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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南亚移民与“印度人入侵”

　　1899年4月6日，旧金山报纸报道了刚刚乘坐“日本丸号”（Nippon Maru）轮船抵达旧金山的4名锡克教徒。这四人被形容为“独特群体”，这个群体还包括一些最初到达这座城市的南亚人。他们作为前英国陆军的士兵，已经离开故里旁遮普地区20年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香港，在那里他们中至少有一个担任了英国警察中的中士。巴克谢尔德·辛格（Bakkshield Singh）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记者，这些人打算在美国“挣一大笔钱”，然后回家。《旧金山纪事报》给予这些曾服务于英国王室且充满朝气的士兵以极大的赞扬。

　　然而，仅过去不足10年，这些报纸便对在太平洋沿岸的伐木场、农场和铁路上工作的另外一群南亚人大加谴责。同其他的亚洲移民一样，南亚人构成了当时移民美国的全部外来移民中的一部分。与中国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等群体相比，南亚人要更少。从1910年到1932年，仅有8 055人获准进入美国。然而，恶意排斥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模式当时已经在美国确立。美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焦虑到达顶峰的时刻，而且由于“印度人入侵”的标题遍布报纸，所有民众都认为南亚移民是又一波亚洲移民威胁。到1917年，南亚移民被排斥在美国之外。

　　但是作为家乡是大英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英国国民，南亚人在美国据有独特的地位，其在美国的经历和地位取决于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南亚人在美国要求公平待遇也与在印度的英帝国主义有关，因为许多移民确信，他们在美国的不平等地位与印度在英国的征服之下有直接的关系。像朝鲜移民一样，南亚移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其母国摆脱外国统治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因此，南亚移民在努力在美国谋生，创建家庭和维系共同体的时候，也在竭力保持自由印度的梦想。

　　1838年到1918年间，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英帝国内部非洲奴隶贸易的终止，以及将亚洲劳工带到如英属西印度群岛等英国殖民地的行动，促使41.9万南亚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和牙买加。去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南亚移民，也与这一大规模移民重合。至20世纪早期，英国殖民政策导致南亚数十年的经济失调、高税收和农业损失又进一步摧毁了农民家庭。更糟糕的是，旁遮普的移民集中输出地还遭遇了人口激增、干旱、饥荒和严重的流行病。

　　同时，现代的交通路线使得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到19世纪末，3200千米新公路和3200千米铁路将旁遮普的中心地带和印度的所有大城市与港口连接起来。移民通常经由“大干道”（GrandTrunk Road）和英国修建的铁路从旁遮普去往新德里。然后他们可以乘火车去加尔各答，在那里可以乘坐轮船去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从香港出发，国际轮船可以带他们去世界任何地方。

　　南亚人去往北美的行程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更为漫长，其花费也更加昂贵。但是轮船公司渴望促进南亚到北美的移民。在美国的排斥法律和加拿大的人头税阻止他们引入中国移民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之后，公司代理人登广告称船票减价，并涌入旁遮普的农村散发将加拿大和美国描绘成“致富机会”的传单。一名来自尤伦德拉（Julundra）的移民解释说，传单一般都宣称“一个人如果足够强壮，他每天可以挣到2美元”。仅在他的村庄，两年时间内就有40人出国。

　　已经在北美的亲朋也鼓励移民。一名旁遮普的移民回忆，“关于移民毫不费劲就可以在美国赚钱”的报道来源众多，使得他相信其未来就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因此，我决定去美国。”D. R. 戴维乾德（D. R. Davichand）博士是一名在温哥华的旁遮普移民，他写给家乡亲朋的信非常有说服力，据说他在20世纪初将几百名旁遮普人带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锯木厂工作。

　　他们是包括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多元化群体。其中大多数来自旁遮普地区的尤伦都尔（Jullundur）、霍斯希亚尔普尔（Hoshiarpur）、古达斯普尔（Gurdaspur）、卢迪亚纳（Ludhiana）、费罗泽普尔（Ferozepur）和阿姆利则（Amritsar）。同当时其他亚洲移民一样，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20岁刚出头儿的年轻单身男子，他们在其故土村庄都是独立的农民，在北美寻找劳工的工作，但是也有少数学生、商人和小贩。考虑到移民的成本、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策以及他们返回故土的打算，许多已婚男人通常将其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不过，他们通常最终要离开好几年，在大英帝国内辗转多地，才能登上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土。对于他们来说，北美不过是他们的移民生活回路上的又一站。

　　图利·辛格·约尔（Tuly Singh Johl）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行程反映了许多20世纪早期南亚移民的经历。图利在四兄弟中排行老末，19世纪80年代在旁遮普的村庄朱迪亚拉（Jundialla）长大。他的两个哥哥在澳大利亚的甘蔗园工作，其家庭因有成员移民海外而得以维持生存。到图利成长到足可移民的时候，在加拿大可以赚大钱的消息诱使得他离妻别子。他首先去往香港，然后到温哥华。在轮船抵达温哥华的那个早晨，他便去往伐木场工作。四个月后，在华盛顿贝林哈姆（Bellingham）伐木场工作的朋友的来访，说服他与另外三人跨越美加边境，在那里，南亚人可以很快地在贝林哈姆湾伐木场、莫里森伐木场和拉尔森伐木场找到工作。图利每天可以赚到2美元。这比白人工人所赚的少22美分，但同他在家每天只能挣5～15美分相比，这仍旧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像图利·辛格·约尔一样的南亚人找工作不会存在困难。他们到达美国西海岸时，美国的木材工业、铁路工业、渔业和农业处于非凡的经济扩张时期。由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移民劳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促使招募者将目光转向南亚、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劳工。到20世纪头10年，成群的南亚人被雇用去保持加利福尼亚的农业繁荣。他们在瓦卡谷（Vaca Valley）的果园，汉密尔顿（Hamilton）、奥克斯纳德（Oxnard）和维塞利亚（Visalia）的甜菜地，斯托克顿附近的芹菜、菜豆和土豆地，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柑橘园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苦，白人和日本人种植户通常歧视新来的南亚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较其他群体低。在1911年，一名美国的政府委员会委员发现，南亚人从事白人避开的“最粗糙、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得到的报酬比其他群体少。

　　短工们经常形成2～50人不等的工作群体，并且选出一名工头为他们协商合同条款和管理其收益。男人们经常住在一起，作为一个团体展开工作，平分收入。由于受住房市场的歧视，他们经常居住在破旧的房子、柴房或谷仓，一群人睡在一个间房里。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工人得以将其工资的三分之二寄回家。穆斯林工人也找到方法平衡他们的11小时工时与他们的信仰，将祈祷文带到田地中。通过上述以及其他的策略，南亚人得以生存下来并在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领域站稳了经济脚跟。到1919年，南亚人占据这个州8.8万英亩（约为35 612公顷）的土地，主要分布在萨克拉门托河谷和因皮里尔（Imperial）河谷。

　　大多数南亚移民从西海岸的港口抵达，并停留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但是也有少量南亚商贩和水手前往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历史学家维韦克·鲍尔德（Vivek Bald）将他们的起源追溯到一群孟加拉穆斯林商贩，这些商贩将刺绣丝绸和其他“异国”小装饰品等商品卖给新泽西海滨城镇、南部城市以及加勒比和中美的旅游景点的游客。在新奥尔良，许多孟加拉人和非裔美国人结婚并组建家庭，他们占据白人与黑人种族隔离之间的种族地位。作为“来自东方深肤色的人”，他们既不属于白人，也不属于黑人。但是正如鲍尔德所形容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局限于工人阶级街区，他们的家庭在新奥尔良黑人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成百上千的南亚水手，包括孟加拉的穆斯林，以及来自旁遮普、克什米尔和当今巴基斯坦西北边疆地区的人，也在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和中西部工业带城市开始他们自己的新生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跨大西洋航运增加时，到达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的英国蒸汽船的数量上升，它们搭载着许多南亚人，他们在轮机舱和厨房劳作，工作环境和契约劳工别无二致。许多人弃船而去，在规模不断扩大的造船厂、炼钢厂和军火厂找到工作。这些前水手融入了纽约、巴尔的摩和底特律的工人阶级社区，并与当地女性结婚，构建混合家庭。

　　由于南亚人与大英帝国的网络相连接，他们在20世纪之初首先移居到加拿大，而后再移居美国。但也有一小部分南亚人通过拉丁美洲来到美国。瓦萨卡·辛格（Vasaka Singh）离开他在拉合尔的村庄去往欧洲、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时，年仅25岁。他首先去往意大利的热那亚，在那里登上一艘去往巴拿马运河区的船只。他在那里工作了一年，然后去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碰碰运气。在辛格到达萨利纳克鲁斯（Salina Cruz）的时候，革命的暴力使墨西哥很不安全。他逃到了一艘运送难民离开墨西哥的美国运输船上，满怀憧憬地去投奔他在斯托克顿的表兄。

　　苏恰特·辛格（Suchiat Singh）也从旁遮普出发开启环球之旅，经过巴拿马运河区、利马、哈瓦那，然后到达韦拉克鲁斯。1914年他向美国移民官员解释说：“在我的祖国，我是一名农民。”但在巴拿马，他是一名劳工，在哈瓦那，他靠卖布谋生。他在整个美洲的曲折行程终止于天使岛移民站，在那里他被拒绝入境，然后返回了印度。

　　同美国的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很少有南亚的女性和家庭做跨洋旅行。传统的性别角色阻止了女性离开家庭，移民所需的花费、美国和加拿大的歧视以及移民政策，这些因素使得妇女和儿童移民几无可能，这就导致南亚移民人口几乎都是男性。

　　卡拉（Kala）、维什诺·达斯·巴盖（Vaishno Das Bagai）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是少数能够全家移民美国的家庭之一。当卡拉和维什诺在旁遮普的白沙瓦结婚时，卡拉只有11岁，维什诺也年仅12岁。这对夫妻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迎来了三个儿子——布里杰（Brij）、马登（Madan）和拉姆（Ram）。1915年，他们决定搬到美国。数十年后，卡拉仍在深思：“我们为什么要来美国？”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希望印度能够脱离英国。巴盖先生也参与到这一运动中。他说：“我不想待在这个奴隶国家，我想去没有奴隶制的美国。”家人和朋友建议维什诺留下卡拉和孩子们。这是多数男人出国的惯例。但维什诺坚持全家移民，他们都登上了横跨太平洋的蒸汽船。

　　与大多数作为劳工和被美国政府法律排除的“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南亚移民不同，巴盖一家进入美国并不存在问题。在天使岛移民站的美国移民官员，起初对这个家庭表示怀疑，因为在当时几乎没有女人和孩子来美国。实际上，在旧金山，南亚女人是如此难得一见，以至于卡拉·巴盖抵达港口的消息上了《旧金山呼声报》（San Francisco Call-Post），报上还刊登了一张卡拉和她儿子拉姆的照片。这篇文章声称，卡拉·巴盖是“10年中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名印度女性”，并将关注点放在了她所佩戴的钻石鼻环上。当维什诺向移民官员展示他们所携带的、支撑他们开始新生活的2.5万美元现金时，移民官员对他的怀疑很快便烟消云散。巴盖一家离开了天使岛，开启了在美国的生活。

　　在获准进入这个国家后，维什诺在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穿着美国人的西服，说流利的英语，采用西方的礼仪。他买了一套房子，在旧金山经营进口生意和一家名叫“巴盖市场”（Bagai's Bazaar）的杂货店，并加入了以旧金山为基地的加达尔党（Ghadar Party）。该党由南亚移民组建，旨在推翻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1921年，维什诺向旧金山联邦法院提出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然而，学习英语、购物以及照顾三个年幼的儿子等日常琐事让卡拉备感艰辛。她解释说：“在印度，我们有仆人照顾孩子和婆婆，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无法依靠任何人，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照顾孩子们。”她同样对于家人每天所面临的恶劣歧视感到愤怒。当这个家庭在伯克利买他们的第一套房时，也算实现了一个梦想。但当他们在搬家那天到达新社区时，发现邻居们已经将这栋房子锁上，以阻止他们搬进去。卡拉陈述说：“我们所有的行李和所有的东西都装在卡车上。我告诉巴盖先生：‘我不想住在这个社区，也不想住在这栋房子里，因为他们可能会伤害我的孩子们，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他同意了。我们买下了这栋房子，而他们却锁上了门？我们不住了。”这个家庭搬回到旧金山，住在他们位于菲尔莫尔（Fillmore）街3159号的商店的楼上。

　　图21.卡拉·巴盖一家，约1920—1921年。

　　图22.维什诺·巴盖。

　　20世纪初，在美国的南亚妇女和儿童非常少，巴盖一家是这个国家罕见的南亚移民家庭。更常见的是南亚人与波多黎各人、非裔美国人以及东北部和南部的西印度群岛人组建家庭，或者与南加利福尼亚的旁遮普人和墨西哥人组建家庭。在因皮里尔谷，沿圣迭戈以东的墨西哥边境，旁遮普人是在因皮里尔谷灌溉区项目创造出万亩良田之后到来的新移民中的一部分。由于加利福尼亚反异族通婚的法律禁止他们与白人女性结婚，许多南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寻求墨西哥伴侣。英德尔·辛格（Inder Singh）是因皮里尔谷的农民，他在1924年告诉一个采访者，他的墨西哥妻子不仅陪伴他，而且在各种《外国人土地法》阻止他和其他亚洲移民在该州拥有土地时，为他提供经济安全。“因为她，我可以开垦土地，从事农业。你们的土地法现在也不能约束我了，我会定居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充满活力的旁遮普—墨西哥人社区已经在该县建立起来。

　　在核心家庭、族裔社区和社区组织的正式界限之外，移民也建立起他们的世界。四处奔波的移民工人仍能建立跨越种族和族裔界线的联系和组织，即历史学家纳扬·沙阿（Nayan Shah）所描述的“陌生人的亲密关系”（stranger intimacy）。这种关系有时候以工作团体的形式存在，一个工作团体就是一个合作单元。有时候这种关系以跨种族性关系和同性关系的形式存在。“陌生人的亲密关系”有利于他们巩固共同体，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生存。

　　相比于中国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等其他亚洲移民群体，南亚人发现更少的人口数量制约了他们的选择。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正式组织也不多，而且该群体也缺乏一个像旧金山的中国城、西雅图的日本町，或者斯托克顿的小马尼拉那样的核心族裔社区。与朝鲜人一样，南亚人也是殖民地的属民，不能依靠母国政府提供援助或保护。

　　尽管他们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南亚人也建立了重要的社区、宗教和政治组织，以提供公共支持，这是践行他们的信仰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他们对印度独立日益增加的支持的一种手段。太平洋海岸喀尔萨·迪万社团（Pacific Coast Khalsa Diwan Society）于20世纪初成立于斯托克顿，旨在帮助锡克人实践他们的信仰，到1912年，它已经在美国建成第一座锡克教谒师所（gurdwara，庙宇）。1915年，一名美国政府的官员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谒师所“散落在西海岸”。它们主要是实践锡克教信仰和朝拜的地方，但也充当社区中心和集会场所。在这里最早形成了一些讨论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和社区事务的组织。斯托克顿的锡克教寺庙还通过召集美国居民证人在一些案件中作证，支付移民站医院的费用，来帮助在天使岛的移民留下来。许多新加入的移民，为了与家人和朋友取得联系，寻找工作和住房，经常首先会去斯托克顿的谒师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依赖于自己的组织。美国穆斯林协会（Moslem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19年在萨克拉门托成立。美国的印度斯坦福利和改革社团（Hindustani Welfare and Reform Society of America）于1919年成立于埃尔森特罗（El Centro），印度裔美国人联盟（Hindu American Conference）1920年在萨克拉门托成立。

　　除工作、家庭、协会和社区之外，在20世纪初，南亚裔美国人生活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为名义上的英国国民，在美国的南亚人希望和其他英国国民享有相同的权利、特权和责任。当英国政府无法有效地反对南亚人在北美所面对的猖獗歧视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平等地位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渐渐地，南亚人发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革命宣传语越来越吸引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同样也可以控制自己在北美的命运。

　　北美的首次印度民族主义活动由达罗克纳特·达斯（Taraknath Das）于1907年在加拿大组织。达斯是一名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他经由日本抵达西雅图，然后再到达温哥华，在温哥华为美国政府担任翻译，并协助创立了加拿大印度斯坦协会（Hindustan Association）。他还开始出版《自由印度斯坦报》（Free Hindustan），这份民族主义报纸是加拿大南亚人的第一份出版物。因为该报纸公开呼吁印度独立事业，英国政府对之实施严密监控，甚至敦促美国政府压制其出版发行。美国拒绝照办，但政府官员命令达斯要么停止参与印度协会，要么就辞去他在政府的职位。达斯选择辞职。此后不久，《自由印度斯坦报》便被加拿大的邮局封禁，达斯搬到西雅图，并进入华盛顿大学就读。他继续在校园里开展政治活动，将越来越多的到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南亚学生继续他的政治工作。很快，同为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泰贾·辛格（Teja Singh）就加入了他。他们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者一起传播消息，鼓励其他人加入他们进行革命。这场运动从一个羽翼未丰的群体成长为一支日益壮大的政治力量，汇入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之中。

　　图23.斯托克顿谒师所的外部照片，印于1916年1月的《印度斯坦学生》（The Hindusthanee Student）杂志。

　　到20世纪头10年，美国印度斯坦协会已在一些主要的大学校园设立了分支机构。达斯与以美国为基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13年，刚到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兼演说家哈尔·达亚尔（Har Dayal）协助达斯组建了太平洋海岸印度斯坦协会（Pacific Coast Hindustani Association）。该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西海岸建立分支，之后改名为加达尔党（Ghadar Party），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加达尔”一词意为“叛变”或“革命”，成为了该组织的报纸《印度斯坦加达尔报》（Hindustan Ghader）的名字。该报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双语印刷。加达尔的活动和出版物的目的是鼓动当地的南亚人群体参与到印度独立事业之中，并在移民中加强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与早期主张改良主义的或基于宗教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同，加达尔运动明确主张革命，必要时可通过暴力手段。加达尔派希望从外部入侵印度来激发大规模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达亚尔和加达尔的其他领导人如卡塔尔·辛格·萨拉巴（Kartar Singh Sarabha）、戈宾德·贝哈里·拉尔（Gobind Behari Lal）、索恩·拉尔·帕萨克（Sohon Lal Pathak）和穆罕默德·曼拉维·巴拉图拉（Muhammad Manlavie Baraktullah）出版这份报纸，并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农场、伐木厂和铁路营地发表演说，讲述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公正。

　　对很多南亚人来说，加达尔运动不仅代表着实现印度独立的希望，也代表着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平等对待的希望。正如加达尔的领袖戈宾德·贝哈里·拉尔所解释的，“谈论《排斥亚洲人法》、移民和公民权并无用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攻击英国人，因为“他们对印度人在美国的遭遇负有责任”。这种呼吁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南亚农民和劳工很有效果。他们捐款，加入加达尔党，这场运动便蔓延开来。

　　虽然南亚人将他们在北美的斗争视为印度争取自由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只将他们视为又一个亚洲移民问题。南亚人同中国人和日本人一道被列入可鄙的“亚洲人”列表中，而且对他们的排斥之声也越来越高。贝灵汉的《起床号报》（Reveille）发表了一篇社论，称“印度人在外表上应被排斥，在行为方式上更是让人完全无法接受”。头戴戴斯塔尔（dastar）——一种象征锡克教信仰的头巾——的锡克人尤其受到攻击。华盛顿州的一家报纸称其“肮脏憔悴，头上缠着异教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南亚人被认为是所有亚洲人中最不易被同化的。据负责调查美国移民政策的政府委员会美国移民委员会（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1911年的报告，南亚人“普遍被认为是迄今准许进入美国的最不被需要的移民种族”。考虑到这个委员会刚刚研究了39个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将南亚人放在其底层的意义十分重大。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该与英国政府达成谅解，阻止“东方印度劳工”来到美国。

　　1907年夏，华盛顿州的贝灵汉针对南亚人种族冲突和暴力的升级，并且遵循了该地区针对亚裔的合法和非法的有组织暴力的既有模式。早在1885年，中国矿工就被赶出贝灵汉、塔科马、西雅图。20世纪初，白人曾威胁驱逐日本伐木工人。到1907年夏，当南亚工人来到贝灵汉时，白人工人已经做好准备。他们要求华肯福尔斯木材公司（Whatcom Falls Mill Company）实行“只雇用白人”的政策。

　　当白人工人没有实现大规模解雇亚洲工人的目标的时候，9月4日，星期三，上千名工会支持者在贝灵汉的主要街道游行，高呼“赶走印度人”。晚上8点，一群白人暴徒开始把南亚人从住宅和工棚里拉出来，将他们拖拽到有轨电车上，并开车将他们带出城镇或送到城市监狱。午夜时分，有200名南亚人被关进监狱。次日，南亚社区剩下的人只能尽量收拾他们的物品，伴着围观人群的嘲笑之声，乘船或火车离开贝灵汉前往温哥华、西雅图、奥克兰。

　　在贝灵汉的“印度人问题”显然得到了解决。三天后，一场反亚洲人暴乱席卷了温哥华的华人和日本人社区，并造成破坏。随后，与日本签订的《君子协定》，使日本劳工从此被禁止进入这两个国家。虽然南亚人不是温哥华骚乱的最初目标，但两个国家的排外主义者仍然专注于找到一种阻止南亚移民的办法。加拿大率先展开行动。

　　英属哥伦比亚的排外主义者呼吁全面限制移民。不过，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加拿大不得不考虑国际关系和帝国责任。印度殖民地办公室对加拿大歧视南亚人发出了警告，以避免英属印度的负面反应。英国官员温和地提醒其急躁的英属哥伦比亚同僚，无论如何，作为英国国民，南亚人不能被轻易地排斥在加拿大之外。在渥太华，官员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政府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南亚人从加尔各答到加拿大的行程中乘坐了两次船：一次是从加尔各答到亚洲某一港口，通常是香港或上海；另一次则是跨越太平洋抵达英属哥伦比亚。加拿大的部长们利用这一信息发布了一道枢密令（order-in-council），临时禁止那些没有从其国籍所在国或出生国“连续航行”（Continuou voyage）到加拿大的移民。因为当时尚未开通印度港口和加拿大港口之间直达的轮船业务，1908年1月的“连续航程”（Continuous Journey）命令有效地阻止了所有南亚人。这项法律在没有精确点名歧视英属印度国民的情况下，达到了排斥南亚人的目的。

　　1908年后，随着加拿大国门的关闭，美国成为南亚移民北美的主要目的地，进入该国的南亚人数量急剧增长。旧金山很快就成为最重要的入境港口。到1910年4月，旧金山的移民委员哈特·海厄特·诺斯（Hart Hyatt North）报道说：“印度人以一星期80～100人的速度来到这里。”“印度人入侵”进入一个新阶段。

　　图24.在这幅1910年的漫画中，一位美国铁路大亨欢迎两位南亚人作为廉价劳工来到美国。他们害虫滋生的衣服，贫困且类似猿猴的外表，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但是没有任何现行的法律对之进行限制，大量其他南亚人正排队进入美国。《不受欢迎的人》，《旧金山每日新闻报》（San Francisco Daily News），1910年6月28日。

　　旧金山的报纸声称，“印度人”被“有钱的资本家”作为廉价劳动者使用，从而进一步降低白人劳工的工资。全国性的出版物关注降临西海岸的“印度人入侵”和“头巾潮”（Tide of Turbans）。所有这些看法在以前排斥中国和日本移民时都已提及。最初的论点之一是，南亚人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革命者”，誓言要推翻英国的统治。

　　排亚主义者非常清楚需要阻止南亚的移民。但就像在加拿大一样，华盛顿特区的官员对此事也处理得格外小心。严格来说，南亚人属于英国的国民，尚不清楚美国的排斥政策会如何影响英国帝国主义和英美关系。美国的政客、移民官员和反移民激进主义者首次将目光投向加拿大。正如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朱利叶斯·卡恩（Julius Kahn）所解释的，他们对加拿大政府在阻止“不受欢迎的亚洲移民的入侵威胁”方面的行为表示称赞。美国的移民局长丹尼尔·基夫（Daniel Keefe）特别赞同加拿大“连续航程”的法律，并要求他的移民官员找到类似的解决之法。

　　基夫对于没有法律途径来排斥南亚人这一事实毫不在意。他向一名移民官员坦诚：“当然，没有任何法律将印度人视为一个种族加以排斥。”然而，局长继续说，仍有其他办法来对他们进行排斥。基夫在1913年指示说：如果移民“不属于某些明确被排斥的阶层范围，如乞丐、罪犯或传染性疾病患者”，那么就应该用其他方式将他们排斥在外，包括“身体状况欠佳”或“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人。然后政府的外科医生会“为此提供证明”，从而为这种排斥提供支持。例如，移民官员可以利用移民“身体状况欠佳”来质疑他们是否能够从事艰苦体力劳动，或因为失业而成为公共负担。美国人对南亚移民的坚决反对，也可以构成“移民局在实际上排斥印度人的唯一理由”。

　　在移民局长基夫的带领下，美国移民官员开始执行美国的移民政策，以实现非正式的排斥体制。最常见的策略是试图确定被调查的申请人“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然后按照一般排斥法的条款规定将其排斥在外。由于“可能成为公共负担”条款的定义和内容如此模糊和主观，以至于在这一条款下排斥南亚人非常有效。例如，在1910年，天使岛的移民官员因为“身体状况极差”且“看上去虚弱憔悴不堪”而拒绝一名移民进入美国。 这种做法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一名调查人员拉贾尼·达斯（Rajani Das）的注意，他认为南亚人“被移民局官员……以非法或莫须有的借口扣留”。来自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字，最能说明南亚人被排斥的严酷现实。从1911年到1915年，南亚申请者中有55%被拒绝入境。相比之下，同时期天使岛的移民审查员拒绝了9%的中国申请者入境。

　　尽管拒绝率如此之高，南亚移民的反对者仍然认为，一项联邦移民法是“印度人问题”唯一的永久性解决办法。国会于1913年和1914年提出了几项法案，建议依据《排华法》来排斥南亚人，但都无果而终。彻底的排斥只好暂时搁置。与此同时，南亚人开始组织起来，抗议当局将他们排除在北美之外，此举将在世界各地造成长远影响。

　　这种抗争发端于加拿大。加拿大立法者错误地认为，通过1908年的“连续航程”法令，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印度”移民问题。已经在印度饱受英国殖民统治磨难的南亚人，认为这项法律是公然的歧视，有些人对其发起了挑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名叫格尔迪特·辛格（Gurdit Singh）的锡克承包商，以及一艘名为“驹形丸号”（Komagata Maru）的船。

　　1914年，辛格租了一艘船将南亚人从印度直接带到加拿大。他在“驹形丸号”发布信息，承诺“不到真正结果出来不会返回”。“驹形丸号”于1914年4月6日出发，在香港有40名日本船员和165名锡克教徒上船。在上海，另有111名乘客上船。在离开神户和横滨的时候，有376人（340名锡克教徒、24名穆斯林和12名印度教徒，均来自旁遮普）在他们自己安排的去往温哥华的“连续航程”之中。即使有“连续航程”法律规定，关于装载“印度人”的船只去往英属哥伦比亚的传言，经由媒体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散播。这个阶段被认为至关重要。

　　1914年5月21日，“驹形丸号”到达维多利亚港。格尔迪特·辛格宣布，作为英国公民，他和“驹形丸号”上的乘客“有权访问帝国的任何地区。我们决心将这次航程作为一种尝试”。“驹形丸号”被准许继续前往温哥华，但却不被允许靠岸。相反，它只得在离海岸数百米的地方抛锚。乘客也不被允许下船。温哥华的移民官员在船上设立了一个特别巡逻队，以防止乘客逃跑。

　　“驹形丸号”的到来引发了白人的抗议，他们集结在港口宣称“加拿大不需要黄色人种”。但对“驹形丸号”乘客的支持也从四面八方而来。温哥华当地的锡克教徒在码头上大声喊着鼓励的话语，提供物资，并筹措资金支持各种司法行动。5月31日，大约500名南亚人聚集在温哥华进行捐赠，并向印度政府递交正式文件，详述这艘船及其乘客所遭遇的困境。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加达尔报》也对加拿大政府予以抨击。以美国为基地的激进分子达罗克纳特·达斯（Taraknath Das）火速赶到华盛顿州的边境小城苏马斯（Sumas），以便提供支持。

　　6月末，辛格已经和市政府、省和自治领的官员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谈判，而留给“驹形丸号”的时间已然不多。7月6日，最高法院下令将乘客驱逐出境。三天后，移民官员登上“驹形丸号”，以协商这艘船的离开，然而，紧张局势随之升级。乘客威胁要将移民官员马尔科姆·里德（Malcolm Reid）扣为人质，除非他们能收到食物和其他供给。7月18日，当他们又一次被命令离开海港时，乘客们发动暴动，拒绝让船员控制船只。温哥华移民官员和当地警方采取计划，打算强行将所有乘客转移到另一艘去香港的轮船上。他们准备了城里最大的“海狮号”（Sea Lion）拖船来实施转移。移民官员里德带领包括警察局长在内一共175位警察和特殊官员，在7月19日周日凌晨1点开始执行任务。

　　图25.锡克教徒在温哥华港登上“驹形丸号”，1914年。左边穿浅色衣服者是格尔迪特·辛格。

　　政府的计划几乎转瞬间就宣告失败。当“海狮号”上的军官试图登上“驹形丸号”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就开始了。乘客斩断了抓钩绳索，保护他们的船。在15分钟的冲突中，拖轮的窗户被打碎，船长断了两根肋骨，警察局长受伤。警察将一根水管对准暴乱者喷水。“驹形丸号”发射了三枪。“海狮号”带着20名伤者回到岸边。

　　联邦政府最终介入，并派出渥太华的一位高级部长与格尔迪特·辛格和乘客进行谈判。它还派出两艘海军巡洋舰中的一艘来协助确保这艘船的安全。到7月23日，危机结束。“驹形丸号”收到了饮食给养，乘客将控制权交给船员，而船只在加拿大海军舰船的护送下自愿离开温哥华港。

　　“驹形丸号”事件最初是对加拿大“连续航程”法的挑战。但这也是1913年和1914年南亚人在整个帝国内部，挑战英国统治的更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914年9月，在“驹形丸号”到达距离加尔各答约16千米的巴巴杰（Bajbaj）时，英国官员能清晰地感受到“驹形丸号”挑战的威胁程度。乘客想下船进行宗教游行去往加尔各答，但英国警察担心他们在当地人中传播革命动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相反，“驹形丸号”的乘客被命令登上一列指定的火车，直接被带去旁遮普。乘客予以抵制，换来的则是被枪杀。26人死亡。格尔迪特·辛格和29名乘客逃跑。其余几乎所有人都被逮捕并以颠覆分子之名遭到囚禁。

　　“驹形丸号”事件也改变了美国自身排斥南亚人的行动。移民局局长安东尼·卡米内蒂（Anthony Caminetti）很快便利用“驹形丸号”事件的幽灵来争辩说，美国正处于类似悲剧的边缘，他呼吁通过联邦立法。在给国会议员兼移民与归化委员会主席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的专门信件中，他总结说，美国面临的与“印度移民”有关的情况同样“紧急”。

　　由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北美洲的南亚人正在参与印度独立运动，煽动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甚至筹钱购买武器，排除南亚人运动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到1910年，美国取代加拿大，成为北美组织和推动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基地，南亚移民被认定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加达尔党及其领导人，尤其是哈达尔，被置于美国的监视之下，这是加拿大和英国对整个北美洲南亚社区监视的重要补充。

　　从1911年开始，1908年被聘为加拿大代表的威廉·霍普金森（William C. Hopkinson）对温哥华的南亚人社区进行监视，并于1911年也被美国政府聘为移民口译员。他被美国认为是加拿大“处理印度人问题的最佳人选”。几年来，他在两个政府间传递信息，经常跨越边界与提供消息的人会面，进行秘密工作，收集有关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在北美的信息。他的报告副本经常按惯例被送交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以及伦敦的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当印度民族主义者梅瓦·辛格（Mewa Singh）于1914年10月在温哥华法庭上杀害霍普金森后，印度民族主义者存在安全威胁的信念进一步被放大。1914年有2 000名印度人离开北美，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的叛乱，这时英国政府采取的反制措施是将他们处决、逮捕、审判和进行严密监视。这些令人瞩目的事件给美国排斥南亚人注入了动力。南亚移民也因与英属印度的革命者和加拿大的暗杀相关联而日益受到关注。

　　到1916年，国会就排斥南亚人问题重新展开辩论。这一次，讨论集中在地理上的排斥或“禁区”问题上。所谓的《禁区法》（Barred Zone Act）是一项妥协的立法。一方面，顽固的排外主义者努力争取通过一项“公开排斥所有亚洲人”的法案。另一方面，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行政当局认为，这种公然的歧视性条款会激怒日本政府。妥协的“禁区”法律正式排除了“大部分中国人，所有的印度、缅甸、泰国和马来联邦居民，部分俄罗斯居民，所有阿拉伯半岛和阿富汗的居民，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居民以及所有东印度群岛居民”，据估计人数多达5亿。由于中日两国国民已依据单独的法律和外交协定而被排斥在美国之外，南亚移民便是其显而易见的目标。2月5日，《1917年移民法》通过了“亚洲禁区”，另一扇门也对亚州移民关上了。与此同时，南亚人也成为西方国家《外国人土地法》的受害者，该法阻止他们拥有和租赁土地。19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巴加特·辛格·新德诉美国”（Bhagat Singh Thind v. The United Statess）一案中裁定南亚人不具备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条件。

　　这些法律和政策对美国南亚移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南亚人的歧视变得很猖獗。他们被禁止涉足许多职业。即便他们找到了工作，工资也比白人和其他亚洲工人要低。他们只能获得最艰苦和“最底层”的工作，而且他们对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或不公平的工资待遇的抱怨也被忽视。他们在剧院、电影院、餐馆和酒店遭受歧视。他们被迫生活在城市“最为糟糕的区域”。他们被社会排斥，民族和宗教习俗被嘲笑。一位受访者更尖锐地指出，我们“在所有人的眼中都能看到歧视，我们……在每个眼神和行动中都能感受到歧视”。

　　南亚人尽其所能地继续挑战他们所遭遇的歧视。令人瞩目的案例之一便是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巴加特·辛格·新德。他于1913年首次进入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军队服役。当官员们依据法律开始努力剥夺一小部分能够归化的非白人南亚移民的公民权时，新德将他的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他声称自己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后裔，属于高加索人种，属美国归化法所定义的“白人”范畴。最高法院不同意。法院指出，“构成我们这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意识到白人和南亚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并“本能地……拒绝将南亚人吸收进美国白人的思想”。新德的公民身份被撤销。

　　图26.巴加特·辛格·新德1918年身着美国陆军制服的照片。新德在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军营（Camp Lewis）应征入伍，并在那里受训。

　　其他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南亚人，也被毫不客气地剥夺了公民身份。到1924年，维什诺·达斯·巴盖被剥夺了美国公民身份。失去公民身份，巴盖就要受加利福尼亚州《外国人土地法》的约束。他被迫卖掉房子以及他在旧金山的商店和其他财产。对他最终的侮辱是，当他在1928年要去印度看望他的亲朋好友时，美国政府拒绝给他颁发美国护照。美国政府建议他重新申请英国护照，但他曾经以印度民族主义的名义放弃了英国公民身份，因而拒绝再将自己归为英国人。感到困扰和背叛的巴盖于1928年用煤气自杀。他给家人留下一封遗书，也给《旧金山监察报》留了一封信，信中他解释道，他要以结束生命来表示抗议。他在信中写道：“我来到美国，梦想着把这片土地变成我的家园，并竭力给我的孩子们最好的美国教育……但现在他们却来告诉我，我不再是美国公民。我现在究竟是什么？我和我的孩子们又究竟做了什么？我们不能行使我们的权利。谦卑和侮辱，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我和美国政府。这样的阻碍，那样的封锁，连退路都没有。”维什诺死后留下了他年轻的寡妇卡拉和三个年幼的儿子。

　　在维什诺不幸去世后，巴盖家族慢慢恢复。不过他留下了关于如何管理家族财务的详细说明，卡拉也非常能干。她专注于抚养孩子，并把他们送到大学读书。她也再婚了，第二任丈夫名叫马赫什·钱德拉（Mahesh Chandra），是她家在旧金山的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印度民族主义者。1946年的《卢斯—塞勒法》（Luce-Celler Act）对《1917年移民法》进行了修正，允许“土生印度人”申请入籍美国。卡拉和她的儿子们归化为美国公民。次年，印度脱离英国而获得独立。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