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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朝向华夏第

　　我沿着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继续向南行驶。奥林匹克山和瀑布山脉的冰川就在附近，于水雾中现出轮廓。几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哥伦比亚河的河口处，刘易斯和克拉克在这里结束了他们的旅程，这是一处被将要运往东方的木材所堵塞的梦幻般的蓝色水流。我越过河水前往俄勒冈州的雷尼尔（Rainier）。

　　没有什么词汇像“俄勒冈”一样和昭昭天命联系得如此紧密了：据白人殖民的早期倡导者霍尔·杰克逊·凯利在1828年给国会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地球上未被占据的区域中最有价值的”。当先驱者们跨过位于今天的怀俄明和蒙大拿的大陆分水岭时，他们就进入了“俄勒冈”。这片俄勒冈之国（后来的俄勒冈地带）是太平洋西北部每一个州和加拿大省份的基础。从莱文沃斯堡的圣塔菲径分岔出来的俄勒冈径，在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把数万殖民者带到了太平洋西北部。霜冻、饥馑、流沙、响尾蛇、印第安人袭击和疾病让这2000英里（约3219公里）长的路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坟场”。然而，对很多人来说，经历这些磨难是值得的，因为它终结于“伊甸园”。

　　“伊甸园”是早期殖民者对威拉米特河谷的称呼，它是一片肥沃的含镁土地，深绿色的植被铺在瀑布山白色的峭壁和小一些的海岸山脉之间。威拉米特河在波特兰南部25英里（约40公里）宽的山谷间蜿蜒穿行了100英里（约161公里）。它可说是世界上这般大小的河谷中最为富饶的；1840年到1860年，53000个殖民者在这里铺设了道路和城镇的网格。在跨越沙漠的俄勒冈径上艰苦跋涉之后，到达一处充满坚果和浆果、受温和气候福赐的御风庇护所。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肥沃，以至于数千年来，土著部落们定期燃烧河谷以免树木生长泛滥，因此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1852年，当时的尤利西斯·格兰特上尉驻扎在太平洋海岸，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河谷里田地的“产量几乎是我以前到过的任何地方的两倍”。

　　威拉米特不曾改变。我没有直接从雷尼尔南行开往波特兰，而是向西绕了一个大圈，沿着俄勒冈松树覆盖的壮丽海岸向南前往太平洋，然后越过海岸山脉回到了以红车轴草和华丽的黄色金雀花为毯、被农场和郊区填满的河谷。俄勒冈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于威拉米特河谷，让波特兰—尤金都市通道比这个州整体更为重要。和在温哥华一样，我听到了很多对“税款流到州政府而不是附近市政”的憎恶。

　　在美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中，波特兰可能拥有建筑上最令人愉悦、规划上最为细致的市中心——这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波特兰被自由派全国杂志视作重要城市，而同时它计划扩展城市中心之开发、阻止更进一步郊区化的2040年规划，则被信奉自由市场的保守党人所攻击。举例来说，在一篇关于波特兰的《福布斯》长文中，《华尔街日报》的前社论主笔提姆·弗格森写道，波特兰的“社会工程狂热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而且“内部的燃烧魔仆不会乐意回到瓶中”。三次对波特兰的拜访中，我意识到虽然自由派城市规划师们的观点在这里是更明智的，但保守党人对无限增长的预期——这将在这片大陆上几乎其他所有地区获得胜利——是被文化和地理而不只是被好的设计所击败的。太平洋西北部的城市对于过度开发的抵抗，要高于当地规划师和其他人愿意承认的程度。

　　连同其整洁的有轨电车车道、呈几何图形的公园、高分子多聚体和玻璃建筑旁质朴的花盆、拥挤的人行道长椅，以及时髦遮阳篷从喷砂石头和前门大理石上垂下的咖啡店，波特兰散发出一种舞台式的完美，它仿佛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种露天博物馆。由市政条例监管的“观览走廊”防止了新建筑挡住瀑布山脉——特别是胡德山——的远景。甚至在没有水雾的时候，司机们（他们通常驾驶着新型号的外国车）也常常在白天使用前灯或近光，就像在加拿大一样。人们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人一样说着一种快速简洁的口语。我看到人们在红灯时排成一行等待过街，他们不会胡乱穿越马路。他们89%是白人：波特兰都市区域的少数族裔比例比全国平均数的一半还低，不过在波特兰市区，亚裔人数比全国平均值的一半要高。波特兰和常常与之相比的明尼阿波利斯一样，显示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治文化气氛。在那里，几乎每个人都共享同样的背景和价值观，而且为了保留它们，人们信任当地政府的集权式掌控力量。

　　和洛杉矶不同，波特兰不仅是在汽车出现前形成的，它还是一个由佛罗伦萨和哥特式建筑外观构成的城市，那甚至是在州际铁路来到之前。三面环绕这个城市的山峦和河流的自然环境，一直都在波特兰存在，并且对其经济至关重要。对这淳朴风景的维持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卡尔·阿伯特在一次对城市事务协会的报告中，把这个城市的自由派环境政治描述为事实上的“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因为它寻求对过去的保护，而不是去创造一个未来。

　　“对我们来说，汽车是邪恶的。”世界事务委员会（一个致力于改善波特兰已经很庞大的对外贸易连接的团体）的迈克尔·卡纳汉说道。“我们的开发计划的全部要点，就是不要毁掉我们田园牧歌式的风景，那是本地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波特兰州立大学都市研究所主人伊森·萨尔茨告诉我，“我们寻求一种针对地区的神秘且原发的适应性。原住民们每年一次地在威拉米特河谷火烧田地，以防止森林蚕食土地，我们必须做类似的事情以防止郊区进一步蚕食自然环境。而保护瀑布区风景并且同时对其加以经济利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经济从农业和伐木业进一步转变为高科技产业。”

　　通过提供便宜的哥伦比亚河水力来清洗硅片，瀑布区景观让波特兰的新高科技经济保有竞争力；与此同时，自然之美吸引来大学学位持有者。在俄勒冈的主要出口中，高科技产品已经超过了木材。波特兰经济的20%是基于外国贸易的，而且这个数字，连同高科技制造和大都市区域的人口，都有大幅增长的预期。到2010年，包括横跨哥伦比亚河的波特兰和华盛顿州温哥华（不要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混淆了）在内的三郡区域，将拥有250万居民，与之相比的是1997年的160万。

　　可以容纳这种快速人口增长的政策机制，是“都市发展界限”。它在都市区域周围划出一条绿化带，从而迫使开发商们修建高密度社区，就像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一样。但是这样的规划意味着要有一个就位的区域性政府，由大波特兰区的24个市政所组成。“为了保护环境，”萨尔茨告诉我，“我们正在推动从市政厅到都市区域的转变。不管怎样，北美的都市人中，很少还有一生都住在一个辖区的人了。他们住在一个市政区内，在另一个区工作，对双职工夫妻来说尤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都市联盟可能会是未来，而传统城市正在消退的另一个原因。（举例来说，20世纪的首要都市地点曼哈顿所吸引的新商业投资少得令人震惊，尽管其犯罪率有了可观的下降，并且还有一个受欢迎的共和党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企业似乎偏爱像奥马哈西部那样的郊区舱。曼哈顿是已经作为21世纪的全球汇聚地点真正复兴了，还是根据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在经历着美丽的“威尼斯黄昏”，这一点尚不明确。）

　　但传统城市的逐渐黯淡并不一定会是一场社会灾难，因为它最终所意味的一切，就是一个有很多中心——每一个都提供和老式市中心同样的社会连接功能——的蔓延的都市区域，这代替了仅有的市中心。甚至橙郡的地产专家丹尼斯·马切斯基也说过，尽管能够通过电脑在家工作，大部分人仍希望附近有社交场所。正是我们的人性——我们对他人的需要——将帮助我们度过这些令人困扰的转变期。（比如我最近去过的丹佛，在把自身转化为都市联盟的过程中，它现在有了三个兴盛的市中心——樱桃溪、“下城”和丹佛市中心。）

　　即便2040年都市规划成功了——即便威拉米特南边的郊区蔓延被限制，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移民住在高密度的高端镇屋和小排屋中，萨尔茨和其他人告诉我，波特兰也会以其他方式发生剧烈变化。“这里的早期定居者，”萨尔茨解释说，“重新创造了新英格兰的村庄。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擅长空间分配和街景设计。我们的下一个挑战就是相互和睦共处。”白人人口正在老龄化，在20年后，波特兰在种族上会和大洛杉矶区相像。

　　以数据来说，太平洋西北部是美国白人种族最后的堡垒。即便是在1993年投票选举黑人市长诺姆·莱斯连任的西雅图，也只有15%的少数族裔人口，比全国平均数25%低很多。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在全国属于非裔美国人比例低的州（俄勒冈是人口总数的1.6%，华盛顿州是3.1%）。俄勒冈有着种族主义留下的众多遗产，在那里，黑人在1849年被禁止移入，以避免奴隶制问题；而波特兰东北部在“二战”后被地产商们红线划出，以让黑人远离富裕的白人。考虑到对高科技的强调，更可能发生的是——也是这里的人只肯部分承认的——很少会有黑人移民到太平洋西北部，但更多的亚裔将会移入。事实上，经济因素将会加强这里的种族隔离，而且随着西雅图和波特兰同环太平洋区域的贸易增多，把它们转变为温哥华的复制版。

　　波特兰不仅会变得越来越亚裔化，而且随着它的发展，其城市布局也会越来越和橙郡相像，这是因为半导体的快速增长，以及这个地区分散化的工作场所和制造中心让汽车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而且，一场甚至在波特兰都赢得了支持的全州税收抗争，限制了2040年都会规划中可以用来确保空间纯净的费用。这场抗争还让一个总体上保守的州和一个正在形成的自由派城市联盟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开裂。类似的，波特兰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疏远也正在增加，这从对“为东岸城市设计，却强加于我们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规定”的批评中得到了展现。

　　在我看来，我们最终似乎无法控制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如一位专家告诉我的，整个新世界——自然是整个美国——在我们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宣传给欧洲白人的一个大分区。美国城市很少是由理想主义者们人性化的，而是一直被花哨的外来投机政客和一夜暴富的家伙们所赋予人性的。其修正在于，在一些地方，比如波特兰，贪婪必须和已经存在的文化期望相一致。但是在美国很多其他地方，公共文化太稀薄，以至于无力那样对其加以修正。

　　美国只是一片广阔的分区：一个广阔的、几乎没有监管的俄克拉何马式圈地潮。如果没有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俄勒冈淘金热，俄勒冈也许不会作为一个区域存在下来：就像1860年的清水河淘金热一样，它带来了比其他任何一项活动都要多的定居者，他们进入了落基山脉北侧之内，也就是今天的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对财富的追寻让这些以前的荒野变成了最终会成为各州的区域。我们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总体来说并没有在这土地上创造出新的事实，而只是对其做出反应。帝国对大古力水坝这样庞大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影响，是历史的异常，是世界大战之前的大萧条的结果。“大”的属性——20世纪中期的罗斯福式大政府——在应对科技史上一个特殊阶段时取得了胜利。萨尔茨的书桌上有一本霍华德·奥德姆和哈里·埃斯蒂尔·摩尔的1938年经典之作《美国区域主义：国家融合的文化史研究》（American Regionalism：A Cultural Historical Approach to National Integration），根据该书所言，即使是最为成功和持久的政治创造，最终也将会屈服于地理—文化—气候因素的统治权。因此，随着罗斯福政权最后的余烬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共和党国会上摇曳消亡，太平洋西北部的温带雨林及其独特的文化已经开始从之前一致的国家中分离出去。

　　把美国和罗马相比较，亨利·亚当斯在1906年写道：“可以看到帝国的巅峰正在靠近，一年又一年，就像苏拉是总统或者麦金莱是执政官一样。没有什么比被告知这简单又明显的——但完全不会令人不快的——真相更让美国人烦恼的了。”亚当斯在时间上有误，但他的推理可能没错。美利坚帝国的巅峰也许会在21世纪早期的某个时候到来，那是绵长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小细节。亚当斯相信美利坚帝国的终结将“完全不会令人不快”，这与我在莱文沃斯堡大门之外的各地所闻都是相契合的：从橙郡的拥护者、爱交际的记者里克·赖夫，到想要保存波特兰的新英格兰属性的伊森·萨尔茨。他们相信，联邦权力正在衰退，而华盛顿特区那庞大的政府部门建筑——连同牛群队伍一样的官僚们——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绝对规模和复杂度时所需的机构，而非分权的美国未来所必需的特性。不论如何，这沉闷的联邦之庞然大物必须缓慢地演化成一种仅有帝国监管的轻架新构造——为了国防、环境保护和分配水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从而让一个像我已经提出过的政治白银时代得以出现，若不是另一个黄金时代的话。

　　美国是否会超越它的历史自我？由我们的两位最国家主义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和哈特·克雷恩所提出的展望，是“华夏”（Cathay）：它不是形成一个横贯太平洋的国家或者亚洲化的人口，而是随着我们跨过太平洋的间隔，在一个更宽广的世界里和平地、有效地失去我们自己。要美国像罗马一样硬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这片大陆的南北重定向，以及我们主要为白人的东西方向中产阶级支配权的黯然失色，似乎是更加可能的。理解人类希望之脆弱性的以赛玛利，是遇难的“裴庞德”号上唯一幸存者，而呼号着“你们所有国家都在我船头”的亚哈船长，则和他的船一起毁灭了。

　　也许，随着新的区域和都市形式改变其景观，大波特兰地区在涌入的亚洲人所带来的英式掌控和善政政府的官僚传统下，也会跟随温哥华的道路。在思索卡斯卡迪亚的未来时，我又一次想起，新英格兰在1812年战争时期，差一点就要脱离美国、重返英国之北美。未来的区域脱离和郊区舱将会比这微妙得多，并且因此更可能成功，因为它们将不一定非要被认可。我们那微妙的新区域主义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与此同时，在这种改良后的大陆帝国主义之下，都市联盟的两种形式，即波特兰形式和橙郡形式，将会为优势地位而竞争；但是在整体上，橙郡模式将会成为主导。

　　然而，当我前往一位伊朗移民吉姆（贾姆什德）·阿梅里［Jim （Jamshed） Ameri］位于波特兰的家中吃晚饭时，感觉就像苏沙（Sousa）的爱国进行曲音乐突然音量猛增，20世纪中期工业时代美国仿佛从未退去。吉姆是一个地产开发商，他和妻子苟丽住在波特兰西南部边缘泰格德区的一栋位于威拉米特河谷起点处的豪华房屋里。在他们完美无瑕草坪上，壮丽的花旗松在细腻透明的水雾中相间而生，河谷、房屋和花园从这里展露开去。这是第一批先驱者们所见到的富饶的太平洋西北部，而现在，最近一批移入俄勒冈的定居者们欣赏着其中风味。吉姆和苟丽邀请了很多伊朗朋友来吃晚饭，以讨论他们作为美国非常成功的移民的经历。

　　在黄昏的门廊上小口喝着饮料，一位移民律师法什德·肖穆鲁指着露台餐桌上的一本书告诉吉姆，“你应该读读这本关于伊朗的新书，它非常有趣。”

　　吉姆回答说：“我不想读它。我已经知道结果了。伊朗有着美丽的诗歌，而所有一切结果都是灾难。在这里，诗歌不是那么美丽，但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发现他们自身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美国有幸福结局的原因。这是一个消极的体系：没有根深蒂固的专制，没有要去主导的意愿。我们移民可以重建这整个国家，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它是供我们拿去的，就像有一块永久干净的白板，没有人能永远拥有任何东西。我告诉你，伊朗革命对于伊朗是一场灾难，对美国是一次成功，因为它把大量有才干的、雄心勃勃的伊朗人带到了这里。每当第三世界出现灾难，对于美国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中产阶级中最好的一部分人会想办法来到这里。”

　　法什德表示同意。“这个把你吸干、发掘出你最好的东西，并且允许你第一次成为自己的国家是什么？”他充满激情地问道，“我周期性地重读《宪法》。我为之感到惊奇。这个由消极主义者们所建造，却是为了释放人类精神的系统是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住在俄勒冈吗？我查看了一本书，发现这里没有销售税。在伊朗，我被税收和其他一切所压迫。在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我曾经参与反对伊朗沙阿王（20世纪70年代）的抗议。然后我意识到，俄勒冈根本没有人关心沙阿王或者我的抗议。我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而没人在乎！你无法想象对于一个来自伊朗的人，那是一种怎样的启示。那就是我停止关注伊朗，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人的时候。”

　　“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惊奇的事情是什么吗？”吉姆插话说道，“就是了解到一条由墨西哥人、黑人、白人、亚洲人等组成的组装线，要比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组装线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击败日本人，尽管他们有那些神道教和工作伦理！”

　　我提到，我在凯夫章克申（Cave Junction）遇见过一个女人，她听到爱国音乐时没有任何感受。这时出生于伊朗的吉姆之妻子苟丽说：“当我听到爱国音乐时，我感到一阵震颤沿脊背而上。”在吉姆和苟丽家中，没人有任何抱怨。法什德说：“即使是移民归化局，也不是那么糟糕，特别是和法国的移民当局比较的话。欧洲有点像伊朗，是一种压迫性的国家体系。”

　　“你怎样负担这个？”我问吉姆，目指他数英亩的地产。

　　“我带来的财富，相信我，只是我的青春，它让我得以自我改造成美国人。有一些老伊朗人带着财富来到这里，然后失去了所有财产。他们以为，生意关乎你认识谁、拥有人际关系。因为在伊朗，没有任何事情是直截了当地完成的，全是各种交易和捷径，”他说着，把手像蛇一样移动，“我带着足够支持我读斯坦福商学院的资金来到这里。我学到了在美国，没有什么从A到B的捷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赛场。我在旧金山从小处入手。在80年代，我发现波特兰的房地产市场估值过低，我发现了爱普森、富士、耐克、英特尔想要便宜的水资源、高技术的劳动力和美丽的景色，所以我在波特兰市中心的地产上投资了很多钱，在它们繁荣起来之前。”作为共和党人的吉姆，是通过强迫市中心投资的自由派规划规则赚钱的。

　　餐桌上的家庭们要么正在把孩子送到私校，要么计划这么做，其中一些是法语学校。（是的，外国贸易中心的波特兰，现在有了法语学校。）而且随着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的软化，他们都计划前往伊朗，并且重建那里的关系，甚至每年在那边待上几个月。与其他我遇到的移民们一样，这些伊朗裔美国人和早期的移民们相比，并没有那么深地扎根于地区和公立学校。他们也许是热爱美国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依赖于它。他们为了拥有自由以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生活而来到这里，但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公民，而此前的移民们不是这样的。当我对他们说再见时，我意识到尽管我们坚持着一个永久性大陆国家——其存在时间还不到摩尔人对西班牙的统治时长的三分之一——的幻影，但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其稀释的接替版本的创造者，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能希望的极限了。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