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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们只得在流亡中挣扎求生”：朝鲜移民

　　1905年，白广善（Mary Paik Lee）一家被占领朝鲜的日本士兵赶出家门。他们步行数昼夜，抵达仁川港。在那里，他们看到有两艘船准备招募朝鲜劳工去夏威夷的种植园工作。白广善的父亲签署了一份合同，他们便于1905年5月乘“西伯利亚号”战舰（SS Siberia）驶往夏威夷。在1902年12月到1905年5月之间，另有7 400名朝鲜人与他们一样，离开祖国来到夏威夷。1905年，又有1 000人移民到墨西哥，600名政治难民和1 000多名照片新娘也在1905年到1924年间来到美国。

　　朝鲜移民在夏威夷、美国大陆和墨西哥的工作与生活中，经历了许多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相同的挑战。作为美国招募亚洲劳工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在同一艘跨太平洋船上航行，并在许多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一起工作。作为亚洲人，他们也是反亚洲人法律和态度的目标，遭受不公平对待，经历种族暴力，并被看作在美国的局外人。但是，作为逃离国内殖民主义的一群人，朝鲜人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这些挑战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他们在美国的生活。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对朝鲜移民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1902年开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允许朝鲜人离开，但后来又禁止移民，以防止朝鲜人与已经在夏威夷的日本劳工竞争，并在国内保留大量的朝鲜人以支撑日本的扩张主义计划。朝鲜人对日本的控制感到愤怒，实现朝鲜独立几乎成了他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以及自我认知的核心。这种情感也延伸到在美国的朝鲜移民。旧金山朝鲜语报纸《新朝鲜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我们无国可归。我们是被征服的人。我们只得在流亡中挣扎求生。”无论是无国可归的人，还是被鄙视的“东方”威胁，朝鲜人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祖国的殖民地处境，以及在美国的不平等地位。

　　就像“鲸群中的一只虾”，朝鲜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国际对抗的场所。在19世纪，已经羸弱且贫困的朝鲜，直到1876年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当时日本设法加大了对朝鲜的控制。朝鲜很快便成为两个大国之间的战场，这场对抗最终导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获胜。10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后，宣布朝鲜为其保护国，并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本的吞并导致对朝鲜人口的严厉控制政策。殖民政府使日本人很容易在朝鲜购买土地，于是日本移民大量涌入朝鲜。朝鲜军队被解散，朝鲜教师被换成日本人，朝鲜语也不再在学校里教授，朝鲜报纸被关闭，日本人还控制了佛教寺庙和基督教教堂。朝鲜人每天都生活在对日本秘密警察的恐惧之中，对自己国家的殖民化深感不满。一位美国传教士在日本占领之初报道说：“日本人正在到处购买地产。朝鲜人民非常愤怒，且毫无获得补偿的希望。他们……被赶出了家园。”朝鲜移民杜克·莫恩（Duke Moon）更一针见血地解释道：“日本人是残酷的压迫者。”

　　在一个腐败和债务缠身的朝鲜君主政体，以及其后的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下，朝鲜人饱受重税和无业之苦。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1901年和1902年的灾难带来的霍乱、干旱、洪水和蝗灾，更让许多朝鲜人希望离开他们的家园。一名朝鲜移民解释说：“我们因为赤贫才离开朝鲜。”

　　美国外交官和商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夏威夷蔗糖种植业主们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源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以之来抗衡日本种植园工人日益增加的斗争性。朝鲜似乎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了一项条约，允许朝鲜人移民美国，少数学生和人参商人也已前往美国。美国外交部长霍勒斯·艾伦（Horace Allen）说服光武皇帝（King Kojong）签署了一项法令，设立一个朝鲜移民部门。光武皇帝还允许美国商人戴维·德什勒（David Deshler）招募和帮助对移民到夏威夷感兴趣的“自由劳工”。然而，多数潜在的移民家徒四壁，无法支付自己的路费。足智多谋的德什勒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通过自己的公司向甘蔗种植公司筹集资金，然后向潜在的移民提供贷款。甘蔗种植园的官员C. M. 库克（C. M. Cooke）满意地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那里的人们处于饥寒交迫中时，我们的种植园正希望他们的一部分过来做劳工。”

　　夏威夷甘蔗种植园里的优渥工资、免费住房和医疗保健的图景，对朝鲜人存在吸引力。报纸、海报、政府公告、美国传教士和劳工招聘人员都把夏威夷描绘成一个“天堂”，在那里“每棵灌木里都盛开着金色的美元”。朝鲜人预期的月薪达15美元，是当时朝鲜工人工资的5倍。一位朝鲜移民解释说：“我们听闻有人一直在谈论夏威夷的机会，他答应为我们提供工作、免费住房和充足的报酬。”他的家人中有13人签约，前往夏威夷诸岛。

　　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去往美国和夏威夷的朝鲜人基本是年轻男性。但他们的职业背景更为复杂多样，有些是牧师、学者、前士兵和学生，其他的则是农民和劳工。大约70%的人受过教育，40%的人是因美国传教士而皈依的基督徒。10%为女性。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将继续塑造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朝鲜移民群体，不过这种比例会逐渐变得均衡。1920年，在美国的朝鲜人75%都是男性；1930年，这一数字变为66%。

　　在夏威夷，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并没有他们期许的那般富足。种植园生活伴随着过度拥挤破旧的营地棚屋，以及在酷暑中长时间辛苦地砍伐甘蔗。手上磨起了水泡，脸和胳膊被锋利的甘蔗叶刮伤。这些破旧的棚屋将不同的种族区隔开来，日本人在一个区域，中国人在另一个区域，现在又多了个朝鲜人区域。种植园公司提供了生活区，但工人们不得不为其他一切事务买单，包括吃饭和洗衣服。此外，种植园主还虐待朝鲜劳工。一名朝鲜劳工说：“我们被当成役畜（对待）……而非人类。每个工人都有特定的数字代号以取代名字。”而工作似乎永无休止。一名朝鲜女性回忆说：“甘蔗田一望无际，秸秆是我身高的两倍，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应该庆幸这种高度，如果我能看到甘蔗田延伸至多远，知道前面有多少工作要做，我也许会晕死过去。”

　　许多朝鲜人在夏威夷种植园工作一两年后，就前往罐头厂工作，种植大米和咖啡，或者搬到城市从事餐馆、园丁、清洁工和家庭用人等工作。一些人自己开业经营洗衣店、零售商店和公寓等生意。到1907年，美国一项旨在限制日本移民同时也限朝鲜人的行政命令颁布时，已有超过1 000名朝鲜人从夏威夷移居到美国大陆。

　　当许多人离开朝鲜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时，其他的人则越过太平洋，以摆脱“日本敌人”获得自由。在1910年至1918年之间，有541名难民学生从日本经由中国东北、上海或欧洲逃至美国。其中80%抵达旧金山港，并在天使岛移民站接受检查。在此，朝鲜国家协会主席、天使岛美国移民翻译戴维·李（David Lee）帮助了数百名朝鲜移民登陆。其中一人黄士纯及其妻子张泰善一起参与了国家独立运动，他们都是反日新民社（anti-Japanese Sinminhoe）的成员。面临可能的抓捕和折磨，这对夫妇通过伪装成俄罗斯难民穿越朝鲜北部边境，越过半冻结的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他们抵达上海，然后伪装成中国公民，订了美国轮船的船票前往旧金山。和许多其他朝鲜难民学生一样，他们没有护照，但在朝鲜国家协会的支持及美国政府官员的帮助下，得以成功地进入了美国。他们如释重负。60年后黄告诉他的孙女：“我想来到美国这一自由的国度，当我离开朝鲜的时，我感觉自己像个自由人。”黄士纯定居于旧金山，在那里开了一家干洗店，并成为朝鲜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在朝鲜独立运动中担任领袖。

　　在1905年朝鲜移民被正式禁止后，其他能够移民到美国的朝鲜人便是照片新娘。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扩张，加上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和压迫，使得许多朝鲜移民重新考虑他们当初返回朝鲜的计划。在《新朝鲜报》上刊登的信件中，那些已经回国的人劝告他们留在美国。一位写信者解释说，在日本控制下的朝鲜“现在犹如地狱一般”。许多移民都注意到这一建议。他们开始通过照片新娘制度招来妻子，并准备在美国安家。日本政府允许少量女性离开，以此来安抚部分在海外朝鲜社会酝酿的民族主义激进政治活动。从1910年到1924年，有1 066名女性前往夏威夷和美国大陆。她们来自朝鲜各地，但多数来自南方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们都正值18～24岁的芳华之年。

　　就像日本的照片新娘制度一样，朝鲜男女之间都是靠中间人和照片来获得信息。媒人通常是年长的女性，她们招募年轻女性进入美国。美国和夏威夷年轻男子的照片，满足了这些女性对新生活的想像。她们觉得可以有机会接受教育，获得稳定经济来源和自由。一位媒人对准新娘说：“如果你在朝鲜结婚，你就会终生成为你丈夫及其父母的奴隶，而在夏威夷，没有人会干涉你。”未来新郎的照片通常都是以穿着西装的帅气年轻男子为特色。一些人在大的种植园或高档汽车前摆姿势留影。而这些女性所不知道的是，这些照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甚至是被篡改过的。通常情况下，房子和汽车都是种植园经理所有，所穿的衣服都是借来的，照片也是几年前的。

　　因此，当这些女性抵达旧金山或檀香山时，她们都惊呆了。一位女士回忆说：“（我的阿姨）16岁时作为一名‘照片新娘’来到夏威夷，嫁给了一个男人。她后来惊愕地发现这个男人已有72岁。”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所寄的帅气照片是他在25岁时拍摄的。但当她到达檀香山时，本人与照片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他来到码头，但我看到他确实非常非常老。他45岁，比我大25岁。我的心被刺痛。我很失望，不再多看他一眼。”许多人觉得自己被愚弄了，但却几乎毫无办法。一些人不禁哭喊“哎呀，我的妈呀！”或“哎呀，我该怎么办？”

　　除了被丈夫欺骗而感到震惊之外，许多朝鲜照片新娘对在美国所面临的艰苦生活毫无准备。她们的丈夫作为农场工人或流动农场工人的薪资只够勉强度日。他们期望，事实上也确实需要其妻子出去工作赚钱，此外还需要完成家务和抚养孩子。夏威夷的一位女士哀叹道：“看看现在的我，丈夫挣的钱不够多，所以我不得不节省开支。我还得为未婚男子熨洗衣服。并且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这种痛苦和失望是深刻而持久的。

　　照片新娘也面临着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她们的丈夫往往比她们大许多，所以丈夫垂垂老矣时，她们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来支撑家庭。或者更糟的是，她们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可能成为寡妇。一名妇女仅在夏威夷待了七年，其丈夫在病了两年之后便去世了，留给她的是五个年幼的孩子。她拼命工作，没有充足的休息和营养，以至于昏厥达20天之久，尽管她最终得以康复。

　　但并不是所有的照片新娘都面临如此艰难的生活。申姜爱（Shinn Kang-ae）是幸运的。她的丈夫申汉（Shinn Han）在旧金山经营了一份干洗生意，他是当地的社区领导人和著名的朝鲜民族主义者，而且体贴周到。在谈恋爱的时候，他送给姜爱一本朝英双语书，为她在美国的新生活做准备。当姜爱的船到达时，申汉正在旧金山码头等待她。姜爱多年后对女儿说：“他当时外表看起来不错，与照片很像。”因为有日本护照，姜爱很容易就获准进入这个国家，这对夫妇去了朝鲜卫理公会教堂正式完婚。姜爱身着一件白色的长裙，头戴面纱，申汉租了一件黑色的礼服。他们最终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为自己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安了家。

　　大量朝鲜女性的到来，以及在美国出生的一代朝鲜裔美国人的出现，标志着朝鲜移民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性别比例失衡得以缓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是美国公民，他们将看到自己及其族群得到更多机会。

　　图20.1914年，在旧金山朝鲜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朝鲜婚礼。申汉和申姜爱（这对夫妇在中间）与另外两对新婚的朝鲜移民夫妇合影。

　　在加州，朝鲜移民找到了作为农场劳工的工作，他们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在20世纪推动加利福尼亚的农业成为了一个产值达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在从事农业或轻工业的工作中，他们经常与朝鲜“同伴”一起工作。在迪纽巴（Dinuba）、里德利（Reedley）、萨克拉门托和德拉诺（Delano）的农业城镇吸引了在美国的朝鲜人口的近83%。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佃农和菜农，并与加利福尼亚的多种族农场工人一起工作，这些人包括墨西哥人、中国人、日本人、南亚人、菲律宾人、白人和非裔美国人。

　　白广善的家人是其中的早期定居者，他们在加州的几个城镇里努力维持生计。他们一直在寻找更好的经济机遇，并从事农业和其他工作。他们漂泊的艰难生活反映了大多数朝鲜人的现实。白广善的母亲在里弗赛德（Riverside）为30个与家人一起搭伙四年的男人们做饭和打扫卫生。白广善解释说：“父亲不喜欢我去工作，但这似乎是我们能自谋生路的唯一方式。”她的母亲会在黎明前起床，在5点为大家做好早餐，打包午餐，并开始全天劳作，然后在晚上7点做晚饭。这还不包括她为自己的家庭洗衣服和做家务。白广善6岁时就开始帮忙做家务，11岁时就成了镇上一个白人家庭的帮佣。

　　由于朝鲜移民在美国定居并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围绕社区开展。他们成立了许多社区组织来提供支持和帮助。在每个种植园里都组织了村委会（Dong-hoe）。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建立了社会、群体和政治组织，并且也成立了独立的妇女组织。

　　种植园里的朝鲜教堂，成了朝鲜移民社会和朝鲜民族主义政治的第一个中心。在朝鲜国内，由美国传教士首次引入的基督教，成为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堡垒。在美国，它成了持续的力量源泉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在夏威夷，朝鲜人抓紧时间建立朝鲜语的教堂服务，到1918年，岛上已有33个朝鲜新教教堂。190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朝鲜人开始共同礼拜；1905年，朝鲜卫理公会教堂在旧金山成立。教堂不仅是用来聚会、礼拜、保留朝鲜语的地方，也是政治活动的中心。教会组织筹集资金，并帮助像徐载弼［Seo Jae-pil，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为菲利普·伊阿宋（Philip Jaisohn）］、李承晚（Syng-man Rhee）、安长浩（An Ch'ang-ho）和朴永满（Park Yong-man）等独立运动组织的领袖。

　　和许多亚洲移民一样，朝鲜人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紧密联系。但由于朝鲜的殖民地身份，他们与祖国关系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聚焦于朝鲜独立的民族主义的特点。对祖国以及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的福祉的担心，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白广善回忆说：“我的父母一直在担心他们在祖国的亲人可能会出事。”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1910—1945年），使朝鲜人变成了无国家的流亡者。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一致，为了使朝鲜摆脱日本的控制，围绕朝鲜民族主义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共同体。《新韩民报》（Sinhan Minbo）在1910年宣布：“我们不是旅居者……不是劳动者，而是政治流亡者……和正义的军队士兵。”朝鲜移民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国际层面、街道上，以及商店和教堂地下室的后屋中。虽然在西伯利亚、中国、欧洲、墨西哥和古巴都有相当数量的朝鲜人群体，但美国的朝鲜人在全球的朝鲜独立运动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及与美国——这一正在崛起的大国，尤其是在太平洋——的关系，为朝鲜的独立赢得全球关注提供了契机。他们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包括内部纠纷，但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要得到美国——它拒绝干预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以换取日本对于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的不干涉——在美国的朝鲜移民事务中承认朝鲜民族主义组织（而不是日本大使馆）。

　　早在1903年，在夏威夷的朝鲜人就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新民会（Sinmin-hoe），以朝鲜独立为目的将朝鲜人团结起来。在1905年至1908年期间，日本对朝鲜施加了进一步控制，美国和海外的民族主义活动也随之增加。在此期间，作为对俄战争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进入朝鲜，朝鲜皇帝被迫退位，军队被解散，一个由日本领导的新政权随之确立。在1907年至1909年的武装反抗期间，朝鲜有14 556人被杀，另有32 993人受伤。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之后，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又一个高度活跃的阶段，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S. 金（Richard S. Kim）的说法，朝鲜的独立将成为“朝鲜移民唯一且最重要的问题”。

　　1909年，朝鲜国家协会（Korean National Association）在旧金山成立，旨在围绕民族独立团结朝鲜人，开展宗教、教育和文化活动，并筹集资金。它最终在旧金山、夏威夷、西伯利亚、墨西哥和中国东北拥有了130个分会。1914年，仅夏威夷分会就有2 300多名成员。朝鲜语报纸的创办也是为了传播独立的信念。不仅如此，在美国的朝鲜人还参与到了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自由事业中去，但并不成功。1907年，朝鲜国王向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Second Hague Peace Conference）派出了秘密使团，指出日本强加给朝鲜人民的统治是错误的，但会议拒绝接受该代表团，也没有聆听其请愿书。当在朝鲜的美国人德拉姆·怀特·史蒂文斯（Durham White Stevens）作为日本领导的殖民政府的顾问，于1908年访问旧金山并为日本统治进行辩护时，朝鲜的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史蒂文斯说，朝鲜人民太落后了，无法自治，而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情况要好得多。在旧金山渡口大楼（San Francisco Ferry Building）外，朝鲜民族主义者张仁焕（Chang Chae-Kwan）枪杀了史蒂文斯。同年，另一位返回朝鲜前曾在夏威夷和加州工作过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攻击了一位亲日的朝鲜总理。第二年，另一位民族主义者刺杀了一名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官员。

　　朝鲜国家协会在夏威夷、美国大陆和墨西哥的朝鲜人群体中，对推动朝鲜独立事业起到了主导作用。1910年之后，该协会举行了很多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举办了一场大规模集会，宣布日本吞并朝鲜的行为无效。在集会上，抗议者唱起朝鲜国歌，并展示朝鲜国旗。协会创立的决议宣称：“所有在美国的朝鲜人都将日本视为敌国。”为了对在美国的朝鲜事务施加一些控制和权威，朝鲜国家协会也自我认定为“所有朝鲜居民的唯一合法官方代理”。

　　191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赫米特（Hemet），一场暴力的种族事件使协会又有了推动它的事业的机会。1913年6月，一群愤怒的白人围攻了一小群朝鲜劳工，并将他们从赫米特驱逐出去。日本驻旧金山领事馆提供了援助，并开始与美国国务卿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进行谈判。朝鲜人对日本人参与其中表示抗议。一位朝鲜移民对《洛杉矶时报》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日本领事，更不想看到任何日本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是朝鲜人，不是日本人，日本没有理由因为我们的问题而在华盛顿抗议。”

　　布赖恩很快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在美国的朝鲜人不是日本国民，政府应该直接与朝鲜国家协会接洽处理。该组织随后继续在夏威夷、美国大陆和墨西哥开展军事训练计划。多年来，它一直主张自己代表寻求努力进入美国的朝鲜移民，同时也在整个美洲推动朝鲜独立事业的发展。

　　在夏威夷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朝鲜女性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她们记得亲身经历日本殖民统治的恐惧，她们的这种恐惧往往比她们在日本吞并朝鲜前离开的丈夫所感受到的还要多。她们给家庭生活浸润朝鲜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同时也帮助形成了朝鲜裔美国人的族裔身份认同。她们通过朝鲜教会和其他团体，带头进行重要的民族主义活动。她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妇女组织，通过筹集资金和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来支持朝鲜的独立。

　　1919年，在总结“一战”的巴黎和会上，朝鲜独立事业被拒，再加上前朝鲜皇帝光武的去世，在美国的朝鲜民族主义又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9年3月1日，朝鲜政治和宗教领袖齐聚汉城，宣布朝鲜独立。“三·一运动”（March First Movement）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殖民运动，大约有100万人参加。日本人竭力用残酷的暴力镇压全国性的示威活动。数千名朝鲜人被杀，近2万人被捕。然而，在美国大陆、夏威夷、西伯利亚和中国的朝鲜人继续推动着这项运动。

　　3月15日，朝鲜全国协会在费城举行了第一次朝鲜自由代表大会（Korean Liberty Congress）。长期以来，在朝鲜的独立事业中，美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一直认同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这个关键时刻，朝鲜裔美国人民族主义者选择在美国这个“自由的摇篮”发表自己的宣言。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27个组织的200名代表，以及来自欧洲的一些代表见证了朝鲜的独立宣言，并承认新成立的朝鲜临时政府。在这次集会上，重要的美国支持者加入了朝鲜民族主义的阵营。会议以一场从费城到独立大厅的大规模游行结束，并在那里宣读《朝鲜独立宣言》，代表们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新政府。菲利普·伊阿宋认为，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是完全相同的。他在战略上呼吁美国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不要辜负其名誉。伊阿宋宣称：“我们相信，美国将会支持朝鲜的事业，因为它也支持了其他受压迫的民族。”1919年4月9日，民族主义领导者们聚集在上海，成立了由李承晚领导的朝鲜临时政府。它为最终于1948成立的朝鲜共和国（韩国）奠定了基础。

　　朝鲜移民社会帮助维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但在美国，朝鲜人也面临着日本以及其他亚洲人在美国所面临的种族歧视。朝鲜人通常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东方人”，夺走了本来属于白人的工作，并激化了美国的种族问题。排斥日朝联盟于1905年在旧金山成立，很快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主张排斥所有在美国的亚洲移民。191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反对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并将朝鲜人列入应立即驱逐出境的移民名单中。

　　朝鲜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面临着骚扰和暴力。1906年，当白广善的家人从檀香山抵达旧金山时，一群年轻的白人男子对他们进行了骚扰。“他们嘲笑我们，往我们脸上吐口水；一个男人踢起妈妈的裙子，并叫着我们无法理解的名字。”在她整个童年时期，白广善都会感受到歧视的刺痛。她被禁止进入一个白人教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威洛斯（Willows）也被禁止和白人同学一起玩耍。她不得不忍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关于“恶臭的中国佬和肮脏的日本人”的贬损评论。朝鲜人也经常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和居住在特定社区。龙道允（Do-YunYoon）记得，一个朝鲜人永远无法在加州的德拉诺市的“白人小镇”上租房，只能到“墨西哥城”或“黑人城”租房。甚至当地的电影院也是种族隔离的。伊云解释道：“美国人不会让我们坐在公共电影院的任何地方。他们只允许我们和墨西哥人一起坐在角落里，而不是和美国人坐在一起。”餐馆、公共娱乐设施和理发店也经常拒绝为他们服务。作为亚洲人，朝鲜人也被禁止归化成为美国公民。

　　和其他群体一样，朝鲜人在诉讼案件上也对这项政策提出质疑。1921年，一位名叫伊瑟克·埃姆森·夏尔的（Easurk Emsen Charr）朝鲜裔美国退伍军人，在联邦地方法院申请公民身份，他认为他服的兵役赋予了他入籍的权利。法院予以否绝，并裁定由于朝鲜人是“蒙古人种”，故而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在美国西部的许多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之后，认定“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拥有或租赁土地是违法的，朝鲜人也被排除在农业之外。一名朝鲜移民回忆道：“我们离开加州是因为该州通过了《外国人土地法》。然后我们去了华盛顿。但是，我们在那里生活没几年之后，华盛顿也通过了一项反外国人排斥法。”黄士纯总结说：“我感受到歧视，并意识到美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由于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有母国政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朝鲜人只能依靠自己。

　　白广善和其他朝鲜人从未习惯在美国所遭受的猖獗歧视。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导她，朝鲜人需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向美国人展示我们和他们一样优秀”。当她和家人被迫住在城市最糟糕的区域，被辱骂，被迫坐在电影院的一角时，她对每日受到的这种无知、偏执和种族主义感到愤怒。但更多时候，她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行为，并要求获得平等对待。当白广善被牧师告知：“我不希望在我的教堂里有肮脏的日本人”，不允许她进入加利福尼亚威洛斯当地的长老教会时，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的父亲，而他恰巧是当地的法官，也是教会的一员。结果到了下个周末，牧师亲自出来欢迎白广善。白广善抗议说，她的英语老师一贯给非白人学生的成绩比白人学生低。她认识到，与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一样，朝鲜人“处于同样绝望的状态”。在她居住的多种族社区里，这三个群体相互团结，互相光顾彼此的店铺，帮助彼此摆脱困境。她解释说：“第一代移民通过教育他们的孩子为未来奠定了基础。”同许多第一代朝鲜裔美国人一样，白广善和家人挣扎着度过了他们在美国最初的年头，他们梦想着朝鲜和美国都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