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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与右派美国相处

　　对任何国家的未来进行展望，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如此矛盾重重的大国进行臆测，则更是一种傲慢无礼的举动。尽管美国现在是右派掌权，但未来却有无数种可能性。探寻此问题有两个不错的切入点：一是政府一翼的众议院，这也是开国者设计的与民意最贴近的机构；一是在其他国家将成为总理和反对党领袖的两个人，即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这两个人典型地体现了我们在本书中一直追踪的政治冲突。哈斯泰特，一位笨拙的前摔跤教练，是个非常直率的保守派。他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和《京都议定书》，赞成入侵伊拉克和死刑。佩洛西则是一个身手敏捷的小妇人，完全居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在哈斯泰特定期投票期间，美国保守派联盟打给他的支持分是满分100分。［美国众议院议长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一方面，他（她）是本党在众议院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她）又是众议院的两党领袖。］1999年和2000年美国保守派联盟打给佩洛西的支持分则分别是0分和8分。在国会山，两个人都得到了同事由衷的爱戴，但两人却形同陌路，这并不令人吃惊。

　　二人各自代表的选区更能够显示这个国家的政治分歧。佩洛西代表的选区（加利福尼亚州第8选区）或多或少地与美国“最蓝”、最自由的城市旧金山连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前，共和主义尚未被这种思想状态预先排除，事实上，从1912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旧金山所有市长都是老大党成员。可如今，该市注册登记的选民只有13%是共和党人，旧金山也没有共和党的民选官员。旧金山市议长是一位绿党成员，该党在7人组成的市教育委员会中拥有3席。2003年，旧金山市差点把马特·冈萨雷斯（Matt Gonzalez）——一位阅读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作品的绿党成员，既无汽车，也无手表——选为市长。但是他以相当小的差距输给了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e），这位据称保守的民主党人上任后立即着手给同性恋者颁发结婚证书。

　　与美国其他的“红色”选区相比，哈斯泰特代表的伊利诺伊州第14选区可谓是红得发紫了。该选区始于芝加哥圈（Chicago Loop）以西30英里的郊区，穿越数英里的玉米地，与不足40英里远的艾奥瓦州某处边界相连，驾车穿越这一选区需要足足3小时。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可谓是美国最具共和党色彩的地区了，至少在忠于共和党的时间上是如此。与得克萨斯州这样的新右岸（nouveaux droites）不同的是，伊利诺伊州自从1854年共和党成立以来就到处是共和党人。从高高耸立的内战联邦战士纪念碑到罗纳德·里根的出生地，这个选区里有着许多共和党最伟大的划时代的人与事。

　　这两个地方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比较。旧金山代表的是纵向的美国，那里有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密集的人口，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则是横向美国的一部分；人们的喜好也在两地表现各异，在伊利诺伊州，身宽体胖是健康的标志，而在旧金山，就连厨师也是身材瘦削的；旧金山就像美国一样情绪急躁，它是一个贵族、同性恋、网络百万富翁和嬉皮士混在一起的奇怪地方，哈斯泰特代表的选区则是一个绝对“正常的”地方，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美国人，地理观经常局限于环绕他们的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

　　两地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待发展的态度。旧金山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地方之一，在白雾迷漫中远眺金门桥，人们会以为来到了天堂。从精致的餐馆到优美的博物馆，文明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应有尽有。不过旧金山照旧停滞不前，这座城市占旧金山湾区的人口份额，从1950年的30%下降到今天的13%。旧金山一露出发展的苗头，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反对发展的活动分子就会举行公民投票加以阻止。他们说，城市的发展不可能不牺牲那神奇的美丽，并且对于一个只有47平方英里、三面环水的多山地带来说，77.7万人口已经够了。但你即便不是地产开发商，也会发现这都是胡扯。回溯到1950年，当时市民正谈论着100万人口的话题。至于美丽，旧金山的有些部分依然美得令人咋舌，但许多城市居所的房舍状况却再糟糕不过，还有些地区［尤其是市场街（Market Street）南面一带］则俗丽不堪。大量反对发展的游说对工商界嗤之以鼻。“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因最近成功阻止开发商对该市一家旧军械厂进行改造而欢欣鼓舞，而那家旧军械厂正日益破旧不堪。

　　哈斯泰特所在的这片贫瘠、乏味的地区却恋上了发展。从芝加哥赛车场到约克维尔（Yorkville，哈斯特尔特曾在这里任教）和狄克逊（Dixon，里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一类的乡村小镇，新的房舍就像一支大军，笔直往西穿过大平原。这些房舍的后面坐落着各种郊区繁荣发展的配套设施，尤其是大型学校和“巨型”购物中心。自从哈斯泰特1980年进入政界以来，他曾任教过的学校规模已经扩大了一倍。主干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购物中心，里面到处是大超市，似乎是专门要来检测一下经济规模原理的极限。

　　两个地区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家庭生活的相对重要性。蜂拥而去哈斯泰特所在地区的人们大多数只为了一个理由：抚养孩子。他们需要空间来建造自己的大房子——许多房子占地超过370平方米，并且免受城市负面生活（尤其是犯罪）的影响。在适合高收入者生活的圣查尔斯市（St.Charles），85%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即使是在普普通通的埃尔金市（Elgin），也有70%～75%的居民拥有自己的家园。

　　旧金山的关注点与此大为不同。在20世纪的前半叶，由于拥有漂亮宏伟的公园、学校，并大量向家庭供应住房，旧金山曾是美国最适于家庭生活的城市之一。20世纪中叶广受欢迎的广播肥皂剧《一个人的家庭》（One Man's Family）是对在金门桥下安家的一曲欢乐颂歌。但现在，旧金山有孩子家庭的比例在美国是最低的（当地人开玩笑说，旧金山的狗比孩子还多）。几乎70%的旧金山人是单身。不仅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同性恋之都，还因为这里的单身年轻人和独居老人特别多。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和学校制度让家庭失去信心，只有35%的旧金山人拥有自己的家。与此同时，租金管制既冻结了地税部门的发展，又使反对发展的心态机制化。大量的移民——有一半的学龄儿童在家中讲的不是英语——以及差劲的管理，使得公立学校体制扭曲变形。中产阶级的父母要么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要么从旧金山往外移居。

　　在这两个地区也存在着令人有些吃惊的阶级差别。哈斯泰特所在的地区绝对是一个充满欢乐的中产阶级的美国，只有少数高级主管住在几百万美元的房子里，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而大部分人属于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同样的巨型购物中心购物，在同样的连锁餐厅（如Chili's和IHOP）就餐，把孩子送往同样的大型公立学校念书。圣查尔斯市长休·克林克哈默（Sue Klinkhamer）指出，本地的学区是如此之大，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像百万富翁一样，把孩子送到同样的学校念书。

　　相反，旧金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贵族社会。它是美国一些最富有家族的居住地，许多家族是巨额财富的继承者而非创造者，如盖提家族（the Gettys）。旧金山也有大量的单身专业人员，他们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过着像《欲望都市》（Sex in the City）中的人一样的生活。然而，旧金山也是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者聚集中心，聚集了8 000～16 000人，其中许多人吸毒、患有精神病、露宿街头。加利福尼亚州图书馆馆长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对他成长的这个城市做出了一个辛辣的结论：“这是一座海滨小城卡梅尔（Carmel）和印度城市加尔各答（Calcutta）的混合体。”

　　中产阶级的伊利诺伊州同贵族的旧金山之间的反差，延伸到了其众议院代表的身上。哈斯泰特在约克维尔高级中学教授历史、政治学并担任摔跤教练达16年之久［他的妻子琼·哈斯泰特（Jean Hastert）同在该校教授了36年的体育］，他钟爱旧车、运动、务农。相反，佩洛西显得更贵族化，她的父兄都曾担任自己家乡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她受旧金山另一个政治王朝伯顿（the Burtons）家族庇护。她的丈夫是旧金山一位著名的商人，佩洛西夫妇是旧金山社交文化场合的常客。

　　这两个国会选区的政治文化就像水与火一样互不相容，这并不怎么令人吃惊。在哈斯泰特的选区里，就连民主党人也声称自己支持小布什，而在佩洛西的选区里，代表旧金山东半部的州议员马克·兰诺（Mark Leno）虽然是个赞成“跨性别者权利”和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同性恋者，却自我标榜为“保守派”。这两个选区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旧金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会聚的城市。塞西尔·威廉姆斯（Cecil Williams）自称“解放牧师”，他在旧金山高犯罪率的贫民窟管理格莱德教堂（Glide Memorial Church）。他夸口道：“我们不是单搞一种示威，伙计。我们搞各种示威。”美国反伊拉克战争规模最大的示威就发生在旧金山。活动家总是把这一特点归因于该市的高教育水平——旧金山超过一半的人口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位。政府是旧金山最大的雇主，这也是一个非营利基金会趋之若鹜的地方。

　　唉，热衷政治并不一定会造就管理良好的城邦，旧金山的政治格局是有缺陷的。权力由市长和经常争吵不休的市议会分享，而11位市议员并不是全市统一选举的，而是由各区分别选举，这种格局使得狭隘的地方主义得以制度化。加上旧金山的人们热衷于投票，因此还真的需要有对付城市僵局的窍门。

　　伊利诺伊州的情形完全与此相反。哈斯泰特选区的选民偶然会出来集会，例如为了纪念“9·11”事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高额财产税感到气愤，但是他们并不热衷于政治。哈斯泰特离家时帮他照料200英亩农场的那些人，迄今一直回绝他邀请他们第一次到首都华盛顿看看。然而，地方政治却似乎运转得很好，街道干干净净，学校办得成功。奥罗拉市（Aurora）和埃尔金市两个蓝领工人式的市长，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使城市获得新的生机。

　　另外两点价值观上的差异尤其引人注目。第一点差异是对宗教的态度。尽管哈斯泰特所属的右派美国，并不像得克萨斯州（他的伙伴汤姆·迪莱在那里称雄）的舒格兰那样有着下地狱受火热酷刑的看法，但是宗教依然重要。人们兴建新教堂，扩建旧教堂。在芝加哥郊区，有些教堂的教众有数千人之多；而在偏远地区的一些小镇，酒吧只有1家，教堂却有7座。相反，旧金山多年来都在关闭教堂。天主教的大主教一度是旧金山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而如今在这个几乎世俗的城市里，他只不过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发出的声音只是从佛教徒到撒旦教的众多声音中的一种。

　　第二点差异是对社会混乱的态度。哈斯泰特所在的选区得到精心维护，并且相对来说没有流浪汉等城市病症。圣查尔斯市长克林克哈默说，她最近接到一个电话，抱怨当地一座桥上有蜘蛛网，当天她就叫人清除掉了。而在佩洛西的选区，街上到处是乞丐。市政厅的联合国喷泉最近不得不用墙隔开来，因为流浪汉把那里当作公共盥洗室。然而，这座左倾的城市却挑衅性地反对效仿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冷酷的保守主义策略。旧金山的做法离纽约的零容忍做法相去甚远，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每月可从政府得到生活津贴，并从宗教组织得到免费食品。最近，一项建议给予流浪汉关心而非现金的公民投票，因法律上的细节问题而被取消了。

　　保守主义获胜了吗

　　关注一下“佩洛西地带”和“哈斯泰特地带”，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政治已经朝右转了。如果说美国政治是一场拉锯战，那么它也是一场不平衡的拉锯战。想象一下丹尼斯·哈斯泰特和南希·佩洛西分别处于拉锯战的两端，你就会明白是哪一方的双脚悬在空中了。在两个美国的战争中，哈斯泰特地带正在赢得胜利。

　　我们得承认，美国保守主义还远未赢得彻底的“胜利”。尽管有一位共和党总统、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及在世人的记忆中从未有过比这更多的共和党州议员，但是，正如约翰·麦凯恩所说，美国政府正“像醉汉一样”在花钱。至于文化战争方面，离婚率现在是开放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两倍多，而单亲家庭则是那时的三倍。即使是那些健康的连锁宾馆，如假日酒店，一经要求也会提供露骨的色情节目。而且，美国依然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下一次选举很有可能会抛弃一位保守派总统。

　　然而，即使将这些要注意的事情和局限包括在内，美国政治中也已经发生了一些相当值得注意的事情。谁能想到2004年的总统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党的最后一次机会？保守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所斩获，登记注册的民主党人数稳步下降。然而保守主义的进展比这些都深远得多。右派一方的意识形态势头与20世纪60年代左派非常相像。回到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年代，J.K.加尔布雷斯断定所有重要人物都是自由派，那时人们认为保守主义只是一种“妄想狂时尚”“政治病理学”或“焦虑状态”，对其不予理睬。20世纪60年代，伟大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遭遇了巴里·戈德华特，于是陷入气急败坏的华丽辞藻之中：“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有哪个人的想法会如此奇怪、如此过时、如此自我混淆、如此与美国的基本共识相距遥远、如此过头呢？”然而，戈德华特这一形成于南方的怨恨和阳光地带乐观主义的奇特运动，却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如今，如果你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说候选人与美国基本共识相距遥远，那多半是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在谈论约翰·克里总统的竞选。2004年1月，《纽约时报》宣布任命一位记者来报道“保守派”并“调查保守派在宗教、政治、法律、商业和媒体中的力量”，你可以认为这份全国性的报纸是在心照不宣地承认，它漏掉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

　　美国政治中心向右偏移的程度，可以用现任总统及其前任来加以说明。首先要说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位担任过两届总统的民主党总统，他像一位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进行统治，才取得了那样的成就。现在，普雷斯科特·布什的孙子减了税、取悦宗教右派，总的来说统治得像一位阳光地带的商业大亨。这当然不仅惹恼了美国1/4的自由派，小布什可能像1945年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一样，激起了许多的敌意。但引人注目的是，小布什使民主党陷于一个仅仅是反布什政党的境地，民主党成了月亮而不是太阳。既然小布什赢得了连任，他定会继续推进保守主义议程，包括重新规划社会保障，坚定地减税，将更多的钱投入美国的军力之中。即便是约翰·克里当选总统，他能做的也只是重建原状、减少对超级富豪的减税和（部分地）修复与外国人的关系之中，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应对由右派规定的议程。

　　1955年，《国民评论》敦促读者阻断历史并制止当时的两大运动——集体主义和世俗化，当时那只是一种有点堂吉诃德式的做法。然而时至今日，这两种阴险的欧洲舶来品都正受到巨大的抗击。在富裕世界中，美国是最具宗教性的国家，教堂里教众满满，福音派基督徒阔步向前，万能的上帝在所有公共政策中显现。至于集体主义则已几近崩溃。在美国政治中，这不仅仅是每个人吟唱自由市场的赞美诗，哈斯泰特地带足以说明，私有财产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拥有自己房屋的美国人数量前所未有地多，并且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房屋的规模由于郊区化而扩大了一倍。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对教育、医疗开支、退休计划和投资领域的控制权要大得多。虽然政府开支在增加，但美国保守派也同样有能力从国家抽身——越来越多的人在家教育孩子，分离主义计划社区也在增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守主义运动刚刚开始时，美国似乎注定会成为欧洲：更大的福利国家，更严格地限制枪械，终止死刑。而今天，美国例外论出乎意料地重新占了上风，这大部分归功于右派的力量。从人口统计学到军费开支，大趋势显示，欧美之间的鸿沟在未来几十年中肯定会加大。

　　那么，保守主义是如何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的呢？保守主义回应道，答案很简单，就像所有成功的产品一样，保守主义满足了一种人们还没完全意识到的需求。回顾过去，历史和社会学都是站在保守主义的一边。美国一直是一个保守国家，沉浸于宗教之中，喜欢商业，对国家怀有敌意。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多发生在美国的保守区域——南方和郊区，而不是在民主党的都市或自由派的东北部。民主党的突然左转使得那个沉睡的保守主义巨人苏醒过来。然而，保守主义的成功，显然不仅是满足了潜在的需求，这一运动还形成了自己的市场。

　　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有点像黑格尔式的辩证哲学。先是思想家谈论市场或宗教重要性，然后出现一大批减税者和福音派基督徒，赋予那些思想以政治声音。回望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威廉·巴克利，或者更近期的保罗·韦里奇和埃德温·福伊尔纳，保守派的良好组织和对思想重要性的关注程度令人吃惊。保守派殚精竭虑地建立智库、压力集团和媒体明星的反权势集团，初衷是抗衡自由派的权势集团，而现在自己却也变成了权势集团，并且比对手要锋利得多。民主党现在才开始考虑要建立自己版本的传统基金会。保守主义的美国不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这勾起了人们对比尔·克林顿所作所为的记忆。但是，就长期而言，这有利于政治的有效性，尤其保守主义运动已加紧了对共和党的控制。

　　从战略方面讲，变化是压倒性的。罗素·柯克指出，一度“失声”的哲学现在却发出了千种声音。确实，这种哲学有矛盾和古怪之处。但此刻，右派在市场高低两端的争论中双双赢得了胜利。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它在精英中营造了知识氛围。引人注目的是，最优秀的自由派思想家已陷于被动回应保守派观点的窘境。与此同时，美国右派也掌握了民粹主义的艺术，将一股过去常常受经济不满因素和威廉斯·詹宁斯·布赖恩这样的左派煽动家驱动的力量，重新定义为文化抗议的呼号力量——它表达了美国普通人对喋喋不休的自由派富豪精英的愤怒。

　　我们讲述的是保守派的成功故事，也是自由派失败的故事。美国自由主义作为思想主体，一直生活在自己往昔的阴影下。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表现得仿佛正在重新塑造这个国家一样。然而，虽然“伟大社会计划”毫无疑问有种种好处，但这个大实验却做得过头了，结果使得民粹主义高涨。如今，美国自由主义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是单一压力集团（教师工会、堕胎权利活动家等）的集合体；一是尚不成熟的左派抗议运动，它对右派取得的进步怒不可遏。美国自由主义不再是一种充满自信、有能力超越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或愤怒左派的自我放纵的统治哲学了。这就是为什么同代人中最有才华的民主党政治家克林顿，却以艾森豪威尔式的统治告终。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妻子——如果她有机会的话——也将以这样的方式告终。

　　这种胜利在哈斯泰特地区和佩洛西地区得到了反映。伊利诺伊州无情的郊区化与共和党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老大党宣称的那样是自动的。例如，随着哈斯泰特地区从芝加哥吸引了更多移民和年轻专业人士，这些地区的民主党人数也随之增加。里根孩童时代的故乡狄克逊拥有一位民主党市长，不过这位市长投票支持里根，并将小布什描述为一位“伟人”。然而，哈斯泰特地区同样反映了全国性的画面——民意调查显示，偏好共和党政策的郊区居民比民主党高出大约15个百分点。带着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妈妈们可能不喜欢哈斯泰特有关堕胎问题的“南方人”观点，商人可能会强烈抱怨小布什的赤字，但是大多数选民都支持共和党低税收、严厉判处罪犯、稳固家庭和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强硬措施。

　　我们再次强调，不要为政党的标签所迷惑。哈斯泰特地区将拥抱特立独行的民主党人——他们调整信念，以符合那些拥有自己的住所且每周日上教堂的人的首要需求。但是，这些地区很难被引回到旧金山民主党一翼支持的那种老式“欧洲自由主义”。拥有豪宅、商业街和超级大教堂的平原地带不会渴望大政府，不会同情法国领事馆，也不会容忍四肢健全的乞丐侵入，乞丐在旧金山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不被容忍。

　　虽然美国是否会变得更加共和党化还需拭目以待，但是美国明显已经更保守，欧洲特性更少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必须与右派美国相处。问题是如何与之相处呢？

　　美国国内的答案

　　首先考虑一下美国国内的非保守派。对许多自由派来说，与右派美国相处似乎定难做到。直截了当地说吧，自由派痛恨小布什。他们认为这样一位凭偶然因素当选的总统，无权将势均力敌的选举当作推行激进保守主义政策的发射平台，无权向伊拉克开战，无权积累巨额的赤字，无权禁止晚期堕胎，无权以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作风行事。2003年《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一期封面上，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不仅仇视小布什的政策，而且从走路姿势（“弓着肩，胳膊肘从身体两边张开”）到谈话方式（“被伪民粹主义鼻音掩盖的闹哄哄的自信”），仇视有关他的一切。这一事实让他醉心，他写道：“我甚至仇视他那些似乎人人都喜欢的东西。”仇视布什成了美国增长最快的业务，其中迈克尔·穆尔、阿尔·弗兰肯和保罗·克鲁格曼是个中翘楚，该领域中的每位作家都急切地要打入这一市场。有位加拿大人甚至写了一本布什仇视者手册，他加入美国国籍只是为了投票反对这位总统。

　　今天对小布什的仇视，与昨天对克林顿的仇视惊人地相似。可还记得对克林顿经营毒品和进行谋杀的指控吗？名为“布什家的尸体计算”（Bushbodycount.com）的网站汇编了一串它所说的自约翰·肯尼迪以来被布什家族除掉的人。可还记得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向他那为了消除克林顿的“阿肯色州计划”投入大把现金？2004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投入了2 700万美元准备打发走小布什，他把这描述为“我生命中最关注”的事业。名为“回击”（Counterpunch.com）的网站把小布什比作希特勒，只勉强承认“小布什不如希特勒那样雄辩”。

　　从选举上说，这种应对右派的战略几乎是自寻败局。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喜欢小布什其人甚于其政策。越是妖魔化小布什，就越是强化了他的基础并疏远了游离选民。自由派美国怒火的下面潜藏着恐惧——恐惧民主党正无情地变成少数党，恐惧小布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恐惧本书的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利用在国会的稳固多数（以及在最高法院的微弱多数），为福利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年之后，林登·B.约翰逊利用肯尼迪遇刺的震惊效应和自己对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建立了“伟大社会计划”。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抓住“卡特萎靡期”的记忆，将公共开支的平衡从提供福利转向了加强美国的力量。在许多自由派的眼里，小布什利用了“9·11”事件，把美国推向了更保守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对小布什的仇视看上去似乎比对克林顿的仇视更加激烈，甚至更加绝望。

　　美国自由派将注定在愤怒或绝望的震撼中度过余生吗？他们能够找到一种与右派美国相处的办法吗？荒谬的是，过去曾大大有利于保守主义的两样东西——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巨大规模——今天却给了自由派希望。自由主义的美国受到分权的保护。例如，最高法院可以把小布什送进白宫，但自那以后，从允许平权法案，到取消禁止同性恋性交，甚至到同意对关塔纳摩一个囚犯的案件进行听证，它已经做出了大量著名的自由主义判决。

　　更具普遍意义的是，联邦制使得自由主义能够在地区层面繁荣发展。自由派市长依然可以统治自由派城市，如旧金山；自由派州长依然可以统治自由派州，如佛蒙特州。联邦制也为温和派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如果乔治·帕塔基和阿诺德·施瓦辛格崛起于目前走强硬路线的国会共和党，那么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作为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们却发挥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里，只有一把政治梯子值得向上爬——如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因此政党大佬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意识形态的反叛可以在州一级为自己建立成功的履历。

　　地理因素有力地加强了这种灵活性。在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里，任何集团都很难专横地对待他人的希望——即便是现代保守主义运动这种具有协调性的集团也是如此。这是关乎实力政策的问题。尽管党派偏见在增加，但美国依然存在温和的中间派，这是任何共和党总统都不能忽视的。小布什可以签署法案视晚期堕胎为非法，但即便这样做，他也要咕哝一下，这个国家并不想禁止所有类型的堕胎。

　　回顾美国的历史，历史学家罗伯特·维贝（Robert Wiebe）注意到，“使美国人聚合到一起的是人们分开生活的能力，社会的基础是分割”。如果不喜欢邻居，只要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即可。贵格派离开了清教徒的波士顿来到费城生活，摩门教徒艰苦跋涉穿越美国来到犹他州生活，最近同性恋者迁到旧金山这样的城市，甚至迁到了同性恋者把门的社区。技术加强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选择能力。不太久以前，美国人只有3家电视台可供选择——社会保守派因完全受控于自由派而愤怒不已。如今，有线频道的扩散和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意味着没人有理由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公民权。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好的机会分而共处。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珍爱一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传统，它使得这样的“共处”相对容易些。美国的先贤们竭力使联邦政府超脱于公民道德事务。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6篇）中指出，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速度前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中认为，任何将某种集中道德强加于人的企图，将“既麻烦，也无效”。这种道德上的联邦主义从来就不合适。我们在本书中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如此苛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专横地对待美国天性中对多样性的承诺——而这有损于他珍爱的事业。联邦政府有的时候应该介入对个人和宪法权利的保护。现在很少有人会质疑联邦政府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使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解体的正确性。但总的来说，联邦政府应该对包括同性恋婚姻在内的一些问题态度谨慎，而有理性的人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存有分歧。必须承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注意一下大城市是如何以71%对26%的差额投票支持戈尔，而小城市和乡村却以59%对38%的差额投票支持小布什的。只要可能，就应该试着允许那些群体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迫使他们向华盛顿卑躬屈膝。分歧意见的存在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避免无休止文化战的最佳机会，以免一方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国外的观点

　　在国内与右派美国相处的问题已经够具挑战性的了，但是与在其他国家所引发的问题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一则是因为国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右派掌控美国有嘉许之词。如果说小布什在国内导致了舆论的分裂，那么他在国外则使舆论团结——团结一致地反对他。在法国和德国，分别只有10%和15%的人赞成美国的外交政策。伊拉克战争期间，托尼·布莱尔不顾国内的激烈反对支持小布什。2003年11月，千百万英国人游行抗议小布什访问他们的国家。当问及他们会把他们的客人和盟友与什么样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60%的英国人说他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有37%的人说他“愚蠢”，还有33%的人说他“语无伦次”。只有10%的人发现他“聪明”，另有7%的人说他是一位世界好领袖——而这些数据来自一个被小布什称赞为美国“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的国家。

　　再则是因为美国之外几乎没有谁理解保守主义能够形成气候。国外对小布什第一任期的普遍看法与此完全相左：当美国恢复理智并摒弃小布什的时候，右派国家就会消失。2004年11月3日，大多数外国人的心态正如保利娜·凯尔（Pauline Kael）1972年的心态，这位《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影评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理查德·尼克松获胜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投票支持他。”在美国，大多数自由派意识到，在哈德逊河和帕萨迪纳未开化的荒野之间，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保守主义美国。相反，大多数外国人只知道凯尔和佩洛西的美国，他们从电影甚至个人经历中（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旧金山最大的产业）熟悉了旧金山。对欧洲人来说，旧金山紧凑的结构、左派的政治和自由的氛围，使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哈斯泰特所属的美国是他们未曾涉足的地方。因此，在4年中他们一直认定小布什只是一个异常现象，就像是一个理智的朋友找了一个完全不适合的情妇。2000年至2004年间，法德两国外交政策的副标题可以说是“等待噩梦结束”。

　　随着世界其他地区日益理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紧张情绪必然增加。先进的技术正使得自由主义的美国与保守主义的美国能够分开相处，也使得美国在世界各地成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力量。无论走到哪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都是当地的头条新闻。世界其他地方前所未有地与红、白、蓝纠缠在一起，而如果从民意调查、游行示威和使馆区的情况来看，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很喜欢美国。正如《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所说，美国越是卷入世界，它就越是变得具有“放射性”（radioactive）。

　　事情真的那么糟糕吗？有一种信以为真的危险，我们的一位同事将其称为“人类堕落之前天真无邪的幻觉”。布什之前并没有一个黄金时代，而世界上的问题由人类议会以有限的智慧来处理。20世纪90年代，充斥着西方应该干预却未能干预的例子（例如，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充斥着西方干预失败的例子（例如，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和索马里维和失败），充斥着只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护佑才能够成功的例子（科索沃）。西方就连萨达姆·侯赛因、朝鲜和中东诸问题都应付不了。

　　过去的日子并非天真无邪，然而在小布什出现之前，西方盟友的确比今天更团结。美欧双方在大量事情上依然可以愉快地携手，看看那些情报小组委员会和知识财产工作小组吧。在大量的议题上，美欧双方之间依然存有共同利益。但是，一个国际联盟不能仅仅是盟友们在一起各做各的事。小布什是否有权期待法德两国像布莱尔那样与他一道去攻打伊拉克，对此人们可以争论。但是，这位美国总统至少有权期待他的盟友，在如此关乎美国利益的一个问题上——无论对与错——不通过游说去反对他。就像布莱尔对下议院所说的那样：“伙伴不是奴仆，但也不是敌手。”这可以说是整出戏里最精彩的演说。同样地，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布什政府可能不喜欢欧洲人如此珍视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在自己确定退出以后，四处威胁别的国家不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也很难说是盟友的行为，而美国正是这样做的。有位欧洲外交官指出：“我们只要求美国善意地忽略，这种要求过分吗？”

　　那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是双方的行为更成熟，尤其是在言辞方面。很难想象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1月22日贬损盟友为“老欧洲”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他数日后将德国比作利比亚和古巴的做法了。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奋力羞辱法国人倒没什么不好，但是在黎巴嫩这样的地方，法国人作为维和者，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勇敢精神。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卫报》和《世界报》这样的欧洲报纸如今经常刊出漫画，就像将黑人描画成用骨头在鼻子上穿孔的人那样，将美国人描画得总是那么肥胖臃肿，那么粗野无礼，那么嗜血成性。还有另一种人类堕落前的无知，这种无知是如此刻意而为，以至于它近乎恶意。在欧洲，人们经常因小布什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和拒绝国际刑事法院而攻击他，却对比尔·克林顿的冷漠避而不提。欧洲人几乎没有认识到，是小布什使美国的援助预算增加了50%，小布什是第一位赞同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总统。在保守主义的美国，反对美国的政策被反复归罪于雅克·希拉克，人们却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的美国盟友都不赞成伊拉克战争。即便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忠诚的“新欧洲”，也有70%～80%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如果把目光放得比诽谤和中伤更远一些，那么西方同盟的状况既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好得多，同时又要糟糕得多。之所以说要好得多，是因为伊拉克的悲剧给了右派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让它明白了软实力的重要性。“让他们又怕又恨”（oderint dum metuant）的哲学，对于一个试图发动全球反恐战的国家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击恐怖主义需要赢得“民心”。美国的实力再强大，它的民心也只占世界的5%，让其他大多数人带着疑虑来看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的杀伤力是伊拉克难以平和的一个原因，美国的杀伤力使其得到国际支持变得更为艰难。小布什政府由于受到指责（尽管它不愿意承认），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追求以多边的方式来管理和平，它也再次强调以多边主义来处理伊朗和朝鲜问题。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说实用主义可能将西方伙伴聚到一起的话，那么，就长期而言，其他两件事情则会使它们分道扬镳。第一件事是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硬实力差距，这种差距在下一次危机出现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大。右派美国正在国内积蓄力量，美国也正在世界上充分地积蓄力量。我们提到过世界上国家之间国防开支的巨大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经济力量和人口统计学做支撑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开支已经分别占世界的30%和40%，它似乎也是唯一经济能够快速增长且人口年轻化的先进大国。到2050年，美国人口的中位数依然为36岁左右，而欧洲则会上升到38～56岁之间。任何全球性的问题将依然是美国的问题。

　　对于西方联盟状况持悲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执拗一点说，乃是反恐战。尽管言辞上都说反恐战是一场西方的共同斗争，其实是根本不对称的。冷战期间，大西洋联盟因面临一同毁灭的共同威胁而团结在一起，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温斯顿·丘吉尔把绥靖者定义为希望大鳄会先吃掉别人的人。但是，在基地组织看来，欧洲人所感受的程度不及美国人，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如果领导人不去像美国那样与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对抗，他们就会更加安全。2004年3月基地组织在马德里发起的攻击改变了选举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西班牙选民认定，他们的政府因支持小布什入侵伊拉克而使国家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欧洲人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在一场新的战争中跟在美国身后唯命是从，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自找的。

　　当欧洲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追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时，大西洋联盟中两处最大的伤口为他们提供了畏缩不前的便利“原则”。第一个伤口是伊拉克战争。华盛顿所犯的错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夸大其词、重建规划失败等——为欧洲人提供了又一个退缩的借口。第二个远为有力的借口是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许多欧洲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这一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最大不公持如此片面的观点，就很难在这一地区有所成就。毕竟，右派所敬畏的同样勇气十足的以色列，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看作是贪婪攫取土地的怪兽，它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并且否认基本的人权。2003年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以色列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且中东是许多西方联盟私下里言辞恶毒的诱因。一方抱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一个犹太人阴谋小集团所操纵，而另一方则还之以指控欧洲人的反犹主义。无怪乎托尼·布莱尔这位费最大气力使西方联盟黏合在一起的政治家，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本来推动小布什在巴以争端上的进展。他激情洋溢地对下议院做有关伙伴和敌手的演讲：“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比巴以问题上的进展，更能够有力地使世界社会重新团结起来。”

　　欧洲的挑战

　　为了同右派美国更容易相处，欧洲人能够怎样做呢？有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三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负面的。第一件优先要做的事是缩小硬实力的差距。只有当欧洲人为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时，欧美之间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关系。冷战期间，西欧的军事开支大约相当于美国60%的水平，如今则接近40%了。此刻，欧洲在捡美国军力的便宜，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怨恨和欧洲的不负责任。

　　力量不应仅限于坦克和战舰。在1945年至1990年间，欧洲的经济基本赶上了美国。西欧的平均收入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50%的水平，上升到超过80%（较富裕的西欧国家已基本上与美国持平）。但欧洲大陆结构改革的失败使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大约60%来自美国。美国工人的产出比欧洲工人更高——而且他们要比欧洲工人每年平均多工作300小时。德国工人每工作5小时，美国工人就要工作6个多小时。

　　第二件优先要做的事情与雄心壮志有关。欧洲缺乏硬实力，从而在外交政策中滋生了更深的不快。在某种意义上，伙伴角色已经混乱不清了。25年前，理想主义的欧洲左派提出改变世界的空幻计划，并且对基辛格的实力政治感到气愤，现在则是美国右派有一个使中东民主化的空幻计划，而欧洲左派则在谈论不干涉主权国家事务的必要性。这种“明枪易躲”（devil-you-know）的偏好，在2003年3月10日雅克·希拉克的承诺中得到了体现，他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拉克战争的决议。

　　第三件优先要做的事情是重新设计联合国。如果欧洲人坚持美国应恪守多边体系，那么他们就必须重新设计这些多边机构，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帮助建立一种使用先发制人武力的可信的多边机制。科菲·安南（KofiAnnan）2003年10月警告说：“如果各国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打折扣，并且感觉它们能够而且必须单方面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他的警告并没错，但是，有两件事不能忽略：第一，在应对像基地组织这样没有国家的恐怖主义者和所谓的“流氓国家”时，传统的遏制和威慑政策并不管用；第二，在联合国的制度内是很难先发制人的。目前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允许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中第51条规定的自卫，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联合国需要对一些新的指导方针（或许就包含在第51条内）达成一致意见。欧洲人也要直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联合国安理会进行重新设计的要求。例如，如果不给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否决权的话，也可以给予它们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第四件优先要做的事情适用于美欧双方，即防止西方联盟内部的政治分歧蔓延到经济之中。当政治争论的是战争和核武器时，对钢铁、木材和乳罩征收进口税似乎有点流于世俗了。但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断加大，有可能威胁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基础。这种风险是，关于政治的分歧会形成贸易集团。欧洲堡垒会反对美国堡垒，这不仅是两个城堡之内的人们的悲剧，而且也可能是被拒于这两个城堡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悲剧。

　　正义的国家

　　右派美国本身怎么样呢？它能使自己更容易相处吗？存在妥协的空间，但或许比世界其他地方所要求的更小。

　　布什政府在一长串事件上引起了不必要的摩擦，错误早就开始了。无论《京都议定书》废弃与否，真的有必要表示自己毫无遗憾吗？将之归咎于在参议院不可能取得一致不是更好吗？但真正的伤害发生在“9·11”事件两年后。无论怎样衡量，布什政府都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里耗掉了——许多人说是挥霍了——国际上巨大的善意。西方联盟的不和并非不可避免，无论老欧洲有什么缺点。“9·11”事件发生后，欧洲本能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世界报》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北约启动了第五条款，首次宣称整个组织受到了攻击，结果只使得自己在阿富汗提供的帮助被漠视了。

　　甚至在对付萨达姆的问题上，盟国也相当一致地同意需要做些事情。2002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全体支持美国的第一份决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事情变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原因同欧洲国家有关，因为它们用不着意气用事。但美国的杀伤力则对此不利。2003年2月和3月，美国开始兜售第二份伊拉克决议案，这时人们认为美国粗暴专横，美国甚至无法说服墨西哥和智利这样的盟友来支持它除掉萨达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中，美国只设法将英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吸引到了自己一边。

　　布什政府在求助于联合国之前，就要求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这样做明智吗？调查还没开展，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将其当作骗局而嗤之以鼻，这样做聪明吗？让联合国调查组再进行30天的调查，就能在安理会赢得多数支持吗？在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进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中，候选人小布什曾发出一通著名的警告：“如果我们是一个傲慢无理的国家，他们就将憎恨我们。”然而，就像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指出的那样，“期待”很快成了布什总统最喜欢的动词——他期待巴勒斯坦人打倒阿拉法特，期待土耳其同意美国立场。这种方法不仅明显说服不了被期待者，并且尤其得不到那些通常对美国有好感的人的赞同。直到2003年还担任墨西哥外长的乔戈·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ñeda）说：“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官员都不是反美的人，我们曾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我们喜欢并了解美国。但由于受到严重的蔑视，我们感到极端气愤。”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即使右派美国抛开它吹嘘的美国基本准则，它依然在国外激起了致命的敌意。例如，很难想到还有什么比美国对关塔那摩湾“敌方战斗人员”的待遇更能伤害美国的形象。嫌疑犯——甚至是在阿富汗被抓获的嫌疑犯——可能被拒绝见律师，并被迫进入一个最高上诉人为小布什（而他宣布关塔那摩湾的所有在押犯都是“坏极了的人”）的审判体系，这种做法甚至激怒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尤其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美国的塔利班分子”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得到了合适的民事审判。虽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可以说他设计了一个成就独特的司法体系，但是这一司法体系是如此缺乏公正性，致使英国的右派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大声嚷嚷，说要代表英国的两名黑人穆斯林寻求公正，而在其他情况下，《每日邮报》可能会对这两个穆斯林不闻不问。

　　然而，右派安抚其批评者的意愿明显有限。就像我们在本书关于新保守派那一章中所见，保守主义的美国本能上倾向于单边主义。它总是对华盛顿掌管外交政策机构的那些娘娘腔的老油条疑虑重重，也不信任国际外交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一位国务院的内幕人士这样描述拉姆斯菲尔德：他所追求的政策不仅蓄意对抗美国的盟友，而且也蓄意对抗他自己所在政府中的有分量的人物。

　　这不仅仅是顽固不化的问题，拒绝妥协还被谴责为华而不实。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评论道：“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展现给世界的面孔。”他指出，美国人总是有两副面孔。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实用的民族，喜欢事实甚于理论，喜欢尝试和过失甚于逻辑推论；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血缘。从这个国家清教徒的开端，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祈求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这种理想主义的血缘都在起作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道德优势——把世界分成“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的两派，接受犯罪者的挑战，企图把民主带到中东地区等——也与这一悠久的谱系相一致。

　　进一步说，虽然美国给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种种问题，但美国例外论却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其他地方所鄙视的这些价值观，它们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能够出类拔萃。例如，美国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兴致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生产率走在欧洲的前面。20年前，强调社会稳定和高水平公立教育的欧洲模式似乎有不少优点，而现在，美国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后工业经济中变幻无常的市场。美国宗教狂热的例外论又怎么样呢？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主张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今天，欧洲世俗化的胜利似乎与其工作伦理的沉沦紧密相连，就像宗教在美国的幸免于难与其工作伦理的继续存在紧密相连一样。1979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延长了50小时，即3%，而同期德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却缩减了12%。而且欧洲人退休更早，失业救济期更长，罢工更频繁。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勤勉的苏格兰人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北欧工作时间的减少与宗教仪式的陡然减少几乎完全一致。

　　在右派美国待得越久，就越会为它那种坚定的自信所打动。曾将年轻的小布什从放荡生活中挽救出来的比利·格雷厄姆，曾言简意赅地说道：“我知道自己来自何方，现正在何方，以及去向何方。”同样自信的声音，在我们遇见的本书中的那些人（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达斯廷和毛拉到哈斯泰特地区的居民）中间经久回荡。这种自信扎根于右派美国心灵的深处——保守主义的美国是“右派”的，这不仅是从它是保守的这层意义上而言，而且也是从它肯定自己是正确的这层意义上来说的。正义性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曾提到的美国的矛盾性：它既是最常受景仰的国家，又是最常受诟病的国家；它既被称赞为成功、机会和进步的象征，又被认为是不宽容、不正义和不平等的象征。这一矛盾将像右派美国本身一样经久不衰地存在下去。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