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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 新地方主义

　　1893年7月，凯瑟琳·李·贝茨（Katharine Lee Bates），一个新英格兰学校老师，从波士顿坐火车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到科罗拉多学院教授暑期课程。她的旅程高潮在她花费数天穿越那平坦、如馅饼皮一样单调的夏季大草原和大平原之后到来：突然之间，出现了落基山脉那让人晕眩的岩壁。在上升到派克峰之后，她创作了《美丽的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驾车或坐火车穿越美国的平坦中部——比如，从俄亥俄中部到科罗拉多中部、怀俄明或蒙大拿，然后被落基山脉的景象犒赏——更好地总结美国的地理之慷慨。“我深吸了一口气。”第一次在怀俄明东南遇到落基山时，杰克·凯鲁亚克这样写道。

　　随着平价航空旅行的到来，这种景观体验已经很少了：在丹佛机场降落之前从空中观看落基山，和在数天的平原之行后从地上伸长脖子看它们，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以和凯鲁亚克相同的道路旅行，从内布拉斯加进入怀俄明。我已经到访了50州中的46个，而落基山脉的前山是我所知的唯一很可能启发爱国主义感受和对未来的信仰的自然景象，由展开中的大陆景观之奇迹所引发。但是我所感受到的爱国主义是告别性的：不仅是因为开车向西进入落基山脉的美国人变少了，还因为对于很多西部居民，这强烈的、让人哽咽欲泣的山峦之美——以及更西边的瀑布——现在激发出的是传统爱国情感之外的其他感受。我将从我和民主党人多萝西·布拉德利的讨论开始。1992年，她离当选蒙大拿第一位女性州长仅差几票。

　　我们在大黄石区北部边缘的蒙大拿州波兹曼的一间老酒店大厅里见面。布拉德利是一个浅棕色头发的高个女性，举止轻快，住在这家酒店中的一套公寓里。她重复了我在林肯市与之交谈过的内布拉斯加立法会议员杰罗姆·华纳告诉我的东西，主题是关于传统州政治的衰落。

　　“在20世纪70年代，也许是作为反战运动的产物，公民政治处于高点，各种活动家喧闹着参加蒙大拿州立法会的委员会会议。比如，那时的环保主义是一场流行的运动，充满了粗野的蓝领人群。现在的环保主义者极为老练，他们资金充裕，被看作精英，换句话说，他们做的是另一种政治游说……

　　“技术正处于一个动摇传统民主的节点上。我们有像AARP（美国退休人士联合会）这样的施压团体，以所有信息时代的电子主导工具——电邮、传真、大容量邮址列表等来武装，而且他们用其在一个8小时工作日期间，就能制造出对某个具体议题的即刻愤怒。就在一个具体议题正要做出立法会决议的时候，愤怒加上媒体力量，就等同于公众的非理性之波。每个人都对某些事情生气，然而再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立法会议员是谁，或者在上一次州选举中给谁投了票。与此同时，除了企业，我们还有公众施压团体和公民政治游说，它们呈现出企业野兽的属性，尽管普通公民更加不满，也更加消极了。”

　　“蒙大拿如何呢？”我问。

　　“这是一个大州，在这里，灯泡之间充斥着灰尘，而且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州。蒙大拿东部的大平原是北达科他的延伸，而我们是落基山脉西的北部，和怀俄明以及爱达荷一起。蒙大拿东部从没有听说过旅游业，而我们靠它为生。我们和这个州的另一半实在没有什么共同点：作为一个管理实体，蒙大拿正在失去相关性。我们有着全国工资最低的大学教职。地方税收在增长的同时，州收入却在下降。不仅是在平原上，山中区域也一样，未来是以城市为州。小镇们消失了，像波兹曼和米苏拉这样的地方作为区域枢纽在扩大，而这又是由河谷这些生态区域所决定的。”

　　我见过的所有专家对于美国向后城市舱的转变谈及了同样的内容，尽管我发现这些人完全是随机的。的确，每个人都是某个熟人的熟人，常常相隔多层，几乎没有几个人是我特意去寻找的。然而，这种关于大陆未来的城市州性质的一致观点是我在东岸——我居住和成长的地方——很少听到的东西。

　　波兹曼正在快速发展之中，带有拥挤的人行道、供应国际食品与产品的昂贵店铺和餐厅、战略性地开设在90号州际公路旁的新酒店，以及扩张的郊区。“西部传说中粗犷的乡村个人主义者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布拉德利告诉我，“干旱的西部一直都比这个国家的很多其他地区更加城市化。在这里，仅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在错误的方向上沦落。自由者（她指的是在1996年和联邦调查局相对峙的极端右翼军事团体）是极其隔绝的蒙大拿东部大平原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那里，他们也是一次不相干的变异。”

　　这里真正的战役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经济和文化上的。它和对国家主义的不同解读没有关系，而和这片土地本身的命运息息相关——既然传统国家主义正在退去，土地才是更有意义的东西。“一场战争正在开发商和像我一样的环保主义者之间进行着。”麦克·迈尔斯说道。他以前曾是耶稣会神父，现在结了婚，是前州长助理。他的白发上套着一顶饲养场帽子，声音柔和，让人镇静。他带我徒步到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山峰所环绕的山区草地上，可以远眺波兹曼。“在那边，是布里吉尔山，以毛皮猎人和冒险山人吉姆·布里吉尔命名。还有萨卡加维亚山，以帮助了刘易斯和克拉克的印第安女人命名。在埃利斯山上，曾有一个骑兵站，宣称卡斯特和第七骑兵队已经被清除的电报就是从那里被送往华盛顿的。为了东西岸富人所开发的共管公寓和打猎牧场，这一切都受到威胁。土地潮已经开始，黄页上全是地产中介，当他们说‘我们出售蒙大拿’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开玩笑。看，这儿有两只燕子，是我今年春天第一次看到——它们也受到了威胁。”

　　我又注意到几只漂亮的鸟儿——蓝色的、白色和黑色的——在一棵杨树上。“那些是什么鸟？”我问。

　　“大尾喜鹊。它们是坚强的食腐者，一年12个月都在这里。刘易斯和克拉克提到过它们。”

　　迈尔斯继续讲他的主题，仍然是以一种平静、麻木的声调：“本地物价被季节性前来的加州人抬高了。25年前，1英亩地是500美元，现在是1万美元以上。我长大的时候，波兹曼人口是1.4万，现在是5万。”

　　“但是市中心在繁荣发展，郊区看上去也不错，也不是太大。”我评论道。

　　“市中心的密度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没有人来蒙大拿是为了住公寓。有钱的外来者想要土地和牧场，这侵吞了水资源。他们都想成为‘西部个人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传奇是谎言，并且会毁掉我们。因为这些按季节前来的、有着迪士尼乐园般牧场和房屋的富人，我们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阶层分化——我们本地的牧场主就住在穷人旁边，并且不去炫耀他们的财富。”

　　迈尔斯和其他我在这个区域见过的环保主义者一样，很小心地把特德·特纳和简·方达作为例外。他们在波兹曼南边、朝着黄石国家公园的加勒廷河谷拥有一处牧场：那里曾被威廉·克拉克——罗纳德·里根的内政部长——称为美国最美的河谷。“特纳让他家所有土地都处于保护区规则之下，这样开发商就不能获得它了。他是一个好例子。”（特纳和方达是西部环保运动的慷慨支持者。）

　　“地产商们，”迈尔斯说，“已经准备好要扑向牧场主，以售卖沿波兹曼河的土地。他们将把这整片滨河区域分割，用掉更多的水，然后用油气缸泄漏的可能性来威胁它——要给新共管公寓供暖，就必须安装油气缸。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水库和水坝来支持人口增长。更多的水泥运河开凿将让已经很糟糕的春季洪水问题恶化。山猫、美洲狮、黑熊、麋鹿受到了威胁。还有切喉鳟，它们需要纯净的溪水，这是一种瑰丽的鱼类，仅有5%留存了下来，其损失还将影响到猎食它们的大灰熊。”不过，迈尔斯对一件事情很高兴，狼在70年之后回到了黄石区域。

　　“我做我能做到的一点点事情，以拯救这‘最后的最美之地’，”迈尔斯柔和地对我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陈词滥调的使用，“我认为这是值得奉献一生的。如果你对一个地方的感受比你对银行账户的感受强烈，内心才会坚持住。托克维尔知道，美国民主的基础、公共之善，是对地方的感受。”

　　我们走下了山中草地，经过了昂贵新屋的地基，就如迈尔斯所说，它们“像积木一样在山边堆积起来”。

　　我想，如果我能真正从内心理解环保主义的精神，也许我才能体验到这种继爱国主义之后的公共情绪，因为尽管提及刘易斯、克拉克和吉姆·布里吉尔，迈尔斯对地方的纯净性的关注，与托克维尔是不同的。但是在考虑这两种地方主义的区别之前，我应该先描述迈尔斯的世界的物质环境，这个山猫、麋鹿和切喉鳟的家园。

　　即便是森林覆盖最多的东部（就像从佛蒙特的“东北王国”延伸到缅因树林的森林带），也不能和这落基山脉前沿之外陆地区域的规模和美丽相比拟。新英格兰的景观也许，也许会让人更觉亲切，更引人联想，并且在秋季的几周里更加多彩。大平原的隔绝激发冥想，大陆上其他区域也有着它们独特的性质，但是没有什么能等同于西部。19世纪哈得孙河派的美国风景画家——托马斯·科尔、艾伯特·比斯塔特、弗雷德里克·切奇、贾斯伯·克罗波西等——关注的也许是东北森林，但他们的作品所强调的神性圣域和纯净的自由，在比斯塔特关于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的画作中得到了最全面的表达。

　　以树木为例。我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拥有一处被高高的松树所环绕的地产，但不论什么时候从西部回到家，我都意识到它们只是树木，细弱，大约只有90英尺（约27米）高，是在西部森林里他们所称的真正树木——铁杉、红杉和美洲花柏、香脂松和花旗松、西加云杉，以及和云杉一样宽阔的270英尺（约82米）高的糖枫——之下的“林下叶层”。这还没有说到加州红杉，它们更高，而且据说年龄达到1500岁。“这是这片大陆上最伟大、最有价值的森林，如果不是在整个世界上的话。”雷·史丹德·贝克在1903年3月刊的《世纪杂志》中这样写道。西部的大树不是树木，它们就像中世纪教堂的尖顶一样和天堂对话，是这里美得残忍的、把人压倒的风景的象征。它们激发出一种忠诚，有时甚至会超越对人类的忠诚。

　　有一天，我从波兹曼前往黄石国家公园，一路上沿着加勒廷河行驶。那是杨木、杉木和红色雪松覆盖的峡谷岩壁之间轰隆作响的乳白色光滑油层，致命的白雪从上面的花岗岩峰顶倾泻而下，在其中激起褶皱。在西边几公里之外就是西班牙溪，在那儿的特德·特纳牧场——我之前从牧场工头那里得到了进入许可——的火山草地上，我看到了上百头野牛。同一个寒冷阴雨的春季夜晚，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的麦迪逊高原上又看到了数百头像平原上的巨石一样大、一样多的野牛，它们的小牛在嬉闹着冲来冲去。在公园入口处前面，加勒廷河在一个巨大的骨棕色高原上分裂成了多条水道，风在那里持续地尖叫着，就像冰川上的冰裂声一样。

　　整片西部山区都是这样：一种灼热的、抹除文字的美。在前往俄勒冈的一次旅程中，我在该州的南部沿着红河谷徒步而行，离刻花玻璃一般纯净的三姐妹峰［每一峰都是高于10000英尺（超过3000米）的蓝白色雪堆］不远。我站在脚踝深的镁覆盖层中，被披着油绿色青苔的红松和芳香的美西红侧柏环绕，看着另外两个背包徒步者闭眼坐在一块苔藓覆盖的已死“保育木材”上，上面生长着一棵花旗松。他们跟随深暗如结晶的河水那飒飒摇篮般的声音的节拍，做着深呼吸。在一个宗教越来越电子化、后城市舱那无情的快节奏就像被秒表所管理的蚁巢的时代，重提人类定居之前的景观环保主义，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在人口稀疏的西南部体验到了其中一些——在圣塔菲和陶斯之外，在索诺拉沙漠中，还有特别是在笛箫谷中。但是在缺水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荒地上，保护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只需保护裸露的岩石免于露天采矿和核废料倾倒的破坏。在更北边的美国西北部——从蒙大拿、怀俄明和科罗拉多的落基山脉区域向西直到太平洋——有着更多水资源以及需要保卫的整片森林生态体系，在那里，环保主义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有更高的发展。

　　迈尔斯的痴迷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扩张中的人类蚁丘（它们仅仅是被奉献给无情的经济效率的），现在无可争议地危害着这片景观。沿着加勒廷河驾车向南，开过特纳的牧场，我看到一处由一家伐木联合企业拥有的俗气的滑雪场。然后就来到了西黄石镇，一个由金属招牌、折扣商店、T恤店铺、微型商场、一座IMAX影院（基于高分辨广角电影技术的影院）和一家动物园所构成的极其丑陋、杂乱蔓延的区域，就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入口处。

　　72岁的卡尔·邓巴是“二战”时期的日语专家和“五月花”号朝圣者的后裔，他出生于缅因州基特里（Kittery），在西黄石镇生活了数十年，拥有一家超市。在避孕套和早餐糖浆后面，他给我讲述了这个镇的简短历史：“联合太平洋铁路在1908年设立了这个地方。但是西黄石镇到1966年才独立出来，当时的人口大约为500人。因为造雪机大约在那时被发明了出来，我们突然就有了一个可依赖的冬日滑雪经济收入，和夏日的公园游客经济收入相配套。然后，就有了游客商品的3%零售税。在1986年，我们每年收得的本地税收是48.5万美元；现在，我们收入160万。在1988年，我们铺设了街道；在那之前，我们就像糟糕日子里的蒂华纳。现在它是一个新兴城市：1200位常住居民，以及正在搬入的年轻的家庭——包括中国人。地产价格在上升，我们在受益……

　　“IMAX影院1988年来到这里。你看到了，美国人极端没有耐心，而且他们都带着孩子。‘我们到了吗？’——那是美国人汽车旅行的格言。大部分游客来自人行道上的城市，他们眼中，IMAX影院是寻常的。他们不想等着让黄石的雄伟悄悄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想要即刻看到一切，而且身处电影院的舒适之中，那里的技术实际上让这成为现实。他们知道公园里有大灰熊，而且他们已经读过了这个区域的灰狼的介绍。但是大灰熊和灰狼常常极难定位。尽管如此，他们已经花了钱开车一路到达这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小动物园，那样他们就可以回家告诉朋友们，他们看到了大灰熊和狼。哦，当然，你将会通过‘票庄’（Ticketron）买门票，就像你买百老汇戏票一样。”

　　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最大的荒野保留区，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在1872年建立的，它正在变成——邓巴告诉我——一个巨大而拥挤的电影院。

　　环保主义者憎恨这种开发。他们想要更少的人，而不是更多人，来到这位于怀俄明西部、与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重叠的221.9791万英亩（约8983平方公里）的公园，尽管他们实际上在设法扩大这片区域。他们尤其担心秋天向北迁移离开公园、前往更温暖的低海拔区，春天再返回公园的数千头野牛和超过8000头的麋鹿。“黄石北部范围的迁徙麋鹿群和野牛群是大陆48州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大黄石区联盟——这个区域的首要环保主义团体——的刊物《大黄石区报道》编辑鲍勃·艾吉写道，“要目睹与这个规模类似的大型有蹄类动物迁徙，你必须前往阿拉斯加的苔原或者远至非洲。”然而为了控制兽群规模，数千头如此雄伟的野兽正在被国家公园服务部和蒙大拿牲畜部的官员屠杀。“自从高处平原上更大规模屠杀之后（在19世纪），我们从没见到过这么多野牛被宰杀。”大黄石区联盟的执行主管麦克·克拉克提到。在他的波兹曼办公室里，克拉克给我解释黄石及其南部相邻的大提顿国家公园是如何仅构成了“黄石生态系统——大陆48州中最大规模的完好生态系统”的约六分之一的。“麋鹿和野牛识别的不是这些公园的界线，而是生态系统的界线，所以这深入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的生态系统必须被保护起来。”黄石区域的82%已经是联邦土地的事实，对于克拉克和其他环保主义者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他们知道，虽然国家公园保护野地，但国家森林仅仅是把树木作为作物来管理——森林服务部常常鼓励砍伐。

　　高个儿的克拉克留着胡子，有一副深沉、带剧场感的嗓音，他把自己的椅子向我拉近，并且请求道：“这是留给大型野牛和麋鹿的仅有的地方了，它是老西部的最后一处，是大规模兽群可以自由漫游的最后的地方。如果这儿沿河的极为肥沃的火山土被分割，那么这些兽群就会离开！在大陆48州中，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供它们以及所有驼鹿和羚羊生活的生态系统了。如果每个人都拿到20英亩（约0.08平方公里），那么我们全部都可能和死了一样。那些富人的捕猎牧场真正是死亡的尖峰。我住在镇里的一间公寓中，我认为那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克拉克在贫穷的阿巴拉契亚白人区长大。他和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工作过，一张金的照片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并且在1968年夏天时和拉尔夫·阿伯内西以及杰西·杰克逊一起住在华盛顿首都商场上的复兴之城（Resurrection City）。他动人地谈及华盛顿特区新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纪念碑。“它是一个你可以静思的地方。”他说。他曾为了大量环境保护措施而在国会山游说，其中包括野牛保护，也包括移除地下油缸。他看起来——只是看起来——像典型的精英和自由主义环保主义者，那种右翼喜欢去憎恶的人，一个电话就让我得以进入特德·特纳牧场的人。

　　“我们大黄石区联盟的人本质上都是关于地方的——对气候、地理、属于白人大北方的爱，”克拉克说，这个区域大约98%都是白人，“印第安人大部分被边缘化了，传奇和象征主义就是关于我们的全部。”

　　“在洛杉矶，”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嘲笑太平洋西北部是‘白人最后的梦遗，高收入自由党人可以在那里生活并且做出关于种族关系的姿态，却不用看到任何黑人’。你可以对这里说同样的话，不是吗？”

　　“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克拉克说，“事实上，除非我们多样化发展，白人大北方就注定是一个会沦陷的堡垒。我知道我们不能只有一片无人的野牛公共土地，我们需要吸引不会污染、与自然之美并肩而行的后工业时代式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所拥有并且试图保护的美，将会成为可以吸引——举例来说——高技术非白种工人的经济引擎。我喜欢一个像波利尼西亚的大黄石区域之远景，其首都在波兹曼，有着高技术劳动力，但没有新的水坝。”

　　我欣赏克拉克关于他是什么和代表什么的直率的坦诚。当我告诉他我在马萨诸塞州所买地产的出售者必须支付48000美元以补救泄漏的地下油缸——让购买推迟了数月并且让我非常难过——时，克拉克回复说，他曾协助撰写了联邦清理法规，而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是以此为基础的。

　　然后克拉克告诉我关于加勒廷第二土地交易所，这是大黄石联盟支持的：“西部从未尝试过的最大型、最复杂的土地交换。”俄勒冈州的参与伐木和滑雪场的企业“大天木材”将会退回它所拥有的在黄石国家公园以北的土地，以换取波兹曼东南赛马山上的土地。这个交易所将帮助合并公园北部的所有土地。“这样大规模兽群就可以自由漫游了。”克拉克说。

　　他给了我一张这样写的宣传册：

　　如果我们不购买这些土地，它们就将永远被失去。这些土地已经在文书上被分割好了。在大黄石区强烈的房地产兴趣之下，麋鹿和大灰熊让步给分区和郊区，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为了保护麋鹿和大灰熊（以及野牛），赛马山的房主们将不得不付出代价。那些支付高价购买“受保护的”国家森林附近风景宜人的房屋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凭窗眺望时，看到的却是伐木作业，以及一块块清场过后树木被砍光的贫瘠土地。尽管克拉克支持交易所，但他想要我自己判断，所以一天晚上他把我带到了赛马山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

　　我们在一间昂贵的餐厅里吃饭，在品尝三文鱼和红酒的过程中，克拉克和一个朋友谈及在犹他州北部一个由“壮丽的玫瑰色隆起”所构成的区域徒步。他们虑及将这个区域变成一处国家公园的问题。后来，我们进入了克拉克的汽车，驶向赛马山。在玻璃一样光滑的夜晚空气中，山脊线就在一个美丽的黄色椭圆大月亮下悬浮着。

　　“问题在于，”克拉克在车里说，“我们要消耗多少？议题是可持续性，人类需要限制自己。在大黄石区的1800万英亩（约7.2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25万人［每人72英亩（约0.29平方公里）］。这是这个国家里密度最低的地方之一，但是要大幅改变一个景观，并不需要很多人。我想要有高质量生活的小社区，不是一个主题公园或机场旁的公寓，用光水资源并且侵蚀掉留给我们的任何自然宝藏。”

　　关于土地交换的公众听证会是在一处滑雪小屋中举行的，房间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很明显可以看出听众脸上的压力。这些人所拥有的房屋代表着他们拥有的最大的金融资产，他们孩子的高等教育和很多其他东西都依赖于其贷款。现在，他们面临着房屋价值可能会下降……5%、10%、30%的真正可能性，没人（包括交换支持者）知道实际情况。

　　最初，听证会根据计划进行。这场交易背后的环保主义者们和森林服务部的官员们解释了为什么必须以“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听众很勉强，但并非无动于衷，他们中很多人也是环保主义者。然后，赛马山的各种屋主团体代表都展示了自己针对这个交换的替代方案。最终，一个声音颤抖的大体格妇女，在请求被允许说话之后，从房间后部走上讲台。很奇怪，她说出了每个人，包括我，都在思考的东西：“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少数人在变得很富有，但以很多普通人为代价。那是贪婪……我不想要森林部补贴一个企业。”

　　如果愤怒的屋主和关心野牛群未来的环保主义者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一种无助感：“大天木材”是掌控者——就如克拉克告诉我的一样，“仅仅是由几个已经极度富裕的人”所拥有。“大天木材”拥有公园北边加勒廷山的土地，以保持其原始状态为交换，它要求有自由在赛马山做任何事——清场伐木、分割地块等。“大天木材”必须被满足，连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对此能做的都很少。

　　克拉克憎恨“大天木材”。毕竟，更多的是由“大天木材”，而非环保主义者们在强迫这种可悲的交易，为了让野牛群幸福，屋主的利益被牺牲掉。

　　但是问题更加复杂。“大天”也许只是“几个富人”，但他们肯定为买下这片土地付出了高价，并且期待为自己承担的风险获得投机利益回报。这片土地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它的价值不能仅仅为了麋鹿和屋主就被清偿掉：慈善是高尚的，但很不幸，不可以依赖它来解决一个至今为止存在之理由就是经济发展的国家的问题。

　　“可持续性”是我不断从西部环保主义者们那里听到的词语。它是娄·戈德（Lou Gold）目前正在使用的词语。一头短灰发、接近60岁的娄·戈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政治学方面的博士工作，并且曾在奥伯林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教过书。后来，他在骚乱的20世纪60年代“退学”成为一个木匠，最终在俄勒冈州山洞口（Cave Junction）附近的锡斯基尤森林区域定居下来，靠近加州边境。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城市规划专家丹尼斯·贾德告诉了我戈德其人以及他的联系方式：戈德在像现代的约翰·缪尔（John Muir）——19世纪伟大的自然主义者——那样隐退到森林里之前，曾是贾德的“出色的老师与导师”。所以从黄石区域出发，我开车向西，穿过爱达荷南部月灰色的熔岩废地和土豆与紫花苜蓿田地，以及俄勒冈东部陶器颜色的发红孤丘，到达了涂着一层水汽的瀑布区的苏格兰式绿色雨林，只为了和戈德相见，他是一个不难为情的正在老去的嬉皮环保者。

　　当整洁的克拉克在华盛顿政治游说者圈子和特德·特纳之类的人左右逢源时，戈德则穿着滑稽T恤，带着一支拐杖，并且使用“人民”“运动”以及“以土地为生”之类的20世纪60年代词组。当克拉克在关闭的房门后制定反对伐木公司的策略时，戈德和他的一班追随者们在伐木者带着链锯靠近时将自己绑在花旗松和美洲花柏的树干上。但是克拉克和戈德的环保立场相一致。事实上，戈德将我带入了更深入的环保运动哲学中。

　　戈德的使命是保护70万英亩（约2833平方公里）的克拉马斯—锡斯基尤生物区。按照生态学家艾略特·诺尔斯所说，它“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全世界最丰富的温带地区”；根据森林服务官员汤姆·阿芝特所言，它是“基因信息的存储磁盘”，因为它从没有冰川化过，并且占据了太平洋西北的北部雨林和加州的温带红杉林。“它是从旧金山往北、波特兰以南的森林，而且是最后尚未消失的。它是这个国家中最多样化的针叶森林，而企业们在砍伐它。”戈德用他的芝加哥口音说着，一边带我穿过一片湿润得滴水、长满12英尺（约3.65米）宽的花旗松和糖枫，以及穿着苔藓的阔叶枫林下叶层的领域。他跪着从一条小溪里喝水：“看，因为这里没有牲畜，你可以从溪流里喝水，但如果更多的伐木带来的沙子和木屑进入溪流，它们就不再能安全饮用了，而且鲑鱼会死去。”

　　我们走了大约1英里，到达了森林里的一处大约30英尺（约9.14米）宽、15英尺（约4.5米）深的断裂，它沿着山坡伸展：山坡是木材、石头和其他泻下基岩的废墟的泥浆混合体。“伐木带来的树木损失引发了洪流，导致这里的道路崩塌。这就是造成泥石流的原因，”戈德解释道，“你觉得自己被森林环绕，但被留在这里的仅仅是一个为旅游者准备的树林风景带。如果你让这些公司肆意妄为，他们将砍伐掉一切，并且在环太平洋出售这些木材以换取很高的价格回报。”

　　戈德和我并不是孤独的。他的一些朋友跟在后面，主要是年轻人，他们留着长头发，脸色糟糕，在附近一个地点轮流抗议——“粗快木材公司”在那里伐木。“州治安官办公室，”戈德说，“没有钱让抗议者每天都远离伐木点，所以伐木公司就为多出来的警察付工资。事实上，这些警察就是私人侦探！”不过，抗议者已经获得了小规模胜利，他们将自己绑在树上并由此被逮捕，这样将延迟伐木时间几个小时。戈德回忆起12年前，他是怎样挽救了一棵花旗松的，后来伐木公司就将其留了下来。“他们用链锯切出了一个楔形，然后我把自己扔进了那个缺口。第二天我们回到那棵树旁，用泥浆把楔形切口粘合上去了。我不时去看望那棵树，它活得很好。对于我来说，那是人生的重大成就：我拯救了一个美丽、宏伟的生命。”其他人讲了各自的故事。在每个故事里，树木都像是个体，人们拯救或者没能拯救它们的生命。他们谈论这片原始森林受到的威胁，就像是救灾人员在第三世界警示人道灾难，或者人权工作者在讨论种族灭绝。

　　若在一代人之前，这些人也许会为了公民权利或贫穷之战而斗争。现在，内城黑人的困境并没有唤起他们对原始森林相同程度的兴趣。因此，极端的环保主义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疏远。当我们在大石头上一起坐下来，远看被伐木清场所制造出来的废墟时，戈德用这些词语来解释它。迈尔斯和克拉克很可能会同意：“美国人盲目地相信物质和技术进步，这是他们的国家宗教。只要读一读亨利·亚当斯关于发电机所说的话：美国人对它的信仰和早期基督徒对十字架的信仰一样多。对于美国人来说，技术进步总是好的，即使在它不好的时候。而现在它就不好，它在摧毁着美丽的地方。环保主义者相信应该基于接下来七代人的福祉而非这一代人之福祉来做决定。那意味着第七代人将会住在我们为他们保留的相同地方。所以我们是本地主义者，因为当你没有地理概念的时候，你不仅没有可靠性——就像很多全球企业一样——你也没有任何要保卫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保卫这片流域、这个生物区；我们没法保卫更大的或仅处于政治之内的东西，就像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

　　托克维尔的本地主义和200年来已经成为了美国世俗宗教的商业及物质进步不可分割，而戈德和迈尔斯的本地主义则唾弃这种物质主义，并因此也唾弃劳伦斯的“口袋中的家园土地”，那吸引了一代代移民来到这里的同样的物质主义。随着传统爱国主义变得更难维持，西部环保主义运动也许是一种新的形式微妙的分隔主义之先兆。

　　那天晚些时候，戈德带我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环绕的壮丽山谷，那是一群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定居的地方，他们买来一些有关自己动手建造的书籍，建造了自己的房屋。一个编篮子的女人问我，我在钻研的书是关于什么的。我告诉她是关于“50年后，在总统就职日听到约翰·菲利浦·苏萨的音乐时，很多美国人还会不会为之感动”，她说甚至现在她都无法想象任何人还能感受到那样的情绪。

　　那就是迈尔斯和克拉克——后者曾动容地谈论新的罗斯福纪念碑，并且常常到访华盛顿——将和戈德及其朋友分离的地方。然而，这些俄勒冈南部的嬉皮士环保主义者们也许正触及某些东西——现在听上去很极端的东西，随着时代的滚滚向前，也许会变得不那么极端。坐在大石头上的戈德说：“在国家森林服务部统治的森林里，你最能感受到联邦政府的权力，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将到蔓延的城市里居住，在那里，联邦政府的影响将会很小。联邦政府的权力最终也许会缩减到比诺丁汉警长强不了多少的地步。”当然，诺丁汉警长控制着比一片森林更多的东西，但是戈德的意思很清楚：他怀疑联邦政府将真正退回到周边地带。

　　“还有宗教，”他不假思索地评论道，“将会变得越来越地方中心化，更多地受到其邻近的环境的影响。”不论这环境是一片原始森林，还是一个由高科技和字节符所推动的后城市舱——像水晶教堂那样炫目的多媒体建筑，和几十年之后教堂可能成为的样子相比，都会显得朴素纯净。而且，像在锡斯基尤森林和大黄石区域这样的地方，精神身份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异教化：因为环保主义者们靠近大型美洲花柏或灰狼的激情和宗教崇拜是同源的。

　　我将重拾回到蒙大拿州波兹曼的旅程。在从那儿出发的另一次短暂出行中，我朝着西北前往加拿大，进一步探索这种新的地方主义。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