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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动荡和转变

　　巴士继续北行。粗壮柱体的巨型仙人掌开始出现，就像巨大的图腾柱。从我离开墨西哥城前往瓜达拉哈拉开始，这是巴士第一次满载。但是现在乘客们属于更粗暴的那一类。一家人的乘客变少了，更多的是一个个年轻男人：更多的刺青和金链子。这带着暴力意味的脏乱环境，也意味着机会。巴士站的乞丐们不再消极被动。如果你拒绝给钱，他们就会诅咒和抱怨，就像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时会做的那样。在这里，我没有看到挤满人的铺子和糖果店。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着什么事情。女人们穿着紧身短裤、扎着卷发筒，急急忙忙地在四处赶路。我看到更多背包里鼓着书本的孩子，甚至在小操场上，他们相对来说也很安静专心，极少需要监督。

　　罗马已经被数百万意志坚定的北欧、亚洲和北非人的移入所转化了：西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等。甚至即使罗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生机勃勃且灵活的制度，它还是会让路给一个由诸多较小的政体所组成的拼图——尽管这个转化会更加和平、渐进。成功和失败一样，会衍生出自己的不稳定性。罗马本身的文化和经济活力吸引来将其颠覆的“野蛮人”。美国对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公民的影响，是否也会带来相似的后果呢？

　　墨西哥北部，尤其是索诺拉（Sonora），有“更多的外国佬”（más gringo），埃莫西约（Hermosillo）的一位心理学家和救灾人员罗萨·迪莉娅·考迪约（Rosa Delia Caudillo）这样告诉我，“这里更发达，有更多的中产阶级，更没有归属感——就像美国一样。这儿的个人主义更强，集体生活更少，离婚率更高。”这些趋势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强化。因为廉价工厂（maquilladoras）——美国人拥有的、将美国部件组合成最终产品再重新出口回美国的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正在取代安定的农业的地位。

　　被我们称作“边境线”的地方，一直都是一大片荒凉且不稳定的沙漠，宽达数公里，其文化一直都和那里的植被一样稀薄：那是一片野蛮如阿兹特克人都无法掌控的区域，一片在18、19世纪被阿帕奇人所虐待的区域，一片美国士兵未能成功捕获土匪革命者帽子维拉的区域。“这片区域对殖民扩张最大的障碍几乎都是‘天然’的，”学者丹尼尔·纽金特（Daniel Nugent）写道，“严酷的气候、水源的匮乏、遥远的距离将这块区域与中心区隔离开来，并把每一个‘文明的’定居点与相邻者隔离开来。”

　　巴士来到一个低坡旁，在被刺柏和灌木蒿点缀的棕色山体间，一条细长的带状工厂及棚户区几乎延伸到了地平线。这是边境小镇诺加莱斯（Nogales）：一个人口拥挤、狭窄又密集的街区，破损的临街灰泥墙面上喷涂着纳粹十字记号和商业涂鸦，还有破了的塑料和霓虹标志，《摩登原始人》和其他电视偶像的花哨壁画。在这些图像中，就有罗萨·考迪约给我讲过的从整个墨西哥吸引来蓝领工人的廉价工厂。

　　这种移入造成了棚户区和暴力犯罪、毒品及酒精滥用、阶级冲突、家庭瓦解和失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能找到工作。和墨西哥其他地区相比，强奸和汽车事故在北部更普遍。从1968年到1995年，超过2000家公司入驻这个区域，从而形成了被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称作受污染空气、有毒的地下和地表水、不卫生的废物倾倒，以及其他与不受控的城市增长相关的健康和环境问题的“化粪池”。它是一个现代的淘金潮——带着丑陋的动荡和光明的承诺，但是规模更巨大，并且更可能是持久的。

　　我们的很多微波炉、电视机、录像机、烤面包机、玩具和日常服装都是由这条边境线的墨西哥劳工制造的，他们每天收入在3到5美元之间——不是1小时，而是1天！常常是在危险的条件之下。美国消费者现在正和第三世界工人处于一种紧张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但是这个关系是寡头式的，就像古雅典或者罗马公民和他们的奴隶一样。

　　我也看到了快钱的迹象：酒吧、夜店、廉价旅馆和纪念品商店；有太多的台球厅、“欢乐时光”（Happy Hour）标志，以及开道奇拉姆皮卡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有太多的男人穿着设计师牛仔装、带着BB机或者拿着手机和其他轻便通信设备。我第一次在墨西哥看到了被双链锁锁在金属柱子上的昂贵的山地车，而不是没有锁的生锈自行车。一个橱窗里展示着一台从牛仔靴子里竖起来的手机，靴子上有黑色的鳄鱼设计和白色皮质的尖角。我从瓜达拉哈拉开始，就已经看到一条处于扩张中的审美及社区鸿沟，而索诺拉的诺加莱斯，则是这条鸿沟的压缩总和。

　　我入住了一家酒店，然后步行走向两国间的边境线。我在那儿观看两个男孩踢着用破布制作的足球，直到其中一人把球踢上了一个废铁料做的房顶。球没能重新滚下来，男孩子们就走掉了。我看到一群留着朋克发型、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的青少年，他们系着昂贵的皮带、戴着冬季滑雪帽、穿着夏日短裤——任何他们可以拿到手的东西。他们的表情桀骜不驯。离边境线100米的地方，是废铁皮店面最后的集聚地，它们提供每一种纪念品和包括场外投注在内的每一种业余活动。我在那儿看到一群群穷困潦倒的人，他们散发出强烈的酒精气味。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5世纪的哥特人“吸收了恶习，却没有模仿（罗马）文明社会的艺术和制度”。我在这边境线上所见到的，并不是什么新事物。

　　被叫作“国际街”的真正边境线，是一堵12英尺（约3.66米）高、锈色深暗的“铁幕”，它是美国当局用美军从越南和波斯湾带回的铁皮废料建造起来的。在这堵墙下向后退一点，我可以辨认出山上高处，美国一侧房屋的整洁的矩形屋顶，很明显，它们的每一个接合处和部件都是标准化生产的，和我身边由外行人灵感突发而创造出的仓库形成了反差。

　　我从这堵“铁幕”走回到墨西哥的边境小镇。索诺拉的诺加莱斯有10.8万正式居民，算上非正式居民的话，会超过20万。它的人口增长速率——由于高出生率和从南方前来的持续的移民——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每年4.2%。这意味着诺加莱斯的人口每16.5年就翻一番。1980年，这儿的人口是1995年末的一半左右。很多移民来自锡那罗亚州和索诺拉南部，他们到这个城市的80间美国工厂工作，这些工厂雇用了这个城市40%的劳动力。墨西哥南部远一些的区域正在变空，与此同时，边境沿线的人口和社会问题在持续攀升。诺加莱斯整片整片的区域都没有自来水或者下水道线。“犯罪案件已经跳出了图表之外。”一位社工告诉我。不过，诺加莱斯仍然比东边300英里（约483公里）外、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对面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要小，也没有那么暴力和破败。在华雷斯城，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瓦解，除了穷人外，所有人的房屋都装有电子监控系统。1995年，一位美国毒品执法警员在那儿刚一露面，就被一个13岁的墨西哥人枪杀了。

　　“这边境线曾经是为企业家、高收入者而存在的，”当地的一位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劳拉·瓦伦西亚告诉我，“但是现在，本地的现实是由来自社会阶梯底部的人所驱动的。我们这里曾经只是有移民；而现在，我们有一整代移民的孩子。在20世纪末，我们拥有以前从没有过的东西：不仅是边境线，还有贫穷和失业的整个边境文化。”

　　尽管在这里，在这城市之中，边境线看上去是令人生畏的，但是在沙漠上，它消退成了几股带刺的铁丝网，仅能防止牛群的迁移。在得克萨斯州狭窄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上，完全没有防护，也没有任何自然屏障——没有山脉或者宽广汹涌的河流，可以轻易地穿过边境。美国边境警卫使用的军事雷达就像黑暗森林里的一支手电筒。作为一种纯粹法律上的人工构建，有一天这边境线将恢复到它一直都是的东西：一种难以控制、政治上模糊的沙漠之“棕色区域”，它宽达数百公里，各种文明（西班牙、盎格鲁、来自北极的说阿萨帕斯肯语的印第安人，以及来自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印第安人）曾经在这里相互混合。“从来没有人真正被边境阻止，”俗语说，“只会被推迟而已。”

　　让墨西哥至今还稳定的因素——毒品利润和非法移民寄回家的收入——正是华盛顿声称要遏止的。但若没有毒品和非法移民，美国也许会面临它一直都害怕的东西：一场真实的墨西哥革命，以及边境上真正的混乱。夺走墨西哥最大的收入来源，会威胁这个国家的中央当局，使之崩塌。考虑到边境线上的漏洞重重，美国西南部的人民——就像我晚些将被告知的那样——将会为阻止那样的大灾难而牺牲掉任何原则。的确，通过人为地支持墨西哥经济并使其畸形化，美国为大麻和可卡因的欲求提供了战略性的保护，以阻止来自一个混乱且人口日益增多的第三世界邻国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洪流。

　　让人难以接受的墨西哥之事实，在于它的棘手性：它是一个古老且人口稠密的“水利”文明，就像埃及、中国和印度的一样，修筑大型水利和土木工程的需求导致了庞大、官僚化的专制制度，它们以一种或另一种形态存在了如此多的世纪，以至于在多党民主之下，这样的政治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受到了北边伟大文明的影响。我们对墨西哥的影响是否会带给它更多裨益，这一点也是不明晰的。我们对毒品的大胃口也许会把这个古老的非西方文明转变成一个无道德观念却又充满活力的21世纪野兽。

　　与此同时，融合在不可逆转地进行着。跨越两国的航运已经在菲尼克斯和瓜伊马斯、图森和洛斯莫其思、达拉斯和奇瓦瓦城等地涌现出来，富裕的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乘飞机在其间往返工作。尽管加州对更大规模墨西哥移民的敌对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广泛报道，像小乔治·布什州长和菲尔·格雷姆参议员这样的得克萨斯政客已找到了更多和墨西哥的关联。加州和德州对于墨西哥难题的不同反应是由地理决定的：洛杉矶这类有吸引力的主要城市和墨西哥边境很近，这使得加州很容易受到非法移民的影响；但得克萨斯州的处境则相当不同（与洛杉矶仅一城就有350万人口相比，埃尔帕索的人口仅为51.5万）。此外，和加州相连的墨西哥太平洋海岸，一直就是贸易和移民的通道。而且，虽然墨西哥西北部缺乏能和洛杉矶竞争的有吸引力的城市，其东北部的蒙特雷是拥有220万居民的墨西哥第三大城市，正处于蓬勃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并且留住了众多移民——若不是蒙特雷，他们就会威胁到得克萨斯。因此，尽管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州关于移民的喧闹的政治斗争，得克萨斯和墨西哥东北部的再融合已是正在安静进行中的历史。

　　还有迅速发展的双边商业和救灾机构网络，就像新的亚利桑那—索诺拉商会，以及位于图森的环境组织索诺拉研究所——根据一位叫温迪·莱尔德的员工对我所讲，该机构的目标在于“把边境线击破，将两侧的社区连接起来”。罗萨·考迪约曾在埃莫西约说过：“今天的激进分子是跨越两国的，因为不仅有从上而来的全球化，”——即来自这些新的跨境机构的——“也还有从下而来的。”——伴随着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压力所产生的。我在想，科科帕（Cocopah）和奇卡普（Kikapu）这两个在边境线上往返跨越、拥有墨西哥—美国双重国籍的印第安部落，是不是会成为未来的模板，因为往来两国的贸易和人数的绝对量，在侵蚀着两国的抵抗。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我曾在墨西哥城的前部长书房里看到过他的书——相信，地理将最终决定一切。北美的地理使命也许并不是从东向西，而是让分隔了我们与墨西哥、加拿大的武断线条消失掉，即使东岸和欧洲、西岸和亚洲，以及西南部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都在强化。另两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相信，历史也许并没有结束或者开始：只有超越了道德或者政治目的之范畴的持续的动荡和转化。

　　墨西哥的演变所显示出的与此相同。16世纪早期，安居的印第安游牧民，也即远祖来自亚洲东部边缘的阿兹特克人，被来自欧洲西部边缘的人——通过造船革命而消除了海洋阻隔的追求财富的西班牙士兵——所征服。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征服者都不曾有过欧洲启蒙运动这样的经历，而启蒙运动的自由探究、机会和公正的原则，是美国的立国基础。但现在，墨西哥的旧世界混血社会正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启蒙后世界相融合。不只是墨西哥，美国也可能会发展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新文化。

　　我们和墨西哥的边境线是否就像是中国的长城：一个在沙漠中建造的人为屏障，以将游牧的突厥（Turkic）部落人阻挡在外，但是就如吉本所写，它虽然保持着“世界地图上一个显著的位置……却从未为中国人的安全做出贡献”？

　　是跨越那废铁屏障的时候了。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