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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河右岸

　　并不存在什么自发的公众舆论，一切舆论的形成均来自信念与活力中心…… 注释标题 转引自Gertrude Himmelfarb, Marriage and Morals Among the Victori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p.202。

　　人们可能会想，这是迪克·切尼在没有防备时说的话，或者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向某位将军嘀咕有关伊拉克的事情。事实上，这句话出自费边社（Fabian Society）创始人之一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之口。作为英国社会主义最高尚的代言人，费边社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费边社却为保守主义思想如何影响小布什的总统职务提供了一个模式。

　　费边社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成立于1884年。其核心人物包括悉尼·韦布（Sidney Webb）、比阿特丽斯·韦布、H.G.韦尔斯（H. G. Wells）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他们的目标是要以“集体福利”取代“争取个人利益”，方法则是“渗透式”的。他们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坚信要把社会推翻，而且，他们尤其不像工党那样在意选举的胜利，而工党的成立也有费边社成员的功劳。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自己与特定的政党绑在一起。他们希望将集体主义包装打扮成一种共识，并将政府的控制逐一扩展到各个机构，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

　　对于费边社的成员来说，改变舆论氛围很重要。这样，无论是谁进入议会都会和着他们的节拍前进。悉尼·韦布曾说道：“如果伦敦一小批2 000人不到的见识卓著的知识分子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英国将一事无成。”费边社的首要目标就是影响那一小批人，它也重视塑造那些不怎么重要的人物的心灵。费边社的标志性特点之一是它的小册子，他们还创办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杂志，为众多的议会委员会设定议事日程并创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费边社成员还帮助树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而且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他们创立了一个“团体”网络，包括妇女团体、艺术团体、教育团体、生物学团体和地方政府团体。“保育室”团体是其中最成功的团体之一，由放荡不羁的青年男女组成，他们以声名狼藉的放荡者H.G.韦尔斯为自己的行为榜样。保育室团体有很强的社会性。费边社书记爱德华·皮斯（Edward Pease）因此这样描述道：“自然的，保育室团体不仅致力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野餐和舞蹈也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保育室团体中有些成员最终结为夫妻，涉及生活中更重大的事件时，没有什么比同情心让长久幸福的婚姻生活更具安全感了。”

　　费边社成员的影响经久不衰。悉尼·韦布为工党起草了党章第四条，他使工党保证坚持“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党才放弃了党章中的这一条。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的费边社机构，培养出了许多专家，他们对官僚政治的魔力坚信不疑，《新政治家》杂志则塑造了几代政治家的思想。

　　在某些方面，费边社是英国特有的现象；而在其他方面，费边主义则是具有广泛普遍性的一个样板。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群体都在努力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而活动分子团体则有助于界定，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体系，而且是一个团体。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一种友爱的意识形态；它是一套能够由生至死组织管理人们生活的信条；它是一种对温和主义者施加无情压力、对叛徒进行恐怖报复的信念。

　　随意拿起任何一位欧洲左派政治家的传记，人们会发现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学生激进主义活动；参加工会会议；不停地进行反轰炸、反越战、反种族隔离的游行；与《世界报》（Le Monde）或者《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编辑人员共进午餐；在党的会议上进行一致决议，和各色各样的人——政客、新闻记者、工联主义者、学者、夫妻配偶或者主妇——参加没完没了的冗长餐会，尽管他们都是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当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ios Mitterrand）、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或者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进入政府的时候，他们经常发现那些理想不切实际，不得不暂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种背叛经常激起新的一代人加入左派阵营中去。但是，他们对运动和思想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巴黎左派知识分子传统上经常出没的塞纳河左岸（rive gauche），直到今天还是法国政治中一股潜在的力量。

　　小布什的总统职务与河右岸（rive droite）同样有着这样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势集团。美国右派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可怜的劣势一方，因此要削除自由主义的力量（这种信念正是它的一个力量源泉），但这种自我形象显然是不正确的。本书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述过的那些人——愤怒的知识分子、临时应急的智库、古怪的捐赠者，他们与权势集团的密切关系就像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津津乐道的自由主义等级制度一样。他们为小布什政府提供了政策、人员和组织，他们通过越来越有活力的保守派媒体，使自己的信条传遍全国。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似乎已经赢得了思想战的胜利。

　　17街1150号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中心17街1150号是一幢标准的办公大楼，它是我们介绍这一权势集团的好地方。如果真的有过什么“信念与活力中心”（Center of Conviction and Energy）的话，那么它就在这里。实际上，它所拥有的保守主义智囊团超过了一般欧洲国家的水平。

　　大楼的10至12层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企业研究所。鉴于它受人敬重的历史，美国企业研究所目前颇为壮观。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前雇员超过一打，包括迪克·切尼（他妻子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小布什的首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小布什的首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Leon Kass）、小布什总统任职头两年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他帮助完成了2001年的减税计划）。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是支持政府对公司减税计划强有力的外援者，他帮助重拟2003年的减税计划。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他帮助创造出“邪恶轴心”这个词。前国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数年。我们其中一人采访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克里斯·德穆思的时候，就有两位内阁部长给他打电话。

　　大楼的5楼是《旗帜周刊》，这或许是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相对于《国民评论》15.4万份、《新共和》（New Republic）8.5万份以及《国家》（Nation）12.7万份的发行量，《旗帜周刊》5.5万份的发行量并不大。然而它却很容易通过悉尼·韦布式的检测，直达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小批见识卓著的知识分子”手中。每周一，迪克·切尼都会派人去取30本《旗帜周刊》。《旗帜周刊》有着悠久的保守主义传统，哪怕不赚钱（它失去了它的经营者鲁珀特·默多克每年100多万美元的支持）也要宣扬资本主义的优点。值得赞扬的是，《旗帜周刊》以老式的方式——通过在知识界而非买卖交易中的成功——获得影响力。《旗帜周刊》的创刊编辑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布什家族并不受欢迎，因为他曾两度与布什家族过不去——一次是在他担任丹·奎尔办公室主任时，成为保守派表达对老布什政府不满的核心人物，另一次是他支持约翰·麦凯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旗帜周刊》却充塞着符合保守派口味的内容——从马克斯·布特（Max Boot）敦促美国人承担白人的责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剖析反犹主义在欧洲的蔓延。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旗帜周刊》是17街1150号的领军者，但它们并不孤单。比尔·克里斯托尔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管理着“新美国世纪计划”。同样是在5楼，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组织（Philanthropy Roundtable）和《慈善事业》（Philanthropy）杂志告诉有钱的保守派如何把钱捐赠出去。慈善事业圆桌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一批不满的保守派捐赠人成立的，现号称有600个会员。早在小布什提出“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之前，它就针对笨拙的福利官僚机构而大加赞扬自愿组织。慈善事业圆桌会议经常与附近的（16街1513号）资产研究中心（Capital Research Center）联手发难，使自由派基金会为“捐赠意向”而苦恼——那些创建基金会的强盗式资本家，真的想让你们资助女同性恋者的行为艺术吗？

　　军国主义的悉尼·韦布们见识到了17街1150号是如何催生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时光回溯到1997年12月1日，比尔·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共同为《旗帜周刊》写了一篇题为《萨达姆必须滚蛋》（Sadam Must Go）的封面社论。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比尔·克林顿，敦促他“竭尽全力”地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赶走萨达姆。信中的签名者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为许多最为咄咄逼人的鹰派人物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炮制出大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小册子，主办有关无赖国家的会议。小布什是在2003年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大型餐会上下定决心致力于中东的民主化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总统许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引人注目、振奋人心的自由榜样”。总统整个讲话过程中唯一一次冷漠肃静，就是试探性地建议以色列人应该停止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扩建定居点。近10年来，17街1150号一直在敦促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而这次餐会仅过了两个多星期，战争就开始了。

　　研发部门

　　17街1150号的存在表明，对于小布什的总统职务来说，思想信念是多么重要。但这并不是要否认小布什领导下的白宫对智力的关注不如前任。比尔·克林顿当政时，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看上去感觉更像是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而不像政府单位的所在地。它夸耀说里面有6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在克林顿最早任命的518名官员中，有1/3的人上过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小布什最初的14位内阁成员中，只有两人在本科时上过常春藤盟校。从任何的学术标准衡量，小布什政府中都缺乏能与智力水平一流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肩的人。小布什欣赏的是一个机构的灵魂，而非它的智能。他最不喜欢的人之一，就是与他同时期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那时候，他傻乎乎地研究书本、参加讲座，不与兄弟会的哥们一道喝酒。相反，克林顿则很喜欢塔尔博特。

　　但是，小布什从一开始就明白，保守派知识分子就像研发部门之于企业总裁那样能够为其所用。他在华盛顿得到的经验是，父亲所领导的政府因为缺乏某种“虚幻东西”而分崩离析。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卡尔·罗夫为了确保他的老板能进入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中，向他推荐受人敬重的詹姆斯·Q.威尔逊的作品，以及马文·奥拉斯基和迈伦·马格尼特这些更年轻的煽动家的作品。担任总统时，小布什特地在清一色的前企业总裁组成的内阁中，用几位思想家来装点门面——康多莉扎·赖斯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监；约翰·迪伊乌里奥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詹姆斯·Q.威尔逊的门生），他暂时管理着“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的项目办公室。与小布什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相伴相随的那些构想——减税、教育改革、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导弹防御——在河右岸的各处早已酝酿了几十年了。

　　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斯特劳斯分子的数量是显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约有60位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参加国庆日野餐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而后者则是斯特劳斯出类拔萃的门生。他甚至出现在索尔·贝洛有关布鲁姆的小说《拉维斯坦》（Ravelstein）中，这部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其他斯特劳斯分子还包括国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主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局局长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像小布什这样一个把耶鲁大学当作酒量比拼场所的人——还差一点点就赢了——会挑灯夜读斯特劳斯的著作《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但是，小布什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于小布什研发部门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库。在国会不远处是8层楼高的传统基金会，其年收入达3 000万美元，雇员大约有200人，每年举办的讲座、辩论会和会议大约有700场。2003年，传统基金会在国会山总部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新的办公场所里有供实习生和研究员使用的套间、一个250席的礼堂和一个运动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所称的“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于马萨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则在一幢十分显眼的玻璃建筑中宣讲自由意志论。由前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创办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样，已经介入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了。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则试图恢复“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使之对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传统基金会并不是唯一同时进行思想传播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保守派机构。在主张减税的右派一边，斯蒂夫·穆尔（Steve Moore）的“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罗弗·诺奎斯特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大力推广统一税等概念。乔治·威尔把“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诉讼者团队”——它为争取学券制，反对约束地方企业而斗争。

　　河右岸并不只是华盛顿的事情。自由派只有少数几个智库，而遍布全国的保守派智库现在有50个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设有办公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它折中地同时雇用自由意志论者和斯特劳斯分子，以非传统的方式集中考虑未来问题。华盛顿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是胡佛研究所，它号称拥有250名雇员，并且接纳了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某种原因，他选择在美国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旧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和《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广为人传阅，它还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常识》（Common Knowledge）。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给人一种身临牛津剑桥的感觉——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绅士在礼貌地，时而也很活泼地谈话。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里听到牛津剑桥公共休息室里的经典话题——抱怨国家资助的削减，谈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那么他进去后定会吃惊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会一边喝茶一边愧疚地向你告诫：他们担心学券制是一种逃避，因为在其中还保留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们彬彬有礼地为扩大小布什政府减税幅度的计划进行辩论，或者考虑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需要大量地增加军备。

　　其他的保守派智库规模要比胡佛研究所小。例如，曼哈顿研究所给人一种完全局限于自己一方天地的感觉。每个这样的智库都有意使自己显得特异。比如说，许多西海岸的智库都有一种自由意志论者的腔调。由洛杉矶的高风险债券（junk-bond）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创办的同名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是撤销管制规定的温床，而它对社会保守主义则无暇顾及。

　　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于1990年创办。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与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关共和党的书——《失去头脑的政党》（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他被召进里根总统的白宫之前在人口调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就是与智库保持联系。离开政府创办发现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栖身于赫德森研究所，而后曾试图在西雅图创办一个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发现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来的光明前景成为现实”——这听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台词。该所专注于未来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结合，这项使命使该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吉尔德终身充满激情。发现研究所的一大兴趣是交通运输，它一直提议修建一条连接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的铁路，而在有关“美铁”（Amtrak）的私有化问题上，小布什曾咨询过查普曼。发现研究所对西部环境问题（大马哈鱼和伐木）、侵权行为改革、宽频安装等，都有自己的主张。它坚持不懈地批评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

　　发现研究所尽管有种种离奇之处，但显然是保守派网络的一部分。该所的研究人员在《华尔街日报》和《国民评论》杂志上频频现身。为了在税收改革和撤销对电信的管制规定上向政府施压，发现研究所已经同卡托研究所、增长俱乐部以及来自达拉斯的积极主张私有化的全国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将案例直接交给卡尔·罗夫。在华盛顿州，发现研究所与其他两个自由市场的智库——位于华盛顿州州府奥林匹亚的自由常青基金会（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杰克·肯普冠以“西北传统基金会”的华盛顿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紧密协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盛顿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尔·戈尔，只有两位共和党人当选为全州性的官员，但它为催生保守主义思想而投入的资源不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少。

　　发现研究所还是右派中影响日增的“智能设计”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据查普曼的说法，智能设计运动坚持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点，如自然选择，并不是一个无计划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情况最好用智能因素来解释”。换言之，达尔文理论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发展。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对此话题感兴趣，是出于他对言论自由的担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教授仅仅因为认为进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就受到遭解雇的威胁，查普曼奋起替这位教授辩护。大多数正统的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看成是高档的神创论而不予理睬。但是发现研究所科学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报告，查普曼在反击他所称的新达尔文主义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胜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确立了科学标准，要求学生知道“科学家是如何继续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进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个学区，现在敦促教师要对进化的“争议性观点”进行讨论。保守派共和党人也设法把一段文字强塞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尽管不是强迫）学校教授“全面完整的科学观点”。

　　智能设计运动的例子显示，右派越来越愿意在自由主义“科学权势集团”的领地上，用自由主义自己的科学研究向自由主义开战。右派智库已经在干细胞问题上对科学正统发起了攻击，认为不需要储存胚胎，就像不应有从成人身上提取干细胞的可能性一样。他们也专心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数据。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是2001年出版的《持怀疑论的环境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的作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发现研究所这样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动物权利、安乐死、同性恋的科学起源等问题上，他们也在酝酿战斗。到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举并未使之在科学权势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智能设计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的支持者等同于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做的那样，右派显然也在把思想战斗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人员和资金

　　保守派智库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以及1/4的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ce Policy Board）成员，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凯·克尔斯·詹姆斯是传统基金会的毕业生；前预算管理局局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长；负责小布什政府中东事务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吹嘘自己有许多政府高官，以至于它有个绰号叫“国家安全顾问的种马场”。数以百计较低级别的政府雇员从智库中分享到好处，他们在那里受训于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员，传统基金会聘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福伊尔纳常说，如果“政策是人制定的话”，那么，智库则变成了美国的影子政府。

　　智库也是右派知识分子的总指挥中心。传统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参加者包括全国大约375个保守派政策团体。会上，他们有机会交流观点。传统基金会2003年的政策专家手册上列举了2 200人和420个政策组织，他们都热切地等待有人来咨询他们。这听起来使人觉得背后有个秘密的总体规划，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大量的保守派基金会在背后支撑右派智库、政策中心、大学奖学金、高品位季刊、学生出版物、电视网络和电台节目。前五大捐赠者——库尔斯家族、斯凯夫家族、科克家族、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至今依然重要，但重要性比以前小得多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司捐赠还在继续，直到最近，安然公司的肯·莱还与另一位能源大老板的迪克·切尼，同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最大的变化在于由直邮方式带来的个人捐赠。传统基金会现在有20万个个人捐赠者，他们提供了传统基金会超过一半的资金。理查德·梅隆·斯凯夫的支持占资金总数40%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许多决策都是由智库来完成的，而别的国家则是由政党来进行。如果把共和党描绘成知识贫乏的组织，那是有点不公平的，不过今天它主要是作为募集和分配竞选捐赠资金的工具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全国性的共和党还是州一级的共和党，它们的研究部门都致力于挖出民主党对手那些令人恶心的丑事，而不去做诸如重新界定州所扮演角色之类的事情。民主党对手同样热衷于揭发丑闻。与此同时，国会中每一位有野心的共和党人，都是一个半独立的政策企业家型人物，他们寻求能使自己获得声誉的思想观点。由于他们总是时间不够（一切重又归结到资金募集上面），因此让智库来为他们进行政策研究，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进而言之，智库已经成为盘剥华盛顿分权制度的高手。如果白宫没有采纳他们的想法，还可以到国会去试试——就像河右岸在处理福利改革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如果遭到参议院的反对，还可以去游说总统——就像他们在处理对股息进行双重征税问题时所做的那样。

　　终于轮到右派媒体了

　　2002年12月，发生了一件特别异常的事情：阿尔·戈尔抱怨美国新闻界存在保守主义的偏见。戈尔满腹牢骚地对《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说：“目前的媒体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有点怪异，说真的，一些主要机构的声音是共和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戈尔的抱怨因以下揭露的这件事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9·11”事件一发生，福克斯电视新闻频道主席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就向卡尔·罗夫送去了为其提出建议的备忘录。

　　数十年来，保守派一直抱怨在电视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布什当政时，福克斯新闻频道茁壮成长，在2002年取代CNN［或者像保守派所说的是克林顿新闻网（Clinton News Network）］，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并且使保守主义运动以全新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福克斯新闻频道这家有线新闻网，实际上是在1996年诞生的。该新闻网的拥有者鲁珀特·默多克认定，大多数电台的左倾化，正好为那些收听拉什·林博节目的“应声虫”在右面创造了一个观众空间。艾尔斯既在老布什的白宫任过职，又担任过林博广播节目的制作人，他提出了一种后来大获成功的运作公式：侧重廉价的电视受访者，而非昂贵的国外报道；强调节目的争议性——最好是让接受电视采访者在争议性的话题中相互用智力战胜对方；通过把整件事报道成“公平的和平衡的”，使自由派权势集团抓狂。

　　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拉什·林博”。《奥赖利因素》（The O'Reilly Factor）是有线电视一流的新闻节目——人们如此喜欢奥赖利牌的民粹主义怒火，以至于他现在还同时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在每天晚间的《奥赖利因素》中，奥赖利都会遇上几个代表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倒霉蛋——要么是还没完全明白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的长须飘飘的教授，要么是戴着耳环、扎着马尾辫的和平抗议者。奥赖利在节目中大肆奚落他们，说他们的观点荒诞不经（我们这个时代最叫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要接受奥赖利的邀请上节目）。

　　奥赖利坚决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是受到整个权势集团厌恶的普通人的代言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保守派：他是爱尔兰中下层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如果你相信奥赖利自己那套社会地位下降了的说法）的产儿，他们厌恶自由派精英在平权法案和校车制度中，以对待人质的方式对待自己。在他的办公桌下有一个门垫，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的脸部图像，并且自豪地认为，他的节目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观点的节目”。

　　福克斯电视台的准则是“我报道，你决定”——这可能是美国新闻业界最令人开心的笑话。该新闻网最恬不知耻地表现其党派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2003年的一个早间节目以一场令人恐惧的有关《纽约时报》偏见的讨论开场（讨论的是该报电视评论员最近指责福克斯电视台是保守的，这显示了他那可恶的自由主义偏见）。接下来的时段里，内容是有关抗议者反对曾对小布什不敬的乡村乐队“南方小鸡合唱团”（Dixie Chicks）。绝不会让政治干预新闻网文化性新闻报道的福克斯电台主持人，马上就说她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南方小鸡合唱团”的唱片烧毁。

　　反恐战争究竟使福克斯新闻频道迈向了辉煌还是跌至了低谷，这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该电视台有位名叫杰拉尔德·里韦拉（Gerald Rivera）的记者买了把枪，宣称他热切盼望把奥萨马·本·拉登干掉。在纽约市的一次反战游行中，福克斯电视台的电子彩带上这样写道：“抗议者们请注意，迈克尔·穆尔影迷俱乐部（Michael Moore Fan Club）星期四要在第六大道和50街街角的电话亭聚会。”在法国的某个抗议现场，出现令人喜悦的一幕：有位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被要求解释一下为什么街上会有那么多的抗议者，他先是有点困惑，然后向电视观众透露：“他们多数是共产主义者。”

　　福克斯使保守派有了一个在幕后可以继续托付的电视台。传统基金会不得不警告其工作人员，不要在电脑上没完没了地看福克斯新闻，以免系统崩溃。2000年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期间，特伦特·洛特承认：“如果没有福克斯，我不知道怎样来应对新闻。”2000年4月，小布什甚至专门给托尼·斯诺（Tony Snow）（在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之前，斯诺曾经为小布什的父亲效力）的晨间节目送来录音称赞他。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纽特·金里奇对《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说：“行政当局的人丝毫不会怀疑我是否会上福克斯新闻网。我去拜访的华盛顿办公室里，正在播放的节目通常都是福克斯的频道。”小布什政府定期会派重量级的人到福克斯电视台，对忠实的观众打赌说，那些更大的广播网将被迫播出科林·鲍威尔和迪克·切尼的精彩节目。

　　对福克斯电视台，有一点不应低估：尽管它有党派色彩，但它的许多政治报道却是一流的。艾尔斯小心翼翼地在金发美女和对法国政治知之甚少却自以为很有修养的评论员——如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和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之间求得平衡。福克斯电视台主要的政治新闻节目主持人布里特·休姆（Brit Hume），是美国政治最出色的评论员之一。福克斯新闻网常常把美国政治大事件报道得出奇的棒。2002年的中期选举，福克斯特别报道了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和巴恩斯，比其竞争对手的报道好得多。

　　小布什领导下的右派手中出现的另一件武器是互联网博客。与福克斯电视台不一样的是，博客是一种完全自发的现象。博客的创建者基本上只为微不足道的收入而工作。他们通过口口相传——以及鼠标点击——而非广告，来获得追随者。现在他们已经转化成一种互联网现象，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评论新闻，提供世界各大报纸有趣内容的链接，利用读者群的智慧，而他们的读者群也遍布全世界。

　　博客并非保守主义运动所独有。许多博主是左派人士，而两位最主要的右派博主并不是刻板的保守派。我们的一位朋友、《新共和》杂志的前编辑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是一流的同性恋作家；格伦·雷诺兹（Glen Reynolds）［他的博客是“博学网”（InstaPundit.com）］是田纳西大学一位持自由意志论立场的法学教授。然而，就像电台脱口秀一样，相对于左派，博客似乎更适合右派。沙利文和雷诺兹赢得了“战争博客”的绰号，因为他们的博客在“9·11”事件的劫后余波中，对反战分子和反犹主义发出怒吼。博主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主流报纸和电视台劣质的“自由主义”报道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纽约时报》的揭露。博主们在解雇《纽约时报》执行编辑豪厄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问题上，起到了煽动性的作用。

　　保守主义思想也在以一种技术含量较低的形式，沃尔玛之类的超市里传播。许多大销售链是以南方为基地的，它们为一些保守派的产品提供了帮助，并保护右派公民免受低俗的自由主义的侵害。沃尔玛帮助推动以谈论蔬菜为特点的基督教卡通系列《蔬菜总动员》（Veggie Tales）的销售，它占了该系列销售的1/4。有关基督教世界末日的《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丛书，也是从沃尔玛开始销售的。与此相反，由于男性成人杂志《马克西姆》（Maxim）太过于色情、歌手埃米纳姆（Eminem）太过于粗鲁、歌手谢里尔·克罗（Sheryl Crow）太过于露骨（她曾唱过一首有关沃尔玛出售枪支的歌），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沃尔玛都不见踪影。

　　虽然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在为保守派媒体尽心尽力，但保守派媒体就高兴了吗？一点也不。拉什、比尔和肖恩一类的人永远都担心他们依然是面临被吞没的危险的少数。描述媒体片面性的右派书籍上升到畅销书榜首，如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所著的《偏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情人揭露媒体如何歪曲新闻》（Bias: A CBS Insider Exposes How the Media Distort the News），以及安·库尔特（Ann Coulter）所著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Slander: Liberal Lies about the American Right）。2002年戈尔的指责只是激起了更多的抗议之声。任何傻瓜都能看得出来，重要的自由派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数量大大超过右派所拥有的数量。如今，右派劫持媒体的那些畅销书，左派人士也能够轻易做出来，比如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于2003年所著的《谎言和正在说谎的说谎者：对右派公平平衡的观察》（Lies and the Lying Liars Who Tell Them: A Fair and Balanced Look at the Right）。至少，福克斯电视台和博客平衡了竞争。右派专栏作家的数目前所未有地多：乔治·威尔、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以及《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作为保守派象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出现在全国各地特稿专页上的，是克劳萨默、巴龙、布鲁克斯、克里斯托尔、布特和弗鲁姆一类的名字。

　　右派为什么会赢

　　河右岸在华盛顿的思想战中获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夸大其词。右派智库现在是两党都用的资源。2002年，数位民主党人［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先前的心腹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现身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国会成员培训课程。拜访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时，在其办公室里既有可能看到《政策评论》和《旗帜周刊》等杂志，也有可能看到《纽约书评》和《国家》这样的杂志。哪里有思想，政治家就会找到哪里去。

　　为什么保守主义思想会变得这么重要呢？毕竟，得到资金支持的只有一小部分自由派智库和杂志。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保守派的大型基金会只是小巫见大巫。布拉德利基金会一年分发出的钱，还没有福特基金会一个月的多。美国自由派首先要去拜谒的，是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美国多数的网络新闻组织机构和美国那些巨型大学。简而言之，左派一方有更多的智慧、金钱和资源。然而，无论是在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在改变总的舆论方面，左派施加的影响都不如右派。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权力的作用所致。由于白宫和国会都为共和党所把持，自由派的思想就更难为世人所知。大多数保守派会说，这也反映了思想的质量。尽管带有党派偏见，但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好坏，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思想都源于右派——就像在韦布时代它们源于左派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保守主义思想比自由主义思想更具活力，那么小布什也就不会在白宫，美国军队也就不会在巴格达，而我们当然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但是，河右岸的杰出表现还与他们的关注点和信念密不可分。保守派基金会确切地知道他们所要的东西——以保守主义的方向改变世界，他们也确切地知道如何达到目标——用思想影响政策制定。他们的自由派对手则更加混乱。福特基金会坚持“增强民主价值，减少贫穷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这些目标都很高尚，但也几乎使任何项目都变得正当合理。自由派基金会仍然参与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竞争，但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草根组织”和各类“社区项目”上，其中很多项目是海外的。福特基金会在第三世界有13个办事处，忙于帮助诸如尼泊尔查提斯毛加（Chattis Mauja）的村民“获得参与运河规划进程”的项目。相对于美国企业研究发起的有关“伊朗的未来：毛拉体制、民主和反恐战争”的辩论，福特基金会的善行对世界固然有好处，但对于所关注的运动却没有什么帮助。

　　保守派对其事业的信念，其执着程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回想1973年传统基金会成立之时，除了最最忠诚者之外，谁会有勇气甘愿受朋友嘲笑，在这样一个保守派智库中工作呢？即使这些先驱者如今有钱有势了，保守派智囊中还是存在许多狂热而不健康，却令人愉悦的东西。在布鲁金斯学会或外交关系委员会，老普雷斯科特·布什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而如果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卡托研究所有关“我赞成：为毒品使用辩护”（Saying Yes：In Defense of Drug Use）［这是雅各布·沙鲁姆（Jacob Sullum）2003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题目］的研讨会，他可能会想要去通知警察。保守派媒体有同样的专注和信念。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保守派新闻界是自觉的保守主义，是自觉的保守主义团队的一部分。自由派新闻界要比保守派新闻界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自己看成是权势集团的新闻界。因此它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候它认为自己对两边都要提出批评”。保守派学者在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之类的机构主持的社会事件讨论会上愉快地发表讲话，或者以参与者而非中立观察者的身份参加诺奎斯特主持的周三上午的聚会。

　　以同样的精神，保守派智库比自由派智库更冷静。许多自由派基金会及中立的基金会让人感觉把持基金会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谋生。基金会的存在只为维持其人员——尤其是董事会的大人物和善人——的生计而已。相反，保守派智库像企业一样运转，其产品就是推进保守主义革命。1985年，迈克尔·乔伊斯一接手布拉德利基金会就告诉保守派，不要指望把得到基金会的钱看作是一种权利。

　　这场管理革命的领路人是传统基金会。埃德·福伊尔纳之所以把传统基金会的旗舰《政策评论》杂志卖给胡佛研究所，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可以把钱花在更好的地方。在营销方面，传统基金会推销保守主义思想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可口可乐公司推销汽水。它为忙碌的国会议员发明了两页纸的摘要；亲手将研究报告递给国会成员和各行政部门首脑；它备有彩色的索引卡，简练有力地陈述保守派的立场，这对于应邀去做脱口秀的国会议员来说真是天赐之物。人们发现许多民主党人带着愧疚的心情向传统基金会的手册求教，原因就是这些手册实在好用。

　　据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说，传统基金会的电脑里存有3 500多个记者的名字，这些名字按专业分类。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打电话给记者，向他们保证基金会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传统基金会的所有研究报告都提供两页纸的简便摘要，并努力使之变成特稿专页。这家智库还有两个电视演播室和一家网站（Townhall.com），该网站提供每天收集到的保守派文章和各种方便的链接。这些链接无所不包——从最新的保守主义事件到传统基金会对安乐死的立场。

　　传统基金会使河右岸具有另外一个特点：右派特别善于“面面俱到”。传统基金会的散乱方式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性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协同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使知识分子能够思考重大的问题：你可以同约翰·洛特（John Lott）谈论枪支问题，他的态度最好不过地反映在《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 Less Crime）这本书中；你也可以同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谈论学校里的性别歧视，她认为男孩比女孩在学校更处于劣势。传统基金会更关注国会中那些需要坚毅果敢精神的事情，这使保守派可以对自由主义正统从两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国企业研究所通过远程轰炸来削弱自由派权势集团，而传统基金会则派遣地面部队占领土地，使之变成保守派的领地。

　　新的权势集团

　　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右派的胜利，人们发现，在小布什的领导下，保守派终于成为一个权势集团了。这部分是一个年龄问题。像传统基金会的埃德·福伊尔纳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德穆思这样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华盛顿的常客。现在，他们完全像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显贵一样，成为了华盛顿统治阶层永存的一部分。曾经的愤青现在是居家豪华的显贵，并要去白宫赴宴了。

　　保守派权势集团和任何权势集团一样，也为人们提供晋升的阶梯。现在，保守派思想家可以在保守主义运动的温情拥抱中度过一生：学生时代为某个保守派基金会资助的校园报纸工作，然后成为传统基金会的年轻实习生，最后成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转到保守派的地区性智库芝加哥大学工作，并在即将到来的共和党政府中任职。每个阶段都有许多机会。你对经济学感兴趣吗？那么乔治·梅森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tudies）为期一周的项目可以帮助杰出的学生熟悉自由市场思想。你是新保守派吗？那么你的首选应该是布拉德利基金会，但你或许应该匆匆造访一下美国企业研究所，并且应该有个人在《旗帜周刊》上介绍你。你是共和党的忠诚分子吗？那么斯凯夫信托基金适合你，不过你可能会在传统基金会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你是自由意志论者吗？那么你应该联系科克家族，在卡托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有许多人能助你一臂之力。河右岸使它那些最成功的成员名利双收——为他们提供报纸专栏，让他们定期在福克斯电视台上露脸，使他们为保守派听众演讲而得到丰厚的报酬。

　　迪尼希·德索扎（Dinesh D'Souza）是得到权势集团庇护的一个例子。德索扎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1978年来到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念书。在那里，他创办了保守派报纸《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这份报纸部分由欧文·克里斯托尔教育事务研究所资助。德索扎撰写杰里·福尔韦尔的传记，在里根政府干了一段时间的政策分析员，还担任传统基金会《政策评论》杂志的临时编辑，他的保守派身份增辉添彩。他作为奥林学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度过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他著书批判自由派大学和平权法案的邪恶，颂赞罗纳德·里根的美德。这一切都是在他40岁生日之前完成的。德索扎现隐身于西海岸的胡佛研究所，依然是一位多产的作者。

　　自由派权势集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许多弱点，新权势集团也同样如此。其中之一是偏见。狂热可能会带来智慧之火，可却不会一直客观。批评家在窃窃私语，保守派智囊更热衷于兜售意识形态，而不是催生新的思想。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因自认为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而侥幸避免陷此窠臼。但传统基金会不就是在兜售白宫路线吗？许多“研究”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战的武器而已。当然，中立派的布鲁金斯学会比保守派组织更好地抵制了这种屡见不鲜的意识形态把戏。布鲁金斯学会在学校选择问题上与自由派正统划清了界限，至少他们不认为“学券制”是件好事。传统基金会则几乎不会以这样的意识形态异端邪说来震惊世人。

　　河右岸的另一大危险是内向性。在智库度过一生的人倾向于为激进主义冒风险。问一位智囊是否需要一种戏剧性的解决方法，无异于问一个野蛮人要不要理发。河右岸似乎在煽动极端主义。比起确定美国学校、医院和政府职能的那些具体细节的问题，保守派更关注把自由企业带到外太空、取消政府部门或推翻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研究报告。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知识阶层把视线转向越南，没有注意到美国街头发生什么事情，因而失去了影响力。目前，右派知识阶层醉心中东，同样的命运也可能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此时此刻，河右岸虽然完全控制了局面，但弄清保守派局势的最好办法是明白，自由派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此类智库。30年前保罗·韦里奇创建传统基金会的时候，有意识地效仿自由派权势集团建立他的保守派反权势集团，现在自由派开始回敬了。比尔·克林顿的最后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创办了一个新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传统基金会的翻版。杰出的民主党政治家无疑认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支配的民主党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带来一些关注点和前瞻性的思想。

　　希拉里十分坦率地承认过，毫无疑问，民主党需要一些“新的智力资本”。然而保守派的优势不仅仅表现在思想上，还在于它拥有一支在全国各地辛勤工作的基层战士大军。他们同样把支票寄给传统基金会，也去参加共和党选区会议，为美国步枪协会游说，参加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年一度的争取生命权的游行。我们现在就要把目光转向这些基层战士了。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