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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我们听了太多美国的事”：美帝国的菲律宾人

　　1900年，弗朗西斯科·卡里诺（Francisco Carino）出生在菲律宾南伊罗戈（Ilocos Sur）省的一个小镇。两年前，美国已经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到20世纪初，美国的传教士、教师、医生和殖民地官员遍布这一新殖民地，具有美国风格的学校也在教授美国地理、历史、政府和公民学。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学习“最好的美国”，卡里诺确信，美国充满了“财富、美丽和伟大”。他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们听了太多美国的事，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美国是一片勇敢、自由的土地，是充满机会的土地。”受这种想象，以及将菲律宾人归为“美国国民”而不是外国移民的政策激励，15万菲律宾人在20世纪初期越过太平洋去往夏威夷和美国大陆。

　　然而，卡里诺在美国所遭遇的激烈偏见和歧视令他心碎。房东不租房子给他。职业介绍所不雇用他。餐厅和理发店拒绝为他服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城镇中，“严禁菲律宾人入内”或“菲律宾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随处可见。卡里诺说，在美国，“肤色导致一切大不相同”。作家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加州，作为菲律宾人是一种罪过。”

　　美帝国主义和菲律宾人作为美国国民的地位，塑造了菲律宾人移民美国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在美帝国的经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启了菲律宾人移民美洲的第二次移民潮（继马尼拉帆船时期的数千移民之后）。美国人在这些岛屿的存在告诉菲律宾人，他们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抵达美国时，他们作为亚洲人和殖民地人的身份就会带来不平等的待遇。他们踏上了美国领土，但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可以待在美国，但被归入到最底层，从事被剥削最甚的工作。他们遭受了与其他亚洲人不同的种族主义。在美国，他们是“棕色的小兄弟”，而这种地位带来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问题。

　　在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菲律宾与波多黎各和关岛一起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同年早些时候，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并因其新财富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正如从16世纪开始菲律宾就作为西班牙的太平洋帝国的中心一样，在1898年后，它也成了美国同亚洲贸易的一个重要门户。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以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为首的菲律宾革命者，拒绝承认美国的统治权。在持续到1902年的三年残酷的美菲战争中，他一直同美国士兵作战。最终，4 500名美国士兵丧生，多达100万菲律宾平民死于战争、暴力、饥荒和疾病。

　　随着菲律宾的殖民地化，美国需要以某种方式将菲律宾人纳入美国。授予公民身份是不可能的。菲律宾人被用种族词汇描述成未开化的野蛮人、残忍的强奸犯，甚至狗和猴子。最多，他们也不过是需要（美国）指导的小孩。作为年轻的律师、建立殖民政府的美国委员会主席以及未来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解释说，菲律宾人是“棕色的小弟弟”，需要“50或100年”的密切监管，才能“开发出所有类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原则和技能”。

　　美国的统治使菲律宾的经济方式向有利于美国投资者而非菲律宾人的方式改变。例如，美国继续扩大西班牙最初建立的菲律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美国公司和所有者购买农田用于种植以蔗糖为代表的出口农作物。到20世纪，菲律宾出口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多到无法自给自足的地步。即使是大米和纺织品等必需品也不得不依赖进口，而保持菲律宾非工业化的出口经济政策，导致了混乱与不平等。特别是在北伊罗戈省和南伊罗戈省、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打拉省（Tarlac）拉乌尼翁省（La Union）以及吕宋岛的阿布拉省（Abra）的小型家庭农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被分成无法耕种的小块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租佃、无地、贫困和移民。

　　美国在菲律宾的角色被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归纳为一种“善意的同化”。美国会教育、开化和提升菲律宾人，以便他们有朝一日能够自治。菲律宾人被认为是“美国的国民”，这是一项不平等的法律分类，将菲律宾人归为受“监护”的地位（像美国原住民一样），没有公民权。然而，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国民，也的确允许菲律宾人几乎没有阻碍地在美国内部迁移。与移民不同，菲律宾人不受移民法或移民审查的约束，在其他亚洲人面临越来越多限制的同时，有15万菲律宾人移民到夏威夷群岛和美国。菲律宾人也是唯一被准许加入美国军队的外国人。且他们在海军中有限制，大多从事被认为有损人格的“女人的工作”，如在海军为军官准备膳食和打扫私人卫生的膳务员。即便如此，他们加入海军的积极性仍然很高。他们在服兵役后，能有很高的工资，也可以不受1935年之后的移民法的约束，并可在1940年后加速归化入籍。数千名菲律宾人加入了美国海军，组成海军的“棕色皮肤的仆人军团”作为一项事业。

　　美国文化在菲律宾的渗透，也刺激了移民。传教士、教师、医生和许多其他美国人活跃在菲律宾，作为美国努力“提升”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菲律宾人从小就接受羡慕美国的教育，把自己想象成美国人。美国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以及庞大的都市，“美丽的街道和公园、大工厂、［和］伟人”，正如弗朗西斯科·卡里诺所描述的，美国被当成一个“人间天堂”。移民文化因而深深扎根。

　　根据1903年《资助生法》（Pensionado Act of 1903），第一批菲律宾男男女女应邀来到美国。这项法律带来了数千菲律宾精英学生，他们被称为“资助生”（pensionados），进入全美国各地的大学学习，但他们被期望返回菲律宾，成为菲律宾“成功和掌权的（亲美）领导人”。

　　到20世纪20年代初，菲律宾被视为美国持续寻找亚洲劳工的又一站。菲律宾人因为诸多原因而颇具吸引力。首先，由于美国国民的身份，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美国。其次，像朝鲜人一样，他们可以被用来与夏威夷的日本种植工人进行竞争。而这些日本人正在成功地领导劳工运动，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

　　很快，被称为“鼓手”（drummers）的劳工代理商纷纷涌向菲律宾。他们逐城在城市广场放映电影，以推广在夏威夷等待菲律宾工人的伟大冒险和经济机会。其中的一个电影场景甚至是展示一名老板向等待的菲律宾人逐一发放支票。移民热很快蔓延。菲律宾人彼此重复着“夏威夷犹如一个荣耀之地”。 1906年，首批15名菲律宾工人乘坐“多利安号”战舰（SS Doric）抵达夏威夷。1907—1919年，夏威夷糖种植协会的招聘人员带来了2.4万名菲律宾人。1920—1929年，又有4.8万人来到夏威夷。“夏威夷人”（Hawaiianos），或从夏威夷归来的人，是出国的最好广告。一些人积攒了足够的钱去购买土地。其他人穿着闪闪发亮的白色鞋子昂首阔步，还有看上去昂贵的西装和斯泰森（Stetson）帽子。多洛雷斯·昆托在看到“夏威夷人”回到他的村庄后回忆说：“当然，我不能浪费时间再等了。”不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一起去了夏威夷。

　　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签署将他们作为劳工带往夏威夷的合同，他们成为从加勒比地区延伸到夏威夷的全球蔗糖种植业经济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以每月18美元的工资工作3年，如果累计工作达720天，他们就能回家。一旦轮船到达夏威夷，他们作为种植园工人的生活就立即开始。一名新来者回忆说：“当我们走下跳板的时候，我们高喊着目的地种植园，人们喊着‘怀阿卢阿糖业公司’（Waialua Sugar Company）、‘普内内毛利岛’（Puunene Maui）。我则喊道：‘夏威夷的纳阿莱胡（Naalehu）。’”当他们和其他的劳工聚集在一起时，种植园的官员们在他们的脖子上面挂上“唐勾”（tango），一个写有数字的金属标签，标明他们卑微的种植园工人身份。他们在夏威夷的新生活也随之开始。

　　同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种植园劳工一样，菲律宾人在一个新世界里工作，“从汽笛声到汽笛声”。工作环境肮脏、炎热、单调、令身体不适。工人们抱怨背部疼痛、甘蔗叶的锋利与刺激、微红的尘云以及灼热的阳光。他们在凌晨5点离开营地，直到晚上8点收工哨吹响之后才回来。

　　菲律宾人与亚洲的其他种植园劳工分担着这些艰难的工作。但作为最后一批到达夏威夷的人，他们位于种植园等级中的最底层。正如作家米尔顿·村山（Milton Murayama）所解释的，种植园就像金字塔一般：白人种植园经理住在顶端的大房子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领班紧随其后居住在体面的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工人住在他们下面的木制房屋里；最下面的则是破败的菲律宾人营地。下水道系统也从山上往下排，导致菲律宾人的营地最臭、最不卫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回菲律宾的“夏威夷人”的故事少了几分荣耀，多了几分艰辛。回国的人告诉那些愿意听的人：“夏威夷充满了艰苦”，“回去吧，兄弟……回家”。

　　去往美国大陆的移民相对缓慢。最早一批到达旧金山的菲律宾人可能是为美国海军军官服务的菲律宾仆人或勤务员，还有学生和来自夏威夷的前种植园工人。1920年人口普查显示，在美国大陆各州的菲律宾人为5 603名。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跨太平洋轮船公司开通了定期从马尼拉到旧金山、洛杉矶和西雅图的航线。尽管三等舱非常拥挤肮脏，但大多数菲律宾人购买的是便宜的三等舱船票，而汽轮公司代理人在鼓动“‘黄金遍地’的故事”方面成效突出。第一批直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菲律宾人于1923年来到美国，数量约为2 000人。1924年，美国的新法律进一步阻止了其他亚洲移民进入美国，之后，每年有超过4 000名菲律宾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到1930年，全美的菲律宾人达到5.6万人。

　　作为美国的国民，菲律宾人主要移民到美国，但也有一小部分在进入美国之前也常先登陆加拿大和墨西哥。从马尼拉来的跨太平洋航线将菲律宾人带到香港、东京或神户，然后到温哥华或者维多利亚。如果乘客们前往美国，他们会乘坐一艘较小的船去往旧金山。有些人在被准许登陆美国之前被隔离在温哥华，还有一小部分菲律宾人在墨西哥登陆。

　　移民到美国的大多数菲律宾人都是年轻男子，投奔他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的农场里，或者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和阿拉斯加罐头工厂里工作的父亲、叔叔、表亲、兄弟和朋友。也有很少的女性来到美国，她们或作为学生，或是陪伴丈夫，或是与已经在美国的家人团聚。几十年来，性别比例依然严重不对等。1930年，在加利福尼亚的42 500名菲律宾人中，只有2 500名女性。尽管女性人数不多，但她们在组建家庭，为家庭经济做贡献，以及维持扩展家庭强大纽带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组建了自己的女性组织，帮助推广菲律宾文化。由亲戚和非亲属组成的大家庭成了美国菲律宾人生活的中心。数量不多的菲律宾儿童受到珍视，家庭经常调整传统的亲属体系，以便将非亲属纳入体系。例如，在出生时邀请200名男子成为名义双亲也非鲜见。

　　在加利福尼亚州，菲律宾人从事多种工作。根据作家曼纽尔·布肯（Manuel Buaken）的统计，25%的人做门卫、洗碗工和“各种服务生”，包括客房服务生、男仆、电梯操作员、门童和餐馆侍应生。然而，大约60%的菲律宾人，在从事作家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Mc Williams）所说的“田野工厂”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已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行业，并且长期剥削移民劳工。萨克拉门托河和圣华金河之间的三角洲地区出产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芦笋，以及大量的草莓、土豆和莴苣。这些作物需要一群群规模不大的劳动力，他们必须经受严冬和超过40摄氏度的酷暑等恶劣的工作条件。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南亚人是该州第一批农场移民工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在20世纪20、30年代成为该领域劳动力的主力。虽然种植者们经常声称，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比白人更适合从事恶劣的农业工作，但事实上更可能是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使白人敬而远之。布肯解释说：“在这些不利条件之下，白人甚至连尝试的兴趣都没有。”

　　到1930年，大约有18 000名菲律宾移民在美国从事农业劳作，他们随着农作物的季节变化而在德拉诺（Delano）、斯托克顿和加利福尼亚其他城镇等主要农业中心之间穿梭，从而确保加利福尼亚的农场有利可图。埃利塞奥·菲利普（Eliseo Felipe）于1933年到达斯托克顿之后不久，就到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来回收割农作物。他对一位采访者说：“因为不同的庄稼有不同的季节，因而我在不同的营地待过。所以当我们收割完芦笋时，接下来就准备采摘成熟的葡萄；把葡萄采摘完之后，准备收获成熟的西红柿。我们需要去有工作的地方。宝贝，不管什么地方，我都会去。我并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只是想要工作。”

　　农场工人们需要无休止地同来自田地的灰尘做斗争。这些灰尘会堵塞肺部，覆盖皮肤，他们必须反复地到医生那里清理喉咙。在萨利纳斯（Salinas），菲律宾人一天工作8～10个小时，只有在吃饭时才有短暂的休息。他们的工作报酬是每小时15美分，直到1933年才上涨了5美分。据麦克威廉斯说，他们是加利福尼亚种植者所招募的“组成‘廉价劳工’的劳动大军”中“遭受残酷剥削”的人。

　　即使他们在美国西部随作物成熟而流动劳作，大多数菲律宾人在一年中也只有10个月能找到可干的农活。不断扩展的阿拉斯加罐头厂业务提供了剩下数月的工作机会。一般从6月份开始，在收割完芦笋之后，源源不断的菲律宾人从加利福尼亚北部一路北上，从事所谓“阿拉斯加客”（Alaskeros）的工作。

　　图27.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菲律宾芦笋收割者。

　　到了20世纪30年代，15%的阿拉斯加罐头工人是菲律宾人。他们从事清理、包装、烹饪、贴标签的工作，并将所有运送到罐头厂的鱼打包装箱。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所有的工序都必须手工完成。帕布罗·马巴隆（Pablo Mabalon）记得：“我们从事的是骡子的工作，工作时间表是不确定的，且工作时间长，你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跟上工作。”高薪水的愿景使得菲律宾人持续北上。受雇的工人获得了稳定的季节性收入。在20世纪20年代末，6个月的工作的收入在250美元到300美元之间。然而，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收入数额，很快就被工人们对那些同样是亚洲移民的劳工承包人欠下的债务所击溃。例如，工人可以在公司商店购买商品，这些商品通常价格高得惊人。此外也有赌债和支付给被带到罐头厂区的妓女的费用。结果，一名工人在一个工作季结束后，通常只剩下30或40美元的收入。

　　被困在曼纽尔·布肯所称的“经济奴隶制的深渊”中，菲律宾人开始组织起来。1928年，斯托克顿地区的“农场之子”（Children of the Farm）成为美国第一个正式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劳工组织。第一次菲律宾人罢工1930年发生在沃森维尔（Watsonville）。在接下来的6年里，圣华金河谷和因皮里尔河谷发生了20余起菲律宾劳工纠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菲律宾人已有7个不同的劳工联盟。其中之一是由斯托克顿商人D. L.马库洛（D. L. Marcuelo）于1933年组建的菲律宾人劳工联盟（Filipino Labor Union）。该劳工联盟很快就拥有了4 000名成员。

　　菲律宾劳工联盟于1933年8月在萨利纳斯山谷（Salinas Valley）首次提出明确要求：增加工资、承认劳工联盟、改善工作条件。700名菲律宾收莴苣工人罢工，抗议他们每小时仅20美分的工资。当种植园主们迅速引进墨西哥、南亚和其他亚洲劳工以破坏罢工时，罢工失败了。种植园主继续以一个群体对付另一个群体，他们也组织菲律宾的劳工承包商反对劳工联盟。

　　菲律宾人劳工联盟在第二年夏天再次尝试进行罢工。萨利纳斯收莴苣的工人罢工始于1934年8月27日，由6 000名菲律宾莴苣收割者与负责收集和储存莴苣的白人劳工组成的联合小组发动。不久，蒙特雷（Monterey）县的莴笋业便陷入停滞。当白人罢工者同意谈判时，菲律宾人坚守阵地，且面临着一场暴力冲击。种植园主召集当地警察和武装警卫威胁和殴打罢工者。菲律宾人劳工联盟主席拉夫·卡尼特（Rufo Canete）的营地被烧毁，超过100人被烧死在营地中。劳工联盟总部遭到突击检查，其领导人以非法集会的罪名被逮捕。在这场罢工持续将近一个月之后，菲律宾人劳工联盟结束了罢工，这时，联盟队伍已经严重损耗，只好在谈判中妥协。尽管如此，劳工联盟还是赢得了一些重要的权利。工资提高到每小时40美分，菲律宾人劳工联盟也被承认为合法的劳工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萨利纳斯莴苣工人罢工有助于将菲律宾人引入到更大的美国劳工运动中。两年后，菲律宾人劳工联盟在萨利纳斯又组织了一次罢工，在这之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特许成立了一个菲律宾人—墨西哥人农业劳工联盟。

　　多年来，菲律宾劳工运动一直在继续发展并走向成熟。1939年4月6日，一个独立的菲律宾人农业劳工协会（Filipino Agricultural Laborers Association，FALA）成立。该协会由不同菲律宾人群体如伊洛卡诺人（Ilocanos）、比萨扬人（Visayans）和他加禄人（Tagalogs）组成，协会致力于联合菲律宾人实现共同的经济安全目标和参与反歧视斗争。该协会不浪费任何检验自身实力的机会。该组织呼吁，如果加薪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第二天所有芦笋工人将进行全面罢工。此时正值有利可图的芦笋收割季，种植园主们面临着这个季节数百万美元的潜在损失。大多数种植园主接受了工会的要求，这次非暴力罢工被认为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成功。到1940年，菲律宾人农业劳工协会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带成立了多个分支机构。

　　由于菲律宾人在大多数社区被禁，因此在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出现了由菲律宾居民、家庭和企业组成的“小马尼拉”。斯托克顿的“小马尼拉”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其众多菲律宾人商业和充满活力的社区而闻名。到20世纪20年代，移民农场工人可能会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后离开庄稼地回到斯托克顿恢复生活。他们可能会首先取走自己的信件，然后在帕布洛·马巴隆经营的受欢迎的拉法耶特便餐馆（Lafayette Lunch Counter）叫上一盘阿斗波（adobo）。他们也可能会在马尼拉杂货公司（Manila Grocery Company）购买食物，阅读当地的菲律宾人报纸，比如《菲律宾监察报》（Philippine Examiner），在菲利普的菲律宾台球厅打台球，在马尼拉理发店理发，在洛斯菲律宾人裁缝店（Los Filipinos Tailoring Shop）购买一套西服，在J. Y.比龙（J. Y. Billones）的照相馆拍照，在“农场之子”（Sons of Farm）的办公室听取最新的劳动新闻，在菲律宾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在圣玛丽天主教堂做礼拜。如果他们正在寻找女性伴侣，他们可能会停留在吕—米—棉俱乐部（Lu-Vi-Min Club），这是一个以吕宋岛、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等主要菲律宾地区命名的俱乐部。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会穿着最好的西装，梳着背头，在“小马尼拉”的出租车舞厅见面，听现场乐队演奏当时流行的爵士乐曲，并付钱与被聘请来的女舞者跳舞。很多人在10～20分钟的时间内就要挥霍掉1～2美元，相当于一整天工资。

　　斯托克顿的“小马尼拉”帮助维持和滋养了美国的菲律宾裔美国人社区。正如历史学家道恩·马巴隆（Dawn Mabalon）解释的，在“小马尼拉”，菲律宾人可以不再是那个“卑贱的、被剥削的、无名无姓的劳动者，躬耕于一望无际的芦笋、芹菜或者甜菜地”。相反，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聚集在一起，与朋友见面，并“在斯托克顿的街道上积极宣扬自己的权利”。这个城市的“小马尼拉”仍然是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菲律宾以外最大的菲律宾人社区。

　　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菲律宾移民的稳步增长，菲律宾人也越来越被视为一个问题。他们不再被局限在美国遥远的殖民地里，而是象征着美国对在菲律宾的菲律宾人的仁慈的同化政策与影响了在美国的所有亚洲人的邪恶且暴力的反亚洲种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到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人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棕色小兄弟”，而是比之前的中国人、日本人和南亚人“入侵”更为糟糕的另一种“亚洲人入侵”。

　　图28.加利福尼亚马尼拉联营大厅前的菲律宾人，1929—1934。

　　反菲律宾人运动首先关注菲律宾的殖民地地位，以及菲律宾作为落后的殖民地的观点。菲律宾人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不文明的、有犯罪倾向的民族。旧金山执法官员在1931年报告说：“他们［菲律宾人］中没有一个不是潜在的犯罪分子。”他们被拿来同美国原住民相比，被称为“未经驯服的猎头者”。加州的移民研究委员会主席更是以“原始的道德规范”将菲律宾人贴上“丛林民族”（jungle folk）的标签。蒙特雷（Monterey）县的D. W.罗尔拜克（D. W. Rohrback）法官将菲律宾人表述为“大约10年前从大砍刀和腰布上取下来的小棕人”。《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的编辑V. S.麦克拉齐（V. S. McClatchy）认为，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涌入美国……会降低公民身份的标准，如果放任不管……将导致共和国的毁灭”。国会议员理查德·J.韦尔奇（Richard J. Welch）表示同意，并于1930年告知公众，菲律宾移民是“太平洋沿岸人民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此二人皆支持全面禁止新移民的入侵。

　　但他们对菲律宾人的主要抱怨，似乎是菲律宾人打乱了美国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现有的种族等级制度。同其他的亚洲移民社会相比，更多的菲律宾男性与白人女性通婚。突破跨种族性关系的禁忌的后果就是，菲律宾男子不断被指控具有放纵的性冲动，这对白人妇女和体面社会都颇具危险。一位来自萨利纳斯的证人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移民与归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面前做证，认为菲律宾人是“社会的威胁，因为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白人女孩”。1933年，加州的司法部长将该州的反异族通婚法扩大到包括菲律宾人在内，此后菲律宾人同白人通婚便为非法。

　　美国西部城镇流传着根深蒂固的、激烈的种族主义，菲律宾人经常成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而加州是最危险的地方。1930年1月，北部的蒙特雷县商会通过了许多反菲律宾人的决议。在斯托克顿，宾馆和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菲律宾人。警方经常在随机或突袭赌场时拘捕菲律宾人。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曾写道：“我的国人在这些街道上是不自由的，警惕的巡警每当看到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会怀疑我们。”康妮·蒂罗娜(Connie Tirona)还记得，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亲眼见过两个菲律宾男子被骑在马背上的白人拖着，据说是犯了同白人女性交谈的罪行。曼纽尔·布肯记录了警官和其他人逮捕他的菲律宾同胞的行为。他的堂兄弟雷米西奥·圣地亚哥（Remigio Santiago）在好莱坞大道等车时，好莱坞官员走过去盘问他。菲律宾之星出版社的记者温塞斯劳·泰博罗（Wenceslao Tambolero）在凌晨离开剧院后被捕，并被关入洛杉矶的监狱。布肯本人在洛杉矶正阅读一份杂志的时候，有两名警察走上前来，试图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其逮捕。

　　加利福尼亚的反菲律宾人暴力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升级。此时菲律宾移民潮也达到新的高度，菲律宾劳工运动的实力和人数日益增长，作为来自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的沙尘暴大迁徙的一部分，大沙尘暴（Dust Bowl）之后，部分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以及堪萨斯的白人新移民也进入该州，带来了他们的地区性文化。在这些地方，黑人种族隔离，动用私刑，参加三K党，以及种族恐怖，这些都非常常见。1927年的新年前夜，白人在斯托克顿的酒店和游泳馆里寻找菲律宾人，到午夜，8名男子被刺伤和遭殴打。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菲律宾人被驱逐出华盛顿州的亚基马河谷（Yakima Valley）。在加利福尼亚的迪纽巴，与白人妇女社交的菲律宾劳工遭到袭击，暴徒还袭击了埃克塞特（Exeter）、莫德斯托（Modesto）、特洛克（Turlock）和里德利的菲律宾人。1929年12月，在沃森维尔（Watsonville）的一家报纸报道了一名白人少女和菲律宾男子拥抱后，一伙400人的白人暴徒袭击了当地一家菲律宾舞厅。尽管这对夫妇已经订婚，并得到了女孩家人的祝福，这一事件触发了许多针对菲律宾移民所带来的经济和道德威胁的政治表态。在舞厅被袭击之后的四天暴乱中，许多菲律宾人被打，其中一人死亡。1930年，一群白人青年向斯托克顿的美国菲律宾联盟大楼扔了炸弹。

　　在沃森维尔种族骚乱之后，包括加州联合移民委员会、美国劳工联盟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在内的劳工和爱国组织，都将排斥菲律宾人作为其全国性会议的中心议题。他们警告说，当前的美国移民政策允许一群危险的、不可同化的菲律宾人进入美国，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不过，这些排斥菲律宾人的支持者也认识到，他们必须克服重大的法律和政治障碍。类似于加拿大试图禁止南亚人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移民到另一部分的问题，菲律宾人既是美国国民，也是殖民地的臣民，不能被禁止进入美国。

　　图29.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的美国菲律宾联盟成员，在1930年爆炸后的建筑物前。

　　菲律宾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和美国的菲律宾人排外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彼此达成巧妙的妥协。由于国会在1930年辩论排斥菲律宾人的提案，来自菲律宾的代表利用国会听证会，策略性地推进菲律宾的独立事业。菲律宾代表团认为，如果排斥菲律宾人的法案成功通过并成为法律，美国将是唯一一个禁止自己的国民进入其祖国的国家。他们警告说，这种针对菲律宾人的公然歧视，可能危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将更为广泛地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美国此时正在向一个全球大国迈进，这种推论产生了效果。民族主义领袖继续说，排斥菲律宾人而又不让菲律宾人独立，将是“不公正”的和“非美国”的。菲律宾众议院领导人佩德罗·吉尔（Pedro Gil）做证说，如果美国国会想限制菲律宾移民，首先应该确保菲律宾的独立。到1930年听证会结束时，在菲律宾没有独立的情况下，对排斥菲律宾人的支持正在动摇。排外主义者开始提出妥协性的提案。

　　结果是1934年3月24日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泰丁斯—麦克杜菲法》［Tydings-Mcduffie Act，正式名称为《菲律宾独立法》（Philippine Independence Act）］，赋予菲律宾联邦地位，并承诺10年后准许其独立。该法也将菲律宾人的地位从美国“国民”变为“外国人”。菲律宾此后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每年的移民配额为50人。该法案之后被送到菲律宾参议院批准。排外主义者获得胜利。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也同样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潜在的菲律宾移民消失了，包括一群处于法律边缘的人。

　　在这项法案向西穿越太平洋的时候，有几艘轮船正载着菲律宾人向东跨越太平洋。马塞洛·多明戈（Marcelo Domingo）和一位堂兄与其他数十人正乘坐“胡佛总统号”（President Hoover）前往旧金山。多明戈和他的堂兄一起去了沃森维尔，在那里另一个老乡允诺他们在农场工作。但是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移民官员不知如何处理他们。这些菲律宾人在《泰丁斯—麦克达菲法》签署成为法律之后，但却在菲律宾政府5月份接受这一法律之前，从马尼拉出发前往美国。其他5艘抵达旧金山的船上的菲律宾人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总共有261名菲律宾人面临其法律地位的问题。当法律生效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他们会在旧的制度原则下被处理吗？或者一旦抵达美国，就会被自动排斥在外？

　　多明戈这些人被称为“泰丁斯—麦克达菲菲律宾人”（Tydings-McDuffie Filipinos），在拍照和录入指纹后以假释的状态被允许进入美国。旧金山国际学院是一个原属于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安居点，其工作是负责假释菲律宾“男孩”。但是，当菲律宾人的上诉被驳回，并在1935年2月接到驱逐他们的命令时，学院的官员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受到的指控是什么。许多人既没有作为流动工人离开，也没有蓄意藏匿起来以躲避驱逐。美国移民与归化局进行了接管，天使岛官员实施的搜捕行动在整个加州，乃至全美展开，甚至深入到菲律宾。移民官员对家人、邻居、雇主进行访谈。义务兵役局（Selective Service Board）官员和邮件管理员忙于逮捕和驱逐“泰丁斯—麦克达菲菲律宾人”。追捕持续了数年，但在多数情况下，像马塞洛·多明戈这样的人从未被发现。

　　将菲律宾人视为外国人而不是国民的新政策，与美国政府遣返或转移国内不需要的移民相结合，成为另一种控制国际移民的手段。1935年7月10日的《遣返菲律宾人法》（The Filipino Repatriation Act）规定，在菲律宾出生并居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可以申请被遣返回菲律宾的“好处”。美国将支付所有费用，但有一点：任何被遣返者都不能再次进入美国。

　　就像美国人有理由通过“善意同化”来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一样，美国官员也用善意的言语来鼓励菲律宾人自愿接受遣返。旧金山移民委员会的爱德华·卡希尔（Edward Cahill）称，这是“大哥般帮助和协助的姿态”。他和其他官员希望，3万名菲律宾人，也即在美国的菲律宾总人口的一半，将会自愿离开。但其他人，如记者凯里·麦克威廉斯所说，将遣返称为“一个试图将菲律宾人赶出这个国家的并不高明的把戏”。

　　菲律宾人对这一法律持怀疑态度，一些菲律宾人直接将它与菲律宾人作为美国国民时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在菲律宾的破坏性影响联系起来。佩德罗·邦肯（Pedro Buncan）于1935年6月递交返回菲律宾的申请书，但却满怀痛苦。他在给美国劳工部长的信中写道：

　　在菲律宾公立学校，我们学习你们的宪法，还有美国的教科书，其中包含着两个极坏的词：“平等”和“自由”。这些词语引诱着可怜的菲律宾年轻人的精神。我们来到了人人平等的自由之地，却发现我们自己并没有宪法权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东方来源使我们在法律眼中被禁止成为人。 注释标题 Pedro B. Buncan, New York City, to the Secretary of Labor, June 6, 1935, and other letters from writers across the country, in ‘Filipinos, Mistreatment of by Officers of the Service.’

　　菲律宾人遣返计划持续了三年，但并没有带来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结果。遣返菲律宾人的第一艘船于1936年驶往马尼拉，最后一艘船则是在1939年。在整个美国的108 260名菲律宾人中，一共只有2 190名菲律宾人回到菲律宾。

　　作为被排斥和被遣返的目标，菲律宾人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愈加感到失望。对于伴随学习、背诵和珍惜美国人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而成长起来的菲律宾人来说，他们在美国所面临的歧视是毁灭性的。曼纽尔·布肯向拒绝雇用菲律宾人的雇主解释说：“我是在美国国旗下出生的，我从6岁开始就有美国老师。”布肯抗议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但这根本没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爆发后，菲律宾人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属于美国。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