比他受欢迎。基本上每一站都会有人出来诘问。在波士顿，反战人群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台。汉弗莱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汉弗莱“去芝加哥时带着一只巨大的信天翁”，也就是林登·约翰逊；“结束那里的活动后带着两个”指的是约翰逊和戴利。

　　他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财富。他的言辞时有出彩之处，这时却尽是些陈词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就像苹果派一样代表美国特色。”约翰逊似乎在蓄意打压他；9月，汉弗莱说美国军队的撤兵会在当年年末开始，而总统表示“没有人能预测”撤军什么时候开始。在不算华莱士选票的情况下，8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显示，尼克松以16分领跑总统大选，哈里斯调查则显示尼克松以40∶31领先。即便是汉弗莱自己也感到沮丧。他说：“我过去曾经追寻过难以实现的梦想，或许现在的我仍然是这样。”

　　尼克松的竞选过程则完全是另外的情形。他有充足的资金，自己也信心满满。他的时间表常常和网络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保持一致，甚至还给他们留有足够的时间去冲洗照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而共和党参议员阻挠通过一项没有华莱士参加的公共电视辩论的决议。他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依法纳税，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人，他们定期去教堂，教导孩子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以穿上军装成为“世界自由之墙的守护者”为荣。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营销》一书中对尼克松竞选团队使用的宣传手段有所描述。一个作家写道，对尼克松而言，政治就是“推销给大众的……产品，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这取决于折扣和市场状况”。尼克松的助手小弗兰克·莎士比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表现得非常兴奋。麦金尼斯引用他的话说：“真是一个突破！捷克这件事太棒了！简直把温和派逼入了绝境！”

　　尼克松说他有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但他现在还不能透露，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正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的节奏。他允诺指派一个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还指责最高法院依据法律细节而释放被告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放肆地犯法”。他过去支持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订，但由于苏联对捷克的所作所为，他现在持反对意见。他说，为实现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并实施其他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创造工作机会和减少依靠领救济金度日的人口。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所做的努力，而是因为人们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10月，汉弗莱开始扭转颓势。

　　他把芝加哥抛到了身后，也许他忘记了，他的听众也忘了。他不理睬他的嘲笑者，称他们是“该死的愚人”，把小丑演员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指责他逃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以及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政府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尼克松被称作“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助手柯蒂斯·李梅将军是“双筒炮”。汉弗莱发明了一种挨个列举民主党人在总统竞选中的获胜者名字的办法——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接下来当掌声开始增多时，就顺势把林登·约翰逊的名字插进来。与此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抨击阿格纽。马斯基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他随后又尖酸地补上一句，“我认为他正尽全力帮我们找回幽默感。”

　　盐湖城是大选重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说，他会叫停对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实现和平而可以接受的风险”，于是局势开始转变。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汉弗莱已经分走了尼克松一半的优势。人们对芝加哥事件的逐渐忘记是部分原因。此外还因为那一代人习惯把票投给民主党。那年6月，盖洛普调查发现，盐湖城46%的居民认为自己是民主党，27%的人称他们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则是共和党。（1940年的统计数据分别是42%、20%和38%；1950年则为45%、22%和33%。）一直寄希望于罗伯特·肯尼迪或麦卡锡的自由主义人士，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只能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后者正是他们过去20年来最讨厌的人。一直闷闷不乐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就在大选前5天，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的差距开始显现。汉弗莱处在最佳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的讲话则开始听起来像托马斯·杜威那样令人难以置信。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为42%，汉弗莱为40%，华莱士是14%，剩下4%的人尚未决定。从9月开始，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的支持率增加了12%，而尼克松的只增加了1%。就在那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汉弗莱以43%的支持率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另有4%未定。

　　星期二晚上的确是个万众期待的时刻。尼克松请求选民“赋予其管理的权利”。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选票的猛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选举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可以获胜——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党人感到懊悔，认为他们不该为了和林登·约翰逊的生日凑日子而推迟召开大会。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烁着分数，竞选的领先位置几度变化。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竞选领军人物似乎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较量”。午夜后不久，汉弗莱就以3.3万票领先。到凌晨，计票情况显示尽管汉弗莱不能在选举团投票中取胜，但他可能会赢得普选的胜利，这样他显然就能在选举团中阻挠尼克松获得大多数选票，将选举送入民主党席位占优势的众议院抉择阶段。

　　最终的选举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票，华莱士45票。普选结果是尼克松31 770 222票（占43.4%），汉弗莱31 267 744票（占42.7%），华莱士9 897 141票（占13.5%）。两名领先者之间的差距不到0.7个百分点。此外，民主党仍旧控制着国会。尼克松将会是120年来首位在反对党掌控国会两院的情况下组建政府的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见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他在大选获胜时讲话说，那件事“让他最为震动”。他真的这样认为吗？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没有人能够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告诉30个南方黑人领袖说：“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听我们发表的言论！”之后，在水门事件中，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尼克松 , “他在理论上拥护美国宪法中的每一条崇高原则，在实践中却又全然不顾。”从他当选后到就职前，他的威望很高。大多数美国人都想相信他，想要说服自己相信尼克松知道怎样带领美国从60年代的困境中脱身往高处走。他答应从越南撤兵。1961年以来，在越南战争中战死的美国人达24 291人。当人们得知战争中的死亡很快就会停止，都长舒了一口气。美国需要休养生息，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暂时放一放。

　　从他在曼哈顿皮埃尔酒店39楼房间的窗户看出去，这位新晋总统的目光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郁郁葱葱的树林，看到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从走出经济大萧条的低谷以来，美国还从未像现在这般支离破碎。一些人汽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要么热爱，要么离开”，另一些人的则写着“要么改变，要么失去”，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无法填补的巨大鸿沟。要找到共识，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上，即便是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评论家都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偏向了右派。他看到黑豹党人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觉心惊胆战。他在电视上看见巴尔的摩一名未婚生下7个小孩的女孩愤怒地将自己的困境归罪于社会，不禁摇头叹息。他看见黑人妇女赶在日落前回家，说道：“除了少数情况外，我难以相信法律与秩序能起到什么规范作用。这个问题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那些站在分水岭左边的觉醒的年轻理想家来说，似乎世间再没有什么是神圣的：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忠贞，甚至简单的诚实。1968年，保险核查员发现，社会中欠债最多的群体是申请大学贷款的年轻大学生。一名大学校长写信给欠下大学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最后收到的却是该学生在山洞中的裸体照片。中产阶级青少年的父辈们曾经遵守的童子军誓言到了他们这里完全失去了效力：他们立志做到不可信任、不忠诚、不助人、不善意、不礼貌、不友好、不服从、不节约、懦弱、卑鄙和傲慢无礼。

　　许多著名学府的校园常常变成了让人讨厌、甚至非常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公会大学是一所小型的常青藤名校，现在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从校园经过是不安全的，那里的行凶抢劫曾十分猖獗。各大学面临一个新的纪律问题：怎样处理那些依靠向已成为瘾君子的同校学生兜售毒品来完成自己大学学业的本科生。犯罪行为在某些地方已司空见惯。新英格兰某个颇有名望的医生在晚宴招待会上，为了找乐子而告诉客人，他和他的妻子小时候就爱去商店偷窃，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也是他们三天前偷来的。某学校的一位副主任详细地向一名刚征召入伍的坦克兵讲解毁坏一辆坦克的最好的办法。1967年7月号的《纽约书评》在其头版上发布了很大一张流程图，展示了如何制造燃烧弹：用一块浸满汽油的布条做塞子，一截晾衣绳子做引线，燃料则是用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制成。

　　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当选总统是对此前所有事情的回应，而且是良性的回应。美国此刻不再需要空想家，而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保守的政府，即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住削减税收的诱惑，尽力平衡预算收支，维持美元货币的稳定，降低通货膨胀风险。要尽快结束与中南半岛地区的敌对状态，制定一切外交政策只以美国国家利益作为评估标准。在国内，联邦政府的影响范围将受到明确限制，国会的特权将被恢复，几代人之间、各种族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会被加强。

　　1968年，美国的疲软在黑人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当年这些地区的平静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林登·约翰逊在春季说：“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很煎熬，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会有好几个煎熬的夏天。”尼克松预见到会发生“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国内骚乱的问题上变得轻车熟路，甚至还建立了判定大骚乱的标准。如果是暴力事件，则参加人数须在300人以上，持续时间至少12个小时，还必须有枪击、抢劫、纵火以及大肆破坏公物等行为。（有150人参加，持续时间为3小时的只能叫作“严重滋扰”。）陆军部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7支特种部队来处理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预言说，等到春天这些会派上用场，因为最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

　　这些领袖确实以身作则。他们教授游击战和巷战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加入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推进的种族隔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灵魂》是1968年的一本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述成“美国争取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作“第四帝国”，马尔克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组织纪念其逝世三周年的活动时，采取了一种绝非他所主张的释放愤怒的行事方式。就连黑人名人都开始走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获得胜利后，在播放美国星条旗的国歌时，两人都低下了头，用戴着黑手套的手紧握成拳做出反抗的姿势，这多少有损于美国的荣耀。7月克利夫兰发生了爆炸事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又来了”。一辆拖车被叫到了事故现场，却遭到了狙击手的袭击。赶到现场的警察成为枪手的活靶子。30分钟内，就有3名警察和4名黑人死亡，8名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被征调，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达150万美元。在其他黑人居住区，警察提高警惕防范着街道上看似无法避免的骚乱。

　　然而骚乱并没有爆发。发生的骚乱事件数量不及预料中的一半，其他大城市并未经历像过去3年中所发生的动乱。美联社报道称，“就种族斗争而言，这是5年来最平静的一个夏天。”只有19人死亡，依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非常惊人，但和前一年有87人死亡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原因之一在于，最具煽动性的闹事者都已经不在街头了。他们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成为逃犯。拉普·布朗被捕入狱。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消失。休伊·牛顿因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一个黑人领衔的陪审团裁定其有罪。“如果休伊不能回来，就闹到底！”休伊的黑衫党党徒不断叫嚣，威胁说将对所有白人采取恐怖行动，可当休伊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监禁被带走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出现相对平静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是骚乱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商店遭到洗劫，汽车被毁坏，房屋被烧毁，子女陷入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烧毁自己居住区里的商店的暴乱阶段已经结束。整个运动进入了另一个方向——谋求黑人权力并寻求做人的尊严。”白修德写道，“依照进步的所有传统表现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的路上。这些改变在细小的地方可以显现出。电视荧幕是其中之一。在电视上，种族融合已成为一个现实。如今几乎每一部剧集里面都有黑人演员。《巴顿地方》中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还是女主角之一。

　　芝加哥的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提出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方式，他逼迫白人企业家雇佣黑人工人，否则他就号召他的教众抵制他们的产品。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为970个黑人提供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则雇用了661名黑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计划”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开的银行开办户头，使银行存款从500万美元增至2 200万美元。黑人现在拥有了经济实力。人口普查局后来发现，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的比例从60年代的11%增加到28%。他们终于开始进入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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