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在21世纪重新定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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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21世纪重新定义美国
在讲述亚裔美国创生的故事时,我们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全世界,又回到了当下。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来自像我这样的家庭(他们现在已是美国的第七代人),以及新近到达的移民,就像我今天在教室里看到的中国留学生,以及我可能在几年内就能看到的卡伦和不丹难民的后代。亚裔美国人经历了美国的限制和可能性。有非常成功和突出的亚裔美国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和职业运动员。但也有许多最近的亚洲移民和难民以及其他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挣扎着学习英语,并且处于社会边缘。
尽管试图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或者通过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模范少数族裔”棱镜讲述他们的故事,但亚裔美国人和他们的历史实际上是极其多样化且复杂的。作为21世纪的亚裔美国人,是一种矛盾的体验:从新的权力和特权地位中获益,同时仍是仇恨犯罪和微侵犯(microaggressions)的受害者,这事实上忽视了亚裔美国人的问题,并把亚裔美国人视为其国家的局外人。
但是,贯穿时间的一条主线是,亚裔美国人如何不断地建立社区和塑造美国人的生活,而这些方式一直是塑造美国的核心。今天,虽然美国媒体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亚裔美国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但亚裔美国人在其他方面的提升变得更加明显。他们正在通过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在正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努力使美国及其含义在21世纪更具包容性意义,进而重新定义这个国家。
作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亚裔美国人开始展现他们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民主党人的竞选中取得了非凡成功,并在夏威夷和加州获得州政府公职,那里有大量亚裔美国人。但最近共和党人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当选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尼基·海利(Nikki Haley)连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这两个州的亚裔美国人人数少得多,这显示了当代亚裔美国政治家的广泛参与,以及地域和政治上的多样性。
尽管亚洲移民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都被剥夺了归化入籍的权利。当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迅速利用他们的选票能力时,亚洲人,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仍然被剥夺选举权。随着具备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条件,亚裔美国人开始慢慢进入政界。1946年,华裔美国人荣华(Wing F. Ong)当选为亚利桑那州的州议员,成为第一位担任州政府公职的亚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的达利普·辛格·萨恩德(Dalip Singh Saund)出生于印度,他在1956被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这也是首位被选为众议员的亚裔美国人。三年后,夏威夷的邝友良(Hiram Fong)成为第一个当选为美国参议员的亚裔美国人。1964年,夏威夷的帕特西·竹本明克(Patsy Takemoto Mink)成为第一个当选为美国众议院的亚裔美国人女性。这种增长仍在继续。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亚太裔美国人当选官员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亚裔美国政客曾在政府最高层职位任职。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代表夏威夷在1963—2012年担任美国参议员。作为参议院的临时议长,他既是美国当选的最高级别亚裔官员,也是参议院中最资深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参议员。华盛顿州的骆家辉(Gary Locke)是第一位华裔州长,并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任内担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
但是,像牟梅(Mee Moua)这样有前途的政治家,最能展示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上的最新成就,以及那些有待完成的工作。牟梅9岁时,她的家人逃离老挝,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她的家人在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Appleton)安顿下来。她努力学习英语,适应新环境,最终加入“女童子军”(Girl Scouts)、辩论俱乐部、篮球队以及当地天主教会的合唱团。
高中毕业后,她打算当一名医生。但是,作为布朗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她在愈加意识到美国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后,发现了服务她所在社区的另一种方式。她继攻读公共政策和法律学位,2002年,32岁的她被选入明尼苏达州参议院。作为强大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牟曾呼吁人们注意种族定性的习惯和民权问题。她还为追随她脚步的其他亚裔美国政治家打开了大门。她坚称,现在是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发挥更核心作用的时候了。她说:“问题不在于亚裔美国政治家是否准备好,而是美国是否准备好的问题。”
她于2010年从参议院退休后,牟成为亚裔美国人公正促进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的主席和执行官,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公民权利倡导组织。在新职位,牟呼吁关注亚裔美国人的持续贫穷率,以及移民改革和投票权对亚裔美国家庭的重要性,需要“建立一个使那些被解雇者、弱势群体、被剥夺公民权和脱离社会者获得关注,并发挥其影响力,行使政治权力的运动”。在1963年3月华盛顿游行五十周年之际,牟表达了“美国梦的新希望”,但也认识到有必要挑战持续的不平等。她指出,1963年,亚裔美国人举行游行,声援非裔美国人和其族群。50年后,亚裔美国人再次游行,她宣称:“如果不游行,其结果将是致命的。”
如果说牟梅代表了试图使当代亚裔美国人的需求和担忧可见的新一代亚裔美国政治家,日裔美国人弗雷德·是松(Fred Korematsu)则拒绝遵守美国政府的排斥命令,并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9066号行政命令的合宪性,他在晚年努力确保美国人会记住过去几代人斗争的教训。在被定罪40年后,他与其他当事日裔美国人安井稔(Minoru Yasui)和戈登·平林(Gordon Hirabayashi)再次回到法庭。但这一次,是松是用“冤假错案补救会”(coram nobis)的令状来提交法律议案,希望撤销对他的错误判决。法学家彼得·艾恩斯(Peter Irons)新近发现的文件显示,处理最高法院案件的司法部律师已经明知故犯地隐瞒证据,也就是说军方声称的日本间谍罪是假的。
在得知政府的不当行为后,是松同意重新审理此案。他解释道:“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准备好了去做,并且也想去做。”律师戴尔·见波(Dale Minami)解释说,一个律师团对这一机会表示欢迎,因为这是“实现40年前正义的最后机会”。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维护日裔美国人家庭,还代表所有美国人参与更大的民权运动。1983年11月10日,是松出庭。他在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一个座无虚席的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案情。他解释说,40年以前,他戴着手铐进入法庭,被送到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营地。他请求法院撤销对他个人的判决,这不仅对他个人有利,也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他宣称:“只要我的记录在联邦法庭上成立,那么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在没有审判或听证会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
法官玛丽莲·霍尔·帕特尔(Marilyn Hall Patel)撤销了对是松的刑事定罪,理由是最高法院基于虚假信息做出判决。虽然她的意见没有推翻最高法院作为法律先例的裁决,但她强调案件的重要性和她做出决定的理由。她解释说,是松的案件“是一种警示,在危难时刻,军事需要和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不能作为政府不受严密审查和问责行动的借口”。帕特尔的判决同时也激起了为日裔美国人寻求赔偿的运动,并影响到1988年《公民自由法》的通过。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弗雷德·是松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权领袖之一。当克林顿总统授予是松总统自由勋章时,将他比作曾帮助领导争取正义的一群“普通市民”:挑战1892年路易斯安那州种族隔离法的非裔美国人霍默·普莱西(Homer Plessy),1955年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上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座的非裔美国人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奥巴马总统宣称:“在这一杰出的名单上,今天我们加上弗雷德·是松的名字。”
是松以他的个人经历和历史,来呼吁人们注意保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的必要性。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采取的国家安全措施,并警告说,这些措施让人想起过去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行为。他以美国公民亚瑟·哈姆迪(Yaser Hamdi)的名义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简报,哈姆迪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敌方战士”,并在没有律师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两年。是松还代表两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非美国公民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简报。是松指出,“二战”期间日本人被误判入狱和“9·11”之后穆斯林的境遇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即使在危机时期,我们也必须防止偏见,并保持对法律和正义的最高敬畏。”对于弗雷德·是松来说,这超越了种族、宗教和国籍。它关乎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和所有人的人权。
由于历史上的排斥和包容,亚裔美国人站在他们独特的地位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21世纪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最近的一项活动集中于改变种族身份的衡量方式,以更好地涵盖美国日益增长的多种族人口。在19世纪,虽然许多州曾禁止跨种族婚姻,包括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婚姻,但这些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废除。加州在1948年废除反种族通婚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的判决中禁止所有现存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异族通婚增加了800%。相应地,生活在混合种族家庭的儿童数量也在增加。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记录的混合种族家庭有46万名儿童。到199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将近200万,占所有儿童的4%。但是美国政府通过人口普查统计人口的制度并没有跟上这些巨大的变化。直到2000年,被调查者仍只能确认为单一种族的成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项改变美国人口普查表的运动,允许个人选择多个种族,在多种族组织的广泛联盟中获得发展势头。“Hapa问题论坛”(Hapa Issues Forum),一个使用夏威夷语“Hapa”(意思是“部分”或“混合”)来识别多种族亚裔美国人的组织,宣布需要统计混血亚裔美国人,以便更好地代表和服务于所有美国不同的民族。到2000年,这项运动已经成功,并且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开始,人们可以在种族选项中选择多种种族和/或写上自己的族裔。同年,多种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4%(680万)。10年后的201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32%,达到900多万,占总人口的2.9%。在亚裔美国人中,有260万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登记为亚裔与一个或多个种族。自2000年以来,这个多种族人口惊人地增长了60%。今天,大约13%的加州亚裔美国人是多种族的。
在政治舞台之外,多种族亚裔美国人帮助重新讨论流行文化中的种族和身份认同问题。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纠正了记者一直认为他是非裔美国人这一说法,他是“两种伟大文化的产物,一个非裔美国文化,另一个亚洲文化。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同样感到自豪。”摄影师兼电影制作人吉普·福贝克(Kip Fulbeck)的《混血计划》拍摄了1 200个自我认同为混血者的人,以之作为一种提升对生活在美国的多种族亚裔美国人社区认识和识别的方式。志愿者们被拍照,然后允许他们用自己的话语来识别他们的种族,而不是选择一种掩盖他们丰富背景的指定认同。参与者厌倦了回答“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给出了一系列的答案。一位年轻女子写道:“我是有色人种。我不是‘一半白人’。我不是一半‘亚洲人’。我是一个完整的‘另一种人’。”
虽然亚裔美国人参与多种族运动反映了美国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但他们在全面移民改革的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人们对美国面临的其他紧迫问题产生了疑问:美国与移民和移民社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关于移民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争论,因20世纪80年代对西半球移民的新限制导致非法移民的增加而再次出现。到20世纪末,美国美墨边境的许多州爆发了分裂的边界战争,也包括美国各地的小城镇,以及美国国会大厅。大多数讨论集中在美国南部边境沿线的安全,以及进入美国的非法公民的地位问题。这是当代美国最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之一。争论的一方,将非法移民定性为入侵的“非法外来者”,认为他们应该被驱逐出境。另一方则指出,包括美国经济政策在内的全球力量以及美国雇主的需求,推动了对合法或非法移民的需求。尽管许多非法移民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最新的移民争论更多的将非法移民视为一个奇卡诺裔/拉美裔(Chicano/Latino)问题,这些族裔社区的组织率先要求移民改革,并抗议对他们造成影响的遣返人数的记录。
然而,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服务组织也在不断壮大的移民权利运动和移民法律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支持者指出:大量的签证积压影响着来自亚洲的移民;需要更多的H-1B签证;对柬埔寨裔美国人的驱逐;以及大约130万非法移民的困境(约占非法移民总数的10%)。这些非法移民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韩国和越南,他们或未经授权擅自入境,或留学、工作、旅游签证到期后滞留不归,最终因害怕像其他非法移民一样被发现,而只能在地下经济中度日求生。2013年,亚太裔美国人法律中心(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的负责人洪佼玉(Betty Hung)说:“我们应该动员起来,让其他美国人知道,支离破碎的移民制度是如何分离和伤害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家庭与社区的”。同年,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Asian American Center for Advancing Justice)发起了“1 800万颗心”(18 Million Hearts)项目,代表不同的亚裔美国人社区参与有关移民问题的全国对话。
记者何塞·安东尼奥·瓦尔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也成为移民权利运动的领军人物。瓦尔加斯出生在菲律宾,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在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在美国长大的瓦尔加斯,直到申请驾照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在老师、雇主、盟友和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大学毕业之前一直保持低调,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这些帮助他的人成了瓦尔加斯的“地下铁路”的一部分。在《华盛顿邮报》,他获得了普利策奖。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作为一名非法移民“出现”(come out)。自那以后,他已经成为美国大约1 100万非法移民的有效代言人。他在美国各地旅行,讨论移民问题,利用社交媒体对非法移民的生活进行剖析,并积聚对移民改革支持的力量。
2013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移民改革的听证会上,瓦尔加斯是首批受邀出席听证会的发言者之一。他对参议员们说:“我作为美国1 100万非法移民中的一员来到你们这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内心是美国人,但是没有合适的文件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梦想能有一条通向公民之道,这样我们才能积极参与美国的民主。我们梦想为这个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国家做贡献。引征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个移民国家》一书中的话语,瓦尔加斯用尖锐的问题结束了他的证词:“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对所有非法移民来说……你们想对我们做什么?”
瓦尔加斯的行动是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移民权利运动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随着有关移民改革的全美辩论,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投票的日益壮大,以及美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移民权利运动也不断发展壮大。依凭他们的直接政治行动、群众集会,和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国内的非暴力反抗者的众多战略,移民权利运动明确自我认同为早期斗争的一种“延续”,以及正在进行的保护公民和人权运动的产物。与黑人移民网络(Black Immigration Network)和有色人种协进会等非裔美国公民权利组织的合作,突出了彼此共同基础的方面,包括接纳和种族平等、“全民的充分内政参与和公民身份”、经济正义,以及承认不公正的历史。
图47.普利策奖得主、移民维权人士、自称非法移民的何塞·安东尼奥·瓦尔加斯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全面移民改革听证会上发言,2013年2月13日。
瓦尔加斯认为自己是“民权运动的学生”,并把非法移民的不平等地位比作美国的奴隶制历史。在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于1963年在华盛顿的游行上发表演讲五十周年纪念日,瓦尔加斯在网上发表了“非法移民版”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他写道:“我有一个……公民身份的梦想,在一个我称之为祖国的国家,在一个我想要继续为之做贡献的国家。我有一个梦想……对我的评价不是因为我所缺乏的一纸文书,而是因为我的性格和我所提供的才能与技能。我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将全面移民改革运动与美国更长的民权历史联系起来,一直是确保盟友和建立对具体立法行动支持的有效手段。但它也在帮助重新定义身为美国人的本质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瓦尔加斯发起“定义美国人”(Define American)的运动,开始了关于移民及其在美国的地位的“新对话”。这一在线项目邀请参与者来“定义美国人”。该项目问道:“为什么美国对你来说很特别?作为美国人,我们共享的价值是什么?移民对美国的作用是什么?”该项目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让人们参与民主,用户可以上传照片、文章或视频来参与对话。“定义美国人”网站宣布:“让行动从我们开始。”
瓦尔加斯通过积极地宣称自己的美国身份来确定谈话的基调。对他来说,身份是基于理想和实践,而不是基于文件和法律地位的。瓦尔加斯称,非法移民“内心是美国人”,“因为定义美国人远比一纸文书更深刻。”一期以瓦尔加斯肖像为封面的《时代》杂志,用醒目的标题来推广这一信息:“我们是美国人(只是不合法)”。一年后,瓦尔加斯再次宣称自己是美国人,并呼吁采取行动:“对我而言,我是美国人。我只是在等待我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
“定义美国人”项目非常受欢迎。著名的政治家和媒体人像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电视人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皆有参与,但也有数百个视频是由普通美国人上传的,包括一个匿名的非法移民,她在孩提时,穿越三个边境从萨尔瓦多(El Salvador)旅行到达洛杉矶。一名大学生,作者将其定义为梦想者(DREAMer)[指那些支持《梦想法案》(DREAM Act)的人,这是对开发(Development)、救济(Relief)、教育(Education)、外来(Alien)、未成年人(Minors)的首字母缩写],这将允许那些在年轻时来到美国的移民获得合法地位。这位没有露脸的匿名作者在“定义美国人”网站上写道:“成为一个美国人,事实上就是定义我们生活的价值观。没错,我不是带着‘合适’的文件来到美国的。但是我已经形成了合适的价值观。”由于代表着当代亚裔美国人重要且不断增加的一部分,何塞·安东尼奥·瓦尔加斯和他为无证美国人争取权利的个人主张,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更大的、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美国的运动。”
从虎妈蔡美儿到“梦想家”何塞·安东尼奥·瓦尔加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亚裔美国人的声音都在出现。亚裔美国人,包括今天刚到美国的人,以及那些在美国已经生活好几代人的人,他们之中有挣扎度日的工薪阶层家庭,也有拥有学位、护照和住房的专业人士。有些人接受“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而另一些人则积极努力去消除它。他们的多族裔和多种族家庭以一些同性父母、单亲父母和祖父母为主。亚裔美国人是被收养者、难民、移民、归化公民、非法移民和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他们既象征着美国人的成功和特权的故事,也象征着挣扎和贫穷的故事。
尽管亚裔美国人是多元的,但他们是一个更大的亚裔美国人社会的一部分,其复杂性从独特的角度讲述了美国的故事。他们的历史是一个移民梦想、美国人现实和全球联系的历史,这种历史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作为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亚裔美国人也在帮助创造美国的未来。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