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11.“极度的不公”：“二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

　　内田淑子被从家中迁离，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关进监狱，她在犹他州的托帕兹（Topaz）安置中心“荒凉的流放”中度过战争岁月。她的回忆录描述了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城市”里，在铁丝网后面“简陋、不完整、设施不足的营房”中的单调日子。沮丧和不满的情绪在曾经自豪和自立的人中蔓延。总共有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监禁在美国各地10个授权的战争安置营（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camps）中，其中包括来自夏威夷的1 100多人，以及出生在集中营的近6 000人。

　　在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后的几周内，美国政府开始采用一种委婉的提法，即“撤离”（evacuation）日裔美国人。1942年3月1日，德威特将军发布第一个官方公告，正式通知所有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将被从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的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迁移和驱逐。这些地区也实行宵禁，要求所有有日本血统的人在晚上8点到次日早上6点都待在家里。其他排斥令也随之而来。这些命令被张贴在禁止日裔美国人地区的建筑物、电话线杆、广告牌和其他交通繁忙之处。排斥令一旦下达，移民一般只有一周时间准备搬迁。他们只能带方便携带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发出了108份具有相同指令的排斥令。各家各户匆忙出售商店、农场、房屋、设备、家具、衣服和贵重物品，往往导致惨重的损失。菜农和果农面临着尤为严峻的形势。许多人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挣扎，他们刚刚开始用新设备和增加面积来扩大他们的业务。1942年是丰收的一年，但是由于搬迁令，他们不得不在收获一年劳动成果的季节之前离开。鹈野成子（Shigeko Uno）解释说：“我们几乎放弃了一切。”战前，她的一家人在华盛顿经营一个很赚钱的奶牛场。随着西雅图人口因战时工人和工业的增长而膨胀，生意也蒸蒸日上。在9066号行政命令发布后，他们努力寻找一个负责任的租户，以在他们被监禁期间照管农场，但没有找到。他们被迫关闭生意，出售设备和财产。几年后，她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我们血本无归地彻底关闭了奶牛场……事实上，我们永远也无法再恢复了。”根据1948年《日裔美国人撤离索赔法》（Japanese-American Evacuation Claims Act），日裔美国人总共提出了2.6万项索赔，总计1.48亿美元，但最后仅获赔3 700万美元。

　　11.2万名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感到焦虑、震惊和深深的失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可能对这种不公的刺痛感受最深。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阿特沃特（Atwater）13岁的汤姆·赤石（Tom Akashi），想知道为什么德国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可以留下，而日本裔美国人却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不停地想：“天哪，我的权利在哪里？在我身上发生着什么？尽管我很年轻，但我对所有这些事情印象深刻，这是不对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得离开。”

　　在指定的“撤离”日，所有特定区域内有日本血统的人被勒令在中心地点集合，并由武装士兵看守。每个人都戴着美国政府发的标签。莫妮卡·曾根（Monica Sone）描述了她的哥哥如何从强制登记处返回，并带回20个编号为10710的标签，挂在他们的外套和行李上。这些标签代表着曾根一家即将遭受的第一次侮辱。曾根写道：“从那以后，我们被称为10710号家庭。”

　　一旦集合完毕，日裔美国人“撤离者”就被运送到16个仓促搭建的“安置中心”。这些安置中心由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和亚利桑那州的战时民政管理部门（Wartime Civil Control Administration）建立，以实现战争安置部门（War Relocation Authority）要求实施大规模强制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迁移的计划。这些所谓的新“住宅”通常是匆忙翻新的露天市场或跑道，在那里，居民被关在以前的动物棚和营房里。带刺的铁丝网和看守塔包围了各个中心。里面的条件之差令人震惊。所有家庭都住在不超过36平方米的房间里，彼此之间仅用轻薄的隔板隔开，毫无隐私可言。居民被迫用袋子和稻草制作床垫。用餐设施和浴室都是公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不足。食物质量差，且非常单调。例如，德重静子（Shizuko Tokushige）在圣布鲁诺（San Bruno）的坦弗兰（Tanforan）中心吃的第一顿饭，是由两片不同颜色的肉、烧煳的瑞士甜菜和一片发霉的面包组成。

　　像坦弗兰这样状况糟糕的地方，明确地提醒着世人日裔美国人所失去的一切。鲍勃·内海（Bob Utsumi）是一名13岁的童子军，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当时他的家人被迫搬离家园，来到坦弗兰。“我清楚地记得……来到坦弗兰，走进马厩，妈妈……放下她的手提箱，失声痛哭。那种场景［今天仍然］会使我落泪。”当梅·K.佐佐木（May K. Sasaki）随其家人到达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的“皮阿拉普安置中心”（Puyallup Assembly Center）时，她才6岁。该中心以前是一个集市，散发着以前诗在这里的动物所留下来的臭味。佐佐木在将近35年后回忆道：“你知道吗，我所记得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动物的臭味。”

　　大多数日裔美国人感到无能为力。他们被告知，配合政府强制搬迁和监禁计划，是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展现他们忠诚的机会。加州众议员利兰·M.福特（Leland M. Ford）多次回应说，如果日裔美国人“真的很爱国…并且为我们效劳”，那么他们就应自愿将自己迁移到难民营中，并认为这是自己“对国家安全和福祉的贡献”。福特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解释说：“任何忠诚的日本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但仍有一少部分日裔美国人质疑了他们战时待遇的合宪性。1942年3月下旬，安井实（Minoru Yasui）故意违反政府的宵禁命令，在晚上8点后走在波特兰市中心的街道上。警察没有注意到他，他自己去了警察局，要求被逮捕。联邦地方法院同意安井的观点，即宵禁运用于公民是非法的。但它也裁定，安井不应再被视为美国公民，因为他在战前曾为日本领事馆短暂工作过。但安井在珍珠港事件后就立即辞职了。他被判有罪，并被单独监禁了9个月，之后被送往米尼多卡（Minidoka）安置中心。

　　在华盛顿，戈登·平林（Gordon Hirabayashi）也违反了宵禁命令，并质疑9066号行政命令的合宪性。由于拒绝从西海岸迁走，平林成了“西雅图最后一名日裔美国人”。在法律顾问的帮助下，平林认为，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监禁日裔美国人。他认为，搬迁让日裔美国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是我唯一能做出的回应。”他解释说。联邦地区法院一致认定他违反了宵禁命令，最高法院后来对这一判决予以支持。

　　加州圣莱安德罗（San Leandro）的是松丰三郎（Fred Korematsu）也拒绝遵守9066号行政命令，当家人到达安置中心时他依旧落在后面。1942年5月他被发现，并被逮捕入狱。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欧内斯特·贝西格（Ernest Besig）与是松进行接触，以考察9066号行政命令的合宪性，并将此案诉诸法庭。是松后来解释道：“我没有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在学校里的每一天，我们都面对国旗宣誓，‘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我相信这一切。我是美国公民，我和其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1942年9月，联邦地区法院判定是松违抗军事命令，他被迫转迁到托帕兹安置营。

　　在集中营里，是松对判决提出上诉，此案被提交至美国最高法院。1944年12月，法院做出裁决。三名大法官认为，监禁显然侵犯了是松丰三郎的宪法权利，而且种族歧视是是松案件和日裔美国人整体待遇的核心促发因素。但大法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大多数大法官支持监禁日裔美国人的合宪性。亚拉巴马州前三K党成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宣布法院的意见。最高法院接受军方的立场，即把日裔美国人转移和监禁是一种“军事需要”，而在战争期间屈服于军事需求在本质上是合理的。

　　当安井、平林和是松案件在法院艰难进行时，强制迁移和监禁已成为美国的政策。从1942年6月开始，日裔美国人被转移到10个新建的战争安置营地，分别位于科罗拉多州格拉纳达（Granada）的阿马切（Amache）；亚利桑那州的希拉河（Gila River）和波斯顿（Poston）；怀俄明州的哈尔特山（Heart Mountain）；阿肯色州的杰罗姆（Jerome）和罗韦尔（Rohwer）；加利福尼亚州的曼赞纳（Manzanar）和图利湖（Tule Lake）；爱达荷州的米尼多卡（Minidoka）；以及犹他州的托帕兹（Topaz）。所有的营地都位于极为荒凉的地区。罗韦尔和杰罗姆营地建在阿肯色州的沼泽地上。曼赞纳、波斯顿和其他6个地点都位于沙漠中，那里的温度可以高达46摄氏度。相比之下，在最北部的米尼多卡和哈尔特山营地里，居民要遭受低至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以及严重的沙尘暴。莫妮卡·曾根描述她在米尼多卡的第一天，她同家人“感觉好像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混砂机里。沙子钻进我们的嘴和鼻孔，像上千根跳针一样刺痛我们的脸和手”。

　　图32.1942年7月2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曼赞纳的战争安置营。最初的战争安置营说明写道：“被安置者在这个……中心正在遭受可怕的沙漠热浪。”

　　战争安置部门的目标是尽可能创造自给自足的被安置者社区，他们可以从事有建设性的工作，为战争努力做贡献，恢复忠诚美国人的名誉。战争安置部门免费提供房屋住处、医疗和教育。居民可以在集中营里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仅为12美元、16美元，或19美元一个月，远低于正常收入。这样的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哪怕是最低的需求，比如购买鞋子和衣服，或者支付在营地外的房产抵押贷款。

　　尽管如此，在食品经营、健康和卫生、教育和管理营地方面的工作，如邮局和营地商店，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为居民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一些意义。日裔美国人甚至在集中营内创办了欣欣向荣的企业，比如在图利湖的一个大型蔬菜园、希拉河的一个牛奶场，以及在哈尔特山的一个文字广告店。户崎进（Susumu Togasaki）甚至在亚利桑那州的营地里成功地创办了一家豆腐工厂和一家人工花卉制造公司。

　　这些集中营提供托儿所、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但教师人数很少，而且要么过度劳累，要么未经培训。学校设施需要建设，课本和其他用品供应不足。在米尼多卡，中学生们利用洗手间作为他们的生物和化学实验室。社会科学和人文课程强调“美国化”是学生课程的一部分，许多学生将之完全理解为一种讽刺。约翰·立石（John Tateishi）是曼赞纳营地的一名学生，他和朋友们在那里玩弹球和棒球，并向美国国旗敬礼。他解释说：“我学着在曼赞纳能学到的最好的东西——在美国生活意味着什么。但有时我也在学习中明白要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铁丝网后面的日常生活是单调、焦虑和越来越令人不满的。居民们非常有创造力，他们试图在贫瘠、荒凉的营房外建造房屋。椅子和日式箱子都是用废弃的木材精制而成的，然后变成艺术品。复杂的胸针是用贝壳做成的。沙漠中出现了花园。还有艺术创作，包括著名艺术家小圃千浦（Chiura Obata）的许多画作，在比尔·曼波（Bill Manbo）的箱子里，还有柯达彩色胶卷拍出的令人惊叹的照片。然而，每个家庭都备受煎熬。骄傲且自立的第一代日裔美国人曾经是农民和店主，现在却依靠政府，作为低薪工人从事卑微的工作。他们作为经济支柱的角色，在他们日本传统与美国文化相结合的生活中至关重要，但如今却受到威胁。在营地的公共生活环境中，家庭甚至开始四分五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营地生活条件的不满与日俱增。居民们变得越来越痛苦和不抱幻想。因为实际上没有针对他们的任何指控，他们愤恨自己的囚犯身份。他们也感到沮丧，因为似乎没有办法求助。那些认为自己应该与美国政府和营地管理部门合作的人，与那些想要表达异议的人之间存在分歧。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的领导人经常与营地管理者合作，并得到一定的回报，他们因被质疑是美国政府的线人而尤其受到批评。许多营地发生了暴力事件，包括1942年后期的波斯顿和曼赞纳营地。在曼赞纳，一名男子因殴打一名可疑的告密者而被逮捕，这导致暴乱、戒严令，还有士兵因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安置营最分裂的时期之一，是1943年初政府发起的忠诚复查计划。那时候，日本的袭击时隔已久，而居民们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战争重新安置当局为了军队征兵和外出工作计划，开始探讨选择释放那些被认为忠诚的被拘留者。但首先，必须确定哪些人忠诚。政府为所有17岁以上的日裔美国人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它提出一系列问题来判断对比美国性（Americanness）与日本性（Japaneseness）。其中两个问题尤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安。问题27问所有符合应征年龄的男性：“你愿意在美国的武装部队服役，并在任何情况下执行作战任务吗？”问题28问所有其他人是否愿意“宣誓无条件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并发誓抛弃任何形式的效忠或服从日本天皇，或任何其他外国政府、政权或组织”。对于一些居民来说，尤其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这两个问题回答“是的”并不难，虽然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感到不舒服。正如弗兰克·宫本（Frank Miyamoto）所解释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但是我们能怎么样呢？我们想离开这些营地。我们只能说‘是的是的’。”

　　其他人对政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并对“忠诚计划”的整个前提表示不满。正如原田种行（Taneyuki Harada）所解释的，忠诚调查问卷只是对他及其家人所遭受的诸多不公的又一种侮辱。他别无选择地表示反对。“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可以接受很多事情。”他的家族生意失败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一个马厩里，然后被送到托帕兹。现在政府问他是否忠诚，是否自愿参加作战任务。“这听起来并不对。”他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回答。本·竹下（Ben Takeshita）讲述了另一种普遍的愤恨感受，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试图欺骗他们。“不仅我们的政府无视我们的公民身份，让我们待在铁丝网里面，现在还让这些公民放弃效忠日本天皇并发誓效忠美国，好像曾几何时我们都已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一样。”

　　对第一代日裔美国人来说，这个选择更让人痛心。问题28要求他们放弃日本国籍，即使他们被法律禁止成为美国公民。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他们就会变成无国籍者。然而，如果他们回答“不”，他们可能会被迫与家人分离，或成为政府进一步报复的目标。经过在安置营中多次讨论、充满焦虑的深刻反思，大多数居民对忠诚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超过1 200人自愿参加美国军队。1944年1月，政府开始向安置营的日裔美国人发出征兵通知。

　　在这两个问题上，有10%～15%的人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被认为不忠，并被转移到图利湖的一个隔离营地中。他们全体被赋予“不—不男人”（no-no boys）的绰号。共有近12 200名囚犯被带到隔离营，再加上已经在那里的6 000人，图利湖隔离中心成为美国最大的战争安置营地。

　　在1943年7月至1946年3月行动实施期间，图利湖发生了各种暴行。政府首先将这个地点用附加的铁丝网变成一个最大的安全中心，增加警卫和坦克，还有一个两米多高、“人无法穿越”（manproof）的双重围栏。1943年秋天，不满导致动乱、暴力和戒严令。在一起与工作相关的死亡事件发生后，800名农场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内部治安武装力量残酷地殴打那些“不忠诚的”罢工者。当抗议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大规模示威爆发时，当局带来了“忠诚”的工人，随后在安置营发生冲突。军队颁布了戒严令，在此期间，囚犯们经受了宵禁、搜查、监视、镇压和困苦。有多达350人被关押起来，其中一些人被关长达8个月，而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指控。许多已经不满的日裔美国人对美国更加不信任。

　　与此同时，关于图利湖“日本人暴动”的报道，被反亚裔群体用做证明日本人不忠的证据。1944年7月1日，一项允许美国司法部对日裔美国人开除国籍的法案应运而生。想要（再次）确定日裔美国人忠诚与否，以使忠诚的日裔美国人重新融入美国社会，“放弃计划”（renunciation program）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它造成无数混乱，加深了许多人对美国政府本已存在的不信任感。

　　当时的时机也是糟糕透顶。在“放弃计划”指导方针于1944年10月公布后的两个月，政府宣布各安置营将在一年内关闭。到1944年12月，最高法院在远藤（Endo）案中，一致裁定“那些绝对忠诚的公民”不能被关押在战争安置机构的安置营里。同月，法院支持了松丰三郎案的结论，并认为战争期间基于种族的大规模迁移是合宪的，仅是远藤案并不代表法院对政府政策的否定。这一观点回避了所有关于因种族监禁美国公民的宪法问题。相反，它仅仅认为政府无权扣留像远藤这样的忠诚公民。罗斯福政府受法院这一裁决的警示，在撤销驱逐令的远藤案裁决宣布的前一天，就颁布了《21号公共宣言》（Public Proclamation 21）。这些安置营将被关闭，从1944年1月开始，日裔美国人将被允许返回西海岸。

　　唯一的例外是图利湖安置营。释放“忠诚”的日本裔美国人的决定，使已经被政府贴上“不忠”标签的图利湖被囚禁者陷入恐慌。第一代日裔美国人会被强制驱逐出境，并与他们的美国公民孩子分开吗？当与日本的战争正酣之时，日裔美国人会被遣送回西海岸的敌对社区吗？对在沿海地区愤怒的白人对返回的日本裔美国人——包括退伍军人——的暴力袭击和骚扰事件的广泛报道，使得重新安置的前景颇为可怕。

　　由于有太多未解的问题，焦虑的情绪也日益增长，放弃公民身份似乎是一个解决办法。对一些人来说，放弃公民身份是让家人团聚的一种方式。另一些人则为了逃避强制征兵或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而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少数人被亲日激进分子教唆而放弃，但多数人自愿选择放弃，因为他们害怕被遣送回极度反日的西海岸的前景。军方官员引导许多人相信，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仍可以留在图勒湖，这让事情变得更令人困惑。

　　在这艰难的时期，大约5 500名日裔美国人放弃美国国籍，几乎都驻留在图利湖。他们变成了“美国本土生的外国人”（Native American Aliens）。美国官员着手将他们驱逐出美国。超过1 300人被送回日本，包括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外国人以及美国公民的孩子。大多数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的人——超过5 400人——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悲剧性错误，并采取措施立即撤销他们放弃美国国籍的申请。司法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民权律师韦恩·M.柯林斯（WayneM. Collins）代表他们上诉，理由是他们在被迫和强制的背景下选择放弃美国国籍。他花了14年的时间致力于此，到1959年，司法部已恢复所有申请人的美国国籍。

　　如果那些“不—不男人”在图利湖安置营的待遇和放弃国籍案，是表明日裔美国人“不忠”是如何被认定、控制、惩罚的方式，那么在美国军队服役的33 000名日裔美国人，是证明日裔美国人“忠诚”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历史之一。许多人因为他们本人及其移民父母被认为存在危险隐患而被迫离开家园。尽管受到这种虐待，他们还是自愿报名或欣然地接受证召，在海外为民主和自由而战斗，以此挽回他们在美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其父母和家人仍然被同一个政府囚禁在铁丝网的后面。

　　日裔美国人在隔离的部队中作战：第442团战斗队（Regimental Combat Team）和第100步兵营。第100营最初几乎全是来自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1943年秋天，他们在“全力以赴”的口号下于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海滩登陆，去同德国军队战斗。仅在第一个月，他们就伤亡惨重，有78人战死。由于他们的勇敢、惨重的伤亡，以及所荣获的900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s），第100营也被称为“紫心勋章营”。

　　约有18 000人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战的第442团战斗队服役。他们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发生在1944年冬天的法国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其任务是营救200多名来自得克萨斯州被德军包围的美军士兵。在第442团被派来之前，其他部队的两次救援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弗雷德·潮崎（Fred Shiosaki）回忆说，他的部队在持续的炮火中，在泥泞的山丘上行进了四天。他对一名采访者说：“我们行进100米，就有士兵阵亡，大炮对准我们开炮。”弗雷德·松村（Fred Matsumura）也回忆说：“战斗非常惨烈，你知道吗，我们在森林里战斗。他们向我们开炮，每次炮弹击中树，树就像喷泉一样爆炸……我们熬过了一段地狱般的时期。”士兵们缓慢前行，从一个位置爬到另一个位置，探出一点点头进行射击，然后再向山上徐徐推进。他们终于找到了“迷失的部队”（Lost Battalion），将其带到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们自己的损失惊人，仅在一周内伤亡就达800人。战斗结束后，潮崎记住了那种“绝对死寂”的沉默。“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座山上伤亡了多少人，但是我们没有多少人离开。”数十辆卡车载着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士兵奔赴战场。战事结束后，整个团都被装进了一辆大卡车。潮崎解释说：“那就是全部幸存者。”

　　在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之前，第442团继续在欧洲盟军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发现并解放达豪（Dachau）集中营中犹太幸存者的美军士兵中的一部分。在战争过程中，第442团成了荣誉最多的战斗部队之一，共获得3 600颗紫心勋章、350颗银星勋章、810颗铜星勋章、47颗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和1枚国会荣誉勋章。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受到赞扬和认可，而那些抵制征兵的日裔美国人则面临着不一样的现实。抵制征兵的一个中心是怀俄明州的哈尔特山营地，在那里，“平等对待委员会”（Fair Play Committee）是由符合征兵年龄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建立的。他们要求将公民权利归还给所有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然后他们才会接受征兵，他们还试图检验征召被监禁的日裔美国人的合法性。“平等对待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米茨·越山（Mits Koshiyama）代表许多人说：“我认为在集中营展开义务征兵是不正当的。”一个被安置在集中营的日裔美国公民，丧失了其宪法权利，现在被要求加入一支被隔离的军队，来为他们所无法享有的民主原则而战。总共有315名来自战争安置集中营的人反对征兵。他们的行为遭到许多日裔美国人的强烈谴责，且经常遭到诽谤和排斥。

　　1944年，“平等对待委员会”的63名成员被判故意违抗征兵令，入狱三年。该委员会的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为他人提供建议以逃避兵役，并被判刑四年。1947年，哈里·杜鲁门总统赦免了他们，但是主流日本裔美国人群体，包括退伍军人和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的成员，大多选择与这些征兵抵抗者撇清关系。几十年后，这些征兵反抗者在要求公民权利方面的忠诚和勇气才被认可。

　　美国政府强行驱逐和关押日裔美国人，对本国人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然而，由于国际合作与勾结，对作为外来敌人的日裔秘鲁人和其他在美国的日裔拉丁美洲人的驱逐和监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公正。

　　当日裔拉丁美洲人到达美国时，许多人首先被带到新奥尔良的移民归化局的相关设施中，在那里他们被迫脱掉所有的衣服，赤身裸体地站着被喷洒杀虫剂。美国移民局也正式对他们进行了处理。一名移民与归化局营地的长官后来承认，只有在战争期间这种合法的“欺诈”才有可能发生。移民归化局将被拘留者归类为“无证移民”或“非法外来者”，他们没有进入美国的有效签证和护照。对许多日裔拉丁美洲人来说，这显然是荒谬的。多年后，艾尔莎·工藤（Elsa Kudo）质问道：“如果是他们把你带来的，你怎么可能是不合法呢？”

　　然后，日裔拉丁美洲人被移民归化局用火车送到六个外来敌人集中营中的一个。其中人数最多的集中营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肯尼迪（Kenedy）、西格威尔（Seagoville）和水晶城（Crystal City）。其他的集中营则在爱达荷州的库斯基亚（Kooskia），蒙大拿州的米苏拉（Missoula），还有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这些营地的人口和规模各不相同。在肯尼迪营地大部分拉丁美洲的被收容者都是德国人，还有一些日本人和极少数意大利人。米苏拉的营地主要由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组成，还有少部分德国人。一个大栅栏将收容的意大利人圈在其中，另一个给日本人，剩下的第三个给所有其他人。分开的食堂各有其厨师，日本人可以吃到米饭，也有为意大利人提供的意大利面。

　　阿特·柴山（Art Shibayama）的家人被送到位于圣安东尼奥西南约190千米处的最大拘留营——水晶城。它被称为“家庭集中营”(family camp)，最终容纳了962个家庭，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与一两个或者三个其他家庭一起住在临时住房。这个营地总共容纳了3 000～4 000人。

　　作为“被拘禁的外国人”，日裔秘鲁人可以在《日内瓦公约》下，要求在集中营中获得一些保护和最低限度的医疗等条件。每个住宅单元都有独立的烹饪设施、冷自来水、基本的家具和供给。营地里有商店、学校、医院和教堂。被收容者们可以自愿在营地里有偿工作，包括种植蔬菜、养鸡、生产蜂蜜、屠宰和腌制肉类、制作和修理衣服和家具，以及指导课程。一些组织，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基督教男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美国教友会，也试图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条件。

　　尽管有这些便利设施，但集中营的目标不会被影响。集中营周围有三米高的栅栏、探照灯和警戒塔。在棒球比赛和菜园的背后，隐藏着持续的沮丧、恐惧和对未来营外状况的担忧。这些被拘留者是否会被迫“返回”从未或多年未见的日本？他们会被允许返回秘鲁吗？留在美国是一种选择吗？当1942年5月美国大使馆官员访问肯尼迪营地时，这些收容者被特别告知，他们只能在美国“非常短暂”地停留。当了解到他们有可能被遣送回其出生地或返回到拉丁美洲时，他们感到“极度焦虑”。日本的被拘禁者也抱怨受到歧视，因为欧洲的被拘禁者得到了较好的住房。

　　被拘禁者将“水晶城”描述为以不同方式融合的一座“铁丝网后面的城市”。一方面，他们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而其他人正在经历战时的匮乏与定量配给。在营地医院、学校、服装厂、工厂、社区花园和棒球比赛中都有杰出的医生。日本人可以买到日本豆面酱（miso）、豆腐和其他日本食品，有时还会用政府发放的黄油与德国人交换鱼。东出诚一（Seiichi Higashide）承认：“我们不能抱怨在集中营里的生活。”然而，根据东出的说法，这些被拘禁者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决定他们未来时都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就像“笼子里的鸟”，生活在一个“带刺铁丝网的乌托邦”里。

　　1945年，当整个世界都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和日裔秘鲁人的未来仍不明朗。美国最高法院在远藤案中裁定，政府无权监禁忠诚的公民，并在1945年1月撤销了所有针对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驱逐令。到9月战争结束时，绝大多数人已经离开营地。最后一个营地于1946年3月关闭。在美国，战争安置部门鼓励囚犯尽快搬出营地，并前往美国东部和北部地区，而不是回到西海岸。罗斯福总统强调了将日裔美国人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开的希望和其重要性，战争安置部门则将其作为战后主要的政策目标。当时的想法是，日裔美国人在全国范围分散开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重新建立庞大、集中的社区则不明智，不利于该群体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主流社会。

　　政府试图通过展示一些家庭的正面例子，鼓励日裔美国人重新定居。这些家庭已经成功地融入西海岸以外的新社区。例如，一系列战争安置部门的照片，反映新定居在密尔沃基的矶田（Isoda）一家和金古（Kaneko）一家的愉快生活。照片显示，这些家庭的年轻人在密歇根湖岸边漫步，在宽敞舒适的家中尽情享受家庭的幸福。最初战争安置部门给下面这张照片的说明是：“每个男人都喜欢穿上拖鞋，点燃他最喜欢的烟斗，然后在壁炉前阅读晚报。乔治·矶田（George Isoda）先生也不例外。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作为一名密尔沃基的汽车修理工，矶田先生喜欢在同他做印刷工的姐夫金古真澄（Masumi Kaneko）先生合住的大客厅里放松一下。金古一家和矶田一家在密尔沃基居住了将近一年。矶田一家原住洛杉矶，从格拉纳达安置中心而来，而金古一家原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从亨特安置中心而来。从1942年夏天开始，战争安置部门开始释放被监禁者，并鼓励他们到西海岸以外的美国其他地区重新定居。”

　　一些日裔美国人认为，散居有助于保护他们免受种族主义的影响，因为种族主义导致他们在战争期间被迫迁移和监禁。在全美范围内，芝加哥、丹佛、纽约、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等地新建立了日本裔美国人小型社区。他们努力依据特定的指示去“同化”“融入”“不惹麻烦”。然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在许多社区的表面之下涌动，尤其是在住房方面。一些白人郊区，比如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伊代纳（Edina），禁止所有非白人入住，房地产经纪人和居民都试图强制实行非正式的住房歧视。例如，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萨莉·须藤（Sally Sudo）一家在南明尼阿波利斯买了一套房子后就开始收到恐吓信，上面写着：“我们不希望与任何日本人为邻。滚开。”

　　图33.战争安置部门使用乔治·矶田的照片，以鼓励战后日裔美国人重新定居。

　　尽管有政府的疏散计划，许多日裔美国人还是希望回到美国西海岸的家庭和土地。早在1944年的春天，少量日本人就被允许返回太平洋海岸以“试探公众反应”。1945年1月，美国政府允许通过忠诚测试的日本人返回海岸。那些返回西海岸的人遭遇了骚扰、破坏财产、盗窃和歧视。

　　住房、失业和贫困都是严重问题。许多人在被驱逐的过程中失去了家园，洛杉矶、西雅图和旧金山传统的日裔美国人社区，也已被新居民改变。在战前，日裔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个体经营者。现在他们只能找到卑微、低薪的工作。弗兰克·山崎（Frank Yamasaki）回忆，其父母和他身边其他第一代日裔美国人“都必须从头开始”。他的父亲在战前是西雅图的工厂工头，回来之后，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朋友的餐馆里洗碗。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裔美国人重新进入社会，重建他们的生活、家庭和社区。除了回到学校和重拾事业，他们又开始组建家庭，试图从战时的不公正中恢复和愈合，并试图向更多美国公众展示他们的忠诚及其美国特性。正如内田淑子解释的那样：“我感到对成功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不仅为我自己，而是为所有日本人……这有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日裔美国人也继续与残存的体制化歧视做斗争。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大山（Oyama）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做出的判决，推翻了加州的《外国人土地法》，该法曾禁止日本移民拥有土地。在律师韦恩·柯林斯的帮助下，几乎所有被迫放弃公民身份的日裔美国人也恢复了公民身份。此外，在其他14项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住房的修正案中，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与非裔美国公民权利组织，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在其他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住房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案件中——结成联盟。

　　虽然日裔美国人正在慢慢地重建他们的生活，但在战争结束后很久，在美国的日裔秘鲁人仍然不确定他们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想知道是否会被允许返回秘鲁，还是要被迫前往饱受战争蹂躏的日本。上里加美（Kami Kamisato）和她的丈夫、女儿，以及两个年幼的孙子一起被安置在水晶城，当德国、意大利和日裔美国人离开营地时，她解释说：“只有我们秘鲁人留了下来，那是多么寂寞啊！”

　　大多数人只想回到秘鲁。但是秘鲁政府不愿意准许任何人返回。正如一名美国大使馆官员解释的那样，秘鲁人“期待着被驱逐，以终结长久的担忧”。但留在美国也不是办法。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将他们列为在没有有效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的“非法进入者”（illegal entrants）。

　　在派遣战机轰炸广岛和长崎的三周前，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批准将来自整个西半球“在美国领土内的没有移民法律承认的”外来敌人移走。1945年，代表们聚集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墨西哥城会议上，赞成“任何以大陆安全为理由驱逐外来人口”，并且“如果其居住不利于美洲未来的安全或福利的话，应该避免其继续居住在这个半球”。实际上，这两项宣言都为日裔拉丁美洲人的遣返和流放回日本奠定了基础。

　　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间，超过900名日裔秘鲁人被遣返回日本。因为在战争期间沉浸在亲日宣传和新闻中，一些要被遣返的人一度相信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后来得知日本确实遭到摧毁后希望破灭。由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丢失，秘鲁和美国政府也拒绝允许日裔秘鲁人返回秘鲁或留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日本。

　　秘鲁政府起初拒绝承认其在驱逐和监禁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最终还是允许79名日裔秘鲁公民及其家人返回秘鲁。其余的人陷入困境，并有364名拉美裔被拘禁者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返回。结果，一些日裔秘鲁人开始组织起来，竭力留在美国。“你们强制把我们带到这里。现在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上里夫人抗议道。美国政府坚持认为日裔拉丁美洲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毕竟，美国情报提供了他们被监禁的信息，也是美国士兵看守着将他们带到美国的美国运输船。当他们到达新奥尔良时，他们先与美国移民归化局官员会面，然后被送到美国司法部的集中营。东出诚一认为：“给我们贴上‘非法移民’的标签是极其荒谬的。”

　　民权律师韦恩·柯林斯和他的同事A. L. 威林（A. L. Wirin）再次施以援手。他们付出巨大努力以支持日裔秘鲁人。在1947年柯林斯写给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信中，他将日裔秘鲁人视为“国际阴谋、共谋和怨恨的受害者”。他说：“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却被‘绑架’和‘劫持’，现在还被认为在美国是非法的，这都是毫无意义且明显荒谬的。”几年来，柯林斯向美国和秘鲁的官员以及两国的公众和媒体写信，向他的委托人提供咨询和担保，并在1946年向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代表日裔拉丁美洲人申请人身保护令。结果，他们获准以“假释”的方式留在美国，并作为由新泽西西布鲁克农场（Seabrook Farms）资助的非法移民从事工作。

　　图34.1943—1944年，被遣返的家庭准备登上美国军舰“格利普霍姆号”（SS Gripsholm），作为囚犯交换计划的一部分。这艘船将把他们从美国送往日本。

　　图35.1943—1944年，被遣返的男人们排成一队登上前往日本的美国军舰“格利普霍姆号”。

　　一些家庭，像柴山一家和东出一家，在农场工作几年之后搬到芝加哥，试图重建他们的生活。他们听闻了美国政府关于避开西海岸的信息，搬到像中西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发现更为友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1945至1946年间，大约有2.5万名日裔美国人居住在芝加哥，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小型但紧密团结的日裔美国人社区。1954年，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进入者”通过《1953年难民救济法》的修正案正式获得入境签证，这是迈向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第一步。1985年，东出一家成为美国公民。

　　在残酷的命运转折中，阿特·柴山在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国军队征召入伍，尽管他仍是一名非法移民。他解释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因为在这里我是一名非法移民。但自从我反抗驱逐出境以来，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去参军。”战争期间，他驻扎在德国，光荣地服役，一切为争取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而战。1970年，阿特·柴山最终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