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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错误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贪婪、太矛盾

　　2002年12月5日，参议院为斯特罗姆·瑟蒙德举行他100岁（也是最后一次）的生日宴会。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瑟蒙德是美国参议院中任职时间最久的议员，也是参议院的首位百岁老人。他生于电视和苏联共产主义兴起之前，至今依然掌权，影响着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自然，这一事件与对瑟蒙德非凡的生命力（还有他的极度好色）的评论联系在一起。老斯特罗姆在66岁时娶了22岁的前南卡罗来纳小姐做第二任妻子。这对幸福的夫妻后来有了4个孩子。他90多岁了还与人调情，尽管头上的植发阴森可怕。有位参议员同僚曾这样评论道：“他死的时候，人们将不得不用球棒把他的生殖器敲平，这样才能把棺材盖盖上。”

　　不久，这只老山羊的生日就因为别的原因而为人所知。新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刚刚赢得2002年的选举，他是称赞瑟蒙德漫长职业生涯的发言者之一。鉴于所称赞对象非凡的生涯，洛特并不缺乏赞誉的素材，但他决定称赞1948年瑟蒙德以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一事。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宣告：“我要就这一点说说我所在州的情况，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的时候，我们投票支持他。我们对此感到自豪。如果美国的其他地方也跟着我们这样做了，这些年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洛特后来宣称他只是特别重视州权而已，他的意图在任何理性的听众面前昭然若揭——如果保留了《吉姆·克罗法》，美国的情况会更好。有那么一阵子，洛特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主流新闻界为洛特打掩护，但黑人活动家和保守派博客组成的一个奇怪的联盟迫使这条新闻上了头版。白宫与他一刀两断了，可怜的洛特只剩下到黑人娱乐电视台的份儿，在那儿宣布他一直支持平权法案——那是他秘密坚守的信念。他最终辞去了多数党领袖的职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更上镜的南方人比尔·弗里斯特接过了参议院共和党新领袖的职务。

　　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洛特使他们想起了本党可怕的种族主义的过去。洛特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与旧南方（Old South）的那些恶魔调情。洛特在密西西比州牛津镇密西西比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领导了一场他所在兄弟会的整合运动。而到他任职参议院的时候，他向保守主义公民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发表演讲，这一组织建立的目的是继承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隔离主义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s’Councils）。1992年，洛特在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Greenwood）的一次集会中说道：“在这间屋子里集会的人们支持右派原则，支持右派哲学。”

　　洛特使人想起，外表光鲜的生活下面（他的头发碰巧像瑟蒙德一样别致），共和党曾经有过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小秘诀。但是如果近距离关注斯特罗姆的生日宴会，那么保守派美国的前景并不那么糟糕。如果洛特的讲话标志着少数共和党人的变化是多么微小，那么，他的迅速离去则显示，共和党总体上的变化有多么巨大。无论有过什么样的过失，小布什与其前任（包括他的父亲老布什）相比，都很不愿意打种族牌。事实上，无论是在费城和纽约的共和党大会上，还是在他的多种族组成的内阁里，他都努力使他的政党披上多元文化的外衣。

　　洛特事件是共和党的一个缩影。它既显示共和党问题的严重性，又显示出共和党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共和党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人口统计学上对这一群体或那一群体固定忠诚度的推断，而是该党自身的特性和政治——它应对极端主义和缺乏宽容的能力，它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各种既得利益者问题上表现出的弱点，以及它那使事情彻底紧张起来、反应迟钝的能力。在2004年的选举中，上面提到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产生很大作用，但就长期而言，它们将对共和党未来的不同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可能会出什么样的差错呢？我们将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共和党在政府开支上的大手大脚；以洛特为典型代表，表面上缺乏宽容所带来的长期危险。不过首先我们来谈谈任何共和党领袖都要面临的挑战——“控制住乌合之众”。这种挑战既要使利益分散、吵吵闹闹的共和党结合在一起，又要防止党的领导人被吞没。

　　控制住乌合之众

　　想象一下你是小布什。凝视着这个政治帝国的时候，你会对共和党联盟的荒诞感到好奇不已。究竟你是怎样说服科林·鲍威尔与汤姆·迪莱并肩战斗的？与极端主义共眠的新保守派究竟在干什么？奥林匹亚·斯诺和安·库尔特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阿诺德·施瓦辛格与帕特·罗伯逊愿意在一间出租屋里共处吗？

　　在美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任何全国性政党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门肯（H. L.Mencken）曾评论道，民主党是由“处于不稳定共生状态中的天生敌者”组成的。而共和党的许多矛盾，只是反映了该党形成这样一个大范围联盟的成功。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老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自相矛盾的诗句，而这却证明了他那具有包容心的宽阔胸怀。大多数民主党人乐意看到共和党的“问题”——共和党内有太多的南方白人。同样，这些矛盾在政策上也是一大问题。几乎在任何主题上都有激烈的辩论。例如，共和党律师中一派认为，击败自由派法官（尤其是在堕胎问题上）的最佳方法是主张立法机构的优先地位。另一派则积极支持法官反对立法机构。当然，条件是法官要严格执行有关持枪权和财产权的宪法内容。

　　我们将集中分析共和党三大重叠交叉的矛盾现象，而不是一一罗列每个分歧。它们分别是：自由意志论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宗教保守派与工商界之间的社会分歧；自由市场原则与心脏地区之间逻辑上的紧张关系。

　　本书导论解释过，现代美国保守主义这头巨兽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大相径庭。它包含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会使伯克和丘吉尔狼狈不堪。这些彻底的“自由主义”强化措施，虽然使得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动性，但也使问题凸显出来，尤其是自由意志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由意志论的思想核心是个人选择，而传统主义彰显的是普遍接受的常识；自由意志论者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对个人限制太多——主要是通过政府来限制个人，而传统主义者则批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给予个人太多的选择权。自从20世纪50年代拉塞尔·柯克和哈耶克之间的论战以来，这两派就一直在相互攻讦。

　　双方论战最常见的缘由无疑是堕胎。传统主义者憎恶堕胎，视其为病态社会的标志，这种社会甚至将个人选择凌驾于尚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之上。自由意志论者支持堕胎，视其为他们支持的个人普遍权利的一部分。1994年，在解释为什么杰里·福尔韦尔这样的社会保守派真该“在屁股上挨一脚”的时候，巴里·戈德华特坚持认为，堕胎的决定“应该取决于与此相关的妇女，而不是教皇、某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家或者宗教右派。这根本不是一个保守派议题”。戈德华特的妻子佩吉曾帮助创办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in Arizona），而他们的女儿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非法堕胎。戈德华特指责帕特·罗伯逊要把老大党变成一个宗教组织，他甚至支持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与一位基督教保守派竞争国会议员的位置。许多施瓦辛格式的共和党人对此也有同感。由于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有关堕胎的争论可能会更加尖锐。基因复制技术的任何进展都会使商业保守派和社会保守派之间产生裂痕，前者将此看作是又一个赚钱机会，而后者则忧心人类对上帝意志的忤逆。

　　如果深入共和党的选区层面，你就常常会发现，自由意志论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的战斗既是阶级之战，又是价值之战。具体而言，这是商业保守派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战斗。这两派经常相互重叠——许多社会保守派是小企业主，反之亦然。但是两者强调的重点常常不同。商业保守派看重的是赚钱，社会保守派忧心的则是美国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商业保守派是本能的交易商，社会保守派则是天生的绝对主义者；商业保守派从属于乡村俱乐部，社会保守派则穿着花格子布裤子逐字逐句地朗读《圣经》。这种紧张关系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最为明显。在伊利诺伊州的圣查尔斯市，每周日，商界精英当然会去教堂，但他们也抱怨极端主义者是“同类相食的野蛮人”。甚至在多数商人为社会保守派的南方，这些商人也经常避开意识形态的矛盾——尤其是因为这些矛盾对商业不利。南方的商业保守派努力在是否悬挂邦联旗帜的喧嚷声中，以及亚拉巴马州首席法官在州法院的主楼公开展示《摩西十诫》的混乱中，寻求妥协。

　　人们较少注意共和党的逻辑矛盾——它一方面想成为自由市场的政党，另一方面却又想成为心脏地区的政党。正如资本主义有其文化上的矛盾一样，保守主义也有自己文化上的矛盾。尤其是共和党自认为是代表工商业和经济增长的政党，但得到的支持更多地来自增长缓慢的心脏地区，而非增长快速的沿海地区。更糟糕的是，共和党越是成功地实施其经济信条，就越是迅速地吞噬掉自己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基础。

　　每年夏天，小布什在克劳福德农场度假的时候就体现了这一矛盾。脚蹬牛仔靴在华氏110度的高温中烘烤，用白宫甜得发腻的话来说，总统是“心脏地区之家”的勋爵大人。美国人不仅仅把心脏地区看作是地理概念（中部和乡村地区），它更是一种道德状况，体现了真正的美国传统：自力更生、家庭价值、社区精神，人们在这里务实地工作——同大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在屏幕上摆弄象征符号。民主党人或许能够依靠虚拟式的美国，但心脏地区的美国总会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

　　然而，恰恰是虚拟式的美国在自由市场中做得更出色。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不在内陆城市，而是在乡村地区的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2001年，政府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达250亿美元，还有更多的补贴通过水、电和基础设施等非直接形式发放。这些钱根本不是在支持坚定的个人主义，而是创造出一种国家资助的封建主义。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农场主支配着大量教育程度低、薪资待遇差的移民工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计算的结果是，“蓝色”州（民主党获胜的沿海各州）每年给共和党的“红色”州的补贴高达900亿美元。“红色”州通过老式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参议院的影响力，确保自己得到这种慷慨的援助，每个州选出两名参议员，这些地方16%的人口选出了一半的参议员。2000年，在小布什获胜的这些大肆吹嘘道德品行的心脏地区，谋杀率、私生子比例和未成年女孩的生育率都略高于那些被认为是堕落的、投票支持戈尔的州。

　　小布什的赤字

　　小布什愿意在心脏地区之类的问题上撒钱，这是共和党的一枚定时炸弹。经济管理和国防应该是共和党最有优势的强项。共和党被认为是“爹地党”（把熏肉带回家，避开外来的攻击），而民主党则被认为是怜贫惜弱的“妈咪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引人注目的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都讨厌赤字。在《保守派的良心》一书中，戈德华特认为，只有在打算削减开支的时候才应该减税。20世纪80年代，纽特·金里奇《与美国签约》的中心内容是平衡预算。而现在小布什造成了巨额的赤字。回顾2000年，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小布什曾被问及如果当选总统，打算用预算盈余做什么。他回答说自己会用一半的盈余来加强社会保障，1/4的盈余用于“重要项目”，还有1/4用于减税。他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比尔·克林顿离任时，预计未来10年的累积盈余额将达5.6万亿美元。2003年8月，国会预算局预测，未来10年里的赤字将高达1.4万亿美元。

　　赤字既比表面上看要好，又比表面上看更糟。就积极的一面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出现赤字没什么不对。实际上，那被看成是政府为减轻衰退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同样，按照经济比例来看待这些数字会更加公平。就这些标准而言，小布什2004年计划的占国内生产总值4.3%的赤字额，依然小于1983年里根创纪录的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赤字额。尽管民主党人抱怨盈余都浪费在减税上了，但按照美国国家管理和预算局的说法，新的减税只占到整个财政逆转发展的1/4，额外支出也占1/4，其余的一半是因为经济低迷，这把美国国家管理和预算局的经济预测弄得一团糟了。

　　然而，有两个原因也使这些数字显得糟糕得多。第一，这些并不是真实的数据。2003年，小布什政府能够在国会通过第二个大减税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安然会计事件。据官方说，许多减税都是临时性的。但如果你认为税收还会恢复，那就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政客会提高税收（尽管这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去除这些虚幻的余晖，10年的赤字增加了1.9万亿美元，加上其他合理的预期开支——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更多的开销——未来10年里，官方的赤字数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未来10年，美国的赤字平均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不会轻易回到信贷状态。

　　第二个更大的担忧是，从2010年开始，婴儿潮的一代逐渐退休，从而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形成巨大的压力。这个数字是惊人的。2003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流动负债（unfunded liabilities）达44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单单医疗保险就耗光了其中的20万亿美元。小布什政府对此挑战并没有未雨绸缪，而是设法逃避。事实上，小布什政府2003年大规模扩大了医疗保险，为退休人员提供药品补贴，却没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还认为，如果等到2008年再来决定权利的问题，届时美国的总负债将增加到54万亿美元。

　　从根本上说，管理不当和即将为人所知的“小布什赤字”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开支。开支以大约8%的比例跳跃式增加，远远高于克林顿时期的水平。当然，“9·11”事件、国土安全和伊拉克战争对此都有影响，但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大，这些方面的开支不到全部增加开支的一半。罗纳德·里根也曾减税并增加开支，许多保守派用这一事实安慰自己。但越是对此进行比较，小布什就越没有优势。里根用不着担心婴儿潮一代，并且在其任期的前两年里使用过15次否决权，真正地努力使政府规模缩小。相反，小布什在任期的前四年里没有动用过一次否决权。

　　共和党的缺乏节制不仅限于白宫，国会也怂恿小布什在医疗保险上大肆挥霍。在地方上，共和党的政客也比民主党更加大手大脚。到2002年，过去5年里，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每年平均增加6.54%的开支，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是6.17%。如果州议会分裂，或两党各控制州参众两院中的一院，则开支增加得最缓慢——“仅仅”为每年6%——印证了分权政府通常是控制开支的最好制动器。

　　为什么共和党甘愿损害自己在财政上审慎持重、精打细算的好名声呢？右派的辩解是：通过庞大的赤字长期限制政府规模的扩大，这样，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就将无钱可花。即便真的如此，这种政策明智吗？这就好比姐夫过于贪杯，因此就在阵亡战士纪念日的周末他来造访之前，把家里所有的酒都喝光。坚信限权政府的人们不应该以一种非正当的方式——产生不必要的财政危机结果——来引进限权政府。

　　K街的保守主义与红色的乔治

　　造成这种经济管理不当的一大原因，是小布什本能地倾向于站在大企业一边。在一个青睐工商业的国家里，青睐工商业之举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一味地迎合某些企业——回报朋友而非促进竞争——那就有问题了。

　　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华盛顿很少有哪些地方的人们像K街那些人那样快乐无比。这是公司游说团体落脚的地方，是律师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别出心裁地把国家的金钱转移到几个精心挑选的委托人手中。2002年增加钢材和针叶木材的进口税，受到相关产业的极大欢迎，但很难说这种做法有助于共和党自由贸易政党形象的树立。2002年的农业法案甚至增加了价格控制的内容（这种控制是苏联式的做法，因而是“反周期”的）。实际上，这使得此前尝试让政府从农业中脱身的做法发生了逆转。总的说来，农业法案使纳税人在未来的10年里少缴纳1 800亿美元的税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将落入各种大农业企业的手中。

　　最糟糕的是取悦能源产业的行为。我们暂且把所有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理论争论搁在一边，尽管有时候小布什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从K街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能源政策向来冗长无用。迪克·切尼的能源计划基本上是由能源业起草的，而这个方案对于政策的制定来说谈不上理想，尤其是有成员正好在安然公司工作。2005年初，最终讨论的法案中包括了对所有的能源公司进行补贴的内容——从向使用联邦土地的矿物燃料公司收取更低的费用，到仅仅为了建厂和管理工厂而针对核工业的贷款担保。为了使这笔钱在国会过关，共和党把大量的钱投入绿色环保补贴中——以能源效率、替代能源以及K街的人喜欢的其他术语的名义发放更多现金——把民主党给收买了。正如卡托研究所的杰里·泰勒（Jerry Taylor）所说，这是一个“说客皆大欢喜”的法案。

　　K街的保守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让企业界得到好处。共和党正在把K街变成其政治机构的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K街都还是一个两党共存的地方。游说公司会尽量同时雇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民主党之所以有更多的斩获，仅仅是因为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党控制了国会山。但随着1994年共和党掌管国会，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时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和格罗弗·诺奎斯特决定发动“K街计划”来加强这一优势。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说客，要么雇用更多的共和党人，要么承受在国会山遭冷落的风险。

　　游说产业同共和党交织在了一起。共和党上一任党主席埃德·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就是一位主要的说客，密西西比州的新任州长、共和党人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也是。K街的新任命几乎全是共和党人。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当选参议员的里克·桑托勒姆每周二上午都会与十来位共和党说客开会商讨K街的职位问题。共和党与K街纠缠在一起之日，正好是说客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之时。1968年，K街只有62位说客，现在则达到了21 000人。他们不仅影响了议员们，而且已经开始为他们筹款了。

　　尼古拉斯·康弗索尔（Nicholas Confessore）认为，共和党人决心要利用K街，这与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利用政府以谋求民主党优势并无二致。民主党在其辉煌的时日利用自己对政府机器的牢牢控制，向忠诚的选民支持者——穷人、老年人，最后是少数族裔——进行施舍，也为基层战士提供工作岗位。现在，共和党利用自己对K街和更大范围的工商界的支配，建立了一个可以同罗斯福的政府机器相比肩的私人部门。共和党向工商企业发放政府合同，充实了自己的金库——看看医药业是如何从医疗保险的处方药补助中获益的。从国会助手到国会议员，当这些最忠诚的基层战士退休时，共和党在K街为他们提供大把的钞票。

　　短期内这可能会带来很多政治红利，但长期而言情况会怎样呢？老大党的活力来自它提出激进思想的意愿。里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在企业董事会里做得出色——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往往觉得同杰里·福特相处时更自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了众多理想主义式的自由市场营销人员的创造活力。共和党也被认为是主张小政府和低程度控制的政党。但是游说集团只有在政府干涉和幕后交易的环境中才能够蓬勃发展。这加深了我们对共和党发展方向的第二大担忧：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共和党已经从主张小政府的政党滑向了在民主党不执政的时候建立大政府的政党。

　　即便上台的保守派决心大规模压缩政府，结果也往往是伤其皮毛而已。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历就是两个好例子。但小布什上台的时候，给政府带来的是鲜花而非刀斧。2001年2月27日，小布什对国会说：“政府要起作用，而且是重要的作用。”这再好不过地与比尔·克林顿向国会宣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形成了对照。现在，“红色的乔治”——保守派仍然会这样称呼他——正进行一项大胆的誓言：看看是否能够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由自由派制订的那些计划，按保守主义的方向重塑。

　　最清楚的例子是教育。长期以来，保守派都认为政府应该从中小学教育中脱身。1995年，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叫嚷着说要关闭教育部。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加相当和缓——1993财政年度为300亿美元，到2001财政年度仅增加到360亿美元。而小布什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呈爆炸式增长，2003财政年度达560亿美元，并且朝2008财政年度的700亿美元攀升。教育部已经承担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式的责任，即监督全国中小学的情况，并劝导表现不佳的学校做得更好。

　　小布什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家长式领导”——用社会政策来刺激人们采取更加朝向保守主义的行为。“新家长式领导”的化身是韦德·霍恩，他负责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家庭儿童事务。霍恩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的时候，他遇到大量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到明显心理伤害的市中心区儿童，因而创办了全国父道组织（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鼓励男性多与孩子相处。现在，他正将数亿美元投入稳固婚姻的计划中，如向即将为人父母的未婚者教授“关系技巧”，为希望和睦相处的已婚者提供“婚姻技巧训练”等。

　　霍恩认为，他的工作“不是要扩大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做得更好”。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家庭解体都产生了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耗费了美国政府的资金。还有什么比预防问题发生更切合实际呢？

　　这听起来头头是道。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社会工程师提出的许多计划也是如此。而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政府通常是一个向左转的机构。官僚不可避免地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对计划进行削足适履的修改。霍恩的继任者做事可能就不如他那样道德了，比如扩大学校测试，让教育部能够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于美国的中小学。在某个时刻，右派美国又会乖戾地对待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抱负，右派美国会厌恶一个口头上说要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

　　老大哥保守主义

　　对政府规模扩大产生最大影响的是“9·11”事件。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产生了一个多年来最大的新政府官僚机构——汤姆·里奇（Tom Ridge）领导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并且赋予极度活跃的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极大的权力。乍一看，这完全合情合理。很少会有人争执说，需要按照“9·11”事件来重新界定安全和自由的界限。甚至很少有人会哀叹往昔美好时光不再——那时候的机场安全是由私人公司来负责的。小布什当初只想在白宫设立一个小型机构，但是里奇缺乏提升国内安全所需的政治影响力，而美国人民也似乎能理解美国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迪克·切尼认为，“‘9·11’事件以后的众多变化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对政府的真实信任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重政府并对我们的作为寄予厚望”。

　　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但是看看阿什克罗夫特所耍的花样，要证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就变得极其困难，尤其对保守派来说。大政府保守主义还发展出了一个更缺乏吸引力的孪生体——老大哥保守主义。阿什克罗夫特企图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说教者，这种欲望使他变得多管闲事，并卷入与打击恐怖主义毫不相干的各种事务之中。他起诉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大麻”使用者，尽管该州主张使这种做法合法化（而且也部分地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俄勒冈州两度通过了辅助自杀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也明确地将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权交给了各州，但阿什克罗夫特还是想尽办法挑战该项法律［包括支持美国禁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取消辅助自杀的医生的执照］。在死刑案中，尽管长期以来地方上有持谨慎态度的传统，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不断威吓寻求死刑判决的地方联邦检察官。

　　这种完全高卢式的对中央集权的敬服可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后果。保守派欢迎联邦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联邦主义允许试验和多样性的存在。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1932年所解释的那样，联邦主义意味着，“如果是公民的选择，那么某个勇敢的州可以充当实验室，并且该州还可以在不使国家的其他方面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尝试新奇的社会经济试验”。联邦主义也包括这样的含义，即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丰富多样的国家里，可以对道德问题进行众多不同的尝试。旧金山和内布拉斯加州乡村的人们可以对膝上艳舞做不同的规范；佛蒙特州可以以独特的方式，一方面赞同同性恋者伴侣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加紧对互联网色情内容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老大党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从福利改革到学券制——许多都要归功于它对联邦主义的热情。

　　从这个角度看，阿什克罗夫特向中央集权者的转变既虚伪又愚蠢。之所以说他虚伪，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曾经是大政府的头号批评者。他在担任密苏里州的司法部部长以及随后担任来自该州的联邦参议员时，曾强有力地反对一项废除圣路易斯市学校中种族隔离的联邦命令，结果一家新邦联杂志《南方党派》（Southern Partisan）把他挑出来赞扬了一番。之所以说他愚蠢，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作为一个反对吸烟、饮酒、跳舞和看裸体雕塑的福音派教徒，即使在他自己的党里面，代表的也是少数派，更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他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和平共存的态度——以使像他这样的少数派有繁荣发展的空间。等日后民主党人坐到他的位置上，阿什克罗夫特可能就会后悔他与老大哥政府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了。

　　被南方所束缚？

　　由阿什克罗夫特的老大哥保守主义开始，我们来谈谈共和党前方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一个表面上缺乏宽容的前景。那种缺乏宽容的名声冒着讽刺占美国联邦1/3地域的风险，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交织在一起。作为林肯的政党，占领南方曾经是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显著成就，但是代价高昂。人们不时地担心，共和党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可能将老大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就像20世纪70年代麦戈文一翼曾经把民主党推向极端左派一样。

　　南方的极端主义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种族和宗教。种族政治尤其复杂。对于小布什和罗夫来说，将洛特赶走也许只能抓住温和派白人选民，而不足以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各种肤色的）独立选民搬到郊区居住，以逃避与美国黑人相关的是是非非——包括犯罪、高税收以及喜欢选择惊世骇俗的市长［1978年至1990年间，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住房价格方面，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市长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所做的工作无人能及。随后，在因为持有可卡因而服刑之后的1994年至1998年间，他做的工作也是无人企及的］。对美国黑人所持的良好意愿很难说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自从老布什在1988年推出威利·霍顿广告（Willie Horton ad）以来，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不用说1967年出品的影片《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带来的影响了。在那些明智的学校、教堂和乡村俱乐部里都能找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面孔。不少人害怕对种族主义的指控可能会像对道德标准低下的指控一样激烈。这是一个扎根于南方政党中的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卡琳·鲍曼（Karlyn Bowman）指出，只有59%的南方人赞成白人与非白人结婚，而非南方人赞成的比例则是75%。如果特伦特·洛特的冒险故事还在继续，共和党在密西西比州就不会失去那么多选票，但在长岛和丹佛会有大量选票流失。

　　在老大党的信用方面，小布什的共和党与当年特伦特·洛特参加的共和党非常不一样。党内两个最有嫌疑的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和杰西·赫尔姆斯——一个已辞别人世，另一个已离开参议院。在南方，老大党中当然还有一些南方好老弟希望保留黑人职位。但共和党同样是一个新南方政党——一个企业家、专业人士和郊区居民的政党。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来自共和党中期待未来的一翼。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科林·鲍威尔那样身居如此高位的黑人，也从未有过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对总统产生如此大日常影响的黑人。小布什的内阁中包括2名黑人、3名女性、1名拉丁裔和2名亚裔美国人，还有6名白人。相比之下，1989年老布什的内阁中，有10名白人男性、2名拉丁裔、1名女性和1名黑人。

　　共和党正日益改善自己在种族问题上的声誉，然而它对宗教一翼的控制较不明朗。我们看到，共和党在各种社会问题上的立场给它带来了大批南方的基督教基层战士。但是南方人并非典型的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与全国的平均35%和东北部的26%相比，南方有44%的家庭持有枪支；非南方人中只有33%的人每星期至少去一次教堂，而南方人的比例则是41%；65%的南方人说他们有过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宗教经历，而非南方人的比例则是48%；几乎1/4的南方人要求恢复禁酒令。这种清教主义在南方地区并非随处可见。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纳什维尔都有不少的酒吧女郎。我们中的一位于2003年驱车穿越卡津县（Cajun County）时曾看见有块广告牌上写道：“昨日一船新的女郎运到。”但总体上，南方人对性也持更为严厉的观点，并且文化上最保守的南方人都受到共和党的吸引，他们在共和党里特别注意将堕胎和校内祈祷等事置于共和党政治的核心——往往是以最具对抗性的方式来进行。叫嚷得最凶的、要求弹劾比尔·克林顿的人，正是共和党的南方一翼；竭力使上帝重返课堂并组织同性恋者结婚的人，也正是共和党的南方一翼。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也有类似的偏见，但远远不是审判式地高高在上。他们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但也憎恨那种对同性恋者赶尽杀绝的企图；他们不喜欢堕胎，但不认可政府强行禁止妇女的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教育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他们敬仰宗教领袖，但当祈祷变成了强制义务，他们也会感到焦躁不安；他们认为，比尔·克林顿的行为并不光彩，但不支持那些策划弹劾克林顿的、自以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人。

　　共和党南方一翼咄咄逼人的道德主义不仅吓跑了中间选民，也疏远了其他的共和党人。最感惊恐的或许是东北部的乡村俱乐部美国佬（如果禁止饮酒和外遇，那么康涅狄格州的股票经纪人就没多少事可做了）。但是，宗教右派的影响力使得共和党在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带和西部的许多安全席位也丧失了。仅举一例，1996年，基督教联盟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文斯·斯诺巴杰（Vince Snowbarger）赢得了堪萨斯州第三选区的国会议员席位。由于他继续支持在公立学校中教授宇宙创造论，因此在接下来的1998年选举中输给了民主党人。

　　州长

　　从根本上说，共和党的南方问题对共和党本身是一种平衡。南方一翼的支配地位防止了老大党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全国性政党。共和党明显在西部，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失去了自己的平衡力。在尼克松和里根的领导下，共和党紧紧地抓住阳光地带，南方的道德主义受到更为轻松的西部个人主义的平衡。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自杀式的迪克西化，共和党失去了对该州的控制，阳光地带挣脱了共和党的掌控。而现在，希望以一种带着奥地利口音的、半机器人式的奇怪形式回来了。

　　为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3年10月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对于共和党的重要性，有必要描述一下该州一年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中的一人刚参加完在英格兰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举行的某个明显情绪低沉的英国保守党会议，接着来到了阿纳海姆（Anaheim）参加2002年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大会。那时候的托利党人沮丧气馁地沉浸在对往昔时光的回忆之中，整个会议完全被直布罗陀和猎狐之类的话题占据。但是，从功能缺失紊乱这一点来看，连欧洲最具自杀性色彩的中间偏右政党，也丝毫没有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身上的这一弱点。托利党的代表们虽已年近七十，但保守党至少努力突出年轻人和非白人代表的位置。相反，2002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则满怀勇气地避开了对多元文化的营销——而这是小布什在费城用过的很管用的一招。他们大概认为，他们的州长候选人比尔·西蒙（Bill Simon）听过展现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异类嗓音的歌曲《感觉良好》（I Feel Good），这足以表现他的多样化，别的就不需要了，谢谢。在亚拉巴马州，如果显要的位置上坐的依然是清一色的年长白人，或许还是管用的，而在到处喧闹的熔炉阿纳海姆，这种做法则看起来像自杀。在会议大厅的后部，有位来自南洛杉矶的上镜的黑人青年竞选州议会议席，他承认自己的竞选从没得到党的任何帮助。舞台之外，小布什的人马似乎已不理会这满是抱怨的舞台，开始谈论2004年的参议员竞选了。

　　这种失望感是可以理解的。2002年，由于磕磕碰碰的经济、一场用电危机以及隐隐出现的预算赤字，民主党州长格雷·戴维斯似乎该下台走人了。虽然卡尔·罗夫敦促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选择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戴维斯的前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参选州长，而社会保守派则选择支持政治经验甚少的富商西蒙——他受到推举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反对堕胎。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戴维斯在共和党的初选中以广告来质疑赖尔登在堕胎问题上的记录。人们可能会认为，戴维斯对西蒙的明显偏爱将告诫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他们出问题了。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并未从中警醒。结果，西蒙以高出18个百分点的成绩在老大党的初选中胜出，并在州长大选中输给了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州长之一。

　　2003年，共和党重获权力之路过于奇特，因此很难说从中能得到什么权威性的教训。回顾起来，几乎所有与罢免有关的事情都转变为施瓦辛格的优势。第一件事完全与投票的主动权连在一起，这种机制应该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使用，而戴维斯并未有明显犯罪事实。投票结构也很奇怪，如果要留任，戴维斯需要在投票的前半阶段说服一半选民支持他，否则谁在投票的后半阶段中得票最多，谁就将获胜。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上异乎寻常地多达135人，其中只有一位民主党人——戴维斯的副州长克鲁兹·巴斯塔曼特。而这种畸形竞选，则使施瓦辛格免受旷日持久的“与淫荡女人感情纠葛”（施瓦辛格承认与女人们“玩耍嬉闹”）的拷问，更为重要的是，这防止了共和党进行初选，而在初选中，施瓦辛格可能会像赖尔登一样与社会保守派发生纠葛。

　　然而，即使把所有这些奇怪的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施瓦辛格的胜利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相比巴斯塔曼特的32%和死硬派共和党人汤姆·麦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的13%，施瓦辛格获得了48%的选票。这位演员的得票超过了戴维斯在前半部分投票中45%的得票率，连那些批评罢免制度的人都感到震惊。此外，施瓦辛格是以西部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的。他虽然诅咒大政府，但是他的自由概念扩及人们的个人生活。施瓦辛格仅仅支持堕胎权的选择，而将拥有武器从辩论中删掉——戴维斯通过这个话题阻止了先前的两个挑战者。在此前的选举中，郊区妇女并不支持共和党的事业，但是在女性选民的支持率上面，施瓦辛格尽管有黑暗的过去，但仍以43%对36%完胜巴斯塔曼特。2003年，民主党显得像是极端主义者。例如，戴维斯在最后时刻为了集拢拉丁裔选民，赞成向非法移民发放驾照，而一年前他还是有点反对这种做法的。施瓦辛格反对这一做法，并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依据种族，而是依据国家安全来行事的。在美国最大的市区县洛杉矶县，施瓦辛格以45%比37%击败巴斯塔曼特，如果加上麦克林托克获得的选票，共和党的总得票率为56%。这一数字引人注目，因为仅仅在11个月之前，戴维斯还曾在这里以50%的得票率击败过得票率为35%的西蒙。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施瓦辛格将永久改变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他开端良好，但州长身份很容易使他陷入对他以往“玩耍嬉闹”的指控和有关预算的激烈辩论中。如果他被迫增税，就会激怒本已对他的社会观点厌恶不已的右派，但是如果他削减社会服务，他就不可能不疏远许多普通选民。类似地，为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非迪克西化，施瓦辛格也将勉为其难。2001年，民主党划分选区时聪明地划分出几个共和党人众多的选区席位。这些选区里多数是社会保守派，他们几乎不用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

　　然而，这样一位众所周知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存在，一定会对老大党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施瓦辛格在200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被强势推出，显示共和党的派别范围有多么宽广。他甚至可能游说改变共和党的反堕胎政治纲领，就像他的竞选经理皮特·威尔逊在1996年曾经做过的那样。温和派共和党人将表明，他们的信条具有全国性的吸引力：纽约现在有一位共和党市长，在民主党三个最大的大本营——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有三位共和党州长。

　　靠乌合之众为生

　　施瓦辛格引来了如何管理乌合之众的周而复始的争论。充满矛盾、内耗严重的乌合之众与广泛的统治联盟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共和党面临的挑战是，要使自己以“既是……又是”式的政党呈现在世人面前——既是保守派的政党，又是自由意志论者的政党；既是上帝的政党，又是财神爷的政党；既是心脏地区的政党，又是华尔街的政党；既是施瓦辛格的政党，又是特伦特·洛特的政党。

　　在这一点上，有两件事情足以让共和党人得到一些信心。第一件事情是，最近一段时期，共和党在因人而异地处事方面显示了相当的才干。在蔗糖地带，如得克萨斯州或者佐治亚州的科布县，共和党代表欣欣向荣的郊区。住在那里的主要是白人家庭，各种障碍将他们与美国的各种问题隔离了开来，这些障碍包括距离遥远、分区制规则和不动产价格，它们远比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更为有效。共和党支持维持现状。相反，在西弗吉尼亚州，乐观没有吸引力，焦躁不安才能吸引人。共和党利用那些受到全球化威胁的矿工和钢铁工人的恐惧心理，诅咒外来者掠夺蓝领工人的生计。他们中有破坏宗教的好莱坞制片人，有威胁要使狩猎非法并且不准人们自我防卫的枪支管制者，有要求对煤钢工业进行控制进而将之消灭的自由环保主义者。

　　这种完全因人因事而异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地理的变化而变化。在彻底改造自身方面，共和党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是一个反制政府的反抗者政党，在2000年的选举中，它又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政党，到2002年，紧随“9·11”事件之后，它再次把自己变为捍卫国防和代表国家伟大性的政党。

　　这把我们引到了共和党乐观主义的第二个理由上。管理乌合之众的关键就是要为他们找到泄恨的对象，而不是把愤恨发在应该领导他们的人身上，现在，共和党就有这样的对象。如果有足够大的仇恨，任何政党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右派黏合在一起的是反共。保守派出于各种原因仇视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论者仇视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宗教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上帝；主流保守派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反对美国。但是他们都痛恨共产主义。他们支持建立美国的防卫，并最大限度地限制共产主义在国外的不正当所得。反共使保守主义能够悬挂同一面旗帜。柏林墙倒塌之后，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的相互厮杀达到顶峰，这种情形并非偶然。

　　“9·11”事件恰好为小布什提供了这样一个理由，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种对一桩夺去3 000人生命的罪行玩世不恭的风险。除了孤立主义的边缘群体，反恐战争几乎把所有的保守派都团结到了一起，前面是一场反击黑暗势力的全球性斗争，并且将爱国主义放到了政治的核心位置。在参议院的49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8人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众议院的这一比例则是215票对6票。反恐战争使得2002年和2004年共和党的胜利不同于2000年的两党难分轩轾。根据民主党的民意测验专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的说法，2002年，民主党在税收和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共和党更受欢迎。但是在哪个政党能够使美国更强大的问题上，共和党比民主党高出40个百分点——59%比19%。2004年，小布什赢得了那1/5认为恐怖主义是最重要问题的选民的支持，其比例是86%对约翰·克里的14%。2004年在纽约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是一次杰出的舞台管理和指挥的表演，共和党的各个派别——包括约翰·麦凯恩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齐声高呼，国家安全是主要问题，伊拉克战争是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

　　只要恐怖主义依然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会在一夕之间消失——共和党作为对恐怖主义最为强硬的政党，就享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为共和党带来了额外的红利，从而使之能够团结起来。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