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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例外

　　第十二章 不一样的美国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把主题转向美国例外论。为什么美国在富国中间显得越来越异样？为什么美国在它的前盟国中引起这么多的嘲笑和愤怒？保守主义运动对强化美国例外论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国家的右派的故事是一个更重要故事的组成部分，那是一个有关为什么美国本身就有点像个右派国家的故事。

　　从外交政策到犯罪和犯罪惩罚、从福利到反恐战，美国与其盟国在诸多领域都存在分歧。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分歧已经明显多了。分歧不仅仅是政策上的。从根本上说，美国例外论基于结合在一起引起争论的两件事：不同的潜在价值——其中许多价值要追溯到数个世纪以前，以及右派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在大多数问题上不负责任的立场，比其他富国更靠右。而保守主义运动则一再成功地进一步夸大了这些分歧。

　　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

　　美国有多例外？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对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进行说明。第一个要说明的是，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宁死也不愿投票给共和党。尤其是在曼哈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许多杰出的美国人像他们的欧洲同侪一样，以身为“自由派”而自豪。《纽约时报》通常就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和法国的《世界报》那样左倾。2003年，《纽约书评》以一幅小布什穿着罗马皇帝服饰的漫画在欧洲推销自己，漫画旁边的口号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美国——我们需要听到它的音信。”类似的，美国有时候在自由方面显得比欧洲更醒目。按常规，美国妇女可在怀孕长达26周时进行堕胎（而欧洲国家的上限则是12周）。2003年，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圣公会任命了一位同性恋主教——吉恩·鲁滨孙（Gene Robinson）。而几乎就在同时，美国圣公会在英国的姐妹机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则放弃了原先打算的这样的任命。美国东北部的另外一个州佛蒙特州，2000年接受了全球首例同性恋婚姻。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尊敬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实际上正在趋同。过去的50年里，美欧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了，商店、办公场所和工厂更相像了。欧美之间每年的贸易值达4 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已经基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从而缩小了双方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迟至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还曾接管法国的银行和许多大工业公司，大量增加社会开支，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并额外雇用了10万政府工人。如今，巴黎的争论是法国经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美国化。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冷战期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及其卫星国。它面对巨大的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越南和部署巡航导弹的抗议运动。大多数国家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感到非常愤怒，但如今还是乐于附和美国的领导。当小布什宣布《反弹道导弹条约》无效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实际上是赞同的。美国在海外有725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都得到了其盟国的允许。正如小布什2002年在布拉格对盟国所说的那样：“我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

　　跨大西洋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依然是一个广受羡慕、有众多人想模仿的国家。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衡量：人们争着要成为美国公民，排队等候美国的电影和产品以及民意调查结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一项大型世界民意调查（一年前还进行过规模更大的同样调查）发现：44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多数人仍然对美国怀有好感；大多数的美国盟国支持反恐战争；多数人赞成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许多根本价值观，如全球化、自由市场和民主；如果出现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来挑战美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更不安全。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既然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么目前的困难将会过去——就像在苏伊士运河和巡航导弹部署问题上曾遭遇到的困难一样。

　　争论的麻烦之处，一方面是有些事实过于夸张，另一方面是其他事实被忽视了。上面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既显示了大多数外国人依然对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持赞许态度，又显示出几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数据的国家里，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进行调查的15个国家里，对美国抱持的赞许态度介于15至20个百分点之间，这一数据低于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务方面，约3/4的法国人（76%）、大多数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意大利人（61%）和德国人（57%）认为，欧洲应与美国保持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2003年的另外一项调查发现，64%的欧洲人（包括81%的德国人和82%的法国人）不赞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83%的美国人和79%的欧洲人同意，欧洲人和美国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谁会相信，在“9·11”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几乎有1/5的德国人告诉德国《时代》杂志（Die Zeit）说，美国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

　　当然，非美国人羡慕许多有关美国的事物。雅克·希拉克当然也是一个比约瑟夫·斯大林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对手。但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苏联解体使得大西洋两岸有机会以新的眼光来研究它的盟国，而且促使人们谈论双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谈论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一样。美欧像两个十分相关的陌生人，他们击退路贼后去参加庆典宴会，结果发现双方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许多共性。小布什曾经在布拉格欢呼的共同价值观——自由、人权和民主——过于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将这些价值观应用于中东或者对待穷人，欧洲人和美国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这一观点出发，普遍的经济趋同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美欧在经贸方面走得越近，就越是认识到它们更深层的价值观差异之大。在有关生活的根本问题上，如爱国主义、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热，美国与欧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义的美国甚至因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这个不一样的美国，比欧洲更热衷于在国外使用武力，在国内严惩犯罪，而在让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则比欧洲不情愿得多。当然，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什带来的，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它们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之中。但这些分歧越来越使许多非美国人变得焦躁烦恼，因为美国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

　　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谈论美国时所说的那样，恰恰因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却是无法忽视的力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法国。”今天，每个人也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美国。美国的文化无所不在，以至于每个人脑海深处仿佛都有一个虚拟的美国；美国的力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的政治家，就像关注自己国家的政治家一样。与这种对美国的通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断增加的无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了美国的文化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感觉自己成了美国公民。他们关注小布什及其团队对各种他们热衷的问题的决策。然而，小布什及其团队明显并不对这些非美国人负有责任，事实上，这些人经常遭到轻蔑的对待。“我们有权利得到倾听”成为伊拉克战争抗议者的咒语，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与此相伴相随的是美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欧洲人称之为傲慢。普里斯科特·布什的那一代战前领袖，仍然对欧洲——尤其是大不列颠——有所敬畏。他们源于英国，尔后又被偏见认为是亲英派，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英国之于美国需要像希腊之于罗马，对此他们半心半意地感到赞同。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钦佩，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隐匿（没错，美国要做的一切就是隐匿）在多边机构的框架里。但是小布什的亲信没有这种敏感。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阳光地带而非更具“欧洲性”的东北部。他们认为，法国和德国顽固不化——这种偏见突出地记录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充满偏见的“老欧洲”讲话中。他们还认为，欧洲之于美国就像希腊之于罗马的想法，简直一派胡言。小布什并不是要将美国推向欧洲的方向，而是要将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向他坚信的“美国”方向推进。

　　这些分歧在书中反复出现。现在，轮到我们稍微进一步挖掘分歧背后的原因了。我们将在5个广泛的领域关注美国例外论：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惩罚、国家的限度、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堕胎和宗教狂热。

　　与众不同且引以为豪

　　欧洲人想到美国例外论时，首先会转向美国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相对于小布什在内政问题上的立场，小布什的外交（在本书第八章中讨论过）很难被直截了当地描述为“右派的”。他上台的时候，欧洲人指责他是孤立主义者，而现在他们则担心他是帝国主义者。然而，在这种困惑中，两件事情特别突出。第一，美国分享权力的倾向比其他国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对两个引起剧变的事件——冷战的结束和“9·11”事件——的反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异乎寻常地向单边主义倾斜。

　　美国例外论最突出的一些例子与其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政策有关。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固执地支持以色列，坚决地谴责古巴。批评美国的人认为，这些立场更多地与美国国内的游说集团而非原则有关，但是许多美国人显然不这样认为。以色列作为大西洋两岸争执最激烈的问题，对于美国右派来说已成为一项激发情感的事业，对全体美国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亲以色列决议，包括给以色列军队提供2亿美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352∶21和94∶2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几乎所有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人。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与多数非美国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当。事实上，支持强硬政策的美国人的比例要高于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什，没有哪位世界领导人会把阿里尔·沙龙描述为“爱好和平的人”。

　　然而，美国例外论的根本取决于它对多边秩序的态度。乐观的大西洋主义者再次有他们的道理。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依然可以宣称自己是历史上最具多边主义色彩的超级大国。在过去50年间，美国使自己的权力受制于国际组织的程度是19世纪的英国或16世纪的西班牙难以想象的。然而显而易见，如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与国际条约之间有如此多的龃龉。这些问题部分是程序所致——条约要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批准，需要得到2/3的多数票，而且按照宪法，条约在法律上的地位低于美国国内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国人怀疑在这样一个单极世界里，是否有必要因条约而使自己陷入缠结不清。

　　这种怀疑论在小布什之前已经存在。批评小布什的人常常忘记了，1997年，美国参议院一致投票拒绝了《京都议定书》，而比尔·克林顿接下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美国回到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条约中来。然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显得特别咄咄逼人。《京都议定书》被小布什弃如敝屣，对克林顿一声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该条约只是被小布什错误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宫拼命地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绝《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部分内容，拒绝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Ban Treaty）和《渥太华禁雷公约》（Ottawa Landmine Treaty）。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美国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同意加入一项正式公约之前，试图劝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受一项核武器的“君子协议”。

　　反恐战争进一步夸大了美国例外论。美国在9月11日受到攻击，欧洲却没有。美国卷进了一场“反恐战”之中。尽管许多欧洲人援引北约的第5条（确认北约的某一国受到进攻即是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进攻），但是他们还拿不准“战争”是否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美国人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善与恶的冲突，许多欧洲人则反对这一“简单化”的用语。有位法国专家抱怨道：“我们正经历再生者之间的战斗，布什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显示，反恐战争将美国推向了先发制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欢的遏制和威慑信条。即使小布什或继任者拒绝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国主义观点（本书第八章已有论及），美国显然还是要做一个不会受到挑战的霸主——一个舒舒服服但权力大于任何大国的霸主。甚至连伟大的“自由派”反战候选人霍华德·迪安都自夸“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派遣军队”，并抱怨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人过于谨慎。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例外，并且这种例外可能因三个根本原因而继续存在：权力、人口和爱国主义。就权力而言，美国是当今唯一能够在全球投放兵力的国家。法国人和新保守派都感知到，“超级大国”这个词不足以概括美国当今的支配地位。巅峰之时的英国可能像紧随其后的两个国家力量之和一样强大，而今天美国的力量则是其后20个国家的力量之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40%，而且还在上升。欧盟军事装备的总开支只及美国的一半，而军事装备的研发经费则只及美国的1/4。

　　曾经有一阵子，克林顿及其亲信为欧洲人的一种恐惧所慑，即认为美国的支配程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反对欧洲和联合国企图将巨人捆住，但这一战略马上就被扰乱了。美国发现，欧洲的多边主义应对不了巴尔干问题。欧盟在未来可能会有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或者一些共同的外交政策内容，但至少此刻不存在。人们看到的是法、德、英三国由于各自的深刻分歧，而无法在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以色列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三国无法将它们的主要协定转化成一种协调的战略。某一天，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此刻中国的全部官方军费预算还不及美国的年度增加额度。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随着重建伊拉克的努力，美国重新意识到盟国和“软实力”的重要性。（有位欧洲的外交部部长评述道：“即使美国是最大的锤子，也并非每个问题都是钉子。”）但是，美国卓绝的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去处理那些失败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恐怖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失败国家）；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棘手冲突或最糟糕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仲裁者；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考虑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别的国家不同。正如罗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国总是寻求规则的保护，而大国则总是担心受到规则的束缚。18世纪，恰恰是美国要求将国际法应用于公海，而“海上霸主”英国海军则反对这样做。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将是世界警察，而警察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会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美国人寻求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倾向比欧洲人要强烈得多。55%的美国人“非常同意”，为了得到正义，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这一数字在欧洲只有18%。

　　美国将保持例外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口统计学。18世纪8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注意到，“土生土长的那一代美国居民人数在迅猛增加，并且随着外国人的加入而更为迅猛”。今天，这种说法依然正确。美国大概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口不断增长的发达国家。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进入美国的移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增长得更快，并且美国的出生率也在令人吃惊地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人口在未来的25年里，将从2.8亿增加到3.5亿至4亿；到2050年，其人口将增至4亿到5.5亿。西欧人口似乎在稳步下降，有些地方甚至急剧下降。在爱沙尼亚，总理甚至被迫请求该国的男性更经常地进行性生活。这种不平衡对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注定会更集中关注向其输入移民的国家——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而不是老欧洲。美国的年龄中位数在接下来的50年里将维持在大约35岁，约等于世界的年龄中位数，因此注定要比欧洲和日本“年轻”，欧日两地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从38岁升高到53岁和从41岁升高到53岁。欧洲人和日本人将不得不把更多资源用于老年人，他们也将发现，其文化将被那些墨守成规、怯于冒险的人所支配。

　　美国注定不同于欧洲（虽然与日本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民族主义。欧洲人已经开始了一项在一个欧洲超级国家里解决民族认同问题的实验。由于在过去数百年里，民族主义战争曾反复将欧洲摧毁，因此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民族认同没有这样的不安之处。事实上，美国与欧盟间的许多难题源于美国人认为欧盟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体而已。就华盛顿而言，布鲁塞尔只是一个讨论贸易而非外交政策的场所。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欧盟不像美国“接纳”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接纳土耳其进入欧盟。

　　美国的爱国主义非常深沉。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像它那样如此强制性地展示国旗，如此频繁地咏唱国歌。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虽然80%的美国人对美国感到自豪，其比例远高于欧洲），3/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其他文化，而持此观点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分别只有1/3、1/4、1/4。贝尔纳-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évy）是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自豪地认为，他的国人说“我不再是法国人，而是法国出生的欧洲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如果一个美国人放弃自己的国籍，那他可能连回国都困难。

　　煽动这种爱国主义是右派的特点之一。“9·11”事件发生以来，小布什行政当局的成员上电视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在翻领上别上一枚美国国旗别针。但是即使民主党重掌白宫，我们也不应指望美国会着手签署条约并放弃主权。你可以议论美国例外论的程度，但是在可见的将来，美国的世界观将与他人有很大的不同。

　　公正的惩罚

　　在外交上，有时候很难将政策直接描述为右派的或左派的，而在犯罪和犯罪惩罚方面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遵循的是保守主义的法治议程，仅仅在过去30年里，美国被判入狱的人数就增加了3倍。美国现在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遭到严密监禁，是欧洲判刑最严厉的国家英国的5倍。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进过监狱，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在一些群体中，上述平均数还要高得多。几乎每5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蹲过监狱，每3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按照目前的监禁率，2001年出生的美国男性，每10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要进一次监狱。

　　高关押率部分与高犯罪率有关，但也反映了右派下决心增加强制性判决数，尤其是对贩毒罪的判决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关押率大致与欧洲相当，大约每10万人中有100人。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成功地奋力争取到限制任意决定权的法律——既限制“自由派”法官任意决定罪罚相符的权力，又限制“自由派”假释委员会任意决定何时释放囚犯的决定权。1986年以后的10年里，联邦监狱中的刑期由平均39个月上升到54个月，并且由于受到像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案”（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监狱数量急剧增加的推动，刑期似乎还要继续上升。1997年，私营监狱营运商美国感化公司（the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宣布，该公司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建造3座纯投机性的监狱，公司发言人解释道：“如果监狱选对了地方，囚犯自然就会来。”

　　与此同时，“反毒战”既可以作为扩大警力的借口，也可以作为使用警力的借口。在欧洲，还很少听说警察使用武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Fresno），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配有夜视镜和两架直升机，每星期巡街7次。印第安纳州的布恩县（Boone County）配有一辆两栖装甲运兵车。最近的两个会计年度里，美国国防部向地方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发放的武器装备超过了100万件，其中包括73件枪榴弹发射器。

　　美国司法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缺少宽容的本质。全世界各地的监狱都是恐怖的，但是在第一世界中，美国是做出最少努力来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的国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随着保守派立法者修建更多更大的监狱，他们有意减少了那些伤感无聊的“欧洲式”项目，如戒毒项目。他们也剥夺了“自由派”假释委员会的权力。强制性判决意味着，囚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已为狱外生活做好了准备。监狱外的狱后治疗体系更加脆弱，许多有前科者只得到了一张单程车票，犯重罪者被禁止进入许多工作岗位。而在有的案件中，他们还被判得不到房屋福利，并且他们之中有接近500万人无权投票。这样，在10个州里，就有超过20%的适龄黑人男性被禁止投票。今年大约将有60万囚犯被释出狱，数量多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这些人中有2/3将在3年内再次被捕。

　　右派用两个常识为自己处理犯罪的方法辩护：第一，这种方法管用；第二，这种方法受欢迎。即使被释放的囚犯使得犯罪率回升了一点，过去10年里，美国的犯罪率也已经降低了。按照某些衡量指标，纽约比伦敦要更加安全（尽管其中没有考虑谋杀的指标）。自由派犯罪学家可能会认为，犯罪率下降更多是与人口趋势和治安整顿有关，而非与重刑有关。但是有多少民主党政客愿意为较轻的刑罚做辩护并拨出更多的钱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呢？这鼓舞了右派在第二个基础上的自满情绪——美国人喜欢他们处理犯罪的严厉政策。所有保守派都钟情“劳拉·诺德”（Laura Norder），这个老玩笑听起来还真没错。法律和秩序是一台可靠的选票吸收机。本书中见到的共和党最古老的伎俩就是暗示民主党在治理犯罪方面偏软，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如此愿意采纳死刑的原因之一。

　　美国缺乏宽容的态度甚至触及那些按欧洲标准来看并未犯罪的人。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挑剔，不仅是对毒品，对酒精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把酒精饮料看作是文明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父母亲用餐时会向青少年孩子介绍葡萄酒。然而清教主义在美国存活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多数州将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这差点使总统的一个女儿成了牺牲品。19岁的詹纳·布什（Jenna Bush）在她父亲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夏季，仅一个月就在得克萨斯州两度被指控企图购买酒精饮料，在该州如果3次违犯就将强制被判入狱。科罗拉多州一个郊区学校的校长，由于在法国一顿3小时的餐宴上允许初中生尝了“微量的”葡萄酒而被停职。学校发言人说：“他们可能已经喝下了酒精饮料。”

　　在欧洲人看来，有时候美国人似乎决心要通过判定为非法、宣布为反常、管制或立法手段，禁止一切的冒险行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处罚烟民（或者说，实际上是处罚烟草公司），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制定如此多的规则来维护人类生活的秩序。现在，美国大多数学区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宽容政策。5岁大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理由是他们携带咳嗽滴剂、穿戴配有纸剑和假长钉的万圣节服装，或者玩橡皮圈或玩具枪。一个5岁的孩子因为将在公交车站捡到的刀片带到学校而被开除，一个6岁的孩子因为亲吻同班同学而被学校除名。

　　无处求助

　　另外一个大的差别是人们对国家的期许。简言之，美国人格外喜欢限制国家的规模及国家行为的范围。政府开支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低于英国的39%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50%的水平。如果你还记得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2002年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1 138美元，英国则为590美元（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比这低得多）——那么美国政府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似乎比这还要低得多。

　　在许多欧洲国家里，对于是否可以提高税收水平以换取更优质服务这一问题，存在着激烈的辩论。2001年，有大约62%的英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在美国，只有1%的人认为税收太低。美国政治生活中最熟悉的咒语之一，即钱是人民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如果不把这些钱作为减税款拿回来，就会在华盛顿白白浪费掉。小布什常向下属员工提起自己在艾奥瓦州的竞选路途中遇见的一位妇女，她对他说：“我知道，如果盘子里留有饼干，就会被人吃掉。”2002年，预算盈余没有了，而人们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依然记忆犹新，这时如果通过实行更多的减税来参加竞选，或许会被认为是鲁莽之举。然而那恰恰是小布什在中期选举中的作为，而且共和党漂亮地赢得了选举。2003年1月，当小布什公布一项6 7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仅从它将使政府的规模缩小这一点而言，这项减税是合理的。他说：“缩小政府规模的唯一途径，是让父母控制孩子的挥霍，减少他们的零花钱。”

　　对于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保守派来说，他们有一个要使政府保持小规模的根本原则，即权力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权力下放”只是一个政治词语，而在美国，权力由中央下放的思想却是一种矛盾。权力首先归于个人，其次是地方团体，然后是各州，最后才是联邦政府。美国人甚至对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都感到紧张不安。除瑞士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复决权（referenda）普遍存在的国家。

　　公民投票创制权（Ballot Initiative）是右派最强有力的武器。像《13号提案》这样的减税措施，在右派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就像大罢工曾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大量的此类提案被用来减少政治家的权力，或限制任期，或限制开支。美国最大最富裕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只掌握该州大约1/5的资金额度，当然，州长还会被公民随心所欲地罢免。

　　在利用国家来战胜贫穷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要热心得多，而在区分出值得帮助的穷人方面，欧洲人则远比美国人缺乏这种倾向。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分别有74%的俄罗斯人、71%的意大利人、62%的法国人和62%的英国人认为，相对于政府让个人自由追求目标，政府保证每个人都免于危难更重要。34%的美国人赞成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优先于个人自由——这一比例只相当于那些政府长期腐败和缺乏竞争传统的国家，如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加纳、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只有29%的美国人同意，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而在英国这一比例是它的两倍）。美国人担心，国家福利会奖励人们的自毁行为，并减少他们重新自主的动力。当比尔·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进一步减少发放本就相对悭吝的津贴给单身妈妈的时候，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评论道，4 000万一直在搭便车的人现在该“下车帮我们一道推车了”。

　　另一个能够生动地说明美国对福利国家充满敌意的例子是医疗保险。欧洲人经常诬称美国，说它是一个任由没钱的穷人在医院过道里自生自灭的国家。事实上，美国拥有一个公共医疗补助体系，正好是用来应对上述紧急情况的。即便这样，美国依然是富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公共医疗服务或免费儿童抚养系统的国家，大约4 4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10年前，克林顿夫妇曾试图将这部分人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内，从而使美国更像欧洲一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共和党人设法妖魔化这一计划，说它是一个要使1/7的经济国有化的半社会主义阴谋。而“希拉里保险计划”也从未起步过。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美国的私人保险体系，为了保留这一体系，他们愿意容忍昂贵的医疗保险和数以百万计无医疗保险者的存在。

　　坚持这一原则的成本很高。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将美国置于健康开销首位的国家（每人每年3 700美元），但美国的健康服务却只排在第37位。美国10%的最富有者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中间的一大块得到的是“中等治疗”，而最穷的5%～10%的人口则极其悲惨。结果是，在最富裕的国家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远低于日本、加拿大和所有西欧人，还不及希腊人，而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甚至不及波多黎各人。尽管如此，人们谈论的不是进行根本的改革，而只是进行小修小补，如2003年对老年人进行处方药的补贴。

　　资本主义和不平等的魔力

　　美国人通常对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也通常对资本主义满怀热情。欧洲社会尽管在过去25年里缩小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但还是将“创造性破坏”理念［法国人所称的野蛮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e sauvage）］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弊病。这种不信任是同情怜悯、平等主义和势利行为的混合。（英国任何一个百万富翁在贸易中发了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处乡下地产冒充农夫。）欧洲政治家已尝试对资本主义进行束缚，并使之文明化，其实施的手段包括：强行规定高的最低工资；使解雇员工变得困难；使企业关心环境；让破产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迫使公司不仅对所有的利益攸关者负责，而且对所有的股东负责。

　　美国政府也做了大部分这样的事情，但程度远远比欧洲要低。自由市场中的商人可能会抱怨公司收入被规则卡死（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是10%），或者抱怨侵扰性规则，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空气质量动议或《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但是在着手进行企业的基本业务如聘用、解雇、投资、借贷甚至破产时，美国比任何其他大的发达国家都要容易得多；而由于美国公司基本上只对股东负责，因此一系列的责任要清晰得多。这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特别忠诚。放眼书店里大本大本摆满书架的书，都是在教人们如何经办企业或鼓励孩子们摆摊卖柠檬汽水。除了在美国，还有哪里的说唱歌手会制作一张《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g？）的唱片？美国人只有在相当可怕的情况下，才会寻求对企业进行控制，典型的情况就是股市崩盘，而出台法律的目的则是强化股东资本主义。西奥多·罗斯福20世纪初以反对“巨富中的犯罪分子”为目标的竞选，结果促使《反托拉斯法》出台；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则建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安然公司丑闻后的喧闹催生了会计巡查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没有什么能比容忍不平等的存在更好地代表美国的特质。过去30年间，美国的不平等异乎寻常地增加了，在许多方面，这种不平等回到了“镀金时代”的世界。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全国收入增加的份额落到了20%的家庭中。但是，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精英群体内部，5%顶尖的人做得比其余15%的人更好，1%最顶尖的人做得比顶尖者中其余4%的人更好。这种说法可能有意弱化了不平等的加剧。例如，在1970年，0.01%的最富有的纳税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0.7%。但是，在1998年，0.01%的最富有的纳税人，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3%。那意味着，最富有的1.3万个家庭的收入几乎等于2 000万个最贫穷家庭的总收入。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扩大到了超过400倍。如果按照资产而非收入来看，差距还会更大。1%的最富有家庭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是底层80%家庭总数的两倍之多。

　　按照多数衡量指标，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10%的最贫穷者与10%的最富裕者之间的差距比其他国家都大。事实上，这一差距是一些北欧国家的两倍多。有趣的是，按此测算，美国表现得如此不平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10%的最贫穷者穷得如何糟糕（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数，他们还略高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类群体），而是因为美国10%的最富裕者有远远高得多的中间收入。

　　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几乎并未带来民粹主义的反弹。2000年，当阿尔·戈尔代表“人民反抗有权有势者”进行竞选的时候，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弊大于利。2002年，美国人对他们公司老板的无节制行为（例如，美国泰科公司的老总花了公司2 000美元为自己订购一块浴帘）怒火中烧，当然也抨击那些不干事却大拿工资的人，却从未在内心深处对巨大的收入差距产生厌恶，而这在欧洲很可能发生。美国人大多将成功与美德，而非运气、出生或犯罪行为连在一起。一方面，美国人赞赏成功。泰德·特纳（Ted Turner）的名言是，“金钱是我们对生活评分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 Goizueta）试图为自己8 000万美元的年薪辩护时被打断了4次——是被掌声打断了4次。另一方面，美国人对生活中的机会感到极度乐观。200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高达19%的人认为，他们属于美国1%的最富裕者；另有20%的人认为，他们将在未来的某个人生阶段成为10%的最富裕者。这是一个幻想，但并不十分虚幻。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其他国家，在美国20%的最贫穷者中，50%～80%的人在10年内能够跳出那一渊薮。

　　小布什2003年进行的减税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是难以置信的。根据“纳税正义联盟”（Citizens for Tax Justice）的分析，这一减税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对个人红利征税。而这一减税计划中的50%，将流入美国1%的最富裕纳税人的腰包，另外2%则将流入美国其余5%的最富裕纳税人的腰包。小布什谈到，美国人从减税计划中平均可以得到1 083美元，但这一平均数是由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拉动的。中等收入的纳税人只能获益数百美元而已，而那20%的最贫穷者连一个子儿都拿不到。小布什自己将从中获益4.45万美元，迪克·切尼获益超过32.7万美元（这笔收益超过了98%的美国家庭的税前收入）。当人们进行抗议时，小布什有力地指出，“阶级福利”不是美国的道路。国会则对他的大多数要求有求必应。

　　堕胎和宗教狂热

　　每年1月，数万名反堕胎的抗议者手持恐怖的海报来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周年庆活动。这项1973年的裁决实际上使堕胎成为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自那时以来，大约有75个国家放宽了对堕胎法律的限制，在其他大部分地区，那样的裁决已足以平息争论了。而在美国，争论显然没有平息。反对者定期在电视上将这种做法比作是大屠杀或奴隶制，极端的反堕胎者一度炸毁诊所、枪杀为妇女堕胎的医生。更多的时候，战斗是政治性的。例如，2003年，国会投票禁止成形胎儿流产，保守的州立法机关通过了防止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进行堕胎的法律。这种战斗从堕胎领域延伸到了法官任命、学校教育、干细胞研究，甚至那些模糊不清的法律诉讼之中。由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允许销售“选择生命”（choose life）而禁止销售“支持堕胎权”（pro-choice）的牌照，生殖法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reproductive law and policy）对这两个州提起了诉讼。

　　为什么美国的堕胎问题比其他已经使之合法化的国家引发更多的争议？毕竟，大多数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与多数加拿大或英国人的观点大致相似。虽然他们不喜欢这种做法，并且在成形胎儿流产问题上退缩不前，但是他们不希望人们被迫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情。比尔·克林顿说他要使堕胎保持“安全、合法、少见”，这番话完美地表达了人们的态度。事实上，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包括小布什在内的共和党总统在过于强硬地推动这一议题时才显得惴惴不安。

　　然而，相似性也仅仅到此为止。在美国要求禁止堕胎的人虽是少数，但是也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多，组织得也更好。堕胎也包括了自由派美国与保守派美国之间的战争、个人权利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战争、美国的法院与福音派基督教教会之间的战争。比尔·克里斯托尔以一种典型辩论的语言说道：“今天，堕胎问题是美国政治血腥的十字路口，是一个由司法解放（从宪法中）、性别解放（从传统道德观念中）和妇女解放（从自然差别中）汇聚在一起的十字路口，是一个自由主义同时攻击自主权、伦理道德和自然天性的聚焦点。”

　　这或许是极端的无稽之谈。但是保守派把“罗伊诉韦德案”作为自由派必胜信念的例证，是有一定道理的。欧洲国家通过立法，偶尔也通过全民公决，来使堕胎自由化。这使得立法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取得了合法性，并且使各国可以用各种条件来限制堕胎的实施。在美国，最高法院——或者如保守派所说，是5名没有经过选举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官——裁决认为，生育权包含在隐私权这一根本权利之中，就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一样，是受到宪法保证的，他们允许最晚在怀孕至26周时进行堕胎。退一步说，由于堕胎权并不像言论自由一样，以一种明显的方式铭记于宪法之中，因此这样做是具有挑衅性的。而自那时以来，右派就一直在设法改变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通过立法途径解决问题，欧洲人设法使堕胎问题的争论中立化；美国则依靠最高法院的小锤子，使堕胎问题的争论制度化了。

　　堕胎问题说明了美国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又是宗教狂热。在美国，95%的人信奉上帝，而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比例则分别为72%、62%和52%。超过75%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40%的美国人每周上一次教堂，10%的美国人每周上数次教堂，25%的美国人拥有5本或5本以上的《圣经》。皮尤研究中心全球观点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比例大约是自称有宗教信仰的加拿大人的两倍，而与日本和欧洲人相比则更高。如果要找到可比较的数字，可能要到发展中国家才行。美国人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说他们中39%的人把自己描述为再生的基督徒。没有哪个地方的福音派新教徒像在美国那样，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在美国，与1987年的不到1/4相比，他们现在占选民人数的1/3。欧洲的教会正试图紧紧抓住它们能够召集的几个郊区选民而已，而美国的教会却似乎处于一种几乎永远欣欣向荣的状态之中。表现最佳的教会是那些坚持热心献身于基督的教会，而非那些与之竞争的更温和的教会。

　　美国极端主义者的一个焦点是“被提”（the Rapture），人们相信那是真正的基督徒将被带到天堂的一刻。这是基于《新约》中的一个段落：“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极端主义者不认为这是一个象征，而是视之为即刻发生的事实。在佛罗里达州，你可以看到汽车保险杠上的招贴广告写道：“被提”来临的时刻，汽车会自动驾驶。在南得克萨斯州的有些地方似乎只有两种电台：西班牙语电台和播放福音派基督徒关于被提的电台。《末世迷踪》这一研究被提之后的世界的丛书，从1995年首度出版以来，已经卖出了5 500万册。

　　欧洲人把美国人描述为《圣经》狂热者，他们对这些事实加以斥责。欧洲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继承人：对于一个相信童女生子的人数是相信进化论者的3倍的国家，他们怎能应对呢？同样，分歧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会轻蔑地将其看作是欧洲邪恶的世俗主义。以下是一位美国保守派对欧洲的描述：

　　欧洲人是唯物主义的。由于欧盟是由被贸易和金钱所迷恋住的官僚来设计的，因此它在战略议题上姿态很低。欧洲人比我们更在意肉欲，他们以欢愉做交易［由夜间付费电视或《凯瑟琳·M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这样的畅销书，即可做出此种判断］。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在一个如此多的人不喜欢要孩子（欧盟的生育率为每个妇女平均1.47个孩子）的地方，是很难有家庭传统的。当只有不到20%的人上教堂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难有宗教价值观的。 注释标题 Christopher Caldwell, ‘No, Europe Needs to Get Real,’ Time, January 20, 2003.

　　美国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喜欢争论原则问题，尤以对堕胎问题的辩论为典型。欧洲人按部就班地将道德问题转变成技术问题，然后交给技术官僚精英去处理。由于立宪传统、法律文化或许还有它的清教遗产，美国拥有各种各样极端主义者，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在欧洲，堕胎是按照医疗而非道德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很相似的是干细胞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堕胎似乎绝不可能仅仅是个健康问题，它是一个两种绝对的对立物之间的冲突——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对立。

　　美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右派本身的特殊作用。民主党人在利用“罗伊诉韦德案”来动员其支持大军的时候并未懈怠过。但是由于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胜过阶级问题，保守派首先在南方将堕胎问题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堕胎并不是第一个重新界定现代政治文化的问题——那一荣誉要归于民权运动。但是它肯定是最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1972年，共和党给乔治·麦戈文起了个“三A”［特赦、迷幻药和堕胎（amnesty，acid and abortion）］候选人的绰号。自那时以来，他们就一直利用这个问题汇聚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共和党里依然有赞成选择权的人，如科林·鲍威尔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但他们都是逆潮流而动的人。大约88%的州一级共和党政纲反对堕胎，没有一个州的共和党政纲支持堕胎。2000年的大选中，认为堕胎为非法的人当中，74%投票支持小布什；而认为堕胎可以随时进行的人当中，则有70%投票支持戈尔。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总是比其他国家显得紧张不安，但是右派肯定要卖力使这一问题升温。在对待堕胎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没有机会变成“欧洲式”。

　　价值观和右派

　　堕胎问题是美国例外论症结的范例，因为它显示了两个主要元素之间的相互补充：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和一场不同寻常的保守主义强大运动，这一运动滋养、增强并利用了这些价值。对这些价值观和这场运动都要稍微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考察美国的价值观时，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美国人既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个人主义，又比他们更加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远比仅仅是蔑视社会安全网要深厚得多。美国人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不赞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看法。在欧洲，除英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国家，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而即使在上述三国中，也有一半的人持这种观点。今天，相信成功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人数百分比，从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国持此种看法的人数却从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说美国人是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他们同样也是上教堂的爱国者。密歇根大学一项覆盖78个国家的定期调查最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两场广泛的计划组成。一场测试中所问的问题与优先考虑的事情有关。人们被问及，食品和安全之类的基本东西比起自我表现和宽容之类更缥缈的东西，哪个更重要。就像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样，美国人趋向于自我表现的一端。另一场测试试图衡量传统主义（对国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献）与“世俗-理性价值观”（如支持安乐死、离婚和堕胎）之间的关系。在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富裕地区分道扬镳了。结果是，美国比除爱尔兰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远为传统。调查还发现，美国人最爱国——72%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虽然这一调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进行的），8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观点。就宗教狂热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国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从1981年首度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美国人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传统了。

　　美国是怎样变得如此例外的呢？当然，原因之一是美国极端的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美国为什么有这样肥沃的保守主义土壤呢？我们需要回溯一下美国经常具有的保守特点，这些特点既先于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远。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见的青年活动分子达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为“不自知的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可以作如是观。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