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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章 欧洲vs美国？

　　就在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之后不久，年轻的法国法官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与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起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他们向司法部请假旅行的正式理由是要进行有关判决执行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托克维尔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建立起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个人判断，并据此撰写一本书。他此次旅行研究的成果即为四卷本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头两卷出版于1835年。

　　美国与欧洲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求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托克维尔所认定的首要区别，是政治与宗教在美国及欧洲的不同关系。在他看来，英、美文明的特征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的产物。这两种元素在其他地方总是争斗不休，而在美国却能相得益彰，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在这里，我说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

　　这位自由派贵族对美国的描绘，恰好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反面——启蒙运动在这些地方都要经过艰苦的，甚至是革命的斗争才得以完成。“在美国，正是宗教引领了启蒙（‘lumières’在法文原文中既有‘照亮’也有‘启蒙’的意思）。正是通过恪守上帝的律法，而使人类得以自由……这个宗教将资产阶级的自由看作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高贵表达，而且把政治领域视为造物主保留给理智活动的领地。这个宗教在保留给自己的地盘上是自由、强大和满意的，它知道，它的王国正因此而稳固，在此地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而决不依赖其他任何势力的支持。而在‘自由’看来，这个宗教正是其童年的摇篮，是其权利的神圣来源，是其斗争和胜利的引路人。自由将这宗教视为风俗的守护者，又把风俗看成法律的保证和自身生存的保障。”

　　在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托克维尔所想到的是清教徒留下的遗产。这些人在17世纪初乘着“五月花号”和其他船只从英格兰驶向“新大陆”，为的是逃避英国国教教会的压迫。他们对信仰自由的追求，是对其他自由权利和共治权利追求的源泉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源泉。这些开路者还从英格兰带来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由议会决定税收和举行投票的权利——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祖国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但英王却不愿意在北美殖民地施行。对英格兰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务还有无司法指令不得被随意逮捕的权利（由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案》保证），与此类似的还有“制衡”的传统，以防止某些国家权力被垄断。

　　对日后的美国而言，欧洲所赋予的遗产并不仅仅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所具有的激进加尔文主义，同样从旧大陆持续不断地传来的还有知识界的思潮。对启蒙思想而言，北大西洋算不上什么障碍。自然神论正是如此传来的，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就放手任其运行，并不会有一位“人格神”插手某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生活。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在弗吉尼亚种植园殖民地广为流传，这一带正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其195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将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称为深刻影响了新大陆居民早期历史的两大宗教——道德传统。“无论我们这个民族是从马萨诸塞州的还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观念中继承了更多的精神遗产，我们都于此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分化成了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

　　这种认为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乃上帝之选民的想法，早已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的首任长官约翰·温斯罗普于1630年在从英格兰驶向美洲的“阿拉贝拉号”（Arabella）的甲板布道中表达过了。温斯罗普提醒他的听众，他们自己应该意识到，他们很快将建造一座万民瞩目的“山巅之城”。这位世俗布道者所描绘的图景出自“登山宝训”。据《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讲完虔信者的诸种福分之后，以此语收束：“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现在人们称之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其实自有其宗教根源。作为一种有政治色彩的神学观念，由上帝拣选“救世民族”的这个神话有多种用途。它构成了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鼓吹“美国帝国主义”的阿尔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的精神内核。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在1900年1月9日的演讲中，以上帝之名宣扬美国有领导世界的权利：“神已从万民之中挑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来领导世界的重生。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无论是否诉诸上帝的召唤，这种自己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信念都是存在的。就好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7年4月2日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声明中所讲的那样，此使命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得以安生的地方。而且在21世纪初，还有一位继承了威尔逊职位的号称“基督再世”的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牢牢认定他的国家负有神圣历史使命，要在“反恐战争”中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

　　不过，今天的美国从殖民地时期继承的宗教遗产并非只有早已世俗化了的使命观念。其他遗产，还包括了自由教会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教会的拒绝，以及基督教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润。一个公开的不可知论者（更不用说无神论者）去竞选总统的事，直到今天都不可想象。与欧洲，特别是与世俗化的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法国总统们常常喜欢用“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结束其演讲，而美国总统们用的总是“上帝保佑美国”。

　　今日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可追溯到17、18世纪的早期历史。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构成政治体制的方式和方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体系都是在社会上层开始生发，然后逐渐地、不完整地向下面的社会层级传递。但是在美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社区的形成先于各县，各县先于各州，各州先于联邦。”

　　托克维尔于1830—1831年游历美国时正值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当政，他在此感受到的自由和平等的水平要高于欧洲，《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将这归因于此地并无享有特权的贵族。他说美国人“从来就不知道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区别。而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彼此害怕，也不彼此憎恶，所以他们也从来不需要一位统治者来逐条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务。美国人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已经从英国贵族那里拿来了个人权利的理念和热爱地方自由的思想，而他们能保有两者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和贵族进行战斗”。

　　托克维尔讲出此言约120年后，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美国之所以在19、20世纪与欧洲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正是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恰恰是与贵族及其特权之间泾渭分明的区别唤起了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这种区别成了他们身份的标记，他们由此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等级”实际上也承担了为市民阶层以下的各社会阶层发声的使命。

　　对此发出最强烈抗议的是19世纪出现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在与资产阶级的战斗中决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从封建时代的传统中找到了团结联合的形式。在美国，由于并不存在拥有特权的贵族，所以也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市民阶层意识，于是也就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哈茨在他的结论中如是说：“美国这种既没有封建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独特发展路径并非一种巧合。遍布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有隐而不彰的渊源，人们可以在封建社会的习俗中找到它。是‘旧制度’启发了卢梭，然后这二者又一起启发了马克思。”

　　哈茨这番机智的分析并不只是恰好回答了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同时还为大西洋两岸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在欧洲，19世纪由国家施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继承自近代早期绝对主义王权的“善政”传统：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这样，对俾斯麦（Bismarck）来说也并无二致——他将自称为“乞丐们的国王”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视为自己的榜样。美国并没有这样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相反，在那里口耳相传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们在开拓者时代所践行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也开始在美国建立起一套有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快他就不得不回击那些说他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指责。 80年后，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支持的保守共和党人，又将一样的标签贴到了推行全民法定医保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身上，同样意在诋毁他的声誉。

　　欧洲绝对主义的另一份遗产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马克斯·韦伯将这一垄断视为现代国家体制的首要特征。在美国的开拓者社会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无远弗届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持有武器的权利被视作个人自由的保证。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还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而且其理由是“一支组织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Staat）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修正案至今仍是武器拥有者强大的联盟——美国全国长枪协会——的立身之本，正是它使得该协会能一再阻挠美国总统们一切想要管制武器的尝试。同样泥古不化的，是美国许多州对死刑的坚持。这里起作用的，是对于报复一事的《旧约》式的肤浅理解——这显现出：在美国，人权和民主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程度比欧洲要轻，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死刑甚至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废除了。

　　欧洲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把美国视为“文明世界”中与自己等量齐观的伙伴。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与旧大陆之间的关系都显得暧昧不清：美国看上去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向上爬的机会，拥有大胆的商业精神，是个令人钦佩的、享有民主的自由国家；但在文化上，欧洲却总是把美国想象为粗野、蛮荒的开拓者之地。

　　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想法才有所转变。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权势的扩张、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智识上的潜力、美国社会中的现代性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大令人畏惧的工业强国的事实，都会让人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欧洲人的自负抛到九霄云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不分彼此，同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自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更加感觉到它们在政治上拥有基本的共识：这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国都把自己视作文明进步的捍卫者，共同反对奉行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

　　德国尽管在1918年战败之后也拥有了一种民主制度，但正是这种情形让这个新开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由战败而得来的民主，使德国滋长了对西方的深深恨意——对美国恨得尤深：因为正是这个鼓吹威尔逊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国家让一种“城下之盟”成为可能。1933年到1945年的“德意志灾难”之中的桩桩件件，可以说是德国拒斥西方政治思想的高峰，这是德国在20世纪对西方的第二次拒绝，而且这一次失败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连德国人也能完全接受这样的洞见了：西方已经超越了一切差异构建起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如果欧洲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美国。

　　但自二战结束以来，某种暧昧不清的东西也附着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反美利坚主义”很突出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倾向——美国被斥责为文化扁平化和大众化的渊薮。而到了1945年之后，“抨击美国”一事的主导力量转移到了左翼一侧：并非只有共产主义阵营才将美国骂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人们普遍对美国技术的效率之高，美国通俗文化的吸引力之巨感到惊讶，这种吸引力从好莱坞电影、漫画［如《捣蛋鬼》（The Katzenjammer Kids）、《超人》、《米老鼠》、《唐老鸭》］毫无间隙地延伸至国民饮料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美国简直就是“摩登”的化身。

　　从政治方面看，英国在传统上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起，这位当年的殖民霸主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的想法就已经在大英帝国找到了土壤。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理念业已成为英国的国家智慧中根深蒂固的部分。相反，美国最早的盟友法国只能很不情愿地回忆起：美国才是首倡人权的先驱，同时美国还是那个在20世纪两次帮法国彻底打败德国的国家。法国在夏尔·戴高乐总统的带领下用尽一切手段重新树立起本国已被挫伤的骄傲，并竭力避免让人觉得美国可以在大西洋同盟的框架内向法国随意发号施令。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一事（但并没有退出同盟本身），正是这种意图摆脱束缚的尝试的高峰。

　　在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中最亲近它的国家。当时，美国的和解意愿是西方战胜国中最强的，而且远超他国。在与东方阵营于世界政治角逐的过程中，美国第一个认识到联邦德国作为伙伴的价值，并因此给了被分隔在国家西部的德国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对联邦德国的自由、福祉和安全来说，再也没有比跨大西洋西方联盟的领袖更可靠的担保人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在大多数年轻人眼中成了一个重蹈法国覆辙的，用残酷的战争阻挠越共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霸权。在联邦德国是这样，在西欧是这样，在美国自身的学生反对派那里也是这样——这群人正是1968年抗议方式的发明者。在这段充满传奇魅力的岁月中，跨国的造反运动反对年青一代所怀疑的一切，因为这些东西显得有权威、有压迫感。而他们要特别反对的，正是那个在东南亚穷兵黩武，并以这种方式挥霍了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权威地位的超级大国。越南战争在1973年至1975年以越共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西方的霸权而言是一个道德上的打击，并令其久久不能恢复元气。

　　在越战结束之后的40年里，相较共和党出身的美国总统，欧洲人对民主党出身的美国总统的评价基本上更为友好。民主党人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而共和党人则被认为是保守的，或是反动的。1981年至1989年领导美国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尤其遭旧大陆的左翼政治人士憎恶，因为他采取了露骨的反共修辞和激进的军备战略。直到他在其第二任期内转而与苏联的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成为系统性裁减军备计划的伙伴之后，欧洲人才开始赞许他对解决东西方冲突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共和党人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借由他在1989—1990年支持德国重新统一所赢得的声誉，甚至获得了那些先前一度怀疑他的人的支持。而他的那位以社会改革者和谦逊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后继者，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则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受到了惊人的欢迎。时至2001年1月，当那位1989—1993年间的总统的儿子、共和党人小布什入主白宫，并在政府的关键岗位上安排许多来自“新保守主义”阵营的特别右倾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时，西欧的公共舆论认为一个大西洋两岸发生冲突的新时代即将出现——他们肯定不会失望。

　　的确，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唤起了所有的西方国家要与美国团结一致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北约国家一致同意打击庇护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根本前提。可是，当小布什准备于2002年发动一场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时，却引发了跨大西洋联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小布什谴责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的不义之举，指责他不但违背了自己在核不扩散条约中的义务，而且还藏匿和生产生化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即使美国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部分北约成员国（其中包括英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1999年才加入的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而来的新成员：波兰、捷克、匈牙利）也决定站在美国一边；但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对于盟友中的这些不同意见，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借2003年1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些“说不”者蔑称为“旧欧洲”，同时又把加入了“意志联盟”的伙伴称为“新欧洲”以示欢迎——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

　　美国国防部长的这番言论首先在法国和德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应《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请求，有20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依照这些德国哲人的论断，拉姆斯菲尔德在欧洲遭受到批评是因为他“背叛了美国自身在18世纪所拥抱的理想。《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政策和国际法上的诸多革新，都是由启蒙运动的精神所生发出来的。今天，这种精神和这些革新更能在欧洲找到共鸣，而不是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暮气沉沉的所谓‘新世界’”。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论断更能显现出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之严重了。

　　对于欧洲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国际法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早已于2002年6月1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9个月）在西点军校进行的一场演讲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宣称，“采取‘单边行动’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和守护国民的生命”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一项主权——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行使自卫权的前提：受到直接的、紧迫的威胁。

　　这一说法，已经表达了“布什主义”的要旨，该主义的最终定本出现在2002年9月17日由总统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美国不会让其敌人先发制人——在这个口号之下，这份文件记录了美国要实施到那时为止最为强烈的单边强权政策的意愿。若是顺着这位安全战略起草人的逻辑讲下去，那就是说，尽管一切国家都是有主权的，但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主权。这就不单对其潜在对手，而同时也对其欧洲盟友构成了挑战，但小布什及其顾问觉得这种局面可以接受。

　　让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在欧洲和美国国内都遭受尖锐批评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对国际法的公开蔑视和基于这种蔑视而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批评指向整个“反恐战争”：比如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位于境外的不受司法管辖的拘押营（如在古巴的关塔那摩）、镇压性的法律［如2001年10月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以及国土安全部（NSA）在国内外广泛的电子监控活动。

　　在美国，主要是独立知识分子在抗议美国政府政策对国际法的破坏和总统行政权的系统性扩张。与这些人的态度相反，参议院、众议院对这些行为并无异议，总是让政府所谋求的立法提案和新的法案得以通过，连许多民主党人也投了赞成票。在欧洲，与小布什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政府（包括德、法两国政府）的事情。2003年1月底，旧大陆上的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反对即将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群众集会。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反对北约改装中程导弹系统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果不是自194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话。

　　面对欧洲对自己入侵行动的批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很淡定。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3年出版的《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了一种力量平衡。其中，欧洲是一个后现代的乐园。“欧洲人已经脱离了无法无天的霍布斯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的康德世界中。”相反，美国则依旧停留在“普世性民族主义中独一无二的美国模式”之中。书中还说，在小布什的时代，“西方”作为一个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概念已经丧失其意义。“美国在9月11日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它只是找回了它自己。”因此，曾经的西方阵营之内并不一定会发生“文化冲突”，但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必须使自己适应美利坚霸权这个新的现实。

　　早在一年之前，卡根就曾在《政治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上为他关于大西洋两岸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的思考做过画龙点睛式的总结：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一个挑衅，却影响不小。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而言，要摆脱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这个挑衅式的攻击并不太难，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随时都准备用军事手段捍卫其利益。相反，德国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所以就一直维护着一种“军事上内敛的文化”：这种政策虽没有形成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但每当联邦国防军要在“区外”（“out of area”，即在北约成员国的国境之外）行动时，就会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且还必须得到联邦议会的授权。总的说来，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区域内的军事任务已经大幅缩减，在公共讨论中几乎不存在对外部威胁的感受。尽管人们一再强调欧盟应该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但在实践层面这依然与从前一样受到成员国固有主权的阻碍。所以，从根本上讲，人们并不能说卡根的总结是错的。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结束于2009年），大西洋两岸关系跌入了前所未见的低谷。全欧洲的人都觉得继续维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布什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身上，奥巴马在2002年10月曾经作为民主党的参议员向伊拉克战争投出了反对票。这些希望中的大部分最后都以失望告终：由于国会中强硬的反对派和某些州的反对，奥巴马无法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关闭关塔那摩拘押营。他扩大了已饱受争议的武装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规模——尽管这一再导致无辜平民丧生；他同意延长小布什执政期间通过的国内各种严厉限制自由的法案，同时还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对重要的盟友实施电子监控——有段时间监控对象甚至包括德国总理。国家安全已经被排在了个人自由和国际法之前：这种优先性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地狱般的体验，但它也激起了最亲美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奥巴马的总统生涯给予更为友善的评价，而且主要基于其内政方面的原因——虽不限于此。在他的第二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已经可以确定，他将步入美国总统中的伟大改革家的行列。首先是“奥巴马医改计划”（Obamacare）这个全民法定医疗保险应该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的社会进步，还有他针对无限制武器贩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他为了消除女性在酬劳上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的努力，他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些都在欧洲获得嘉许。

　　在外交方面，奥巴马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以避免军事冲突而与前任总统拉开距离。这突出表现在自2011年夏天以来都处于沸腾状态的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美国为避免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冲突，一直小心翼翼地分配给予各个反对派集团的军事支援。要知道，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Wladimir Putin）是叙利亚巴沙尔·H.阿萨德（Baschar Hafiz al-Assad）除伊朗之外最重要的保护人。

　　由于阿富汗自身的安全力量尚不足以压制实力已经增强的塔利班，奥巴马不得不推迟原计划在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战斗部队的时间表。但是在政治局势同样极端不稳定的伊拉克，美国却不只是像原计划那样在2011年底撤出战斗部队，而是撤出了全部军事人员。其理由是，由小布什在2006年扶植为伊拉克总理的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uri al-Maliki）未能保证为美军士兵提供美国政府所要求的刑罚豁免权。接下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内战式的冲突造成了随之而来的混乱，这使得奥巴马的撤军命令很快就被公认为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2011年对利比亚内战半心半意的干涉行动同样影响深远。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让步，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决议的保证下，支持利比亚的叛乱者，并参与对卡扎菲政权政府军驻扎地班加西（Bengasi）据点的空中打击行动之中，而且还在其他地点对卡扎菲支持者的阵地实施了军事打击。美国在3月24日就宣布，空军的战斗行动将于4月3日结束，而且只有在北约通过决议的时候才再度实施。

　　从3月底起，盟军（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了弃权票的德国并不在其中）开始致力于颠覆政权，而这已经超出了联合国决议的范围。8月底，叛乱者攻占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10月底，独裁者成了叛乱者私刑的牺牲品。但利比亚并没有恢复平静：动荡和无政府的状态一直在持续；包括苏特（Sirte）在内一些城市成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欧洲盟友，在做出发起军事攻击的决定时都未曾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向利比亚叛乱者提供武器时的慷慨程度超出了安理会的要求，这在3年之后成为普京总统违反国际法的借口——尽管他的违法方式要野蛮得多。2014年3月他吞并了克里米亚（Krim），这里原本自1991年以来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最东边的顿巴斯地区（Donbass）毫无顾忌地入侵。西方的应对手段是经济制裁。美国将调解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外交工作留给了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

　　2014年，奥巴马已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改变中东政策。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行动在当地造成了某种权力真空，这一点为此间战斗力最凶悍的逊尼派恐怖军事集团“伊斯兰国”（IS）所利用。“伊斯兰国”不但在伊拉克也在叙利亚攻城略地，这使得美国政府于2014年6月向满目疮痍的伊拉克派出了300名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并且还向波斯湾派遣了“老布什号”航母，用以保护美国公民和机构。8月，美军战机首次空袭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据点，自9月起也开始袭击其在叙利亚的据点。美国的欧洲盟友（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也参与了在这两国进行的空袭行动。但奥巴马拒绝动用地面部队；这个层面的战斗被交给了“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敌人——主要是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的佩什梅格部队（Peschmerga）。

　　批评总统的人认定奥巴马打击“伊斯兰国”的热情来得太迟，而且总是犹豫不决。这的确是事实。但奥巴马所做的事依然可以说是出于这样一种洞见：如果不想让中东陷入混乱，美国就不得不担负起世界政治中更大的责任，即便因此而激起本国的舆论争议也在所不惜。同样是出于这种信念，美国令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作为代表，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德国一起同伊朗进行核技术谈判。该谈判最终于2015年取得了成功：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e Atombehörde）对其核设施进行为期15年的管控，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这些核设施不被用于军事。后续谈判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和欧盟从2016年1月17起取消了自2007年起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当时的理由是伊朗违反了1968年缔结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s-Vertrag）。

　　如果要结束叙利亚内战，缺少德黑兰的建设性贡献是不可想象的，上述谈判的成功因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是伊朗，还是它的逊尼派死对头沙特阿拉伯，抑或是俄罗斯都确定了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个目标，但它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于2015年12月18日一致通过的决议，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的和平对话本应该是能取得成果的，但就是完全谈不拢。

　　到2016年的头两个月，导致困局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大家知道了谁才是最善于将美国从中东撤军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为己所用的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手下的空军将炸弹精确地投掷到“最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阵地上，从而协助阿萨德政权占领了大量地盘——特别是阿勒颇（Aleppo）及其周边地区。同时，俄罗斯也由此赢得了现代战略术语中的所谓“以激化得统御”的优势。普京的算计一目了然：西方国家很可能被迫放弃对已被大大削弱的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支持，并转而接受与“相比之下不那么浑蛋”的阿萨德结成联盟，以对抗“伊斯兰国”和属于基地组织分支的另一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Al-Nusra-Front）。

　　201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诺兰（Mary Nolan）的一本名为《跨大西洋的世纪》（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的书。她在书中抛出的命题是：这个“跨大西洋的世纪”（即“漫长的20世纪”）已经终结了。在她看来，划定这段时期的标志是：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显然是在强调21世纪的头十年里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裂痕。

　　若把诺兰的命题仅仅当作对小布什时代的反映，或许过于草率。2009年11月，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峰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本人一语双关地称自己为“美国的第一个太平洋总统”（他出生于夏威夷）。这位总统2011年11月17日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宣告了一项“重要的重心转移”：美国于十多年里在中东经历了两场血腥的战争之后，将要把它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他称他的国家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且宣布：21世纪的亚太，美国将无所不在。

　　但奥巴马并没有说要进行一次“离开欧洲而转赴太平洋地区”的全面战略转向。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如其欧洲盟友那般的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与美国结盟的，但无论是这两国之一还是它们加起来，都远不能企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分量。日本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但只要这个东亚的天皇之国依旧留有激进民族主义的烙印，依旧对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若即若离，那么它也同样不能像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实质上成为美国的伙伴。

　　为了突出西方（主要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0年称这是历史上的“单极时刻”。超级大国美国拥有绝对霸权的时间是短暂的：这个霸权因小布什企图追求其所谓的国家利益而终结。在克劳萨默的说法提出20年之后，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N. 哈斯（Richard N. Haass）将“无极化”称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这个世界将受到十多个行动方的影响，其中的每一个都拥有不同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中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印度和巴西都被算作新的“全球玩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内政稳定，对外野心勃勃。西方明显已经丧失权柄，小布什那个因得胜而喜气洋洋的年代只是一个苦涩的回忆。诚如哈斯所言，这个世界现在处于“国际关系中的‘后大西洋时代’”。

　　不管我们的说法是“无极化”，还是一种新的、带有某种对抗性的“多极化”，有一些事实是不变的：西方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部分——北美和欧洲——又重新接近起来。这其中一个契机是“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另一个是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在2014年以后，那种相互需要的感觉又重新袭来。当欧盟因不断加剧的欧元区危机而抱团取暖时，当中东欧的几个国家转入非自由化的秩序时，当各国在难民、避难问题和在英国脱欧公投的负面后果上的根本性分歧减弱时，大西洋同盟保持了自己的凝聚力。在得知本国的情报机构也不忌讳对亲密盟友实施电子监控之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行为的怒火也有所消退。当人们意识到唯有同美国紧密合作才有可能有效地防范恐怖行径后，对北大西洋彼岸的这个魁梧伙伴的猜忌也就渐渐消去了。

　　不料，2016年的总统竞选大战又重新勾起了欧洲人对美国的怀疑：这次选战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大大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并造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极化。激进的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令奉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大惊失色。不过，我们会专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2016年底，已经确定无疑的是：跨大西洋关系将再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