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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本移民与“黄祸”

　　1893年，圭三（Inota Tawa）恳求其父母准允他告别故土去往美国淘金。他听说像他这样一个普通的散工在美国每日可赚2美元，或者大约年赚1 000日元。这在日本几乎与一名地方长官的收入相当。他恳求父母道：“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去美国。”圭三的父母只得让步。圭三乘船前往美国，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登陆。他成为在1885年至1924年间移居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38万名日本人之一。

　　日本移民或者日本第一代移民，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第二大亚洲移民群体。他们离开日本是日本人全球大规模移民潮的一部分，并与那些仍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以及在排华时期仍在持续的华人移民重叠。

　　与其他美国的亚洲移民一样，多数早期日本移民是打算返回祖国的青年男性旅居者（dekasegi）。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定居下来，邀请他们的家人也来到这里，并且构建起强大的族裔社区。他们在设法成为美国人的同时，也与日本维持着牢固的关系。但是由于反日运动的深入发展，日本人遭受着暴力侵袭，以及将他们排斥在美国之外的歧视性法律，第一代移居北美的日本人及其子女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早在16世纪初，少数日本人就开始移居到其他国家。但是在1639年，日本幕府制定了一项隔离政策，以保护日本免受当时已遍及亚洲的欧洲殖民主义的侵扰。日本只与中国和荷兰开展贸易，并颁布禁止日本人移民海外的命令，该禁令一直持续到1858年。到19世纪中叶，美国试图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对日本拒绝贸易无法容忍。1853年，美国派遣海军准将马修·C. 佩里（Matthew C. Perry）指挥四艘装有大炮的海军军舰前往江户（东京）湾。奉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之命，这位海军准将威胁动用武力，除非日本政府开放其港口。日本政府被迫同意。此后，日本开始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日本并取消对移民的禁令。

　　美国商人和劳工招募人迅速在日本站稳脚跟，代理人涌入乡村，招募去往夏威夷甘蔗种植园的劳工。他们用华美的辞藻来描述这些岛屿，“夏威夷热”（Netsu）或“移民热”席卷乡村。 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也在海外移民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事实上，移民成为日本在亚洲扩张帝国主义宏大计划的一个中心特征。受西方影响，日本开始寻求与欧洲帝国争夺新的领土和出口市场——派日本人到新获得的领地，如北海道、冲绳和朝鲜。这有利于国家利益，且能使新获得的土地及其人口更易于日本控制。

　　日本人移民海外还有其他益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把国人送到海外来缓解国内的人口爆炸。他们还认为，贫穷的农民和“低层公民”威胁到日本的国家进步，是对经济的一种拖累。一旦被送往国外，他们就可能会成功，将钱寄回家给其家人，从而为国家做出贡献。日本移民也可以成为日本国际贸易的奠基者。

　　第一家私人日本移民公司成立于1891年，不久，其他公司竞相派遣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群岛、美国、澳大利亚、斐济、菲律宾、墨西哥、秘鲁和加拿大。移民公司和劳工招募人都把目标锁定在能够承担艰辛劳作的年轻人身上。这些人大多于1868年到1912年外出移民，因为明治政府为支持其现代化和工业化项目（明治维新）所征收的税越来越高，农民家庭不得不挣扎度日。这些项目旨在保护日本免受欧洲和美国在亚洲日益强化的支配，但高税赋伤害了日本农民，特别是在广岛、山口、熊本和福冈等西南农业地区的农民处境尤为艰难。农民每年都要缴纳固定的税，而无论其作物收成如何，或其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低。在19世纪8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压低了大米的价格，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小农户的经济负担。30万农民在交不起税的情况下被迫出售土地，加入数量日益庞大的无地农民的行列。即使是那些成功地保住自己农场的人，也因土地的规模太小而难以养家糊口。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移民海外，而不是忍受强制服兵役和通货膨胀，以及米价的飞涨。1923年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也进一步激起人们移民海外的兴趣。1897年被日本吞并的冲绳岛上的少数民族，其故乡一直是日本最贫穷的地区，他们是移民美国的另一大群体。在1926年到1941年之间，离开日本的所有人中，有15%来自冲绳，而在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中，至少有1/3来自这一地区。

　　1885年1月20日，第一批日本移民在横滨登上“东京城号”（City of Tokyo），前往檀香山。其中包括666名男性、158名女性、69名男孩和48名女孩。在1885年到1924年间，有20万日本人去往夏威夷，还有超过18万人去往美国大陆。移民海外所费不菲。这段旅程的基本花费共计达到100美元。但太平洋对岸传来消息称，一名普通种植园工人在夏威夷所挣的钱比在广岛多4～6倍。日本人用谚语“衣锦还乡”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在美国，工资甚至更高。1902年，在夏威夷的日本种植园工人每月最多可挣16美元，而他们在美国大陆从事铁路护路工的同胞挣得则可能是其2倍。劳务承包商和移民公司是持续移民热的推手。日本人通常只是说去美国（Amerika），事实上是夏威夷、美国和加拿大的统称。一位诗人抓住了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梦想感受：

　　巨大的财富梦想

　　和我一起去异国他乡

　　跨过大西洋。 注释标题 Ito, Issei, 29.

　　很多家庭抵押他们的财产，从放债人那里借钱来购买一张跨太平洋的船票。第一批日本移民，主要是打算日后返回故里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非长子，由于日本土地只传给长子的传统，这些人没有继承家庭农场的希望。20世纪初以前，很少有女性移民到美国，她们在家盼望其父亲、丈夫和儿子回来。但有少量的通常是被日本男人哄骗过去的妓女，成为早期日本移民社会的一部分。

　　到20世纪初，日本移民在美国和夏威夷建立了保障自己经济安全的方式。与此同时，后来的日本劳工移民被1908年的美日《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所禁止。许多已经在美国的日本人想要集中精力安顿下来，于是采用“召唤移民”（called immigrant）的制度，请亲戚和媒人回国给他们介绍合适的妻子。他们去照相馆，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将照片寄回家。有时，现实与他们想要传达的年轻、富裕和帅气的形象不相符。因此，他们做了许多单身人士为寻找爱情普遍要做的事情，比如寄送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或者花费额外的钱来修补发际线和掩盖瑕疵。有时候，这些照片还附有夸大他们在美国的地位和财富的介绍。

　　许多日本女性响应号召来到美国。有些人希望到国外去冒险，另一些人则是不情愿地遵循父母之命，同意了一桩婚姻。当宫崎爱（Ai Miyasaki）决定同意出国时，这一消息传遍了她的家乡。“各地纷至沓来的求婚者如下雨般络绎不绝！”从1908年到1920年，两万名日本“照片新娘”前往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与约定的男性成婚。

　　早川静（Shizu Hayakawa）是这些女性当中的一员。1919年3月，她离开位于福冈的家，嫁给在美国的早川修荣（Shuneki Hayakawa）。此前他们从未谋面。她的家人经营着一家乳品店，但很穷。早川被认为是一名很有前途的窗户清洁工。早川静听从父母之命，乘坐“朝鲜丸号”（Korea Maru）前往旧金山。在长达一个月的旅程中，她遇到许多其他年轻的新娘，这些女人花数小时谈论彼此未来的丈夫以及在美国的生活。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农民的女儿，年龄在18～23岁，未来丈夫年龄都年长她们10～15岁，在美国西部从事农民、工资劳工的工作，或经营小生意。

　　许多照片新娘通过位于旧金山的天使岛移民站进入美国。在他们强大祖国和政府颁发的护照的支持下，大多数日本移民通常在一两天内就能获批进入美国。与中国移民不同，他们被排斥或被驱逐出境者不足1%。因此，当日本的照片新娘抵达旧金山时，她们更担心的可能是其丈夫的长相，而非是否会被批准进入这个国家。当她们乘坐的船只徐徐驶进旧金山湾时，这些女人都挤在轮船甲板上。她们手里拿着照片，扫描着大量在码头上等待的日本男人。丈夫们也拿着其妻子的照片，焦急地搜寻着甲板上能与之匹配的面容。一些女人意识到出现在自己面前年老、满脸皱纹和痘痕的农民同照片上英俊、年轻、衣着考究的男人判若两人时，感到无比震惊。她们幻想的破灭与在美国生活的艰辛，导致她们对婚姻终身失望，甚至觉得是彻底的失败。少部分幻灭的新娘甚至要求坐下一艘船返回日本。还有一些人离开了她们的丈夫，在日文媒体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出走公告。不过，早川静并没有失望之感。早川修荣带了一些寿司到码头，早川静对他的体贴很是满意。

　　一旦抵达夏威夷和美国，日本劳工便面临着无休止的艰辛工作。在夏威夷，日本人加入到岛上30万中国、韩国和菲律宾劳工之中，他们一道帮助改变了这一美国殖民地的制糖业。清晨5时，震耳的鸣笛声将疲惫的工人们从床上唤醒。一首种植园的工作歌曲描述了严酷的早晨日常：“醒醒！振作起来！快起来！五点钟的鸣笛声尖叫着，别妄想再打一个盹……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醒……醒！……”

　　种植园工人被分成20～30人的劳作小组，他们或走到地里，或由马车和火车运到地里。地里的甘蔗高达三四米。他们的工作是收割甘蔗和锄草。他们还从茎上剥去干枯的叶子。这是一件又热又脏且无比艰辛的工作。一名日本劳工抱怨道：“我们像机器一样工作。”八个监工和一个农场主一直在监督他们的工作。另一名日本种植园劳工解释说，监工拿着鞭子骑着马，“如果我们说话太多，监工就会挥鞭”。种植园的工作一直这样持续，直到下午4点30分笛鸣再次响起。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歌唱种植园歌曲，这些歌曲记录了他们的失望，同时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中撑他们的精神。有妇人唱道：“夫君砍甘蔗，妾清甘蔗叶。流着汗和泪，终日不停歇。”

　　图14.“照片新娘”到达天使岛，约1910年。

　　图15.亚裔劳工在一个夏威夷的种植园里收获菠萝，约1910—1925年。

　　日本妇女在种植园的工作似乎从未停歇。那些不在种植园工作的妇女则帮别人洗衣服、做饭、缝补衣服。经营公寓的妇女每天为20～30名劳工准备三餐，在清晨5时笛鸣之前就得起床，在其房客从地里回来很久之后才能就寝。

　　日本的种植园工人被严格的控制、艰苦的劳动和体罚的制度激怒，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多次罢工，抗议种植园主的虐待，或者抱怨种植园基本生活条件的匮乏。在20世纪初，日本劳工激进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正式起义，其结果便是1909年的日本人大罢工，这是夏威夷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之一。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同工同酬，结束日本劳工较其他国家劳工薪水低这一带有种族歧视的工资制度。1909年5月9日晚，数百名日本劳工聚集在瓦胡岛的艾亚种植园。到了早晨，他们罢工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罢工在种植园间蔓延开来。在高峰期，有7 000名日本人参加了“1909年大罢工”。种植园主将罢工者及其家人赶出种植园，以作为对罢工的回应。到6月底，5 000多名罢工者及其家人无家可归，只得在火奴鲁鲁游荡。这种驱逐迫使许多罢工者重返种植园，但日本种植园劳工有组织的抵抗，也迫使夏威夷甘蔗种植园主协会（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提高了日本劳工的工资，并废止了歧视性的工资标准。1920年，夏威夷的日本种植园工人与菲律宾人一起，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1920年的罢工是岛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族裔间联合罢工。不过那之后，大多数日本人都离开了种植园和夏威夷诸岛，去寻求其他经济机会。

　　从1891年到1900年，有27 440名日本人获准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劳工。在接下来的7年里，又有52 457名日本人进入美国，另外来自夏威夷的38 000名日本人，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7年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外国人通过其领土（例如夏威夷）进入美国大陆之前就已进入美国。在美国，日本人填补了中国移民曾经从事的工作。劳务承包商把他们送往铁路、矿山、木材加工厂、鱼罐头工厂、农场，以及遍布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果园。在城市里，日本人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在1909年，4万名日本人从事农业，1万人在铁路工作，4 000人在罐头工厂里工作。

　　一天的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加州中部和南部的农场，气温可能会飙升到48摄氏度。而铁路工人则在山区诸州遭受着零下7摄氏度的刺骨寒冷。在阿拉斯加，日本的罐头工人需要加工大量鲑鱼，因为传送带每分钟能运送多达200条鱼。混合“腐烂的鱼、盐、汗水和污垢”的“阿拉斯加味”可在他们身上留存数日。

　　日本妇女的劳动对其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她们在农场和商店里与丈夫一起工作，或者在私人家里、洗衣店或其他小公司做帮佣。许多妇女为她们的丈夫管理的一帮男人以及自己的家人做饭。她们协调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责任，承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所有劳动。例如，高见鹤谷（Tsuruyo Takami）帮助她的丈夫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Spokane）经营洗衣店，白天她从事洗衣的工作，为所有洗衣工人做饭，晚上则要熨烫衣服，经常工作到午夜之后。

　　但日本人并未一直从事劳工的工作。当他们开始考虑在美国永久定居时，许多人转向农业。第一代日裔美国移民领袖兼报纸出版商纠太郎安孙子（Abiko Kyutaro），在敦促他的日本同胞放弃旅居者心态并决心留在美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为日本人非常适合从事农业。这是再好不过的时机。中国移民劳工通过修筑灌溉工程，帮助开垦出加州中央谷地的许多地区。由于有稳定的供水，加州肥沃的土地如今可以栽培密集的粮食作物、水果和蔬菜产品。城市对新鲜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加，以及冷藏车运送食品的分销系统在全国范围的发展，推动了该州的农业革命。日本人在整个西部地区承包、共营和租用农田。1900年，美国有37个日本人农场，面积合约4 674英亩。到1910年，日本人的农场增加到816个，总面积达99 254英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种植了加州95%的新鲜豆角和豌豆，以及67%的新鲜番茄和44%的洋葱。

　　日本人中最成功的农民之一是牛岛谨尔（Kinji Ushijima），他被称为乔治·牛岛（George Shima），是“土豆大王”。他于1887年抵达美国，起初在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做收土豆的工人。他最终攒下了足够的钱，租了一小块土地，其经营面积很快就扩展到斯托克顿（Stockton）附近。到1912年，牛岛已掌管着1万英亩的土豆，并由印有他名字“牛岛”的12艘汽船、驳船、拖船以及汽艇，将价值50万美元的土豆运往旧金山及周边地区。当“土豆大王”于1926年去世时，其财产价值高达1 500万美元。

　　图16.打包浆果，萨姆纳，华盛顿，约1908年。

　　随着他们在经济上立足，日裔美国人也形成了紧密的社区。组织、企业和协会将相距遥远的日本移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促进相互支持与社区建设，并帮助维持远离家乡的日本文化和传统。县行政协会（Kenjinkai）的成立，是为了帮助来自同一地区的日本人。日语报纸报道日本本土以及南北美洲其他日本社区的新闻。日本移民还组建了经济协会，通过循环信用制度来共享资源，以帮助日本人购买或扩大企业。日本人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来购买物资和经济作物。

　　只要有可能，日本人就会退到“日本城”（Nihonmachi），即如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等大城市的日本人聚居区。到1910年，一个充满活力，服务于日本人社区的日资寄宿公寓、餐厅、理发店、台球厅、杂货店和洗衣店的族裔经济出现在上述城市以及其他城市。仅旧金山就有3 000多家日本人企业。1890年，古屋政次郎（Masajiro Furuya）经由温哥华来到西雅图，最终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以迎合在太平洋沿岸和美国西部地区各地不断发展的日本移民社区。他位于西雅图的百货公司专门经营日本食物和产品，且在波特兰和塔科马（Tacoma）都有分店。他还经营着一家劳务中介公司、一家邮局和一家日本商业银行。古屋被认为是西雅图最重要、最杰出的日本商人之一。他的销售人员被称为“古屋人”（Furuya men），穿着他们标志性的深蓝色西装，去往偏远的日本移民社区接受订单。大萧条期间破产之前，古屋公司满足了日本移民社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需求。

　　随着他们开办企业，建立家庭，并逐渐适应其在美国的新生活，第一代日裔美国移民建构了一种跨国移民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由他们在美国被歧视的经历，以及与母国日本的纽带而形成的。他们继续认同母国，并为之感到自豪，但移民领袖们也敦促同胞通过只穿着西式服装、跟随美国习俗、庆祝美国节日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即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被送到美国公立学校读书、讲英语、打棒球。

　　到1930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占美国大陆日本人总人口的52%。10年后，他们占了整个日裔群体的63%。许多人感觉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在美国公立学校，他们向美国国旗致敬，并学习成为美国公民。下午，他们去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在这两种学校之间的转换，有时反映了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分裂人格。莫妮卡·萨娜（Monica Sone）写了一篇关于她童年在西雅图的文章：“在贝利·盖茨特（Bailey Gatzert）学校，我是一个活泼、尖叫、嬉闹的洋基人，但在日本学校却迥然不同……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像变色龙一样来回切换个性……转瞬间，我变成了一个谦逊、步履蹒跚、声音娇柔且羞涩的日本小女孩。”

　　在加州伯克利长大的内田淑子（Yoshiko Uchida）和她的妹妹一直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但进入青少年时，淑子和她的其他日本朋友开始遭受区别对待和排斥。为了避免在服装店、剧院、美容院、游泳池，以及其他公共场所遭遇尴尬和羞辱，淑子会提前打电话询问日本裔是否受到欢迎：“我们能在游泳池里游泳吗？我们是日本裔……你会租给我们一套房子吗？邻居们会反对吗？”

　　为了应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种族歧视的阴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和社交俱乐部，通常会得到基督教女青年会、佛教寺庙和基督教教堂支持。这些组织让他们得以参加体育比赛，参加社区服务，与其他日本裔美国人共享社交活动、舞会和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出强大的日裔美国人认同。1940年，仅在南加州就有400个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青年组织。

　　不过，日裔美国人希望作为美国人被完全接受的努力基本成效甚微。随着日裔被贴上又一个“东方”问题的标签，他们也成为联邦和州层面歧视性法律的目标，这些法律不但对日本移民加以限制，也关闭了他们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大门。同时，日裔也不被主流劳工组织所接纳。在诸多西部州，《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s）使他们无法拥有或租赁土地。

　　和华裔美国人一样，日裔美国人也为在美国获得平等权利而同这些法律抗争。1922年，日本移民小泽高雄（Takao Ozawa）利用一则判例，在美国最高法院质疑美国禁止日本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禁令。小沢1875年出生于日本，1894年以学生身份移民美国。他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的高中，并在加州大学深造三年，然后搬到夏威夷成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名基督徒，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正如历史学家市冈裕次（Yuji Ichioka）所描述的那样，他曾是“一个被同化的日本移民的典范，代表一种对日本人不可同化指控的鲜活反驳”。1914年10月14日，小沢申请公民身份被拒。两年后，他向美国地方法院质疑《夏威夷领土法》的有关规定。他又一次被拒。法院发现，除了种族以外，小沢“在法律上完全符合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问题是，他不是美国的归化法所要求的白人。

　　小沢于1917年5月31日就这一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太平洋沿岸日本协会审议委员会（Pacific Coast Japanese Association Deliberative Council）这一移民市民协会的协助下，他的律师，前美国司法部长乔治·威克舍姆（George Wickersham）对归化权提出了强烈请求。他认为，尽管小沢是日本血统，但他的皮肤却是“白色的”。他声称，有些日本人的肤色比一般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日本人的肤色更白。小沢认为，他在美国居住了28年，曾在美国的学校接受教育，并且教他的孩子们说英语，还放弃了与日本教堂、学校或组织的任何联系。他解释说，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名义上，我不是一个美国人，但在心里，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他试图归化为美国公民来“回报我们的山姆大叔给予我的善意”。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法院裁定美国的《1790年归化法》明确只允许白人入籍，认为小沢因为不是白人或高加索人，故没有归化资格。

　　图17.小泽高雄，1916年。

　　随着日裔美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受到反日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比如对小沢的判决），他们对美国的幻想也随着破灭。一位第一代日裔美国移民说道：“美国……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现在则全是泪水。”一些人返回了日本。包括社区领袖在内的其他人，试图通过将大量日本移民塑造成正直、受人尊敬的人，反击在美国日益滋长的反日种族主义。日本人协会成立的目的是管束移民的行为，维系与日本驻美国领事馆的联系，开展教育活动以促进非日裔对日本人的理解，并质疑相关歧视性法律。

　　与此同时，日本及其不断扩张的帝国，鼓舞了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参与到日本民族主义的目标中。第一代日裔美国移民社区领袖构建了他们自己的移民民族主义，同时宣扬日本特性与美国特性。历史学家由美田荣（Eiichiro Azuma）解释说，作为一个爱日本的日本人，帮助日本也是在帮助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美国生存。一些人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送到日本上学，并保持密切的跨国联系，同时争取在美国生存并被接受。

　　在美国，日本移民争取平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了，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证明自己是美国人，却仍被视为日本人。随着日本崛起为一个可能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世界强国，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日趋消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威胁和日本移民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就成为重塑移民模式、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全球性话语的一部分。而所谓的“黄祸”则是从德国开始的。

　　1895年的一天早晨，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从可怕的噩梦中惊醒。他梦见伟大的欧洲国家受到来自东方的无情外来侵略者的威胁。威廉确信自己目睹了一些可怕的未来变故，他将这种梦境画成一幅画，并将复制图寄给几位欧洲领导人和美国的威廉·麦金莱总统。这幅画描绘了准备战斗的女性战士所代表的伟大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长翼大天使米伽勒（Michael）挥舞着一把剑，指着远处外来“威胁他们的灾难”，正如这幅画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异教神像”佛陀骑着象征“毁灭魔鬼”的中国龙奔向欧洲。在他们身后是一座被焚毁的城市，不祥的暴风云伴随着“一往无前的侵略者”。

　　德皇威廉二世的画作《黄祸》，帮助创造了“黄祸”一词，并使长期以来欧洲人对东方入侵西方的恐惧得以普及。该画1895年发表于伦敦的《评论之评论》（ The Review of Reviews），并成为19世纪晚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插图。威廉在1895年梦到亚洲的威胁，这并不是巧合。这一年，日本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中国而震惊了世界。德皇确信日本接下来将试图征服欧洲。他在原画做的个人题词中写道：“欧洲诸国，捍卫你最神圣的财产。”威廉希望激励欧洲和美国建立一种联盟，以抗衡来自东方的共同威胁。

　　德皇威廉二世的警告迅速在美国获得了支持者。日本帝国的不断扩张，加剧了人们对日本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抢走工作、准备最终入侵西半球的恐惧。这些“黄祸”焦虑成了更大范围的半球安全，以及未来在南北美流动的“白色种族”跨国对话的一部分。

　　在美国，限制中国移民的运动获得了成功，有组织的反日情绪也紧随其后。随着排华法律的推行，美国人将注意力转向越来越多的来自太平洋对岸的日本移民。日本人常常遭遇同中国人一样的看法：两个族群皆为不可同化的廉价劳工，对白人工人和现有的种族关系构成了威胁。但排外主义者认为二者也有重要的差异。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落后的文明，且受国内大规模内乱所累，而日本则拥有现代工业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证明它可能在世界强国中占得一席之地，并因此被认为是对西方的更大威胁。由于扩张，日本移民被认为比其他亚洲人优越，且更具威胁性。与中国移民社区不同的是，日本裔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女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孩子，这意味着日本人很可能会留在美国。1900年，美国大陆只有2 039名日本人。到1920年，人数达72 257人。更让人担忧的是，许多白人怀疑日本移民实际上是日本所派遣的占领北美西海岸的殖民力量。旧金山的报纸也常出现如下危言耸听的标题：“黄祸——日本人是如何挤掉白人的”。

　　图18.《黄祸》，翻印于《评论之评论》（伦敦），1895年12月12日。

　　反日情绪并没有得到抑制。在大小城市的街上，常能听到针对日裔美国人带有侮辱性的种族称谓，如“黄皮肤的日本佬”和“肮脏的日本佬”。“日本佬滚蛋”和“这里不再需要日本人”等标语被乱涂在人行道上、火车站的墙上；圣华金河谷一个小镇的案例中，标语甚至被涂到高速公路的路标上。一位日本移民采访者说：“人们甚至在街上向日本人吐唾沫。”

　　在美国，日本移民的反对者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类似于《排华法》的全面排斥是其目标。不过华盛顿特区的官员们则小心翼翼。日本是一个骄傲且强大的国家，不会屈服于任何一种屈辱性的排斥法。美国西海岸的排外主义者同华盛顿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至20世纪初已达顶点。到1907年秋，美国和加拿大的三个城市淹没在了种族仇恨和暴力之中。

　　首当其冲的是旧金山。该城的排外主义者与日本移民的紧张关系已经酝酿多年。1905年5月14日，来自当地及附近地区的67个劳工组织、政治组织和兄弟组织的代表们汇聚一堂，组成了排日朝联盟（the Japanese-Korean Exclusion League），其目标是彻底排斥美国（包括当时仍为领地的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他们认为，白种人的生存处于危急关头。联盟的口号是“彻底排斥亚洲人”，并集中精力通过立法、抵制和宣传等活动来传播他们的主张。它还游说旧金山学校委员会（San Francisco School Board）将该市公立学校的日本学生与白人学生隔离开来。1906年10月11日，委员会对公众的压力做出了回应，命令所有日本和朝鲜的学生到该市中国学生已就读的东方学校上学。

　　这一种族隔离的命令引发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私下对排外主义者表示理解，但他也认为，只有通过巧妙的外交才能实现排斥。旧金山官员、加州国会代表团和罗斯福政府的成员于1907年2月在华盛顿展开了激烈的谈判。罗斯福要求撤销学校隔离的命令。加州人要求对新来的日本移民，以及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进行限制。加州的排外主义者对从夏威夷再次移民而来的日本移民尤其担忧。自1898年夏威夷被兼并以来，已有4万余名日本人离开夏威夷诸岛来到美国大陆。 因为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地，因而从美国一地迁移到另一地的移民不能被禁止。在这一问题上，联邦政府不愿采取行动，但反亚洲人的游说团体立场坚定。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1907年3月13日，学校委员会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命令。就在第二天，罗斯福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所有外国人从夏威夷、加拿大或墨西哥二次移民到美国大陆。罗斯福同时开始就彻底限制日本劳工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

　　然而，旧金山的反日运动持续发展，针对日本居民的暴力袭击也在增加。1906年的夏天和秋天，当地警方记录了近300起针对旧金山日本人的袭击事件。1907年春，紧张局面再次爆发。5月20日晚，大约20名白人组成的一伙暴徒闯入位于福尔逊街1213号一家日本人开的博彩酒店，赶走了顾客，砸碎了所有窗户，破坏了内部设施。这伙暴徒随后穿过街道，袭击了一家日本澡堂。次日晚上，一群白人暴徒聚集在位于第8街124号一家日本人经营的餐厅前，开始在整个城市袭击日本家庭、企业和餐馆。这一暴行持续了数个晚上。日本人多次向警方求助，但警察置之不理。地方和联邦官员驱散了这次暴力行动，但日本人领袖持续抗议日本人在旧金山所遭受的系统性侵扰。旧金山日本人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抱怨道：“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暴徒针对日本人进行威胁性的游行。”由于日本移民和外交的抗议，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敦促加州官员保护日本居民。罗斯福总统还在旧金山附近驻扎军队，并命令他们如再次发生暴乱，务必及时镇压。事实证明，旧金山的暴力事件不过是1907年所有暴力事件中规模最小的一次，它为贝灵汉（Bellingham）和温哥华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旧金山所爆发的事件，鼓舞了西北沿太平洋地区排斥亚裔的支持者。例如，前厨师、士兵和漫画家阿瑟·E.福勒（Arthur E. Fowler）便成为组织西雅图反亚洲人运动的推动者。1906年，他创办了一种名为《黄祸》的新杂志，并开始讲述亚洲移民所带来的罪恶。不久，他在旧金山排斥日朝联盟的基础上，在西雅图建立了分部，并在“反日本苦力劳工”的请愿书上征集了1万个签名。

　　当福勒在西雅图精心策划反日活动的同时，来自南亚的新移民开始抵达华盛顿州，于是由于工作竞争和种族关系而导致的紧张局势也随之加剧。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威胁，排斥日朝联盟正式更名为“排斥亚洲人联盟”。1907年9月4日，30～40名白人男性暴徒强迫200名南亚人离开西雅图，他们高喊“赶走印度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南亚人都被迫离开这座城市。贝灵汉的亚洲移民“问题”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北部西雅图对亚洲人的排斥问题则刚刚进入高潮。

　　1907年的夏天和秋天，英属哥伦比亚的亚洲移民突增。政府报告登记在册的亚洲移民达11 440人，其中包括8 125名日本人，他们在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港口上岸。有些移民是罗斯福总统1907年行政命令的直接产物，该行政命令使日本人无法在没有日本政府颁发的护照的情况下从夏威夷进入美国大陆。其结果便是，在夏威夷的日本人开始向北前往加拿大。据有关报纸的报道，日本人“从来自日本和檀香山的船货中蜂拥而出”，导致沿海城市产生了强烈的“恐慌之感”。《永远只有白人的加拿大》成为排外主义者最喜欢的歌曲，他们经常在温哥华的大街上歌唱着：

　　为白人的土地而战。

　　面对东方人的攫取和贪婪

　　我们发出绝不屈服的呐喊。

　　我们的口号是“上帝拯救国王”。

　　白人的加拿大永不亡。 注释标题 Jensen, Passage from India, 62, 64.

　　加拿大的许多反亚洲人情绪事实上既是地方性也是全国性的。但英属哥伦比亚的排外主义者，越来越多地从他们国界以南的激进分子同道中汲取灵感。1907年7月，温哥华贸易和劳工委员会（Vancouver Trades and Labour Council）成立了总部在旧金山的排斥亚洲人联盟的英属哥伦比亚分支。8月初，旧金山排斥亚洲联盟的主席奥拉夫·特韦特姆（Olaf Tveitmoe）应邀到温哥华指导，而温哥华的报纸则引用华盛顿排外主义者福勒关于该州竭力“将日本人拒之门外”的演讲。

　　该联盟于8月12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吸引了400名“能反映许多公众意见”且属于“不同公民类型”的男性，讨论日本移民对白人工人、商人和工业家构成的经济威胁。与会者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禁止亚洲移民。反亚洲游行的想法很快被认为是“激发白人热情”的一种方式。他们选定的游行日期是9月7日星期六。就在游行的前几天，组织者们为将南亚人成功地从贝灵汉驱逐的消息而欢呼雀跃。而美国排斥亚洲人联盟的领导人也纷纷前往温哥华，为他们提供支持。

　　9月7日晚上7时，聚集的人群在三个游行乐队和一个游行领队的协助下，来到温哥华市政厅。马车载着排斥亚洲人联盟官员、晚上的演讲者和“女性同情者”在前面带路。5 000人在他们身后游行，高喊口号，直到声音沙哑。最终估计有10 000人集结，“这表明他们不喜欢蒙古利亚人种”。工会成员和兄弟会组织成员们展开了横幅，上面写着“代表加拿大的白人”和“一个白人的加拿大不需要亚洲的廉价劳工”。

　　市政厅里挤满了人。温哥华的排斥亚洲人联盟主席主持会议，欢迎来自各国的反亚洲人领袖。一名来自西雅图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者W. A. 杨（W. A. Young）对“黄疫病”（yellow blight）表示强烈谴责。到访的新西兰劳工领导人J. E. 威尔逊（J. E. Wilson），向大家描述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如何排斥中国人。不过，来自西雅图的阿瑟·E.福勒发表的演讲最具煽动性。据传闻，他通过商业区中央的一根电线杆向外面的民众发表了演讲。据现场一名记者回忆，福勒问道：“你们会怎么做？”他还喊道：“他们是如何对待贝灵汉的印度人的？”大约9时许，他提议在中国城游行。“民众就像一群猎犬一般蜂拥而出。”记者描述道。

　　很快，这群乌合之众的游行便演变为暴乱。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待在屋内。但当物品被从窗户扔进商店和住宅时，日本居民用棍棒、瓶子、枪或刀子武装自己，并在鲍威尔（Powell）街上他们的住房和店铺前列队。一组人守卫着日本区的入口，而其他人则从建筑物的屋顶投掷瓶子、砖块、石块和木块。当这群暴徒到来的时候，日本移民佐藤秋三郎（Akisaburo Sato）正在他鲍威尔街公寓的房间里。他描述了“数百名白人暴徒从主街的方向蜂拥而下，疯狂地尖叫，投掷石块，用棍棒猛击”的情形。一块石头打破了附近的窗户，一块玻璃割伤了佐藤的脸。他回忆说：“当我看到所有其他商店和企业所遭受的损失时，我真的害怕得要死。”

　　到次日凌晨3时，几乎每一幢中国人占据的建筑都被破坏了。在日本人聚居区，有59处房屋被毁，日本语言学校也被烧。2 000名中国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许多移民和暴乱者受伤。加拿大官方的调查并没有任何关于死亡的记录，但是亚洲语言的报纸声称四名暴徒和一名中国男子被杀。

　　由于暴力事件的爆发，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与日本进行谈判，以限制日本移民。日本则自愿接受了这些规定（而不是屈从耻辱性的排日法），这些政策被称为《君子协定》。谈判在三天之内就达成了共识。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分别于1908年1月25日和1908年1月28日签署该协定。两份协定的差别微乎其微。在美国的协定中，日本政府同意不向任何无技术的劳工发放前往美国大陆的护照，但是，护照将发给“已经在美国的劳工，以及已经定居在那里的劳工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意味着，已经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如果离开美国，他们可以重新进入美国。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带他们的家人入美。但任何想进入美国的新日本移民都会发现美国的大门已对他们关闭。

　　1907年骚乱所显示的对“黄祸”的恐惧，是西方对世界各地人口和政治变化更大担忧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白人种族，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白人”国家，将会因“有色人种”和“有色人国家”实力与数量的增加而变得脆弱。在查尔斯·H. 皮尔逊（Charles H. Pearson）的《国家的生活与特性：一种预测》（1893），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1916），以及荷马·利（Homer Lea）的《无知之勇：不可避免的日美战争》（1909）等书中，作者们对即将到来的种族战争的预测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历史学家兼优生学家洛思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他1920年出版的《有色人种反对白人世界霸权浪潮的兴起》一书中，发出更为有力的警告，这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在短短3年内就出版了14个版本。斯托达德的目的之一是论证地理和种族区分的自然特性，比如“黄种人土地”的亚洲，“黑种人土地”的非洲，以及“白种人土地”的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然而，斯托达德警告说，世界面临的问题是“有色人种的威胁”正在增加。其人口的增加，大量移民，以及反殖民运动的兴起，都威胁着这些种族神圣的疆域边界，以及白色种族的霸权。该书在其封面上多有刻画：新的强大且充满复仇心的非洲人（被刻画成戴着头饰、耳环，嘴唇丰满，拿着长矛的裸体男人）和亚洲人（被刻画成一个戴着苦力帽和傅满洲风格胡须的武装男子，以及一个戴着头巾持枪的人），他们充满愤怒且准备支配世界。

　　来自“黄种人土地”日本的威胁是斯托达德最关心的问题。尽管以前亚洲人被认为是劣等或奇怪的异国人，但日本人却证明自己非常善于“适应白人的思维与方式”，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认为，事实上，这是因为日本人并不次于白人，这使他们变得尤其危险。总之，斯托达德指出了来自亚洲——尤其是日本——的三种危险：武力的危险（军事扩张），市场的危险（经济竞争），以及移民的危险。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为世界大国，这是对白人世界的首要危险，因为日本对扩张主义的欲望不会局限于“黄种人土地”亚洲。他认为，亚洲正在进行的工业转型不仅会垄断亚洲市场，还会推动对白人市场的“入侵”，并严重挑战欧洲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然而，尽管武力和市场的危险令人恐惧，但在斯托达德看来，移民的危机最具威胁性。他警告说，日本人在白人世界——尤其是南北美洲——的永久定居，严重威胁到“我们种族的生存，其存在的根源，以及我们后代的神圣遗产”。

　　图19.洛思罗普·斯托达德《有色人种反对白人世界霸权浪潮的兴起》一书的封面（纽约：Scribner's Sons出版社，1921年）。

　　斯托达德对日本移民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最终危险的认定，是建立在美加两国持续数十年的排斥日本移民运动之上的，他的观点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没过多久，两国就意识到1908年的《君子协定》作用不大。这两项政策禁止了日本劳工移民，但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日本家庭成员仍然可以申请入境。从1909年到1920年，大约93 000名日本人进入或重新进入美国。新移民数量最多的是照片新娘，达2万人。同期，有17 382名日本人进入加拿大，其中多数为女性。排斥亚洲人的支持者们十分警惕地关注着持续稳定增长的日本新移民。

　　首先是绝对数量问题。1924年，加州的反日本人领导人V. S. 麦克拉奇（V. S. McClatchy）在旧金山的狮子俱乐部向观众发出警告，指出加州的日本人口“在过去的15年里翻了两番”，而这种“不可同化人口”的增长，其结果便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其次是日本人与白人之间的经济竞争问题。在美国西部，日本移民已经证明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农民。到1920年，仅在加州，日本人就租赁、承包或拥有超过45.8万英亩的农田。

　　日本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功引发了广泛不满。《旧金山检察报》对“我们数千英亩最肥沃、最富生产力的农田”处于“不可同化种族”的掌控之下而感到扼腕。随后，旨在审查日本人经济竞争的法律出台。在加州，1913年的《外国人土地法》规定“外国人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条款仅适用于亚洲移民，只允许他们租赁土地三年，并禁止他们进一步购买土地。日本移民通过把土地和抵押租赁过户到其美国出生的孩子名下或联合署名而巧妙地规避了这一法律。在1919年和1920年关于这一法律的修正案中，对这一漏洞进行了修正。到1923年，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也都采取了类似对外国人租赁或购买土地进行限制的法律。

　　日本移民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竞争是美国担忧的主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假想的日本移民纯粹的种族威胁所掩盖。日本移民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外国人。此外，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杰西·F. 斯坦纳（Jesse F. Steiner）在1917年所解释的，来自日本的“移民入侵”只会增加美国已经存在的与非洲裔美国人相关的种族冲突。

　　更令人不安的是，将移民视为纯粹是日本即将征服西方的帝国侵略军先锋的坚定信念。大量的“黄祸论”文学作品详细阐述了这种观点。荷马·利的《无知之勇》（ The Valor of Ignorance）展示了日本对太平洋海岸的入侵将如何发生的设想，并附上了地图和战略计划。他认为，夏威夷有149 000名日本移民，日本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岛屿的占领。利还指出，在加州和华盛顿州的日本士兵也在进行类似的“入侵”，这将使日本轻而易举地征服整个太平洋海岸。加州参议员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注意到利的断言，并警告说，太平洋海岸“在进攻中是相对容易的猎物”，因为加州的日本移民不是和平的定居者，而是“我们国门之内的敌人”。

　　“黄祸”也成为北美和欧洲流行文化的中心话题。美国作家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彼得·凯恩（Peter Kyne）、蒙塔维尔·弗劳尔斯（Montaville Flowers）和华莱士·欧文（Wallace Irwin）或关注日本征服西方世界的言论，或描绘这样的故事：美国和加拿大白人英勇反抗邪恶的日本贵族，阻止他们获得美国土地和白人女性，并将之作为日本统治整个世界计划的一部分。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傅满洲系列小说描绘了“黄祸论”在大众文化中的广泛诉求。作为一名“东方君主”仆人的傅满洲，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书籍、漫画、广播剧、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他频繁地密谋毁灭整个白人种族。到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已经将亚裔与白人通婚的“黄祸”引入一些颇受欢迎的电影中，其中包括塞西尔·B. 德米尔（CecilB. DeMille）1915年的作品《欺骗》（ The Cheat），以及D. W. 格林菲斯（D. W. Griffith）1919年的《凋谢的花朵》（Broken Blossoms）。

　　由于对“黄祸”的普遍恐惧，限制日本移民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正如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朗西斯·阿伯特（James Francis Abbo）在1916年所言：“白人国度的黄祸……不仅是加州、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美国，麦迪逊·格兰特和洛思罗普·斯托达德用夸张的修辞对这种情况加以陈述。格兰特在给斯托达德的书的作序时写道：“有色移民是一种普遍的威胁，对白人世界的每个部分都构成威胁”。他警告说：“当下存在的危险是：白人血统可能被亚洲人血统所淹没。除非白人设立并保持人为的屏障，否则最终他们将消亡。”

　　斯托达德自己绘制了即将到来的种族战争的战线，并呼吁白人世界采取行动。但问题依然存在：白人世界能做什么？斯托达德哀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白人世界并未做好应对日益高涨的有色人种潮流的准备。”但他满意地指出，“太平洋沿岸年轻且精力充沛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哥伦比亚和美国西海岸，“所有人都已准备好严肃应对东方，并用文字在其国门标明：‘白人国度’”。然而，仅是白人的团结还不够。斯托达德认为，只有“严格排斥有色移民”，才能真正拯救白人种族。斯托达德告诫其读者，“必须严守国门”。美国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

　　美国的《1924年移民法》是几十年来排外主义中的激进主义者不断游说限制移民的结果，以此来“阻止”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移民潮。自1882年《排华法》以来，移民被排斥的类别便急剧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战时排外民族主义、经济萧条，以及新的国际移民管理体制推动建立了一种“排外制度”。《1917年移民法》确立了“亚洲禁区”（Asiatic Barred Zone）。1921年的配额法每年限定准入35.5万人，并且每年通过原国籍配额制以限制来自东南欧的移民。（基于1910年在美国居住的海外出生人口，每个国家每年配额其中的3%，当时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数量还不是很多。）1921年之后，排外主义者推动了更为严格的移民限制。《1924年移民法》，也称为《约翰逊—里德法》（Johnson-Reed Act），将准入的移民总额减少到16.5万人，并重新设置了移民配额，以进一步减少东南欧移民（1890年外国出生已经居住在美国的人数的2%）。该法对于西半球的移民没有任何限制，但禁止所有“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也就是那些被拒绝归化的人）的外国人入境，从而对任何想进入美国的亚洲移民关上了大门。这一条款尤其针对日本人，且非常有效。在反日积极分子数十年的积极行动之后，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大门最终关闭。

　　其他国家紧随其后。1928年，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henzie King）告知日本政府，加拿大每年只接纳150名农业劳工、家庭用人、神职人员、妇女和儿童。经过谈判，东京同意限制和结束“照片新娘”制度。日本到加拿大的移民很快就变得微乎其微。

　　现在，通往北美的大门已对日本移民关闭。但是，排斥日本人的斗争在美洲并未结束，不过是向南转移了。从1908年到“二战”开始，19万日本移民进入巴西，占“二战”前所有拉丁美洲日本移民的75%。1934年，秘鲁有20 385名日本人。随着日本人口在拉丁美洲诸国的增长，反日情绪和敌意也随之增加。1934年，巴西在美国《1924年移民法》之后，也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限定了只有过去的50年里在巴西定居总人数2%的移民名额。同美国的法律一样，巴西的法律显然是针对日本移民的。1935年的配额只允许2 711名日本人进入该国，仅是前一年日本人入境人数的1/10。

　　到20世纪30年代，秘鲁的反日情绪也在上升，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巴西和美国类似运动的影响。秘鲁媒体密切关注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的通过。《新闻报》（La Prensa）把“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学习如何“阻止持续的黄种人移民”的典范。秘鲁政府很快通过一系列的反日本人法律。最先规定的是每一个国家1.6万名移民配额，大约是秘鲁总人口的2‰。这些法律还禁止一些特殊的“种族群体”移民，如日本人。其他法律则约束了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日本移民的权利，责令所有企业和行业的员工，外国雇员不得超过20%。这限制了日资企业在特定行业的数量，同时使秘鲁的外国居民在返回故乡后难再重回秘鲁。新宪法进一步要求外国人放弃双重国籍，并彻底拒绝外国人归化的权利。如果第二代秘鲁人离开秘鲁去移民父母的祖国生活、学习，或者在他们成年之前接受军事训练，那么就会被剥夺公民身份。最后一项法律规定，利马的所有非罗马字体印刷的外国报纸，都需刊印西班牙语的并行翻译。在所有上述情况中，日裔秘鲁人是其确定无疑的针对目标。

　　1940年5月13日，一场有组织的反日示威游行演变成一次全面的暴乱，几乎所有利马的日资商店都被捣毁。次日，当秘鲁军队控制住局势时，620个家庭已经损失164万美元的财产。许多人受伤，另有10名日本人被杀。

　　在南北美洲禁止日裔移民获得广泛成功，且都清楚明白地指向日本，美国在形成这些跨国讨论并刺激类似的移民排斥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一名日本众议院议员德富亥一郎（Iichiro Tokutomi）在1922年所解释的：“毫无疑问，当前的反日情绪是……一种流行病。”他继续说，美国似乎倾向于“在南北美洲树立写有‘日本人不得进入’的牌子”。太平洋两岸的这种情绪，预示着“二战”期间在美洲的日本社区即将面临一场悲剧。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