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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新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帝国的前哨和小镇

　　从奥马哈出发，林肯市就在80号州际公路往西南方向45分钟车程的地方。靠近它的过程让人印象深刻。在一系列巨大的暗灰色高架公路旁就是纪念体育馆，那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玉米机队——过去数十年来最好的大学橄榄球队之一——的主场。感恩节后的周五，当对抗科罗拉多大学野牛队的比赛让体育馆人数达到它的最大容量时，它成为了继奥马哈和林肯市之后的内布拉斯加第三大城市。因为内布拉斯加没有职业橄榄球或棒球队，所以正是玉米机队，而不是武断的边境线，将被分划为西部牧场主、东部农场主和郊区居民的450英里（约724公里）宽的州境连接了起来。

　　在体育馆后面，矗立着另一座阴沉、灰暗又庄严的铁灰色大型建筑：1932年竣工的400英尺（约122米）高的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厦。根据一块饰板上的描述，它是那个时代伟大的“转变期”建筑，把“美好年代古典主义”的“浪漫和多愁善感”同现代包豪斯建筑传统混合了起来。当我在冻雨中泊车并走入州议会大厦，经由它灯光昏暗的巨石走廊走过拜占庭壁画时，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让我想到最多的，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伟大的地方城市复活了。当然，和罗马不同，这个帝国建筑表明了历史中某种独特的东西：更大规模的联邦体系——一个去中心化、分区统治的主权国家，它具有罗马和其他所有大型帝国都缺少的活力和灵活性——之下，这仅仅代表50个州中的一个的官方权威。

　　距离议会大厦2英里处的费尔维尤，是报纸编辑、憎恶华盛顿之政客、美国中部民粹主义宣传者威廉·詹尼斯·布莱恩的古典复兴风格之家，他在前门廊上接受了民主党1908年的总统提名。布莱恩的政治，是来自外省的反对东岸经济利益的呼号；据他所说，东岸利益剥削着中西部农场主和新产业工人：“大城市们，”布莱恩提醒他的追随者们，“依赖于我们宽广肥沃的草原。”布莱恩的运动和其他那些民粹主义者的一样，兴起后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区域激起了涟漪，然后就消亡了，尽管其中较为温和的元素被吸收进入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激进政治之中（布莱恩在威尔逊的第一个总统任期间担任了国务卿）。在历史上那些庞大的、土地连续的帝国之中，这样和平结束且最终富有成效的反抗，是美国所独具的。同时，针对国家首都的布莱恩之反抗直到今天都在继续着，但大部分都是和平进行的。

　　我拜访了杰罗姆·华纳（Jerome Warner），在68年的人生中，他有34年都是内布拉斯加立法会成员。尽管身为一个共和党人，华纳——和其他48个一院制立会团体的成员一样——是在非党派基础上当选的。他的办公室在一个由灯光昏暗的房间所形成的狭窄街区的尾部。他的音调是粗哑的。“政治权力回到各州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告诉我，“联邦已经把我们的选择范围缩小了如此之多，以至于地方掌控是个神话，对于需要更多监管的城市区域尤其如此。共和党全国领导人们谈论着各州的权利，但他们收紧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州级党派的控制。我们已经成为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所运作的机器中的棋子。但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技术和通信只不过让华盛顿得以更轻易地影响我们。”

　　据华纳所说，有其他更为微妙的集权化专制的形式。如今，地方政治竞选所受的州境外资金影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很多地方竞选正在变得越来越具全国性。“由于电视的发展，”华纳说，“竞选宣传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候选人必须到社区之外寻找帮助。在我进入立法会时，成员的一次典型的竞选花费是几千美元。现在，这可以花费10万。”

　　尽管华盛顿的影响出现在当地政治中，世界经济在其他方面给予了内布拉斯加新的自由。“州长会领导海外贸易使团的想法，甚至在10年都还是不可思议的，”华纳说，“你还想知道其他什么东西？”

　　我问道，从他进入立法会开始，州政治有了怎样的变化？

　　“当我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邮件都是正面的。现在，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人们基本上都对政府感到生气。我指的是，他们想从政府得到的越来越多，但愿意付出越来越少。地产税一直都是议题。‘它们太高了！’人们说。因为在内布拉斯加，距离很遥远，人们唯一愿意为之付钱的就是道路。当我们给他们道路时，他们却抱怨其成本，然后希望减税。

　　“这很好玩，但是事实上，通信革命已经妨碍了一个健康民主所需要的关键通信类型。人们读报变少，所以在州和地方层面，政客和公众之间有深度的讨论减少了。”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气象学家的电视天气预报员，以及除了在记者会上表现优秀之外什么都不做却成了电视英雄的内阁秘书们；而与此同时，有能力的官员——更不要说像乔·埃德蒙森和布鲁瓦斯一家这样的真正英雄了——却籍籍无名。

　　华纳提出，无情的技术变革也许会动摇我们的政府系统。建国之父们也许会同意这个观点。的确，他们已经拒绝了把像雅典和斯巴达那样有着爱国“美德”的古代共和国作为模型，这部分是因为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其中的个体花在关注公共事物上的时间变少了。因此，建国者们（特别是麦迪逊）把政府看作相互竞争的私心之间的裁判，而不是理想之善的力量。迄今为止，西方民主存在于一个相当薄弱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绑带之中：一个高文化程度、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以及一个灵活的等级制度——人们可以在其中向上或向下移动一格，大部分在中间聚成一束，而不是庞大且僵硬地区分开来的阶层。但是如果这种宽阔、僵硬的阶层区别重新出现——连同扩大的社会底层和导向全球化的上层阶级之间加深的鸿沟——同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仪式化和肤浅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民主会不会在形式保留下去的同时，实质却腐坏了？

　　在我向西驶离林肯市的时候，州议会大厦和纪念体育馆在饼干色的平原上退去，我继续思索。

　　举例来说，当我们的人口规模和我们生活的复杂性挑战传统国家社区，创造出一个地区性政府和郊区绿洲所组成、与全球市场相连的荒野时，这些新实体和华盛顿的官僚监督者们——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管理志愿者精英军队（就像我在莱文沃斯堡看到的一样）和信息时代武器——之间的鸿沟会不会继续拓宽？

　　玉米皮的红棕色给一公里接一公里的田地上色。像螳螂一样的巨大洒水器吊车在我离开高秆草草原、重新进入有着矮草的缺水大平原时，又一次出现了。雪以各种方样吹过道路。然后就迎来了寒冷多风、负载着大浮冰的普拉特河，内布拉斯加因它而得名。奥托印第安人（Otoe Indians）把这条东西干线称作“平坦之水”，即他们语言中的Nebraska。我想象出摇摇晃晃的马车队，它们供应不足，挤满了孩子和怀孕妇女，横穿过这片除了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之外就空空荡荡的广阔之地。我把自己在阿富汗的跋涉经历移植到了这更加残酷的气候和地形上，并且领悟到——哪怕只是一点——19世纪拓荒的恐怖。这被风所劫掠的沉闷空旷，让任何于其上存在的文明看起来都永远脆弱，这就是我凄凉的默想——暂时就是这样。

　　一项冬季天气警告已生效。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大雪在玉米地间吹得更加猛烈了。我在30号美国公路上向西南前进，普拉特河位于我左边的水平线上，我右侧不到50码（约45米）的距离上，则是一辆100节车厢的联合太平洋货运列车。高耸的电梯直接矗立在货车上，已准备好装入汽车。每20英里（约32公里）就有一处“油泵和餐室”，这是老皮卡里的司机们聚在一起喝热汤、吃三明治和喝咖啡的百货店兼加油站。火车头和重型卡车里的柴油气味四处弥漫。这些农业帝国里沿主干道的休息站，有一种工业时代的魅力。连续数小时在几近空旷的公路上独自开车、没有手机的男人们来到“油泵和餐室”，和朋友们说话或通话。到此处为止，香草色的卡布其诺咖啡机是一个更大世界的唯一标记。

　　回到车中，我在电台里听到了一个当地篮球手的忏悔。耶稣已经帮助她的球队赢得了冠军赛，耶稣已经将她从疾病中拯救了出来，耶稣已经帮助支付了她的家庭房屋贷款，如此等等。“起身说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靶子，”她说，“因为美国有太多人不肯接受这个真相——耶稣是唯一的主。”

　　依靠上帝，以及要求每个人共享同样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似乎是恰当的：几乎每个人的经济命运实际上都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并且正如比尔·格林在得克萨斯告诉我的一样，这单调的景色鼓励人相信，水平线之外和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信念从19世纪开始就是这里的社会模式的一部分，当时，自耕农们面临着最任性的恶魔（比如冰雹和蝗虫），唯一保护他们的就是信仰。和柴油味道以及老式付款电话一样，暴风雪中我独自在路上开车时听到的忏悔，如果是在像纽约或华盛顿那样的地方听到，就显得不那么异乎寻常了。

　　从东部的艾奥瓦州横穿内布拉斯加州，到达西部的怀俄明州的80号州际公路，给了内布拉斯加州不好的名声。80号州际公路450英里（约724公里）长度的大部分都位于普拉特河谷漫滩上，除了令人痛苦的平坦远景，它展示给越野旅行者们的东西很少，这使得很多司机——他们期待着落基山脉——猛然把脚踩上油门，让内布拉斯加落到身后。事实上，一旦离开80号公路的漫滩，内布拉斯加的中部和西部就都变成了一条雄伟的挂毯，它由大风刮出的黄色壤土和沙子所形成的圆顶山坡组成，在雪中看去，如硬朗的蓝色珐琅天空下上过釉的结晶。

　　就这样，我沿着与联合太平洋铁路线平行的30号美国公路行驶，直到抵达卡尼（Kearny），然后就朝西北方向进入了内布拉斯加的死亡中心。很快，随着地面向上隆起，云层降低了。牛群和天空充满了我的视野：我不是指几百头牛，而是数千头，几公里都没有穷尽。我再一次穿过那神秘的边界，进入了真正的西部。一个路牌说，我已经进入了卡斯特郡，我计划在那里住几天。在奥马哈，我听说过卡勒韦（Callaway）和布罗肯鲍（Broken Bow）是“美好”且“有趣”的镇子。我想要弄明白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并且对这个“后城市”蔓延时代的小镇生活有更多的了解。

　　有539个居民的卡勒韦是1885年建立在联合太平洋铁路支线上的，以早期一位铁路主席的名字命名。卡斯特郡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4人，即使在平均密度20人每平方英里的内布拉斯加，这也是很低的。再往北，靠近与南达科他州的边境线，人口密度下降到每平方英里2人，是内布拉斯加内最低的地方。（的确，不只是内布拉斯加，所有平原州的人口模式，是关于气候如何帮助决定人类密度甚至其特征的又一个论据。虽然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在面积大小上相似，人口却随着你往北走而缩减：堪萨斯有250万居民，内布拉斯加是160万，南达科他71.5万，而北达科他为63.5万。随着你向北而行，人均个人收入也在下降，犯罪率也是如此。根据所有的报道，随着你向北进入南北达科他和蒙大拿东部，孤独、抑郁、宿命论和精神信仰都在加强。

　　当我看到卡勒韦的木构架房屋和雪堆上面它们后部上翘的精细的屋顶排列，我被一种从辛劳和忍耐中生发出的亲密感所震惊。辛克莱·刘易斯关于中西部的词组“暴风雪中的普利茅斯岩石”，出现在我脑中。卡勒韦是一个从交叉口处兴起的整洁的砖砌建筑群。它有一种显现出社区性的拥聚在一起的垂直感，我把这种社区与欧洲联系了起来，正是与此相同的特质让很多新英格兰小镇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在商业区的砖砌建筑群之外，是有着门廊和大树的老式木架构房屋。

　　近看卡勒韦时，它肯定没有地图上那么孤独。我见过的很多美国小村庄，特别是在西南部的，都是一片散乱的拖车房屋，连同一家餐厅、一个几百码之外的邮局、一处再相距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加油站的杂货店，或许还有早前时代之扩张留下的断壁残垣，比如一个被遗弃的高尔夫球场。

　　我的汽车滑到了主街上一栋维多利亚时代房屋的积雪覆盖的草坪上，我被告知这是一家家庭旅馆。在里面方方正正的家具、暗色壁板和墙纸的环绕之下，我见到了麦克·温多夫和苏珊娜·温多夫。麦克是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s）的一个前副排长，他体格粗壮，身穿汗衫，黑发夹在脑后，留着小胡子。除了帮助苏珊娜经营这个家庭旅馆之外，他还编辑每周出刊的《卡勒韦邮报》。“我们想要给来访的记者留下好印象，这是一个真正通透的小镇。”麦克说。我在接下来几天见到的人当中，没有谁对这样的奉承感到害羞。与很多这样的社区一样，卡勒韦的生存悬于一线，而要生存下去，就需要有让人们想住在那里的良好公关。

　　在我上楼进入房间之前，我了解到卡勒韦有自己的博物馆和医院、一间“出色的学校”、一个“针对年轻人的商业社区”、一个百人成员的商会，以及新来者的每周聚会。“那是一种常规的新英格兰城镇上的聚会气氛。”苏珊娜说，还有猎捕野鸡、鹌鹑和鹿的活动。“我们所有人，”麦克说，“都在皮卡里放了枪架。我们这周围的人都带着小折刀，但是没有犯罪事件。”

　　麦克带我前往当地博物馆，它是主街上的一个多层建筑，走廊上布满了灰尘，里面填满了装着20世纪40年代的老钱币、带刺铁丝网、打字机、收银机、《圣经》、家庭照片、枪支、打火石、毛皮、苏族和夏延族印第安人的箭头、野牛夹克等物品的展览箱。在地下室里，我看到一个50年代的话务员总机（全国电话簿还不到50页）。在一个装满了美国国旗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一个卡勒韦“二战”老兵韦恩·瑟尔蒙（Wayne Thurmon）捐赠的士兵身份识别牌。他在一台古老的安德伍德打字机上打下：“我是一个老兵：50次任务、330小时驾驶P38和B17战斗机从非洲出发的欧洲飞行……”这展览的业余性让它格外令人感到辛酸，因为每一件物品都唤起了20世纪中期的记忆。麦克和我在灿烂的暮光中走回了房屋。气温低于零度，风在我的骨头周围穿行。反射着维多利亚房屋轮廓的空荡街道被冰雪包围，它们看起来也像是在时间中冰封了一样，仿佛想象中的一个黄金过去的所有确定性仍然有效。

　　麦克和苏珊娜带我去了卡勒韦唯一的餐厅。我试图付钱，但麦克不让我付。“我们有来自商会的钱招待重要的客人，”他说，“我们需要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个餐厅就像一个未完工的地下室，有福米卡塑料餐桌和塑料沙拉碗。顾客们穿着连身工作服或方格衬衣，而且他们全都相互认识。对话在桌子之间来回进行，就像家族聚会一样。我们从瓶子里喝啤酒，没有红酒。“在这里你只能喝到米勒和巴德啤酒，”麦克说，“喏，当苏珊娜和我住在卡尼的时候，我们拥有所有东西——温蒂汉堡、麦当劳的炸薯条。”然后，就像突然读出了我的想法一样，麦克大笑说道：“是的，我知道，我们是农民，垃圾食品对于我们来说是和精致餐饮等同的。”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像农民。如果美国有像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中所定义的农民，他们很可能是内城那些在种族和经济上受到压迫的黑人，以及人数在增长的、工资过低的墨西哥劳动力。

　　第二天，麦克把我介绍给了卡勒韦的市长布莱恩·加德纳。虽然麦克扮演着并且看起来也很像是政治上保守的小镇军人类型，卡勒韦的市长——一位高中老师和全国教师联合会在当地的代表——看上去像是我在繁荣的奥马哈西部的花园咖啡厅所见过的那些人。“我投票给克林顿，那让我成了这里的极左派。”布莱恩说。他驳回了平原小镇正在衰亡的观点。“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趋势，”他说，“在过去几年，整体已经好转了。随着国家人口变得有点太多，美国人变得太缺乏人情味，各地都有了小社区的复苏。《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大多数在1990年内布拉斯加人口普查中显示出人口损失的农村郡县，其人口在过去6年都已经增加了，有一些是大幅增加。窍门在于把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和城市区域的经济机会结合起来。”

　　布莱恩和麦克告诉我，网络可以拯救卡勒韦，它即将获得自己的网站，以吸引“有激进观点的城里人”来到这里，远程办公。“我们不是仅有的在这样做的小镇，”布莱恩说，“社区们将会通过因特网争夺合心意的移民。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并非陈词滥调，对全国像我们这样的小镇而言，它是拯救者。”举例来说，当地高中拥有远程学习房间，学生们可以通过卫星学习200英里（约320公里）之外的沙德伦州立学院的课程。布莱恩承认：“这儿没有很多就业机会。很多人通过做两三份项兼职来让收支平衡。我们只为能够从其他地方赚钱的人提供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我们高中的退学率是零，绝大多数学生去读大学……在我们每周早上7点的议会上，最开始的几分钟被称作‘野性和疯狂’，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只是抛出关于改善社区感的想法。有个想法是劳动日放风筝，现在它成了卡勒韦的一个传统。”

　　把人们争取到小镇上来的想法，和美国一样老。在19世纪，西北的铁路拿出财富的承诺，以吸引人们前往其实是被干旱撕裂的荒地上——那里夏天被蝗虫缠绕，冬季有着北极的低温。小镇在轨道沿线勇敢地涌现出来，数年、数十年地挣扎着，然后在雨水没有——正如结果发现的那样——在犁耕之后到来之时消亡了。但是卡勒韦的市长并不是在许诺财富，而是在许诺一种在远没有100年前的北部平原那么隔绝的环境之下的更为亲切的生活质量。我想，还有什么能比小镇间的达尔文式生存竞争——它纯粹基于小镇们所提供的生活质量——更为健康的呢？如果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让地理变得愈加无效，地区之间剩下的唯一区别——除了气候和风景之外——事实上就将会是社区生活的水准。

　　在约翰逊郡、圣路易斯、奥马哈、橙郡和图森，我瞥见了随着后城市人在发展海外关系的同时松开了与身边更穷者的联结，通信变革是在怎样弱化美国国家凝聚力的。在卡勒韦，我瞥见了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是让很多隔绝小镇避免陷入由孤独和机会缺乏所导致的无聊及闭塞心理的潜在拯救。

　　玛丽·里德和她的丈夫一起，在卡勒韦之外拥有一个牧场。她具体化了我的一些想法。他们的家是当代式的，有着淡雅的颜色和现代家居和电器。玛丽6个孩子中的2个坐在沙发上，在地图、百科全书和家用电脑之间安静地读着书。“新一代牧场主，”玛丽在我们呷着咖啡、享受她家窗外阳光风景的时候解释道，“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像一个世纪之前的牧场主们那样受苦。我们想要拥有和郊区的亲朋好友们一样的生活水平，以及一些相同的文化和美学影响力。我们再也不是隔绝的了。”

　　“你拥有多少土地？”我问道，同时对干草、玉米和丝兰所组成的起伏的黄色高原心生敬畏，赫里福牛和安格斯牛正在那里吃草。田地从窗外向山下延伸数公里，向着比任何我所能回想起的都更远的地平线。房子附近的棉白杨树枝在微风中断裂。此外就是全然的寂静，只有我们的声音和黄褐色草的摆动。玛丽笑了，“永远不要问一个牧场主他有多少土地。那相当于询问他赚了多少钱，因为这里任何熟悉放牧的人都可以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英亩数算出我们的收入。”

　　“我喜欢放牧，”玛丽继续说，“如果我们知道能够在未来也靠它生活的话，就更有趣了。约翰和我一直都在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在牛肉的未来没有过去那么光明，并且牧场主们要求有更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我想我们的孩子将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放牧和耕种一样，将会成为企业，雇佣亚洲和拉美裔劳工，只有2%的人口为其他人生产食物和纤维。所以在某种方式上，我们是最后的个人主义者，最后的拓荒者——一个能够凭培育食物营利的家庭。但我相信，我们必须保存乡村的美国。我不会把孩子送到除了卡勒韦之外的任何地方上学，这里每个班平均只有14名学生，而且人们仍然不用给房门上锁。如果这个大陆上只有郊区和荒野，没有真正社区的话，会发生什么？”

　　我对这种展望有共鸣，但我也知道，作为在一片不受限的土地上、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之坩埚，除了长期的社会和经济无常之外，美国永远都不会成为任何别的东西。所以，就像薇拉·凯瑟故事中的百年内布拉斯加一样，尽管有这锻造出了玛丽之梦想的无尽空旷和无限可能的幻觉，这里的未来看起来仍是严峻的。

　　第二天早上，我在刺眼的阳光中开车前往布罗肯鲍。冰冻的树枝和丝兰在被雪堆所雕刻的冰在火一般的砂岩高原上极为显眼。人口为3800的布罗肯鲍有着20座教堂，其中一些属于福音派。“由于这里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零犯罪，移民模式已经反转了。”前市长托德·拉里默在一个周日早上的早饭时告诉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期间，人们逃离卡斯特郡前往加州，但是现在加州人在慢慢地回流。布罗肯鲍已经在网络上拥有了一个主页。我们需要更年轻的人搬迁到这里来，我们人口中65%都在50岁以上。在美国，如果你想要事情保持原状，那么你的社区就会衰亡。”

　　福音派自由教堂位于布罗肯鲍的市郊，它是一座裸露的铝结构棚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夜间被搭建起来的。入口处的遮檐上宣称：“最穷的人，是那些仅有金钱作为财富的人。”在拥挤的停车场里，我数出了35辆汽车，其中大部分都是老车。礼拜仪式已经结束，当我在后面一个座位上坐下时，主日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在墙上，我注意到一张地图，上面标出了表示全球福音派教堂的灯形图案。然后，灯光变暗，一部有着约旦沙漠上以色列军人特写的电影开始了。

　　我看到了海洛狄恩（Herodion），一个由犹太的希律王在2000年前建造的堡垒。开始时的叙述像是由世界犹太复国运动机构或以色列旅游部所编写的。对犹太沙漠的地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描述细节丰富。犹太人被视为坚强、畏惧上帝的农场主而受到赞颂，他们热爱土地，并且从全面包围的死亡沙漠中夺取生命。解说者为地中海东部古代史提供了详细的概括：犹太、伊多姆（Edom）、叙利亚、佩特拉，如此等等。在描述完海洛狄恩壮丽的圆形废墟和希律王辉煌的葬礼游行之后，解说员说：“看到那希律王的伟大！看看周围，看到他的壮丽——海洛狄恩、耶路撒冷的纪念碑……然而，今天他被世人记住的，仅仅是他是耶稣出生时的国王。尽管有如此多的财富，希律王仍然是个以东人，是异教徒的后裔，而耶稣是雅各的后裔，其另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意指‘播种的人’，勤劳的人。”

　　“想象一下，”影片的解说员继续道，“那些早期信仰耶稣的犹太人的勇气——他们什么都没有，而希律王拥有一切！看看物质财富是多么没有意义！这个世界记住的关于沙漠上伟大堡垒之拥有者——希律王的仅有东西，就是他在圣诞之际杀死了很多婴儿。”

　　灯光亮了，一个身穿旧毛衣的男人从中排站起来说道：“喏，大家，难道不是很棒吗？”既没有霓虹也没有光滑结构的不加装饰的设置，仪式、等级制度或时尚穿着的缺乏，以及对现代以色列的召唤，让我想起了基布兹的会议。“现在，大家，”这个世俗牧师重复道，“我们基督徒常常抱怨被打击。但是想象一下历经苦难的犹太人的信仰！再想一下今天世界上其他地方被迫害的基督徒！我们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相比，是富裕且享有优待的。如果关于希律王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东西，那就是我们四周的物质主义最终将会和希律王的财富一样毫无意义。还有，仅仅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没有任何东西——艾滋病、世界饥饿、种族主义——不能被征服。下周的主日学校中，我们将聚焦希伯来先知阿摩司，以及在古代以色列拥有巨大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时期，他反对社会不公和虚伪信息是如何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相联系的。

　　这个集会让我感动。出来走到停车场上，在冰上滑动的我感到自己对物质的一些担忧被缓解了，尽管我既不是基督徒，也没有经济上的大问题。

　　同一天，我回到卡勒韦参观由阿尔伯特·西多尔牧师主持的社区教堂，和他谈论了一个小时。他的教堂和布罗肯鲍的一样是福音派的，而且也建造得很简陋。在成为一座教堂之前，它曾经是一个蜂蜜罐子制造厂，然后是酒吧和烧烤店。西多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们住在旁边的移动房屋里。在他的教堂里，我也看到了一张世界地图。

　　“这些福音派教堂看起来都很简陋，”我说，“我没有在小镇中心看到过一座有白色尖塔的富贵的老式砖砌建筑。”

　　“你理解得很好，”西多尔说，“对于我们这混乱时代的很多人来说，宗教意味着你拥有一座能放入上帝的建筑，这样你就可以在周日来拜访他，不用在一周的其余时间把他带回家。很多人去华丽建筑中的礼拜，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地信仰上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上帝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场。我们持续地和上帝说话，并且崇拜他，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恶而死的，”他的音调平静却坚定，“因此，我们的教堂只是另一处简陋的建筑，耶稣会立即认出它，他了解像我们这样的简陋之地。”

　　“什么是福音派信徒？”我问。

　　“你的意思是，什么是基督徒？唔，基督徒是一个拥有第一手灵性体验的人，是直接以上帝的话语为精神方向的人，一个对其而言，《圣经》——《旧约》和《新约》——是生命之基石的人，不用任何中间文本或等级制度或神父。我不是一个神父，只是一个牧师、一个耶稣的仆人。”我注意到，西多尔和布罗肯鲍的牧师一样穿着随意，没有西装外套或领带，尽管是在周日。

　　西多尔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隆派恩（Lone Pine）出生，那是一个甚至比卡勒韦还小的小镇，靠近南达科他州的边境。“我是十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告诉我，“我高二退学，在嘉年华、州展览会和马戏团里工作过。我曾以为我已经足够坚强了，直到我到一个矿场上工作时，才意识到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能吃苦。在附近，一个贫穷的传教士和他的家庭在重建一处老棚屋。他们有很多孩子，没有钱，我就等着看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在酒醉后关于车贷或任何东西争吵。但是他们从没有争吵。考虑到我到那时为止的经历，那很让我困惑。最终——我那时21岁——我走到那个人前面说：‘伙计，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但不管那是什么，我都想要。’从那时起，我就分享了上帝之道。”

　　西多尔继续说：“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就像东欧的东正教国家——的基督徒们所忍受的相比，在美国，基督徒仅面对着一点点偏见。但是基督徒进入美国政治是很好的。从历史上来说，政教应该分离是一种曲解。”

　　很显然，西多尔所说的“基督徒”并不是指已被认可的教堂，不论是东正教、新教还是天主教的。他仅仅指那些自己发现了耶稣的人，那些在像他的教堂一样的非正式简陋建筑中一起礼拜的人。在西多尔和其他福音派教徒的心中，2000年来累积的基督教传统和对财富的追求是应该被摈弃的，这样人们才能像1世纪的巴勒斯坦耶稣信徒那样重新体验耶稣。对于像西多尔一样的布道者，经济和技术动荡正在推动着他们向更基本的信仰体系的回归，尽管有美国其他地方的那些以挤满大礼堂的昂贵的多媒体盛会为特征的福音派教堂。因为经济乐观主义是美国迄今所拥有过的与真正的意识形态最接近的东西，所以低工资美国人中的经济不确定性激发了宗教觉醒，并成为一种替代物。

　　当一些宗教团体的信仰侵犯到其他人的信仰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评述道，美国宗教运动的全然的多样化就可以确保稳定性，因为每个宗派都抵销了另一个，使得任何一种宗派都很难获得关键的政治影响力。麦迪逊未能预见的是一种由电视放大的单一且高度政治化的宗教运动，就像帕特·罗伯森的那样。尽管西多尔代表着一种让我觉得舒适的促进稳定的道德力量，若给予他或其他宗教团体过多的权力，如建国之父们所警告的那样，那么脆弱的共识——这种共识把走过一次又一次技术转变的民主社会联结在了一起——就可能被撕碎。我在这片内布拉斯加土地上所见到的福音派基督教是原始且刻板的，仿佛耶稣上周才刚刚死在十字架上，其故事被口耳相传，有着一种压倒其他信仰和观点的强烈度。任何能够将福音派信徒联合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人，就如罗伯森所希望做的那样，都将威胁到越来越脆弱的联合之纽带。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