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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膂力

　　据称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之前检阅军队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不知道这些战士会对敌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上帝做证，他们使我感到害怕。”如果小布什去参加了2003年的“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那么他也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一年举行一次，由美国保守派联盟组织召开。2003年，聚集到一起参加会议的保守派活动分子超过4 000人，其中1 700人是大学生。会议选在一个周末举行，地点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处荒地。与会者聆听着台上迪克·切尼、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英雄讲话。舞台上装饰着红白蓝三色布，后面竖着18面美国国旗。会议的内容包括“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吗？”和“神话、谎言和恐怖：不断升级的激进环保主义威胁”。首次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们身着印有“电刑处死穆米亚”（Fry Mumia）图案的T恤衫；手举写有“给战争一次机会：通过优势火力赢得和平”的海报；佩戴刻有“打击犯罪——反击”字样的引人注目的徽章；购买吟唱小布什总统经典语录，如“我们竭尽全力把食物摆上你家餐桌”的玩具娃娃。会议期间最受欢迎的展出之一是“反克林顿图书馆”（Counter-Clinton Library）模型。从事右派大阴谋的阴谋分子，打算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克林顿图书馆数步之遥的地方建这样一个图书馆，令该图书馆引以为豪的是，里面将有“希拉里羞耻厅”“克林顿人员伤亡厅”“《致命赌徒》画廊”以及“内务部”。有件事却并不叫人觉得很有趣——有个人在兜卖写有“没有穆斯林=没有恐怖主义”字样的贴纸且生意一直很好——直到副总统办公室派人叫他别叫卖了。

　　在政治中，如果光有智力而缺乏膂力，那是走不了多远的。保守派智库高踞由保守派活动分子构成的强壮身躯之上——“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成员以及全国各地同他们思想相通的成千上万的基层战士，正是那些一家一户去敲门、签署请愿书、给脱口秀节目打电话以及参加选区会议的人——他们至关重要。这一身躯中的很大一部分，不仅致力于击败民主党，还要使共和党保持协调一致。小布什领导的白宫十分清楚它要求基层战士做什么。白宫指引人们花大量时间去追求共和党不同选区的目标，或至少使各个选区感到快乐。而最后的审查官是卡尔·罗夫。

　　几乎没有哪个执行者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像罗夫与小布什那样密切。小布什如此重视他的顾问，以至于他给罗夫取了两个绰号：“天才小子”（Boy Genius）和“能让牛粪开花的人”（Turdblossom）。罗夫还身兼二职。过去也曾有政策制定者与总统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长期生活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白宫，但相对而言，他们与选择政治候选人和选举政治这样的肮脏勾当几乎没有什么牵连。与此相反，也曾有政治顾问远离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如李·阿特沃特和克林顿的助手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罗夫则两头兼顾，从回避干细胞研究到征收钢铁税，所有那些小布什做出的最具争议的决定，都有他一份。与此同时，罗夫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真正的头，共和党候选人的首席审查官，与保守主义运动保持联系的主要牵线人。

　　罗夫对保守主义运动有着广泛的了解。在右派后方各地的基层战士中，很多人同罗夫保持直接联系，这真令人吃惊。有位“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活动分子向一群朋友吹嘘自己有罗夫的手机号码，其激动的口吻就像其他学生吹嘘自己有“小甜甜”布兰妮（Britney Spears）的手机号码一样。

　　这些活动分子种类繁多，罗夫的工作因而也十分复杂。参观“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你会发现电话亭广告的内容从君主制到无政府状态，无所不包。活动分子对“保守主义”的忠诚度，往往不及对上千个不同事业中具体的某一个——如保留邦联旗帜、禁止堕胎、削减资本增值税——那样深。这同时又使人想起了那支大军——但此刻却是一支中世纪的大军。君王小布什可能把他的旗帜插在中央，但他的军队却身着其他事业的制服。

　　这支大军的士兵大致可分为两类：反制政府的反叛者和社会保守派。前者想要限制华盛顿对其生活、枪支和钱包的支配，后者则想要扭转他们眼中的文化沉沦和社会解体。总的来说，罗夫和小布什设法使双方都高兴（尽管反制政府的一翼和社会保守派有时都会焦躁不安）。然而，双方的世界观明显都比小布什极端得多。在法国巴黎，小布什这位“有毒的得克萨斯人”看起来可能像一个右派极端主义者，然而，在得克萨斯州的巴黎，他可能只是一只软脚虾。

　　如今政府的规模更小了

　　对政府充满敌意可以说是美国右派的主要爱好。从生活在洞穴中，四周都是自动武器，依靠军队配给的疯狂的活命主义者，到专心阅读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一书的讨论团体，这种敌意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在克林顿时代，偏执狂有时会感情用事，但小布什当政时，他们的心态平和多了。

　　表面上，这很古怪。因为他们如果真的痛恨政府，就实在应该痛恨喂养政府这一巨怪的总统。小布什允许政府花钱送火箭上天，他引入钢铁税，通过使机场安全“联邦化”而创造了两万个联邦工作岗位，签署破纪录的一个农场法案并支持有关攻击性武器的禁令。正如保守派所见，签署“自由派”的竞选资金法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白宫怎么会没有遭到全面反叛？

　　一种解释是右派不那么偏执了。在小布什参加总统选举之前，一些持反制政府立场的保守派就认识到，形势要失控了。俄克拉何马城的爆炸使许多人停下来思考；纽特·金里奇丢掉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显示出以愤怒作为政治战略的局限性。“9·11”事件以后，即使是蒙大拿州积极支持持枪权的人，也意识到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应该朝安全方向调整。不过根本原因在于，反制政府的团体依然把小布什看作“我们的一员”。小布什有时给他们一些好处，更多的时候则是暗示他会给他们好处，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可。这种做法对于三个最大的反制政府的保守派团体都适用：反对税收的十字军战士、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以及保护地产权的活动者。

　　右派中的反税团体——曾是共和党中反叛小布什的一翼——得到的好处最多。小布什通过2001年和2003年两次大规模的减税以及2002年一揽子小幅的刺激计划，得到了这一翼的认同。小布什政府与华盛顿的两个压力集团开展了紧密的协调工作：一个是格罗弗·诺奎斯特领导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本书的导论已对每周三晨会做过描述）；另一个是史蒂夫·穆尔（Steve Moore）领导的“增长俱乐部”。与这些压力集团的联系，既有私人和组织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罗夫与诺奎斯特是多年的朋友，罗夫曾帮助“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募集资金，并保证每年参加数次诺奎斯特的星期三会议。从在西弗吉尼亚州、密苏里州、北卡罗来纳州等边缘州建立反税运动，到招募道德少数派，这两个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合作过。例如，罗夫就曾对诺奎斯特1998年创办的伊斯兰自由市场研究所（Islamic Free Market Institute）施以援手，该组织的目的是把穆斯林拉到共和党的怀抱中来。据说，诺奎斯特曾经说服罗夫，削除股利税这一税制改革，不仅会使美国富人得到大笔金钱，而且也将广受欢迎，因为50%的美国人和70%的美国选民都拥有股票。

　　这种战术结合扩展到了立法中。2003年，就在复活节国会休会之前，两位温和的共和党参议员——缅因州的奥林匹亚·斯诺（Olympia Snowe）和俄亥俄州的乔治·沃伊诺维奇（George Voinovich）——由于担心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预算赤字，迫使国会将小布什的第二个大减税计划减半，10年中仅减税3 500亿美元。小布什把求救信号发向全国，委派政府高官到26个州推动一项至少减税5 500亿美元的计划。穆尔和诺奎斯特的基层战士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对于温和派代表了财政公正这样的看法嗤之以鼻。难道奥林匹亚·斯诺不是像民主党人那样对政府开支充满热情吗？他们还想出了一个规避3 500亿美元限制的妙计，限制只适用于防阻碍议程（议案在参议院只需51票的简单多数就可获得通过，而不需要60位参议员的支持）的那部分减税数额。他们指出，特别决议也允许超过1万亿美元的非防阻碍议程的减税计划。为什么不将一些广受欢迎的减税内容，如增加儿童的税收抵免，放进第二个类别里呢？60位参议员肯定会投票支持这个类别吧？这样，3 500亿美元的减税数额就可以用于小布什那更具争议的消除股利税上面。这个诡计只成功了一半，但是它显示了右派减税派的机智战术。

　　这种政治活动在各州州府被效仿。无论其机能如何不良，反对税收都是团结各地共和党的最佳途径之一。企业家们也受此诱惑。虽然小布什的白宫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大企业家，但罗夫也重视小企业界。几乎没有哪个组织会像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那样受到款待。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的，自从1994年的希拉里保险计划以来，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在反对政府开支和约束上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远比它的大企业同行激烈，它在州一级和地方的选举中推出了7 500名候选人。从放松管制到侵权改革，再到取消“遗产税”，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个代表了60万小企业的组织都被证明是小布什的忠实盟友。每当总统讲到经济问题，白宫都特别重视推出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成员。

　　枪炮与选票

　　反制政府的第二个保守派团体是在持枪权的名义下汇集到一起的。拥有400万会员的强大的美国步枪协会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争相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游说集团。美国步枪协会拥有现代招权纳贿的全副武装。它在国会山有一个科技水平先进的办公室，一个电话推销部门以及一个韦恩·拉皮埃尔式的引人注目的头脑。但最重要的资源是会员的承诺。在全国各地，美国步枪协会有100万个选区层级的政治组织者。选举时，在一个投票率只有50%的国家里，该组织草根阶层参加投票的人数可以达到95%。这意味着美国步枪协会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可以轻易左右选举结果，基督教联盟衰落后，它的地位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美国步枪协会任命格罗弗·诺奎斯特和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席戴维·基恩（David Keene）为理事会成员，更广泛地加强了自己与保守派世界的联系。

　　拉皮埃尔把2000年的选举描述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克林顿政府不仅将该组织拒之白宫门外长达8年之久，并且支持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和对手枪的限制。美国步枪协会害怕戈尔会加快对持枪权的不断进攻，并最终使最高法院朝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方向倾斜（事实上，戈尔的立场更像充满野心的南方民主党人。戈尔这位来自田纳西乡村的年轻国会议员支持持枪权。随着他不断爬上民主党的高层，他赞成各种形式的枪支控制。最后，当他在民主党提名中稳操胜券时，为取悦猎鹿州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他在持枪权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美国步枪协会对戈尔一丁点儿都不信任，但认为小布什保有良好的记录。小布什曾在得克萨斯州签署了两项有利于持枪权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一项是允许人民暗藏武器，另一项是使地方政府更难控告枪支生产商。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庆典活动上，拉皮埃尔作为主席之一，为小布什的竞选募集到2 130万美元。美国步枪协会至少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三个州，为小布什击败戈尔立下了头功。

　　美国步枪协会在投资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2000年的竞选期间，美国步枪协会副主席凯恩·鲁滨孙（Kayne Robinson）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有人在一卷录像带上逮住了他吹嘘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会有一位总统……一位我们可以在他办公室外面进行活动的总统……一位与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友好关系的总统。”自那以后，小布什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同该组织保持距离。美国步枪协会没有一个人在白宫任高级职务，小布什对支持飞行员暗持武器（“9·11”事件以后美国步枪协会的热门话题）也表现得不冷不热，他也没有撤回自己签署禁止攻击性武器的保证，这一立场使开着旅行车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感到高兴，但同样也激怒了那些死硬的持枪权活动分子。

　　尽管如此，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步枪协会白费心机，那就大错特错了。枪支游说集团避免了自己最大的噩梦——《宪法第二修正案》被最高法院推翻。它对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加强。小布什政府已许诺支持美国步枪协会主要关心的优先立法事项——一项保护枪支生产商和交易商不受诉讼的法律。就连小布什签署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承诺都有点可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引证道，由于国会共和党领导核心缺乏热情，因此已承诺不对这项立法进行辩论，而小布什也拒绝向共和党同道施加任何压力，要他们改变主意。这一结果对于共和党来说是个完美的妥协。小布什夸耀说他有意取消攻击性武器，从而在温和派选民那里得分；汤姆·迪莱保证上述立法议案不会送到总统桌上，从而得到了枪支拥有者的支持。

　　美国步枪协会尤其喜欢小布什的第一位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阿什克罗夫特在2000年的参议员选举中尽管没有成功，却是得到美国步枪协会金钱支持最多的人。经历了珍妮特·雷诺那些压抑的岁月之后，阿什克罗夫特被美国步枪协会描述为“一阵清风”。2002年5月，司法部一反几十年的官方哲学，在最高法院争辩说《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而非各州组织民兵的集体权利。全国已经有几十个人引用这一针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来挑战对他们持有枪支的定罪。“9·11”事件之后，阿什克罗夫特采取的两项政策使人吃惊不已——他不仅试图销毁联邦数据库里的枪支销售记录，还试图禁止联邦调查局在对恐怖主义的调查中使用这些记录，他还拒绝支持重新授权攻击性武器的禁令，这使他从听证会的支持立场上后退了。

　　自由公园

　　我们已经对那些披着不同外衣组成小布什支持大军的团体做过评论，如美国步枪协会。但这种封建式的影响力还可以继续延伸。美国步枪协会不仅把自己的军队带到小布什的旗帜下，还带来了一个全国各地松散的亲属集合体。

　　“自由公园”是西雅图郊区繁荣的贝尔维尤市（Bellevue）的许多小型办公区之一。该区拥有微软公司的几个副产品，沿路走十分钟即可到达。在停车场停靠时，目光敏锐的人会看到那些汽车保险杠的招贴广告上写着“枪支越多，犯罪越少”的字样。但只有当你真正进入“自由公园”那些办公室的时候，才会明白“自由公园”是怎么回事。在保留和拥有武器权力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的一间办公室里，志愿者们组织人们群发邮件，抨击赞成持枪权需要经过烦琐的程序，还有更多的汽车保险杠招贴广告（广告上面的文字有“《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国土安全”“别烦我：我在填补弹药”等）。该委员会是“第二修正案基金会”（the 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的产物，但在“自由公园”里面，还有“捍卫自由企业中心”（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以及各种自由意志论和保守派事业的服务机构——他们组织直邮竞选，通过电话进行销售，还做广告。

　　“自由公园”基本上是艾伦·戈特利布（Alan Gottlieb）的作品。他的帝国还包括一个与100多家电台保持联系的全国性脱口秀电台网，各种各样的书籍出版说明，和位于萨克拉门托、纽约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个赞成枪支持有的游说集团。这些组织的年预算超过1 000万美元。戈特利布也是主办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的美国保守派联盟理事会成员。

　　坐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戈特利布承认，自己过去不太可能是一个枪支爱好者。他的办公室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奇特装置下面——这个装置的一部分是把扫帚，另一部分是把枪，两者组成了一把“进攻的扫帚”。他是生于洛杉矶、长于纽约的犹太人，1965年，他为共和党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竞选纽约市长效力而使身为民主党的父母感到不快，不过他很快为没有支持威廉·F.巴克利堂吉诃德式的保守主义挑战而感到后悔，并积极投身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人”组织。他对枪支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自由意志论者的观点。1974年，由于对尼克松引入工资控制感到愤怒，对美国步枪协会的扬扬自得感到不满，戈特利布用属于自己的500美元在西雅图一间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创办了“第二修正案基金会”，该机构拥有65万成员，自我定位为教育和捍卫法律的组织，但它的路线比美国步枪协会更加咄咄逼人，是提出直接邮寄枪支的先驱。

　　“自由公园”也显示了右派的另外一个特点：其基层战士愿意在几种不同的目标下立即投入战斗。许多枪支持有的热情支持者对税收问题不以为然，但他们也支持西部大牧场主的地产权（就像多数大牧场主支持枪支游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与戈特利布比邻的会是罗恩·阿诺德（Ron Arnold）和“捍卫自由企业中心”。戈特利布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了地产权团体，但据他自己承认，1984年阿诺德参与进来后，该组织才真的运转起来了。阿诺德是波音公司的前管理人员，他说，在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还是一个“资源保护”组织的时候，他就是该组织积极的活动分子，但当20世纪70年代塞拉俱乐部变成一个他所定义的致力于仇视资本主义的“环保主义”运动机构时，他转向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各方势力角力：分区法、《濒危物种保护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清水法案》（Clean Water Act）、美国森林局以及联邦地产拥有者促使政府对大牧场主使用更大权力的努力。

　　阿诺德的“捍卫自由企业中心”现有1.5万名成员，是右派反制政府的另一股力量。地产权运动汇集了各种利益：大牧场主和农场（尤其是在西部）的利益，把车开进国家公园从而远离都市喧嚣者的利益，大伐木公司的利益，还有渔民和矿工的利益。这些人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痛恨政府在西部拥有太多的土地。他们都害怕那些身在远处的官僚会听从生活在城市里的环保主义者的指令，践踏他们的权利。有些地产权团体的人要求使公地私有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要求增加进入公地的机会，给予那些因环境法规而不能开发自己地产的人更慷慨的补偿，并且撤回政府的管制——尤其是对采矿和伐木的禁令。勤劳的美国乡村人民与关心猫头鹰胜于乡村工人的城市环保主义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生死斗争，使得共和党在西部成为选票的大赢家。

　　就像枪支拥有者一样，支持地产权的人不仅有自己的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修正案》既保证保持沉默的权利，又限制政府的征用权），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网络和活动分子。因为都是大牧场的管理者，因此这些人的利益被结合到了一起。山地州法律基金会（the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为他们提供律师。竞争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蒙大拿州博兹曼（Bozeman）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即广为人知的PERC，提供抨击的弹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环保主义的正当性。而自由意志论的右派并未完全团结在地产权的主题上。阿诺德依然在嘲弄卡托研究所，该研究所觉得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了大牧场主的“补贴”水问题上。对于西部地产权运动来说，个人在公地上拥有私人地产的想法，是不可剥夺的原则。

　　环保人士认为，地产权运动是大企业的工具。一些先前的案例的确是为了保护大伐木公司和矿业公司的利益，但就大部分案例而言，大多数活动分子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不公正对待的刺激而采取行动的，因此这一运动确实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中最著名的活动分子是查克·库什曼（Chuck Cushman）。1978年，美国国家公园局企图强行购买他在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森林公园的小木屋，之后他成立了美国土地权协会（American Land Rights Association），该团体现有2.6万名会员。该运动现在的急先锋是内华达州的牧场主韦恩·黑格（Wayne Hage），他在为争取补偿而战，20年前联邦政府从他手中夺走了古老的水权。（有一次黑格在放牧牛群时碰上了森林局的两个代理商，他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两个无地自容的森林局仆佣回答道：“因为我们有上级命令。”）

　　小布什在第一个任期里拿捏得恰到好处，使西部的地产权运动站在他那边。他并没有使法律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但内政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理查德·庞勃（Richard Pombo）和第二任环保署署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他接替托德·惠特曼（Todd Whitman）担任这一职务］，都对这一运动持同情态度。小布什减少兴建新国家公园，允许摩托雪橇进入黄石公园，努力开放北极圈保护地的石油钻探，鼓励五角大楼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限制（使武装力量的射程更自由），他对“克林顿的环保主义彩车”踩下了刹车。准确地说，这些并不是地产权者的胜利，但是绿色环保事业的失败，对许多西部人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上帝与我同在

　　对小布什和罗夫来说，与聚集在“自由公园”里那些反制政府保守派打交道的一大优势就是，尽管这些保守派说话刺耳，但他们都明白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他们中许多人是商人，而商人的天性就是做交易。例如，很难说戈特利布和阿诺德狂热地支持小布什担任总统。“9·11”事件后，戈特利布忧心政府的膨胀，他倒宁愿看到新的政府实体的“末日”，迫使国会考虑取消它们。他也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随意刺探人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明白小布什面临将共和党黏合在一起的压力，就像阿诺德清楚需要确保得到美国另一端的温和派环保人士的选票一样。在2004年的选举中，来自“自由公园”的基层战士与美国步枪协会一道，在小布什的营垒中快乐地并肩战斗。

　　相反，社会保守派则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团结在他们认为神圣的两大事业的旗帜下：“生命”（必须从堕胎者手中挽救生命）和“家庭”（必须从同性恋者手中拯救家庭）。如果你认为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就算堕胎的是强奸受害者，你依然会把堕胎看成谋杀；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你就不会同意让他们进行同性结合，却没有完整的婚姻。

　　对于小布什来说，更糟糕的是社会问题恰恰疏远了游离选民——尤其是郊区妇女。在美国，表现得太过于反制政府可能并不容易，尽管纽特·金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表现得太过于保守则很容易，就像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切使得社会保守派成为小布什领导的白宫极难拉拢的一个团体。小布什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桩麻烦不断的婚姻，一会儿是怒火中烧和泪水涟涟的道歉，一会儿是连日闷闷不乐和激情迸发，一会儿又是试图分手和互相爱得死去活来。

　　怒火爆发于2003年4月，起因是白宫对著名的社会保守派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做评论的反应。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参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把同性恋的性爱等同于重婚罪、一夫多妻制、乱伦和通奸，断言鸡奸是与健康家庭“背道而驰的”，并宣称：“我认为同性恋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同性恋行为。”桑托勒姆只不过表达了共和党正统派的观点，共和党党纲特地将同性结合排除在婚姻的定义之外。然而，当桑托勒姆被共和党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狠狠挖苦时（这是意料之中的），白宫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撑腰。这激怒了社会保守派。菲利斯·施拉夫利将权力核心的保护描述为“软弱无力”，保罗·韦里奇称之为“半心半意”。

　　他们的部分怒火是日积月累的。社会保守派害怕共和党权力核心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出卖他们，就因为小布什需要吸引温和派选民。桑托勒姆开口说话之前，社会保守派就已经对2003年3月共和党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与同性恋游说集团“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见感到愤怒。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避孕套布什”之子拒绝支持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他不是不动声色地去除了2000年费城共和党大会上的反同性恋言辞吗？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几位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吗？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后两任负责人。

　　桑托勒姆事件后，著名的社会保守派与拉西科特的会见使他们的不快有根有据了，他们使拉西科特承诺与“革新后的”前同性恋团体会面。但社会保守派事业的忠诚者还是感到紧张。加里·鲍尔（Gary Bauer）大声疾呼：“草根阶层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这些道德问题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担任“家庭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肯尼思·康纳（Kenneth Connor）说：“心不齐，事不成。”拥有近200家电台的唐·怀尔德芒（Don Wildmon）牧师宣称，如果共和党继续向同性恋者献殷勤，他们就走人。

　　当小布什最终要求修宪以禁止同性恋婚姻时，社会保守派松了一口气，并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什的其他背叛行为并没有使社会保守派放下心来。例如，他为什么要把伊斯兰教称为一个和平的宗教？在小布什可能任命一位温和派（比如艾伯特·冈萨雷斯）接任最高法院中将要退休的大法官问题上，社会保守派依然态度僵硬。老布什1990年任命戴维·苏特（David Souter）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打那以后，苏特在大多数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提到这件事情，菲利斯·施拉夫利说：“我们不能忍受又一个戴维·苏特。”保守派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西班牙语中苏特是怎样发音的？”“冈萨雷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保守派坦率地承认，小布什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总统。部分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正直的人。在小布什的整个总统任期里，基督教保守派对小布什的支持率出奇的高。曾经为两位布什总统效力的福音派信徒道格·威德（Doug Wead）在2000年竞选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系列纪录片《前线》（Frontline）中这样说道：

　　每种亚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变调。有时候，正是因为强调了某个单词中的一个音节，或者是一个单词念得不齐，你就马上可以认出某某人是来自与你相同的亚文化。而福音派亚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当小布什与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注释标题 参见www. pbs. 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choice2000/bush/wead. html。

　　尽管韦里奇对小布什没有支持桑托勒姆感到焦躁，但他还是欣然承认，小布什总统在社会问题上的记录比德高望重的罗纳德·里根还要好。正如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到过的，小布什给予社会右派很多很多，足以让他们高兴不已：进行节制教育、签署对晚期堕胎的禁令、禁止克隆、在干细胞问题上取得了一半的胜利等。但他们要的比这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白宫在应对社会保守派时处于难以平衡的窘境。一方面，小布什和罗夫完全清楚假装对堕胎问题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的代价。他们也看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gger）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的胜利。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共和主义的巨大可能性。施瓦辛格是一个赞成同性恋和妇女自由选择节育的共和党人，因此他在共和党已经不抱指望的这个州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守派不去投票，那么小布什的事业会遭到巨大的打击。仔细翻阅2000年的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发现统计数字令他们恐惧：1996年投过票的400万基督教保守派，2000年并没有去投票，而2004年他们重新回来投票，这是小布什赢得选举的一大原因。

　　在阵营内部

　　白宫还要考虑另一大挑战。基督教右派不再是一群只是在选举日去投票站的局外人了，他们完全处于共和党阵营的内部。基督教保守派等级制的守卫者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种普遍的疲乏氛围压过了基督教右派更为常见的东西。在经年紧张的活动主义之后，最杰出的福音派信徒最后都筋疲力尽、才思枯竭，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机构和领袖。

　　基督教右派最有名的组织依然是基督教联盟。拉尔夫·里德创办的这一组织仍然同一些国会领袖关系紧密，著名的有汤姆·迪莱和里克·桑托勒姆。在2000年的选举中，该组织分派了7 000万的选民指导，广播节目中充斥着支持小布什的节目，并且帮助制止了麦凯恩的造反。然而自从里德1997年9月离开，基督教联盟一直处境艰难。它宣称自己依然拥有大约200万会员，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的不实之词。其他数据显示，会员人数不超过40万。该联盟的政治捐赠从1996年创纪录的2 650万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300万美元左右。组织裁员放弃了一个次要的扩展项目——撒马利亚计划（the Samaritan Project），且官司缠身——黑人雇员称，一起参加祈祷会时，基督教联盟的领袖们显得“不自在”。2002年基督教联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年会上了无生气。即使这次会议是与著名的福音派电视节目主持人乔伊斯·迈耶（Joyce Meyer）共同主办的，会场也没有坐满，唯一促使忠实的会员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在于会议涉及以色列这一国外问题。

　　基督教联盟的问题也在宗教右派的其他地方有所回响。拉尔夫·里德和加里·鲍尔的半退休状态使这一运动失去了言辞清晰的鼓动家。没有退休的老兵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维尔，则使这一运动的吸引力受到限制。罗伯逊和福尔维尔没有给基督教右派带来什么益处，“9·11”事件发生后，他们说由于美国已变成一个充斥着堕胎、同性恋和世俗价值的国家，因此是上帝让恐怖分子来袭击美国的。

　　然而，基督教右派并未完全消失。基层战士放弃了旧的旗帜，重聚在新的旗帜下了。最重要的新旗帜要数“关注家庭”，即我们在导论中提到过的那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团体。“关注家庭”既不像基督教联盟那么有名，也不具明显的政治性，但在保持影响力方面，它的记录更佳。该组织于1977年由吉姆·多布森创办。时光回转，那时候多布森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者，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小儿科的终身教授，著有一本有关发育困难的教科书以及署他名字的若干篇学术论文。后来他出版了《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一书，这本父母指南至今已售出了300多万本。随后出现了大批此类书籍，大多数的主题都是如何在一个满是敌意的世界里抚养孩子。多布森已经把“关注家庭”扩大为一个年收入超过1.3亿美元的组织。在美国，他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达2 200万之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有2亿人。“关注家庭”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85英亩的“校园”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和高速公路入口。

　　多布森不像拉尔夫·里德那样全然是一个政治动物。“关注家庭”总部的人对政治怀有戒心（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税局的法规禁止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多布森反复对支持者说，他们的首要义务是教会。“关注家庭”1.3亿美元的年预算中，只有大约5%用于公共政策。“关注家庭”组织的人说，堕胎这类事是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多布森自己的根本信仰是认为家庭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础部件，而在美国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这一点，因此，多布森不可避免地被迫要对堕胎和其他在政治上受责难的问题——如同性恋、克隆和学校祈祷——表明立场。例如，2003年8月，对于是否应允许亚拉巴马州的首席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在州法院大楼前保留一个刻有“摩西十诫”（Ten Commandents）的纪念碑的争论，多布森走访了该州首府蒙哥马利市，对穆尔表示支持，并把穆尔的战斗称为“反抗司法暴政的斗争”。“关注家庭”的网页上贴有“摩西十诫行动中心”，告诉人们如何参与这场争论。

　　多布森在老大党内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他帮助建立了家庭研究委员会，以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传统的家庭价值”游说，家庭研究委员会现有会员45万。其展示自己力量的一个例子是在2002年。当时，共和党的工商界一翼试图改革美国的破产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巧妙地把一款用于镇压反堕胎抗议者的内容附加到法案上。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起初乐于忍受这一点，但“关注家庭”的政治主任汤姆·明纳里（Tom Minnery）开始行动，向国会解释多布森的不满。多布森自己则谴责汤姆·迪莱企图让议案在众议院进行表决。“关注家庭”敦促它的成员与国会议员进行接触，尤其是同汤姆·迪莱接触。议案被取消了。2003年，“关注家庭”的主席唐纳德·保罗·霍德尔（Donald Paul Hodel）（顺便说一下，他曾在里根的内阁中任过职）写了一封信给《旗帜周刊》，抱怨有篇书评敦促福音派信徒要将宗教与政治区分开来。霍德尔写道：“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基督徒的辛勤工作和选票，就不会有国会两院中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就不会有布什父子的总统职务，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和党州长，就不会有这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这就是事实。”

　　“关注家庭”对地方共和党也有影响。“关注家庭”成员晚上回家后，仍是基督教保守派，他们以个人的能力（他们完全有这种权利）反复出现在地方选区会议上。例如，1997年至1999年，明纳里曾担任埃尔帕索县（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在其境内）的共和党副主席。当地有位定期与“关注家庭”及其成员打交道的著名的共和党人说：“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夺走了我们的许多选区。”选区会议是任何政党的核心问题，这些会议经常沉闷而无人问津。但那些不怕麻烦出席会议的活动分子，要选择到州县去参加干部会议的代表，而这些干部会议又将挑选初选的候选人。渐渐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周边地带的共和党地方政治家，都已具有“三R”的特点——激进的、宗教的和右派的（radical, religious and Right），或者至少知道怎样从同一部祈祷书里念祈祷词。温和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在同性恋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上持温和立场，但处境艰难。玛丽·卢·梅克皮斯（Mary Lou Makepeace）和马西·莫里森（Marcy Morrison）是两个具体例子。前者到2002年为止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市长，后者是当地的女州议员。回顾1998年，莫里森被迫通过请愿来收集签名，以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从干部会议上得到所必需的支持。

　　不应该夸大基督徒的这种“接管”。梅克皮斯和莫里森打败了大部分的挑战者，尽管筋疲力竭的莫里森已经退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相邻城市马尼图斯普林斯市（Manitou Springs）——一个更具波希米亚风情的城市——去担任市长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在美国全国发生。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保守派往往是局外人。现在他们组织草根阶层参加选区会议，并在共和党内发挥才干。根据《竞选与选举》杂志的一项研究，相对于1994年的31个共和党州委员会，现在的基督教保守派在44个共和党州委员会中有“强大的”或“中等程度的”影响。影响较弱的州只有6个，全部在东北部。因此，拉尔夫·里德重新出山担任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并不叫人觉得偶然。

　　党内的这种侵入可能会使白宫头痛不已，但根本上这只是投小布什的信任票而已。过去，共和党领袖通过媒体的宗教保守派领袖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小布什则是直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他更多是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作为党的领袖而偶然与他们结盟。基督教出版物和广播节目通常对他的领导才能倍加赞赏。宗教领袖把他的当选看成是天意。互联网上的几个网站因为为总统的成功祈祷而感到骄傲。

　　帕特里克·亨利学院

　　有些保守派同时把脚伸到了两大主要的保守派阵营里，他们似乎既受到怀疑政府之力的驱使，又受到信仰上帝之力的驱使。最能展示这一特点的基层战士是家庭学校教育者——他们不相信国家能够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神的教育。

　　家学运动（the homeschooling movement）是美国保守派最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之一。1981年罗纳德·里根上台时，在大多数州里，父母在家中教授自己的孩子都是非法的，孩子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如今，这在所有50个州里都是一项合法的权利了——并且只有28个州要求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进行官方评估。在13个州里，父母只需要告知官员自己将在家中教育孩子即可。在得克萨斯州，家长用不着向任何人说什么就可以这样做。

　　根据美国教育部最新的调查（1999年），只有85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the Home 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估计，有大约200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这相当于4%的学校适龄人口［比上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和参加学券制试验的人多得多］。意想不到的是，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的数字更接近真实。教育部长罗德·佩奇（Rod Paige）所使用的数字就是200万。尽管家学教育者拒绝回应政府的调查，但是有许多传说的证据表明，家学教育正迅猛增加。家学教育的教材市场价值额，一年至少达8.5亿美元。超过3/4的大学现已有针对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的政策。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城镇纷纷建立了援助网络，使家长从建立科学实验室到成立体育队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及声誉，无所不能。2001年，J.C.彭尼公司（J. C.Penny）开始销售一种T恤衫——印有“家学”（Home Skooled）的字样，旁边画着一辆房车，然而抱怨之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商店立即把它撤下了货架。如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亚文化，有关家学教育巨大成就的消息很快被传开：某某家庭三个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学；某某家庭教育成员写了一本畅销小说；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在2000年的全国拼写大赛中一举摘得了前三名。

　　家学教育的崛起，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显得非同寻常。第一，它需要家学的教育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家学教育者放弃了自己付过税的免费公共教育，他们通常也得放弃第二份家庭收入，因为其中一位家长（通常是母亲）要留在家里教育孩子，还需负担教育资料的成本。第二，家庭学校教育明显代表着对国家权力的拒绝。自从150年前发达国家引入大众义务教育以来，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就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是“现代化”的自然结果。然而，在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国家里，有大约200万家长坚持认为教育应该由家庭来进行。

　　把所有的家学教育者都说成是宗教保守派，那是不正确的。家学教育最初的提倡者之一约翰·霍尔特（John Holt）是一位左派人士，他认为学校是官僚——产业综合体的工具。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依然既是家庭学校的中心，又是扎染布T恤衫的中心。家学运动之下有一个分支叫“不受学校教育”（unschooling）运动，参与者认为应该或多或少地让孩子进行自我教育。还有许多“主流”家长，其中包括大量不断增加的城市黑人，似乎已经判定，美国的公立学校对孩子来说太暴力、太无序。

　　然而，家学运动的领导者来自基督教右派。1970年，最高法院禁止学校祈祷以后，社会保守派开始严肃看待家庭学校这件事了。他们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政治上支持家学运动。基督教保守派不仅对公立学校教授放纵的世俗知识感到愤怒，而且宣称他们在家中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一对一的教育能够使孩子按照自己的进度来学习，而不是按照方便教育工会的进度来学习，根据犹太——基督教的学习传统，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来教授孩子们学习那些适合自己的科目。基督教家庭学校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回归古典的三学科主张，即分成语法、推理和修辞学习三个阶段。当然，它也要求孩子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与此同时，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教材，创建信息交换的虚拟社区。

　　然而，这场运动的协调性比它所暗示的要差得多——这是一场由下而上，掺杂不同动机的运动。例如，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的负责人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首度对家学教育感兴趣，是因为他忧心自己的小儿子正在幼儿园艰难挣扎。一天早上，他一边开车去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一边听着詹姆斯·多布森的电台节目，嘉宾雷蒙德·穆尔（Raymond Moore）正在谈论家学教育。那一次开车时听到的广播节目改变了史密斯的一生。他开始在家中自己教孩子，并且参与到更广泛的家学运动中，为那些正受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迫害”的家学教育者辩护（他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正接受家学教育的5岁的孩子，她由于在饭前默祷而受到学校的惩罚）。他与别人共同创立了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使之成为相当于家学教育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组织。

　　史密斯的办公室现坐落在野心不断膨胀的保守主义家学运动的象征物的旁边，这个象征物就是它所拥有的第一所大学。帕特里克·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虽然2000年才创办，但它吹嘘已经拥有242名学生、12名教员、6 000名捐赠者和数幢漂亮的红砖大楼，还野心勃勃地计划将本科生扩充到1 600人，并增加一个400名学生的法学院。该学院的创办人迈克尔·法里斯（Michael Farris）是前共和党弗吉尼亚州的副州长候选人，他把这所学院的使命规定为训练“具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他们将领导这个国家，塑造我们的文化”。该校超过80%的学生接受过家学教育。

　　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致力于右派的两大充满激情的事业：“基督和自由”。学校的墙上是美国建国之父的画像，寝室则以他们的故居命名，如杰斐逊的蒙地舍庐庄园（Monticello）和华盛顿的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等。尽管在该学院的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之间，就有关政府规模究竟小到什么程度有过生动的辩论，但按现代标准来看，该学院明显是主张政府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宗教却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建国之父的画像常常表现的是祈祷的一幕，例如华盛顿在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双膝下跪祈祷的画像。学院里有数本国会首次祈祷的文本，有一条路就叫“契约大道”（Covenant Drive）。学校里所有的教师、学生和员工都必须“证明自己通过基督而获得个人的救赎”。所有教授都签署一项《圣经世界观的全面声明》（Comprehensive Statement of Biblical Worldview），声明特别强调《圣经》中记载的童贞女之子和创世论者有关世界起源的真实性。校园里不准吸烟、喝酒，恋爱受到严格的管束——男生必须得到女孩父亲的允许，才可以安排约会，并且随着关系的发展，家庭要介入进来。法里斯是10个孩子的父亲，他把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描绘成一个“远离性、毒品和摇滚乐的避难所。嗯，至少是远离性和毒品的避难所”。学生每天都要做礼拜。

　　有时，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使命似乎是要复兴整个国家。法里斯对他照管的学子说：“就像你们父母的召唤将使一代人心向基督一样，你们的召唤也将使我们的国家回到神的基础上来。”据称这所学院不仅要培养出好的基督徒，而且要培养出能够帮助右派价值在更广的政治文化领域中取得胜利的人。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要求学生必修的课程以“建国一代人”的课程为蓝本，包括哲学、逻辑、一门外语、历史、《圣经》课、经济学、文学、科学、欧几里得几何以及古希腊语或拉丁语。

　　学生要训练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观”。该校政府系主任罗伯特·斯泰西（Robert Stacey）说：“我不希望毕业生第一次遭遇到的就是虚无主义或唯物主义就是在无神论者和世俗敌手包围的国会山的宴会上。”该校的学生已被分派到卡尔·罗夫的办公室或国会山做实习生，其中有位毕业生现在小布什任命的伊拉克最高民事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的办公室工作。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正考虑设立电影学院，已经从好莱坞的一群基督教编剧中引进几位，教授编剧课程。

　　尽管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学生们有这种持久的使命感，但他们却远远不是刻板的社会保守派。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接受过家庭学校教育的史蒂文，他在谈话中就不时提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文学理论，他也十分忧虑自己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过度实行”死刑，因此他希望能在一个对死刑进行改革——但不是废除——的组织里找到一份工作。好些学生承认，他们对小布什的许多外交政策感到困惑。他们对“世俗的欧洲”也十分友好。他们说，欧洲和美国都是西方文明的继承者，通过表达各自对有关问题的不同看法，两个大陆可以相互学习。他们认为，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应该是力量之源，而不应该是分裂的祸根。

　　然而，学生们显然属于小布什支持者的大军。他们脚穿运动鞋，身着田径服，偶尔抱怨法国人捣蛋，不过他们正朝右派的方向前进。人们普遍感觉，小布什与基督的关系使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阿比盖尔说：“我就喜欢那个家伙。”“9·11”事件发生时他感谢上天小布什还在执政。克里斯滕2004年继续为小布什的再次当选效力，她计划集中关注外交政策。她同样相信，基督徒已经退出了辩论，他们拖拖拉拉地做出决定，认为应该废除联合国或者干脆把联合国扔给自由派精英。她认为，基督徒应该用上帝赋予的才干，以重塑国内政策的方法来重塑全球的组织机构。她说：“我希望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能更进一步，以便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影响政策。”

　　部分由于受到教师工会站在民主党一边的刺激，家学教育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进一步加深了。国会山那些家学教育最忠实的倡导者都是基督教保守派。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或至少是他的妻子在进行）。另一位家庭学校的成员，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玛里琳·马斯格拉夫（Marilyn Musgrove）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澄清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获得资助和奖学金的所有法律上的混淆之处。担任过里根政府教育部长的比尔·贝内特甚至冒险提出“把所有的公立教育都转包给家学教育者”。在2000年的竞选期间，小布什说：“在得克萨斯州，我们不仅把家学看作需要尊重的事情，还把它看作需要保护的事情。尊重充满爱心的父母们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义务，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干预。”作为总统，他好几次在白宫接待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们。

　　就像“自由公园”和“关注家庭”一样，不乏证据表明帕特里克·亨利学院与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学校存有小布什和迪克·切尼的签名照片，还有小布什和妻子劳拉共同签名的圣诞卡。学校的新闻官伊恩·斯莱特（Ian Slatter）过去曾为《旗帜周刊》工作。教务长保罗·博尼切利（Paul Bonicelli）展示了一本《国民评论》的封面，封面上有一行标语——“每个自由派最喜欢的魔鬼”，标语下面是戴着魔鬼双角的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而这幅画的签名是魔鬼（阿什克罗夫特）本人。（阿什克罗夫特的妻子是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校董会成员。）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学生会以怎样的方式去投票，不存在任何疑虑。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估计，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比其他同龄学生在政治上更积极：在18岁到24岁年龄段，接受家学教育者在选举中的投票率是74%，而其他同龄人的投票率只有29%。家学教育者也更有可能为政治竞选出力，并为候选人效劳。

　　右派的大阴谋？

　　希拉里·克林顿谈论右派大阴谋有道理吗？关注一下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力和膂力，我们就会发现她的话是对的——但并不是以她所指的那种方式。

　　右派当然不是一支有凝聚力的大军。如果说小布什是一位偶然上台的总统，那么聚集在他旗帜下的那支大军，也是一个有点偶然的联盟。罗夫“将军”不得不尽全力确保大部分军队上战场。在迫害克林顿夫妇和向奥萨马·本·拉登大声咆哮的问题上，右派很高兴地聚集到了一起，但它的成员在许多其他问题上目标不一。只是希望政府让他们自己做主的反制政府类型的右派，同希望政府介入人们生活最私密方面的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些右派成员是嬉皮士，他们对大麻和轻武器的喜爱令人印象深刻。其他的右派则是令人害怕的卫道士，他们厌恶任何具有20世纪60年代特点的东西。还有许多人则难以描述。希拉里指称的大阴谋的中心人物是理查德·梅隆·斯凯夫，他支持堕胎权，并且认为应该限制移民和贸易。而这还没有涉及个人恩怨——麦凯恩与布什、克里斯托尔与诺奎斯特，等等。许多评论家预期，由于内部的种种突出的矛盾，右派在未来几年就会解体。

　　然而，右派比这种逻辑推理要有凝聚力得多。部分原因在于人事问题，同样的名字在右派的世界里反复出现。美国保守派联盟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的格罗弗·诺奎斯特、美国步枪协会的韦恩·拉皮埃尔、领袖研究所的莫顿·布莱克韦尔（Morton Blackwell）以及“自由公园”的艾伦·戈特利布。拉尔夫·里德、卡尔·罗夫、李·阿特沃特、特里·多兰和格罗弗·诺奎斯特，所有这些人都与“大学共和党人”有政治瓜葛。就像在“自由公园”里见到的那样，这种交织状态在地方层面继续存在。伟大的澳大利亚漫画家戴维·洛（David Low）曾经说，当他第一次来到英国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英国步兵在中国，分不清自己是100次看见了同一个中国人，还是一次看见了100个中国人。在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上的那些年轻人，也可以作如是观。

　　另外一个证明右派凝聚力的证据是这些组织能够顺畅地携手工作，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在1999年西雅图的反全球化骚乱中，抗议者夸耀他们利用互联网开辟了一种新的政治技巧的——通过无数的小型组织“群起攻击”对手。右派这样做已有多年了。他们通过直邮、免费传真、电台脱口秀和现在的电子邮件等方式，来攻击或支持立法。希拉里·克林顿和科罗拉多州的马西·莫里森都遭到了无情的攻击。

　　有人发现，有一种更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右派美国”结合在一起。希拉里·克林顿坚持认为那种结合力是对进步的仇视：“我相信，有一个由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交织在一起的网络，这些网络中的团体和个人，希望逆转我国已经取得的许多进步——从民权和女权到消费者法规和环境法规。”而格罗弗·诺奎斯特则喜欢把共和党联盟称为一个“别干涉我们联盟”。他认为，工商企业不喜欢政府的税收和管制，而基督徒则不喜欢政府对学校的管制。既然如此，他们并肩行进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诺奎斯特和克林顿这样的理论家不断回到意识形态上来，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难道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别干涉我们”类型的人吗？使右派结合在一起的是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东西——文化。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这个联盟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有凝聚力。例如，福音派基督徒拥有枪支的现象远比大学教授普遍。差不多有一半的小企业主认为自己是再生的基督徒。反税收的提倡者和基督教联盟的成员是脱口秀节目最热心的听众。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城市犹太知识分子与南方的卫道士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共同之处。虽然他们依然同床异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发现了共同的话题：家庭解体的悲剧、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罪恶。

　　“文化”听起来有点模糊，但它在帕特里克·亨利学院和“自由公园”则一目了然。在选举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右派依靠的，是使志同道合者围绕这样或那样受责难的问题而团结起来。这些问题有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则愚蠢透顶，但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例如，我们可以看看2002年佐治亚州的选举情况。共和党在该州取得了一个参议员席位，这使得温和派民主党人马克斯·克莱兰（Max Cleland）（他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双腿和右臂）失去了联邦参议员席位，专家本以为他笃定可以保有他的席位。共和党还设法把看起来更可靠的民主党州长罗伊·巴恩斯（Roy Barnes）拉下了马，有许多人开始还把他看成一块总统的料。在这两起事件中，共和党都是用没什么名气的本州人来取代他们两位的——取代巴恩斯的是州参议员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他不像巴恩斯那样有钱，但现在却是1872年以来共和党在该州的首位州长；取代克莱兰的是该州的联邦众议员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在两起事件中，共和党人的攻击更多是同文化有关，而非同表明立场的意见书有关。

　　拉尔夫·里德通过指责克莱兰阻碍新的国家安全法案，而集中在安全问题上批驳克莱兰，其程度有时候很残忍。钱布利斯的竞选有一则广告，上面是奥萨马·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和马克斯·克莱兰的照片，广告上说，“克莱兰对小布什总统为国家安全所做的努力投了11次反对票”。而主要理由则更微妙——更多的是关乎价值问题而非选票问题。里德一方的人认为，“克莱兰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悲哀的是，他不‘明白’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钱布利斯则不一样，他是众议院恐怖主义委员会的主席”。小布什来到佐治亚州使人明白这一点，而南方的保守派白人则勉强接受了这种观点。

　　至于巴恩斯州长，共和党人则集中在关乎文化的问题上——旗帜。在黑人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巴恩斯重新设计了州旗，上面保留的邦联十字战旗的版本要比以前小得多了。大多数佐治亚人对这一妥协很满意，曾有人说该州的美国有色人种协会要抵制它，但农村白人对此并不满意。“邦联老兵之子”（the 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把邦联旗帜看作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汽车保险杆上张贴的广告有一则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认为一切该是这样，我就去摘我那该死的棉花了。”里德使尽浑身解数动员乡村白人去投票——选区被组织起来了，美国步枪协会被动员起来了，福音派教会被鼓动起来了。在一个大雨纷飞的选举日，志愿者们站在十字路口，手举有邦联旗帜的标牌，敦促邻居们“脚踢巴恩斯”。相反，民主党并没有拉到黑人的选票。巴恩斯在地面战中倒下了。

　　这是右派的阴谋在起作用吗？右派当然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最后并不是因为罗夫将军在白宫发号施令，而是有某种更加根本的东西，它使得保守派深思他们为何痛恨另一方。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