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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非友即敌：右派与反恐战争

　　在2000年3月的费城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总统候选人所做的提名演讲中，小布什集中谈了一个注定会让听众高兴的主题：对克林顿政府的不满。小布什认为，他们许诺多多，但目的何在呢？

　　2001年9月10日，人们可能对小布什政府也会有同样的评说。小布什政府登场伊始肯定超过了人们的期望。在那些光彩夺目的日子里，减税法案和教育法案都得以通过。但是，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在知识分子和基层战士中间尤其如此。小布什的议程，现在似乎萎缩到了只是下令人们要与邻为善（“充满同情的社区”），并逃避难以做出决定的干细胞研究问题。作为他最重要思想之一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已经失败了。保守派开始求助于各届共和党政府典型的最后防线战略——仅仅因为自己的存在、仅仅因为自己不属于另一方，小布什正在阻挡这个自由主义国家无情的前进步伐。由于吉姆·杰福兹的背叛，共和党已经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人们为2002年的中期选举感到担心。

　　人们也在为小布什担心。小布什超乎许多人的期待，但即使是右派，也很少有人用“伟大”来描述他。9月11日上午，他正在做一个不成气候的总统的经典消遣之一——在佛罗里达州的一间教室里向四年级学生念课本。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他显得完全不能胜任总统的职责，说话结结巴巴很不流畅，要是换成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他们的讲话肯定会很果敢。过了很久，小布什才回到白宫，而他的团队则为他编了一个蹩脚的故事：空军一号受到直接威胁。《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撰写的有关小布什的那本书，总的来说用的是一种同情的语调，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小布什的疑虑：

　　在许多方面，我所知道的小布什似乎不是一块应对危机的材料。我所知道的小布什有点像个街头混混，又有点像个失败者。他是个不合时宜的兄弟会伙伴和随心所欲的恶作剧者；他是个在工作日狂玩体育休闲而周末却成了貉獭的人；他是个成年人，但内心却是个孩子，这种孩子气不时从他的内心深处向外流溢。 注释标题 Frank Bruni, Ambling into History: The Unlikely Odysse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2), p.4.

　　然而数日之内，总统本人的形象和他的总统职务就得以改观。这头周末貉獭获得了真正的毅力和决心。他不仅继承了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无比严峻的巨大挑战，而且等到了他成为总统后渴望许久的目的。

　　“9·11”事件对总统的国内政策当然产生了影响：它改变了有关移民、税收和许许多多问题争论的本质。不过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外交政策领域。在2000年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曾经警告道：“如果我们的国家傲慢无礼，他们就会仇视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谦卑而强大，他们就会欢迎我们。”4年后，他说起话来已经像是一位“帝国的总统”了——政权更迭、放弃盟友、宣布先发制人的激进新理论。有些尖锐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巨人之国流血了，它需要复仇。比尔·克林顿对朋友说，如果他是总统，他会把塔利班从阿富汗清除掉。但小布什走得比这远得多。小布什对“9·11”事件的反应确实并不适度，那是一种极端野心勃勃的激进反应，尤其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特别反应。

　　一年三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其实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还是小布什团队中职位较低的成员。2001年，小布什政府里只有大约20位新保守派成员，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小布什政府中其他著名的新保守派成员包括：国防部第三号人物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和沃尔福威茨的门生刘易斯·“水上帆船”·利比（Lewis“Scooter”Libby）和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他虽然对军备控制完全持怀疑态度，却被安排在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事务。吉姆·伍尔西（Jim Woolsey）、理查德·珀尔、肯·阿德尔曼（Ken Adelman）也都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政策委员会谋得职务，但该委员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几十位成员。新保守派成员既不像迪克·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具有首席执行官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也不像卡伦·休斯和卡尔·罗夫是得克萨斯州集团的成员。他们通常是一起聚会的犹太人，这种聚会传统上对非犹太人是一道壁垒。这一类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构成的新保守派是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在智库、学术界和知识性杂志中历练过，并且长时间彼此意见不一。他们并不是小布什天然的同志，因为这位总统通过心灵而非智慧来判断人。

　　引人注目的是，在200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包括《旗帜周刊》的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支持的是麦凯恩而非小布什。在他们看来，虽然麦凯恩并不尽善尽美，例如不想在贸易上制裁中国，但是他宣扬的却是一种标榜着伟大国家的保守主义，他把“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看得非常严重。老布什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摧毁之前就使第一次海湾战争流产了，克里斯托尔及其盟友担心，小布什会像他父亲那样，迫使以色列参与到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中，使用众多像科林·鲍威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詹姆斯·贝克这样的共和党现实主义官员。据称贝克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去他的犹太人，反正他们也不会投我们的票。”

　　在选举期间，小布什与共和党的现实主义集团站在一起，称赞“谦卑而强大的”外交政策，并且批评新保守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干预巴尔干这样的麻烦地区。由于小布什的外交事务知识贫乏，因而使人抱有期待——考虑到他的家世，他国外旅行过的次数可说是出奇的少；他竟然把希腊人当作是古希腊人，并且没能通过一次被公认为很巧妙的临时测试。小布什叫不出巴基斯坦统治者的名字，为了挽回颜面，他问采访记者知不知道墨西哥外交部长的名字。记者回答道：“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不是在竞选美国总统。”

　　沃尔福威茨是小布什外交团队早期的“祝融星”（Vulcan）之一，是小布什外交团队的候选人，但小布什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导师则是康多莉扎·赖斯——她与小布什在体育、锻炼和宗教上有共同的兴趣。赖斯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尤其是她最熟悉的俄罗斯。她对国家重建不以为然，蔑视“用第82空降师护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想法。就连大概最有权势的新保守派支持者迪克·切尼，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也与新保守派想法不同。作为老布什总统手下的国防部长，他在1991年支持让萨达姆继续待在位置上的决定，而这一决定被新保守派认为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公开发表对以色列及其定居点政策的不满，也不像克里斯托尔等人希望美国干预巴尔干地区。

　　新保守派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在白宫那样大。军队人员把新保守派看作是最差劲的干预军队事务的平民：他们是一群纤弱的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大多数人逃避越南战争时比小布什跑得都快），可是却要把美国军队派到世界各地去作战。在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厌恶新保守派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喜欢使用攻击性的言辞。国务院的新老板是科林·鲍威尔——共和党里非常靠左的成员——他支持平权法案、国际机构和军队的谨慎行事，这些都是新保守派讨厌的东西。

　　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现供职于布鲁金斯学会的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将小布什周围争相对他施加影响的人分为三类：新保守派这样的“民主帝国主义者”，鲍威尔这样的“鸽派实用主义者”，以及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这样的“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新保守派在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地照顾好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上观点一致，但他们对国家重建和传播民主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9·11”事件发生前，新保守派还是这三股势力中最弱的一股。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确保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硬的保守主义锋芒，这非常不招欧洲人的喜欢。《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京都议定书》被轻率地废弃了。美国到处展示它的力量（这使人又想起“别惹得克萨斯州”这句话），但通常强调的是不接触，而非政权更迭。由于科林·鲍威尔赢得了许多外交斗争的胜利——包括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新一轮“聪明”的制裁——美国的那种得克萨斯式的语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

　　这种平衡似乎适合小布什。如果有机会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萨达姆·侯赛因，他当然会抓住（保罗·奥尼尔称，小布什就职才10天就讨论过这一想法），并且他从一开始就对多边组织和法国人不抱信任。小布什像保守主义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东是动乱之源，并且视国家重建为愚蠢的做法。至于恐怖主义，大西洋两岸的间谍都坚持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本·拉登是个危险，但并不迫在眉睫。小布什的重点是国内政策。他绝对不希望重犯父亲犯过的错误——过多地纠缠于国外事务。在2001年初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迪克·切尼被问及新保守派时回答道：“哦，他们得去卖杂志，而我们得进行统治。”

　　“9·11”事件发生后，许多外交政策观察家预计，小布什将坚持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美国将对作恶者发泄满腔的怒火，但反恐战争的规模可能有限。鲍威尔冷静地压下了沃尔福威茨的声音，在“9·11”事件发生3天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沃尔福威茨宣称，美国要“终结那些发起恐怖主义的国家”。鲍威尔告诉记者，沃尔福威茨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但美国的目标是终止恐怖主义，除此别无其他目标。事实上，接下来的两年证明沃尔福威茨是对的。

　　新保守派阴谋集团

　　到2003年4月，新保守派的议程已经是小布什议程中的核心内容了。两年前还只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堆空话，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喀布尔和巴格达街头的现实。萨达姆和塔利班都遭废黜了，叙利亚和伊朗被列在了观察名单中，亚西尔·阿拉法特被晾在了一边。新保守派欢呼“胆识、成功和革命的实质”。可以同杜鲁门主义相媲美的“布什主义”已经开始了。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显地规定了先发制人政策，并且号召“在所有的大陆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在伊拉克问题的争论中，小布什最终决定不理睬新保守派厌恶的两个对象——联合国和老欧洲。如果不是小布什热衷于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那么第17街1150号真的是要快乐无边了。

　　这场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种最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自左派（尤其是欧洲的左派）——一位软弱总统的外交政策被无情的阴谋集团绑架了。第二种解释是新保守派自己的，即认为自己的崛起合乎逻辑——他们预见到了一个恐怖主义世界的出现，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但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9·11”事件以后，无论好坏，新保守派的信念都深深地触动了右派美国其他人的心弦。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随即成为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

　　我们还是先来谈谈第一种解释理论，即某种程度上新保守派在白宫发动了一场政变。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组织出众、冷酷无情的小集团，多年来一直梦想在中东进行政权更迭。他们抓住“9·11”事件的机会，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向新的激进方向。2003年3月18日，英国前内阁成员乔普林爵士（Lord Jopling）对下议院说：“新保守派控制了五角大楼，并且似乎也顺利地捆住了总统的手脚。”雪莉·威廉斯（Baroness Shirley Williams）男爵夫人［她那时嫁给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现在已故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也告诉上议院，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我只能描述为基督教极端主义和犹太极端主义力量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几乎像伊斯兰激进组织一样强大”。一位法国议员引用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的话说：“美国政府的鹰派受到沙龙的操控。”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提到，一个新保守派的小集团在华盛顿夺权了，并且“将人权标准降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还自比为写日记的犹太小女孩维克托·克莱珀勒（Victor Klemperer）——她在德累斯顿阁楼中躲避纳粹的搜捕，等待好的德国人回来。他说：“我在等待真正的美国人回来。”

　　在美国，帕特·布坎南创办了一份名为《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的杂志，并公开自己的观点：新保守派既绑架了保守主义运动，又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坚持认为他们的目标完全与美国保守主义最好的传统相反——要把一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使美国的利益屈从于以色列的利益。迈克尔·林德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是《国家利益》的执行编辑，他把自己描述为改革的新保守派，他以更细致的笔触写道：“新保守派利用了小布什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小布什）似乎真的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迫在眉睫——尽管新保守派公开这样说，但他们却不会聪明到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话。”

　　这种说法有其真实性吗？新保守派政变理论和所有最高明的阴谋理论一样，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但把这些成分搅在一起，得到的却是一幅使人误解的图画。该理论的第一点真实成分是，新保守派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小集团，他们有着类似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沃尔福威茨是著名的学者，费思、利比和博尔顿都是律师。他们在相同的智库（其中最喜欢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为同样的杂志（尤其是《旗帜周刊》）撰文。通常，他们不仅强力支持以色列，还强力支持色列强硬派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阿里尔·沙龙的利库德党。1996年，珀尔与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一道，帮助利库德集团的一个智库撰写了一份名为《背水一战》（A Clean Break）的报告，建议以色列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例如“让萨达姆·侯赛因下台”“遏制叙利亚”以及让阿拉法特靠边站。

　　然后是他们所有的社会联系。研究新保守派，就像研究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学派（Bloomsbury），或者任何其他上流社会的文人派别一样。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一起上的学，比邻而居，属于相同的俱乐部，一起撰写论文或者互相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确，据我们最可靠的了解，新保守派较少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她的密友那样，不分男女睡在一起，却可以男女在一起玩室内游戏，以保持社会联系。如果同沃尔福威茨交往，你就会发现，沃尔福威茨、珀尔、伍尔西都成了你的朋友，他们都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市（Chevy Chase），而且都是核理论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门徒［据说沃尔斯泰特是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中的主人公原型］。如果同负责小布什中东事务的核心人物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交往，你就会发现，他是诺曼·波德霍雷茨的女婿，并且和珀尔、安全政策中心的弗兰克·加夫尼一道，为强硬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铁铲”·杰克逊（Henry“Scoop”Jackson）效力。你也可以通过副总统夫人林恩·切尼（Lynne Cheney）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切尼夫妇与阿德尔曼夫妇在一起庆祝结婚周年日这个事实，把切尼夫妇同那群人联系到一起来。很简单，有足够多的东西，供那些认为存在阴谋的理论家遐想多年。

　　目前的这一代新保守派，是20世纪60年代幻想破灭的民主党人知识上的后裔（其中许多还是血缘上的），那批民主党人发起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但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没有哪一个年轻一代的新保守派在民主党中有根基（尽管珀尔喜欢对人们说，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民主党人），而上一代新保守派则不然。年轻一代新保守派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的毕业生。第一代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半个保守派，而年轻一代的新保守派把自己看作是超级保守派，并且坚持认为他们的党不应为权宜之计所驱动，而应把原则当作前进的动力。

　　这就把我们引入另一个真相：新保守派确实是一个带着使命感的阴谋集团。在国内，他们要改革福利并取消平权法案。在国外，他们的目标可以归为两个：第一，以一种更加单边主义的方式，果断地使用美国的权力，消除多边式的实用主义纠缠（在他们看来，这种纠缠软弱无力）；第二，重画世界地图，推广自由和民主——尤其是在中东。年轻的沃尔福威茨在卡特政府任职时撰写过一份关于要警惕伊拉克的报告。1992年，作为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他撰写了另一份关于先发制人和增加美国军事优势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太过激进，以至于他的老板迪克·切尼下令他重写。在2001年9月15日恐怖袭击后的第一次战略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又回来了，他坚持认为伊拉克应该作为目标同阿富汗一起考虑，并说萨达姆·侯赛因有10%到50%的可能性参与了恐怖袭击（两天后，小布什同意让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关注伊拉克，但是说“政府的重中之重”将在阿富汗）。

　　如何看待对新保守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指责呢？人们再次发现，批评家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新保守派非常成功地抢过了保守派的风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他们都掌握了话语权。他们负责数个最重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其中包括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他们得到两位媒体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和鲁珀特·默多克的财政支持。《旗帜周刊》和《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诺曼·波德霍雷茨之子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是该报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在康拉德·布莱克的媒体帝国崩溃之前，他为《国家利益》杂志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两家媒体出资。著名的新保守派定期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专版上发表特稿，如马克斯·布特（他在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奥林研究员之前，曾是该版的副编辑）。

　　新保守派也是华盛顿权力政治极为成功的实践者。许多人进入权力的圈子已经有几十年了。自尼克松时代以来，除了克林顿，沃尔福威茨为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效力过，如果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他很难想得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处境。比尔·克里斯托尔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一个相当滑稽可笑的职务——丹·奎尔的办公室主任——从而得到了表达右派对老布什中间道路政策不满的平台。不过，就官僚的技巧而言，没有人能比得过理查德·珀尔。

　　珀尔聪明、彬彬有礼、很逗人乐（如果你同他是一边的），善于引导记者和其他的政治家。20世纪70年代为“铁铲”·杰克逊效力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为他写了一篇3 700字的人物素描，对于一个参谋人员来说，这是特别高的褒奖。在里根时期，当1986年吉普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在雷克雅未克讨论军备控制的时候，“黑暗王子”珀尔是国防部参加会谈的唯一代表。不久之后，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付给他30万美元，撰写政治小说《强硬路线》（Hard Line），他在该书的一段中解释了为什么幕后运作在华盛顿能够积累多么大的权力：“知识就是权力。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能够利用你所知道的东西来扩张你的帝国，或者推动你的政治议程，或者两者兼顾。”小布什当政时，珀尔就占据了这样一个介于政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幕后地带。作为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2003年，后在利益冲突的争吵中被迫辞职，但依然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他属于政府却身处政府之外。这使他得到了所需的自由，来清除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负责的政客会去追踪的蛛丝马迹。他受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严格管束，有一次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9个月，他接受了一次有关后冲突时期伊拉克的组织结构的访谈，那时候他是在法国自己家中的花园里接受采访的，当时白宫闷热得不行。

　　没有谁比珀尔更能够使欧洲的外交官感到焦躁不安。他的专长就是向自由派介绍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好像这些都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2002年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的前夜，他在一个有许多欧洲人在场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小布什已经放弃了克林顿有关“全球主义”的失败思想，转而赞成令人钦佩的“大西部民访团原则”。珀尔对《世界报》和德国电视台满怀恐惧的听众解释道，美国的工作就是要召集盟友、经受考验并逮住那些坏蛋。伊拉克战争以后，他是首先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不过是宣战理由（真实目的是政权更迭）的人之一，他还喜欢对他的欧洲朋友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下一个轮到谁？”

　　一位独立的总统

　　由此观之，新保守派不仅聪明、足智多谋，而且目标明确。但这些都不能证明绑架的指控成立。新保守派最终是听命于总统的。他们可以提出聪明的建议，但并不能做最后的决策。许多小布什的批评者，尤其在欧洲，坚信他是一个昏庸的小丑，以至于他们总是关注他的智力——要么来自卡尔·罗夫的头脑，要么来自副总统办公室，要么来自新保守派阴谋集团。但真相却相当平淡无奇。

　　小布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利用他人和各种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他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说：“我可能无法准确告诉你东帝汶的局势，但是我可以请教康迪·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或者迪克·切尼。我会请教那些有经验的人。”小布什得心应手地使一个战略被分头执行——他似乎很乐意让国防部来实施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他确信，大的决策只能由他一个人来做，就连迪克·切尼，也在2002年8月嘲笑美国在联合国寻求另一份决议案的想法时，发现自己为此付出了代价。进而言之，小布什总是不愿意使自己卷入某一特定的小集团或受制于某种特定的想法。他个人在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上投入很多，这既是接近他心灵的主题，也是他在2000年竞选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约翰·迪伊乌里奥那个“基于宗教信仰”的计划显得不再切合实际时，一位白宫内部人士所称的“充满同情心那事儿”被悄悄搁置了。

　　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小布什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关系最好用商业术语来思考。如果一位首席执行官认为某一伙雇员成功解决了某一具体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让他们进董事会。在小布什政府的“董事会”里，成熟的民主——帝国主义模式并不包括任何新保守派，只有沃尔福威茨是个例外，但他只不过是五角大楼的二号人物。

　　关注一下小布什政府的许多据称由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的政策，人们会发现，这些政策还有其他动机。例如，2002年小布什要求清除掉亚西尔·阿拉法特，许多欧洲人怀疑，是新保守派在幕后操纵以帮助利库德党，毕竟，阿拉法特是人民承认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事实上，小布什这一政策的理由，似乎既是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因素的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阿拉法特在从伊朗装运炸药一事上撒了谎，把信任看得非常严肃的小布什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他在白宫记者招待晚宴上对共进晚餐的人说：“你不能同那个家伙制定和平协定。他欺骗了克林顿总统。”一旦巴勒斯坦人把阿拉法特晾在一边，而将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为总理，小布什就重新回到了和平进程上，并且迫使以色列人参加2003年7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举行的和平首脑会议。尽管那一努力失败了，但他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拥有一个能够生息的国家，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他加倍努力。大多数新保守派的梦想是将巴勒斯坦人赶到约旦，并且把路线图看作是可恨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令人遗憾的复活”，而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仍然与新保守派的剧本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受到国务院的平衡，而国务院对以色列的立场又因为托尼·布莱尔的影响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种平衡依然使小布什的中东政策严重地偏向以色列——事实上是偏向阿里尔·沙龙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但新保守派同样不应为此承担责任。对以色列给予强力支持的不仅仅是新保守派。美国——尤其是保守主义的美国——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9·11”事件后，支持还进一步加强了。2002年4月，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支持分别是68%和8%，包括大部分犹太选民在内的民主党对二者的支持，则分别是45%和21%。小布什的新保守派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引用小布什对卡尔·罗夫的提问：“您认为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看待以巴冲突的？”罗夫回答：“他们认为那是你们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观点。“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的政策不再只是新保守派的政策了。它们已经成为保守派的政策——那是在整个右派美国都引起共鸣的政策。谁反对伊拉克战争呢？当然不是科林·鲍威尔，他走在政府政策的最前列。被认为是超道德的权力政治大师的亨利·基辛格也坚定地支持白宫的政策。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更不用说被绑架了。此外，保守派联盟中那部分举止古怪的人的观点突然间也与整个运动相吻合了。新保守派完全不像只是在夜幕下活动的阴谋分子，而是公开地说出了许许多多保守派私下里的所思所想。“9·11”事件发生后，新保守派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美国的解决方案——至少对保守派来说是如此。

　　新保守主义中的右派

　　新保守派的世界观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悲观的诊断，然后是两个激进的解决办法：其一，冷酷而现实地支持美国的单边主义；其二，对传播美国价值观的道德必要性，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传播，抱持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右派美国的其他组成部分立刻认同了这一悲观的诊断以及单边主义的做法，并在即将到来的针对伊拉克的狂热中，大力支持更不切实际的改造伊拉克的信念，但为时并不太长。

　　首先来看看诊断问题。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派并不十分看好这种贸易和条约网络把地球村连接在一起的“地球胡话”（globaloney）。相反，他们一开始就假定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世界。他们看到的是民主国家陷于霍布斯式的争取优势的争斗中，他们发现到处存在导致无序和无政府状态的力量——政府垮台或者与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同谋，特大城市里无业和漫无目标的年轻人剧增，逃离无序世界的移民只是把宗教极端主义带到了西方大城市的中心。新保守派长期迷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对于大多数政客来说，《核不扩散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其他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问题，都是他们工作之外的无聊话题——基辛格在国际会议行将结束时才提出此类问题。但是，像珀尔和沃尔福威茨这些人则是导弹迷。回溯到1969年，沃尔福威茨在华盛顿干的第一份活就是帮助尼克松规划反弹道导弹系统。新保守派驳斥“历史终结论”者的时候说，注意，你们所歌颂的全球化和技术，也同样使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掌握了毁灭性的火力。制造核炸弹从未像今天这样简单；装在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的东西，从未像今天这样能轻易造成惊人的毁灭；日常的商业工具——飞机或计算机系统——从未像今天这样容易变成毁灭性的武器。

　　新保守派丝毫也不怀疑谁将会充当这个危险世界的警察。美国现在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里（这一术语是新保守派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于1991年创造的）。到2002年，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了其后14个国家的总和。在高科技空基战（space-based warfare）方面，欧洲的雷达侦测不到美国的飞机。即便在普通的世界战争中，欧洲与美国的差距也是巨大的。为什么一个拥有87架C17战略运输机的国家，要去同总共只有4架这种飞机的西欧争吵不休呢？

　　这种世界观总是能拨动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心弦。小布什的核心小圈子总是赞同新保守派对世界危险本质的认识，以及以军事能力应对危险的重要性。小布什在竞选自叙中指出：“这依然是一个充满恐怖、导弹和狂人的世界。”沃尔福威茨1992年撰写、但被悄悄埋葬的激进的《防御规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实际上是为迪克·切尼起草的。“9·11”事件似乎对副总统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他立即开始推测，如果恐怖袭击使用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会糟糕到何种程度。拉姆斯菲尔德也有类似的反应——他对朋友们说，他每天一起床就会想，美国如何才能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恐怖攻击；他同样也担心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8年，他领导了一个包括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委员会，认为“流氓国家”在未来5年内将有能力用导弹袭击美国，这比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的时间缩短了2/3。委员会后来还警告有可能发生“太空珍珠港”事件，美国的敌人将使美国的卫星失效，因此，美国需要追求“太空的军事化，早进行比晚进行好”。拉姆斯菲尔德受小布什邀请出任国防部长的讲话中说，他的主要任务将是“改造”美国军队，这样才能同时应对“流氓国家”和非传统武器的威胁。

　　布什主义

　　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看法导致了他们的第一个解决办法——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单边主义的路线。这种偏好在右派中具有广泛的共性。的确，新保守派可能只是为小布什和切尼已有的论调增添了新奇的理论而已。新保守派认为，对于欧盟这种50年来一直试图使之由经济联盟深化为政治联盟的地区性力量来说，国际条约和国际官僚政治也许还不错。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们却常常是累赘。美国拥有的利益和责任是逊于它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为什么一个担负监管朝鲜边界（而那段边界上又有上百万枚地雷）责任的国家，却要因为签署反地雷条约而捆住自己的手脚呢？此外，为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要从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得到合法性？而联合国却让古巴这样的国家成为人权委员会的成员。

　　对于新保守派来说，“9·11”事件可怕地验证了他们的观点。条约丝毫不能阻止塔利班这样的流氓政权和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狂热分子。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最好是通过先发制人的行动来消灭他们。新保守派援引1981年6月以色列先发制人成功打击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在伊拉克制造出核武器之前就把它掐灭在萌芽之中。至于等联合国批准此类行动，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小布什政府一位资深的新保守派2003年提醒一群惊恐不已的欧洲人：“美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它的宪法，除此别无其他。”

　　小布什的核心小圈子不会那样武断地对盟友说话，私下里也不会。但是“9·11”事件发生后，像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单边主义再也没有什么保留意见了。美国依靠志愿者联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拒绝了北约主动提出的帮助。2002年夏，白宫通过小布什6月1日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的讲话和9月面世的新《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单边主义立场。小布什的讲话和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彻底放弃了均势之类的旧式概念。在小布什主义中，美国的安全有赖于做一个不受挑战的霸主——美国明显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强大。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保证，美国军队“将强大到劝阻任何潜在对手，使其不再追求军力超过或者赶上美国”。正如小布什在西点军校对毕业生所说的那样，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吓退进攻者，而且还能够由美国来塑造和平，从而“使以往时代不稳定的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并且将竞争对手局限在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上”。

　　这不仅仅抛开了国际约束。布什主义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政策将经常先发制人，而不是遏制或威慑。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员说，冷战战略依然适用于“某些情况”，但“新的威胁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他解释道：“如果我们等着威胁完全变成现实，那就太迟了。”他继续说道：“我们一定要主动找敌人战斗，打乱敌人的计划，并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化解它。”

　　与许多外交事例一样，可能有人会说这其实也有先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留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选择权。”人们把这一思想追溯到1841年，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项声明认为，如果有“立即、压倒一切的自卫的必要，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也没有考虑的时间”，那么，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同样，2002年美国并没有突然停止通过多边组织来做工作。然而，无论从什么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布什主义都同过去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变化——不仅与克林顿的全球主义不同，与共和党旧有的外交政策思想也不同。例如，艾森豪威尔曾公开指责“预防性战争”为“不可能之事”，而杜鲁门则曾经写道，“战争除了‘防止’和平以外，其他什么也‘防止’不了”。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13天之后，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次资金募集餐会上愉快地谈论“我们新的先发制人战略”。

　　欧洲人又一次很快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新保守派绑架了。然而，简单明了的事实是，这种更具活力的单边主义方法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听起来却很悦耳。这明显恰恰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长期支持的政策：如果说果敢的民族主义有何意义，那就是用美国的力量来消灭潜在的威胁，最好是在威胁出现之前。更广泛地说，布什主义对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右派——尤其在阳光地带——欢迎的两个话题发出了回响。第一个话题是不饶恕的重要性。保守派比任何人都对美国在越南的屈辱感到震惊，但他们的结论却与自由派对手完全相反——美国并不是盲目地陷入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而是没有尽力求胜才失败了。这使人记起巴里·戈德华特对在东南亚使用“低当量”核武器的热情。第二个话题是多边组织的有限价值。极右派长期以来一直攻击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机构，但主流共和党人（也有一些民主党人，如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已开始对联合国的分裂感到狐疑。因此，当杰西·赫尔姆斯提出以联合国改革作为美国向联合国提供资金的条件时，他赢得了右派的普遍喝彩。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敌意浮上了水面。右派美国只关心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本土受到攻击了，而现在很可能这些攻击者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美国现在又卷入了一场善与恶的战斗之中。在这一点上，新保守派发现，他们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基层战士的回应。相反，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则对道德的绝对性感到紧张，他们更喜欢把世界看成是灰色的。“9·11”事件发生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寻找理由来解释基地组织：它是种族主义的产物，是经济不公正的产物，还是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产物？而作为纳粹主义受难者后代的新保守派，则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邪恶，他们蔑视任何只是试图解释它而不与之战斗的人。“9·11”事件随即被他们描述成宗教狂热与极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大谈“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邪恶”。

　　范围更广的保守主义运动方面对此感到高兴。基督教保守派一点也不怀疑是魔鬼之力使双子塔倒塌了。《华尔街日报》、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闻的金发美女主持争相谴责把恐怖主义看作是贫穷或者压迫产物的“复杂”解释，认为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胡说八道。本·拉登难道不是一个百万富翁吗？沙特阿拉伯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石油产地吗？至于以色列无论如何要对阿拉伯人的不满负责的说法，新保守派感到无比愤怒（尤其是当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惯常的伎俩——像本·拉登一样继续使用人体炸弹——的时候）。

　　这强化了保守主义运动中最奇怪的一次联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就一直亲以色列。福音派信徒相信，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将发生在以色列——而在那之前，犹太人将会皈依基督教。因此，为了完成他们基督教末世论的双重角色，犹太人和以色列都必须得到救赎。2002年基督教联盟大会的高潮，就是号召人们为以色列而团结起来。基督教极端主义者花数百万美元资助犹太人的定居点。如果到那些极端主义者的教堂看看，你就会发现教徒们在祈祷让以色列保有《圣经》中犹大和撒马利亚的领土。

　　你可能会认为，作为世俗知识分子，新保守派本应发现对他们来说，这种末世论的味道过于辛辣，而作为犹太人，他们会踌躇于自己在基督重现中被赋予的那点角色。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新保守派总是特别善于克制自己，他们把基督教极端主义看作是某种斯特劳斯式“高尚神话”的东西——这当然是胡扯，却推动了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时候他们会掉队——比尔·克里斯托尔支持约翰·麦凯恩，试图结束宗教右派对老大党的支配——但他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不断容忍宗教右派的那些小过错，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新保守派立场。在一篇文章中，欧文·克里斯托尔称赞宗教右派在造就里根多数派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却忘了帕特·罗伯逊曾经讲过关于犹太人的可怕的坏话。

　　伊拉克战争之前，2002年至2003年冬的外交努力只是增强了新保守派和保守主义运动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小布什政府放任有关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有染的说法流传（大部分美国人迟至2003年还相信这个传说）。但大部分原因则是保守主义美国在多边主义机器那里的碰壁次数日渐增多。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关注战前的外交努力，并且得出结论，新保守派一直是正确的。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互为对手的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竞技场，而不是一个致力于普遍的善的议会机构。2002年11月8日，小布什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向伊拉克发出最后警告。但在托尼·布莱尔的坚持下，在整个2003年2月，当他试图得到安理会一致同意授权使用武力的第二份决议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由法、俄、德领导的“鼬鼠轴心”——这是《纽约邮报》给这个轴心取的名字。

　　事实上，反对第二份决议的远远不止这3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墨西哥和智利这些传统盟友的支持，并且与得到安理会支持所需的9票还差一段距离（批评家认为，这是采取单边主义需付出代价的先期迹象）。但是由于希拉克2003年3月10日的威胁说法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否决第二份决议，因此右派美国盯住了法国。对保守主义的美国来说，这种立场既非出于高尚原则的动机，也非出于渴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动机，似乎只是因为法美两国在该地区的不同利益所致。福克斯电视新闻台、拉什·林博和其他同道者指出，法国人在萨达姆政权中有大量投入，他们长期以来都梦想充当平衡美国力量的角色。炸薯条（French fries）被重新取名为“炸自由”（Freedom fries），法国葡萄酒的销售量在美国直线下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都支持法国的立场呢？哦，那只是证明了法国人的阴险狡猾。

　　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以后，这种凯旋的道德主义立刻甚嚣尘上。美国很快把伊拉克人从一个残暴的政权中“解放”了出来。美国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件事情（英国人也提供了一些帮助），这突出表明美国的军事力量多么令人敬畏。美国征服了阿富汗——一个曾使英帝国和苏联帝国折戟的国家。现在，美国仅用3个星期就使萨达姆垮台，反战运动曾经信心十足地预测的灾难也没有发生。除了误伤和事故导致的伤亡，美国损失的人员不到60人。巴格达一沦陷，小布什就指派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工作中担当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意料之外的帝国主义者

　　到现在为止，新保守派得到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基层战士没有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新“新保守”政策感到惊慌，而是庆幸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套自己认同的思想。对于右派美国来说，恰当的类比不是《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而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戴着眼镜的瘦弱男孩，突然想出了一个拯救整个学校的计划。但是，新保守派的第二个“改造”部分的解决办法——不仅仅使用美国的力量，并且要传播美国的价值——却总是很难兜售。

　　长期以来，新保守派一直相信，美国的力量需要同它的原则结合起来，即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应该忘记那些肮脏的实力政治的妥协（雅克·希拉克再次成为他们常常攻击的靶子），相反，通过支持永恒的自由民主价值，美国应该将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结合在一起。新保守派认为，这不仅仅是正确的行动，而且是明智之举。支持中东国家某些腐败的权贵盗贼的政策，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的强烈憎恨。民主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不稳定，但长期而言，民主化将带来一个远为稳定和可靠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在最低限度上美国必须使伊拉克民主化并废黜萨达姆。美国也可能需要继续向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进军。

　　新保守派圈子中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传播美国的价值，以至于他们甚至考虑重拾欧洲以前犯下的罪孽——帝国主义。几十年前，美国治下的和平只是少数人的梦想而已。1991年时，克劳萨默还极力辩护：“为什么要否认帝国主义呢？为什么要因为帝国主义而羞羞答答呢？”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种氛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些新保守派，如罗伯特·卡根，更喜欢“霸主”的说法（那意味着你只要控制别人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整个国家），其他人则明白无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者。正如马克斯·布特，《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的门生，在2001年10月的《旗帜周刊》上所写的那样：“今天，阿富汗和其他麻烦不断的地方，迫切需要文明的外国人来管理，而这种管理一度是由脚蹬马靴、头戴太阳帽、充满信心的英国人来提供的。”2003年7月，他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设立一个殖民地办公室，他补充道，随着Perl语言的蓬勃发展，将不得不为这个办公室想一个毫无意义的政治正确的名称。

　　回顾过去，小布什政府在接受这一主张之前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帝国主义背离了小布什在竞选中勾勒的那种“谦卑的”外交政策。他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的时候谴责了这种主张：“我们并不寻求建立帝国，我们的国家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而忠于自由。”然而，到2003年5月，小布什政府却基本在以帝国的方式行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设立总督管辖区，并且声称它有权利——哦，不，是有道德责任——将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正如小布什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所说的那样，“鼓励各大陆自由开放的社会，以扩大和平的范围。有人担心，言明对错是缺乏外交策略或者缺乏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

　　得到小布什——还有切尼、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支持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反恐战争不仅要针对国家，还要针对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他们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主张。一旦说服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推翻恐怖头目很重要，那么要说服他们美国有责任重建这些失败国家，相对来说就不怎么费力了。除此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让阿富汗和伊拉克毁灭？这对切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羞辱。必须重建这些国家，以防止它们半途而废。到2003年，切尼肯定是以赞同的口吻高兴地使用“帝国”这个词的。

　　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果敢的民族主义者的国家重建主张远远达不到新保守派的要求。阿富汗就是一个相当清楚的例子，说明小布什政府对国家重建概念有所保留。美国不顾许多军阀掌管着阿富汗海洛因业务的事实，把该国的大部分地方交回到了他们的手中，并且只留下了很少的驻军。相反，在1995年，战争一结束，美、英、法就在波斯尼亚投入了6万维和人员，而在阿富汗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分别是波斯尼亚12倍和7倍的国家里，到2003年，只有大约5 000人在帮助维持和平，另外还有1.2万人在搜捕本·拉登。新保守派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刻意对此视而不见，并找借口说那只是阿富汗的暂时脱轨而已。国家重建的真正考验将是在中东地区——小布什曾经承诺使这一地区民主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数周，他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许过这样的承诺。然而就在萨达姆被推翻不久之后，“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果敢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裂痕再次出现。

　　沃尔福威茨及其同道一直致力于把中东的改造作为一个长期的高尚计划，但这与右派中其他大多数人本能上的谨慎发生了摩擦。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由于受模糊的理想主义而非清楚的目标所驱动，因而显得软弱无力。他抱怨道：“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被这样随意差遣过——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9个星期就有一次部署。”在赖斯的指导下，小布什对克林顿政府使用军队进行国家重建，而不是使军队担负应有的责任——“作战和赢得战争”——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批评。在共和党内的思维中，这种紧张怀疑不久就被自我强化了。相对于新保守派，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只把国家重建看作临时措施。美国自然需要清理好伊拉克，耗费大气力在那个地区培植友好政权，但美国需要确立自己的优先目标并防止使命偏离。

　　2003年夏，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问题激化了小布什的核心顾问与新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对于果敢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每一个装着美国人的裹尸袋和花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显示出卷入国外的危险。情况很快就清楚了，伊拉克人对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存在，怀有比新保守派想象的更加矛盾的心理。这些几乎没有接受过维和训练、缺乏维和能力的美国军队身陷巴格达的街头巷尾，开始愤怒地往家里写信、发电子邮件，抱怨他们延期回国。2003年夏，得克萨斯州甚至出现了军人妻子的抗议活动。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逐渐消退，到2003年9月，只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好主意。

　　新保守派对美国在伊拉克停滞不前的解释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雄心抱负不够。《旗帜周刊》的怒火主要发向拉姆斯菲尔德，因为萨达姆倒台后是由他来负责伊拉克事务的。他的战争“瘦身”技巧（他比五角大楼以往的将军花更少的军队打败了萨达姆）明显鼓舞了他也以廉价的方式重建伊拉克——大约只用15万军队。拉姆斯菲尔德的冒险因为一些战术性的错误而于事无补，最引人注目的悲剧性错误是，在这样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战争之后，竟然放任被解放的伊拉克人大肆掠夺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不仅新保守派抱怨美国没有在伊拉克使用足够的资源，英国人也有同样的抱怨。

　　也许新保守派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保守主义美国的支持——至少，就毫无限制地承诺对中东进行改造方面情况是如此。到2003年秋，民意调查依然显示共和党人忠实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并且准备继续干下去。58%的民主党人要求军队尽快回国，只有20%的共和党人持这样的立场。人们对于把目标指向伊拉克以外的国家毫无热情，同时，人们无疑还要求限制在伊拉克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共和党人开始在国会中反对给伊拉克资金，并坚持认为应该以贷款的形式支付。问题不再是理查德·珀尔所说的“下一个轮到谁”，而是“我们怎样才能脱身”？

　　2003年9月，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士兵不在伊拉克待一年以上，美国军队就无力于2004年以后在伊拉克维持一支占领军。报告出台后不久，小布什改变了行动方针，尽管这种改变几乎完全不符合新保守派所希望的方式。他回归到令人痛恨的请求联合国给予帮助，并且把伊拉克的控制权从五角大楼拉姆斯菲尔德手中转移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赖斯手中。9月初鲍威尔和一批将军的反对使小布什改变了主意。他们向小布什解释道，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美国将陷入泥潭。经常在小布什的外交团队中摇摆不定的赖斯，显然也回到了她先前对国家重建持怀疑态度的立场上（第82空降师当然可以护送孩子上学，但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学期），随即她倒向了鲍威尔的立场，而鲍威尔则得到了托尼·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由于毫无异议地与美国站在一边，因而在英国国内备受压力。

　　萨达姆·侯赛因在12月被逮住，紧接着利比亚决定全盘招认其核计划，这给了白宫极大的鼓舞。但随着小布什的总统任期进入第4个年头，政府内部的主要争执再次在鸽派的实用主义者和果敢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但小布什的头等大事还是加紧改造中东。例如，在2003年11月，他向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发出了比一年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更为严厉的警告，认为“那个地区的许多人已经做了太久的受害者和臣民，他们应该成为积极的公民”。然而，他的言辞并没有伴以任何在伊拉克增兵的承诺。在他的讲话中最常听到的内容，是愤怒地坚称美国“不会匆匆离开（伊拉克）”。伊拉克已经成了一件他希望看到出路的苦差事。

　　至于新保守派，他们似乎有点处于守势。新保守派发现自己受到指责，说他们蓄意制造了一个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高尚神话”，以使他们重组中东的计划正当化，而他们那更具马基雅维利色彩的说辞也对自己不利。比尔·克里斯托尔曾认为，“斯特劳斯给我们的主要教诲之一，就是所有政治都有其局限性，没有什么政治是真的以真相为基础的”。但是，新保守派的真正尴尬在于伊拉克的改造前景与伊拉克的混乱现实之间一团糟的冲突。2003年10月，沃尔福威茨入住的巴格达的旅馆被炸，之后他接受了一次即兴采访，没有什么比这次采访更能说明问题了。采访中，他虽然依旧乐观地谈到伊拉克的前景，但显然被震撼了。2003年末出版的弗鲁姆和珀尔合著的新书《结束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ism）中，他们依然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建议，例如封锁朝鲜、把叙利亚赶出黎巴嫩，但是书中却花了许多篇幅与国务院较劲。《旗帜周刊》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对美国在伊拉克毫无进展非常愤怒，但白宫似乎并未很专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

　　这不仅仅是新保守派失势的问题。就将来的冒险而言，道德帝国主义出现了许多大漏洞。最显而易见的是，保守主义的美国已经发现美国力量的局限——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彻底击败敌人，但重建它们却需要外国的帮助。许多国家在伊拉克问题的争执中受到伤害，它们不愿意给予帮助——这反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其他资深外交观察家的警告：进攻性单边主义会伤害美国的“软实力”。2001年9月，全世界曾经团结在美国周围，《世界报》甚至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到2003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对11个国家（其中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它的3个最密切的盟国以色列、英国和加拿大）1.1万人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国、伊朗、叙利亚、俄罗斯或法国，美国与朝鲜被扯到了一起（即使在韩国，人们也认为小布什比金正日威胁更大）。基地组织是唯一被认为比小布什政府更危险的势力。至于蹩脚的外交带来的代价，当2003年12月沃尔福威茨发布他的“笨蛋式”备忘录时，就连马克斯·布特等对老欧洲持批评意见的传统保守派，也感到沮丧不已。该备忘录有针对性地将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公司排除在伊拉克的重建合同之外。他们感到沮丧，不只因为沃尔福威茨保证来自卢旺达、乌兹别克斯坦和马绍尔群岛的著名跨国公司可以在重建中分得一杯羹，也不是因为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已经承诺向阿富汗派兵，而是因为备忘录出现之际，正是小布什政府试图劝说法、德、俄三国谅解它们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宿怨。不管怎样，美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软资本。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称得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东西，先发制人的说法受到削弱。保守的美国愿意相信，小布什对伊拉克武器的说法是无心之过（但民主党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则对此远远不能够原谅）。然而，许多保守派评论家指出，未来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冒险行动——如反对伊朗的“核武器”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的门槛已经大大抬高了。就像乔治·威尔观察的那样，“先发制人的必要条件是有能力了解事情，某种程度上是确定无疑地了解威胁——它需要人们的重大决策做出不亚于发动战争”。美国的盟友则更加谨小慎微，哪怕是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之际，当理查德·珀尔问到“下一个轮到谁”时，布莱尔政府还不厌其烦地强调，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不同于萨达姆·侯赛因。英国为轰炸伊拉克准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而阿萨德最近还和英国女王一同饮茶。

　　的确，改造中东的梦想正在消退。不仅仅因为在伊拉克重建市民社会被证明是难上加难，尽管该国拥有大量可以夸耀的石油财富和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口。随着当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这样的长老权力的扩大，情况很快清楚了，“民主的伊拉克”将具有强烈的伊斯兰色彩和明显的反美倾向。在新保守派对世界的悲观诊断（世界比你想到的要危险得多）和他们对改造的乐观信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冲突。第一代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展示了“社会政策的局限”——官僚政治论者无力兑现他们减少贫穷和改善教育的许诺，从而获得了声誉。为什么远在伊拉克，身穿军装的政府就能无所不能呢？

　　就连美国企业研究所里都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改造使命了。2003年8月，当被问及保守主义的美国对“道德帝国主义”的热情问题时，保守派外交元老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俯视走廊轻蔑地说：“我认为除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处地方以外，没有丁点证据表明有哪个地方会把这种想法当回事。”表面上看，彻底的道德外交将使美国更多地向中国寻衅（要记得，许多新保守派反对美中两国的贸易正常化）。道德外交也会促使美国着手处理朝鲜问题，而奇怪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准确地说，这一新的民主化的美国，如何应对反恐战争中那些口碑不怎么样的盟国呢，比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对许多外国观察家来说，新保守派似乎只有兴趣对那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进行民主化。而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远不像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那样，把以色列看作美国式民主的旗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新保守派心目中的“中东民主”象征越来越被比作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疯狂、糟糕、危险的现实

　　因此，新保守派显然是走过头了，即使在右派美国紧随其后时也是如此。但是，新保守派已经大大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点显然不容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迪安·艾奇逊就巧妙地策划创立一个核心集团，彻底以核心集团的风格（举止高雅和亲欧洲）和学说（遏制理论）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艾奇逊巧妙地将回忆录取名为《参与创造世界》（Present at the Creation）。“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立即着手创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核心集团，而新保守派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作用可能被自己和敌人都夸大了，但保守主义的美国显然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了。尽管布什主义还在修修补补，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理性标准来衡量，美国现在都更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单边主义道路，更愿意干涉国外事务，更倾向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那些认为新保守派凭诡计钻进保守主义美国核心的欧洲人，已经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新保守派之所以能够证明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欺骗了保守派同道，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将某些保守主义美国最深厚的激情转化成了外交政策理论。这意味着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既超乎欧洲人的想象，又不及他们的想象。之所以说影响力不及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只是把右派美国其他人的所思所想说了出来；之所以说影响力超乎欧洲人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帮助美国回应了巨大的灾变事件。新保守主义的后果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回响不绝。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