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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章 牢骚满腹的大人物们

　　当美国进入70年代，曾经躁动不安的摇摆世代已年过半百或即将半百，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曾经深爱的世界正土崩瓦解。1970这一年尤其明显，因为人们似乎有更多理由感到社会的动荡，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股票市场、代沟、道德感沦丧、暴乱、副作用药物、交通拥堵、低俗的车尾贴和贴纸、罢工、种族主义和劫机事件。现在一切都不复往昔，伍迪·艾伦说：“不仅上帝没了，周末连个水管工也找不到。”

　　进入1970年不到3周，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在狂风中脱锚，竟把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撞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这似乎奠定了新一年的基调。在迷信的人看来，一个新的10年似乎开头便不吉利。

　　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容乐观。连旱200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燃性灌木丛火灾，逾50万公顷的林地（几乎和罗得岛州一样大）变成焦土。明尼阿波利斯一栋有85年历史的公寓大楼发生火灾，11人死亡，事故原因不明。全世界都深受天灾困扰：威尼斯旋风导致4人死亡；东巴基斯坦爆发海啸造成20万人遇难；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夺走成千上万条生命。也许是伍迪·艾伦这般的神灭论者刺激了上帝，也可能是不敬神的大学生们（佩戴着“上帝未死，只是不愿管闲事”的袖章）惹恼了他。

　　当然，宗教不再像以往那般高高在上且不容置疑。摩门教会新会长的一席话震惊了曾认为上帝是公平博爱的人，他说：“为何有人天生黑皮肤，并且还有各种不利条件；为何有人天生白皮肤，条件优越，一切皆有因。黑人显然遭到了报应。”三个半世纪后，英王詹姆斯版《圣经》被《新英文圣经》取代，这让主教派教会的教众十分不安。更糟糕的是，在上帝看来，反基督教势力极速膨胀，有些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撒旦本身。

　　据可靠消息，美国有10 000名专职、175 000名兼职占星家；电子计算机可制作出10美元一张的十二宫图；纽约一位理发师雇了个占星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推出年费50美元的电话算命服务；300家有定期占星术专栏的报纸销量总计有3 000万份；读书俱乐部以塔罗牌为赠品。250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选修了巫术课程；杂志广告这样写道：“你是否已经厌倦做巫术的门外汉？马上行动吧。加入我们的巫术学位课程，研究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女巫西比尔·利克利用在其肩头的名为“急脾气的杰克逊”的宠物寒鸦施咒。据她估计，“全世界约有800万正式女巫，我是说货真价实的那种，不是好莱坞那种滥交的女人。据我所知，美国有400个正规的女巫小组，不正规的恐怕有成千上万个。”

　　如果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天堂都不够尊重，人间当权者的境遇也会相差无几。伯克利人民公园暴动造成1人死亡，105人受伤，但联邦政府起诉的却不是暴徒，反倒控诉了10位县执法官助理和2名前助理侵犯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愤怒地说道：“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不曾碰到比这更恶劣的事情。”）黑豹党人总能杀了人还逍遥法外，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和上述法院拒不受理对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指控。在芝加哥，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在警方突袭中死亡，一个特别联邦大陪审团还为此批判了警察的行为。甚至自美国建国以来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也躁动不已。参议院没把整个国家还给他们，但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 000公顷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的部落。

　　当时可不止身处越南的美国将军们处境艰难。苏联人以侵犯苏联领空为由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一位指挥欧洲轮值制度的将军因属下行为不检而被剥夺军衔。小本杰明·戴维斯退休前曾是空军中将，这可是黑人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他辞去克利夫兰公共安全处的主管一职，因为该市的黑人市长正“支持、鼓励执法机关的敌人”。任何穿军装的人都可能遭到反政府人士辱骂，然而尼克松还是硬塞给白宫警卫一项碍事的殊荣。罗马尼亚警卫人员的花哨制服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委托华盛顿裁缝吉米·穆斯卡泰洛为白宫警卫设计新制服。结果16 000美元的花费只换来个天大的笑话：双排扣的饰有金穗带的白色束腰外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再加上鲁里坦尼亚式 的黑色塑料帽子。一个警卫说，若真得穿这套制服，还得配一个低音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的白宫又不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时代。 ”穆斯卡泰洛说：“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他甚至没能取悦总统。束腰外衣仍在使用，但帽子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束之高阁。

　　1月，纽约筑墓工人罢工；4月，航空交通指挥员罢工。乘客们苦不堪言，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0年，航空并不是人们最可信赖的。劫机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个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他携带了一支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此勒索1亿美元。枪战中，驾驶员腹部中枪，巴克利最终被捕。价值2 100万美元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客机晚点6个小时。甚至飞往月球的阿波罗13号在距地球20万英里处也出了故障，3名宇航员被迫折返地球。

　　讽刺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旅程竟是“太阳神2”号纸莎草船在海上航行了3 200英里。这条船是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为证明古埃及人可以横渡大西洋所打造。“太阳神2”号在目的地巴巴多斯并未捞到钱财，但许多商业运输亦是如此，其中还包括美国最大、最著名的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是美国众多入不敷出的企业之一，因欠债26亿美元而走入破产法庭。电影产业也处境堪忧。好莱坞5家主要电影制片厂赤字严重，负债总额高达1亿美元之多。60年代的大繁荣似乎在70年代告一段落，最好的证据就是华尔街。1968年12月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逼近1 000点大关 , 而到了1970年5月27日却降至631点。

　　在股票行情高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人满为患。而在1970年5月股市滑坡后，交易所变得冷清。整个纽约城不再像以往那般受旅游者青睐，有居民刻薄地称其为“逍遥城”。街头犯罪严重，而且其他恶性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纽约市将违禁停车的拖车费从25美元升至50美元。当天，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孩子到纽约看电影。看完却发现车不见了，还欠下市政当局50美元拖车费及一笔罚款。他们当时看的电影是《外乡人》，正是讲述到访曼哈顿的种种危险。

　　尽管1970年是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电影制片厂的噩梦，但是一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却刚完成他当年的第21部成功的电影。他一开始就知道这片肯定卖座，而他之前的影片也从未亏损，总利润都在6位数以上。其中拍摄成本仅72 000美元的《狐狸精》大赚了600多万美元。迈耶说：“我不故弄玄虚，观众只需15秒就能明白状况，还是头15秒。”这种状况就是“情欲片”，或者是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为大产业，年纯利润达5亿美元，且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色情商品的包装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主街上的电影院上映X级影片，1970年的热门影片有《丹麦性自由》《风情女人》（“让《我好奇》都相形见绌”——《纽约每日新闻》）及艾伦·芬特的《对裸体女士说什么？》（电影的宣传语是“你说什么？我们说‘哇哦’。”）该片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全天不间断地播出，周盈利7 000美元。曼哈顿第7大街和第8大街之间有200家“成人书店”，它们像24小时营业的超市一样展示着商品，货架上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性交、滥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提供0.25美元一场的色情影片。《8种曼妙姿势！》的图片包“只要2美元”！纽约戏院上映由9个裸体女演员出演的《一笑置之》。美联社戏剧评论员威廉·格洛弗说，《乐队男孩》 是“这个艺术宽容度越来越高的年代里，对同性恋最不知耻、最直白的描述”；《佛兹》讲述了一个庄稼汉和母猪的情趣故事。但这类片子的市场需求仍胜过百老汇。乡间单身汉买一张密纹黄色唱片就能摆脱寂寞之苦；孤独的单身女郎在老家小店就能购得振动棒或邮购自慰器。正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言，现在在街角药店“用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不久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趣用品”。

　　年过三十的美国人对这一变化深感震惊。在他们小时候，只要有异性在场，就严禁使用“屁股”这个词。在“摇摆世代”的记忆中，当初海斯电影审查处允许克拉克·盖博在《飘》中说“亲爱的，说实话，这干我屁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如今杰克·瓦伦蒂却把带有“放屁”“呸！”台词的电影评定为老少皆宜。电影制片厂如今的大尺度可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 的裁决，即必须是下流、违背一般准则且“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才叫作淫秽产品。另一原因则是新型避孕药的出现和逐渐放宽标准的堕胎法案，这些堪称意外怀孕妇女的福音。然而更大程度上，正如威廉·格洛弗所言，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归因于这个时代，这个充斥着性解放和渴望袒胸露背的时代。人们对性的好奇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写到，一个女记者为了收集素材写有关卖淫的报道，不惜和陌生人上床，在报道中她说高潮就是“惊人的快感”。一位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城的母亲在下午回家时，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和女伴赤身躺在床上玩同性恋游戏。“言行失检”这个词中的性含义几近消失，因为几乎再没人在性方面很检点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口口声声反对堕胎法案的立法官被爆是伪君子，一位年轻小姐在媒体上公布两人曾发生肉体关系，且立法官出钱让她堕胎。若在过去，女方对此事一般会保持缄默。

　　孩子们耳濡目染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约会方面比父母还懂行，也比父母那一代早熟。对此，最常用的补救方法是在学校开展性方面的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1%的民众表示赞成，其中55%的人赞成开设避孕节育课程。支持性教育的团体有美国医学协会、全国教育协会、性教育协会和SIECU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SIECUS的执行理事玛丽·考尔德伦博士认为，性教育应讲授“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行为”。

　　SIECUS并未印发刊物，只是给教育系统提供专业建议。善于辞令的少数派对于允许在教室里讨论生殖问题大感不满，竭力扭曲倡议人的本意。“在神圣的学校讲授粗俗性爱合适吗？”比利·詹姆斯·哈吉斯领导的基督教十字军如此质问，由此打响了极右派攻击性教育的第一枪。比利牧师说SIECUS是“自由教育的色情武器”。俄克拉何马、加利福尼亚和犹他三州的州教育委员将一些有声影片拒之门外，只因这些影片曾获SIECUS认可。

　　反性教育组织还包括伯奇协会下属的MOTOREDE（恢复礼仪运动）、PURE（争取负责任教育家长联盟）、MOMS（维护道德稳定母亲协会）、SOS（正性会）、POSE（反性教育家长联盟）及PAUSE（反对违宪性教育家长协会）。一名伯奇协会干事说：“一年前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家长听说过性教育，现在他们都听到了，而且很不喜欢。”有个团体指责学校计划“向年幼的孩子揭示性交和手淫的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市的一所学校被叫作“学院式的妓院”；一个PAUSE的首领谴责学校“破坏了应当在家中教导的内容”；一位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因散播淫秽材料入狱；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学监被解雇；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说性教育是共产党损害学童品行的阴谋，还获得不少支持。更夸张的是在旧金山，《一位医生和5～8岁儿童的谈话》 一书本无伤大雅，但极右派却把书中一只蟾蜍趴在另一只身上的插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原图意在讲解母蟾蜍背着蟾蜍宝宝，但传单硬生生地改成了“蟾蜍交配”，使得开展性教育主张流失了大量支持者。

　　最热闹的时候，性教育曾在27个州引起关注。直到1970年年末，理智终于获胜，学校里开始开设性教育课程，但孩子们始终没明白大人们在争吵什么。正当学监和教育委员会委员认为可以着手处理其他事务时，妇女解放运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又对性教育发起了攻击。获得解放的女人们深信除去生理差异，男女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被教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在她们眼里，女性渴望做母亲、打理家务都是被训练而成的，而公立中小学则是主要的训练场地。她们要求修订教材，教师转变态度，这注定是70年代的一场引人注目的持久战。

　　1968年，罗宾·摩根（当时人们只知道她曾出演电视剧《我记得妈妈》）提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胸罩走进“美国小姐”大赛的会场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才首次意识到新女权运动的到来。摩根告诉目瞪口呆的记者，她以WITCh（国际女性地狱阴谋恐怖组织）创办人的身份而来。1970年8月26日是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们在各大城市的商业区游行示威。一年来，她们都在表明自己和其他抗议团体一样深知宣传的力量。其中一人朝一名建筑工人吼道：“给我脱掉！”别人问她是不是指安全帽，她答道：“不，是他的下体护身。”琼·康兰为了成为一名挖渠散工打了10年官司，最终获胜。马琳·狄克逊写道：“在任何阶层和群体中，各组织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压迫着妇女。各阶层妇女的团结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被压迫的共鸣有多深。”老洛克菲勒的曾孙女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说男女间的浪漫爱情是“反革命的”。

　　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埃德加·伯曼医生说：“我已经受够了女性解放运动。”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刻指责伯曼是“对女性有着最可恶偏见”的性别歧视者。一年过去了，争论越发激烈。玛格丽特·米德说：“女性解放运动要特别警惕引发男人杀害女人的危险。他们可真的被你们逼疯了。”纽约妇女上街游行时，一名男子朝她们吼道：“你们这群猪都嫁不出去！”，而另一名男子则穿着文胸在一旁静静观赏。休·赫夫纳在一次简报上告诉员工：“这些女人们天生与我们为敌，是时候开战了。她们誓死反对《花花公子》提倡的浪漫男女关系。”

　　一些女性的言语听来也如赫夫纳一般无聊鲁莽。她们投入大量精力争论该称自己为夫人、小姐还是女士；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还为了一则漂亮女乘务员说“我是多丽丝，带我飞吧”的广告攻击美国国家航空公司。但她们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绝非如此琐碎。如今超过2 300万的美国妇女拥有全职工作；另外有800万妇女从事兼职工作。40%的已婚妇女拥有工作，其中1 200万人的孩子未满18岁。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对男性在职场权威性的一大挑战，但从工作本质和工资的状况来看，男性仍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大部分利润丰厚的行业，男性仍占主导，他们的工资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女性仅占全美30万名医生人数的7.6%，外科医生中的女性仅占1%，而90%的接线员、速记员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性赚5美元，而女性只赚3美元。《生活》杂志发现，女性得有学士学位，工资才能赶上读完8年级就开始工作的男性。普通男销售员收入为8 549美元，而女销售员却只有3 461美元。

　　到1970年，女性解放运动对就业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吁得到许多男性支持。免费堕胎和免费日托的要求引发大量争议。《第27条宪法修正案——era（平等权利修正案）》提出，在法律面前男女应完全平等，男性对此议案有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但仅仅两年后，参议院通过了era并将其下发至各州立法机关。依照此法，妇女婚后可以不用改随夫姓；她们同样有权决定在何处定居；若男方因工作抛下女方搬至异地，丈夫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他。然而，若婚姻破裂，女方也有可能需要支付赡养费。一些保护女性在工作中免遭危险、过于劳累和性骚扰的法律将会无效（强奸除外）。此外，女性有可能应征入伍，甚至进入战场。一个拥护era的《耶鲁法律杂志》 撰稿人写道：

　　当代军人的专业素质主要取决于装备与训练，而非个人力量。在体力上，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执行战斗任务，如驾驶飞机或进行海军作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危险情况时，女性能如男性一般训练有素，严阵以待。

　　很难说家庭主妇们是否愿意和机关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交道或者成为又一个伊丽莎白·霍伊辛顿。霍伊辛顿是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队长，她在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将军。尽管如此，这项法案改变了几百万美国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孩们的境况。她们散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即大胆反抗那些利用她们满足一己私利的人。这从《女装日报》读者熟知的“过膝裙”（即其他人所谓的中长裙）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约25年前，为反抗新式样的长裙装，独立的妇女们签署宣言，成立LBK（刚过膝装）俱乐部，进行示威反对时髦女装店。当时她们是失败了，因为现在的女装店又挂起了长裙。詹姆斯·加兰诺斯说：“裙子加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露大腿不再时尚。”利奥·纳尔杜奇说：“女性们绝对准备好了迎接时尚变革。”所有设计师都坚信女人们会蜂拥前来，为他们的作品疯狂。

　　最早发出抗议的是洛杉矶。POOFF（女性特质与财权保护协会）会长朱莉·亨特纳告诉记者：“我们不会让他们既蒙蔽我们的双眼又遮掩我们的身材。我知道哪怕加兰诺斯说铁皮盒子很时髦，女人们都会立马穿上。我觉得那是病态的，我们只要求有自主选择的权利。”GAMS（反长裙少女会）游行时扛着写有“留住迷你裙！”和“大腿！ 大腿！大腿！”的标语牌。有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女性解放的阴谋，设计师试图唤回女性的特质以孤立女权主义者。其他人则将其归咎于年长妇女，她们风华不再不能露腿，但不该让风华正茂的少女也把腿遮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说股市衰退才是真正原因，中长裙流行是必然：“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决定了社会的标准；而繁荣时期的社会标准才能由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决定。”

　　到了冬季，股市交易回温，时尚界对中长裙的热情也骤降。《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店主看好长裙的市场潜力（“就是现在！大家都欢迎它、喜欢它、购买它！”），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这一式样已被淘汰，“去年秋天还说自己购进大量中长裙的店铺说事实并非如此，购进的货销路也不好。女性还是喜欢露出腿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裙子长度过膝。但服装设计师曾定下长裙标准：从肩膀到下摆是44～45英寸，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裙边将长至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售出的裙装中只有20%是那个长度，且到了年末仅有5%的女性仍穿该款式。其他的要么返工改短，要么被束之高阁。

　　心酸的零售商说这种样式已经“惨败”或“完败”：其中一个人说“它肯定是时尚行业的倒退，简直称不上一种样式”；另一个人则告诉一位女记者：“顾客都不想要中长裙……我们从未真正把它推销出去。”但强力推销这种长及小腿肚的裙装倒无意中引发了服装设计的变革。《纽约时报》说，“中长裙实际上把女士的连衣裙的装束给毁了……突然冒出了起脚裤、短长裤，裤子、裤子，哪儿都是裤子。”年长女性选择套装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上超短裤露出膝盖。波道夫·古德曼称这种短裤为“凉裤”。熟知新时代女性心理的《女装日报》称其为“热裤”，此后此名便一直沿用。

　　在约翰逊时期造成社会动荡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时代愈演愈烈。大城市的贫民窟相对安宁，但杀人犯、纵火狂和凶残的小偷仍暗中活跃于小城市的黑人区。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6名黑人被枪杀。一个男孩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场种族纷争中被捅死。在密西西比州迦太基城，一间曾用于民权集会的教堂被炸。各地的暴乱也频频发生：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州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新泽西州的阿斯玻璃帕克，佛罗里达州的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奎帕，北卡罗来纳的牛津，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密歇根州的胭脂河，伊利诺伊州的开罗和3个佐治亚小镇：佩里、梅肯和阿森斯都曾发生暴动。

　　纽约在一个月内就曾收到1 000次爆炸警告。约15个月的时间里共发生368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在警察局二楼的男厕所。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他已无法保证自己管辖区内访客的安全。有时看来美国警察似乎四面楚歌。1970年，联邦调查局上报了35 202起袭警事件，几乎是1960年的4倍；9个月中15位军官遇害，大多是遭到伏击而死。

　　小石城的警长说警察遇袭“天天都有……似乎学龄以上的人都在攻击警察。”费城的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碰到的是一群疯狂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奥马哈的公共安全主管认为，“美国警局遭袭表明将有一场阴谋，遇袭的时间也藏有玄机。我们正集中研究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以证明这是场阴谋。”他并没有成功证明，大部分执法机关的官员都认为这不可能，利里说：“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没有关联的单独事件”。但人们大都认同若有朝一日当局遭到大肆攻击，警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目标。正如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成员奎因·塔姆所言：“袭警事件越发残暴，激进团体怂恿其成员‘打死那些警察’……蓝色制服让警察成为现存权力体制最为显眼的代表。”

　　爆炸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对既定秩序的仇视。某些爆炸袭击的投弹手以此为荣。在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曼哈顿总部、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遭到爆炸袭击后，一个自称9号革命力量的团体声称对此负责，谴责这些公司靠越南战争牟取暴利。有的恐怖分子因爆破技术不精把自己也炸死了。在“IBm、通用电话和美孚”事件后不到一个月，一间地下炸弹厂爆炸，该炸弹厂位于纽约下东区一户经济公寓内。一个革命者因此丧命，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两名黑人门徒死于自己的车里，因为一颗炸弹提前爆炸。3月6日，格林威治村发生爆炸，造成1970年最轰动的爆炸灾难。3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丧生，几个显赫家族也牵涉其中。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戴安娜·奥顿和凯西·布丁是布尔茅尔女子大学的校友。3人都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戴安娜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极端保守、声名极盛的富有家庭。一个世纪前，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她家华丽气派的宅邸。凯西是伊西多·斯通的外甥女，其父里伦纳德·布丁是一位著名律师，他的客户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丝·科普朗、朱利安·邦德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凯思琳的父亲拥有系列广播电台，凯西琳出事时他正和第二任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时凯西琳正款待戴安娜、凯西、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活跃分子泰德·戈尔德，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人。那次聚会是在威尔克森家位于曼哈顿西11街18号那幢价值10万美元的气派宅邸里举行的。

　　当天正午纽约天朗气清，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气息。隔壁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家中空无一人。威尔克森家看起来静谧，但年轻的革命家们可正在屋里忙碌。地下气象员组织当时的两个口号是“不信枪支和暴力就不是革命者”及“把战争带回家”。星期一，其中一个男孩扮成牧师，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购回两箱炸药。57截三硝基甲苯强力炸药散布在地下室的临时工作间，还有绝缘胶布、瓦楞钉、定时装置、门铃线、30条爆破引线及用于盛装炸药的长短不一的铅管。

　　也许没人能说清哪儿出了错，但总之是有人闯了祸引爆了整堆炸弹。可能是戴安娜：她身体损伤最为严重，她的头、双手及一只脚被炸飞，身体被瓦楞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也被炸死。第一波爆炸掀翻了霍夫曼家客厅的墙，震碎了许多对街房屋的窗户，连16户人家以外的一间厨房都有震感。接着，煤气总管道着火，引发另两波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在屋里，吓傻了的凯思琳和凯西还在流血，一个人赤身裸体，另一个人只剩下点残破的衣衫。两名警察和一位退休消防员立即展开营救，一位邻居让她们在自己家洗澡，还借给她们衣服。《生活》杂志的约翰·内亚里讽刺地说道：“这些女孩可是称警察为‘猪头’的。”被救之后女孩们不知去向。消防员最初以为事故原因是煤气泄漏，但当他们发现炸药、雷管和成堆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传册时，打算找幸存者问清楚。纽约当局获知，因去年10月参加“气象员狂怒日”行动，凯西和凯思琳在芝加哥受到指控，后经保释重获自由。在她们缺席3月16日的审讯后，联邦调查局加入了对他们的搜捕。姑娘们的家人说她们曾捎信说还活着，但不愿透露细节。

　　在美国的另一边，激进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结合创下了曼森凶杀案后加利福尼亚州最血腥的谋杀案。警员在例行巡逻时发现眼科医生维克多·奥塔的宅邸着火，于是叫来了消防员。这处可以俯瞰蒙特雷湾的房产价值25万美元。消防员们到奥塔家游泳池取水时发现了奥塔、奥塔夫人、两个儿子和医生秘书的尸体。他们全被用艳丽的围巾捆住，后脑勺中枪。在奥塔的车挡风玻璃刷下，警察找到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从今日起……任何滥用或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将同样被判处死罪……我和战友们誓死对抗所有破坏地球自然生物的人或事。必须根除唯物主义，否则人类终将灭亡。”签名则是来自塔罗牌上的名言：“令牌骑士，圣杯骑士，金币骑士，宝剑骑士”。签名人是住在半英里外破烂小屋里的约翰·弗雷泽，一个留着胡须的年轻人。弗雷泽的律师说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伤及大脑，从此“就变了个人”。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黑人革命中最著名的倡议者是个黑美人：26岁的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曾是伯明翰的女童子军，并不仇视社会。直到1963年9月，一起教堂爆炸事件夺走了她4位黑人女友的生命。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时，安吉拉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成为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狂热读者；接着在巴黎第一大学和德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也是在那儿，安吉拉加入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告诉本科生“必须推翻政府”；另一次演讲时，她倡议：“如今必须把革命和解决实际问题挂钩。革命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要切实解决根本问题。”她参与了突袭圣迭戈一栋教学楼的行动，且因拒绝离开警局而被捕。

　　后来安吉拉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教授哲学。直到1970年4月，根据教职员不得是共产党的规定，里根州长的校董会决议将她开除。但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因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将州立大学老师革职，委员会遂将解雇理由改为教学能力不足。大部分学生和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员工都支持安吉拉；她的教授同事们决定在她离职时，用“我们的震惊、沮丧与愤怒”表明对她的支持。他们投票决定无视委员会的决议，保留安吉拉的教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吉拉的教职问题尚且悬而未决，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黑人斗士，安吉拉一直鼓动释放“索莱达兄弟”——3名并无血缘关系的黑人囚犯，被控于1月16日杀害了一名索莱达监狱的白人守卫。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抢劫汽车加油站正在服无期徒刑，这是他服刑的第5年。杰克逊服刑期间的信件汇编成了《索莱达兄弟》一书，凭此他堪称当年秋季全美最著名的罪犯。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写给安吉拉的，两人初次相会于5月的萨利纳斯法庭听证会。在安吉拉的回信和日记中，她表明自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自称是他“一生的伴侣”，会竭尽此生让他重获自由，并为此不择手段，这撩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8月的第一个星期，有人看到安吉拉与乔治17岁的弟弟乔纳森·杰克逊频频结伴出行。星期三，她名下的3支枪及8月5日买的1支枪身被锯短的12号猎枪到了乔纳森手中。星期四，他们开着乔纳森前一天租来的亮黄色的福特牌带挡板的小型密闭式运货车四处游荡。星期五，有人发现这辆车停在圣拉斐尔法庭外的停车场，在旧金山西北方向13英里以外。几分钟后，体形纤瘦、神情激动的乔纳森穿着雨衣、拎着个小包进入了法庭。

　　当时，囚禁于圣昆丁监狱的罗谢尔·马吉站在证人席上，正为被控刺伤警卫的狱友詹姆斯·麦克莱恩作证。他的另一名黑人狱友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候传唤。马吉、麦克莱恩和克里斯马斯都是强壮魁梧的年轻男子。坐在律师桌旁的麦克莱恩是圣昆丁人尽皆知的黑豹党成员，经常闹事挑衅。主持审判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哈罗德·黑利，代理地方检察官加里·托马斯娶了黑利的侄女。陪审团也在场，但只有年轻的乔纳森在认真倾听，这实在是个乏味的案件。

　　当乔纳森拉开背包拿出安吉拉的左轮手枪，又从雨衣里掏出一把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现场立马骚动起来。他吼道：“瞧瞧，我有自动武器，谁都不准动！”他命令没有武装的法警打开麦克莱恩、马吉和克里斯马斯的手铐，分别递给他们一把枪。乔纳森又把一支猎枪交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黑利脖子上，使枪口离他下巴仅几英寸。其他犯人用钢琴弦把托马斯和3名女陪审员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致电执法官办公室，并为囚犯们指明安全出口。“我在审判室”，黑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说，“这儿有几个带枪囚犯”。麦克莱恩一把抢过电话吼道：“撤走你愚蠢的手下，我们要离开这儿，让他们退回去！”

　　他们让所有人质走在前面，在离大厅50英尺、紧锁着的新闻发布室外停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继续前行，麦克莱恩叫道：“今天12点30分以前释放索莱达兄弟！”在停车场，他们把5名人质赶进福特货运车。麦克莱恩从窗口滑进驾驶座，乔纳森递给他钥匙，马吉负责看住法官，几个人向约200码外的美国101号公路驶去。当时约有几百名执法人员躲在车辆、大楼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突然，一名圣昆丁警卫冲到车前，大喊一声：“停下！”

　　接下来的形势完全失控，车内外子弹横飞。这时车后部的猎枪声响起，法官当场丧命，他的下巴和一部分脸颊被炸飞；托马斯脊柱中弹，其腰部以下永生瘫痪；一名陪审员的手臂受伤；马吉胸部中弹，但无生命危险；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中枪身亡。

　　三小时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机场买了一张飞机票，从此销声匿迹。

　　按照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任何教唆杀人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因此逮捕安吉拉的拘捕令已签发。黑豹党首领休伊·牛顿相信法庭枪杀事件是由安吉拉一手策划的，并以她为荣，还鼓励党内其他成员追随她的“英勇事迹”。黑豹党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呼喊：“天助安吉拉·戴维斯！愿她平安长寿。”事实上，安吉拉逃亡了两个多月；直到10月13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曼哈顿将她逮捕。当时，她和一名富有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因德克斯特正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波因德克斯特被控窝藏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在离乔治·杰克逊被关押的圣昆丁监狱不到5英里的圣拉斐尔监狱服刑。

　　约一年后，1971年8月炎热的一天，杰克逊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前来探望他。白人宾厄姆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前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狱警后来确信，一直热衷于少数群体事业的宾厄姆当天负责私运违禁品。他有两样物件未经狱警检查：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他和杰克逊会谈了一小时后离开，一名狱警发现杰克逊的爆炸头有蹊跷。在盘问之下，杰克逊扯下假发，掏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

　　随后监狱里恐怖弥漫，血流成河。按照杰克逊的命令，包括逐渐痊愈的罗谢尔·马吉在内的27名囚犯被释放。3名白人狱警、2名白人模范囚犯惨遭杀害；其中两人后脑勺中枪，其他人被钝剃须刀片割断了喉咙，尸体如血淋淋的破布一般堆在杰克逊牢房的角落。这时圣昆丁的警报器呼啸响起。紧握手枪的杰克逊夺门而逃，狂奔75英尺穿过了天井后，才被瞭望台上的狙击手击毙。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狱警和模范犯人，县检察官认为“杰克逊只可能在宾厄姆来访期间获得枪支”。但宾厄姆似乎已人间蒸发。第二年，当局称他或许已经死亡：黑人激进分子将他利用之后或许已杀人灭口。执法人员对“8·21”血案愤慨不已。视杰克逊为烈士的黑人激进分子也十分愤怒，他们为其尸体穿上黑豹党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和黑短袖，并把他葬在乔纳森旁边。朱莉安·邦德说杰克逊“遇刺”是“他屡次抗击一个邪恶体制的必然结果，而他的精神甚至肉体都不会被击碎”。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人们都说这其实是执行死刑，杰克逊能把枪藏在头发里的说法真是荒谬。”安吉拉·戴维斯则写道“痛失无法挽回的爱人”。

　　1972年春末，审判安吉拉受到全球瞩目。全世界的海报上都是她精致的轮廓、高耸的颧骨和巨大的爆炸头（逃亡时本已修剪，但又长了回来）。激进分子称她为“政治犯”，并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一切无关政治、种族，这只是普通刑事审判，并提交了201样证物和95名目击证人的证词。3人指证在安吉拉逃亡的前一天，他们在法庭对面的加油站看到她和乔纳森；还有人作证此前3天每天都看到两人结伴同行。

　　被告辩护律师提交了12名目击证人的证词（安吉拉拒不出庭作证），认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教师”卷入如此草率粗鄙的阴谋简直是荒唐的。她的律师说，她和乔纳森的接触并非如别人所言那般频繁；她确实给了乔纳森猎枪，但只能说他用这枪来保卫索莱达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她的其他枪支都在家里的枪架上，供格拉瓦–卢蒙巴俱乐部成员练习打靶。乔纳森在法庭惨案前6天到访过她的家，也许是当时偷走了枪支。

　　被告方总结发言律师认为，对安吉拉不利的唯一证据是“她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亲密；罪犯用了她的枪；她曾表示想还索莱达兄弟自由；她曾向乔治·杰克逊示爱；还有8月7日当局找不到她的踪影”。律师断言，陪审员若是黑人，且发现自己的4把枪出现在法庭逃亡案的现场，他们也会逃跑。“我告诉你们，若从黑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好奇她为何逃跑，只会惊讶她怎么会被抓。”

　　经过13小时的审议，陪审团裁定安吉拉无罪。她毫不理睬陪审团，转身离开去向庭外的仰慕者们致辞。一位记者问她判决是否公正，她认为不公：“无罪开释本身就表示判决并不公正，因为没有审判才是绝对的公正。”在全国巡回庆功演讲启程前，她告诉拥护者们：“从今以后，我们要竭尽全力还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位政治犯、每一个受压迫的人自由。”

　　索莱达惨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一切以安吉拉的声望达到顶峰而告终。惨案发生四星期之后，芝加哥又见证了一场精彩审判。一开庭便是8位被告：雅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汤姆·海登，这3人都是全国动员委员会首领，并将反战游行带到芝加哥；黑豹党人博比·西尔；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被捕前，这些人几乎互不相识。事实上，针对他们的主要指控并非索莱达阴谋，而是他们怀着引发暴动的企图各自来到伊利诺伊州。首席律师威廉·孔斯特勒将其描述为“怀着某种心态穿越州界线”。当时法院援用的法令是1968年民权法案的附加条款，伦纳德·韦恩格拉斯律师说这是让“政府处分没有明显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唯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依照此法接受审判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诸多事实在诉讼的闹剧中早被遗忘。

　　审判当天，孔斯特勒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方式不当，提议审判无效，由此为审讯定下了调子。律师说：“法官大人听起来就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法官回应道：“从未有人把我与奥森·韦尔斯这个伟大演员相提并论，但我驳回提议。”

　　被告总计提出20多次最终被裁定无效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审判的混乱都源于两派之间的巨大分歧，一派是孔斯特勒、韦恩格拉斯及其委托人，另一派是霍夫曼法官和其他州法官。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奇科内写道：“这场审判是几代人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碰撞。”霍夫曼法官身着马甲，而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鹿皮装，更滑稽的是他和鲁宾还曾身着法官长袍出庭。被告及其律师都蓄长发，这深为头发一丝不乱的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所诟病。

　　有一次，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作证时，持续发出“啊——呜呜呜”声长达10秒，他曾在1968年芝加哥反战游行中用这种声音使人群安静下来。孔斯特勒以法官发笑为由提出抗议，法官不承认，说自己只是不知那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那是梵文。”法官回应说：“这我倒不懂。”当时的文字记录显示，法庭弄不懂的事还有很多，但74岁的霍夫曼对法庭礼仪却毫不含糊。他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无名社区，自出生以来便渴望尊重，但8名被告及其律师都没能让他如愿。这在一次开庭预审中便有了征兆。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反抗游行、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持什么意见，但霍夫曼法官驳回提议，甚至禁止他们询问陪审员对嬉皮士、雅皮士的看法。被告又提议推迟审判，等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身体康复了再进行，也遭到驳回。霍夫曼还拒绝了西尔本人发言的要求，只可由孔斯特勒代为发言，由此拉开了法庭闹剧的序幕。

　　西尔说：“我只能视法官为飞扬跋扈的种族主义者。”矮小的霍夫曼弯下腰，以难以置信的口吻问一名工作人员：“你听到了吗？”西尔多次被警告，干扰审讯的做法“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他回应道：“300年来黑人什么罪没受过，你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审判的第8个星期，霍夫曼开始回应西尔的一系列激烈的情绪：“听着，年轻人，你若还这样——”话音未落，西尔抢着说：“听着，老人家，你若继续剥夺我的宪法权利，老天有眼——”霍夫曼截住他的话头：“西尔先生，你要么打住，要么让我叫法警——”西尔立即打断他：“我想只有与你争论，你才会看清事实。”

　　忍无可忍的霍夫曼让法警“把被告带到那间屋子，按规矩处置”。重新开庭时，西尔嘴巴被堵住、双手紧铐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他以镣铐撞击椅子，含糊不清地吼道：“这表示我抗议！”他随后被移到一张木椅上，嘴被塞得更紧。第二次开庭时，他不知如何吐掉了嘴里的东西，大骂法官：“你这个法西斯畜生，你这个腐败低贱的狗杂种！”阿比·霍夫曼和鲁宾尖叫着跳了起来，孔斯特勒质问法庭：“法官大人，这场中世纪的酷刑何时能结束？这是亵渎法律……此刻，我为作为一名美国律师感到羞耻。”霍夫曼一直将被告的失态归咎于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于是脱口而出：“你活该。”第二个星期，他下令不再堵住西尔的嘴。但当西尔强行插话时，霍夫曼就以藐视法庭罪判他4年徒刑。其余被告被称作“芝加哥7人组”。

　　其他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戴维斯在证人席上指控法官睡着了，尽管法官警告他如果再傲慢无礼，“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阿比·霍夫曼以手代脚倒立进入法庭，大呼霍夫曼是“暴君”“纳粹”“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法庭与主辩护律师之间。法官明确规定，孔斯特勒不准当陪审团的面要求判定戴利市长为恶意证人。因为之前尽管司法部表示疑虑，戴利仍要求进行审判。但孔斯特勒我行我素，直截了当地问戴利是否在党代表大会上辱骂过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这险些让法官中了风。还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起自己的汗衫，法官说：“快记下来，有人在法庭上公然袒胸露背。”孔斯特勒说道：“法官大人，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让美国电视观众看他肚子上的伤疤。”法官回应道：“这也许正是他丢了总统职位的原因哩。”在因轻笑而遭到指责时，孔斯特勒说：“拜托，法官大人，笑有什么不好，有时就是忍不住嘛。”法官答道：“是啊，我看得出来你忍不住。”

　　审判临近尾声，法庭对被告的仇视越发露骨。连续两天，霍夫曼都不准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还说他们能用监狱公厕就已经够好了。有一天，他宣布次日早上提前半小时开庭。孔斯特勒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要九点半开庭。”孔斯特勒评论道：“这简直像小孩耍赖，‘因为，因为’。”法官立马说：“快记下来，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把我比作小孩。”孔斯特勒在庭上表情丰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泪流满面。他有时会拥抱别人，还吻了韦恩格拉斯和一名证人：拉尔夫·阿伯内西教士。霍夫曼每次都尖酸地说：“快记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审判结果表明，他将这些插曲记录在案倒并非毫无意义。

　　被告方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威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牧师杰西·杰克逊、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检察官福伦坚持要求金斯伯格大声朗读他写的关于同性恋和手淫的诗句，意图很明显，这会冒犯在场的10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认为，戴利和芝加哥警方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激起了暴力行动。

　　对“7人组”不利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告密人，他们曾在林肯公园、格兰特公园混入反战游行队伍，然后逐字向法官复述听到的一切。一名卧底女警证实阿比·霍夫曼吼道：“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岩石、砖块、石头都拿上。把砖碎成两块，便于携带，这样女生也能拿。”一名便衣警察说，被告决心制造混乱作为“革命的头一炮”。一位芝加哥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当局若知趣，就该拿10万美元来赞助我们的活动。当然给我10万美元更好，我直接走人。”该官员认为这是企图敲诈。

　　在将近5个月的作证、辩论后，陪审团退庭，欣喜若狂的法官开始为藐视法庭的人下达判决。整个过程耗时两天，其中还包括因被告大声叫嚷而被迫休庭的时间。当孔斯特勒得知他的委托人和合作律师将被送走（韦恩格拉斯被判两个月徒刑）时，他魂不守舍地在法庭上踱来踱去，几近崩溃，啜泣道：“法官大人，我这一生被你亲手毁了，没有任何存在价值。来吧，来吧，下一个就是我，我再也不想待在这儿了。”法官最后处置他时说：“从未有人如你这般对我口出恶言。”最后判处他4年零13天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以穿越州界挑起暴动为由将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定罪。每个人被处以5年徒刑，罚款5 000美元，并须缴纳诉讼费用5万美元，但这些判决并非完全有效。约3年后，美国的一个上诉法庭推翻了原判。该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承认备受争议的反暴乱法（即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推翻了原判，因为霍夫曼法官有“敌对性”行为，而且“从最开始的记录就能看出”他对被告的“抵触”情绪。

　　芝加哥7人组案件不但没能证实控诉的合理性，还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司法灾难，其中包括哈里斯堡7人组、卡姆登17人组、西雅图7人组、堪萨斯城4人组、埃文斯顿4人组、五角大楼泄密案和盖恩斯维尔8人组。每起审判的被告都是世俗眼中的异教徒，但都由陪审团、法官或上诉法庭证实无罪。对告密人的仇视和司法偏见是所有案件的两条主线。此外，正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指出的那样：“尽管政府能力有限，但大众仍普遍表示信任。所以当政府尚未准备就绪、对案件毫无说服力就开庭时，人们非常恼怒。”

　　暴乱被归咎于芝加哥七人组，但根源其实是越南战争。在1970年，越南战争的阴影持续分裂、瓦解着整个美国，但年初本有一线转机。头4个月，西贡传来的消息都有些鼓舞人心。艾布拉姆斯将军领导着美国部队尽量避免与越共和北越发生大规模冲突。尼克松将美国驻军从543 000人减少至340 000人，还向美国人民保证5月1日前，再撤出6万步兵，但战争的结束仍遥遥无期。巴黎的共产党人奚落了尼克松的5点和平倡议：“我们的拒绝是坚定、全面、绝对的。”美方首席谈判官戴维·布鲁斯拒绝了一项共产党的方案，称其“换汤不换药”。

　　两年前芝加哥抗议期间，美军阵亡人数为25 000人，现已突破44 000人大关。华盛顿对外宣布约20万美军还将在越南驻扎几年，这阻碍了谈判进程。此外，美军、南越民众及其部队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直到气急败坏的长官进行威逼，美军第四师的步兵才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常辱骂尼克松，而他们一发现战地记者，就大肆辱骂；士兵们把和平徽章和身份识别证挂在一起；据估计，将近80%的美军吸食大麻，因摄入烈性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更糟的是军方高层昏庸无能。美军伞兵大胆突袭山西县（距河内23英里）的一个战俘营，因为据称有70～100名美国飞行员被囚禁在此。这次突袭本可成功，但情报有误：所有战俘都已转移。同时，美国战机连续24小时猛轰北越。国防部最开始说空军突击是“防御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未经武装的美国飞机；后又改口承认是在攻击部分军需补给地。实际上，无比震惊的国民后来竟然发现，轰炸目标还包括医院。

　　白宫宣称不可能放弃西贡政府，因为据说共产党有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将被以“大屠杀”“处理”的300万越南人。单子是否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而越来越多美国人都已准备放弃阮文绍政权。南越不但不感激其美军盟友，反倒怀有敌意。西贡暴乱分子焚烧了尼克松雕像，高喊“打倒美国 ! ”，指责美国延长了战争。还有一个不祥之兆是佛教徒用煤油、火柴自焚，与吴庭艳政府被推翻之前的僧侣如出一辙。一个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全美巡回演讲，表示美国步兵和与其并肩作战的南越共和军只有一个共同点：互相看不顺眼。

　　与此同时，美国参战是为了保卫亚洲民主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戴维的父亲因反抗阮文绍而被捕入狱，成为西贡政府关押的80 000多政治犯之一。亲临战场的美国人说，私刑法庭对批判政府的人滥用私刑、胡乱定罪；即便西贡最高法院裁定这类法庭违背宪法，它们仍为所欲为。此外，阮文绍对美国的资金援助永不满足。10年来，华盛顿一直对西贡政府慷慨解囊，但阮文绍说还需更多装备，更多时间训练部队，这需要更多的钱。他表示如果得不到这些，对一切后果他概不负责。

　　那一年，美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另一个东南亚国家爆发战争，但南越政府偏偏这么做了。事实上，美国空军猛攻东柬埔寨的共产党基地已有一年，只是鲜有人知。接到白宫命令，B–52型战机对那儿的丛林避难所发动了3 630次偷袭。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就打算把步兵团也派过去，但遭到尼克松反对，因为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一定会抗议美国破坏本国中立。借由双重记账和严格的保密工作，B–52突击的消息尚能封锁。美军一旦跨过边界，这可就难了。

　　但在3月18日，柬埔寨局势因一场政变而彻底改变。西哈努克知道己方政权已岌岌可危，所以当朗诺将军接管政府时，他正在苏联寻求援助，以便让40 000人的越共和北越部队撤出本国。朗诺是右翼分子，他可不会阻拦美国与南越联合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驱逐越共部队。政变6周后，尼克松告诉美国电视观众，他们正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其目的是摧毁西贡西北部“鹦鹉峰”上的国家中枢、部队大本营及地下军火库。他说：“5年来，美国和南越都不曾干扰这些避难所，因为我们不愿侵犯中立国的领土。”但他只字未提为期14个月的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

　　入侵柬埔寨行动的军事价值颇有争议。入侵正进行时，尼克松称其“获得巨大成功——远远超出预期”。美国国防部认为越共需6～9个月才能复原，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时，阮文绍说：“我看他们永远没法复原了。1964～1969年间的柬埔寨就是第二个北越，是个大后方。”西贡的美国驻南越援军司令部宣称，此次行动共缴获1 500万发子弹、7 250吨食物和2 500支枪；敌方11 285人死亡，2 156人被俘；盟军有1 138人死亡，4 911人受伤。

　　但如今柬埔寨已陷入战争的泥沼。一直埋伏在鹦鹉峰的共产党军队向西挺进回击了朗诺的部队，控制了半壁江山，逼近首都金边，还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安全补给通道。这样一来，华盛顿便和这个比阮文绍政府力量还弱小的政权纠缠在一起。柬埔寨在这次战斗中有一部分目标太不现实，所以未能实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中写道：“美国官员计划为南越攻陷敌军总部，仿佛敌军在丛林里也有个国防部，海军陆战队、各级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一应俱全。”当然，从未找过到这样的指挥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进攻柬埔寨带来最大的消极后果便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应极其强烈，以至于参议院声明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并通过一项议案规定美军7月前从柬埔寨撤军，终止空中支援。学生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使此前种种抗议都黯然失色。截至5月底，有415所高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全国学生完全自发进行的全体罢课。到了期末，仍有286所学校无法正常上课。而另外43个州的129所学校尽管宣称复课了，许多教室仍空空荡荡。

　　5月9日和10日是周末，10万多名学生向华盛顿发起猛攻。门前排列的一辆挨一辆的公交车屏障让白宫变成了武装营地。最开始尼克松毫不在意，在与一些国防部官员私下会面时，称抗议者是“无赖”，随后却又摆出和解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着贴身仆人和特工来到学生们休息之处林肯纪念堂，说道：“我和你们一样对此事深有感触。”为拉近距离，他开始大聊特聊橄榄球，还问一名加利福尼亚州学生是否喜欢冲浪。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组记者写道：“两个‘美国’凑在一起，但马上就要话不投机，相互远离了。”

　　内政部长沃特·希克尔的一封信让尼克松同样百思不得其解。希克尔是位保守商人，同时也是6个儿子的父亲。他反对政府离间年轻人，尤其对副总统阿格纽抨击年轻人大为光火。尼克松的官方回应是进行安抚，保证政府成员注意自身言辞。但希克尔犯了大忌，他的信先在报上发表了，才被送往总统办公室。感恩节前夕，尼克松传唤他到白宫，以缺乏“互相信任”为由将其革职。几小时后，哈里·霍尔德曼的一位助理揣着要被清洗的人员名单来到内政部，6位资深官员被告知：“你们得辞职，5点前得离开这栋楼。”

　　这已很糟糕，但一些学校的情况更为不堪。一个革命分子的炸弹炸毁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军用数学研究中心，一名物理学家遇难，4人受伤，造成的财产损失达600万美元。在以黑人为主的密西西比杰克逊州立大学，学生与警察在宿舍楼前对峙。随后警方开火，用上了大号铅弹、机关枪、来复枪和穿甲弹，有2名学生死亡、9人受伤。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领导的校长委员会说这28秒扫射是“毫无理由、不正当的过度反应”。但当地大陪审团仍归咎于学生：“面临骚乱和暴动，执法人员若要恢复秩序，势必有人受伤或死亡。”

　　在那个多事之秋，密西西比人发现不止学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而且黑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5月，扛着旗帜进行反战游行的曼哈顿建筑工人大受欢迎。白宫对他们的褒奖被视为漂亮的政治手腕。社会对年轻人的不满越发增加。年长的美国人几乎讨厌年轻人亚文化的方方面面：长发、扎染牛仔裤、吵闹的音乐、言谈、手势及摇滚乐队名字（什么奶油，滚石，大疯客铁路等）。最受诟病的便是烈性毒品。青少年们狂热崇拜大学生到处张贴的夸张的迷幻海报，上面充斥着血淋淋的颜色及扭曲的图案。他们大聊特聊吸食毒品如何让自己飘飘然、兴奋、过瘾、心惊、思维异常和忧郁；还怂恿青少年为参加摇滚音乐会（有时是浸淫着罪恶的精神垃圾）离家出走。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堪称摇滚狂欢的最高成就。《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表示，次年可能举办48个大型音乐节，但只有18个成为现实。莫思兰说：“主要原因涉及政治。宣布举办节日的第二天，市政局的人员和警察带着紧急法令前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办庆典。”居民们看够、听够了亚文化，也不想在自家后院举办什么庆典，于是赞同（甚至请求）当局进行干预。他们认为这合情合理，尤其是在了解了康涅狄格州米德菲尔德市的粉末岭音乐节（1970年最臭名昭著的摇滚盛会）后更是举双手赞同。

　　事实上，粉末岭音乐节倒算不上盛会，它并未如期举行。主办方签下25个乐队将在300公顷的滑雪场表演。但开演前第4天，一个公民委员会认为，这里的社区没有必要忍受这些噪声、大麻、赤身裸体的青少年和越共旗帜，并以此说服法官签署禁令。表演者被迫离开，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观众仍越聚越多，甚至许多洛杉矶的地下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盛会。8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人数已达35 000。没有节目、没有食物、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音乐节注定是一场灾难，事实也确实如此。

　　天气闷热，年轻人搭好五颜六色的帐篷后把自己剥得精光。第一天，他们在用来给滑雪者休息的棚屋旁的一个小池塘裸泳，但太多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致到了星期六池塘就成为一个健康公害。蓄着胡须的光头医生威廉·阿布鲁齐是池塘维护志愿者，他非常担心那儿的卫生问题，但最令他烦心的还是麻醉剂。毒贩子在人群中兜售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神奇魔力只要5美元喽”）、巴比妥酸盐和“来得快”，以及LSD致幻剂（“迷幻药啊，先看货，后看牌子”）。州警察逮捕了70名妄图逃跑的小贩，其中一人口袋里还揣着13 000美元，但大多数人逃之夭夭。买不起这些药的青少年可以喝大桶里的免费“电水”：这是由路人手里的多余毒品混杂而成。阿布鲁奇说这是他诊治过的上千起麻醉剂事故的罪魁祸首，此次集会上嗑药的人数超过伍德斯托克，而参加后者的总人数可是这儿的十多倍。每个米德菲尔德居民都能讲出嗑药的年轻人干下的荒唐事儿。最荒唐的场景发生在邻近其中一片住宅的小树林里。赤身裸体的一男一女从不同方向走来，在树下相会。心血来潮之下，两人抱在一起，女生双膝跪地，男生则采用后入式的体位。在男方达到高潮后两人分开，其间未说只言片语。

　　很明显，粉末岭音乐节与反战示威毫无关系。但对批判者而言，年轻人的亚文化都是一样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方面。肯特州立大学惨案是尼克松宣布进攻柬埔寨后最令人难忘的校园运动，但它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各界一致认为，爆发最初阶段的骚乱是迟早的事。不像哥伦比亚大学或伯克利大学，俄亥俄州和肯特州立大学并无激进主义之传统。橄榄球在肯特的校园里仍是大热门，学生们获胜后还会敲响胜利之钟。学校仍举办毕业舞会，镇上有可以闲聊喝酒的小酒店，而导火线是一个闷热星期五晚上的啤酒狂欢节。

　　酒吧里人满为患，被挤出来的学生便在街头跳舞。一个愤怒的司机加大油门，似乎要直冲进人群。几个醉酒的年轻人爬到车上打碎窗户、点燃垃圾桶，还砸碎了商店窗户。接勒罗伊·萨特罗市长命令，肯特的警察把醉酒闹事者赶出酒吧。把这群人赶回学校的途中，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了一群顽固分子。第二天，肯特州立大学的少数激进分子得到当局许可在晚上集会。注册入学的2万学生中有800人参加了集会。他们向教职员工和校警吼道：“一二三四，我们不要战争！”，集会随即变成了游行示威。事态渐渐失控，冲散了一场舞会。他们从窗口把点燃的照明弹投进广场对面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平房。赶来的消防队遭到雨点般的石头的攻击，水管被大砍刀割断，训练房被烧成一片焦土。

　　萨特罗市长未通知学校管理处便向国民警卫队求助。州长詹姆斯·罗兹派来了一个500人先遣队，他们的装备包括m–1型步枪、柯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瓦斯。对此，学生们更加疯狂地往树上泼汽油引燃大火。到星期日的午夜时分，火已扑灭，一切似乎尽在掌控之中。同时，罗兹州长也来到学校。星期二，俄亥俄州共和党将进行参议员候选人初选，罗兹是参选人之一。他的排名靠后，当选可能性极小，但他试图最后一搏，想借肯特州立大学事件扭转局势。罗兹召开记者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谈及学生们，他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借用法律手段把他们赶出学校……他们比褐衫党 、共产党、夜骑士和自卫团还可恶。他们是美国最糟糕的族群。”

　　这里得为罗兹州长说句公道话，他并非唯一在国民警卫队面前斥责学生的人。司法部长米切尔曾说激进学生是流氓；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亦是如此。阿格纽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便是“青年一代中的捣乱分子简直是群无赖，根本不配被称作美国年轻人。”在肯特州立大学，萨特罗市长也有不少具有煽动性的言论，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雷准将几乎是刻意煽动暴乱。他们种下恶因，星期一中午便收获了恶果。当天，学校已恢复上课，校园在最开始时也一片安宁。到了正午，有几个学生敲响了胜利之钟，约1 000人在校内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另有2 000人旁观。这时，两辆吉普开了过来，车内警卫用扩音器吼道：“撤出公共区域！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竖起中指，石头如雨点般砸过去，并朝他们大喊：“死猪头滚出学校！不跟你们吵。”坎特伯雷准将告诉记者：“这些学生总得明白法律秩序是怎么回事儿。”在其部下的注视之下，西尔维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捡起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约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将催泪瓦斯罐投入人群；几个学生捡起罐子往回扔，但扔得不够远。一支国民警卫队小分队（约100人）试图把逃跑的学生堵在两栋建筑之间，但随后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前有栅栏，后有狂扔石头的学生。其实警卫们的处境也并非那么糟糕：学生们的石头扔得不够远，砸不到他们，很多路人还在大笑。催泪瓦斯已用完，警卫队开始往一座小山岗上撤退，频频不安地回头张望。这时的情形已十分危急，警卫队凶起来毫无人性（上周周末就刺伤了3名学生），他们的m–1步枪也已上膛。正如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领导的校长委员会所言：“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用食指扣一下扳机了。”

　　事后有人认为，一群警卫队队员故意向与他们纠缠不休的学生开火。有照片显示有十几个卫兵聚在一起，即证人所谓的“一团”。另一个惹人疑惑的证据是一盘事发现场的录音带。录音表明，在持续13秒的致命枪声四起前，有一声单独的枪声。开枪人是特伦斯·诺曼，这一枪要么是信号，要么是出于恐惧所为。诺曼谎称自己是“自由摄影师”，其实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此外，他还可能受雇于肯特州立大学，该大学也有卧底人员）。诺曼有一把枪，部分旁观者说他扣动了扳机，时间要么刚好在那紧要时刻之前，要么紧随其后。可以肯定的是，警卫队在半夜12点24分到达山顶时，立即全体跪下，好像接到命令一般向学生开枪，而那时学生们远在几百英尺外，根本伤不到他们。就在警卫队旁边的坎特伯雷准将却扭过头朝着另一个方向。一阵扫射后四周死一般寂静，突然一个女孩的尖叫划破夜空：“天哪！他们要置我们于死地！”

　　13名学生中枪，4人（都不是激进分子，其中一人是后备军官训练队成员）死亡。一个青年头部鲜血直流，染红了随身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孩用布捂住他朋友的肚子，想要止住鲜血，但一切只是徒劳。而警卫队并未试图援救。

　　事件后不久，警卫队没有一个人受到杀戮指控。尽管司法部长米切尔说这是美国教育正经历着的历史上“最悲痛的学期”，而“枪声在大学校园里响起是社会混乱的最重要的证据”。尽管300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调查证实当时警卫队的士兵并未遇到人身危险；尽管他们事后还想将冲突归咎于一个子虚乌有的黑帮，司法部却公然拒绝召集联邦大陪审团。他们一直拖到1974年3月才发出8份起诉书。

　　当时，一个俄亥俄州的大陪审团不仅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起诉了25名学生，其中包括了学生会主席。尽管没人获罪，但这使得大众普遍认为遇难者罪有应得，而尼克松暗示暴力抗议招来了更多暴力后果使这种情绪越发强烈。尼克松当时说：“这再次告诉我们，意见不同就诉诸武力，只会导致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认为，“警卫队开61枪不合情理。”阿格纽副总统说这种看法是“纵容的精神食粮”，并认为责任在学生，这些就“在大学行政楼的台阶上，在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辩解“都是为这些毫无责任心的学生开脱”。

　　两年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遭到窃听。在促成这一爆炸性事件的系列事由中，尼克松关于进攻柬埔寨是军事冒险行动引发的校园骚动是关键的一环。第一环是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威廉·比彻的一篇文章，他是该报国防部消息版块的负责人。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据尼克松政府透露，在最近几周，美国B–52型轰炸机首次突袭了越共和北越在柬埔寨的补给基地，但柬埔寨方面尚未反击。”

　　尼克松又惊愕又沮丧。他本就担心东部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不料担忧成为现实。当《纽约时报》刊登出美军为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所做的技术准备细节时，尼克松更如五雷轰顶。依照宪法，他不能拿比彻及报社出气，但至少可以查出在政府内部是谁在向记者泄露这些机密。他找来基辛格出谋划策，基辛格列出一张单子，上面有13个知道柬埔寨秘密行动的人的姓名，包括他属下的5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按照总统命令，这些人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监听，发表了机密信息新闻的4位记者亦是如此：比彻、《纽约时报》的驻国务院负责人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尔文·卡尔布及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介入这些颇具争议活动的模糊地带，但徒劳无果，最终也未发现比彻的消息来源。

　　尼克松开始质疑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理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办事效率。在1970年5月发生一些事之后，这种疑虑进一步加深。他深信校园暴动系外国教唆者密谋的，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或东欧人，并命令中情局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经过深入调查，中情局报告说所有教唆者都是美国人。尼克松又让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结论照旧。仍不满意的总统下令增设窃听器，并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可是新花样。此项任务由新的国内安全小组负责，其中囊括了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工作者：胡佛、赫尔姆斯及国防情报署、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和总统演讲的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负责拟定侦查计划。

　　1970年6月5日，4位情报单位的领导在总统办公室会面，和总统照了相。尼克松要求他们组成一个国家安全监督委员会，由胡佛任主席。委员会于8月1日正式开始行动。同时，休斯敦和胡佛一起草拟行动计划。在早先的一次会议上，休斯敦拟出很多非法计谋，胡佛一再解释如今获取情报的手段已获得历史性进步，试图打消他对非法行径的热情。但休斯敦极不耐烦地说：“我们不是在说已死亡的过去，而是在说活生生的现在。”除去电子监控和秘密入户侦查之外，他还计划拆查信件，在学生和海外美国人中招募联邦调查局密探和中情局间谍。

　　身为律师，休斯敦明知入户搜查和他所谓的“邮件覆盖”都是重罪，但仍一意孤行。他写道：“这种手段明显违法，会构成盗窃罪；风险也很大，一经暴露会让调查人员十分难堪。但这也是最富有成效的手段，能获取任何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情报。”他坚称这种方式“利大于弊”。胡佛仍不为所动，在评注休斯敦的报告时，他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主席，甚至想退出委员会。休斯敦深感难堪。在7月初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他这样评论胡佛的看法：“他的观点大都前后矛盾且琐碎无聊，老是担心一旦暴露，情报部门（也就是他自己）会多尴尬。”7月23日，尼克松签署了休斯敦起草的“决议备忘录”，批准了他的行动计划。胡佛得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和总统商谈后，尼克松便将整件事搁置下来。痛苦不堪的休斯敦当年秋天辞职回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当起了执业律师。他的情报工作由白宫新人、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恩三世接替。

　　次年春天，《纽约时报》再次刊登国防部新的机密信息。尼克松就此断定政府已守不住秘密，是绕开胡佛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为此创建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任务是“防止机密泄露并调查其他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事务”。

　　美国20世纪最大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的涉案人当时还互不相识，但他们已陆续辞掉了政府工作，可接受新任务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是个阴谋家，拒绝让他出任副站长，从此亨特的中情局生涯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发生时，他已离开中情局。4个月后，小詹姆斯·麦科德从中情局辞职；8个月后，乔治·戈登·利迪被财政部解雇，原因是在美国步枪协会的集会上，他未经批准便发表言论支持私人享有枪支所有权。

　　戴维·扬是基辛格麾下的一名32岁的律师，他将行政大楼地下室的16号房间开辟为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纽约时报》上有一则简短新闻透露，扬及其同事小埃吉尔·克罗正处理机密被泄露的相关事宜。扬的一个亲戚看到报道后对他说：“你可是在白宫处理泄密事件啊，你祖父定会为以你为荣，他就是个专堵漏洞的水管工呢。”于是，戴维在新办公室门上贴了块牌子：“水管工——扬先生”。

　　1970年是个非大选年。按默里·乔蒂纳（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个竞选总顾问）定下的规矩，当年的中期选举由共和党负责。这条规矩很简单，即美国人民是出于反对某个候选人而非支持某人而投票。按乔蒂纳所言，总统竞选人不必过于看重己方纲领，但务必曝光对手不光彩的往事、理念、习惯及私生活；若找不到把柄，就编造一些。这个策略就是总统批评家口中的“老兄尼克松”，当年秋天共和党的战略便是把所有共和党的潜在对手都变成“老兄尼克松”。这将是首个耗资上亿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的急先锋则是被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为“能量源阿格纽”的副总统。

　　共和党显然还需某种支持。去年11月，盖洛普调查显示尼克松的民意支持率达68%，但由于通货膨胀越发严重、柬埔寨事件、卡利事件和与日俱增的失业人数，他的支持率已开始下降。年初，尼克松曾告诉共和党领袖，失业率若上升到5.5%，共和党11月的竞选将失败。未到年末，失业率就已超过5.8%达到了6%。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展顺利，3月签订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但这些成就和政府税收分享计划并未博得选民多大的好感，福利改革计划也没受到很大支持。尼克松保留学童“就近入学”、不用汽车接送的承诺在南方广受好评，但却让北方的黑人怒不可遏。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黑人的票源越发举足轻重。到11月，美国将有13名黑人国会议员、81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名黑人州议员和1 567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副总统阿格纽被白宫视作按乔蒂纳指导而竞选的头号种子。出任副总统的首年，他在讲坛上非常活跃，共发表了77次大型演讲，在其众多的听众中广受好评。1970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阿格纽名列全美最受尊敬人士第3位，仅次于尼克松和葛培理。不过明尼苏达大学的11位教授呼吁他别再“把温和派变成极端分子”；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说他是“毁灭性的分裂势力”；共和党成员弗兰西斯·萨金特州长说马萨诸塞州不欢迎他。但大学教授和麦戈文被视为政府的天然仇敌，而马萨诸塞州的居民中有30万学生，这个州自然被视作更具自由派作风的。不管怎样，尼克松就职演说时呼吁国民“停止大吵大闹”，阿格纽便是第一批对此表示蔑视的政府成员之一，“我愿意在喧闹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为此提高嗓门都行。”美国中产阶级很欣赏他那精心设计的浮夸辞令：

　　有的报社处理垃圾的方式是出版。

　　询问参议员富布赖特的外交意见就像让波士顿的扼颈杀人者给你做颈部按摩。

　　若表达异议会分化美国人民，我斗胆说一句，现在就是积极分化的大好时机。

　　暴力只会助长更多暴力行径，长时间的暴力终会带来暴力反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是那虚情假意、自讨苦吃的精明——莫名地害怕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担心爱国、诚实、美德和勤勉是不对的。

　　1970年秋在32个州进行巡回演讲时，阿格纽走过了32 000英里。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记者会上，他号召选民抵制“激进自由主义者”一般的民主党，从而为自己的竞选奠定了基调。随后，他把“激进自由主义者”压缩为“激自派”，说这种人每次都一定会“投票反对法律与秩序，反对代议制社会的利益，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他并非一味支持党内成员（“我不得不把一位竞选的共和党人归为上述类别，那就是纽约州参议员古德尔”），但他毫无例外地谴责对手党的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放纵随意，习惯迁就暴徒、迎合不法分子。”在两位总统发言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的润色之下，阿格纽冗长乏味的言谈变得生动起来。他谴责鸽派参议员是“叛徒议员”和“被放纵的奇才”，所有民主党候选人则是“否定一切的牢骚满腹的大人物”“懦弱的墙头草”“踌躇不前的代言人”“遁世的左派”，迎合“愚蠢虚妄智识主义热潮”的“病入膏肓、歇斯底里的臆想症患者”。他尤其喜欢在空洞浮夸的言辞中使用隐喻和头韵，“我不需要靠鬼把戏表达观点，我只是陈述事实。”

　　在造访美国22个州，踏遍17 240英里，为期23天的竞选演说中，尼克松与阿格纽遥相呼应，语气颇为相似，并且进行了反攻。尼克松亦没有辩解，没有描绘宏伟的目标，也没有提出任何理念，那些都有悖乔蒂纳的原则。他转而攻击学生、迷幻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暴徒、逃兵役的人、烧毁国旗的人、同性恋、罪犯、滥交和色情作品，把这些都和民主党联系起来。选举前一天，共和党在电视上重播了总统的一次尖刻的演讲，由此引发了最戏剧性的一幕。上星期四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游行人群用鸡蛋、石头猛砸总统豪车的窗户和车门。一个在场助理事后说：“你真该看看他们的脸，充满了仇恨，这真是把总统打击到了。”《时代周刊》说这一插曲“受到所有相关部门和可能的相关部门的一致谴责”。尽管如此，事后在菲尼克斯演讲时，总统似乎将此事归咎于所有批判他的人。他承诺：“任何暴徒都不能阻止我外出与美国人民交流。”这暗指民主党对他横加阻拦。谈及反对者，他说：“他们并非浪漫派革命者，他们和荼毒好人的暴徒、无赖相差无几。”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的新政策需要全新且强硬的法律。要和犯罪势力斗争，法律就得赋予和平力量新权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演讲惹人厌烦，浮皮潦草甚至语无伦次，演讲持续了15分钟。随后的15分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派做答辩。马斯基的讲话冷静、慎重，也极具毁灭力量。对于尼克松和阿格纽中伤民主党背信弃义，马斯基说：“那是谎言，全美国人民都知道那是个谎言……世上只有两种政治……恐惧和信任。一边说，你被危险包围了……另一边则说，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但人的意志可将它改变……所以，明天为民主党投上一票，就是投上信任的一票……表示对同胞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认为，人人都信奉法律与秩序；民主党已经投票支持政府的一系列犯罪管理法案。但种族纷争、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办？民族团结又该如何？他说：“有人利用公众难题谋取党派私利，他们不但没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只有空洞的威胁与恶意中伤。”他呼吁选民团结一致批判这类人。

　　选民们正是这样做的。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席增加了12个，将两党差距扩大至255对180席。共和党原本占据了32个州长职位，民主党18个，但现在共和党失去了11个职位，以21对29落后。与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平均领先3%。竞选初期，共和党还希望获得8个参议院席位，重新掌权。当时看来或许有希望，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没有把握的席位是共和党的两倍。在选情明朗后，共和党只得到两席，其中一席有无价值尚待观察。在康涅狄格州，小洛厄尔·韦克（开明派共和党人）取代了托马斯·多德（保守派民主党人）。

　　为了尽可能让结局不那么难看，尼克松声称共和党获得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败于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败于马里兰州、查尔斯·古德尔败于纽约州。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仅以39%的选票在三人竞选中胜出。但由于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取胜、约翰·腾尼胜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乔治·布什（曾获当局鼎力支持）败于得克萨斯州，这些让尼克松所谓的“胜利”基本全部被抵消。最让尼克松政府沮丧的是1972年大选前的噩兆。除去田纳西州，共和党所看重的南部政策一无所获，还丢掉了几个关键的州议员席位。在新泽西、威斯康星、北达科他、佛罗里达、内华达和新墨西哥这些州，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特别政策也宣告失败。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镇——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尼克松团队也遭到惨败。

　　共和党里彭协会主席说这是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谈及尼克松的解释，他说：“尼克松越宣称在本党意识形态层面占优势，就越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当替罪羔羊。”选举结束后，共和党州长们在爱达荷太阳谷聚会时最常说的笑话便是，他们该在死亡谷会合。两年前，尼克松在印第安纳州得到最大差额的多数票，但如今其州长却说那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新墨西哥州州长警告共和党：“选举失败的原因是策略过于消极。”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1970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威信降到最低点。”事实上，情况越发糟糕。当年冬季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从56%降至51%，再降至49%；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马斯基领先尼克松3%，随后几个月两人的差距增至5%，再到8%（马斯基以47%比39%领先）；《新闻周刊》说尼克松仅能完成一个总统任期的可能性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和他的主要政治顾问们在比斯坎湾进行事后分析。一个顾问说偏好运动术语的尼克松称这次聚会为“比赛计划审查”。极其郁闷的米切尔说总统表现得好像在“竞选警长”一样。大家一致认同此后两年再不能上演如此惨剧。从此刻起，总统必须表现出远离党派政治，尽好总统本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将由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接任，多尔是共和党坚定的拥护者，主张采取强硬路线。

　　但那还不是这次会上最重要的决定。正如一名与会人士事后所言：“这是场激烈的攻坚战，我们可不放心把这项任务交给那群唯唯诺诺的老狐狸。”另一个人则说：“我们决定把党派政治踢出白宫，赶到对面去。”对面就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一栋钢铁玻璃结构的大楼，距白宫150码。1971年3月，独立的公民“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把那栋楼的二楼作为办公室。这个委员会里面家具全新，内部装潢时髦，铺着深橘黄色的地毯。约翰·米切尔从司法部辞职接管。之前，这里将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负责，小詹姆斯·麦科德出任安全主管，乔治·戈登·利迪担任顾问，这个委员会就是后来尽人皆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一致宣称的“克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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