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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在敌后方

　　几年前，伍迪·艾伦（Woody Allen）编剧并导演了一部音乐喜剧片《人人都说我爱你》（Everyone Says I Love You）。片中的一个青年忍受着一种可怕的痛苦煎熬——强制性的保守主义。他偷偷阅读《国民评论》杂志，并详细讲述诸如“强大的美国和持枪权”这样的“男性现代思想”的诱惑，从而使他自由派的父母感到不快。在该片的一开始，他就说道：“福利不管用，它就像平权法案一样，不允许在学校祈祷和放纵罪犯，是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幻想。”然而影片结束时却皆大欢喜。父母亲发现他身上有个致使他大脑缺氧的肿块，肿块最后消了，而这个小伙子则立即辞去在青年共和党人俱乐部（Young Republicans Club）的职务，开始支持左派自由主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今正饱受着大脑缺氧之苦。过去3年里，“大学共和党人”组织的会员增加了3倍，其分会由409个增加到1 148个，仅在2002年，它就招募了22 000名新会员。现在该组织的会员已超过10万人。年轻人也不只是“天生的自由派”，他们正成为奇怪的保守主义痛苦的牺牲品。如今，美国号称拥有欣欣向荣的保守主义黑人知识阶层，还有杰出的保守派同性恋者、保守派拉丁裔、保守派环保主义者、保守派演员、《纽约时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啊，有两位）。在“自由派美国”的任何一处瞧瞧，你都会发现，那里有深深扎根于敌后的保守派基层战士。

　　这些基层战士特别严厉，他们在充满敌意的地方与世隔绝，并不断遭到同侪的冷嘲热讽。然而，他们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至关重要——他们活生生地驳斥了自由派的嘲笑，自由派认为保守派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白人而已。谁能比长着一张黑面孔的人更好地解释家庭解体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呢？谁能比一个漂亮的保守派学生更好地支持性节制呢？至少有一点，敌后的保守派迫使民主党耗费资源来捍卫他们本以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地盘。最好的情况则是，这些基层战士正在为解放敌占区的大量人口做准备（他们无疑将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决定集中关注三大这样的敌后群体：黑人群体——因为这威胁到民主党的道德优越感；青年群体——因为他们给保守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力量；妇女群体——因为她们占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

　　苍白的浅影 注释标题 该标题取自一首曾在1967年横扫全球流行乐坛的歌曲《苍白的浅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译者注

　　从起用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到赶走特伦特·洛特，尽管小布什对多元文化主义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是共和党显然与黑人之间存在问题。1960年，有1/3的黑人选民投票支持理查德·尼克松。而在2004年，只有占黑人人口1/10的富裕得多的黑人投票支持小布什。2002年，随着J.C.沃茨（J. C. Watts）退休，国会山上共和党唯一的一张黑人面孔不见了。即便这样，美国各地还是存在黑人保守派。

　　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一小群黑人知识分子。他们中最有名的是饱受诟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对平权法案反潮流而动的评论家谢尔比·斯蒂尔（Shelby Steele）以及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自从1975年出版《种族与经济学》（Race and Economics）一书以来，他就一直是平权法案反潮流运动的宠儿。他认为，既然种族歧视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那么反击种族歧视的最好办法就不应是政府控制，而是竞争。这些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与第一代新保守派极其相似，他们是以民主党身份开始其生涯的知识型人才，但因为身份政治和种族偏好之类的问题与民主党闹崩了。正如新保守派一样，他们强烈支持以色列，非常敌视帕特·布坎南这样的早期保守派，且多集中在智库里。

　　竞选过总统的那位黑人保守派是位知识分子，这一点很重要。2000年，艾伦·凯斯（Alan Keyes）的总统竞选最为人铭记的，或许就是他热衷于随摇滚乐狂舞，喜欢听“讨伐体制乐团”（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歌。但由于凯斯拥有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理论博士头衔，因此，显然他至少在名义上是6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在哈佛大学师从杰出的斯特劳斯主义者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并与未来的保守主义学者比尔·克里斯托尔共处一室。他认为同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一道研究政治理论度过的时光，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后者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的作者，其精神几乎在凯斯所有的言谈中都能够找到。大多数政治家喜欢将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凯斯如果不想到问题的抽象意义，就听不进具体问题。

　　这种对理智的过度偏重，有时候具有启发性，有时候则显得十分古怪。凯斯狂热地反对堕胎（他在衣领上别着一枚形状酷似10周大胎儿双脚的金别针）。但是他反堕胎不仅仅是基于《圣经》，也基于《独立宣言》。他认为，人们应该将《独立宣言》的精神应用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就像当年林肯将之应用到奴隶身上一样。凯斯以类似的口吻，号召完全取消“奴隶式的”收入税（为什么要费心采用统一税呢？）。他还认为，在宪法中并不能找到使宗教与国家分离的依据。凯斯有时有点像20世纪50年代某些古怪的保守派。2000年共和党初选开始的阶段，他的表现好得令人诧异——吸引到4 000位志愿者，并在艾奥瓦州的干部会议中击败了两位参议员。然而他不太容易相处。如果你问他有关他喜欢什么甜食之类陈词滥调的问题，他在回答自己喜欢脆壳苹果派之前，可能先要指责你道德沦丧、知识贫乏；如果你称赞他的口才，他可能指责你是种族主义者。凯斯甚至对自己的支持者也很粗暴。有一次在集会上，他下令追随者别鼓掌了。他斥责道：“我以前见得多了，人们站起来为某事欢呼，说他们对此笃信不已。但当他们离开以后，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投票。”

　　凯斯像许多黑人保守派一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但获得了许多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他反对多边主义机构，但非常看重别人称呼他为大使——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获得的头衔；他是一个保守派，但比杰西·杰克逊更热衷于打种族牌。在1999年12月的初选辩论中，他将小布什说成是“布什主人”（Massa Bush），以讽刺他在税收问题上的“胆怯”。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主持人称赞他的辩才，而他把这种恭维比作是在说“哦，他舞跳得真好”。

　　凯斯是此类人中的一员。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这些人格特征，或许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从事自己的事业所必备的心理条件。在美国政治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像黑人保守派那样要忍受如此多的嘲笑奚落。黑人主流把他们看作叛徒。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前负责人本杰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谴责黑人保守派是“新一类的汤姆叔叔……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杰西·杰克逊把克拉伦斯·托马斯比作是三K党成员（“晚上，民权的敌人裹着白色床单罢工，放火烧十字架；白天，他们身裹黑色长袍罢工”）。黑人记者朱莉安娜·玛沃尔（Julianne Malveaux）甚至希望托马斯早点命丧其白人妻子之手。凯斯这样的黑人保守派有点敏感，这一点也不叫人觉得奇怪。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一些作品（特别是谢尔比·斯蒂尔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题非常关注在社会连带关系的世界里人们的孤立感。

　　黑人保守派有两大核心事业：废除平权法案和引进学券制。前者的主要支持者是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他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黑人商人，负责管理美国民权研究所（American Civil Rights Institute）。康纳利这个“校董会奴隶”——这是杰西·杰克逊对他的称呼——在1993年被皮特·威尔逊州长任命为加州大学校董会董事之前，一直是“积极歧视”的捍卫者。他在校董会上说，在他看来，一项帮助弱势群体的计划已经堕落为一种以种族偏好为基础的成熟制度，这使他感到震惊。1994年，康纳利说服他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交往的密友威尔逊改变对“平权歧视”问题的看法。1995年，尽管受到激烈反对，他还是以同样的手法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校董会的胜利。1996年，他接手两位学者想出的《209号提案》（Proposition 209），该提案要废除公立大学中的平权法案。他使一次艰难的活动——甚至得不到足够的签名来举行投票——转变成了最新型的政治运动。提案以55%的得票率获得通过。

　　从那以后，康纳利就开始在全国进行改革运动，他指控那些强加平权法案的学者和官僚，帮助其他的州策划废除平权法案的议案。2003年，他在此问题上遭受了两次挫折。第一次，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费解的裁决，允许平权法案继续存在，但禁止大学公开通过积分制（points-based system）来进行。第二次，在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的那次选举中，加利福尼亚选民拒绝了康纳利有关禁止在该州以种族和族裔来区分公民的动议。康纳利并没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帮助，因为他反对这一动议。但是由于种族界定正变得越来越难，历史很可能会站在康纳利的一边。康纳利的祖父母辈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则娶了一名白人女子，从而使其种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黑人保守派在号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对平权法案战斗时要面临的永久困难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违背自身的利益。为什么黑人要放弃当下就能从平权法案中得到的好处，来换取从坚持原则（能人统治）和以最高的标准来检验自己中得到的长期好处呢？学券制——让父母有更多选择来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学券制是白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许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马斯·索厄尔，多年来一直赞成学券制，但越来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调查不断显示，多数黑人，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学校选择权。这并不令人奇怪。相当于美国学生成绩单的“全国教育进步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显示，17岁的黑人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能力上，平均比同龄白人学生落后4年，而在科学方面则落后5年。

　　美国最激进的自由市场式教育改革发生在不大可能成为试验地的密尔沃基——这座城市曾选出一连串信奉社会主义的市长，并催生了激进地扩大政府的进步运动。学券制在密尔沃基取得进展，是一些罕见的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第一，该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会布拉德利基金会的所在地，该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学券制。第二，当地的黑人厌倦了看着公交车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学，以便白人社区能够取得法院要求的种族平衡。当地两位著名的黑人——州议员霍华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篮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认为，要解决黑人的教育问题，靠的不是法院强求的计划，而是父母的选择。第三，学券制的积极活动者与两党的政治人物都有过接触。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尔沃基市的民主党市长约翰·诺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学券制。

　　密尔沃基市的学券制试验在1990年刚开始的时候规模还很小：只有1%的学童符合学券制的条件，宗教学校被排除在试验之外。但绝大多数黑人父母赞同学券制。瓦莱丽·约翰逊（Valerie Johnson）有5个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制度毁了自己的两个兄弟——一个因拒绝加入帮伙而被杀、另一个退学后在加利福尼亚无家可归——因此成了赞成学券制的活动分子。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样的命运。富勒等活动分子认为，学券制运动完全像现代的民权运动一样。“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伍尔沃思连锁便餐馆坐下吃饭，难道是为了今天到一家连菜单都看不懂的便餐馆吃饭吗？”在过去的10年里，当局已逐渐放宽了对这一计划的限制。到2003年，密尔沃基市的“父母选择计划”已经将学券发放到了1万个贫穷家庭学生的手中。对密尔沃基市以及另外两个实行学券制的先锋——克利夫兰市和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显示，学券制孩童不仅表现良好，并且学券制改革似乎也改进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质量——尤其是那些面临激烈竞争的学校。

　　受到这些结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决地方性学校可以使用学券的鼓舞，并受到像黑人教育选择联盟（the Bla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来自“我们是乡村人”组织（We Are the Villa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后（Queen Sister Afrika）这样的活动分子以及正在兴起的一代黑人领袖的鼓动，学券制运动继续在美国黑人间扩展。年轻的民主党政治家科里·布克（Cory Booker）认为，决定教育制度的唯一途径是把权力归还给父母。奥马尔·沃叟（Omar Wasow）经营一家名为黑星球（BlackPlanet.com）的网站，他把学校选择权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裁决的直接产物。这些活动分子里面没有一个属于保守派，但是他们都愿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并同他们结成联盟，改善黑人学校令人绝望的状况。

　　事实上，在民主党联盟中，它最忠实的选民（黑人）与活动分子的主要来源（教师工会）之间存在着断裂。2000年民主党初选中最尖锐的时刻发生在约翰·克里与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辩论会上。辩论在美国黑人的圣地哈林区（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进行。年轻的黑人记者塔梅拉·爱德华兹（Tamela Edwards）向那时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发问，为什么他一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边却固执地反对学券制？她向鼓掌的绝大多数黑人听众问道：“难道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没有好的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让您的孩子去上学吗？如果真的没有，凭什么在座的家长只因不如您有钱，就得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吗？”

　　黑人保守派看到使他们痛苦的人因学券制问题而在民主党内部受到批评，这真是件大好事，但是黑人保守派在劝说共和党白人来拥抱他们的事业上也有问题。前景并不完全是一片黑暗：杰布·布什（Jeb Bush）比哥哥小布什总统更有头脑，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支持学校选择权。白宫曾劝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安东尼·威廉斯（Anthony Williams）在美国的首都站出来赞成学券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像本书开头谈及的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青年保守派，他们有多少人对学券制怀有激情？泰德·肯尼迪刚出声表示抗议，小布什就将学券制从他那庞大的教育法案中撤了出来。而且许多郊区共和党白人对于让贫穷的孩子选择到他们的学校来读书心存疑虑。

　　这一点凸显了黑人与共和党之间依然存在的隔阂。尽管有小布什的那些建议，但是共和党依然是一个白人政党（问题不仅仅是共和党在国会山没有黑人面孔——共和党在那里只能聚集到4位拉丁裔议员，相反，民主党则有65位少数族裔议员）。共和党扎根于郊区白人这一事实意味着，共和党政治家很少需要应对黑人选民，重新划分选区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国会议席的各种瓜分中，共和党的现任议员让民主党的现任议员形成“少数族裔为局部多数”的选区（“majority-minority”district），作为交换，共和党人会拥有白人比重更大的选区。结果这进一步增加了这样的老大党众议院议员的人数，在他们的选区中几乎没有黑人。

　　至少从黑人的立场来看，共和党的政策常常带有种族界限，这一事实加剧了上述隔阂。例如，共和党人会说，赞成政府开支上的减税与种族主义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但是依靠政府项目以及在公共部门工作的黑人人数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族裔。与此同时，共和党越是拉拢黑人选民，民主党就越是激烈地捍卫自己的领地，并经常指责对手为种族主义者。鲍勃·多尔得到了12%的黑人选票，却基本上忽视了美国黑人的利益。在大力拉拢黑人之后，小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得到9%和11%的黑人选票。黑人利益集团对小布什的拉拢做出的回应是大量的负面广告，他们甚至指责小布什对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一名在得克萨斯州贾斯珀县（Jasper）被残忍杀害的黑人——事件无动于衷。在每个4年任期的第一年，小布什都避免参加“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大会。

　　时代在变 注释标题 标题来源于美国歌手鲍勃·迪伦1964年的同名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译者注

　　共和党依然在与黑人进行对抗，不过它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却似乎融洽得多。2003年7月，“大学共和党人”举行了该党111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大会。大约1 000名青年共和党人手挽着手驾临华盛顿，是前一年与会人数的两倍多。他们购买印有缺乏政治正确性口号的用品（如“民主党人是作恶者”和“吐出黑名单”），聆听保守派煽动家妖魔化自由派。“达施勒责任项目”（the Daschle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负责人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解释道：“自由派的生活一团糟，对于这种从根本上仇恨这个国家所支持的一切，但没有仇恨到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你不可能同他讨论问题。”

　　“大学共和党人”曾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交俱乐部——穿着蓝色运动上衣的男子和无业游民加入这类组织，以拼凑履历，结识好人家的姑娘。有一张“大学共和党人”的旧招募海报，在“快快参加本镇最棒的社交聚会”这句话下面，画了一张香槟酒瓶里装着一只大象的画。如今的“大学共和党人”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下属分会。共和党人在那里虽然还有社交聚会，但他们的组织也是共和党核心组织的组成部分，他们就连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好（当然是不健康的偏好），即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由主义的罪恶和减税带来的奇迹。

　　卡尔·罗夫是新一类年轻共和党的代表人物之一。1971年，罗夫展示了自己作为年轻活动家的出众才干，被任命为“大学共和党人”的执行主任（他曾经伪造了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的一封信，大谈特谈“免费啤酒、免费食物、免费女郎和免费好时光”，并将这封信散发到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处）。在2003年的“大学共和党人”大会上，罗夫身穿晚礼服和舞会服装，回到数以百计的“大学共和党人”成员面前领取李·阿特沃特奖。罗夫穿着浅灰色的套装，打了一条薄荷绿的条纹领带，在一群壮实的中西部人中间看起来像个不起眼的学生。但是他像橄榄球明星般受欢迎。会议在忠诚誓言和祈祷声（感谢上帝让小布什成为美国总统）中开始。然后，罗夫开始发表演讲，专心致志地讲述30年前使他走上“大学共和党人”领导岗位的那些计谋，附带讲了很多那时候降临到对手身上的种种灾难。就在罗夫激情洋溢地演说之时，闯入一小群瘦骨嶙峋的左派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尖叫道：“罗夫撒谎，人民死亡！”后来的事实表明示威者是在对艾滋病研究进行抗议，但大多数“大学共和党人”的成员似乎认定他们是在抱怨伊拉克战争。成员们看到抗议者就像一群猎狗看到一只狐狸钻进了自己窝里。他们扑向闯入者，把他们赶到出口处。房间里爆发出“卡尔，卡尔，卡尔”和“美国，美国”的齐声欢呼，而罗夫则继续他的长篇大论。

　　现在却通常是年轻的共和党狐狸冒险钻进民主党的窝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守派学生创办了一份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爱国者报》（the California Patriot）的大学报纸，并创建了一个有500名成员的“大学共和党人”分会。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共和党人”在伯克利分校举行2003年的大会，大会名为“在敌后方”。他们中有几百人来到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在那里进行了一场闹哄哄的爱国主义表演（据参加者说，那些在公园里打盹的无家可归者也被吵醒了），使人民公园暴乱（the People's Park riots）34周年纪念日蒙羞。他们挥舞旗帜，歌颂美国，唱起《星条旗永不落》（Star-Spangled Banner）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有一位参加者自夸道：“我们就像海军陆战队几周前涌进巴格达解放那座城市一样，涌入伯克利分校准备迎接战斗。”

　　这种激进保守主义的爆发与年轻人的观点稍稍向右偏转是一致的。在18岁至29岁的选民群体中，鲍勃·多尔以19%的差距失去他们的支持，而在2000年和2004年，小布什则分别以2%和9%的差距失去其支持。2003年10月，美国有线新闻网、《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在18岁至29岁年龄阶段的人中，最大的政治群体是持中间立场的人（45%），但相对于只有24%的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更多的人自认为是共和党人（30%）。他们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学生对收入再分配所持的怀疑态度令人吃惊——相对于1995年的66%，2002年只有50%的学生认为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相反，尽管春假期间的活动表明他们行为大胆（更不用说那些《放荡少女》的碟片），但他们也对20世纪60年代那代人《荒唐阿姨》（Absolutely Fabulous）式的价值观感到紧张不安。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现，与1987年的51%相比，只有42%的学生赞成一夜情；与1989年的66%相比，只有54%的学生认为应该使堕胎合法化。2003年，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对本科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学生反对合法使用大麻，略高于一般人对此看法的比例。他们对于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持令人吃惊的同情态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意调查发现，45%的大学新生支持增加军费开支，这一比例是1993年的两倍多。哈佛大学的民意调查还发现，3/4的学生坚信，美国军队在所有时候或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而1975年，这一数字是20%。

　　为什么保守主义阵营中会出现这种高涨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整一整美国左派学院权势集团。在众多教师里，纳德主义者（Naderites）的人数超过了共和党人。诱惑教授的方式之一是建立枪支俱乐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枪支俱乐部吹嘘拥有120名会员，是在校生人数的5%。亚历山大·沃洛克（Alexander Volokh）于2001年创办了这个俱乐部，会员们被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射击场射击——这一行程不仅跨越了州界，也跨过了文化鸿沟。哈佛校园里禁止枪支，而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射击场的牌子上则写道：“13岁以下免费。”沃洛克还在校园里举行一系列广泛的以枪支为主题的活动，包括放映“正常人使用枪支行善”的影片。另外，有个学生在《哈佛法学纪事》（Harvard Law Record）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现半自动武器的乐趣》（Discovering the Joy of Semi-Automatic）的文章。在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一所使人们更快地联想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而非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的大学——学生们成立了第一个“《第二修正案》姐妹协会”（Second Amendment Sisters）大学分会，该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支持持枪权的妇女组织。

　　更为严重的是，目睹过“9·11”事件的学生似乎与越战年代的教授之间已经存有鸿沟。哈佛的民意调查发现，2/3的学生赞成与伊拉克开战。支持战争的团体竟然在布兰代斯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自由派大学校园里冒了出来。在麦迪逊市的威斯康星大学——越南战争时期反战抗议的大本营之一——一位学生报纸的专栏作者竟然申斥一位因为去参加反战示威而没有上课的教授。在阿穆赫斯特学院，当40位教授拿着反战标语游行到餐厅的时候，许多学生在口头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保守主义运动将目睹过“9·11”事件的一代看作是自己走向康庄大道的基础，因此花大气力来招募年轻人。“大学共和党人”在华盛顿的会议与美国青年基金会（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的会议同时举行，后者是威廉·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青年”组织衍生出的远系支派。美国青年基金会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将有前途的保守派学生带到里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尔谢洛农庄（Rancho del Cielo）（这是该组织“为挽救美国”的一处圣地）。“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为年轻的保守派律师提供社会关系网。“学院网络”（the Collegiate Network）每年向58份学生报纸分发20万美元，并将有抱负的保守派记者送到华盛顿，接受像弗雷德·巴恩斯这样的保守派新闻业大师的指点。“学院网络”的姐妹组织“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出版了一份嘲讽政治正确性的杂志，并廉价兜售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只要花2美元就能够买到），还将颇有抱负的乔治·威尔斯（George Wills）送到牛津市的暑期班，拜在德高望重的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门下。

　　保守主义运动不仅对培养未来的领袖感兴趣，年轻的活动家现在也是有用的选票吸收者。当老大党在2000年的基层战中失利时，他们向莫顿·布莱克韦尔求助，布莱克韦尔是1964年旧金山牛宫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他多年来一直倡导“深层接触的政治”（high-touch politics）。1979年，他创办了领袖研究所，以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在公众场合演说，如何在电视上展现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竞选。现在，“深层接触的政治”是共和党总部一切激动情绪之源。2002年，“大学共和党人”为共和党提供了一线的力量，在大学里为选民登记注册，让他们去投票（该组织主席宣称，他们缠着30万人去投票）。另外一个团体“老大党年轻一代”（Generation-GOP）说，它在阿肯色州使到场投票的年轻人增加了2 000人，这不只是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遇空难死亡后，在明尼苏达州与沃尔特·蒙代尔进行的激烈的参议员席位竞选中，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声称，是“大学共和党人”提供的资源和人力使他获得了胜利。

　　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正在改变老大党，使之充满活力。他们中大部分人是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与过去代表着共和主义的那些生活舒适的学院派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拼命工作以支付每年上大学所需的2.5万美元，因此他们对减税充满热情。他们对权威常常表现出不恭。他们是听着“瘪四与大头蛋”音乐（Beavisand Butt-head）长大的共和党人，而不是像普里斯科特·布什那样听着“理发店四重唱”（Barbershop Quartet）长大。尽管他们有入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古怪滑稽之举，但是他们比老一代保守派更宽容——他们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思想开明，在种族问题上思想自由。不管老大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至少在使自身重新充满活力方面做得不赖。

　　激情似火的妇女

　　对许多自由派来说，“保守派妇女”这种说法就像“保守派学生”一样充满矛盾。妇女怎么可能支持一个反对堕胎选择权或者让汤姆·“锤子”·迪莱这样的男性担任国会领袖的政党呢？这种诧异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偏见——20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群体一直远离共和党。许多妇女认为，共和党没有能够适应变化的世界，妇女已经自己赚工资，并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妇女投票的变化非常明显。1956年，妇女更青睐艾森豪威尔，而不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前者的妇女支持率比后者高出26%。1960年，妇女对满脸愁容的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率要比生气勃勃的约翰·F.肯尼迪高出7%。然而自从甲壳虫乐队推出首张黑胶唱片以来，妇女就大大地向左转了。1980年，罗纳德·里根得到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比吉米·卡特高19%和2%。而比尔·克林顿则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妇女的选票。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小布什和阿尔·戈尔得到的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是53%比42%和43%比54%。约翰·朱迪斯和瑞·泰克希拉指出，在戈尔获胜的19个州里，他能够取胜只是因为女性选民填补了男性选民的缺席。

　　所有的大型妇女组织都是中间偏左的。大多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指责保守派对堕胎和妇女的社会角色持有尼安德特人式的观点。支持女性候选人的“埃米利的名单”组织（Emily's List），募集的钱款几乎全给了民主党。至于学术界，在我们对全美校园进行的游历中，至今尚未遇见过一位保守主义女教授，并怀疑我们可能永远也遇不上。

　　然而，保守派妇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2000年，50%有孩子的女性和56%年收入高于7万美元的女性把票投给了小布什，最有趣的是，34岁以下的妇女投给小布什的票略高于戈尔（49%比46%），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有年龄阶段的群体中性别差距的首次消失。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在堕胎、医疗保健和强制控制等问题上，比男性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是她们在犯罪和犯罪惩处方面则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并且强烈支持对青少年实行宵禁。1/3的妇女至少拥有一把枪。在各个共和党的选区里，许多挨家挨户敲门的活都是由女性志愿者来完成。“美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号称自己有10万会员和180个地方组织。从基督教福音派到新保守派，各种类别的美国保守派中，都有女性保守派的存在。我们选择关注的妇女保守派有5类，她们是政治家、保守派名媛、社会保守派、智库智囊和媒体女强人。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女性政治家。就原始数据而言，共和党表现得通常不如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分别是5人和21人，而民主党则分别是9人和38人。共和党州一级的官员则多于民主党（分别为41人和36人）。通过“克莱尔·布思·卢斯政策研究所”（the Clare Boothe Luce Policy Institute）这样的组织，保守主义运动正努力“培养”更多的保守派妇女。这些组织训练年轻的保守派如何演讲，为她们提供奖励和奖学金。正如《国民评论》的编辑凯特·奥贝恩（Kate O’Beirne）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姑娘将同他们的姑娘一决高下。”

　　有证据表明，小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一样，给予了女性很突出的地位（尽管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虽未被任命却强有力的希拉里）。小布什任命的女性内阁成员包括劳工部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农业部部长安·维尼曼（Ann Veneman）、内务部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短暂任职的环保署署长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以及最重要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卡伦·休斯虽正式回到了得克萨斯州，却曾在2004年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施以援手。玛格丽特·拉·蒙塔涅（Margaret La Montagne）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从得克萨斯州追随小布什到华盛顿，充当教育、医疗保健和犯罪领域的顾问。

　　多年来，一般来说，妇女在共和党上层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共和党女参议员和国会女众议员经常给人一种印象，即她们太坚定地以家庭和职业的双重要求为基础，以至于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类型的狂热行为。就像今天老大党里的这类共和党人一样，缅因州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类似于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惠特曼在华盛顿接手环保署的工作之前，是相对自由主义的新泽西州州长，因此她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行动方针，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她在社会问题上比在政治问题上更接近小布什。这与他俩来自私立贵族中学的学院派背景相符合。（例如，惠特曼将自己心爱的苏格兰小狗巴尼送给了小布什，而巴尼的妈妈、叔叔和姐姐都与惠特曼一家生活在新泽西州。）

　　在过去10年里，一群更尖锐的女性保守派闯入全国政治中来。这些女性宣称正为新一代的妇女问题而战，包括减税、缩小政府规模、与犯罪作斗争以及养活全家。例如，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把7位共和党女性送入众议院，以往一年中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女性当选。这些人包括芭芭拉·卡宾（Barbara Cubin），她自夸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狂”（Femi-nazi），却曾经在怀俄明州州立法机关里，用烤成阴茎状的自制饼干款待男性同事；海伦·切诺韦思（Helen Chenoweth），她鼓吹取消美国国内税务署，并坚持要别人叫她“国会议员”（congressman）；琳达·史密斯（Linda Smith），她戏称“妇女选民同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为“妇女毒蛇同盟”（League of Women Vipers）。卡宾是7人中唯一仍留在国会的议员，她的事业处于旺盛的发展期。2000年，她当选为美国步枪协会董事会成员。新近加入保守派团体中的是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她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务卿，帮助决定了2000年的选举和重新计票。尽管她有着惠特曼式的背景（她出身于佛罗里达州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是她信奉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观点，并常现身于传统基金会。

　　美国政治家中不断增长的保守主义情绪，反映了活动分子中类似的变化。对于她们而言，“社会保守派”正在获得一种明显的新含义。在以往，这一术语更多地与社会化而非拯救社会相关，而对于我们所称的许多保守派名媛来说，现在还是这样。乡村俱乐部共和主义的身影依然能够在募款人、午餐俱乐部和“美国共和党妇女联合会”上见到。典型的保守派名媛是完全值得尊敬的一类人——她们是当地成功富人的妻子，将一部分闲暇时光和精力（尤其是在孩子成人以后）花在募款和组织上。她们的楷模是两位布什夫人——芭芭拉和劳拉，而她们也倾向于单一国家的保守派（one-nation Tories），既在风格上也常在实质上持温和立场。芭芭拉·布什和劳拉·布什曾经非常支持堕胎选择权。当劳拉认为丈夫走过头了，她会告诉他：“快打住，布巴。”

　　在过去的30年里，保守派名媛受到另一类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保守派的挑战。自从菲利斯·施拉夫利于1964年写下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的竞选口号以来，女性已经在社会保守派中有很强的地位了。施拉夫利的“鹰论坛”（Eagle Forum）能够在全国各州动员社会保守派。她们激烈地反堕胎，使得大量的妇女被卷入保守主义运动中。大多数规模不大的城镇都号称拥有反堕胎的分会，员工大多为女性，另外至少还有一个别的保守派组织，抗议好莱坞或色情内容。在福音派基督教的大教堂里，许多讨论家庭学校、使同性恋家庭成员回归正常等问题的委员会日间会议，似乎都是由母亲们在管理。

　　河右岸拥有一个松散的妇女协会“妇女独立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一方面，该论坛的成员由于太右派而不可能加入传统的妇女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她们太世俗也不会加入“鹰论坛”。它的成员大部分为华盛顿的权威人士，我们可以将她们描述为后女权主义者。该组织声称，让那些把妇女看作牺牲品的荒唐话见鬼去吧，今天的妇女完全有能力在世界上获得成功。该协会认为，如果男人打算促进诸如反对《对妇女使用暴力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或“带女儿上班日”（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Day）的做法，那将是有害的。尽管该论坛只有1 600名会员和一份发行量只有1.6万份的季刊，但它有相当大的力量。该论坛的杰出成员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她是靠破坏妇女研究发迹的；莉萨·希夫楞（Lisa Schiffren），她写了丹·奎尔对墨菲·布朗（Murphy Brown）（情景喜剧中一位决定要个婚外孩子的新闻工作者）的诽谤，“妇女独立论坛”的前董事还包括副总统夫人林恩·切尼。小布什任命“妇女独立论坛”的主席南希·米切尔·普夫敦豪厄（Nancy Mitchell Pfotenhauer）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代表。总统还请戴安娜·弗奇戈特罗思（Diana Furchtgott-Roth）担任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且正如我们先前所见，选择韦德·霍恩独揽婚姻大权，他成为有限的几个担任该论坛顾问委员会的男性成员之一。

　　最后一群保守派女性是媒体女强人。将锐气逼人的右派女性推到电视观众的面前，在这方面福克斯电视台显然做得很成功。金发碧眼、言辞最为犀利的女性安·库尔特曾因为太右倾而被《国民评论》杂志解雇。2001年9月13日，她写到伊斯兰世界时说：“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今，她把那些解雇她的人当作一伙“娘娘腔的男孩”给打发走了。库尔特的生涯始于律师职业，却总是非常具有政治锋芒。当葆拉·琼斯（Paula Jones）起诉比尔·克林顿性骚扰的时候，库尔特出面帮她打官司。今天，她犀利的观点和尖酸的言辞已使她出名，她的真正才干在于挑衅。她操纵大学辩论协会，将自由派学生的人数减少到令人愤怒的地步。在美国保守派联盟的年会上，人们排队等候好几小时请她为她的书签名。她的《诽谤：左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一书在2002年的非虚构类畅销书中排名榜首，一年后，《背叛》（Treason）一书也登上榜首，该书似乎（大概是造谣中伤地）认为，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是叛徒。在莱温斯基那档子事情期间，她说唯一让自己觉得进退两难的是克林顿该被弹劾还是被暗杀。让我们来听听她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她曾经抱怨道：“连恐怖分子都不像自由派那样痛恨美国。恐怖分子没有能力。如果他们有那么大的能力，今天就已经进来探测了。”在枪支方面，她认为，“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科尔特上校使男女获得了平等”。她的最新著作是《如何与自由派交谈（如果你别无他选）》［How to Talk to a Liberal（If You Must）］，书名听起来就像是20世纪50年代加州“自由论坛”书店里某本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的书一样。

　　福克斯电视台的女强人有趣的一点是，她们似乎是一种彻底的保守主义现象。民主党人虽然拥有好莱坞和美国新闻业的腹地，但他们似乎想不出一个与库尔特旗鼓相当的人物。这一不成功之处可能并不会完全决定自由派事业的命运。很难令人相信，库尔特在迅速地吸引忠实者的同时，不会同样迅速地把温和派赶走。但是库尔特给予了保守主义一张不一样的公开面孔。

　　谜一般的妇女

　　保守派将在妇女中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吗？我们有必要再次对通常的不置可否——女性投票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进行辩护。但是，保守主义在女性中的传播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棘手的问题：堕胎和妇女在社会中扮演更广泛的角色。这两个问题都在朝着略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

　　有趣的是，如今，2/3的美国妇女拒绝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许多人将女权主义等同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妇女只有在工作场所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自我。这是一种女权主义者会反驳却存在一定基础的解释。贝蒂·弗里丹把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描述为“人对自身的浪费”，《大都会》杂志（Cosmopolitan）的主编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称家庭主妇为“乞求者、寄生虫”，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则把家庭主妇称为“长不大的依赖性动物”。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决心问鼎总统，那么可能给她带来麻烦的，就是她失态地对居家烤饼干的妇女言辞刻薄。这种刻薄的言辞总是会触怒那些根本就不想要自己事业的妇女，也可能会使数量不断增加的职业妇女恶心，这些职业妇女先是有自己的事业，但后来一般为了与孩子相处而选择做全职或兼职的家庭主妇。只有67%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美国白人女性是全职工作的，而男性则有95%。毫无疑问，“玻璃天花板”是一些女性放弃职业生涯的原因。但是，许多女性之所以决定成为“人对自身的浪费”，是因为她们认为“第二次变化”使生活更有意义。2003年10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封面的一项长期研究写道：“为什么妇女升不到最高层？答：因为她们不想。”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女权主义的成功是保守主义变得对妇女更具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来自中间偏左的主要女权主义组织的许多文献中，认为妇女是受害者而男人是作恶者的想法依然普遍存在，而这使许多女性恼怒不已。与母亲一辈相比，如今的女性在获得成功方面所遭遇的与性别相关的障碍要少得多。在学校里，女孩比男孩表现得更出色。大学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200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班有63%是女性，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一比例分别是46%、51%和50%。大多数妇女相信，唯一限制她们实现抱负的因素是个人才能——并且她们已不再对女权主义权势集团感激涕零了。“妇女独立论坛”鼓吹的那种个人主义有其吸引力。

　　然而，正当保守主义妇女运动的道路看似清晰无碍的时候，却出现了两大障碍。第一大障碍是许多社会保守派发自内心地企图逆转时光。她们认为妇女解放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妇女待在家里更好。第二大障碍是堕胎问题。社会保守派将废除堕胎看作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改革运动——与堕胎的斗争无异于反对奴隶制或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她们正赢得这一论争——年轻妇女对堕胎权的支持在下降。然而大多数妇女还是赞成堕胎合法化，并且将共和党内有关堕胎的激烈争斗看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她们即便为保守主义有关个人责任的思想所吸引，也不想被迫卷入一场与社会保守派有关堕胎伦理的残酷争论中。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