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穿越边境与边境执法:非法的亚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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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穿越边境与边境执法:非法的亚洲移民
1918年,美国邮政总局和美国移民局联合实施的一次突击行动,破获了一个将非法日本移民通过美墨边境带入美国的复杂计划。邮政局截获了一个名叫中川(Nakagawa)的人写的信,信中向一位陌生的朋友描述了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一种新方式”。由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君子协定》禁止日本劳工移民,中川首先指示他的朋友直接去墨西哥,或借道阿根廷或秘鲁,然后去墨西哥。他写道:“之后,你可以进入美国。”信中还包括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示出一条从萨利纳克鲁斯(Salina Cruz)到阿卡普尔科,再到加利西哥(Calexico),然后抵达亚利桑那州尤马(Yuma)的路线。
在地图上特定的地理标志旁边,有精心手写的实用标记和忠告:
·上岸后,你向东走到布莱克希尔(Black Hill)。然后沿着公路往北走。如果你被士兵俘虏,让他们带你走,但是当你从墨西卡利(Mexicali)开始走了一天之后,你给他们大约5美元,就能自由。
·如果你幸运地来到这个湖边,可以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该地的北面有许多日本人的棉花种植园。
·食物:携带4罐牛奶和一些面包。你必须注意水,因为沙漠里没有水。
·有些人会去诺加利斯(Nogales)。但有时他们会被当地人杀死。所以你最好避开那条路。 注释标题 翻译的信件包含在F. W. Berkshire, Supervising Inspector, Mexican Border District, to Commissioner-General of Immigration, August 27, 1918, File 54270/1, INS Subject Correspondence,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排斥亚洲人的法律有效地限制了移民,但到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方面,也是世界上许多家庭的生活方式。美国梦一直激励着移民,包括穿越美加、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美国政府试图保护其北部和南部边境,制订出该国第一个边境安全政策并付诸实施。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杜绝亚洲非法移民。相反,亚洲移民将他们的努力方向转向其他地点,并采用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作为第一批被排除在美国之外的移民,亚洲人也成为第一批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排外法律颇另人意外,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将亚洲移民排除在美国之外的努力与对移民劳工的急迫需求、移民寻求入境的强烈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的法律限制了移民,但在执行方面的差距却为非法移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以及高额收益)。因为政府统计数字只记录了穿越边境时被抓的移民数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亚洲移民在没有准入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政府官方估计,从1882年到1920年,有17 300名中国移民通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后门进入美国。另有消息称,在1910年至1920年间,有2.7万名中国人和日本移民非法进入美国。更多的记录显示,亚洲非法移民入境的范围包括了所有可能进入该国的入境点,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北部和南部边境、墨西哥湾沿岸,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地点。
由于美国试图控制非法移民,边境检查站和边境警卫出现在以前无人看守的地区。而那些站在边境线错误一边的移民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第一批亚洲非法移民很可能是中国铁路工人,他们已经合法地进入美国,但后来往北到加拿大修筑太平洋铁路。1882年,当《排华法》在美国通过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边境以北。因为他们在法案通过时没有居住在美国,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劳工的身份证明,而这种证明可以使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劳工返回美国。这些工人做了之后许多其他人做的事情:越过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达6400千米的边境,成为非法移民。
在19世纪后期,广袤无垠且无人看守的边界,使潜入美国成为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因为轮船经常往返于香港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港口(如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之间,美加边境为移民进入美国提供了第一个方便的后门。事实证明,加拿大的中国人头税(1885年设立),并未成为移民进入美国的有力障碍,在美国排华法律颁布后,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数量实际上增加了。
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在温哥华—普吉特湾地区已经形成的偷渡路线,进入美国的费用在19世纪90年代是23~60美元不等,10年后增加到300美元。其他受欢迎的入境点都在东北边境沿线。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移民可以在温哥华登陆,乘火车穿越全国到东部,然后进入美国。在1909年,一位记者在布法罗发现,每周有2~4名中国人被带进这座城市,每人支付的费用是200~600美元不等。这些中国人通常之后会被带到波士顿和纽约。
跨越边境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1906年,移民局报告了一则以悲剧结局的越境事件。一名中国移民被藏在一辆装满冰的加拿大火车里,从安大略省的温莎(Windsor)到底特律。这趟旅程通常是短暂的,一旦火车越过边境,移民就应该从车上下来。不幸的是,一场暴风雪延误了火车,他被冻死了。在布法罗,发生了另一场悲剧:10名试图穿越伊利湖的中国人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风暴,他们的船撞在湖堤上,其中6人溺亡。
到1923年,加拿大通过一项更为彻底的排华法案,但对于任何愿意并且能够支付加拿大人头税的中国移民来说,跨越加美边境仍然是进入美国最简单的方式。这一跨越边境的移民潮,促使一位俄勒冈州的杂志编辑抱怨,来自加拿大的“漏网的华人”越来越多。他写道:“加拿大得到的是钱,而我们得到的是中国佬。”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也开始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1902年,中国和墨西哥之间开通定期的蒸汽船航行,使进入墨西哥的中国移民数量增长。许多中国人留在墨西哥定居,也有或许更多的人,最终试图进入美国。美国政府估计,80%抵达墨西哥海港的中国人最终依靠墨西哥导游的帮助或全凭自己到达美墨边境。华人越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埃尔帕索市(El Paso)尤其被称为“走私华人的温床”。据巡查华人的官员克利福德·帕金斯(Clifford Perkins)说,中国人“藏在火车上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地方:在装有货物的盒子里,在被共犯租来的包厢里,甚至藏在太平洋水果快递公司(Pacific Fruit Express)隔热冷藏车两边装冰的管道里,无论管道是否结冰”。1907年,美国移民督察马库斯·布劳恩(Marcus Braun)被迫承认,沿墨西哥边境存在一种“可悲的情况”,尽管官员们“保持警惕”,但无法阻止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两年后,移民局局长的表述略有不同:“一名中国人显然愿意经历任何困难或折磨,冒任何风险,或支付任何一笔钱……来非法享用美国令人垂涎的生活和工作特权。”
就像美国的排华法律引发中国非法移民穿越美加和美墨边境一样,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政策对日本移民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1900年,日本政府开始只给学生和商人发放可以赴美的护照。此外,1908年的《君子协定》还使日本劳工阶层直接移民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不可能。此外,罗斯福总统下达行政命令,禁止来自墨西哥、加拿大的二次移民,夏威夷也有效地禁止了来自这些地方的合法移民。如果日本劳工想要进入美国,他们只能在没有准入证的情况下非法为之。
先前往加拿大,然后穿越边境进入美国是一个选择。美国移民检查员查尔斯·巴布科克(Charles Babcock)从华盛顿州的布莱恩(Blaine)报告称,该地区“对那些想要穿越边境的人来说是最有利的”。在布莱恩以东所谓的边境公路上,有良好的步道通向南北,其间茂密的森林地区在越境者休息时,都提供了“极好的掩护”。一些通往南部贝灵汉的道路清楚地表明,“渴望走这条路的日本人会发现这么走很容易……且无须向导来给他们指路”。
加拿大日本移民的增加是边境两国主要考虑的问题。美国移民局官员指控说,美国的轮船公司把维多利亚作为以向美国移民为目的的日本移民的“卸货场”。此外,英属哥伦比亚的居民对进入该国的“成群结队的日本人”产生了一定的恐慌。报纸上的文章报道着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官员们却无力阻止。
就在美国政府官员开始了解日本人穿越美加边境的行为时,美墨边境出现了更大的问题。移民督察马库斯·布劳恩于1907年被派去调查这一情况,并发回一份关于边境失控的报告。自1905年以来,已有超过1万名日本人从墨西哥“进入”美国,但布劳恩注意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墨西哥共和国,日本人不超过1 000人。”一些数据部分证实了他的观点。从1901年到1907年,10 956名日本人进入墨西哥。但在1909年,只有2 465人仍居住在这个国家。同一时期日本政府的文件也证实:“数百名日本人分散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一边,并等待穿越边境的机会。”另一些人观察到,日本移民“穿越太平洋,越过沙漠和墨西哥山区,最终目的都是要到达美国”。
日本人使用的是中国人最先开发的路线和策略。一些人携带护照进入墨西哥,并与墨西哥矿主签订劳动合同,但很快就抛弃这些工作,移民到美国。例如,在1906年抵达墨西哥的日下部伝五(Dengo Kusakabe)预定要在煤矿工作,但当火车前往目的地时,他跳了下来。他尽其所能地迅速跑远,但还是被逮捕,被带到矿区。之后,逃离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日下部解释说:“煤矿公司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向那些试图逃跑的日本人开枪射击。”煤矿老板不断地告诉日下部和他的日本同胞:“即使你逃跑了,也无法到达美国,因为在山里有巨大的蛇和猛兽,你会被活活吃掉。”尽管有这些危险,日下部和一群日本工人还是在一天晚上偷偷溜出矿区,沿着铁路逃跑。当地的墨西哥人给他们指路,并给他们提供食物。在此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其他正在逃离墨西哥前往美国的日本人。最终,他们在得克萨斯州的鹰隘口(Eagle Pass)进入美国。
一些日本人带着有效护照进入墨西哥,然后立即孤身一人或组成小群体穿越边境。斋滕福平(Fukuhei Saito)曾描述说,他和一群劳工是如何于1906年在萨利纳克鲁斯登陆,向北出发穿越一个长满仙人掌的地区,被“数不清的棘剌”刺痛。他们晚上从农场偷蔬菜,用空罐子或瓶子接雨水喝。当没有雨水时,他们喝蹄印里的积水。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想在不被抓到的情况下进入美国。”他们这样走了两个星期,然后也从鹰隘口进入了美国。
亚洲非法移民是一项大生意。限制移民的国家移民政策与仍依赖移民劳工的国家和全球经济之间的脱节,创造了一种有利可图的地下业务,即处理人们在绝望之中的移民梦想。蒸汽船公司和劳务公司要么是串通一气,要么是积极地引导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亚洲移民还得到一个高度复杂、跨国界、跨种族的非法移民中介、向导和共犯网络的帮助。例如,抵达墨西哥的中国和日本移民,经常与已经在美国的亲戚和朋友联系,亲友们提供金钱、方位、地图、汉英或日英词典,以加快他们的旅程。
亚洲非法移民也有赖于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国籍的人的协助,他们在一起工作,有时还形成共同的纽带。例如,在1914年,一大批以协助和唆使非法中国人进入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南加州的人被逮捕,其中包括盎格鲁人、中国人和西班牙人。
许多参与该业务的人都是长期走私鸦片、酒或其他违禁物品的走私者。其他人也利用他们的职业或所处的边境地点从非法移民的生意中获利。在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海湾(Bay St. Louis)的一个“希腊人团伙”把中国人带到墨西哥,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商店和工厂里。在太平洋西北部,一个名叫昆托·马里亚诺(Quinto Mariano)的意大利人向中国移民收取50美元的费用,保证他们安全进入华盛顿州。一位前美国陆军地图测量师被发现销售美国定制的美墨边境地图给中国移民及其向导。1908年,一项政府调查发现,前厄尔巴索(El Paso)警察局长爱德华·M.芬克(Edward M. Fink)是厄尔巴索“一个走私团伙的头目”,他向寻求安全入境的中国人每人收取100美元的费用。
移民们还依靠经验丰富的向导,引导他们穿越危险和陌生地带。“加拿大第一民族”(Canada's First Nations)的成员在整个美国北部边境引导中国人从加拿大进入美国。墨西哥人是南部边境沿线的主要向导,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协作。1910年,厄尔巴索的一名中国商人马兵(Mar Been)率先雇用两名墨西哥妇女,帮助来自华瑞兹市(Juarez)的中国移民。他还与圣达菲(Santa Fe)铁路的一名“黑人”火车制动员达成协议,后者为换取金钱,将火车停在墨西哥的蒙托亚(Montoya),并“把中国男孩装进卧铺车里”。
在美国边境地区的亚洲非法移民也引起了频繁的种族交叉:亚洲人试图通过假扮其他种族的成员“通过”边境而不被查出来。1904年,《布法罗时报》(Buffalo Times)报道称,白人“走私者”经常把中国人伪装成印第安人。他们穿着“印第安人的服装”,带着一篮子黄樟(sassafras),从加拿大越过边境来到美国,没有引起怀疑。在南部边境,中国人把自己伪装成墨西哥人,剪掉自己的辫子,穿着墨西哥服装,甚至学几句西班牙语,尤其是“Yo soy mexicano”(我是墨西哥人)。在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中国人甚至把自己伪装成非裔美国人。
中国、日本和南亚移民在美墨频繁的跨种族互动,有时会形成共同的理解和合作。一名墨西哥农场经理就帮助了藤田三代治(MiyojiFujita)以及他的5名同伴。在他们被困在沙漠里危在旦夕时,农场经理找到了一名医生救治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宿,直到他们能够继续向北赶路。“多谢墨西哥人……他们救了我的命!”藤田多年后回忆道。1915年,23名日本人、3名中国人和35名南亚人将他们的资源凑到一起,在锡那罗亚(Sinaloa)的马萨特兰(Mazatlan)租了一艘小商船,朝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北部的圣斐利贝(San Felipe)和墨西卡利(Mexicali)进发。当船到达圣斐利贝时,他们分开了。南亚人和中国人向北开始沙漠中的长途跋涉。日本人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同胞。一个星期后,他们也跟随船友进入沙漠。他们在出发后的第三天,偶然发现了几具南亚朋友的尸体。这些人因在沙漠中脱水而死亡。日本人返回到圣斐利贝,路上失去了7名同伴。在商议下一步该做什么时,日本人与剩下的14名南亚人重聚,并分享食物和药品。然后,他们一起雇用墨西哥向导,再次进入沙漠。在走了10天之后,这群人终于抵达了墨西卡利。
但在非法移民的地下业务中建立的跨种族联盟可能很脆弱。墨西哥人中一些人是著名的线人,是美国移民局的雇员,甚至是美国法庭的证人,他们并不总是愿意帮助亚洲移民。尽管有共同的困境,但并不是所有亚洲人都满足于得到同等的待遇。尤其是日本人,试图将自己与其他亚洲人区分开来。他们希望得到像欧洲移民一样的待遇,在美国移民官员那里享受到更好的待遇和特权。
早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边境安全问题,并对亚洲非法移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第一次调查是由移民督察马库斯·布劳恩进行的,他的上级指示他要“不遗余力”。布劳恩1907年的多卷报告,连同照片和其他证据,成为美国接下来数年边境政策的蓝图,包括他对非法移民走私者工作的描述,这些人使用的安全屋,及其使用的策略。他的调查包括许多非法的欧洲和中东移民,他们试图逃避美国移民法,而这些法律禁止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人移民美国,但他报告的重点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非法移民。他热切地呼吁要在边境沿线“永远保持警惕”。
这首先意味着地面上要有一些巡逻人员。在1902年,只有66名美国边境检查人员(美国边境巡逻队直到1924年才正式成立),大部分都在北部边境。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16,仍主要是在沿加拿大边境。到1907年,墨西哥边境上设有9个检查站,检查人员驻扎在铁路越界的每一个地方。两年后,美国移民局有300名官员和其他雇员在北部和南部边境工作。即使有了这些改进,边境仍然有许多漏洞,容易通行。划艇虽可以巡视格兰德河,但马路、小径、高速公路和山路依然没有人看守。移民督察马库斯·布劳恩称,墨西哥边境是“一个玩笑,一个虚伪的嘲笑”。边境执法也变得更加集中。1907年,美国移民局创建了一个名为“墨西哥边境管区”的新行政部门,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为了证明中国移民在设立南部边境执法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个雇来管理新墨西哥地区的专员是弗兰克·W. 伯克希尔(Frank W . Berkshire),他曾在纽约和美加边境监督华人。
美国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劝导加拿大和墨西哥与其配合,以确保美国国家边界的安全。对加拿大,美国能够利用边界外交手段实现其意图;对墨西哥,它将一种单边的边界治安管理制度化。两者都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边境管制的帝国主义性质。在北部边境,美国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其协助执行美国移民法,同时强烈鼓励其北方邻国采纳与美国目标更相符的中国移民法。加拿大轮船公司和铁路公司与美国移民局局长商定的“加拿大协议”,允许美国移民检查人员在抵达加拿大的轮船和加拿大国土边界的指定地点执行美国移民法。到1923年,加拿大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移民的控制方式,使其更加接近美国的法律。
美国政府也试图将美国的移民政策输出到墨西哥,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长期的边境冲突导致了不同的边境政策。因为墨西哥几乎没有联邦移民法规,所以美国无法简单地像在加拿大一样,把自己的移民政策延伸到一个已经存在的移民框架上。尽管墨西哥由波菲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iaz)统治,但墨西哥也鼓励外国移民,并没有多少限制。此外,墨西哥官员——已经对美国在这个国家影响力的日益增长持谨慎态度——更不愿意如加拿大的同行那样帮助美国移民官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非法移民是一个美国问题,而不是墨西哥问题。他们还拒绝批准美国官方代表在墨西哥境内实施针对试图穿越边境的中国移民的诱捕行动,他们也不允许墨西哥检查人员或警察在执行美国移民政策方面进行配合。
与北部的边境外交和合作不同,南部边境通过警察执法和威慑对中国移民关闭。边境移民官员的首要任务是阻止非法移民入境,并逮捕那些在穿越边境时被抓获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在墨西哥和美国境内建立三管齐下的监视系统,在边境地区巡逻,并在美国境内实施突击检查、逮捕和驱逐出境。
美国政府依靠移民局官员、火车售票员、领事官员、墨西哥人、原住民和美国线人的庞大网络,追踪中国移民在墨西哥的活动,并观察他们试图穿越边境的任何动作。移民检查员开始检查列车,并质询所有中国乘客。美国还大大增加南部边境的移民检查人员的数量和职责,并建立第一支边境巡逻队,以防止中国移民,以及后来的其他移民进入美国。
最后,移民局制定了一项“有力的政策”,对在美国被怀疑为非法移民的人进行突击搜查、逮捕和驱逐出境。1906年,移民局局长弗兰克·萨金特(Frank Sargent)在声明中说:“让大家都知道,即使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成为那些秘密进入美国者的安全避风港。”俗称“中国人捕手”(Chinese catchers)的特殊人员,被指派去寻找和逮捕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人因在非法情况下进入美国而被逮捕的人数急剧上升。1899年,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和被驱逐出境的中国人的人数比例是100︰4;5年后,这一数据增加到100︰61。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使用更先进的设备来追捕非法移民及其同伙。从1914年开始,美国移民局发起了一项积极的行动,以确定和逮捕可疑人员。1914年,移民局长自豪地报告说,有75名“协助华人入境的走私犯”和超过400名中国移民被逮捕。美国移民法的改变促进了这项工作。1917年的移民法使蛇头要遭受2 000美元的罚款和5年监禁。根据1924年移民法,任何人运输非法移民要遭受1 000美元罚款;根据这一法律,如果船员跳船,其船长也会被罚款1 000美元。美国移民局也开始使用两艘巡逻艇在加利福尼亚与墨西哥海岸线巡逻,这样就增加了他们巡逻速度和半径,以逮捕更多的非法移民。1917年,美国海军加入边境安全行动,接管了巡逻艇。
美国边境执法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日本移民立刻注意到这一点。日本人川本伸次(Shinji Kawamoto)在1907年因试图携带非法日本移民从墨西哥越境而被捕,他说,过去的生意要简单得多,但现在“法律似乎更严格了”。然而,国家边境执法仅仅是重新指向非法移民。随着一些过境点的巡逻变得更加频繁,移民及其代理人和向导开始使用更迂回和复杂的路线进入美国。许多策略涉及虚假文件、伪造身份和长途线路。
例如,在沿加州和亚利桑那州边境附近巡逻的人员数量增加后,中国人从拥挤地区转向更偏远的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内陆入境点。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海湾也成为进入美国的新后门,中国人被藏在古巴的水果船上,一旦船只靠岸,他们就消失在佛罗里达的某个地方。到1910年代,驻牙买加(Jamaica)的美国外交官们注意到,该岛也成为一个“方便的踏脚石,可以由此进入其他不需要这些移民的国家”。
除了寻找更复杂的长途线路进入美国之外,亚洲移民在伪造文件的非法市场的帮助下,也更多地使用欺骗手段。1903年,移民局的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越过边境,然后以欺诈的方式申请美国国籍。伪造文件和虚假声明在日本移民中也很常见。一些在1907年之前进入美国的日本人拥有美国政府颁发的人头税收据,显示他们进入美国是合法的。在美国行政命令禁止在夏威夷、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日本人进入美国大陆之后,这些人头税收据成为在黑市利润丰厚的商品。1907年,一名移民检查员懊恼地承认,这些收据是“那些非法入境者最方便的保障”。
一个特别复杂的方案会涉及非法入境的口岸、墨西哥向导、伪造的人头税收据和协助的美国政府雇员。1908年初,4名日本移民在丹佛因涉嫌非法进入美国而被捕。随后的调查使警察进入埃尔帕索,并越过边境到达华瑞兹(Juarez)。超过12名目击证人,包括日本移民、特工、移民官员、铁路官员、埃尔帕索警察、餐馆老板和服务员,最终都接受了与此案有关的讯问。当调查结束时,一名日本代理人在埃尔帕索下狱,12名日本移民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美国移民局在埃尔帕索的白人日语翻译失踪,一名美国移民检查员也被解职。
长途路线和精心设计的非法移民计划的增加,揭示出移民如何迅速学会适应美国政府的边境政策,并采取他们自己的新策略;这一模式也反映了此后数年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特点。特别移民检查员罗杰·奥唐纳(Roger O’Donnell)在1914年的国会做证时表示,墨西哥队的检查人员“尽可能保持警惕”,昼夜工作。然而,仍然有“几百千米的地方没有人检查,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派往那里”。北部边境也是如此。此外,新的移民限制也指向其他移民群体,包括1917年扫盲条款和1921年移民配额法限制了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而欧洲和中东移民通过边境进入美国的数量急剧增加。此前曾协助中国人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代理人,现在将目光投向了其他移民。
到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埃廷格(Patrick Eittnger)解释说,美国官员“应该顺应时势,针对非法移民建立一种作为威慑的边境,而非作为障碍的边境”,不管这些非法移民是来自亚洲、墨西哥,还是欧洲。美国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在1927年承认,即使美国政府将军队部署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们;即便我们有海军在水域边疆,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们。哪怕在河流、沙漠、山脉和海岸上建造长达14 500千米的中国长城,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1924年,美国政府建立美国边境巡逻队(U.S. Border Patrol),这距美国在美墨边境部署军队和建立隔离墙又近了一步。今天,寻求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是美国边境安全活动的主要目标。但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美国边境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排斥亚洲移民的时代。
随着美国加强边境安全的努力,其他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在其边境内留下了无法解决的亚洲移民问题。墨西哥地方和联邦政府颁布法律,以解决不受欢迎的中国移民问题,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反华情绪到达一个危急的顶点。1930年,墨西哥政府的一份报告认为亚洲移民在“入侵一个被征服的国家”(una invasión como en país conquistado)。
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政策也影响了墨西哥对中国移民新的反应。20世纪30年代,有100万墨西哥人从美国被强行遣返,墨西哥呼吁对中国人采取同样的措施。墨西哥反华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允许对友好国家的移民实施驱逐行为……那么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将这种带有偏见的手段施向中国人以解放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将所有那些无法证明在我国属合法居住的外国人赶出这个国家,就像美国对我国的国民所做的那样。”
在索诺拉州(Sonora)“逐出中国人”的呼吁下,总督(Governor)弗朗西斯科·埃利亚斯(Francisco Elias)做出了回应。他呼吁严格执行现行的反华法律,包括一项新的联邦法律,该法要求商业企业中至少90%的员工是土生墨西哥人。中国人如果不遵守,则面临罚款和强制停业。当在索诺拉州的中国人的抗议不能改变法律时,他们于1931年开始离开。
一些人搬到了墨西哥的其他地方,其他人则试图返回中国。索诺拉州的治安维持会(vigilante groups)把剩下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用卡车运到墨美边境。墨西哥官员还强迫中国人在没有准入文件的情况下越过墨美边境线,进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的监视范围。1931年10月,新当选的索诺拉州州长鲁道夫·卡莱斯(Rodolfo Calles,总统之子)发布了两份针对中国人社区的命令。一是命令当地官员逮捕任何试图重新开业的中国商人;二是惩罚中国—墨西哥的跨种族婚姻,因为这违反了已经存在的反种族通婚法。
然后驱逐开始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估计有2万中国人被索诺拉州和其他临近诸州强行驱逐,如锡那罗亚州(Sinaloa)和纳亚里特州(Nayarit)。由于中国人被迫离开家园,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并在旅途中一直受到骚扰,来到美国—墨西哥边境时,他们的处境非常凄惨。据报道,墨西哥官员对即将离开墨西哥的中国人进行了最后一次侮辱,要求他们支付50比索的出境费用。1931年9月,所有来自索诺拉州的中国居民都被驱逐出境;州长卡莱斯满意地宣布,解决“中国问题”的“20年痛苦战役”终于获得了胜利。
正如美国移民局长所描述的,墨西哥正在试图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将负担转移到美国,因为从墨西哥被驱逐的中国人,成为“最令人头疼且开支巨大”的问题。起初,美国边境官员推测,被驱逐的中国人可以被赋予政治难民身份,并在美国被短暂拘留后,迅速返回中国。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移民有足够资金来实现这一安排。就像美国政府所意识到的,大多数索诺拉州的中国人无法支付他们从边境到旧金山的旅费,也无法支付回中国的蒸汽船票。他们只是停留在边境的另一边,使诺加利斯(Nogales)、道格拉斯(Douglas)、比斯比(Bisbee)和图森(Tucson)的监狱人满为患。在旧金山的天使岛移民站,拘留营也挤满了来自墨西哥的中国难民。
在驱逐行动开始几个月后,美国仍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随着反华运动转移到墨西哥其他诸州,被驱逐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持续增加。1932年3月,美国报纸报道说,在本月底之前,预计还有1 000名中国人将穿越边境入美。5个月后,美国移民局官员报告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中国难民在边界线被捕,并被安置在拘留营,直到他们被遣返回中国。住房和路费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从1931年9月到1933年6月,被驱逐出埃尔帕索地区的中国难民人数为3 523人,其花费约为46.6万美元。
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人送回墨西哥,但发现这“不可能”。移民局长和劳工部长在年度报告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1933年,移民局长抱怨由于驱逐所导致的移民局“令人生畏的花费”,是一个无法承担的财政重负。他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甚至并不是美国的问题。“把这些偷渡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是一项巨大的花费,但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个责任我们不得不承担,转移那些人实际上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负担。”
被驱逐的华裔墨西哥人对他们的困境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首广东民歌描述了华裔墨西哥人被夹在两个敌视国家间的无助和绝望。
待在家中无希望,
百般思量远涉墨西哥他乡。
仇恨偏见夺走几多财产与性命。
无法待更久长——
偷偷越境去往美利坚,
但撞上了一个拿书扔我的严厉移民局的官员
命我驱我返中国。 注释标题 Horn, Songs of Gold Mountain, 89.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