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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跨越长城

　　在共产主义时代，我多次穿越柏林墙。我随同库尔德人从伊拉克非法地穿越边境线到了伊朗。我在20世纪70年代从约旦越境到以色列、从巴基斯坦越境到印度，在80年代从希腊塞浦路斯越境到土耳其塞浦路斯。1983年，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我走到了戈兰高地上离非军事区第一名以色列士兵仅几米的地方。但在我生命中，我还从来不曾经历过从索诺拉的诺加莱斯跨入亚利桑那的诺加莱斯时这样陡然的转变，那是在1995年11月1日。这次经历将会帮助我理解美国的城市转化。

　　在墨西哥诺加莱斯那破损的人行道上，被乞丐们环绕的我盯着在微风中啪啪作响的星条旗，它位于两个像麦当劳一样的白色拱门上，标志着国际过境点。汽车在检察道上等候。行人过境点位于车道左边由美国政府建造的小楼里。这栋建筑的玻璃门就是实际的边境线。仅仅通过接触门把，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有形世界。

　　在经历了墨西哥建筑的混乱之后，这结构坚固的门把，连同其高质量的金属、干净的玻璃，以及房间里瓷砖安装的精确方式——每块砖和另一块之间都是同样的毫米距离，在我眼中就像是一种启示。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位在来者通过金属探测器之前检查其身份文件的移民官，和一位站在X光行李安检机旁的海关官员。两个人都很安静，没有谁和另一个人说话。我记得在墨西哥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同样大小的政府空间内会有一群群的公务员和攀谈者，他们在饮茶或者呷咖啡的同时，活跃地聊着天。透过玻璃观望车道，我看到在这边境站上驻防的人是如此之少，但其运营是如此之高效。

　　我把美国护照递给这个女移民官。她抬头看看我，问我在墨西哥停留了多长时间。我告诉她待了有好几周。她问：“为什么这么久？”我解释说我是一个记者。她把护照递回给我。通过眼光，她让我移动通过金属探测器。海关官员没有让我把帆布背包通过机器。美国海关服务根据“形象评判”（profiles）工作，很明显，我看起来并不像嫌疑犯。从墨西哥一侧走入玻璃门后60秒不到，我就进入了美国。

　　广告牌、人行道、交通灯、电话和电线等看起来都是直的，它们的曲线和角度都是一致的。在经历了我逐渐习惯的墨西哥事物之后，这完美的标准化造成了一种冷酷的、让人疏远的景观。店铺的标志是用昂贵时髦的高分子聚合物制作的，而不是廉价塑料。我没有在风中听到金属的嘎嘎作响。汽车和我在墨西哥看到的型号相同，但是，啊，它们是不一样的：再没有坏了的生锈车体，再没有由黑胶带粘在一起的断裂挡风玻璃，再没有挂在挡风玻璃里的十字架和其他好运符咒，再没有坏了的消音器产生的噪音。

　　我坐的出租车有减震器，灰色中性的内饰没有被撕裂或弄碎，打表器打印收据。当我沉入柔软的车椅套中前往酒店时，我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受保护、有秩序的气泡。我并不是指这辆出租车是一个泡泡，而是说，这个新地方整体上是一个泡泡。

　　索诺拉州诺加莱斯的皇冠假日酒店，和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的美洲酒店的单间价格都是50美元。但是尽管那个墨西哥酒店只开了2年，它已经在散架：房门无法正确地闭合，油漆开裂，墙壁开始变脏。亚利桑那州的美洲酒店已经有25年历史，从刚漆完到最近的修补，状况一直都很好。美洲酒店的空调很安静，不像边境线那边的咣当作响。我窗户外的泳池里没有发霉或者剥落的油漆。这儿有可饮用的自来水。我想，发达世界是不是并非由富裕或者淡肤色定义，而是由维护保养所定义的？维护意味着安居而不是游荡，意味着对未来的信念并且为其计划，而不是今天所有的明天就可能失去的预期。维护意味着组织、节俭和责任：你不会去修建没有金钱、时间和决心去维护的东西。维护显示出一个有责任的社区和系统，若无此，就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发展。维护反映出对资本的谨慎使用。

　　当我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漫步时，我看到的是与墨西哥不同的做事方式，而这种方式又创造出了物质财富。这并不是盎格鲁文化的问题，因为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96%的人口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我的意思是，从我在那天于诺加莱斯所见，可感受到美国的国家文化足够稳健，可以吸收其他民族和语言而不失去其独特性。

　　我在街上看到的人，大部分都说西班牙语，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同样可以是说英语的。不论是他们高质量的休闲装，他们有目的地阔步而行——这显示出他们正在去什么地方，而不是闲逛，说话时手势的缺乏——还是我问路时他们声音中非人格性的机械式友好，与索诺拉的西班牙语者相比，他们在我眼中是完全现代的。

　　葡萄牙的前总理和总统马里奥·索尔斯（Mario Soars）曾说，你说的语言决定了你是什么。现在我不是那么确定了。也许英语对于美国来说根本就不怎么重要。亨利·詹姆斯在接受了移民的事实之后指出：“美国真正最终未来的口音，其命运可能是成为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口音，成为人性的音乐……但不论我们将怎么认识它，都不会将其认作是英语。”定义美国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种宗教派别或者语言风格。（这是作家迈克尔·林德所称的“跨文化美国”，即使并没有语言的联结。不过，在其他地方，我的经历总体来说并没有证实林德的和过去一样坚固可区分的国家之远景。）

　　尽管“两个诺加莱斯同样都”（ambos Nogaleses）这个表达坚持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这两个城镇的区别是基本的、有形的。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比索诺拉州的诺加莱斯覆盖的土地面积仅少一点，却只有2.1万居民，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据；而在索诺拉的诺加莱斯，没人知道有多少人居住在那里。（官方数据是10.8万，但是我听到过高达30万的非官方数据。）在美国的诺加莱斯，街道安安静静、一尘不染，车和人都比在墨西哥要少很多。其结果就是，让距离看起来非常遥远。出租车并不在街上徘徊，所以没有自己的车让我真正搁浅了。我到达的地球上的这个区域，其生意并不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所以街道生活是稀落的。吸引眼光的事物很少，因为美国文明大部分是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驱动，而非传统和意识形态。我在南加州和中西部所见过的后城市化舱区显示出，这样的进步和技术正在塑造着居住模式。

　　当英国人和其他北欧移民带着资产阶级精神横扫过这片大部分都无人居住的土地时，过去就已经在彼时彼地被抛落身后了，从那时开始，技术和对资本的利用已经决定了几乎所有事情。由于随后而至的移民们来寻求机会，周期性移民浪潮的影响就一次又一次地擦除了历史，用另一种科技代替了前一种。在美国，就像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的街道所表明的一样，经济效率就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出警告，但是对过时技术以及与之相连的工作和社会模式的替代，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历史之所在，因为移民们——就像洛杉矶的扎黑尔·维尔季和文森特·焦，以及这儿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就像我将会了解到的一样）——想要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解放：成功或者失败的机会，以及纯粹因他们自己的才赋、能量和好运而被评价。

　　在墨西哥，布满灰尘的邮局看起来就像是已经被清空了一样，纸张歪歪斜斜、家具残缺不全。在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邮局里的西班牙嗓音是我最后才注意到的。立即让我吃惊的是一沓沓整洁的打印表格、正常工作的大壁钟、一栏栏整齐排好社区宣传单的告示板、安静排队等待的人。角落里稍微耸肩站立的警察，他认真地翻阅文书，和我在墨西哥见到过的笑容猥亵、大摇大摆的警察大相径庭。

　　我注意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面有孩子在修整好的场地上踢着新足球，还有一个棒球场地和一座塑胶城堡。我想起了1英里外，在边境线另一侧踢着破布球的两个男孩。

　　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安静的街道，连同其展示出的非胁迫性秩序和勤劳，投射出了不仅与墨西哥，也和我旅行过的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至少在这种程度上证明了美国的独特和隔绝是多么奇妙。在美国，一个旅行作家是没有可供支配的异域风情的道具的。

　　“我们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的人给山姆大叔交税，但是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大过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这个镇上，每10个购物者中，8个都是来自边境那边的墨西哥人。由于最近比索贬值，他们的购买力下降，所以不来购物了。这里的失业率是25%。街道安静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里是有秩序的美国，还因为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区域处于墨西哥经济所导致的衰退之中。”

　　路易·瓦尔迪兹（Louie Valdez）的曾叔祖父是帽子维拉部队里的墨西哥游击队员，他戴着线框眼镜，身穿中性绿色衬衣，配一条涡纹图案领带，看起来像个证券交易员。看到我瞥过布满他桌面的黄色方形便利贴，他提到：“是的，我就是贴纸一代（Post-it generation）。”他继续说：“10岁的时候，我有次旅行穿越整个国家到达了华盛顿特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亚利桑那。我们去了国家档案馆，看到有框的《宪法》和《独立宣言》被放在聚光灯下。我是个小孩。这些文件看起来比我还大。我感到敬畏。听上去很老土，但那次旅行是我青少年时代的亮点。在那之后，所有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参与政治。”21岁时，瓦尔迪兹被选入当地学校董事会。1995年1月，24岁的他被选为美国独立城市中最年轻的在任市长。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一个伪装，”瓦尔迪兹告诉我，“这里很多墨西哥裔美国人将会告诉你，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和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是正确的。当然，我理解在宏观上和地理政治上对NAFTA的需求。我知道柏林墙倒塌了，我们都在一个地球村中，如此等等。但是当边境线最终消解的时候，我们诺加莱斯人会被忽视。”瓦尔迪兹递给我一封来自田纳西某公司的令人沮丧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公司将会关闭在诺加莱斯的工厂，也许会在工资更低的墨西哥开一家新厂。

　　“我们并不想要一个会让墨西哥的所有问题都来到这里的开放边境。人们很高兴看到那堵波纹铁墙在边境上竖立起来，它减少了犯罪，因为墨西哥穷人更难偷渡。我们不想要卡车车流自由地通过边境，那会拥堵我们的街道、污染我们的空气。我同意，50年后我们也许会成为一个繁荣的跨两国区域中心。但是在此时和彼时之间，我们将没法处理墨西哥的问题……我们是美国人，这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在墨西哥，人权是个笑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这儿的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索诺拉的人要来到我们这边？他来这里生孩子、享受福利。’这让人气愤。这里的公众不想要没法自给自足的人。”

　　瓦尔迪兹进一步说：“我住在离边境线1英里的地方。晚上我听到汽笛声、枪声、边境巡逻车在山里的隆隆声。”

　　“世纪之交，墨西哥将会发生什么？”我问瓦尔迪兹。

　　“忘掉穷人。在接下来10年或者12年中，将会制造出真正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是墨西哥增长中的中产阶级。但这可能会是一次没有决心的动乱，就像墨西哥历史上的那些一样。然后要小心：华盛顿将没人能帮助这里的我们。”

　　接下来，我见到了《诺加莱斯国际报》的爱尔兰移民编辑布伦丹·菲茨西蒙斯（Brendan Fitzsimons）。他告诉我：“关于毒品的战争是个笑话，”菲茨西蒙斯怀疑，在几十年之后，“你会在西夫韦超市货架上看到可卡因和大麻，像香烟一样收重税。现在，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和得克萨斯州麦卡伦是可卡因进入美国的主要地点。纽约和波士顿人从我们的街道上获得可卡因。如果这周围沙漠上的小型飞机交通减少，那仅仅是因为墨西哥人现在用波音707和737直接从墨西哥大型机场运送可卡因了。”

　　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我一次次听说了这一点。在边境线上，毒品和非法移民这类问题并不像在美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华盛顿特区——那样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抽象概念。聆听住在墨西哥附近的郡治安官、市政官员、年轻专业人士、经济学家和像菲茨西蒙斯这样的记者谈论毒品，是以现实的灰度而非绝对的黑白来看待问题。只有当我在边境线北边几百公里之外时，才会有人把毒品战争作为一种严肃的努力来讨论。

　　几周之后，为了进一步调查毒品问题，我驾车从图克森回向东南，去会见在诺加莱斯东边边境线上科奇斯郡的治安官约翰·E. 品特克（John E.Pintek）。在科奇斯郡监狱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品特克前任们的照片，包括屠杀者“得州约翰”（“Texas John” Slaughter）和C. S. 弗莱——在有名的1881年枪战中，弗莱在附近墓碑镇O. K. 克拉尔（O.K.Corral）家旁边开了一家摄影店。品特克55岁左右，灰色头发开始变白。他是该郡历史上第一位在官方照片中不戴传统警长徽章和牛仔帽的治安官。尽管如此，他浓重的鼻音和直率的谈话是典型的西部执法官特征。品特克是一位19世纪晚期克罗地亚移民的儿子。当我问及他对当下巴尔干危机的想法时，他耸耸肩：“那只是一群疯子互相杀害。”

　　以19世纪60年代在这里和殖民者抗战的著名阿帕奇武士命名，科奇斯郡是一片6300平方英里（约1.63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比康涅狄格州还大。因为这个郡上几乎每一通电话都要收费，所以品特克弄了个免费号码。关于毒品战争，品特克说，“科奇斯郡包含82英里（约132公里）的墨西哥—美国边境线。边境联盟组织（Border Alliance Group，BAG）有来自7家不同机构的11个人在这82英里边境线上巡逻。有一个（雷达）气球，它或多或少地阻止了一些小型飞机运输。但是这些东西一直都在从陆路进入。当你抓住某个人时，他会用西班牙语对你说：‘你抓住了我，但是其他9个人通过了。’那差不多是准确的：对于毒贩子，10%的货物会丢失，因为毒品搜查正是做生意的代价。现在，想想这一点。想想这个事实：西南部的便利店大概会因为入店行窃丢失13%的商品，但仍然正常运营。和便利店不同，毒贩子没有管理开销：没有保险成本或者需要支付的养老金。而且你知道当你在搜查行动中没收他们的汽车后会发生什么吗？他们在拍卖的时候再买回去而已。在边境城镇道格拉斯和诺加莱——我觉得其经济大概有60%是由毒品驱动的，图克森零售业经济的数据会是25%，我猜想。”

　　一位图克森经济学家对我解释了毒品是如何在整个西南部“缓冲零售业贸易”的。“这些来自索诺拉的人，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挣钱买72英寸电视机、道奇卡车、雪佛兰皮卡、埃斯蒂斯度假屋和其他昂贵的消费品呢？你去过索诺拉吗？那儿除了低工资的廉价工厂职位，就什么都没有了。有个人带祖母来图克森医院做胆囊手术，并且用现金付钱。他会说他在索诺拉有一个牧场。更可能的是，他的牧场上有一条飞机跑道，用来做可想而知的那种生意。”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传统智慧是：毒品是帮助墨西哥度过了1994—1995年比索危机而不致发生暴力的替代经济。

　　品特克同意，墨西哥既需要毒品收入，也需要非法移民的收入来保持经济上的稳定。“当然，”他说，“在科奇斯郡这儿很少有人吸食毒品。他们负担不起！毒贩在菲尼克斯以高得多的价格出售这些东西。它们就这样传递通过。”

　　关于毒品使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怎样阻止它：那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墨西哥稳定性的风险，也许那甚至也不是完全可取的。相反，我之所以对毒品使用感兴趣，是在于它所显示出的美国社会及其可能的前进方向。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1年的《大西洋月刊》中撰文解释，因为现代生活常常是“一种违背本能的生活”，所以很多人过着一种“倦怠琐碎、不停地寻求兴奋感”的生活。在21世纪，连同其额外的便利和仿真，所过的生活会更加“违背本能”。对改变意识的毒品的使用，会不会——也许是通过制药业政治游说所宣传的药物而合法地——增加呢？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