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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佬必须滚！”：反华运动

　　1882年2月28日，加州参议员约翰·F. 米勒（John F. Miller）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试图将中国移民劳工拒之门外。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这位加州共和党人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首先阐述了中国移民对美国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根据米勒的说法，中国移民来自一个“劣等种族”。其他参议员纷纷将中国人比作“老鼠”“野兽”和“猪”。他们声称“东方文明”与美国不相容，并存在腐蚀美国的威胁。根据米勒的看法，中国移民也是一种经济威胁。他们声称，中国移民以“机器般的”方式和“铁的肌肉”同白人工人竞争。因此，美国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农场、鞋厂，还是在工厂，都无法与低薪的中国工人竞争。米勒宣称，投票支持排华就是对美国劳工和国家“公共利益”的支持。

　　反对这项法律的人很少。前激进共和党人，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弗里斯比·霍阿尔（George Frisbie Hoar）称，歧视性的排华法是“旧的种族偏见”，是针对《独立宣言》的一种犯罪行为。但总体而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应当制止华人移民所带来的威胁。内布拉斯加州的众议员爱德华·瓦伦丁（Edward Valentine）简明扼要地说：“国门……必须予以关闭。”仅在两个月后，美国通过了1882年《排华法》，这是美国第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大规模排斥某一移民群体的法律。

　　在19世纪晚期进入美国的华人只是美国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1870—1880年，有138 941名中国移民进入美国，仅占同期入境移民总数(3 199 394人）的4.3%。然而，他们在美国的存在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最具暴力和破坏性的种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将改变美国，同时也会影响世界各地对国际移民的管制。

　　美国人最初是通过美国商人、外交官和在中国的传教士认识中国人的。他们把华人描绘成异教的、狡猾的、不诚实的“人类边缘种族”，并迅速将华人和其他族裔区分开来。起初，来自遥远国度的奇异中国移民的到来被视为威胁，尤其是在整个淘金热时期，他们数量的增加，以及美国的其他变化，塑造了种族以及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观念。对天定命运和白人至上的笃信，推动了美国向西部的扩张。印第安人战争，黑人奴隶制度的斗争，以及对西部的征服都与美国基于种族的观念有关，在这里，这些观念与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融为一体。华人是美国最大的非白人移民群体。一旦他们来到美国，就会迅即出现关于他们是应该受到欢迎还是驱逐的问题。

　　一方面，华人受到工厂主们的赞扬，因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建造横贯大陆的铁路，并帮助开发西部的木材、渔业、采矿和农业等产业。其他人则认为，华人移民代表了不公平的经济竞争。他们还认为，华人移民中大多数男性将毒品、卖淫和堂会活动等陋习带到了美国。

　　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旧金山的工人阶级中，像加州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领导人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这样的煽动者，利用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深刻意识，指责中国工人的工资低下，以及对工作的抢夺。在早些时候，科尔尼等反华领袖，利用早期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亚洲契约劳工问题的争论，指责华人苦力劳工是一种新的奴隶制，这种制度腐蚀了美国的劳动力。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冈波斯（Samuel Gompers）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道：“肉与大米——美国的阳刚之气与亚洲的苦力主义，哪个应该生存？”

　　许多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争论也明确地围绕着中国女性和男性对美国及其公民造成性危险的问题。中国妓女通过她们的跨种族性行为导致“道德和种族污染”，而中国男人则引诱纯洁无辜的白人女性堕入他们恶行和堕落的巢穴。此外，华人男性被指破坏了美国社会中被广泛认同的性别角色，因为他们从事清洁和烹饪这类“妇女工作”。

　　19世纪的流行文化以戏剧和杂志插图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中国移民的形象。1881年，旧金山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The Wasp）杂志上发表了一幅名为《我们港口的雕像》（A Statue for Our Harbor）的漫画，似乎捕捉到了加州白人对中国移民的所有恐惧。在旧金山湾，一尊怪诞的中国男性苦力劳工的雕像正在建设中，模仿纽约自由女神像。他穿着破烂的长袍，梳着像鼠尾一样的长辫，有着刻板的面部特征，还有象征着中国人不可同化和不道德的鸦片烟枪。中国移民会毁灭加利福尼亚和整个国家的信号，由雕像脚下所踩的头骨明确表达；老鼠在基座疾走，倾覆的船只和摇摇欲坠的雕像基座，斜眼的月亮，苦力的头部发散出来的光芒都告诉观者，华人带来的是“污秽”“不道德”“疾病”和“摧毁白人劳工”。随着这些种族主义形象在主流流行文化中的广泛传播，反华运动也扩散开来。

　　加州人几十年来一直试图控制中国移民，这幅漫画的出版恰逢其盛。早在1850年，加州的反华情绪就以外来矿工税法的形式成为州法律的一部分。虽然这项法律针对的是所有外国人，但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无疑是中国人。1870年，加州仅从从华人身上就收了500万美元的税，相当于加州年度总收入的25%～50%。在1854年，当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华人移民、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禁止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做证时，华人与其他少数族裔的不平等地位也正式确立。为了支持这一判定，法院认为华人移民是“不同的人……是被自然标记为低等的人”。1855年，加州州长约翰·比格勒（John Bigler）签署了一项法案，发起了加州人阻止亚洲移民的第一次尝试，该法案要求对每一艘被发现将亚洲移民带到美国的船只的主人或所有人征税。尽管州最高法院宣布该法无效，理由是只有联邦政府才有移民立法权，但它预示着此后的相关法律可能在国家层面上取得成功。

　　反华情绪也进一步演变为暴力。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被有组织地骚扰、围捕，甚至被逐出西部的城镇。1858与1859年之交的冬天，一场名副其实的种族战争在采金矿区爆发，武装的暴徒将中国人从不同的营地和城镇逐出。1853年，一度有3 000名中国人在加州的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工作和采矿。到19世纪50年代末，只有160人留了下来。

　　到19世纪70年代，在规模不等的城市里，治安维持者的反华暴力在西部随处可见。1871年10月24日，一名警察被一名中国嫌疑人枪杀后，17名中国人在洛杉矶被处以私刑。一群占当时洛杉矶人口将近1/10、近500人的暴民发动袭击，把中国人从他们的房子里拖出来，而另一些人则匆忙地在市中心修建了绞刑架吊死受害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批洛杉矶人协助了暴民，警方在这种情况下都无甚作为，从而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刑。

　　图9.《我们港口的雕像》，作者：乔治·弗雷德里克·凯勒（George Frederick Keller），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1881年11月11日。

　　在19世纪80年代，反华暴动进一步增加。1885年2月，在一名市议员在两名华人的交火中意外身亡后，加里福尼亚尤里卡（Eureka）的所有华人——总共300人——于48小时内被包围。1885年9月2日，在怀俄明州的石泉（Rock Springs）28名中国矿工被杀，另有15人受伤，此后其余数百名矿工被赶入沙漠。1885年11月3日，大约500名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华盛顿塔科马（Tacoma）的两个华人社区，迫使八九百名中国居民全部离开这座城市。一些人被从家中拖出，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意遭掠夺，财物被扔到街上。到下午，中国居民在大雨中离开城镇，来到湖景（Lake View）岔口铁路站，这是北太平洋铁路的一部分，由中国工人——可能其中的一些是刚刚被迫离开塔科马的人——所建造。其他人步行，有的步行达160千米，到俄勒冈的波特兰市，或到英属哥伦比亚——除了塔科马的任何地方。三天后，西雅图也要求所有的华人从该市离开。

　　图10.《怀俄明石泉的华人大屠杀》，作者：T. 德·图尔斯特鲁普（T. de Thulstrup），载《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1885年9月26日。

　　对中国移民的排斥也开始出现在联邦法律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中国移民的法律。1862年的《苦力劳工贸易法》（Coolie Trade Act）取缔了苦力劳动，并禁止美国参与苦力贸易。1875年的《佩奇法》禁止涉嫌卖淫的亚洲妇女，也禁止亚洲非自愿劳工进入美国。最后，《排华法》于1882年5月6日正式颁布。这一新法10年内禁止中国劳工进入中国，只有一些特殊被豁免的类别（学生、教师、游客、商人和外交官）除外，并禁止所有中国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其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中国人可以来经商、旅游或学习，但不能定居。1888年，另一项被称为《斯科特法》（Scott Act）的法律实施了进一步限制。返回中国的劳工被禁止重新进入美国，除非他们在美国有妻子、孩子、父母、财产或超过1 000美元的债务。该法案还取消了2万份已经发给中国劳工的返美证书。1892年通过的《吉尔利法》（Geary Act）将《排华法》延长10年。从1893年开始，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都需要向联邦政府登记，以获得居住证（今天绿卡的前身）证明他们在美国是合法的。1902年，《排华法》被再次续展，并于1904年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在美国的华人将各种排华法律称为“百般压迫之法”。它们影响了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各个方面，决定了谁能够移民，并给中国移民的生活蒙上阴影。它们还激发了在美华人的抗议。中国移民被挑出来歧视的事实很明显。一个在旧金山的中国家禽贩子杨恒（Yung Hen）在1892年质问一份报纸：“为什么他们不立法反对瑞典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对这些人没有任何限制……不知什么原因，你们这些人总是无休止地纠缠中国人。”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挑战法律的合法性以及执法方式。当排华在宪法层面得到支持时，中国移民及其组织将注意力转向在排华法律范围内开放更多的移民类别。他们雇用了律师，并利用法庭来确保商人家庭、归美工人和华裔美国公民以及他们家人进入和重新进入美国的权利。

　　从1882年到1943年，大约有30万中国人作为返回的居民和公民，以及被豁免的类别（如商人及其家人等）进入美国。许多中国人雇用移民律师或经纪人来协助他们的案件和准备文件。其他人学会了逃避或规避各种排斥法律。正如移民特德·陈（Ted Chan）所解释的：“我们不想非法入境，但我们因为移民法而被迫非法入境。他们特别欺辱中国人。如果我们说实话，肯定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绕着走。”

　　移民所使用的最普遍的策略是：谎称自己属于排外法律豁免的类别，比如商人或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一种关于虚假文件与关系的跨国生意，或者说“纸生仔”（paper sons），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提供了帮助，据估计，在这段时间里，90%～95%的中国移民都带着假证件进入美国。由于华人首先受到限制，华人也就成了第一批“非法移民”。

　　从1910年到1940年，将近10万中国人通过旧金山进入美国。大约一半的人直接在船上被允许入美，另外一半被拘留在天使岛（Angel Island）移民站。虽然被称为“西部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但天使岛的移民站实际上与纽约的移民站完全不同。埃利斯岛推行美国移民法，限制但不排除欧洲移民。与之相对的是，天使岛是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的主要入境口岸，因此，推行的移民政策是将亚洲人排除在外。

　　华人首先在轮船上进行初步检查。在收到身份号码后，新来者被送到医院进行体检。医务人员检查华人身体的缺陷，甚至测量身体的特定部位以确定年龄。他们寻找着寄生“东方疾病”的证据，如钩虫病（十二指肠虫）、丝虫病（蛔虫）和支睾吸虫病（肝吸虫病），所有患这些病的病人，如果在抵达后仍未治愈，就会被驱逐。中国移民发现这些检查令人感到极度羞辱。他们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更不用说被强制要求提供粪便样本，以便医院的工作人员检测疾病。“当医生来的时候，我不得不脱下我所有的衣服。这太尴尬了，太丢人了。”李佩尤（Lee Puey You）阐述了她1939年的体检经历。在被遣送回中国之前，她被拘留了20个月。她后来对采访者说，她在天使岛哭得“泪可填缸”。

　　图11.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天使岛移民站”，约1910年。

　　在面对移民局官员之前，中国移民不得不先获得进入这个国家的允许。例如，中国商人被要求提供有关其商业活动、商品数量和所有商业伙伴名单的详细文件。还必须有“两个可靠的非华人证人”来证明申请人的身份和商业状况。商人和公民的妻子、子女必须确认，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仍然有被各种排华法所豁免的资格。她们还必须证明彼此的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由于“纸生仔”体系的盛行，天使岛官员在涉及华人家庭的案例时审查尤其严格。作为讯问的常规部分，家庭成员被问及关于家庭历史、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大量细枝末节——而移民局官员认为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你家庭成员的结婚日期和生日是什么？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通向你家房子的台阶有多少级？你家有几扇窗户？你家有几只钟？你们村里有几排房子？第四排第三家住的是谁？在某些情况下，申请人需要绘制他们村庄的详细地图，包括主要建筑和所有房屋的位置。有时，妻子被要求回忆他们丈夫的家庭和家乡的细微事实，或者与移民官员分享她们婚姻关系的亲密细节。如果在证词中发现了任何重大的差异，移民检查员便会得出结论，认为被讯问者所声称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整个申请亦不可信。

　　这些讯问是可怕的。通常情况下，讯问会持续两到三天，但如果证人不得不辗转前往岛上做证，或者申请者不得不再次被传唤和讯问，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申请者经常被问约200个问题。一些人被问及上千个问题。移民会担心忘记小细节或者出现难于回答，甚至不可能回答的问题。1922年被关押在天使岛的刘喜罗（Low Shee Low），后来回忆起在妇女拘禁营里对讯问的焦虑和绝望：“有一个女人整天被讯问，然后被驱逐出境。她告诉我，他们问她在中国的生活：关于鸡和邻居，以及房子朝向何方。我怎么可能知道所有这些答案？我很害怕。”

　　由于这些严厉的讯问手段，中国移民在天使岛移民站的被拒率最高。从1910年到1940年，有59 687名中国人通过天使岛申请进入美国，其中9%被拒绝。绝大多数人通过律师对他们的裁决提出上诉，最终，5%的中国申请者返回中国。在移民站，中国人也占了被拘留者的绝大多数（70%）。无论何时，天使岛拘禁营有230名男子和30～50名妇女被拘留。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为两周，是所有移民群体中被拘时间最长的。1938年抵达旧金山的孔丁昆（Kong Din Quong），被记录的拘留时间最长，达756天。他的祖父是美国人。他的父亲虽然出生在中国，但也拥有美国身份，但在父亲移居美国之前，他就已出世。他被拒绝进入美国的理由是，一个父亲在成为美国居民之前不能将公民权利转移给其孩子。孔进行了上诉，但在天使岛被拘留25个月后，最终被驱逐出境。

　　中国移民对天使岛的长期拘留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在被拘留期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俄罗斯和南亚的移民来来去去。拘留营里挤满了人，家具很少。他们一直被看守着，不允许访客进入。有些人感到无助和绝望。另一些人则向中国旧金山的六大公司或中国总领事请求帮助。中国人成立了一个自治协会（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为被拘留者提供帮助。许多中国男人在墙上写诗表达他们的沮丧、愤怒、怨恨、孤独和绝望。有记录的天使岛拘禁营的诗多达200余首。这些匿名的诗歌几乎遍布在移民站（现在作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被保护）男子拘留营的每一个角落，有力地提醒人们在这样一个歧视性的制度下，移民的代价与艰辛。其中的一首诗写道：

　　墙上诗歌万万千，

　　哭诉哀伤与悲怜。

　　待到重获自由日，

　　勿忘当年囚时艰。 注释标题 Ibid., 80.

　　埃利斯岛代表着美国对（欧洲）移民的欢迎和对移民传统的颂扬，而天使岛则象征着美国对亚洲和其他移民的明确拒斥。通过天使岛，美国成为一个旨在限制移民、监视已经在该国的移民、驱逐那些被认为危险或不受欢迎之人的紧守国门的国家（gatekeeping nation）。对中国移民来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天使岛的岁月，也不会忘记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遭受排斥的阴影之下。对他们来说，天使岛是一个象征梦想破碎，或是梦想来之不易的地方。

　　天使岛移民站并不是排华的唯一场所。排华时期正好赶上美国兴起为一个帝国。在1898年，随着美国越过太平洋在夏威夷和菲律宾殖民，对中国移民的限制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这些新疆域的一个中心议题，既反映了当地局势，也反映出太平洋的美国新势力。

　　在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于1778年发现这些岛屿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出现在夏威夷了。欧洲和美国的移民、传教士和商人也纷纷涌向这些岛屿，外国顾问和武器帮助卡米哈米哈一世（Kamehameha I）在1810年将独立的岛上诸政权统一为夏威夷王国。到1875年，王国受到美国这一外国势力的支配。美国的种植园主很快就获得了大片土地，从夏威夷王国的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并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劳工的帮助下，扩大了甘蔗种植园经济。

　　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中国移民是当地一种经济上的需要，使这些岛屿巨大而有利可图的蔗糖生产和未来的经济成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移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其他人，迅速将中国移民视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威胁。移民人口中几乎全是男性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华裔和夏威夷原住民之间的混血儿，是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中国移民对公共卫生构成的威胁也是一个问题。另一些人则抱怨“蒙古人种的贪婪倾向”，指的是中国人从种植园经济转入小型商业的运动，以及在经济上与白人的竞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原则的不合格公民”。

　　与此同时，许多夏威夷原住民将中国人视为另一群导致他们流离失所和遭受压迫的移民。夏威夷原住民首先受到外国人所带来的疾病的残酷折磨。夏威夷人口普查记录了当地人口的惊人萎缩。1853年，在这些岛屿上有71 109名夏威夷原住民。到18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0 622人。在此期间，由于外国定居者在这些岛屿上扩大了影响和控制，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也在削减。

　　到19世纪末，中国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王国内部事务的核心问题。随着夏威夷群岛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关于中国移民在夏威夷的争论也与更大的跨太平洋讨论纠缠在一起。从美国大陆来的新白人移民和游客，从美国回来的夏威夷人，以及来自太平洋两岸报纸的报道，都将中国人描绘成一群不可同化、疾病缠身的廉价工人。

　　从美国移居过来的传教士是形成公众对中国移民的看法的主要力量。亨利·惠特尼（Henry Whitney）是传教士的儿子，也是《太平洋商业广告报》（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r）的主编。1869年，他组织了第一次反对中国移民的会议。在19世纪80年代，摩门教传教士沃尔特·默里·吉布森（Walter Murray Gibson）不仅继承了惠特尼的主编职位，也继承了其排华领导者的身份。在惠特尼和吉布森的领导下，读者主要为白人的《太平洋商业广告报》作为一份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明确地将夏威夷群岛上的华人数量的增加与美国大陆和其他地方的“中国问题”联系起来。《太平洋商业广告报》宣称：“中国人一般不被其移入的国家所情愿接受。”

　　到了1882年，当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时，夏威夷的反华运动也完全成熟了。1883年，在夏威夷建立了反中国工人联盟（anti-Chinese Workingman's Union），很可能是效仿1877年在加州组建的反中国工人党（anti-Chinese Workingmen's Party）。1881年，国王戴维·卡拉卡瓦（David Kalakaua）及其内阁（包括反华领导人沃尔特·吉布森）在中国与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后不久，也寻求与中国达成规范王国移民的协议。到1892年，中国人几乎被禁止移民到王国，而且中国人被禁止从事任何非农业工作，以阻止他们与夏威夷人和白人在商业上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被明确剥夺了公民权。1887年，由种植园精英们强加于卡拉卡瓦国王的《贝内特宪法》（Bayonet Constitution）规定，只有在夏威夷、美国或欧洲出生的男性居民才享有投票权。

　　1893年1月14日，白人商业领袖迫使夏威夷女王莉莉尤卡拉尼（Lili’ uokalani）退位，成立了临时的哈瓦伊共和国，并要求将其并入美国。兼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赞成和反对兼并的力量也解决了他们对1890年已经占夏威夷总人口32%的亚洲移民的争论。前美国驻夏威夷部长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认为，“美国人和基督教高加索人”需要尽快获得夏威夷的土地，以防止这些岛屿“被亚洲人占有和蹂躏”。当夏威夷在1898年7月7日正式并入美国时，排华政策被自动延展到这些岛屿。最终的条约也禁止夏威夷的华人移民到美国大陆的任何地方，这是对美国劳工组织的让步。

　　在1898年，夏威夷并不是美国唯一的新领地。对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军事征服，使所有这些领土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下。而新殖民的人民，包括这些土地上的中国移民，根据政策也成了美国的国民。在菲律宾，美国军方和外交官员将中国人排除在外，将之视为美国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关注菲律宾人的“仁慈同化”（benevolent assimilation）。例如，美国政界人士认为，菲律宾人缺乏与中国人竞争的能力。因此，后者被排除在菲律宾之外，这一政策将使菲律宾人受益，并帮助他们在美国的保护下发展。在美国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下，菲律宾的排华政策在1902年正式确立。

　　在古巴，类似于美国排华法的严格反华立法，从1899年到1902年在美国占领期间实施，1906年到1909年再次实施。1902年5月15日，古巴军政府首脑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颁布了第155号命令，禁止中国劳工进入古巴。自1899年以来居住在古巴的中国外交官、商人、学生和工人不在这一禁令的禁止范围。1902年独立后，第155号命令获得第237号总统令的批准。对华工的禁令仍然有效，直到对劳工的需求使放宽一些旧的限制成为必要。从1917年到1921年，《排华法》暂停了5年，以应对战时劳动力的短缺。但1921年之后，该法再次生效；1926年新的禁令颁布，除领事官员以外，拒绝所有中国人入境。

　　在这三个国家，美国也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禁止某些民族在帝国内的自由流动，已经进入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的中国移民被禁止进入美国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排华法成为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核心层面。

　　在美国及其领地之外，围绕中国移民的争论也导致了类似的行动和政策，这些行为常常受到美国的影响。例如，在加拿大，中国人只占1885—1914年的350多万移民的一小部分（1901年，加拿大有17 312名中国人），但就像在美国一样，他们遭受的种族仇恨与他们的数量不成比例。各种呼吁希望保持英属哥伦比亚为一个“白人的省”，并团结在一个“永远是白人的加拿大”的周围，推动限制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和南亚移民的运动。美国的行动和看法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反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榜样的反亚洲人组织，采用了诸如“中国佬必须滚！”等口号，并呼吁排除所有亚洲移民。

　　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考虑解决华人“问题”，并在战略上对美国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研究。由于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全面排斥中国移民对加拿大来说是不可行的。因此，加拿大的委员们提出了一项针对每一个入境华人的人头税政策，只要缴纳人头税，即可入境加拿大，以之代替美国的明确排华政策。联邦政府一直等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基本完成（雇用的是中国劳工），然后才屈服于英属哥伦比亚人限制华人移民的需要，于1885年通过对劳工征收50美元的人头税来限制中国移民。1900年，加拿大将其人头税提高到100美元。三年后，该税再次提高到500美元。

　　在某些年份里，向华人征收人头税是颇有成效的。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较低的移民率将中国劳工变成了英属哥伦比亚一种奇货可居的商品。中国移民的工资翻了一番，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增长了两倍。到1908—1909年，500美元的人头税不再是对中国移民的威慑，尽管事实证明这是加拿大政府的有效收入来源。从1885年到1923年，中国移民向加拿大政府支付了2 250万美元，以获得入境和出境的权利。没有其他族群被要求缴纳这些税款。

　　1923年，加拿大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移民的规定。以美国《排华法》为蓝本的1923年加拿大《排华法》，废除了人头税收制度，并禁止所有华裔或有华人血统的人进入加拿大。领事官员、出生在加拿大的孩子、商人和学生是仅有的例外。该法还要求在加拿大的所有华裔人士，不论国籍，在加拿大政府注册，并获得如在美国那样的身份证明。对于加拿大的华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挫折。1923年7月1日，法律通过的那一天，被华裔加拿大人称为“耻辱日”。

　　随着美国和加拿大禁止中国移民，中国移民遂前往墨西哥。到1910年，在墨西哥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几乎遍及各地。1926年，他们成为在墨西哥居住的第二大外国人群体（约24 000人）。反华分子随之兴起。

　　到20世纪初，墨西哥报纸将中国人描述为“野蛮人”“不文明的人”和“懒惰者”。对中国移民本身的描述也多是灾难性的词汇：“黄色浪潮”“黄色瘟疫”“蒙古入侵”。在北部的索诺拉（Sonora）州，一场有组织的反华人运动出现了，在那里，反华分子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中国移民对墨西哥人造成的不公平经济竞争上。尽管中国人口所占比重从来都不是很大，但他们在诺加莱斯（Nogales）和阿瓜普里伊塔（Agua Prieta）等边境城镇的食品杂货、干货和日常用品等商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这些地方的美国公司正忙于建立煤矿和修建铁路。索诺拉人已经因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资本而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中资企业非常不满。反华领袖何塞·安格尔·埃斯皮诺萨（José Angel Espinoza）警告说，我们是“无法与华人竞争的”。

　　图12.加拿大华人移民证#88103：荣柏勋（Jung Bak Hun），1919年1月3日。

　　反华者对中国男人和墨西哥女人异族通婚的攻击，又增加了一层反华话语。中国男人被描述成淫荡好色之人，嫁给中国男人的墨西哥女人被贴上“种族背叛者”的标签，而华人与墨西哥人的混血儿童也被诋毁为“天生的怪胎”。在这些攻击中，种族、经济、男子气概和性权力诸因素都被捆绑在一起。

　　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试图在所有层面摧毁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统治，包括其支持与美国贸易和鼓励中国移民的政策。基于争取民族主义革命的仇外心理导致排外情绪的激烈高涨。例如，反华领袖何塞·马利亚·阿拉那（José María Arana）在一次措辞激烈的演讲中指出，“邪恶和罪恶的华人”是墨西哥民族进步和国家再生的障碍。何塞·埃斯皮诺萨也同样认为，这场针对中国人的运动，是一场为了祖国和种族的运动。他宣称，把中国人赶出墨西哥是“所有真正墨西哥民族主义者的道义责任”。埃斯皮诺萨1932年的著作《索诺拉的例子》（El Ejemplo de Sonora）的封面大胆地阐明了这一信息：一名墨西哥政客将手里拿着一袋金子和一块鸦片的中国移民踢出索诺拉，而这名政客手中握着的是新通过的《排华法》。一名工人站在他身后，以确保人们的意志得以执行，而太阳则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这一胜利。

　　尽管领导人呼吁通过限制或禁止中国移民进入墨西哥的移民限制法律，但暴力是最常见的排华反应。1886年马萨特兰（Mazatlán）发生了一场反华骚乱，同年在墨西哥城发生了几起无缘无故的袭击华人事件。然后是1911年5月5日在托隆（Torreón）发生针对华人的大屠杀。“两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狂欢”导致303名华人死亡（华人总数约为600～700），以及华人企业和家庭价值85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图13.何塞·埃斯皮诺萨所著《索诺拉的例子》的封面，1932年。

　　在索诺拉省反华运动的中心，当地公民力图改变当地的法律和法规，以限制中国人的生活地域，他们经营生意的方式，以及他们恋爱对象的选择。例如，在1922年，索诺拉人立法机关颁布了一项法律（类似于美国的《 格尔瑞法》），要求墨西哥的所有华人都需要注册和身份证明。第二年，另一项法律规定，通过建立居住种族隔离制度，禁止墨西哥女性和所有中国男性——包括那些归化为墨西哥公民的男性——之间的异族通婚。1931年，立法机关要求外资企业80%的员工都是墨西哥人，这事实上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要求。

　　联邦政府很快采取行动。在美国政策的启发下，1908年出台了一项新的移民法以管理移民，并成立了墨西哥移民署（Mexican Immigration Service）。1927年，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条约被取消。同年7月，另一项基于种族的移民法得以通过。该法对黑人、英属印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中国人的移民加以限制。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和南美所谓的“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在这之前，不仅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移民实施限制，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中国移民，制定了从完全排斥到限制每年允许中国移民数量的各种规定。限制中国移民的运动从美国开始，最终对世界各地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20世纪初，一个“限制性的国际移民体制”已经确立。全面的移民改革直到1965年才在美国发生。在美国，数代华人生活在美国排华法律的阴影之下。随着其他亚洲移民追随华人的脚步，新的反亚洲人法律也将他们与美国其他族群隔离开来。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