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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21世纪的亚裔美国人

　　15.“亚裔美国人的崛起？”：神话与现实

　　近年来，美国新闻媒体欢呼“亚裔美国人的崛起”。他们不仅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群体，还被认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富有，甚至最幸福的群体。《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虎国的崛起”进行了报道，经济学家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所贴的具有竞争力、增长迅速、成功等标签也适用于亚裔美国人。商业杂志宣称，印度移民“征服了硅谷”，并为寻求类似成功的“女性和其他种族”提供重要的典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人员宣称，亚裔美国人的成就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代表着“经济成功和社会同化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承认亚裔美国人之间存在差异，但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享有共同的经济流动性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并总体上重视“文化”特征，如家庭的重要性、对长辈的尊重，以及“对努力工作回报的普遍信念”。

　　亚裔美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种族低劣的外国人，他们对美国构成威胁；如今，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成功的典范，有时甚至被称为“荣誉白人”。但这种描述具有误导性。它掩盖了亚裔美国人持续的不平等和差距，并依赖于一种新的、分裂的种族主义话语。此外，它掩盖了亚裔美国人在当代美国的不稳定地位。根据美国经济和全球政治状况，一些亚裔美国人在美国被认为是完全平等的公民，而另一些人却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为危险的局外人。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以及把美国就业机会外包给如印度等国，受其影响亚裔美国人在美国被视为经济竞争对手。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给华裔美国人的忠诚蒙上了一层阴影。“9·11”事件后，聚焦于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看上去像穆斯林的反恐战争，对南亚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同时接受和拒绝亚裔美国人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复杂地位，以及所谓亚裔美国人崛起的神话和现实。

　　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仍然是美国人今天看待亚裔美国人最常见的方式。发端于“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族裔，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公共话语中甚至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当时报纸和杂志经常赞扬亚裔美国人获得成功的方式。1984年，《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说，亚裔美国人“把美国一些最受尊敬的学校的荣誉全部囊括了”。年复一年，他们在数学方面的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中得分超过其他种族。第二年，《新共和国》（ The New Republic）杂志注意到该群体“惊人”地存在于美国一些最出色的学校当中。在整篇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形容亚裔美国人的词，如“杰出”“令人惊叹”。《财富》（Fortune）杂志更进一步，将亚裔美国人描述为“美国的超级少数族裔”（America's Super Minority）。亚裔美国人因为教育和遗传而“比其他人更聪明，受教育程度更高，挣的钱也比其他人多”。该杂志甚至断言：“亚裔美国人比其他美国人更聪明。”

　　20世纪后期，对亚裔美国人的赞美与前几十年相似，但也有所不同。就像20世纪60年代将亚裔美国人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一样，20世纪80年代也通过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和文化来解释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这种价值强调“对学习传统的尊敬”和牢固的家庭结构。和以前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一样，这种对亚洲人的阐释将他们与其他美国人区分开来。

　　亚裔美国人的教育和社会经济成就，也被用来将他们与其他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进行比较。非裔美国人做蓝领工作的越来越少，中心城市和公立学校日益恶化，再加上几个世纪以来制度化的歧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裔美国人的贫困是不健全文化与不良家庭价值观的副产品，与美国经济发展缓慢无关。

　　在1992年4名洛杉矶警察残忍地殴打非裔美国司机罗德尼·金之后，洛杉矶发生了骚乱。媒体开始对亚裔与非裔美国人进行比较。4月29日发生的骚乱，被韩国人称为“sa-i-gu”（4—2—9）事件，这次骚乱摧毁了2 300多家韩国商家，并将1万多名韩国人从他们的家中和商店赶走。该市10亿美元财产损失中，近一半来自韩国小商业主。从一开始，媒体报道就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一场黑人与韩国人的冲突。尽管游行的参与者，非暴力反抗、暴动、抢劫的行为中包括白人、黑人、拉丁裔和亚洲人，主流媒体却将这一事件描述为黑人与韩国人的文化冲突。居住在洛杉矶中南部的非裔美国人，被描绘成没有贡献的公民和福利接受者，他们对韩裔美国人在他们所在社区的经济增长感到不满。相比之下，韩裔美国人店主则被描绘成努力实现美国梦的勤劳移民，但他们固执己见，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据媒体报道，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媒体报道让非裔美国人与韩裔美国人对立，却忽略了更大的结构性不平等，正是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导致了洛杉矶骚乱。韩国记者K. W. 李（K. W. Lee）甚至称这一报道为“媒体煽动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虚假种族战争”。他说：“甚至在韩国人和非裔美国人有机会了解彼此共同的挣扎和悲伤之前……两个族裔群体在刺耳的声音和扎眼的新闻标题上都彼此盯着，彼此对峙。”

　　非裔美国人并不是媒体中亚裔美国模范少数族裔唯一的对照群体。当代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也被用来警示美国白人。对亚裔美国人来说，这种赞美的背后是一种潜在的焦虑，他们认为亚裔美国人本身太过成功，伤害到了那些同样水平的美国白人，并与其他更有资格的少数族裔展开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嘲讽学校被过多的亚洲人侵占。麻省理工学院被戏称为“台湾制造”，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被认为是“迷失在亚洲人之中的高加索人大学”。

　　在与两者——黑人和白人——的对比中，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被视为是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的。

　　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致指出，将所有亚裔美国人视为模范少数族裔是存在问题的。他们的确有许多教育和经济成功的例子，但其社会远不是同质的。人们只强调其成功的特征，掩盖了那些占据相当比例的仍在挣扎求生、生活贫困、失业或未充分就业、教育水平较低的亚裔美国人。事实上，亚裔美国人被一些人称为“对比鲜明的群体”，在他们不同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和差异。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证实，亚裔美国人在教育和社会经济领域的优势和劣势两端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在拥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比率方面，相比其他美国人（28%），更多的亚裔美国人（49%）拥有大学学位。这些数字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他们带着高级学位来到美国，还有那些家庭在美国已经历数代的人。与此同时，2000年，接受教育在四年以下的人比率是非西班牙裔白人的五倍。到2010年，相比于总体的美国人口（6%），仍有更多的亚裔美国人（8%）的教育水平低于九年级。对许多族裔群体来说，包括最近来自那些教育机会不均衡国家的移民，和难民营中缺乏正规教育的难民，上学对他们可能是一个挑战，辍学率很高。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和日本裔美国人的个人年收入中位数高于美国总体人口的中位数。与此同时，韩裔美国人、越南裔美国人和菲律宾裔美国人的个人年收入中位数都低于美国总人口的中位数，而这些群体加上华裔和“其他美国亚裔”（人口普查中所描述的）美国人的贫困率也高于美国人总体的贫困率。他们在低工资服务行业工作，住在拥挤的公寓里。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许多已经生活在社会经济边缘的人在贫困中陷得更深，如非裔美国人一样，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也经历了更加艰难的时期。一些族裔，如华裔美国人，在经济阶梯的两端都有代表。2010年，华裔美国人的个人年收入中位数高于美国总人口，但同时，有14%的华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一贫困比例高于亚裔美国人和美国总人口。

　　加州是美国亚裔人口最多的州，其数据证实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分化的群体。2000—2010年，美国亚裔人口增长了34%。他们在2007年拥有超过50万家企业，并在最近几年获得了更多的公民身份、选民登记和政治参与。一些人是加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其中包括中国台湾人和印度人，但在全州范围内，25岁及以上的亚裔美国人比白人获得高中文凭或相当文凭的概率更低（86%︰93%）。亚裔美国人的这一比率与非裔美国人相似（87%）。赫蒙裔、柬埔寨裔、老挝裔和越南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教育程度最低。此外，从2006年到2010年，在全州范围内的所有种族群体中，亚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增长最高（196个百分点）。与白人相比，亚裔美国人的低收入人口所占比率较高（分别为20%和24%），人均收入较低（分别为42 052美元和29 841美元）。最后，亚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比白人高（分别为10%和8%）。从2007年到2011年，居住在全州的亚裔美国人贫困人口大约增加了50%，超过50万人。赫蒙裔和柬埔寨裔美国儿童的贫困率（分别为42%和31%），高于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分别为27%和26%）。然而，加利福尼亚州的亚裔美国人并不是特例。近年来，纽约的亚裔美国人深陷贫困当中，现在已经成了最穷的纽约人。

　　仔细观察一下柬埔寨裔美国人就会发现，将多样的亚裔美国人视为一个在整体上成功的群体所存在的危害。2009年，有超过27.5万名柬埔寨裔美国人（包括归化公民、土生土长的公民和非公民）。超过三分之一（38.5%）25岁以上的成年人并没有高中毕业，相比之下，美国总人口和亚裔美国人中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4.7%和14.2%。超过15%的柬埔寨裔家庭生活在贫困中，而贫困人口在美国总人口和美国亚裔人中的比率分别为10.5%和8.7%。此外，他们的家庭收入平均值比两者都要低。

　　自1979年第一批柬埔寨难民开始抵达以来，教育水平较低、贫困率较高的现象在柬埔寨人生活中持续存在，在柬埔寨种族灭绝期间，他们经常遭受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许多成年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他们的家人——其中许多是寡居的母亲——则在美国挣扎求生。柬埔寨移民必须学习英语、找工作、上学，并适应其所居住的犯罪猖獗的社区。一些柬埔寨儿童在学校被疏离，在街上被人欺负，其结果就是导致他们寻求柬埔寨人帮派的保护。

　　这些人当中某些人的犯罪行为——从轻微犯罪到谋杀——常导致他们被关进监狱。以毛索（Mao So）为例，当他开始在就读的加州圣安娜（Santa Ana）高中贩卖毒品时，才14岁。第二年，他加入了一个帮派，辍学了。他每天挣500美元。他手下很快就有了20名武装分子为他效命，他是这个地区有名的、成功的毒贩。他经常不得不取消价值10万美元的毒品交易。但最终他被逮捕，并被判处5年监禁。他服刑两年半，于2001年获释。

　　像毛索这样的柬埔寨裔美国人，是与亚裔美国模范少数民族极端对立的例子。事实上，新的移民法已经将如毛索等有犯罪记录的非公民们推向美国社会的边缘，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美国所抛弃。1996年，作为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已扩充了“严重重罪”（aggravated felonies）名单，在同一年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和有效死刑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还扩大了强制驱逐出境的类别。有了这些法律，那些没有美国公民权的合法永久居民如果被判犯有“严重重罪”，即使他们已经服刑，也可以被驱逐出境。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加紧努力清除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迫使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接受被驱逐者。

　　到2010年，超过200名柬埔寨裔美国人在这些强制性法规下被驱逐回柬埔寨，包括毛索这样的毒贩。这些法律也清扫了如卢恩·伦（Louen Lun）这样的人。他在十几岁时和一个朋友的争吵中，在塔科马（Tacoma）购物中心朝空中开了一枪。伦因袭击罪被捕，并在县监狱服刑11个月。他在获释后，成了模范公民。他找到了一份工作，组建了一个家庭，申请入籍。但当他在2002年出现在西雅图移民局时，他因为先前的犯罪而在新法律之下被捕。

　　大约有2 000人在等待被驱逐出境，几乎没有任何上诉机会，也不会顾及他们的模范行为、在美国居住时间的长短，以及家人的联系，包括拥有美国公民权的孩子的状况。大多数被遣返者是男性，他们在1979年和1980年同其家人一起逃离柬埔寨，当时还是小孩，并没有对柬埔寨的记忆。许多人不会说高棉语，在柬埔寨没有家人，也不了解他们的家人竭尽所能要逃脱的国家。他们来到一个没有充分准备帮助新来者的国家。他们离开了家人，包括那些在柬埔寨可怕的情况下让他们活下来的母亲，以及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返回柬埔寨。这些“流亡美国人”的分离是永久的，因为美国法律禁止他们重新进入美国。

　　尽管有确切的事实证明，亚洲裔美国人具有多样性，有突出的贫困、失业和低就业率，一些族裔群体的教育水平也很低，但“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仍然存在。一些社会学家指出了这种刻板印象对亚裔美国人和美国种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历史学家富兰克林·小渡（Franklin Odo）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鼓励亚裔美国人在没有抱怨的情况下，忍受当代的种族歧视，并拥有超越其他美国人所需要的勇敢，提供忠诚的服务。”他解释说，这也让美国人普遍对美国持久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社会学家丽萨·帕克（Lisa Sun-Hee Park）发现，模范少数族裔神话不仅在延续亚裔美国人的边缘地位方面持续发挥着作用，而且还阻碍了第二代人社会进步的转变。音乐家威杰·耶尔（Vijay Iyer）进一步指出：享有特权和默默无闻的亚裔美国人，成了他们接受美国持续不平等的“共谋者”。

　　另一些人则指出，美国人对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族裔的持续庆祝，掩盖了一种新种族主义的增长，这种种族主义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文化”而不是“种族”已经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词，它用来解释不同的、经常是有关优劣的相关理念。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是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文化。这种思路有两种错误。首先，这些观点往往忽略了诸如移民法律等制度因素，这些因素会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和那些具有技术技能的人。职业阶层的地位和家庭团聚是目前亚洲人移民美国最常见的两种途径。这意味着，在移入美国之前，他们已经有了很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是会带来稳定高收入的工作签证）。对其他人来说，已经在美国的亲戚可以帮助提供经济资本和个人资源，帮助他们移民，并在新土地上取得成功。亚裔美国人作为模范少数族裔融入美国现有的种族等级制度，也在他们所涉入的社区、学校和社会资源类型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如人类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所解释的那样，亚洲人在住房方面面临的歧视更少，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生活在有良好公立学校的地区，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他们的孩子在学业上获得成功。

　　其次，成功和失败的文化解释与我们谈论种族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将文化视为不变的、可继承的特质，决定了智力、道德和能力。一些文化，比如亚洲的文化，被认为是优越的，而另一些文化则被认为不足以与美国文化相抗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裔美国人和他们所谓的传统亚洲文化与非裔美国人对比竞争，后者的家庭和文化被认为功能不全。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权威人士将拉美裔人口的增长作为不适宜文化的一个例子。例如，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声称，“西班牙裔的特征”，比如“对家庭以外的人不信任，缺乏主动性、自力更生和雄心”，不仅拖了拉美裔美国人的后腿，而且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给美国带来了深刻的“西班牙裔挑战”。新的种族主义者不只是像亨廷顿这样诋毁特定的文化。他们也把一些人（像亚裔美国人）作为模范，与其他人进行令人生厌的比较，来解释美国某些群体的成就差距、贫困和犯罪等严重问题。种族主义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已不一样。然而，这种新的种族主义仍然具有破坏性和分裂性。

　　虽然大多数媒体关于亚裔美国人崛起的言论都植根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但塑造亚裔美国人地位的国际背景同样重要。就像过去一样，亚裔美国人继续与亚洲联系在一起，同美国与亚洲各国不断变化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媒体制造的联系不同于移民自身所维持的跨国联系。相反，亚裔美国人被认为是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他们会带给这片土地与他们祖先带给这片土地相同的威胁。

　　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Japan Inc .）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汽车和电子产品，与美国低迷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底特律，这座曾经骄傲的汽车之都，其汽车工人却发现自己失业了。日本汽车、日本汽车工人和日本汽车工业，被认为是美国汽车工业和工人的灾难。在这种背景下，旧的反亚裔种族主义重新浮出水面，包括对所有亚洲人一视同仁，视亚裔美国人为亚洲相关国家的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连串的仇恨犯罪——包括谋杀、恐吓和其他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地针对亚裔美国人。1982年，美籍华裔工程师陈果仁（Vincent Chin）在他的单身派对上被杀，这成为这一趋势的标志性事件。

　　冲突开始于底特律的一个酒吧，在那里，陈果仁与罗纳德·埃本斯（Ronald Ebens）及其继子迈克尔·尼茨（Michael Nitz）发生争执。事情逐步升级，然后两个美国白人汽车工人追着陈果仁，用棒球棒打他。埃本斯和尼茨声称，陈的死是意外，并认罪过失杀人。但目击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动机。埃本斯是一名汽车工厂的工头，他叫陈“日本佬”，并大声喊道：“就是因为你们这帮狗日的，我们才失业了！”当埃本斯和尼茨被判三年缓刑和3 800美元的罚款，却不用在监狱服刑时，一个亚裔美国人激进主义（activism）和政治觉醒的重要新阶段开始了。对许多人来说，陈的遭遇代表了双重悲剧：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被谋杀，以及一个没有严惩凶手的刑事司法体制。

　　民权活动家和记者海伦·齐亚（Helen Zia）是聚集在当地一家牛排馆讨论采取可能行动的人之一。最初是鼎沸的公众愤怒和失望。她回忆说：“突然之间，那些忍受了一辈子被羞辱对待的人开始怀疑，他们对苦难的沉默，可能并不是一种美德。”

　　华人社区第一个组织起来，但不久之后，日本裔美国人、韩国裔美国人、菲律宾裔美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也加入进来，并形成第一个大规模泛亚裔美国人和跨种族运动，呼吁人们注意仇恨亚裔美国人的犯罪。在“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American Citizens for Justice）的名义下，这个多种族活动组织致力于展示这场杀戮所基于种族的动机。他们还必须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和司法系统，即美国的亚裔美国人——这些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确实可能成为严重歧视的受害者。1983年，“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代表陈果仁提起民事诉讼，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埃本斯和尼茨侵犯了陈果仁的公民权利。在1984年的审判结束时，联邦陪审团认定埃本斯有罪，并宣布尼茨无罪，但在上诉时这一判决被推翻。1987年，终审判决宣告无罪。

　　结果让人非常失望，电影制作人克里斯蒂娜·蔡（Christine Choy）和芮妮·塔金—佩纳（Renee Tajima-Peña）尖锐地批评这个案件缺乏公正，她在其著名的同名纪录片中问道，“是谁杀害了陈果仁？”埃本斯和尼茨确实杀害了陈果仁，但美国种族主义和将亚裔美国人视为具有威胁的外来者的一贯刻板印象，也同样杀害了陈果仁。

　　图45.1983年底特律陈果仁抗议。

　　到了90年代，另一个亚洲国家也在崛起。随着1989年苏联的解体，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且可能会与美国匹敌。与此同时，正在去工业化的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陷入衰退，后又在21世纪初再次陷入衰退。中国现在被视为美国重要的商业伙伴和危险的竞争对手。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和《致命中国》让人担心中国将颠覆美国的霸权，有些人甚至将中国的崛起描述成对美国自内至外的全面威胁。

　　图46.李文和，约2001年。

　　和过去一样，华裔美国人发现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他们被视为危险的外国人而不是完全具备资格的美国公民。这发生在无数的日常互动中，也发生在备受瞩目的调查、暴力行为和政府机构的歧视性种族图景中。例如，有许多华裔美国人科学家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间谍活动。航空航天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被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监视，他们被毫无道理地指控将情报传递给中国人。最让人震惊且错误的指控是李文和（Wen Ho Lee）案。李文和是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科研人员。这位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美国物理学家在1999年接受调查，当时《纽约时报》怀疑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卷入向中国转让核弹头技术。源于种族背景以及获取武器信息的渠道，美国情报官员很快就把重点放在了李文和身上。李被关进监狱，并被单独监禁200多天。经过长达5年的深入调查，美国政府没有发现其从事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而负责李文和案的新墨西哥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也公开正式道歉。

　　亚裔美国人地位的上升和亚洲的崛起，也与媒体大力地报道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2011年出版的畅销家庭回忆录《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有关。蔡美儿描述她从中国移民父母那里学来严格的“中国”方式，将她的孩子成功培养进入常春藤盟校，而“虎妈”形象则是专横、严厉、成功导向的亚裔美国人妈妈，这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象征。《华尔街日报》刊登了该书的一段摘录，其标题颇具煽动性：“为什么中国母亲更优秀”。该文继续建议道，“中国的父母培养出这些典型的成功孩子（他们是数学神童和音乐神童）”，是通过拒绝宽容、美国式的玩乐时间和睡眠，同时灌输严格的纪律和实践体制来实现的。

　　一些评论人士称赞蔡美儿在她的孩子和“亚洲人的成功之道”中灌输了很高的期望和辛勤的工作，而其他人则对蔡美儿的作品强化中美文化截然不同的刻板印象而感到沮丧。一位母亲兼记者王启华（Frances Kai-Hwa Wang）对《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表示：“说‘这是我特别的育儿方式，要么接受，要么放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是一回事。但这篇文章说的是，‘中国人就是这么做的’——这意味着我们都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打破种族刻板印象，然而在类似这种事件之后，一切又都付诸东流。”许多评论人士还担心，蔡美儿的书反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将会进一步激起媒体和国会中已经出现的反华言论。学者米切尔·张（Mitchell Chang）解释说，蔡美儿对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的重述，“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一种支持亚洲人是正统治着当前世界……的黄祸这一危险说法”。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和五角大楼（Pentagon）遭到恐怖袭击，这突显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另一场针对某些亚裔美国人的敌视。对于在北美的南亚人来说，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带来了新一轮的反移民情绪、种族定性，加强了政府的审查、驱逐和仇恨犯罪。在寻找肇事者的过程中，整个中东、南亚和穆斯林移民社区都易受到攻击，他们被指控为恐怖分子、潜在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同情者。新的“伊斯兰危机”话语是在战争期间寻找移民替罪羊的一种模式，“二战”期间日本裔美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穆斯林和其他移民团体也感受到了类似影响。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天内，执法人员逮捕了1 200多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被证实与恐怖主义有所关联。美国认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的支持国，向国外输出恐怖主义，因而具有国家安全威胁，将近40%的被拘留者被认为是巴基斯坦国民。就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移民的男性领导人被拘留一样，穆斯林男子也开始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中消失。通常在公众不甚知情的情况下，穆斯林男性被大规模驱逐。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的数据显示，在“9·11”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针对穆斯林、中东和南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1600%，这些犯罪包括谋杀、摧毁财产、肢体暴力和骚扰等。在超过半数涉及南亚人的事件中，信仰锡克教的男性戴着他们的独特头巾成为易被攻击的目标。2001年9月15日，亚利桑那州梅萨市（Mesa）加油站的锡克教老板巴尔比尔·辛格·索迪（Balbir Singh Sodhi），被一名自称是美国“爱国者”的人杀害，他认为索迪对这场恐怖袭击负有责任。一名出生于巴基斯坦的杂货商在得克萨斯州被杀，一名埃及出生的商人在洛杉矶也同样被杀。清真寺遭到袭击，商店遭到破坏。作为最新移民威胁的种族主义，将穆斯林和看上去像穆斯林的人与恐怖分子混为一谈，南亚人发现自己受到了严密审查和侵扰。从9月11日到9月17日，媒体组织报道了近650起偏见事件。在“9·11”事件发生后的8周内，被报道的种族暴力事件达1 000多起，其中包括19起谋杀，对宗教场所的袭击，以及对个人的恐吓和骚扰。

　　全球反恐战争与美国的移民控制有直接联系，美国政府在袭击发生后短短几个月内就对移民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虽然没有通过任何一项正式的立法限制来自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滋生地的国家的移民，但对移民，尤其是已经在美国的移民的重大新控制，作为其他法律的一部分而设立。移民政策被修正，以跟踪、控制和拘留涉嫌恐怖活动的移民或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移民。被拘留者认为这是侵犯了公民自由和人权，以及对人权的滥用。

　　2002年6月，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提出新的司法部条例，要求来自25个国家的男人——其中24个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需要在移民与归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留下指纹、拍照、移民登记。这一措施类似于1892年的格尔瑞法（Geary Act），该法要求中国劳工向美国联邦政府登记，用司法部长的话说，这是对恐怖分子的“关键防线”。批评人士称，所谓的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制度项目，将种族定性和暂停移民的公民自由制度化。美国政府官员自己也公开质疑该计划的好处。在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8.3万多名移民中，只有6人被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进一步调查。有近1.3万人被发现在没有适当移民证件的情况下待在美国。

　　尽管南亚裔美国人在1965年《移民法》的新条款规定下获得繁荣发展，如学者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所解释的，他们在美国是一种被接受的“见习状态”，然而“9·11”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新的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更加激烈的诋毁中，这种恐怖主义被媒体所推动和传播，一种普遍的怀疑、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导致日常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南亚裔美国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并为此付出代价。在“9·11”事件发生10多年后，锡克教仍然是极端种族暴力的目标，就像2012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奥克克里克（Oak Creek）发生的枪击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6名锡克教美国人死亡，1名出勤的警察严重受伤。

　　在美国的南亚人反应各不相同。一些人自愿离开这个国家，以避免因美国对移民的强烈反对而导致拘留和驱逐的真正威胁。到2003年3月，超过2 100名美国的巴基斯坦人申请在加拿大的政治避难。此后的10年里，巴基斯坦回返者的人数估计超过10万。其他人则组织起来提供社区援助和法律援助，并为受新政策影响的人争取公民权利。像亚美法律援助处（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和教育基金这样的法律组织，代表了学校管理者基于穆斯林形象的种族、族裔和宗教特征，以及同伴骚扰的年轻受害者。为了实践学者桑奈纳·玛雅（Sunaina Maira）所说的“异议公民”（dissenting citizenship），许多美国穆斯林青年尤其反对在“9·11”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爆发的强烈的反穆斯林声浪，并批评将全球反恐战争与国内对移民的战争联系起来的做法。

　　“9·11”事件后的政策对亚裔美国人的影响突显出，一些亚裔美国人从模范少数族裔转变为可疑危险的移民威胁的速度之快。这也揭示了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包容性是何等脆弱。在21世纪早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处于矛盾的地位。亚裔美国人在经济、学术和政治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仍然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变化和政治斗争的影响。维贾伊·普拉沙德评论说：“国际关系的瘴气不断干扰我们的生活。”因为美国在亚洲和中东地区对恐怖主义的干预，导致一些亚裔美国人社区和其他社区在美国遭受不公正对待和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了具有威胁的外国人，而不是美国社会的成员。这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历的一种模式，也是华裔美国人在冷战期间所经历的。对一些人来说，备受吹捧的“亚裔美国人的崛起”似乎更多的是神话而非现实。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