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三部分

　　战争世界的亚裔美国

　　10.“军事需要”：“二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转移

　　内田淑子（Yoshiko Uchida）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日本的炸弹落向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她和家人在午餐时间收听收音机时，听到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天晚上，她作为第一代移民、在一家日本公司任经理的父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列为“外来的敌人”。最终，他被送到蒙大拿州米苏拉（Missoula）的一个营地。1942年春天，内田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被告知必须在10天内离开其在伯克利的家。美国政府把内田一家标注为13453号家庭。内田一家匆忙地处理好各种事务，卖掉或储藏他们的财产，送走心爱的狗，准备被“重新安置”到位于加州圣布鲁诺一个跑马农场改建的坦弗兰（Tanforan）“安置中心”。从那里，他们又被送到犹他州的托帕兹（Topaz）营地，内田在铁丝网中度过了战争时期。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有12.5万名日本人居住在美国大陆。其中超过80%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在加拿大，有2.3万名日本居民，其中95%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英属哥伦比亚。在这两个国家中，日本人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1940年，秘鲁有1.75万名日本人。许多人生活在城市里，尤其是首都利马，他们也只占秘鲁总人口的一小部分。

　　当日本的炸弹落在夏威夷，1941年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时，在美国的日本人开始受到严密监视，他们的生活也因之发生彻底改变。12万名日本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同内田淑子一样的美国公民——因为政府所谓“军事需要”而迁离西海岸的家园。出于国家安全考虑，2.2万名日裔加拿大人同样被命令离开英属哥伦比亚，并被送往加拿大政府所谓的“内陆住房中心”（Interior Housing Centres），这些中心建在国家内陆的“鬼城”和农场中。超过2 100名日裔秘鲁人和其他日裔拉丁美洲人被逮捕，并被送到美国，作为“外来的敌人”被监禁于集中营。日裔美国人、日裔加拿大人和日裔拉丁美洲人并没有被单独指控犯有叛国罪或破坏罪，而是以在战争期间保证国家和半球安全的名义被集体判处监禁。他们唯一的罪名是其日本血统。

　　在美国加入战争前的几年，日裔美国人就受到政府不断加强的监视。《1940年外国人登记法》（1940 Alien Registration Act）要求所有年满14岁的外国居民每年向联邦政府登记，并录入指纹。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和联邦调查局都收集了日本人社区的信息，并列出可能从事潜在破坏活动人的名单。“破坏性活动”的定义非常宽泛，涵盖大多数日本人社区组织和任何与日本政府的联系，哪怕这种联系微不足道。例如，领导文化或援助组织的移民、日本语教师和佛教人员，都被列入三份联邦调查局的外来敌人“嫌疑犯”总清单中，这些人在战时被转移和限制。到1941年，这些名单已经准备好，为外国人设计的营地也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肯定的是，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其在美国的领事馆成功地安插间谍。还有19名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充当日本的间谍而被捕。这些人都是白人。日本政府成功地通过一些有地位的记者和学者传播亲日消息，一些日本移民公开捍卫并庆祝日本帝国在亚洲的胜利，包括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但是，历史学家格雷格·罗宾逊（Greg Robinson）认为，这种情绪“绝不意味着他们会援助日本军队对抗自己的国家”。

　　美国政府的两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对美国极为忠诚。海军情报官员肯尼思·林格尔（Kenneth Ringle）调查了南加州的日本人社区，并在1941年正式得出结论认为，“超过90%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和75%的第一代移民完全忠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秘密指派柯蒂斯·B.芒森（Curtis B. Munson），调查西海岸和夏威夷日本人群体的忠诚，他向总统简洁地汇报说：“没有日本人问题。”如果允许第一代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他们将会很迫切地提交申请。他发现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不包括那些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人）有90%～98%忠诚于美国，并且“非常急切地渴望展现这种忠诚”。尽管有这些报道，但美国的一支军队仍在实施一些计划，其中的部分计划在珍珠港遭遇袭击数十年前就已存在，即在爆发战争时大规模地转移日裔美国人。

　　同样，在加拿大，对日裔加拿大人是否真正忠诚的怀疑，导致政府采取行动将他们隔离，并加强对其的监视。早在1921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局（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的局长就要求调查日裔加拿大人中的间谍。一旦加拿大在1939年9月参战，对轴心国的恐惧就会增加。在1940年，总理麦肯齐·金指定英属哥伦比亚东方特别委员会来揭露日裔加拿大人的破坏行为。1941年1月，渥太华政府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正式禁止日裔加拿大人服兵役。两个月后，政府还对所有日裔加拿大人提出登记身份的要求。

　　这些行动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北美采取的大规模安全行动的一部分。从1937年开始，加拿大和美国开始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联盟，以便加强太平洋沿岸的防御。空军基地沿着边境修建，从英属哥伦比亚到阿拉斯加被称为“阿拉斯加高速”的军事公路修建完成。1940年，加拿大—美国永久联合防御局（Canada-United States Permanent Joint Board of Defense）成立，准备为北美大陆和西半球北部地区进行防御。该委员会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军官和文官组成［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任文官主席］。美国对委员会的影响巨大，其建议也能总体上反映出美国的优先权。正是在这里，委员们讨论了作为加拿大和美国共同“问题”的日本居民。在美国和加拿大军队参谋长最初的几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如果与日本开战拘禁日本人的必要性。这些战前对话为战时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美国的政策似乎证明了战争期间加拿大政策的合理性。

　　美国在与加拿大就北美的防御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在组织拉丁美洲国家围绕类似西半球集体防御的问题展开讨论。经济援助、外交压力和“西半球观念”将美洲定义为“文化统一、意识形态独特、政治上优越”的全球最受美国保护的区域，并提升和证明了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增加的正当性。1938年，在由美国组织、在利马召开的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在遭遇外部攻击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该决议被称为《利马宣言》（Declaration of Lima），其中还包括一项条款，该条款禁止赋予特定族裔群体和其他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外国人权利。尽管该宣言的目标是德国，但它为在战争期间拉美合作驱逐和监禁日裔秘鲁人奠定了基础。这些战前的讨论是在预期与日本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1941年12月7日的事件爆发的方式，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

　　1941年12月7日早上近8点，日本飞行员突然袭击珍珠港的美国军事基地以及夏威夷瓦胡岛的军用机场。袭击持续不到两小时。21艘军舰沉没或受损，其中包括8艘战列舰。188架飞机被毁。2 403人死亡，其中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船员就达1 177人；还有1 178名军人和平民受伤。在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本军队在马来半岛、香港、威克岛和中途岛以及菲律宾群岛的突袭也取得显著胜利。美国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敌人。

　　当美国人竭力应对珍珠港袭击事件，并向日本宣战时，日裔美国人担心他们的生活将永远改变。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在夏威夷的家人正准备去教堂。他做完家务，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梳头发。“突然，广播中断了音乐，传来广播员的声音，他开始大喊，‘珍珠港被炸了！’他尖叫着……‘真的，日本人在轰炸珍珠港！’”井上回忆道。井上的家人走到街上，转过头去望着珍珠港。井上回忆说：“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到天空中的黑烟。”“突然，三架战斗轰炸机，飞过珍珠港后在空中盘旋……飞机是带红点的珍珠色。”偷袭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井上的生活。当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在那一刻已经到了尽头”。他解释说：“因为很明显，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长得像我一样。”他知道珍珠港事件后的生活将会大不同，但究竟会怎样，他还不得而知。

　　在袭击发生后仅数小时，美国政府即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措施。在夏威夷，美国宪法被暂时停止实施，确立了军事管制制度。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成了“外来的敌人”。袭击发生几小时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开始逮捕那些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人。在48小时内，1 291名日本人（其中367人在夏威夷，924人在美国大陆）被捕。根据政府在战前准备的名单，个人或因为其社区领袖的身份，或依据其与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往的联系而被逮捕。到1942年2月16日，共有2 192名日本人被关押在美国司法部的营房中。

　　此外，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所有外来敌人的银行账户。日本人拥有的约2 750万美元的商业企业和不动产被移交给政府。日本人和其他外来敌人也被勒令交出其短波收音机和照相机。很多家庭争相隐匿或销毁任何将他们与日本联系在一起的财物，包括珍贵的传家宝和书籍、信件、私人文件和商业记录。

　　这些逮捕和其他官方行动给日裔美国人造成了许多困难。被捕的人大多为男性一家之主和社区领袖，他们将在战争期间一直被拘禁。其余的家人则挣扎求生，社区群龙无首。大多数被逮捕的日本人都是因关联而获罪，而并非存在任何确凿的证据。然而，对大约3万名外来敌人（其中2万名是日本人）的处置，确实遵循了国际法所规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但随后政府针对所有西海岸日本人的行动就不是这样了。这些日裔美国人是“未经审判的囚犯”，由于其族裔身份在这一战时侵犯人权的暴行中被强制流放和监禁。

　　在这种令人恐惧的气氛下，美国官员很快便指责日裔美国人在夏威夷协助和支持敌人。在突袭发生后的几天内，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在罗斯福总统的特别指派下巡视珍珠港的残迹。巡视回来后，诺克斯告诉记者，这次成功的袭击是“整个战争中‘第五纵队’最有效的杰作”。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诺克斯仍然向总统重复了他的指控。如此高官莫须有的指控，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数十年种族主义的产物，这些指控证实了许多人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日裔美国人不值得信任。

　　陆军中将约翰·L.德威特（John L. DeWi）成为新成立的西部防卫司令部（Western Defense Command）的负责人，承担整个西海岸的防卫。德威特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于12月11日就任，担负起自己的职责，且深知失败的代价。沃尔特·C.肖特（Walter C. Short）将军和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基梅尔（Husband E. Kimmel）因未能有效防御珍珠港而被解除在夏威夷的指挥权。德威特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他“不会成为第二个肖特将军”。

　　德威特还相信，在美国的日本人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在1942年1月给美国司法部长助理詹姆斯·罗（James Rowe）的信中写道：“我对他们的忠诚没有任何信心。”五周之后，他向作战部长亨利·L.斯廷森（Henry L. Stimson）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种族问题。他写道：“种族关联不会因移民而断绝，日本种族是一个敌对种族。”因此，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仍然在“大体上是……潜在的敌人”。一年后，他向国会委员会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他是否是美国公民没什么区别，他仍然是日本人。”第二天，他更加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毫不奇怪，德威特所看到的“危险”无处不在，他还倾向于相信捕风捉影、耸人听闻的谣言。例如，德威特断言有“数百份报告”，内容是日裔美国人正在向西海岸外的敌方水面舰艇和潜艇发送光信号和非法无线电。然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报告称，这些谣言“无一例外……是毫无根据的”。德威特的同事约瑟夫·J.史迪威（Joseph J. Stilwell）少将无法掩饰对德威特的厌恶。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威特“不去相信一些基本常识，反而对所有谬论深信不疑”。

　　早在1941年12月中旬，德威特就提出大规模迁移和监禁有日本血统的人。当被问及事实根据时，他却没有任何日裔美国人搞破坏的确切证据。德威特后来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正是迄今为止没有破坏发生的事实才让人不安，因为这预示着这种行动即将发生。”由于受整体偏见的影响，多数美国人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

　　日裔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周内都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在美国的一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仍然坚信其美国公民身份会起到保护作用。其他人则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和不平等地位。对于15岁的黑濑亚纪子（Akiko Kurose）来说，两种感觉同时涌现出来。12月7日，她刚从教堂回来，就听到珍珠港被袭的消息。“我父亲说：‘天哪，麻烦要来了。’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日本刚刚轰炸了珍珠港。’他又说：‘我们正在和日本交战。’但是，我想：‘这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困扰呢？’你知道，我是一个美国人。”然而，当亚纪子第二天去上学时，一位老师站到她面前说：“你们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这让她大吃一惊。“突然间，我的日本特征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敏感……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别人地位平等的美国人。”

　　日裔美国人努力保护自己的社区免受攻击。日裔美国人的报纸宣称他们对美国的忠诚，一些团体流动展示他们对美国战争事业的支持。一些人甚至转向采取政治行动，组织起来反对迁移。他们找到为数不多的盟友，包括作家凯里·麦克威廉斯、歌手和活动家保罗·罗宾逊（Paul Robeson），他们愿意代表日本裔美国人发言。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在与流行的反日情绪的抗争中，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随着来自太平洋的消息逐渐抵达美国，种族主义的狂热情绪也在加剧。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领导下的美军被迫撤离马尼拉，并撤退到巴丹半岛。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处境似乎越来越危险。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J.罗伯茨（Owen J. Roberts）凭借一份关于珍珠港袭击事件的调查报告，加入公众的呼声中。罗伯茨总结说，灾难发生的原因是，夏威夷的军事指挥官没有做好准备。但他也重复了一项错误的指控，即日裔美国人的“第五纵队”曾协助了袭击者。在罗伯茨的报告之后，转移日本人的协调行动开始。1942年1月27日，德威特将军对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Culbert Olson）说：“由于这份报告，在任何日裔美国人周围的加利福尼亚人都不再感到安全。”他要求采取军事行动，以转移整个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并得到加州司法部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支持。关于迁移的建议逐渐在全美扩散。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公众、政客和军事官员都呼吁采取行动，以应对日裔美国人可能造成的威胁。像《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这样的西海岸报纸用煽动性甚至荒谬的标题来激起反日情绪：“日本船闪过信息海岸”“日本人种的番茄上的帽子指向空军基地”“日本人和相机在海湾城（Bay City）被控制”。个人向当选的官员发出一连串的可怕警告。1942年1月16日，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农民（后成为演员）利奥·卡里略（Leo Carrillo）质问利兰·福特（Leland Ford）议员：“为什么要等到他们有所行动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每个农舍都坐落在某个战略高地上……我谨代表加州人民，强烈要求你在安全问题上立即展开行动。”

　　西奥多·苏斯·盖泽尔（Theodor Seuss Geisel），又称“苏斯博士”，根据日裔美国人“第五纵队”的特征绘制了一幅名为《等待来自祖国的信号》的漫画，刊登在纽约的《PM杂志》（PM Magazine）上。在画中，一条长长的、一望无际的清一色日本男性队伍源源不断地穿过太平洋西北岸，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一栋写着“光荣的第五纵队”的建筑。在那里，他们收到标有“TNT”字样的包裹。在大楼的顶部，另一位日本人用望远镜眺望太平洋，等待日本发出袭击美国的命令。战争期间制作的海报也运用种族偏见来传达日本和德国带来的危险。

　　到1月底，支持转移和大规模监禁日本人的声音在太平洋海岸回荡。在《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发表的一篇社论中，美国联合通讯记者亨利·麦克勒莫尔（Henry McLemore）争辩说：“这是战争！不要担心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当时，在西部沿海地区，公众的愤怒和仇恨正在蔓延，麦克勒莫尔继续说：“把他们赶到一起，把他们赶走，给他们荒地的屋子。让他们忍受困难、痛苦、饥饿，乃至在死亡线上挣扎。”麦克勒莫尔承认，这可能会导致“对80%或90%的加州日本人不公的苦难”。但是，他相信剩下的10%或20%的人“有能力对美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问题上，麦克勒莫尔认为，后者需要优先考虑。“如果让100万无辜的日本人感到不快，就能阻止一个诡计多端的日本人使一个美国男孩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就让这100万无辜者受苦。”他的种族主义立场很明显：“就我个人而言，我讨厌所有日本人。”

　　图30.《等待来自祖国的信号》，刊登于《PM杂志》，1942年2月13日。

　　图31.“注意！我们的家园正处于危险中！我们的工作是：让他们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报上，有一名日本士兵和希特勒手持武器爬上地球。

　　到1942年1月底，美国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宣布建立88个军事区域，所有这些区域的外来敌人都被勒令在26天内离开。公众压力继续要求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大规模迁移和监禁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这反映了许多人的观念，《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声称：“无论蛋是在哪里孵出来的，毒蛇依然是毒蛇。所以一名日裔美国人……会长成日本人，而不是美国人。”

　　到2月中旬，大规模迁移和监禁日裔美国人的政策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有影响力的美国联合通讯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岸上的第五纵队》的专栏文章，重申诺克斯部长关于日本移民和在美国出生的日裔美国人忠诚于日本的指控。李普曼写道：“太平洋海岸面临内外联合夹击的危险。”考虑到总统会担心在非大选年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来自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国会代表团给了罗斯福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在白宫内部，美国陆军部官员与司法部官员之间的一场论战即将爆发。陆军部官员主张大规模迁移和拘禁日裔美国人，司法部官员则试图保护日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例如，司法部长比德尔及其助手爱德华·恩尼斯（Adward Ennis）和詹姆斯·罗，坚决反对将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迁移出去。陆军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最初也反对大规模迁移，因为他认为这将形成“我们宪法体系中的一个巨大漏洞”。但来自西海岸的政客、媒体和军事顾问主张以“军事需要”为由迁移日本人的持续压力，最终改变了他的想法。斯廷森赞成大规模搬迁，比德尔也不再反对，随后总统下达行政命令。

　　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虽然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西海岸压力团体和美国军事官员，都在美国强行转移和监禁西海岸日本人的决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侵犯日裔美国公民权利的最终责任还得由罗斯福总统承担。在此过程中，他忽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和他亲自指派的调查人员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没有必要对日裔美国人进行大规模的迁移或监禁。

　　这一签署前并未提交国会的行政命令，指示陆军部长和其他军事指挥官规定特定的“任何人有权进入、停留或离开的军事区，应服从部长认为必要的任何限制”。这样就将相关责任与军队联系在一起，确立了“军事需要”的前提，允许政府在没有补偿、没有正当程序或证据的情况下，聚拢并驱逐整个社群。很明显，在仍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下的夏威夷，代理军事长官迪洛斯·埃蒙斯（Delos Emmons）认为，军事上没有必要强制将日本人从这些岛屿上赶走。在交通、农业和木工等重要行业，日本居民也占据其劳工的很大比例，他们的转移将会削弱经济。尽管如此，居住在夏威夷的1 504名日本人（979名外来者和525名美国公民）都被拘留，并被监禁在美国大陆的集中营中。而仍然留在岛上的日本人，在随后四年中也生活在严格的限制之下。

　　1942年1月和2月，加拿大也迅速地采取行动。几十年来，一直主张“从落基山脉到大海不得有日本人”政策的西海岸公民团体，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像美国一样，最终以“军事需要”的名义采取行动。到2月19日美国9066号行政令颁布的那一天，麦肯齐·金的内阁得出结论认为，类似的行动是必要的。事实上，金的当天日记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迁移日裔加拿大人。这样做将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但他接受了这个决定，并庆幸自己已经拥有“完全解决”的政策。

　　2月24日，内阁修正了加拿大国防法规。枢密院第1486号文件赋予政府广泛的紧急权力，允许司法部长“对受保护地区的任何人采取任何必要的安全措施”。该命令本身并不十分明晰，但其意图则很清楚。所有有日本血统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公民或非公民，都将从受保护地区迁走。大规模迁移和监禁已经合法化。

　　就在美国和加拿大将其战时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秘鲁和美国当局开始实施大规模的驱逐和监禁计划，从1942年4月到1945年4月，将大约1 800名日裔秘鲁人作为外来敌人送入美国。来自其他12个国家的日裔拉丁美洲人也被驱逐出他们的家园，并被关押在美国，但是来自秘鲁的日本人占所有来自拉丁美洲的日本人的80%。他们是战争中不幸的受害者。用历史学家C. 哈维·加德纳（C. Harvey Gardiner）的话说，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处于美国、秘鲁和日本仇恨三角之中的不幸之人”。秘鲁当局虽然积极合作，但正是美国策划、组织，并提供经费，强迫驱逐日裔秘鲁人离开他们的家园，通过美国船只转移到美国并被监禁。

　　许多因素促使了战时驱逐和监禁计划的实施。第一，美国和秘鲁政府都认为，在它们国内和其他地方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对国家和西半球安全构成了威胁。例如，像乔治·拉拉纳加（Jorge Larranaga）这样的秘鲁官员确信，日本帝国军队已经以移民劳工、用人和商人的名义潜入秘鲁，并在秘鲁的土地上为日本帝国展开间谍活动。

　　美国方面，美国大使馆官员约翰·K.埃默森（John K. Emmerson）对塑造美国政府的如下观念尤其重要，即“毫无疑问”，在秘鲁的日本人是“危险的”，“完全有组织的”，并将“暗中遵从他们领导人的指示”。在利马，埃默森说服他的上级相信，秘鲁的日本人群体带来了一个明确的“西半球防御问题”。他报告说，大约有3万名日裔秘鲁人没有被同化，并且“在情感上与他们的祖国联系在一起”。甚至移民二代也“对秘鲁缺乏同情”，且“不以身为秘鲁公民而骄傲”。他总结说，这些人将来可能会采取破坏行动。埃默森的观点逐渐成为美国对在秘鲁的日本人的看法和政策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很快就表示希望“尽快把这些人从秘鲁转移走”。

　　随着美国开始实施它强制大规模迁移、关押日裔美国人的计划，它也敦促拉美各国政府起而效之。1942年1月，所有美洲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通过新成立的联合“政治防卫紧急咨询委员会”（Emergency Advisory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Defense），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该委员会负责提出防御建议，并协调美洲各国应对轴心国破坏的政策。它在事实上等于在行使着美国特权。

　　问题是，美国官员不相信他们的南方同行能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42年报告说，秘鲁政府“对庞大的日本人群体并未施加有效的控制”。美国官员质疑秘鲁政府——由一群无法相互合作的“异质种族”构成——是否有能力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采取必要的行动。出于这些原因，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希望在驱逐和监禁的问题上“尽可能不受约束”，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这是为了所谓的“西半球防御的利益”。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相信整个地区的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

　　另一个导致日裔秘鲁人在美国被监禁的因素是：美国人希望获得足够的日本国民，作为在日本被捕的美国公民的潜在交换人质。一项紧急咨询委员会的决议，允许在战争期间拘留和驱逐“危险的轴心国特工和国民”，并在战争结束后将其遣返，作为“西半球安全”的必要保障。

　　秘鲁与美国合作成为促成日裔秘鲁人被驱逐和监禁的最后一个因素。在战争期间，秘鲁总统曼纽尔·普拉多（Manuel Prado）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和经费。在1942年5月访问美国期间，他通过美国对盟国的借贷协议，获得3 000万美元的贷款，这是对拉丁美洲国家最大的承诺。作为回报，秘鲁给予美国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利，并针对在秘鲁的日本人采取行动，为西半球的安全做出贡献。它冻结日本人资产，约束日本人的商业活动，限制日本人的行动自由，关闭日本语学校，解散日本人组织。在美国政府，包括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帮助下，秘鲁政府发起了驱逐日本人的行动。秘鲁官员利用美国情报，确立了一个由德国、日本、意大利血统或国籍人士拥有或经营的企业黑名单。这些企业受到抵制和（或）征用而没有补偿。正如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所承认的那样，黑名单的主要目标是在利马的日本企业主。

　　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危险轴心国民”的黑名单在秘鲁主要报纸上刊登。最终，许多类似名单被公布出来，就像美国和加拿大最初对第一代移居北美的日本人的围捕一样，目标人群包括族群领袖，比如教师、记者和日本移民组织的官员。部分最成功的日裔秘鲁人是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被称为“日本棉王”的冈田（Nikumatsu Okada）是1899年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日本人。他从普通工人崛起为香卡河谷（Chancay Valley）六个棉花大庄园的经理。尽管如此，他的财富和地位并没能为他提供多少保护。1942年6月15日，他被迫乘坐“肖尼号”战舰（SS Shawnee）离开秘鲁。

　　从1942年底开始到1943年，日本人开始被随意逮捕，不再需要公开的名单。大多数日本企业被勒令停业，其中许多被出售。秘鲁政府禁止日本人在其居住的城镇外自由旅行，禁止日本人使用电话和短波收音机，禁止他们获得打猎、捕鱼或持有枪支的许可。

　　在黑名单公布后，日裔秘鲁人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谁的名字会出现在名单上？他们及其家人会发生什么？日本移民教师东出诚一（Seiichi Higashide）的名字，出现在其位于秘鲁南部的家乡伊卡（Ica）最早列出的一批名单中，他就需要面对并应付这些问题。东出解释说：“我没有犯任何罪，没有参加日本政府的任何宣传活动，当然，我更没有从事间谍活动或地下活动。”尽管如此，作为当地日本人协会的领导人，他仍然被确定为与日本有联系的可疑人士。

　　一些日裔秘鲁人为了躲避逮捕而藏匿起来。他们跑进丛林、深山，或者在城里隐姓埋名。阿特·柴山（Art Shibayama）的家人住在卡亚俄（Callao），他记得“每当有美国运输船驶进卡亚俄港时，消息就传开了……家里的父亲或户主就要躲起来”。柴山的父亲设法逃过侦察一段时间，但在多次搜查失败之后，秘鲁警方逮捕了他的妻子，并将她关进监狱，迫使其从藏身之处现身。柴山解释说：“我父亲了解这一情况后，就舍身从躲藏处出来了。”这一家庭被勒令在一周内做好准备，然后他们被装在美军运输船“古巴号”（Cuba）上驱逐出境。

　　1942年3月，东出诚一收到驱逐令。他拒绝离开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就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大洞，安置一张小床、小桌子和一盏灯躲在里面。他的女儿埃尔莎·工藤（Elsa Kudo）回忆道：“每当有可疑的人走进商店时，他就会躲到里面。”到1944年1月，他已成功地隐藏了一年，当时有五名侦探出现在他的家里，“依据美国的命令”将他送进了监狱。东出首先被送到利马的一个肮脏恶心的监狱里。两周后，他被勒令乘坐美国货船离开。日本囚犯被手持装有刺刀的步枪的美军士兵押送着走上舷梯。

　　从1942年4月到1944年10月，由美国政府经营的四艘船将日裔秘鲁人和其他日裔拉丁美洲人运送到美国。就像日裔美国人一样，这些拉丁美洲的被驱逐者没有任何间谍、破坏或颠覆活动罪行的犯罪指控，也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听证会。第一艘船装载的是上了公开名单的人。在1942年4月5日驶出卡亚俄的“埃托林号”（Etolin）船上，约90%的乘客来自利马—卡亚俄地区。他们的年龄从19岁到64岁不等，平均在秘鲁居住14年。他们是商人、教师、农民、学生、餐馆老板、服务员和理发师。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作为“自愿被拘留者”，同他们已经被带到美国的丈夫和父亲团聚。最后一艘搭载日本被驱逐者从拉丁美洲驶往美国的船是“弗雷德里克·C.约翰逊号”（Frederick C. Johnson），它于1944年10月驶离秘鲁。

　　总共有12个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秘鲁——将轴心国的国民驱逐到美国。其中包括来自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和秘鲁的2 118名日本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84%）来自秘鲁，包括已归化或本土出生的秘鲁公民。1 024名日裔拉丁美洲人被其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有1 094人作为家属跟随他们。美国和日本的战俘交换中，包含超过900名日裔拉丁美洲人。其余的日裔拉丁美洲人在战争期间在美国移民和归化局管理的特别营地中，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就被监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估计有40万有日本血统的人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战争期间，日本人在美洲的经历各不相同。古巴将其全部日本人囚禁在松树岛（Isle of Pines）的监狱中，但智利和阿根廷都没有将日本人监禁起来。巴拿马和墨西哥是西半球第一批将日本人群体强制流放到特定地区的国家。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仅墨西哥在战争期间大规模地强迫日本人迁移，主要是针对墨西哥城这类城市。

　　在美洲拥有最多日本人的巴西，对大约25万日本人（约占巴西人口的6%）进行了限制。总统格图里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政府逮捕并拘留了日本社区的领导人，并冻结了其银行账户。1943年7月，大约4 000名日本人，包括大约1 000个家庭，被强行从桑托斯（Santos）和圣保罗地区转移到沿海的巴拉那瓜（Paranagu）。这种强制搬迁比北美和拉丁美洲其他强迫迁移的时间要晚得多，且比例也要小得多。

　　像墨西哥和巴西等国所采取的行动影响了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但社区中大多数仍然保持原样。相较之下，加拿大和美国强迫迁移和监禁了几乎其国内全部日本人，12万日裔美国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不到美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监禁在全国各地的营地中，其规模是全美洲最大的。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