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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冷战，好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裔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当日裔美国人被从家里赶出来、被监禁的时候，其他亚裔美国人，包括中国人、南亚人、菲律宾人和朝鲜人，因其母国是美国战时盟友或参与抗日而被被视为“好的亚洲人”。同时，种族主义在美国越来越被视为美国在与轴心国的战争中所做努力的损害。长达几十年排斥亚洲人的法律被废止，对于这些亚裔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好战”，为他们开启了参与美国经济、军事和社会的新机会。亚裔美国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冷战也改变了亚裔美国人的社区和生活。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稳固，亚洲成为美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个特殊关注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南越都成为美国在对抗社会主义的全球战争中的重要盟友，以及美式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光辉范例。美国人对亚洲和亚洲人的公共态度也变得温和了。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对抗引入了新的移民，如军人的新娘、被收养者和学生。他们来到美国象征着一种对国际主义、跨种族关系的新接纳，象征着美国的仁慈与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积极活动让他们成为美国关于种族的持续讨论的关键人物。随着苏联的宣传强调美国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抹黑美国的海外形象，美国人更严肃地专注于结束种族不平等的问题。成功的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民主的活样本而被赞扬，美国人积极地帮助他们在国内外散播这一信息。20世纪60年代时，一些克服过去困难而实现美国梦的亚裔美国人，被描绘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ies）。这一新形象为欢呼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亚裔美国人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即使是冷战有助于打开亚裔移民之门，并将亚裔美国人从美国最被看不起的少数民族之一转化为模范少数族裔，新被接纳进入美国社会的亚裔美国人，仍面临着持续的不平等，且处于弱势。

　　中国和华裔美国人在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时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裔美国社区以空前的示威活动支持母国，作为对愈演愈烈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回应。“拯救中国，拯救我们自己”成为响彻华裔美国社区的口号。旧金山的社团组织如中华会馆和中华战时救援协会（Chinese War Relief Association）在全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组织起300个华裔团体来筹集经费援助战争。在随后的8年里，战时救援协会通过挨家挨户的联系、游行、发售战争债券，以及所谓的“一碗米饭集会”，募集了2 000多万美元。1938年，仅在旧金山，就有超过20万人在中国城参加第一次“一碗米饭集会”。

　　随着对中国同情的增长，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国际形象都有显著提升。随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友，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华裔美国人志愿服役，购买战争债券，在造船厂和工厂工作，并以他们战时的行动来支持中国和美国。公众对他们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友好。正如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在1943年解释的：“突然，我们发现了中国人的圣洁品质。若非12月7日，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发现他们有多出色。”

　　影响美国人对在美华人印象的全国性媒体运动开始了，美国人开始发现在美华人的优点——他们兼备美国本身和国际化的思想。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消除几十年来关于华人无法同化、廉价劳动力、赌徒、妓女的刻板印象，重塑他们作为“遵纪守法、热爱和平、有礼貌地在我们中间安静地生活”的“中国朋友”的形象。一个游说团体为废除排华法而强调：“他们是良好市民，这是不用怀疑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需要抛弃他们长久以来将所有“东方人”一视同仁的习惯，取而代之的是将“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

　　1941年12月22日，《时代》和《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导读者如何区分他们新的中国“朋友”和日本敌人。《生活》上的文章附有照片。第一张照片上，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在镜头前谦逊地微笑。另一张是表情严肃的东条英机将军，他是负责袭击珍珠港的日本首相。这两张照片上都有手写的笔记标明关键特征和种族标准。比如说，中国人，有着“羊皮纸一样的黄色皮肤”，“鼻梁更高”，“脸型更长、更窄”，“缺少胡须”，并且“从不会脸颊发红”。相反，日本人“肤色土黄”，“塌鼻梁”，“有时脸颊发红”，“胡须浓”，并且“脸更宽、更短”。

　　《时代》对“如何区别你的朋友和日本人”讲得更详细。“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是矮个子……很少有胖的，经常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干瘦佝偻”，而中国人“则容易变胖”。中国人有更“温和、亲切、开放”的面部表情，而日本人“更积极、教条、傲慢”。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些华裔美国人会想办法帮助美国白人，以便让自己与日本人区分开来，而且他们也会在战时带着“我是中国人”的证章。

　　中国人民和华裔美国人成为“朋友”不只重塑了战时的中美关系，还树立了美国人新的种族态度——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谓的“种族自由主义”——努力为少数族群取消国家批准的歧视，并促进同化、融合、公民权利和平等的公民身份。种族自由主义的目标不只是改善美国少数族裔的生活，还要在国外传播一种美国民主的积极信息。这种国际与国内的共同进展为华裔美国人创造了一系列新机会。

　　战争首先显著改善了华裔美国人的国内前景。1.2万～1.5万华裔美国人（将近美国华裔成年男性的20%）战时在美国军队的各种部队服役。大部分在陆军，也有一些华裔美国人服务于飞虎队，这是一支为守护中国而建的美中空军秘密部队。甚至有两名女性华裔美国人是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的队员，在美国驾驶军用飞机。

　　战争经济也在造船厂和工厂创造了收入不菲的新工作，在那里华裔美国人可以挣得稳定的工资，并与其他族裔群体交往。仅在旧金山湾区就有6个主要的造船厂，自1942年开始，招工广告就出现在中国城的报纸上。旧金山湾区近10%的华裔美国人在战争期间就业于国防工业。在战时造船厂、工厂、医院病房和红十字会营地，华裔美国人女性构成一个尤为突出的群体。这些“山姆叔叔的中国女儿们”获得了媒体的注意，并使所有华裔美国人群体的爱国心得到凸显。季美璐（May Lew Gee）回忆说：“在军工厂工作，就是从事爱国的事业。”

　　服兵役、战时就业，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新接纳，使得第二次大战成为华裔美国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和归属感。华裔美国人老兵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改变。纽约老兵哈罗德·吕（Harold Lui）回忆说：“突然之间，我们也成了美国梦的一部分。”

　　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战时美中关系加强的最重要标志是1943年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或者说战时中国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妻子的友好访问。蒋夫人的访问从白宫开始，在那里她是总统罗斯福和他妻子埃莉诺的贵宾。第二天，她成为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讲的第一名普通公民和第二名女性。她巧妙地以共同的自由事业将美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蒋夫人的魅力让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为之倾倒，当她在国会的演讲结束时，全体听众“起立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随后两个月，她走遍全美，并同上千人谈话。蒋夫人的聪慧、美丽、魅力，以及战时合作的官方报告，代表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中国是现代的、有实力的，是与美国共同对抗日本的重要盟友。她在美国所受的欢迎也反映了美国对华裔美国人的进一步接受。宋美龄这名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毕业生和她的丈夫蒋介石一起成为1938年《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与夫人”，蒋夫人在中美两国都塑造了一个现代家庭妇女的理想形象。

　　蒋夫人成功的友好访问，激励了废除排华法的努力。1943年10月，总统罗斯福敦促国会废除排华法。总统宣称：“中国是我们的盟友，今天，我们同她并肩作战。”总统还认为，排华法是“一个历史错误”，“我们亏欠中国人……要从法规全书中抹除我们那些不合时宜的法律”。1943年12月17日，当总统签署《马格努森法》（Magnuson Act）——又称《废除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Repeal Act）——后，60年的排华走到了尽头。

　　排华法的废除，是中美新战时盟友的一个重要姿态象征。但其废除的后果非常复杂。中国移民被置于移民配额法中的“其他移民”，每年只有105名中国人被允许进入美国，只是其他盟国配额中的一小部分。（美国公民和返回的居民，及其妻子、孩子，特定职业阶层人员和学生，还可以作为“非配额移民”进入美国。）然而，排华法的废除确实让中国移民拥有了归化资格。有些战争相关的措施也加快了华裔美国人作为军队一员的入籍速度。1945年和1947年的战时新娘法，允许军队成员携带他们的外国配偶和未成年孩子进入美国，这些人不占用这105个名额。

　　这些新的归化和移民机会极为重要。战后不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华裔女性进入美国；从1947到1950年间有近7 500人。加拿大的排华法也在1947年被废除，而华裔加拿大人的配偶和孩子也在以稳定的速度进入该国。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家庭团聚、定居和归化逐渐替代了旅居和跨国家庭。

　　日本袭击珍珠港和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菲律宾裔美国人有着相似的戏剧性影响。就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7个小时，日本军队入侵菲律宾。在巴丹半岛，美国军队和菲律宾军队耗费四个月的努力试图将日军击退，却徒劳无功。4月9日，巴丹半岛被日本占领，但是和美国部队并肩作战的“战斗的菲律宾人”的形象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巴丹半岛成为以自由和民主之名的种族间手足情谊与牺牲精神的代表，而勇敢的菲律宾战士同美国部队并肩作战的故事，有助于将菲律宾裔美国人的形象从消极的“棕色小兄弟”转变为同美国共享事业的忠诚且勇敢的盟友。正如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所解释的，在巴丹半岛的战斗“是两个种族互相尊敬的杰出例子。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并肩作战，并赞扬彼此的英雄气概和勇气”。

　　图36.中国的第一夫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美国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白宫的草坪上，华盛顿特区，1943年，摄于宋美龄友好访问期间。

　　就在华裔美国人因蒋介石夫人访美而提升地位的同时，菲律宾人也同样从道格拉斯·麦克亚瑟（General MacArthur）的副官卡洛斯·P. 罗慕洛（Carlos P. Romulo）的访问庆祝中获益。1944年4月，罗慕洛在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两周年纪念日时，对斯托克顿市的菲律宾社区进行了官方访问。他的演讲重复了当时美国和菲律宾人们已经熟悉的国际兄弟情义的主题。将发生在巴丹半岛上的事与可能发生在斯托克顿市的事联系起来，罗慕洛呼吁美国白人在美国对菲律宾裔美国人给予同样的接纳。他告诉群众：“将他们放在心里，就像170万菲律宾人将7 000名为你我、为巴丹半岛自由而战的美国士兵放在心里一样。请不要歧视他们。当你在街上与他们相遇时请报以微笑。”

　　公众对菲律宾人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对他们“充斥”着种族仇恨，在这之后，作家曼纽尔·拜肯评论道：“在有轨电车上我不再觉得自己置身于敌人之中。”但是他也注意到：“我们菲律宾人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是美国人改变了对我们的认知。”

　　菲律宾裔美国人通过服兵役向菲律宾和美国展示他们的爱国之情。因为担心家人和朋友在菲律宾的日本控制区，渴望保卫祖国，数千名菲律宾人涌向美国征兵办公室。然而，他们发现即使作为美国国民，他们也没有资格服务于美国军队，所以只能离开。菲律宾人提出抗议，而罗斯福通过修改征兵法作为回应。1942年2月19日——巧的是这也是总统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允许大规模迁移和监禁日裔美国人的同一天——第一菲律宾步兵团和第二菲律宾步兵团成立。在加利福尼亚州1.6万菲律宾人进行首次征兵登记，占该州菲律宾人总人口的40%。超过7 000名菲律宾人最终加入两个菲律宾步兵团，并以多种方式为战争做贡献，包括在敌后展开行动，破坏日本通信和提供军事情报。

　　就像华裔美国人一样，菲律宾裔美国人也利用新的机会，如就业、公民身份、移民、财产和住房。斯托克顿——已是美国最大的菲律宾裔社区之一——成为西海岸最大的船只建造和军火制造中心之一。菲律宾裔美国人放弃农业领域以获得新的、收入更好的工厂工作。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造船厂和国防设备提供商如洛克希德（Lockheed）、道格拉斯（Douglas）和沃特（Vultee），也向菲律宾人敞开大门。菲律宾农民、男家仆和餐厅服务员成为了焊接工、技术人员和装配工人。其他经济机会也向他们开放。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长重新解释了该州的土地法，允许菲律宾人租赁土地，而且他们被鼓励持有之前被监禁的日裔美国人拥有的财产。

　　1946年7月2日，总统杜鲁门签署《露西-塞勒法》（Luce-Celler Act），赋予菲律宾人成为归化公民的权利，并提升每年的菲律宾移民配额至100人。两天后，美国官方承认菲律宾的独立。虽然年度移民配额有名无实。但是其他法律，如战争新娘法，允许美国军人的外国出生的妻子进入美国而不受移民配额所限。在美国海军和陆军服役的菲律宾士兵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退伍军人法（GI Bill）的帮助下，他们有将直系亲属如配偶、父母和孩子带来美国而不计入移民配额的权利。从1946年至1965年间，超过3.9万名菲律宾人移民美国，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女性。终于，经过多年的分离，菲律宾人家庭得以在美国团聚，而菲律宾裔美国人也更加坚定地扎根于美国。社会学家R. T. 菲利亚（R. T. Feria）在1946年说：“太平洋海岸历史上，作为一名菲律宾人不再是负担，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朝鲜裔美国人来说，改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在珍珠港被袭当天，白广善在加利福尼亚州惠提尔（Whittier）的一家杂货店停下来购买一些东西。当她进入商店时，一屋子的人带着仇恨的表情盯着她。根据白广善的回忆，有一个男人说：“现在这里有一个该死的日本人。”这家杂货店的主人汉娜·尼克松（Hannah Nixon）夫人，即后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母亲为她进行了辩护。她跟那些人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丢人，你们认识白广善小姐很多年了。你们知道她不是日本人，而且即使她是，她也不应为在珍珠港发生的事而受到责备。”白广善被错认的经历反映了战时其他朝鲜裔美国人的经历。

　　几十年来，朝鲜裔美国人都在努力抵抗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虽然美国的官员意识到、甚至同情这些斗争，但美国政府还认为朝鲜是日本的附属国。当美国国会颁布1940年外侨登记法时，朝鲜人的地位甚至变得更加脆弱。这是一个为更好地控制来自轴心国的侨民而设计的国家安全措施，它强化了现存法律关于准入和驱逐外国人的政策。它还要求所有在美外国人提供指纹。1942年2月，一篇发表在《朝鲜国家太平洋先驱周报》（Korean National Herald-Pacific Weekly）上的社论总结了朝鲜裔美国人令人烦恼的境况：“由于美国人认为他是日本国民，而导致朝鲜人进退维谷，这种真实身份的不公正使朝鲜人非常不满。”

　　考虑到朝鲜人在美国的不确定情况，朝鲜民族主义领袖如韩吉洙（Kilsoo Haan）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以允许朝鲜人作为朝鲜人而不是日本国民进行登记。韩对政府官方解释说：“朝鲜人是一个不情愿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统治的民族。我们对美国忠诚，而且在这样严重的全国紧急状态下随时愿意为争取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这些努力的一个成果是，外国人登记处的负责人允许朝鲜人登记为朝鲜人，而移民与归化局为在美朝鲜人所颁发的身份证件，也证明他们的朝鲜人身份。

　　但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情形发生了改变。所有在美国的日裔外国人都成了外国敌人，财政部冻结了所有日本国民的金融资产。在颁布这些措施时，政府没有将朝鲜人同日本人区分开来。因此，朝鲜人发现自己被归为是敌对的外国人，而且承受了很多强加给日裔外国人同样的限制。这样的分类实实在在地激怒了朝鲜人。“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朝鲜人更恨日本人的人吗？”《朝鲜国家太平洋先驱周报》的编辑如是问道。暴力和仇恨犯罪也在增加。白广善回忆朝鲜人不敢在夜间出门。“很多人甚至在白天也会被打。他们的车被砸，车轮胎被划……很多人（行凶者）把所有的东方人都当作日本人……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困难的时期。”

　　这些政策和罪行的结果是毁灭性的。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朝鲜人无法再使用他们的银行账号，事业和生计处于危难之中。朝鲜民族主义组织与领袖再次推进他们的事业。日本袭击珍珠港9天后，美国的朝鲜联合委员会主席李元淳（Won Soon Lee）写信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以着重声明他们作为朝鲜人的独特地位，而不是日本人。李解释说，“地方当局将我们纳入日本人”，但是“我们是在日本入侵朝鲜很久以前就来到夏威夷的忠诚公民。我们从没有屈服于日本的权威”。李问道，美国司法部在外来人口登记中，把朝鲜人登记为朝鲜人是否仍然有效？“我们急于在您的指挥下为美国服务。我们坚信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的人们会取得胜利。”它部分地显示了美国的爱国主义具有——如菲律宾裔和华裔美国人一样的——反日倾向。领袖们如韩吉洙声明，在夏威夷的日本人具有第五纵队般的威胁，他借合唱队宣扬自己的声音，呼吁将日本人强制驱逐出西海岸。

　　作为这些游说的结果之一，政府解冻了所有在美朝鲜人的金融财产。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周至几个月里，朝鲜裔美国人还是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当大部分朝鲜裔美国人因1942年2月开始的外国人登记法而被允许登记为朝鲜人时，在夏威夷的朝鲜人仍被当作敌对的外国人，直至1944年末夏威夷的戒严令取消。

　　朝鲜人加倍努力向美国证明他们的忠诚，并竭力为战争做出贡献。很多人都相信美国对日本的战争最终会带来朝鲜的独立。他们满腔热情地组织推动战争债券的工作。一小队经过挑选的朝鲜裔美国人，在美国军队服役。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被迫在学校里学习日语，在美国的朝鲜人现在利用他们珍贵的技能来当日语老师和翻译，并在日本占领的亚洲做间谍和宣传工作。在洛杉矶，这座城市五分之一的朝鲜人加入了加利福尼亚国民警卫队，并被编为一个朝鲜小分队，称作“猛虎队”（Tiger Brigade）。

　　就像华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着朝鲜裔美国人有机会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同时提升朝鲜人在美国的地位和权利。1944年，夏威夷地方代表约瑟夫·R.法林顿（Joseph R.Farrington）向国会提交一份法案，要求给予朝鲜人移民和归化的权利。尽管这份法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朝鲜人仍为之感到兴奋，这份努力是对他们“40年来为自由奋斗”和改变在美朝鲜人地位的认可。在战争结束时，朝鲜人的命运也已注定，但这不是朝鲜民族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命运。替代朝鲜独立的是，美国提出一项政策，朝鲜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能独立。战争末期，多边托管计划就已经确立，不过到那时，朝鲜就已成为美苏之间卷入冷战争斗的牺牲品。1948年，朝鲜半岛依据三八线一分为二，其结果便是南北两个独立国家的建立，这就为朝鲜战争埋下了祸根。

　　战争期间，美国对南亚移民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南亚人在美国游说政客修订移民法，并为印度独立提供支持。另外，印度也在战争中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印度军队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在中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进军。1946年的《露西—塞勒法》允许南亚人在已有的配额内申请进入美国。他们也可归化为美国公民。然而，自1947年脱离英国获得独立之后，印度的配额只有每年100人，南亚移民仍然非常有限。到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制定全面的移民政策前，这一数字并无多少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改变影响深远。1945年，日本成为废墟，而美国开始了对前敌国长达七年的占领。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扩散的同时，欧洲列强如法国和英国也开始从这一区域撤离。美国和苏联为其争夺全球影响力而开展的冷战马上进入这一地区。美国希望这些去殖民化的亚洲国家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资本主义和民主，而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一切皆不确定，风险也很高。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让美国的警戒心提到最高。

　　美国将其注意力转为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和加大经济援助力度而控制社会主义蔓延，从亚洲的北部朝鲜一直到中国台湾、菲律宾，直到东南亚和南亚。在这种紧张的时期，美国拒绝任何帝国主义意图的苗头，而是坚持美国和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而接受美国的善意引领和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对它们都是有益的。冷战和学者克里斯蒂娜·卡莱茵所称的美国“冷战东方主义”（Cold War Orientalism）不仅仅塑造了美国同亚洲的关系，也导致新形式的亚洲移民和美国接纳亚裔美国人的新方式。

　　战后美国对亚洲的干预始于日本。从1945年到1952年间，由同盟国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的占领军，实施的遍及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改变了日本。到占领结束时，日本已经解除武装，实现了民主化和经济复苏。政治家、记者和电影制片人帮助宣传新日本的光辉形象：邪恶的敌人已经被美国的“艺妓盟友”所取代。正如历史学家涩泽尚子（Naoko Shibusawa）所解释的，一个女性化、年轻的国家需要美国的善意指导。在美国的占领结束时，日本已经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是有效抵抗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不断增长的威胁的堡垒。

　　美国领导的联盟占领，还给日本带来了40万～60万美国士兵。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娶了日本女人，从1947年到1975年，近6.7万名日本妇女作为服役人员的妻子进入美国。近一半（3万人）是在对日本占领的最高峰，即从1947年到整个20世纪50年代进入美国。这些战时新娘构成战后日本移民的主体。

　　她们是一个多样性的群体。一些人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些则是来自工薪家庭。她们来自日本各地，包括乡村和大城市。所有人都经受了由战争带来的大规模生命损失、巨大的破坏和大范围流离失所的苦难。伴随着如此多的男人进入军队并丧生在战场，日本的女人开始工作以在战时和战后支撑其家庭。美国的占领创造了这些女人渴望的新职业。她们作为会计、销售员或服务员工作于军事基地，或是在很多餐厅和酒吧服务于美国军队。三好·法罗（Miyoshi Farrow）的战时和战后经历具有普遍意义。“我在大阪上学。当我15岁时［我们的房子在战时］被炸，因此我们不得不搬到神户。在神户我住了一段时间并完成学业，接着［我们的房子］又被烧了。我们不得不再次搬走。”当战争结束，美国占领日本时她18岁。她在一个舞厅得到了为美国军人服务的工作，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一个美国上校注意到年轻的她，并为她提供一份在军事政府办公室的工作，带她离开舞厅。在那里，她最终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美国军人。

　　这些日本女人和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结婚。对于一些女人来说，与一个美国人结婚意味着经济上的安全。另一些人则被美国军队和日本其他美国员工传播的关于美国的积极印象所影响。美国军人意味着美国的力量与财富，同日本的战败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流行文化也代表着美国时尚和文化对自由与现代的渴望。

　　然而，对这些跨种族和跨国婚姻，太平洋两岸都是反对的。在被占领的日本，日本女人和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日本战败和丢脸的象征。日本家庭通常反对这种婚姻，甚至要和女儿脱离关系。在美国，日本女性移民以及她们进入美国白人社会也引发了不安的情绪。军队会劝阻跨种族婚姻，而且很多州仍禁止白人与非白人结婚。此外，在来自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战时新娘可以在战后进入美国时，1924年移民法还对所有日本移民进行种族限制，日裔的妻子们也因此被禁止入美。一个日裔美国公民联盟领导的运动推动美国政府解除在跨国婚姻上的种族禁令，1947年后美国开始允许日裔军人新娘入境。但她们在1952年之前一直无法成为美国公民。

　　据历史学家中村真子（Masako Nakamura）的研究，自从她们的移民问题得到解决，找出如何同化这些来自前敌国的女人成了“在美国和日本的美国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日本的美国红十字会新娘学校和美国社会服务机构的监督下，战时新娘们被指导如何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和好的美国公民。课程包括美国历史、公民身份、宗教、化妆打扮、家务、家庭护理和儿童看护。教科书指引她们如何阅读，如何做家务，以及如何与她们的丈夫互动。她们被告知：“理想的妻子在任何时候都展示最好的……是一个好的家庭主妇、母亲和她丈夫的好伴侣。”她需要对其丈夫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但是她永远不能“犯告诉他该做什么这种错误”。其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创造并维持一个体面的美国家庭，紧贴主流的性别角色，就是很好地践行了美国公民身份。通过这些方式，日本战时新娘们被作为代表和谐美日关系的模范少数族裔新娘而得到支持，她们代表着美国想要在国内推进种族和谐和家庭幸福的意图。

　　图37.户口千代子和查尔斯·斯沃茨的结婚照。

　　但是，很多在美国的日本战时新娘的生活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积极形象。她们被从家庭中割离，在新家庭中也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外人。1966年，户口千代子同她的丈夫查尔斯·斯沃茨（Charles Swartz），以及他们的女儿离开了在冲绳的家。她在准备永远离开家乡时，心中充满了焦虑与恐惧。在少数她可以带走的行李中，千代子带了一套和服，少量照片，还有一本日语育儿书。当他们抵达美国，斯沃茨一家被投以异样的眼光，甚至不断被反日情绪所惊扰。就在千代子在新土地上的一群陌生人中间抚养孩子长大时，她变得依赖从家里带来的日语育儿书。这本书用日语提供具体的建议和家庭救济方法，成了舒适感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一种信息来源。斯沃茨一家最终在洛杉矶定居下来，在那里，千代子在其英语课上结交新朋友，并参加日裔美国人教堂和当地的冲绳人俱乐部。她从家带来的纪念品，包括日语的育儿书，是她一生的重要财富和珍贵的家庭纪念品。

　　朝鲜是战后美国势力扩张的另一个据点。随着日本在1945年战败，朝鲜结束了被日本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当朝鲜内战爆发，新政府表现出倾向社会主义时，美国实施了其冷战中的遏制政策，军事卷入并占领了后来所谓的韩国。随着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社会主义北朝鲜，朝鲜战争一直拖到1953年，以朝鲜分裂而告终。韩国自战争开始以来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对它的经济救援和军事保护。这场战争也将无数朝鲜人变为难民，导致很多人到国外寻求安全。

　　一些人来到美国，特别是两个新的移民团体：被收养者与军人的新娘（后者也代表着朝鲜战争后美国对韩国长期持续军事干预的结果）。自1945年后，军队开始被定期派到韩国以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一些韩国妇女和美国军人的关系——有时始于建立在美军基地附近的“营镇”，由美军支持管理的卖淫和其他非法生意的场所——最终修成正果，走进婚姻的殿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美国士兵和商品在韩国无处不在时，赵宋宜（Cho Soonyi）还是个年轻的女孩。她记得，士兵们开始“控制一切”。很快国内就有了美国商品，而且更多的士兵带来了特有的美国文化。美国看起来那么现代化、强大和富裕，同后殖民地时代韩国所面临的种种挣扎形成鲜明对比。赵确信美国的生活要比韩国好。她记得：“我的梦想就是……离开韩国……这就是我的期望。”但是唯一能去美国的办法就是通过婚姻。她最终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成为马伦（Mullen）太太。1951年，她在21岁时来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像赵一样，近10万名韩国女性移民在1950—1989年来到美国。她们是1945—1965年最大的韩国移民群体。一旦她们来到美国，常常会在随后数年间资助自己的家庭成员也来到美国，自1965年以来，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大约所有韩国移民人数中的40%～50%。韩国军人新娘移民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顶峰，大约每年有约4 000名女性进入美国。这与同时期席卷韩国的“美国热”（American fever）并非巧合。正如历史学家尹智妍（Ji-Yeon Yuh）所解释的，美国在韩国的无处不在和关于“美国的东西比韩国东西好得多”的强烈信念，激发了韩国人“移民去美国的渴望”。

　　跨种族和跨国收养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冷战时期与韩国的关系。自1953年起，美国从韩国收养了超过11万个孩子。最初一批被收养者是美国军人的混血儿。其中也有韩国的“战争孤儿”和被美国士兵或其扩散家庭收养的军事“幸运儿”。其他孩子都是通过孤儿院收养的。通过美国媒体广泛的正面报道，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韩国儿童大部分被美国白人夫妇所收养，其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增加。跨国和跨种族收养韩国儿童，成为韩国全国的习俗和美国一个著名的人道主义项目，开启了历史学家凯瑟琳·乔伊（Catherine Choy）所称的“构建全球化家庭”，即产生跨种族与跨国界的家庭成员。

　　纪录片导演迪恩·波塞·林（Deann Borshay Liem）就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代被收养的韩国人之一。她出生于1957年，于1966年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成为阿诺德（Arnold）·波塞和爱维安（Alveen）·波塞的养女。爱维安解释说，他们夫妻被电视里报道的韩国“上千名生活艰难的儿童”所感动，想要以某种方式尽绵薄之力。于是他们开始寄钱资助一个名叫常俊河（Cha Jung Hee）的小女孩，根据慈善机构的描述，她是一名失去双亲的8岁小姑娘。随着她们联系的增多，波塞夫妇决定收养她。然而，就像大部分其他在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人道主义“孤儿收养”运动中被收养的孤儿一样，常俊河的父母并没有死，而她的父亲在她被送到美国收养之前便在中介机构里找到了她。

　　中介机构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收养继续下去，因此用迪恩——她的韩语出生名是姜玉珍——代替常俊河的位置。跟常俊河一样，姜玉珍也不是一名孤儿。她出生的家庭在为生计而挣扎时，把她暂时放在孤儿院里。他们的意思是，当家庭情况稳定下来后再把她接回家，但是在这之前她就被送去了美国。因此，8岁的姜玉珍被带离孤儿院，登上飞机，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州，成为迪恩·波塞。“我被赋予了不属于我的历史和身份。”她解释说。波塞一家将孤儿院告诉他们的再转告迪恩：她的妈妈在生产时去世，爸爸在朝鲜战争中阵亡。这样的信息并不符合迪恩关于还生活在韩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朦胧记忆。但是她学会把他们只当作梦境。随着时间流逝，甚至这些梦境都随着她在新的收养家庭照顾下，作为完全美国女孩的身份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模糊。作为一个成年人，波塞·林直面这些记忆并踏上旅程，寻找自己身份的真相。在长时间找寻之后，她终于得以和其韩国妈妈、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大家庭重聚，并将她的养父母介绍给她的出生家庭。她也终于明白生母把她放在孤儿院的决定是“部分由于一段艰难求生的生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约有20万名韩国儿童被跨国收养到世界各地。

　　基于“二战”期间及“二战”之后排斥亚洲人法律的废除，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了另一个亚洲人移民北美模式的重要转变。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使美国实施对掌握有用科技的外国学生和专家的高额奖金。政府资助的计划招募军事科技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而20世纪50年代逐渐出台的移民与难民法，吸引了几千名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加入一个由5 000名中国学生组成的小团体，这些学生自1949年后便在美国求生。

　　这些新移民里有一个人是田长林（音）。他1935年出生于武汉，来自一个富裕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但是当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和家人加入离开中国大陆的人当中，在台湾寻求避难，生活非常艰难。田长林的父母和他们的10个孩子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睡在地铺上。当田长林从大学毕业后，他申请了美国240所学校，希望能够赢得一项奖学金。他的时机刚好。美国正在寻找高技术人才和科学领域的学生。田长林从路易斯维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位后，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成为一名机械工程教授，随后又成为第一个领导一所重点研究型大学的亚裔美国人。

　　冷战所激起的交流访问计划也使少量的菲律宾护士精英来到美国，在获取技能的同时，还能获得关于美国及其价值观的第一手信息。她们奠定了1965年后大量菲律宾护士移民的基础。对于这些冷战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美国的人道主义接受了他们，而他们在美国成功地融合也有利于当时在美国传播的新的、积极的亚裔美国人形象。

　　“二战”至1965年期间进入美国的日本和韩国的战时新娘、韩国被收养者，以及中国和菲律宾的专家和学生，标志着亚洲人移民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排斥亚洲人的时代已经终结，但是大门还没有充分打开。1952年，美国通过的一项主要移民法，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转变。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又称《麦卡伦—沃尔特法》（McCarran-Walter Act）——保持了自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的国家配额体系。它对1924年的移民法的配额进行了细微调整，但是原有的对于北欧和西欧移民的倾向性得以保留。这一法律确实废除了排斥亚洲移民的措施，包括取消亚洲禁区（Asiatic Barred Zone）。它也将所有的亚洲人同其他移民者一样置于配额体系中。表面上，该法看似实现了对亚洲移民的平等对待，实际上仍然持续着一种歧视模式。每个亚洲国家只能分到最少的100个签证配额。但是配额是基于种族，而非国籍。这意味着无论这个人出生于世界哪个角落，也不管他具有哪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他只能依据自己亚洲国家的种族配额来移民。比如说，来自牙买加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都要计入全球华人的配额中。这导致亚裔移民仍维持在很低水平。这一法律反映着其冷战起源，还针对涉嫌颠覆者设立了严格的安全条款。

　　与这些保守的改变相反的是，该法也开始了一些自由化的改变。作为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先驱，它为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以及美国公民的亲属和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建立了一种具有“偏向性”的体制。同时，《麦卡伦—沃尔特法》最终废除了源自1790年归化法将种族作为归化公民身份的标准。就在中国人、菲律宾人、南亚人逐渐通过战时条款成为归化公民时，日本移民仍是一个被禁止归化的群体。当最终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时，很多第一代日本人先奔向了移民课堂，而后再去参加归化仪式。在这一法律颁布的同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宣告结束。两个事件同时表明此时日本移民已变成被接受的美国人，并且日本已经重建为美国的一个强大盟友，一个亚洲的资本主义中心，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军事基地。

　　就在美国增加在亚洲存在的同时，新的移民政策也将新的亚洲移民带来美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对美国亚裔移民的状况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努力同非西方国家建立信任和合作，并推广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优越。但是这些努力因苏联宣传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故事而受挫。苏联宣称，美国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相信，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威胁到了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和信誉。一种焕然一新的种族融合方式和新的公民权利，如结束隔离和通过重要的民权立法，将有助于带来改变。

　　图38.1952年后，日裔移民终于被允许成为归化的美国公民。第一代日裔美国移民归化仪式，1953年4月14日，华盛顿州西雅图。

　　亚裔美国人在影响这些改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人、南亚人和菲律宾人已在“二战”期间被重塑为“好的”亚洲人。20世纪40、50年代，华裔和日裔美国人庆祝彼此皆融入了美国社会主流，他们对特殊亚洲特征的保留及其与亚洲的联系，还有助于服务美国的外交利益。根据历史学家吴迪安（Ellen Wu）的研究，他们是“正在同化的他者”，是正在成为或有能力成为彻底的美国公民的人，尽管他们的种族不同。就在几十年前，他们的种族还被视为一种不利因素；现在他们被接纳了，甚至被作为美国在亚洲新角色的资产而受到礼遇。随着美国寻找积极的、无威胁的、不带帝国主义色彩的途径传播他们的反共信息，亚裔美国人成为连接美国和亚洲的桥梁，为美国成功的种族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因此，韩裔美国人奥林匹克金牌得主李善美（Sammy Lee），华裔美国人作家黄玉雪（Jade Snow Wong），和华裔美国人艺术家曾景文（Dong Kingman）在20世纪50年代被选进亚太地区的文化外交团，以传播积极友善的信息。

　　另一名亚裔美国人冷战大使是国会议员达利普·辛格·桑德（Dalip Singh Saund），他是首位进入美国国会的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印度富裕文盲家庭的儿子。桑德于1920年第一次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四年后他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分校时，桑德——已是一名热情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加入美国印度斯坦协会，并被选为主席。他激情四射的反英演讲引起了印度殖民政府的注意，因此其家人警示他返回印度可能并不安全。

　　桑德因种族原因而不能成为美国公民，也被排斥在大部分职业之外。他先是在一家水果罐头厂做领班，随后又进入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棉花农场。他最终转向农业，但就像其他亚裔移民，他也面对着如加利福尼亚外国人土地法的障碍，该法禁止“无法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拥有土地。这些经历让他在1942年帮助组织起美国印度协会（India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为结束美国移民与归化法中的歧视进行游说。

　　1949年成为归化公民之后，桑德开始涉足政界，并于1953年被选举为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地方法院的法官。1956年，他决定竞选加利福尼亚的第29区的国会议员，这一区域当时还包括里弗赛德（Riverside）和因皮里尔（Imperial）二县。尽管桑德是一名不太为人所知的政客，他和其捷克裔美国人妻子玛丽安（Marian），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挨家挨户争取选民，一个区、一个区地走访。他在竞选中尽最大努力地接触了很多因皮里尔的墨西哥裔、非裔美国人、日本和南亚农民，甚至“边境西班牙人”（border Spanish）。他的竞选要旨之一就是赞美美国的许诺。他告诉选民：“如果我被选进国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到印度说：‘这就是我，一个实践民主的鲜活例证。’”在选举之夜，他对大量聚集的支持他的群众又重复了这一要旨，他由衷地说：“看看，我是美国民主的鲜活证明。”

　　图39.美国众议员达利普·辛格·桑德，第一个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亚裔美国人，站在国会大厦前，1958年4月1日。

　　选举之后，桑德在国内外成为活跃的冷战分子。他就职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且很好地履行了他的竞选承诺，带着引人注目的外交使命去日本、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在海外传播他的亲美思想。这一时机十分敏感。美印关系正因为印度大力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变得紧张。美国本身也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军火与物资而卷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冲突。美国官员担忧印度的反美情绪会助长其对社会主义的支持。

　　在桑德的行程中，他试图缓和美印关系并为美国式民主撑腰打气。他有力地运用自己克服种族偏见并实现美国梦的例子，来赞扬类似美国的民主国家改变的力量。他尖锐地反问观众：“如果美国人对印度人有偏见，那么我是怎么通过美国人民的自由投票，并在最保守的加利福尼亚州成功当选的呢？”桑德并没有否认在美国存在邪恶的，特别是针对亚裔移民的种族主义。他这样告诉观众：“偏见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时期，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事情可以得到改变；人们确实会改变。”

　　美国媒体热情地报道他的亚洲之行，说他用自己的方式“逐城逐村地拜会印度本土群众”，并以“推销员”和“亲善大使”称呼他。据《时代》杂志报道，双语和自由结合的印度故事与比喻穿插在他的演讲中，“他的演讲无疑比在他之前的任何美国官方使者更加贴近成千上万的印度怀疑者们”。流行报刊如《星期六晚间邮报》（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以赞扬的语气描述多种族的桑德家庭是种族宽容、家庭幸福、有上进心和美国人爱国心的体现。1960年，桑德出版名为《来自印度的国会议员》（Congressman from India）的自传。桑德连续两次当选，直到1962年因身体健康欠佳而辞职。他于1973年逝世。

　　20世纪60年代后，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被卷入对正在进行的民权运动的回应。民权运动的重要收获——最突出的是1964年的民权法，从法律上废止了企业的种族隔离，禁止招聘中的性别歧视，还结束了在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1965年的选举法，则禁止在选举中的歧视——鼓励美国人相信：种族主义已经获得有效控制，现在已成为历史遗物。公众对系统性的变化和政府计划的态度开始变得摇摆不定，而这些正是民权领袖和其他人认为必须坚持对抗歧视，培育持久的平等所需要的。亚裔美国人作为模范少数族裔被提出来作为一个反例，让这些说法显得不可信。

　　与非裔美国人相比，亚裔美国人被认为用老式方法，通过努力工作和忍耐赢得了美式成功。他们不会像新来的好斗的非裔美国人一样在街上抗议，呼吁黑人权利。媒体称，亚裔美国人平静的成功，是证明所有人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美国梦的证据。比如说，社会学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1966年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中，赞扬日裔美国人的“卓越”表现，并建议其他族群也应该以他们为榜样。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公开表示，相比于非裔美国人，日裔和华裔美国人的进步是“相当惊人的”。同年随后另一篇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文章，将华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进行了更明确的比较。文章指出：“就在提议花费上亿美元以提高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境况时，国内的30万名华裔美国人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正在为此不断努力。”美国的“应许之地”对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福利支票”的少数族裔是可及的。

　　这些媒体的断言不无道理。华裔和日裔美国人也很乐意享有如归化、通婚和财产所有权等新自由。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全面地融入了社会主流。1960年比1940年有更多的华裔和日裔美国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员。然而，他们的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一般来说，即使他们受到的教育比美国白人要好，其收入水平也会低一层。以加利福尼亚为例，1960年，29%的日裔美国男性完成了至少一年的大学课程，白人的这一数字为24%。但日裔美国男性收入的中位数（4 388美元）较白人男性的（5 109美元）低。尽管有一部分人向社会上层流动，同白人相比，亚裔美国人仍然远未实现平等，仍受到住房、就业和社会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模范少数族裔的比喻也依赖一群被严格挑选出来的成功亚裔美国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在美国出生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华裔和日裔美国人——以代表所有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美国媒体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一直赞美华裔和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人成功的故事。根据1970年12月《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报道，这两个群体20余年前遭受的歧视减弱，而现在成功融进美国主流社会。《纽约时报》重点以J. 楚川（J. Chuan Chu）令人振奋的故事为例，来证明华裔美国人地位的显著提升。刚移民美国时，楚川因其“东方面孔”而到处遭受歧视。然而，在他移民美国20年之后，现在成了霍尼韦尔信息系统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的副总裁，也是一个美国人成功的突出案例。楚川解释说：“你是否是华裔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楚川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中国属性——和其他亚洲文化背景——对塑造和维护模范少数亚裔美国人的形象依然至关重要。回顾20世纪40、50年代，亚洲属性帮助完善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的同时，也持续支撑着他们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社会科学家和记者们认为，亚裔美国人尽管种族不同也能获得成功，应该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亚洲特性——家庭价值观，以及勤奋、节俭、道德、敬重权威和坚持不懈的传统价值观——完美地适应了美国的精英管理社会。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