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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德意志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它是拿破仑1806年强行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后果。更确切地说，自那之后出现了三个德意志问题。人们争论不休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哪儿才是德国，它的边界在何处，它管辖着哪些地方？第二个问题是：统一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第三个问题：德国真的像人们一直认定的那样，是欧洲安全或者说欧洲均势的一个威胁吗？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数年前刚解体的旧帝国的替代品：德意志邦联（der Deutsche Bund）。这个新邦联的任务是给德意志诸侯和各自由城市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这种结构既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使他们松散地聚合在一起，又不会妨碍他们行使各自的主权。

　　德意志邦联要想顺利运行，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德意志空间内的两强——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间必须保持极大的克制；其二，所谓的“第三个德国”或“特利亚斯”（die Trias）——境内其他的中、小邦国——多少应该团结起来代表其整体利益；其三，德意志邦联应该为自由思想留下成长的时间。然而，在德意志邦联之内，只有从1815年到1866年的“德意志双雄之战”前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因1848—1849年革命而有所中断）才暂时具备前两个条件，而且它们在1850年之后也已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固的态势。至于说第三个条件，则从来也没有具备过。

　　1848年革命源自一场反对那些拒绝自由和统一的德意志诸侯的运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想要实现的，是比1789年法国的革命者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革命者是想把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而“1848年的那代人”的目标有两个：他们要让（轮廓已变得更加清晰的）德意志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他们忍不住想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却力不能逮。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们都觉得一个统一的德国毫无疑问地应该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而直到1848年末才有人意识到，统一是不可能在大德意志框架内实现的，它只有在普鲁士统领下的、不包括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框架内才能实现。然而，当有人有此觉悟时，实施这样一个妥协性方案的时机早已错过：普鲁士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变得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来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krone）家族的国王与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之间早已无法再达成一致。

　　俾斯麦用以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小德意志方案”是一次经典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该方案由三次战争构成：1864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此三战以普鲁士的方式回答了1848年提出的统一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由问题，却远没有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尽管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其前身北德意志联邦始于1867年）推行了在当时非常民主的成年男子普选制度——以至于当时的德国甚至被视为比英国和比利时更为进步的模范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个帝国却根本没有一个必须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只是在“一战”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德国才于1918年以“十月改革”的形式施行了议会制。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的民主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先实现民主化的是选举权，而政府系统则过了很久才在有限的意义上实现了民主化。

　　对在1918—1919年革命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Republik Ven Weimar）而言，议会民主制与战败同时发生的这个事实是德国民主政体的第一个沉重负担。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挪用过来，继续宣称要用“1914年的德意志精神”对抗1789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理念。这些“德意志精神”包括：捍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支持一个强大且崇尚社会公正的国家——一些教授甚至将这些东西称为“德意志社会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平步青云的极右翼党派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的领袖，事实上是德国民主化不同步的获益者。在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失败，并在1930年转变为一种半威权的总统制之后，此人可以在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个是普遍存在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愤恨，而且此时民主制仅存一个门面；与此同时，人民从俾斯麦时代起就部分得到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因政府已经在1930年至1933年以紧急法令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取消了。

　　纳粹党统治时期是德国最拒斥西方价值规范的年代，它否定了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念。直到德国迎来了自己在20世纪的第二次（这次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而且俾斯麦所创建的那个统一的德国也灰飞烟灭之后，新的观念转化才得以在1945年之后启程。在德国靠西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在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现了第二个议会民主政体——这一次是一个能可靠运转且有自卫能力的民主制度。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1986年在“历史学家之争”达到白热化之际，谈及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事件的唯一性时所说的：“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是长期学习和争论之后的结果。而在德意志的另一部分土地尚在专制统治下，在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来之前，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好感是无法想象的。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的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于是这种好感也传到了德国东部。

　　只要德国还是分裂的，人们就会觉得这一状况不但是欧洲，也是全球“东”“西”势力之间维持均势的保证。联邦德国坚定地将自己与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绑在一起，而民主德国也如此看待自己与经济互助会和华约的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分裂的德国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威胁。但在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崩溃，并且一个统一的德国再次出现之后，警报声就响彻许多欧洲国家首都的上空。

　　1871年2月9日，就在俾斯麦建立其帝国之后不久，英国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把德——法战争称为“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彻底摧毁了“均势”。俾斯麦凭借其远见，设法用旨在保证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否定迪斯雷利的这个判断，但随后那位热爱冒险的威廉二世却更多地证实了这个判断。1989年至1990年，欧洲均势再次地动山摇，无论是像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女政治家，还是像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的男政治家，都为此而忧心忡忡。

　　只有外交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消除德国邻国因德国问题突然回到国际政治议程之中而引发的担忧。美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解决这个由德国统一导致的疑难的必要条件是让整个德国都从属于跨大西洋联盟。苏联愿意在此事上让步，是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点：如果莫斯科不允许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改革后的）北约成员国，那么它就不能再指望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全面援助。此时参与的各方都很清楚，重新统一只有在1945年的边界之内才能实现，因此波兰的西部边界——奥得-尼斯河（Oder und Görlitzer Neiβe）一线——必须成为统一后德国东边的最终边界。1990年11月14日由两个德国与二战的四大战胜国在华沙签订的《二加四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和另行签订的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条约（deutsch-polnischen Grenzvertrag），正是照此办理的。

　　在1990年10月3日于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的庆祝德国重新统一仪式上，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用下面这几个简短的句子就将庆典与这个历史性的地点联系了起来：“头一次，我们德国人没有再给欧洲的议事日程制造争议焦点。我们的统一是和平商定的，没有强迫任何人。这统一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进程的目标是为各民族带来自由，以及为我们这个大陆带来新的和平秩序……今天，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位置已获承认……历史上头一次，整个德国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拥有了稳固的位置。”

　　魏茨泽克口中的全欧历史进程，在1990年9月21日来自34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简称“欧安会”）并签署《巴黎宪章》（Charta von Paris）时暂告一段落，出席会议的首脑包括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凡签署参与该宪章的国家，都有义务“致力于建立、巩固和加强民主制度，并视之为本国唯一的政府形式”，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在签署《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5年后，各国决定深化各级磋商。为此，它们将设立一个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外长理事会。

　　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自19世纪初以来的德意志问题在全部三个层面上都获得了解决。首先，可以毫无争议地确定德国的边界所在，划定有哪些地方是属于德国的国土。由此证明了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是行得通的——尽管此时的领土比1871年时又小了许多。其次，与俾斯麦的帝国不同的是，这次统一和自由得以同时实现。最后，威胁欧洲安全的德意志问题也不复存在了：德国是北约成员国，永远放弃了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在全德范围内大幅裁减联邦国防军，这使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另一份约定并非“二加四谈判”的内容，却是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另行商议的结果——联邦德国愿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就承担一项致力于构建欧洲新均势的义务：这就是上文已经详谈过的德国政府在欧洲政治与货币统一一揽子计划上的让步。法国的忧虑在于，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在稳定的德国马克的支撑下迟早会将欧洲置于它的霸权之下，为了减轻法国的顾虑，科尔愿意在两个分别进行的两国政府会谈中把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问题分开来讨论。由此才有可能诞生1992年初生效并成为单一货币的基础的《马约》，但德国政府曾寄予厚望的欧洲政治统一进程却并不能因此条约而取得大幅度的进展。坦率地说，以此方案解决德国问题，使欧洲问题成了悬案。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德意志问题自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就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了。大约十年之后，当奥地利人民党主席沃尔夫冈·许塞尔于2000年2月与克恩滕州（Kärnten）州长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下的（通常被认为是鼓吹“大德意志”的）极右党派奥地利自由党（FPÖ）组成了联合政府，法国社会学家埃玛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于此时抛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德意志问题又来了！正是这样的氛围，使欧盟在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压力下对奥地利实施了制裁。

　　2004年，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F. 绍博（Stephen F. Szabo）在谈到德国在格哈德·施罗德和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说不”一事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德国问题。不过这一次德国并不孤立。雅克·希拉克的那个“不”字说得与德国同样坚决，而且法国的这个“不”对美国而言更有分量，因为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可以用否决美国或美、英提案的方式威胁华盛顿。

　　又过了大约十年，新一轮针对德国的权力及其对权力的理解方式的批评声再次响起。引燃这场争议的火星，是德国在（2007—2008年源于美国的）国际债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红绿联合政府施行的“议程2010”改革，德国在世界经济的动荡中变得更强大了。而且德国还愿意帮助欧元区内陷入危机的国家，其方法是在与欧盟委员会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引导这些国家进行影响深远的结构性改革。但这样的立场不但在那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而且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遭遇恶评，这些人觉得德国人因为自己在历史上曾遭受过通货膨胀，所以现在要采取不惜损害第三方的紧缩政策，结果对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下面这类责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有人说德国之所以要采用如此严格的货币稳定政策，最终是为了创立一个“以周边为腹地的德意志帝国”——如此耸人听闻的说法来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英国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绝对不是德国的敌人，但他在2013年夏季谈起了“新的德国问题”，这给了他的爱尔兰同行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一个启发，让后者开始谈论“新德国问题的时代”。当被诅咒的“紧缩政策”开始在地中海国家以经济略有增长和失业人数略有下降的形式显示出初步成果之后，对德国的批评声才稍微减弱了些。与此同时，不少人终于认识到：创建一种欧洲共同货币而不同时成立一个以政治联盟为内核的财政联盟，是欧元的结构性缺陷。

　　另一种对德国处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批评就很难反驳了，因为它涉及外交和安全政策。2011年3月17日，在利比亚内战趋于白热化之际，安理会通过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动议，其内容是阻止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守军的屠杀威胁。在投弃权票的几个大国中，德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站在了一起——这样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行为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出现，它引来了美国及其他西欧盟友对德国铺天盖地的批评。这些国家觉得德国人在军事领域所提倡的“克制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克制文化”这个说法来自1992年至1998年任外交部长的自由民主党人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在许多具体的事例中，这样一种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许多德国评论员也曾发出过同样的指责。

　　这种在西方经常被当作新“德意志道路”（这次却是和平主义道路）的东西，不但与德国（或者说两个德国）战后45年未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的经历有关（同时它们还把最高安全责任托付给盟友），而且同样也与那段既影响深远又充满争议的1933—1945年的德国历史（特别是二战中的那段历史）有关。这段经历引起了这样一种说法：由于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德国有义务奉行无条件放弃武力的政策——包括不参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行动，除非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土和盟友。

　　1995年，在联邦议院关于是否应该派遣联邦国防军保护波黑平民的辩论中，这种想法成为掌握议会多数的社民党人和绿党联盟者的论点，他们自然少不了提到大屠杀的教训。3年之后，就在社民党和绿党联盟在1998年的大选中大胜后不久，这两个党却批准了另外一项北约在科索沃（Kosovo）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他们这次也重提了奥斯维辛（Auschwitz），但重提它的意思是想强调一种责任：不能对严重侵犯人权之事袖手旁观。自那之后，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特别是屠杀犹太人一事，就很少再被提起了。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每一次将大屠杀一事工具性地使用以服务于眼前的政治目的，都会有使这件事庸俗化的危险。有些人试图从纳粹反人类罪行的独特性中获得一种权利：我们可以对其他的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庸俗化，而且这种策略会使德国遭到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孤立。

　　近年来，德国已经被多次要求在更大程度上“领导”欧洲。其中特别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2011年11月28日波兰外长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他称德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同时还说，作为一个波兰人，比德国的势力更令他害怕的是德国的无所作为。英国杂志《经济学人》（Economist）在2013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政治学家威廉·E. 佩特森（William E.Paterson）所创造的一个概念，称德国是“欧洲不情愿称霸的霸主”。该文作者桑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点明了法国与德国在经济实力上史无前例的差距和法国在改革方面的滞后，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当北京和华盛顿问‘欧洲将向何处去’时，其实是在问‘德国人现在想干什么’。”

　　“霸权”这个概念，既不符合欧洲联盟这样一个国家联盟（Staaten-verbunde）的理想，也不符合现实。与此类似的是“敏感的霸主”（因其过去的经历而畏首畏尾）——这是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用以描述当今德国的概念。只要一想到，如今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德国国内，对德国历史的批评一直有增无减，人们就会觉得“霸主”这个概念也很值得商榷。德国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所有企图都会落空，而且还会毁掉整个共同体。

　　另一个提法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1951年在描绘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在欧洲的地位时所用的概念——“半拉子霸权”。伦敦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他2014年末出版的著作《德国霸权的悖论》（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中又把这个概念用到了德国身上，多米尼克·格佩特（Dominik Geppert）的做法也是这样。这二人认为，与那个处于中间状态的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一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对“均势”而言太强大了，但又没有强大到足以行使霸权的份上。昆德纳尼所谈的是德国在地缘经济学意义上的“半拉子霸权”，他认为德国问题以一种地缘经济问题的形态又重新出现了。他觉得，现在德国的力量是一种杂糅了经济上的强权和军事上的自我约束的罕见混合物。他还认为德国在欧洲正越来越（自信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欧洲之外却不愿放手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多数时候也缺乏价值规范方面的考量——比如要不要重视人权。

　　在与欧盟内部的权力关系相关联的问题上，很少有“德国问题又重新出现”的说法。在那儿，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德国的政策，而是法国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一拖再拖的结构性改革。这些问题更多显现出的是欧洲问题悬而未决。这样说是因为，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就算是有了欧洲财政稳定机制、财政稳定协议和银行联盟，欧洲货币联盟向财政联盟的发展几乎毫无进展，而未完成的政治联盟就更无人提及了。

　　仅仅指出欧洲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并不能就此驳斥德国问题再度归来（或者说“新德国问题”）的命题。昆德纳尼引述的证据包括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关于一条特殊的“德意志道路”的声明，而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引述了大量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期间，有着特殊关系的俄、德两国之间的相互许诺。在最新的东、西方冲突中，有些说法真的很难让人忽略：有人说德国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采取的某种形式的等距离外交，还有人说德国要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联邦之间扮演斡旋者的角色。这些说法有时会在欧盟和北约的中东欧成员国那里引起这样一种疑心：德国人所声明的“与西方结盟”在国内真的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没有争议吗？不过，没有人能够指责柏林的官方政策含糊不清。与以前一样，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都是：面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欧盟和北约必须团结一致。如果谈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根本没有理由扯出一个“新德国问题”。

　　在1989—1990年的划时代转折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西方至少应暂时放弃如下奢望，不应再坚信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横跨三大洲的自由空间将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现在还在我们手中的果实，是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后的秩序，传统西方被划分为自由和不自由区域的分裂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为了保住这一成果，欧盟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除了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之外，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以及部分由此而产生的涌入欧洲的难民潮，都表明欧洲人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是多么紧迫的事情。近来，难民问题已成为考验共同体牢固程度的试金石。德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角色，这些争议引发了关于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新讨论。而这将是下一章的话题。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